笛卡尔一生与女性交往甚少,在屈指可数的女性朋友中,他与伊丽莎白公主的关系很是特殊,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是那个时代的典范。
17世纪是个理性的时代,人们的感情刚从千年黑暗的时代苏醒过来,理性在与宗教的斗争中似乎也在争夺着人的感情控制权。社会在分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分化,就连文化也有宫廷和市民、高雅和粗俗等的区别。对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来说,不但要着妆得体、举止优雅,而且最好还“有一点点哀怨,有一点点忧伤,有一点点遐想,有一点点深刻”。然后与有情人鸿雁传情,玩一些躲躲藏藏的小游戏,做一场浪漫骑士的白日梦。如果有兴,还可以不着边际地、懒懒散散地谈些宗教、哲学、人生等问题。
那时候,通信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人们往往通过通信人的名望和地位就可以判断出收信人的情况。所以,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就有了些附庸风雅的闲人,也有了追逐名人的少男少女。
笛卡尔就特别喜欢这类有才情的女性。在笛卡尔一生接触比较深的四个女性中,海伦是他的真正意义上的情妇,但由于仆人身份,笛卡尔很少在别人面前提及她,所以我们对海伦的情况也就不得而知。笛卡尔钟情的第二个女性就是乌特勒支大学的女学者斯丘尔曼斯,她是个语言天才,能熟练掌握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在学术方面也很有见地。笛卡尔当时有意接近她,并希望与其建立通信联系。可是由于斯丘尔曼斯当时正热衷于宗教研究和批判,对笛卡尔的意思没有反应,笛卡尔也就知趣地退缩了。那种意念也就一闪而过。
伊丽莎白公主是笛卡尔钟爱的第三个女性,也是交往最持久、最稳定的一位(另一位就是瑞典女王克丽斯丁娜),两人的交往大多是以书信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她促使笛卡尔对现实的人的灵魂和精神的关注。《激情论》就是他们交往的直接产物。
伊丽莎白公主原是波希米亚(即现在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国王的长女,他们的家族在30年战争初期,在新教和天主教的战争中被废除,从此,全家人自1627年起就一直作为王室的流亡者住在海牙。如果不是这些变故,她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伊丽莎白公主是位聪明好学、涵养颇深的女孩,由于家中的变故和命运的不幸,再加之她在王室的特殊身份,这些东西使她过早地失去了年青人的轻松和快乐。她的心情很忧郁,也很迷惘,她是看了笛卡尔的《方法谈》和《沉思集》后,开始写信向笛卡尔讨教有关身心相通问题的。信是通过熟人转来的。当时笛卡尔正与乌特勒支大学的神学教授们争论的不可开交。回到家里,能与这位历经沧桑的少女通信,回答她提出的各种问题,对笛卡尔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调剂。笛卡尔还是很认真、很投入地对待这件事的,渐渐地随着通信的增多,彼此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
不过,我们可不要指望从中生发出太多的浪漫故事。在那个时代,凭伊丽莎白的身份和笛卡尔的处世准则,他们之间只是处在神交的层面上。笛卡尔,这位个子不高、容貌不美、体质也不好的贵族,正以他渊博的知识、敏感的气质和如清水般纯净的心灵,去尽心医治伊丽莎白公主那颗受伤的心灵。
在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上,笛卡尔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给伊丽莎白公主做了解释。伊丽莎白也回信感谢笛卡尔的帮助,使她从中学到了许多在她的老师那里学不到的东西。她也提出了一些困惑,而这些也是笛卡尔身心关系中不易说明白的地方。她希望笛卡尔能在这方面有更精道的建树。至于她个人,伊丽莎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身处她的位置,真话听不到多少,赞扬中更多的是奉承,她希望能与笛卡尔真诚相待,是真正的知心朋友。至于笛卡尔劝她研究点学术问题,伊丽莎白认为,她虽然喜欢思考,但生活没给她更多的闲暇时间。对自己来说她非常乐意从事科研活动,也喜欢形而上学的东西,但她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和耐心完成这些工作,她更不能像笛卡尔那样把哲学和数学协调得那么好。
为了鼓励伊丽莎白公主,1644年8月,笛卡尔特地把一项经自己题词的科学奖项授予给她。虽然这其中也不乏奉承的成分,但对获奖者来说,的确是一份惊喜和兴奋。笛卡尔希望这种真诚的交流、彼此的信任和支持能渐渐消除伊丽莎白心中的冷漠,使她能够真正找到她这个年龄的人所应有的东西。友谊的力量是巨大的,两颗孤独的心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伊丽莎白更是感动,她似乎找到了可以倾诉和依靠的力量之塔,她希望笛卡尔能在以后的生活中给她更多的支持、理解和帮助,因为在她的周围太缺少这样真诚而纯粹的人了。笛卡尔的智慧不一定能使她摆脱现实的困境,但却可以使她的心灵进入纯真、美好的精神世界,她由此有了更多的思考,有了更多的困惑,也有了更大的进步。
