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刚进大学的第一个夏天。那时的夏天应该是没有现在热的，记忆中蝉声更亮荒草更长。父亲知道我回来，非常高兴，毕竟有人陪着他钓鱼了，在机关单位熬着是相当无聊枯燥的。
暑假的头一个周末，不顾母亲的反对，我们俩就骑车出去了。父亲一路跟我炫耀：“这次带你去马王堆，别看那地方不起眼，上回老范还钓了条半斤多的鲫鱼咧。”
过火车站不多久，往北一拐就是马王堆乡。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虫鸣蛙叫一派典型的夏收景致。顺着柳叶低垂夹道的乡间公路，直直就没入了一溜长长的院墙，大门顶上赫然几个大字：马王堆疗养院。
顺着院墙有一道排水沟，父亲要我下车推着，沿着排水沟边的小道就往深处去，到一个瓜棚下停住，说就是这里了。我有些发愣，莫非他老人家炫耀半天的好地方，就是这不到两尺宽的排水沟？父亲见我那样子，赶紧说别看不起这小水沟，里面鱼不少，你看坐在瓜棚下，太阳还晒不着，多好！
窝在瓜棚里，鱼竿都抻不出，我只好把鱼线解开拽在手里。父亲还煞有介事地打了好几个酒米窝子，要我守着别动，会有鱼的。
瓜棚挡住阳光，也挡住了风，一会儿我就燥热难耐汗流浃背。热气翻腾间，排水沟里冒出一阵阵腥臭的水汽，蝉声蛙叫也变得格外刺耳起来。
父亲却依然干劲十足，在炙热的阳光下来来回回地顺着排水沟跑，到处打窝四处蹲守。熬过中午那段最热的时候，他终于钓着了一条巴掌大的鲫鱼，兴奋地跑过来给我看，大声告诉我，窝子里来鱼了！
那天守到太阳快落山，身上的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就钓了一条寸长的小游鱼，父亲另外又钓了一条，总共三条鱼。我有些悻悻然，父亲却兴致勃勃，说快点回去，你妈又要啰嗦了。看着他骑行在前面的背影，左右摇晃，一阵风似的；父亲那时候身体真好。
连着几个周末，父亲都要带我去马王堆钓鱼，直到我强烈抗议才作罢。我真不明白，就是疗养院边上的那道排水沟，他怎么会那么喜欢呢？好在那附近我们找到了一个荒废的小池塘，水面小却很深。塘里有各式各样的小鱼，只是费蚯蚓。有一次雷兄还来了，说这池塘里肯定有甲鱼，急忙回家做了几根钓甲鱼的插线竹板下到池塘里。第二天一大早他赶来收线板，等他回家却两手空空。他说有两根线板不见了，可能被人收走了。剩下一根，他顺着钓线摸下去，却发现鱼线死死地缠在一根枯树桩上，什么都没有了。他说肯定是甲鱼太狡猾把钩别断跑了。
当然，这些听着都像故事了。大二暑期实习，我从一个老年杂志领了任务，又来过一次马王堆疗养院。虽然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进疗养院，但感觉却格外熟悉亲切，起码在院外围墙绕着水沟的每一个角落，父亲都带我走遍了。这次是约了采访一个黄姓的老红军，他已经九十岁高龄，当年是贺龙的警卫员。像他们这种老资格的红军，有不少都常年住在马王堆疗养院。巧的是，黄老给我讲的也是钓鱼的故事。他说当年过草地时，贺老总如何处变不惊指挥若定，战事之余还在草地的水洼里钓鱼改善战士伙食。只把我听得热血沸腾，洋洋洒洒写下来，尽显贺老总的英雄本色。
走出马王堆疗养院，我一偏腿跨上自行车，感觉自己都像骑马打仗的将军了。
时间就这么匆匆过去两年，我都快大学毕业了。因为父亲的关系，报社、电视台好几家单位都要我，后来父亲重病，这些单位就都不要我了。住楼下的罗伯听到了这些事怒了，硬把我“塞进”了长沙台。
以后那几年都是围绕着我父亲治病的事情在转，从长沙到上海，又从上海回到长沙。最后竟然折腾到了马王堆疗养院，这里成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站。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那天感觉是要下雪的样子，天空沉沉的被黑云捂着，要落未落。曾同学那时候刚社教回来，就陪着我一起去看我父亲。父亲那时候有些浮肿了，穿件鼓鼓囊囊的蓝色羽绒衣，一辈子很瘦的父亲，脸上前所未见的胖，努力地笑着，看着我们俩。那是曾同学头一回见他。感觉那时候的父亲已经完全知了天命，什么话也不愿多说，身上仿佛敛着一层淡淡的佛光。
出得疗养院大门，天更暗了。我特地停下来，看看围墙边的排水沟，那里已经被薄薄的冰凌盖住，熟悉的瓜棚只剩几根老藤以及几片在寒风中蜷缩起来的枯叶。自行车后座上曾同学死死拽住我，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候纷纷扬扬的雪开始落下来，路两边的田地为之一白。
大雪落尽，天气稍暖的时候，父亲就走了。我从马王堆疗养院的病床上把他抱下来，感觉很软很轻也很温暖。坐在车上我还在想，好在这是他钓鱼常喜欢来的地方，从此离开这尘世也可聊以慰藉了吧。
如今的长沙城已经扩得很开，原来的乡间早不见了踪影，马王堆疗养院已不知藏在哪个纷纷扰扰的角落，更不要说那条不足两尺宽的排水沟了。只有偶尔梦中能寻到，热气腾腾的夏天，蝉声蛙鸣瓜棚，还有那手执鱼竿忙乱的背影，连同那灵魂都消融进去的整整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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