1645年春天,伊丽莎白公主患上了热咳病,又逢家产被抄,公主的病情更加恶化。笛卡尔知道后心里非常焦急。他当时正在埃格蒙德的寓所里,他本想动身前往公主的驻地为其诊断,但顾虑公主身边的医生也就作罢。他写信给公主,认为这种病是由于慢性热和心情忧伤引起的,他帮助伊丽莎白公主分析了眼前的种种不幸,希望她能用自己的理性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爱恨的感情随意发泄,这样就有利于她的病情早早痊愈。不幸对个人有时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不能靠运气而应该用理智去战胜不幸。至于来世,那不过是取悦于我们的戏剧,不管它是喜剧还是悲剧。公主复信时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对他不去驻地看望表示理解。她说她需要安静和休息,医生劝她最好能到外地进行一个月的温泉浴治疗。
公主明白,她的病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心病还需心来医。她需要更大的毅力来抵制来自外界的种种压力,她需要静下心来思考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公主抱怨,迪格比的著作虽然有趣,但并不能使她感到信服和满意,而手头的哲学著作却怎么也读不懂。于是,她委托一个忠诚的牧师捎信给笛卡尔,希望他能抽空写些评论性东西给她看。
公主的信写得很感人,也很率直,连她自己都觉得违背了以往的原则——不能让非仁慈人破译。可能是因为牵涉到个人隐私,公主要求笛卡尔看过后即刻烧毁。笛卡尔看过信后,不知是珍惜还是感动,总之他并没完全按公主的指示去办,而是在烧毁前又偷偷地誊写了一遍。这虽给后人留下了研究资料,但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尊重的。
笛卡尔以他小时的例子告诫公主,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话,自己的疾病需要自己来克服,自己的幸福需要自己来争取。这种哲理性的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让公主从她习惯的想象、情感中摆脱出来,完全按笛卡尔的理性判断事物,谈何容易!他曾向公主推荐塞涅卡的《论幸福生活》等作品,希望公主能从这些通俗的人生教程读本中得到启迪。塞涅卡认为“真正的幸福是摆脱了忧虑,理解我们对神灵和人类的责任,享受当前之乐,无任何忧虑地依靠未来,不以希望和恐惧自娱,而对我们所有的非常充足的东西感到满意。”“一个聪明的人总是幸福的,因为他使自己服从理性,依靠目的而不是依靠感情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他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希望所没有的东西;他在怀疑中小心谨慎,在成功时有节制,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创造各种最好的条件,改进一切机会,使它们为他的命运服务。”公主来信指出,塞涅卡所写的东西好是好,但毕竟是难以做到的,即便一个人努力,在生活中也是难以成功的。她不大相信塞涅卡的理论。为了解决公主内心的疑虑和困惑,笛卡尔决定尝试着自己写这方面的东西,并取名为《激情论》,也算是给公主开出的心理疗方。
由于写作目的和读者对象比较明确,这本书是笛卡尔所写的书中最接近现实生活的一本。他以其哲学中的身心二元论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人的灵魂中的情感和欲望。
人在本质上是思维的东西,但又与肉体相结合,灵魂居住在人脑中的松果腺里,并通过动物精气与肉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关系。灵魂分知和欲两部分,二者都是人的本能,知是人的认知活动。所谓激情,是指人的“灵魂的知觉、感受或者情感,它们都与灵魂有特定的关联,被动物精神的某种运动所引起、保持、加强”。激情是灵魂和肉体相结合的产物,它在灵魂中表现为激情的东西,在肉体中表现为活动。激情有6种基本的形式:惊奇、爱、恨、欲望、快乐和忧愁。激情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与灵魂和肉体都有关系,所以它的存在是合理的。激情与理性很矛盾,理性总是试图控制人的激情,这是人的优点;而理性往往又很难控制住激情,这又是人的弱点。激情虽然无好坏,但激情在不同条件下对人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人的理性清楚对人的各种作用,所以,人的激情的发挥应该接受理性的指导。只有在理性指导下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上帝赋予了人自由的意志,但只有它与人的理性相结合时才是自由的,如果它在人的理智之外,它就是盲目的,而盲目的判断则是一切错误的根源。
惊奇是某种罕见的、非凡的东西出现时,由于动物精神和激情的作用而在我们心灵引起的震撼。惊奇有三个因素:(1)是要有罕见、非凡的东西的出现;(2)它触动了我们的动物精神;(3)激情强化了我们心灵对它的凝神思索。惊奇无善恶好坏,但却有利于强化我们的认知。
爱是灵魂与对象的自愿结合,憎是灵魂与对象的有意避开,两者都由动物精神的运动引起的,又都是靠意志的自由选择引导的。爱是个人与对象的整合,恨是与对象的分离。爱如果在物欲层次上,那它就是一种欲望和占有,但爱如果是在仁慈的层面上,它就升华为欣赏和奉献。这是纯粹的爱,如父母对儿女的爱。
渴望是动物精神对灵魂的搅动,使它更希望趋近令人惬意的东西。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好人胜利、美的东西长存、善行得到好报、一份努力就有一份收获等。当我们有这种渴望时,就说明我们的内心有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明确观念和态度。
快乐是由于人拥有善而在灵魂中引起的一种惬意的感情。人首先拥有善,我们的理智清楚明白地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善,对善的印象在大脑的松果腺处刺激动物精神,从而使我们产生惬意。忧愁与邪恶相伴,当人感到自己拥有某种邪恶而又难以从中摆脱,或者大脑的印象与灵魂中呈现的某物极不符合时,人就产生某种焦虑不安,就苦闷沮丧。
上述分析,是笛卡尔对人的心理现象的揭示,由于过于拘泥于他的二元论和唯理论的哲学思想,使原本统一的心理现象被人为地、生硬地分开了,这就必然存在某种模式化、教条化痕迹。另一方面,他的情绪与血液循环的关系又为研究心理学的物质基础提供了科学的假设。不过,研究心理学,解释各种心理现象,在笛卡尔这本书中的研究中只是一个过渡的环节,他最终是要归结到伦理学上,也就是说,笛卡尔最终是要告诉我们,人们怎样生活,或者说,什么样的生活对人来说才是合理的。
伦理学是与人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是人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按笛卡尔的思想看,它可以不一定是真的,但它一定是善的,它应该不与人的本性、人的心理和生理现象相悖逆,他应该更有利于个人和他人更好地、更幸福地生活。为此,笛卡尔制定了如下几条理论原则:
第一,服从当地的法律和习俗,遵守传统的宗教信仰,随从较缓和、中庸的意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遵纪守法,入乡随俗,不走极端。前两项实际上是尊重的问题,后一项是方法问题。在笛卡尔看来,尊重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激情,是由动物精神运动引起的灵魂的一种倾向。既然灵魂对它有倾向,那就一定对人有价值的,应该是好的、惬意的。与尊重相对的是鄙视。尊重和鄙视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自尊和自卑。人必须首先自尊,才能懂得尊重别人,因为你与别人是平等的,你所拥有的别人也该有,你所鄙视的别人也不喜欢。由于人的活动受自由意志决定,而上帝赋予了我们同样的权力,这就意味着人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时有着个人独特的方面,只要他不危及他人的利益和同样权力的行使,他就应该受到尊重。所以,这样的尊重也是一种宽容。当然,宽容也不是无原则的,更不是无限的,他是建立在尊重人的善良意志的前提上。
第二,人在行为的实践上,应当尽可能地贯彻始终,坚决奉行已接受的意见。即便这是个非常让人怀疑的意见,但既然接受了它,也不应该轻易抛弃。注意,笛卡尔这里讲坚持,是已经进入操作系统后,它是建立在事前的仔细的分析和清醒判断的基础上的。在实践中,未来的结果还不可能出现,既然我们事前已对结果进行了预测,我们就应该有勇气坚持下来,直到结果出现。勇气是一种激情,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是人们在希望和信念的支使下对各种危难的承当。与勇气相对的是懦弱,他不但缺乏自信而且还很自私,是消沉或冷漠,它在恐惧中自我保护,使灵魂避开了痛苦,但却限制了动物精神的运动。怯懦使生命失去活力,也将使人失去人所拥有的权力,如成功和尊严等。
第三,强调人的自我改造。笛卡尔是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后,就不再管世界的事了,人作为上帝创造的最高存在物,应该是自己活动的主体。因此,人应该为自己的活动负责,然而人又是个有缺陷的存在体,为了使他不断地趋近善,人应该不断地完善自己、改造自己,正如《圣经》上所说:只有自我拯救,才能被神拯救。然而既然人的缺陷不可避免,人又应该正视自己的缺陷,时时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始终做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自己不能做、不该做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古希腊怀疑论的伦理思想。
《论激情》是笛卡尔的最后一部著作,公道地说,这并不是他写得最好的著作。但却是他在哲学指导下描述人的心理现象,并进而转化为指导人的现实生活的伦理方法的尝试。1645年4月,书稿完成后,笛卡尔便把初稿献给伊丽莎白,公主当时正因一件难以启齿的家事所烦扰,这年6月,因嫉妒,弟弟腓力用刀刺伤母亲的男友德国贵族德比内,母亲甚至怀疑这事与伊丽莎白有关。公主没有精力和心思对书稿提出什么大的意见,只是在某些个别的地方做了些修改。同年秋天,她给笛卡尔寄来了马基亚维里的《君王论》,他希望两人一起读这部著作,这表明伊丽莎白对这部经国治世的政治著作感兴趣。这部书的作者公然宣称,统治者的最高职责是维护他所治理的国家的权力和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可以不择任何手段,包括对正义、仁慈和条约的侵犯。伊丽莎白倡议笛卡尔读这本书,或许是希望把此书与他的《激情论》加以比较。前者是从现实出发,强调了政治与道德的冲突以及政治家个人的不完美。后者是从理想出发,强调了政治家个人的道德、理想和信念的完满性。从政治家的角度看,笛卡尔这本书是中看不中用的,其实,政治家更看重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也许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吧。
当笛卡尔正忙着为伊丽莎白开列精神处方的时候,谁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瑞典女王克丽斯丁娜闯了进来,这位年仅19,美丽、大气但有些唐突的女王,一通信就向笛卡尔讨教感情和爱之类问题。当然,这里的爱是宗教和哲学意义上的,可不像现在那个被我们说腻了的空泛、干瘪的爱。撮合这个关系的是笛卡尔的老朋友、法国驻瑞典大使夏纽。夏纽大使与笛卡尔是在巴黎相识的,两人接触不多,但很投缘分,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许是出于对笛卡尔的崇拜,夏纽一上任,就在年轻好学的女王面前推荐笛卡尔,并把《沉思集》介绍给女王看。其实,女王并不是一个对哲学有着特别爱好和修养的人,她比较喜欢语言和文学,对宗教理论和道德问题也很感兴趣。看过《沉思集》后,她被笛卡尔的才智和学识所折服,但书中仍有许多东西弄不明白。她特地把本国图书馆馆长弗莱恩沙姆请来讲解,结果还是一片云雾,于是就有产生想结识笛卡尔的愿望。夏纽不失时机地为他们牵线搭桥,并将女王的信件寄给了笛卡尔。
看过女王的信,笛卡尔很是兴奋,他很快就写了一篇《论爱的书简》回复女王,并就她所提出的爱和情绪控制等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个男人对女士的恰到好处的献媚和奉承。笛卡尔与女王的第一次对话就是以“爱”开始,笛卡尔明光四射的理性之爱,使克丽斯丁娜感到了灵魂的震撼。为了让女王对爱有更明白的认识,他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爱上一个女孩,尽管理智告诉他,他俩的结合是个错误,但每每相见总是恋恋不舍,欲爱不能、欲罢不忍,就这样爱了许多年,最后无果而终,双方的心灵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笛卡尔由此得出结论:男人不应该为激情驱动。真正的爱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是二者的相互结合。
笛卡尔送给女王的第二个见面礼是关于“至善”问题。这也是从宫中抛出来的话题,女王对宫廷学者们的迂腐观点大为不满,就又来求教笛卡尔,笛卡尔的回答又博得个满堂彩。这两次考试,笛卡尔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女王感慨地对夏纽说:“我十分羡慕他的生活。请告诉他,我对他评价甚高。”笛卡尔人未到,就已经成了女王心中的红人,当然也就让接近女王的大臣心生几分妒意,有的人压根就不喜欢笛卡尔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1647年2月27日,夏纽代表女王向笛卡尔发出了正式邀请信,希望他能尽快到瑞典与女王会晤。女王是个急性子,没等笛卡尔接到信,就派遣一名海军上将乘船前往荷兰接笛卡尔。等船到达港口,笛卡尔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由于没接到信,笛卡尔并不知道其中缘由。当他得知是专程来接他去瑞典的,自然很是感激。后来双方在商量往返行程问题上耽误了些时间。
在去瑞典前,笛卡尔心里也一度犯过嘀咕,他不知此行是吉是凶。如果单从个人主观愿望看,笛卡尔还是愿意去瑞典。面对一位有魅力、有魄力的年青女王的邀请,而且又是那样的迫切和盛情,笛卡尔从内心甚是感激,想想自己三次返回祖国所遭到的冷遇和尴尬,笛卡尔还真有一股子“仕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情怀。而且这次去瑞典和上次回法国意义不同。回法国是接受国王的年金,即便能居住下来,也只是过一种闲居的日子;这次去瑞典,是要用自己的学识去教导和影响一位“精力充沛、年青好学”的女王,这是思想家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干预他人和世界的最好的机会。其实所有的思想家都希望自己的理论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承认,都希望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只是缺少的是机会和条件。笛卡尔平时自诩“渴望过清静悠闲”的生活,面对女王的邀请他的心不也是怦然一动吗!
当然,不去的理由也不少。诸如生活习惯、语言问题,还有宫廷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笛卡尔有所顾虑的。但最扯笛卡尔腿的要数伊丽莎白公主。《论激情》本来是专门写给伊丽莎白公主的,后来又献给了克丽斯丁娜,不是说后者不能读那本书,而是笛卡尔一花献二主的行为,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很纯粹。6月份,笛卡尔写信给伊丽莎白,把女王邀他去瑞典的事告诉了公主,这对公主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公主近几年倒霉透了,不顺心的事一桩接一桩,流亡在外,本就有寄人篱下、丧魂落魄的感觉,弟弟杀人搅得家庭不和,1月份她最亲爱的叔叔惨死在一场暴乱中,至今她还沉浸在丧失亲人的悲痛中,原本指望能得到她所信任的精神教父的关爱,却猛不丁听到他要远走高飞的消息,而且邀请他的是当朝国王,她一个流亡公主怎么能够挽留住笛卡尔呢?想到这些,禁不住黯然伤神,泪珠叭哒叭哒地滴在纸上。
笛卡尔本也是个性情之人,他怎么能不清楚伊丽莎白公主的心境呢。去瑞典的时间拖了一天又一天,笛卡尔写信给伊丽莎白解释了延迟的原因在于他希望得到公主的命令,他想多听听公主的意见,以便更好地为公主服务。
笛卡尔曾经有个大胆的设想,他希望伊丽莎白也能去瑞典拜访国王。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克丽斯丁娜,希望能有机会介绍她与伊丽莎白认识,克丽斯丁娜不置可否。机会终于来了。克丽斯丁娜的母亲与伊丽莎白有亲缘关系,她在荷兰与侄儿们相处一段后准备回瑞典。笛卡尔就极力促成这件事,希望伊丽莎白也能陪同前往。伊丽莎白得知后心里也非常高兴,她希望与国王结识,这样能为他的家族做些事,可是临行前终因经济拮据而搁浅。笛卡尔因此也很沮丧,公主很得体地化解了尴尬,说自己的身体经不起船舶颠簸,给了笛卡尔一个台阶。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伊丽莎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克丽斯丁娜对此比较消极,她以宗教信仰不同而不愿意接近伊丽莎白,其实这不是很充足的理由,因为笛卡尔此后前往不也同样存在这个宗教问题吗?这其中,可能还与女人间小小的嫉妒有关。
随着笛卡尔的瑞典之行,伊丽莎白的身影也渐渐从我们读者的眼里消逝,虽然他们还有着来往,但毕竟不如在荷兰时候那么多了。而且,自从1646年伊丽莎白弟弟惹祸之后,伊丽莎白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动荡不安。离开海牙后,先后移居柏林、海德堡,中间一度还到过英国。伊丽莎白晚年遭海德堡当局的驱逐,来到威斯特法里亚的赫德福,1667年,任路德派修道院院长,1680年在该修道院去世,终年63岁。这位美丽端庄、多愁善感、多灾多难的公主,就将她一生的不幸交给了她本不该如此的命运。而此时笛卡尔已早她而去,但愿两个灵魂能在永恒的天堂里相会。
当我们从伊丽莎白命运的时空隧道回来时,笛卡尔正忙着为他的瑞典行程做着准备。他又是委托《几何学》和《激情论》的出版人,又是确立巴黎的通信代理人。荷兰著名的肖像画家哈尔斯得知笛卡尔去瑞典的消息,特地赶来为笛卡尔画了一张右侧半身的油画像,这幅画至今仍保存在巴黎的克利谢艺术馆,使后人能一睹笛卡尔的尊容。
夏纽回国述职,专程到笛卡尔处,代表女王催促笛卡尔,此一时他一脸沮丧,因为由于种种谣传,法国国王撤销了他法国住瑞典大使职务,召他回国。不过夏纽后来又去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但此行就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这倒给他的行动增加了很大的自由度。
1649年8月30日,瑞典的一艘军舰载着笛卡尔驶向瑞典。笛卡尔站在船头,迷雾笼罩着大海,笛卡尔的心也如大海上的迷雾一样迷茫。
他不知,海的那边,是什么在等着他?
二、迎接他的女王
军舰在海面缓慢地行走,一个月,这将是一段苦闷难熬的日子。船员们在舱里说着粗话,不时发出放浪的笑声。他们的着装和饮食都不怎么讲究,有的满身油渍,脸上也粘着不少的污垢,汗从脸上流下,划出一道道印痕。休息的时候几个人围在一起,喝酒、打牌、说荤话,以此来打发那些多余的时光。
黄昏时分,残阳把天边熏染的火一般的红。一对海鸥在船舷边划过,它们似乎在寻找着夜晚的归宿。笛卡尔在甲板上来回地踱着步,他像只离群索居的孤雁,当漫漫长夜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却在一隅瑟缩着,不知自己的归宿在哪里。生命就像这船,一生都在漂游着,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老船就停泊在岸边的某一个点上,然后我们就走进了彼岸世界。
笛卡尔怎么也没想到,已年过50的人了,竟然被一艘军舰专程接走,在终点迎接他的是声名显赫的国王,而且他还肩负着非凡的使命,就是要在女王身上检验自己的理论。想到这,笛卡尔心里就有几分自豪。这与自己回法国也仅相隔不到两年,而命运竟然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他是国王请来的贵宾,将受到隆重的接待。
导航员走过来与笛卡尔搭讪说话,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就很熟悉了。笛卡尔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海员、海风和航海的知识,让这个多年的老海员也感到瞠目结舌,难怪他后来见了国王后,不无神秘地告诉国王:“陛下,我给你带来的不是一个人,简直就是半个上帝。”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也在一方面反映人们对他的崇拜和羡慕。
军舰徐徐驶进港湾,笛卡尔受到了国王最高规格的接待,也许是旅途过于劳累,笛卡尔没去皇宫晋见女王,而是临时下榻在夏纽的家里。夏纽的夫人和妹妹热情地招待了他,并让他参观早已准备好的房间,房间装点得温馨雅致,床头专门安放了书柜和壁灯,可见主人的良苦用心。他们知道笛卡尔的生活习性,为他早上在床上读书提供了方便。夏纽还没从巴黎回来,笛卡尔盼望这位老朋友能早一点来到他的身旁。女主人的热情款待使他消除了旅途的劳累和疑虑。
第二天,女王召见了笛卡尔,她向大臣们介绍了笛卡尔,言语中流露出对他的欣赏和敬意。导航员向大家介绍了旅途情况,并特地向女王汇报了他们对笛卡尔的印象。第三天,笛卡尔又随国王参加了一个会议。当天在他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女王的最初印象,他认为女王温柔、善良,极具魅力,是那种所有男人都愿意为她效劳的人。但看到国王每天都是那样的忙碌,他担心她是否能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而且他对女王的哲学功底和兴趣也有所怀疑:她完全沉醉于文学的学习,因为我不知她对哲学学了多少,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也不知她是否愿意花时间去学哲学,更不知我是否能使她满意,是否对她能有所帮助。看来,笛卡尔对能否完成自己的使命心存疑虑。笛卡尔似乎隐隐地感到,他是在完成一项塑造“哲学王”的任务,他希望这位年轻的瑞典国王能在他的哲学指导下更完美、善良而有智慧。可是,笛卡尔似乎也应该想想他的先师柏拉图在这个实验中的悲惨命运,他不是差点被当作奴隶卖掉吗?笛卡尔似乎也应该想想,年轻女王邀请他来,仅仅就是处于对哲学的兴趣和爱好吗?她是个政治家,虽然年龄尚小,但她7岁就入宫当了国王,如今算起来,她在国王的位子上也将近20年了,她早已习惯了宫廷的生活,而且能够熟练地操纵这部国家机器。一个年轻的女王,能把政治玩于股掌之间,使文武群臣俯首贴耳,没有一定的魄力和魅力是不可能的。笛卡尔应该明白,他与女王的关系也不能与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山大大帝的关系相比。人家的师生关系从幼儿启蒙就开始了,而你呢?不过是国王请来的客人,你赋予自己这样的使命是否超出了现实条件。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笛卡尔还是小心为妙。
与女王的交流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首先是生活习惯方面的不适应。女王精力充沛,喜欢早起办公,她希望能把一天中最清醒、最安静的时间留给笛卡尔,她更希望在这段时间里能从笛卡尔那学到哲学。而这个时间上的安排与笛卡尔的生活习惯正好冲突,因为笛卡尔多年来形成了一个习惯,他喜欢早上一个人独自躺在被窝里一边思考、一边写作。笛卡尔为了给女王上课,必须在早上3点就得起床准备,这样就完全打乱了他的生活习惯,笛卡尔只得很紧张地适应这种生活。后来女王知道了笛卡尔的不便之处,就由原来的每天上课改为一周上2~3次课。
女王对笛卡尔很信任,大小事都喜欢和他商量。她想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建造一个类似于法国科学院的机构,笛卡尔不但要参与女王的整体筹划工作,而且还承担科学院章程草案的起草和修订工作。他还经常被女王召去咨询一些琐碎的事情,如男人的特点、男人间的处事规则,以及对一些人和事的态度和评价。如对波兰驻瑞典大使布雷格的看法和任用,外传他与女王亲近、效忠女王是另有图谋,无非是希望更接近女王。布雷格与笛卡尔关系甚好,女王就想通过笛卡尔进一步了解布雷格的情况。笛卡尔只好给皮柯神父写信,再从他那里了解。类似这样的具体事务让笛卡尔有点不堪重负。问题是,这些事对女王来说,都是她所关心的大事,而对笛卡尔来说,既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又觉得因此而耽误了自己许多宝贵的时间,所以心里就难免有些烦。笛卡尔是个思想家,而不是活动家,更不是官僚政客,他习惯于静静地思索,而不愿意做与求知无关的琐事,即便是些别人求之不得的事。这也许就是思想家与活动家的区别吧。国王的信任,没给笛卡尔带来什么快乐,反而增加了许多烦恼,更可怕的是,它也招致了一些大臣的嫉妒和憎恨,这些人对他虎视眈眈,伺机找茬报复他,或是用刻薄的语言侮辱他,在女王的面前说他的坏话,这些对他都是一种伤害。
宫廷的活动非常多,大都是些交际性的或娱乐性的活动。进入12月份以来,为了庆祝威斯特法里亚和平条约签订,宫廷里准备了大型的芭蕾舞会,女王理所当然地要带上她这位尊贵的客人参加。笛卡尔不适应宫廷里的繁杂礼节,尽管有国王的特殊政策,他可以不拘泥这些,但在与人交往和应酬时,就显得特别的不自然。舞会开始后,女王邀请笛卡尔跳舞,笛卡尔不会跳这种芭蕾舞,一时觉得很尴尬,他只好站在旁边当观众,会后还得想法学习跳舞。见笛卡尔不适应这种场合,女王就让笛卡尔为芭蕾舞剧《和平的诞生》写法文诗。你想,让一位搞哲学和数学的学者写诗,真有些强赶鸭子上架,没办法,笛卡尔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而且居然还写出了一些有声有色的诗歌。为了给宫廷的活动助兴,也为了打发这些百无聊赖的时光,笛卡尔居然还编出了一本法国式的轻喜剧,一扫宫廷里的沉靡之气,颇受女王和大家的喜爱,当然也就让那些明的或暗的对手们在自愧弗如的同时,更心生妒意和恨气。他太不适应宫廷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了,置身于悠扬的歌舞声中,笛卡尔的内心似乎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那个身居斗室、独往独来、天马行空的笛卡尔,那个在哲学和数学王国里挥洒自如的笛卡尔,如今却要将自己的才情逸致奉献给宫廷做笑料。而且在国王的关爱有加的背后,更有着女王对笛卡尔的期望,她对他在知识界的声望更感兴趣,她想利用笛卡尔这块招牌,把更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吸引到她的宫廷中来,用以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合情合理的,但对笛卡尔本人来说,无疑于是一场悲剧,因为这等于把他从思想的王国里放逐出来,使他在难以改变的自我中向世俗投降。一个月过去了,笛卡尔心中的柏拉图式的使命已经荡然无存了。
没有迹象表明克丽斯丁娜女王对笛卡尔的信任和尊敬是虚伪的,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女王有什么对不住笛卡尔的地方。相反,女王总是想方设法关照笛卡尔,他不适应所安排的上课时间,女王就马上减少了上课的时间;他不适应宫廷里的繁琐礼节,女王特许他不拘泥这些礼节;为了稳住笛卡尔,女王为他封官加爵,专门派人到南方寻找适合笛卡尔的居住地,她是真心诚意地对待笛卡尔,希望他能够留在瑞典辅佐她实现振兴国家之大业。可是,思想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特别是对哲学家,他喜欢在观念中玄思妙想,喜欢建构思想体系,在完满的理想王国里坐而论道。而政治家,她要面对现实,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与周围的国家打交道,她崇尚行动和结果,她需要实力和武力。妥协是她的艺术,胜利才是她的本性。如果说,笛卡尔与伊丽莎白公主有那么长久的精神交往,那是因为公主不在王位,谋不了政事,她那时恰恰需要的是一种思想来填充自己的寂静和空虚。而如果她也像瑞典女王那样当朝主政,相信她更欣赏的是马基亚维里和他的《君王论》。笛卡尔应该清楚,他只是国王政务之外享受闲暇时的精神需求,他在宫廷具有工具性和装饰性的功能,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是笛卡尔不能适应这种生活,而他所需要的东西又不可能在宫廷中实现。有时候,好心并不一定能办成好事,爱能帮人也能杀人。
三、生命的最后时刻
12月20日,夏纽从巴黎返回斯德哥尔摩,全家人高兴万分,笛卡尔更是欣喜,好朋友的到来,一扫他多日来的烦闷和不安。12月28日,女王正好外出考察,笛卡尔也就有更多的时间与夏纽在一起交流。在落日黄昏的便道上,常常可以看见他俩并肩散步的身影;在饭桌上,在房间里,总能听见激烈的争论和朗朗的笑声。这是笛卡尔最惬意的日子,在异国他乡与知心朋友相聚恳谈,似乎使他又找到了过去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意外的事情很快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安逸和平静。
1650年1月,天气特别冷,白雪皑皑的大地上,空气都好像冻得凝固了,人走在雪地里,脚下咯吱咯吱地响,仿佛是空气被撕裂的声音。据当地老人回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冷的天。18日凌晨,夏纽陪笛卡尔到皇宫给国王讲课,回来时就感到浑身不舒服,紧接着就发起了高烧,而且高烧一连几天都没退,这可急坏了笛卡尔和夏纽夫人,找大夫到家,医生诊断为肺炎。笛卡尔和夏纽夫人吓坏了,要知道,肺炎在当时可是要命的病。在这个关键时候,夏纽夫人也病了,而且很严重。笛卡尔顾不得肺病传染,为病人端药送水,跑前忙后,忙得不可开交。家里的事让笛卡尔揪心,女王那里的事也不能误了,准备上课,筹划科学院报告,笛卡尔都得认真去做。常常是忙完病人再去忙国王的事,凌晨四点多,还得匆匆赶去为女王上课。总算苍天不负苦心人,在笛卡尔的精心照料下,夏纽夫妇的病情日见好转,笛卡尔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也许是近几天的劳累过度,再加之这个冬天的严寒气候,笛卡尔病倒了。1月底,他抱病向国王汇报了科学院的筹备工作。在会上,女王提议让笛卡尔担任科学院院长,被笛卡尔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这个职务应由瑞典人担任,这样更有利于本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当笛卡尔把倾注着自己心血的报告交给女王后,心里长长舒了口气,好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天聚会散后,笛卡尔走出宫门,就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软,豆粒大的汗珠从他苍白的脸上一颗一颗地沁了出来。他以为是劳累过度,回到家休息休息就会好的,没想到,第二天怎么也起不了床。夏纽夫妇过来一摸笛卡尔的头,很烫手。原来笛卡尔正发着高烧,浑身不断地抽搐,神智也有些不清。笛卡尔的病惊动了女王,她派御医过来诊治。女王有两个御医,一个是法国人里埃,与笛卡尔一向友善;一个是荷兰人,叫凡维勒,是笛卡尔在乌特勒支的论敌,更是皇宫里反对笛卡尔的主力军。笛卡尔发烧那天,恰巧里埃不在,宫里就剩凡维勒一个医生。他一听是为笛卡尔看病,先是拒绝,认为他患的只是风湿性感染,没什么危险。后来勉强去,笛卡尔又不合作。听说凡维勒要放血治疗,笛卡尔吼道:“你别打算放一滴法国人的血。”并坦率地告这位医生,如果你不在这,我将幸福地死去,医生只好悻悻离去。笛卡尔的态度,除了对他的不信任外,大概还受麦尔塞纳逝世的影响,麦当时就是被庸医误诊放血而死。3天后,病情仍不见好转,夏纽夫妇非常着急,尽管他们对笛卡尔进行了精心的护理,但烧一直退不下来。国王也很焦急,又派医生前来诊治,笛卡尔还是拒不与医生相见。笛卡尔也懂些医术,他采用土法治疗,用温酒泡烟叶喝。这样维持到第八天,在夏纽夫妇的劝说下,笛卡尔同意放血治疗。放血后一小时,仍没见效;笛卡尔要求再放一次,烧还是退不下。笛卡尔绝望了,面对如亲人一样照料他的夏纽夫妇,他的眼角流出了感激的泪。高烧不退,笛卡尔还不住地咳嗽,次数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弱。疾病折磨笛卡尔,他本就虚弱的身体更是难以支撑,脸色苍白,眼眶深陷,瘦小的身体卷曲着。急促的咳嗽,一口一口地喘着气,最后连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到了。2月10日,笛卡尔的病情忽然转好,他马上让夏纽替他向他的两个兄弟写了一封信,并请求他们为那位曾无微不至关照过他的护士提供一笔数目可观的生活费用,使她可以颐养天年。写完信后,夏纽夫妇高兴地把他扶到火盆边坐下,但马上他又昏倒了。再次醒来后,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着身边的夏纽,干燥而发紫的嘴唇翕动着。见笛卡尔有话要说,夏纽俯下身,耳朵对着他的嘴边尽力地听:“亲爱的夏纽,这是我们必经的命运打击。”他希望上帝能接受他献给上帝的自愿牺牲,来赎他一生的过错。说完又昏了过去。夏纽夫人叫来了法国大使和牧师,他们都围在笛卡尔的周围,这时笛卡尔已经不会说话了,呼吸像游丝一样微弱,眼皮塌落下来,眼珠似乎还在转动。夏纽弯下腰,嘴贴着他的耳边,轻轻地问:“笛卡尔,你希望得到最后的祝福吗?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们打个手势。牧师就在身边。”笛卡尔睁开眼睛,仰着头向天上看了看,这是他向我们做的最后一个暗示。牧师走过来为笛卡尔做起祷告,其他的人也站在牧师后边一起向自己的朋友祷告。
时间是1650年2月11日,一颗火红的灵魂徐徐向天上升去。这时,门外还下着雪……
笛卡尔走了,这个面色苍白拒不哭泣的人带着他的泪水走了,这个追求医学和健康的人带着他的疾病走了,这个充满神秘性和坚定性、好奇心和内疚感的人带着他的矛盾走了,这个一生都在怀疑、一生都在探索的人带着他的问题走了,这个渴望宁静又害怕被遗弃的人在宁静的夜晚躺在了上帝的怀抱里……
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着他的灵魂,静静地、轻轻地向上,向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