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终于说话了。
“先生们，”他以平静的声音说，“就我们目前的处境，有两种死法。”
这个古怪的家伙就像个数学老师，在向学生论证数学题。
“第一种，”他继续说，“是被挤死。第二种是窒息而死。先不说可能饿死，因为‘鹦鹉螺’号的食品供应肯定比我们坚持的时间久。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挤死或窒息而死的可能性。”
“船长，”我说道，“关于窒息问题，这倒不必担心，我们储备的空气还没有用呢。”
“不错，”内摩船长说，“但它们只够用两天。可我们在水下已待了三十六小时了，船内的空气已经污浊，该更换了。四十八小时后，我们储备的空气就会用完。”
“那好！船长，我们设法在四十八小时内摆脱险境！”
“至少，我们要试一试，把周围的冰墙凿开。”
“凿哪一边的？”我问。
“用探测器测一下就知道了。我把船停在下面的浮冰上，船员们穿着潜水衣，从最薄的冰墙凿通冰山。”
“现在可以打开窗板吗？”
“可以。我们停下来不走了。”
内摩船长离开客厅。不久，我听到了咕咕声，我知道储水箱开始进水了。“鹦鹉螺”号慢慢下沉，沉到三百五十米处，就停在了浮冰的下面。那是下层浮冰沉入海中的深度。
“朋友们，”我说，“情况很严重，但我相信你们的勇气和力量。”
“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我，“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再用埋怨来烦您了。我准备为救大家赴汤蹈火。”
“好，内德。”我说道，同时向加拿大人伸过手去。
“还有，”他又说，“我使十字镐就像使渔叉那样得心应手，如果我能为船长做些什么，他尽管吩咐。”
“他不会拒绝你的帮助的。来吧，内德。”
我把加拿大人带到船员们正在穿潜水衣的那个舱内。我把内德的建议告诉船长，他欣然接受了。加拿大人穿上潜水衣，他和他的伙伴们立刻准备就绪。每个人的肩上背着鲁凯罗尔水下呼吸器，里面灌满了由储气库供应的纯洁空气。这对船上的空气储备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但很有必要。至于伦可夫灯，在这被电光照得通明的水中，是无用武之地的。
内德准备就绪后，我就回客厅去了。窗板已拉开，露出了玻璃。我走到孔塞耶身旁，开始观察支撑“鹦鹉螺”号的冰层。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十来个人来到了下面的冰山上，内德·兰也在里面。他高头大马，一眼就可认出来。内摩船长和他们在一起。
在凿冰墙之前，内摩船长让人对冰的厚度做了探测，以便确保工程顺利进行。长长的探棒插入两侧的冰壁，插进去十五米了，仍没到头。探测上面的冰天花板肯定是枉费力气，因为那大浮冰高达四百多米。于是，内摩船长就让人探测下面的冰山。厚度为十米。再往下就是水面了。这就是那座冰山的厚度。要把冰山挖掉一大块，面积大小按“鹦鹉螺”号的吃水线来计算，大约需要挖去六千五百立方米的冰，才能挖出一个大窟窿，让“鹦鹉螺”号从这个窟窿沉到冰山底下去。
工程立即开始了，大家不知疲劳，顽强奋战。内摩船长没有下令在船周围挖，那样困难会更大，而是在离左舷八米处，让人画了个大圈圈，这就是挖坑的范围。然后，船员们同时在这个圈圈的几个点上挖凿。镐头有力地敲凿坚冰，不一会儿工夫，就挖下了大块大块的冰。由于比重的奇妙作用，这些冰块因为比水轻，可以说全都飞到冰隧道顶层上去了。这样一来，下面的冰山越来越薄，上面的冰层越来越厚。但这没关系，只要下面的冰层变薄就行了。
苦战两小时后，内德·兰精疲力竭地回来了。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另一批人替换下来，我和孔塞耶也在其中，“鹦鹉螺”号的大副是指挥。
我觉得水冷得彻骨，但当我挥动起镐头时，身上很快就暖和了。尽管是在三十个大气压下干活，我的动作却轻松自如。干了两小时，我回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我发现，水下呼吸器供给我的纯洁空气同船上的空气相比大不一样。船上的空气已充满碳酸，四十八小时没有换气，因此大不如以前清新。然而，干了十二个小时，我们在画的圈内挖掉一米厚，也就是六百立方米的冰。按这样的速度计算，还需要五夜四天才能完成这项工程。
“五夜四天！”我对我的同伴说，“可我们储存的空气只够用两天！”
“而且，”内德说，“即使走出了这个该死的冰牢，我们仍将是大浮冰的俘虏，仍然不可能接触空气。”
这个想法不无道理。谁能预料起码多少时间我们才能脱险呢？也许，没等“鹦鹉螺”号返回海面，我们全都窒息而死了。难道这条船和船上的所有人注定要葬身于这冰墓之中吗？看来形势十分严峻。但我们谁都正视现实，决心各尽其责，坚持到底。
不出我所料，夜里，又从这巨大的圈里挖去了一米厚的冰。翌日清晨，当我穿着潜水衣，冒着零下五六度的温度从水里走过时，我发现两侧的冰墙在渐渐靠拢。离开我们作业面较远一些的水层，因为没有人在那里干活，水的温度不可能上升，呈现出结冰的趋势。面临这个迫在眉睫的新危险，我们脱险的可能性有多少？怎样阻止冰隧道里的海水结冰？否则，“鹦鹉螺”号的内壁会像玻璃杯似的爆裂成碎片。
我没有把这个危险告诉我的两个同伴。为让大家获救，他们正拼足全力进行这个艰难的工程，他们知道了会垂头丧气，这有什么好处？但是，当我回到船上时，我提醒内摩船长要注意这个严重而复杂的情况。
“我知道，”他镇定地对我说，形势再严重，他也不会惊慌失措，“又多了个危险，但我毫无办法避免。我们获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干的速度要比结冰的速度更快。要抢先一步，只有这样。”
抢先一步！好吧，我应该习惯他这种表达方式！
这一天，我顽强地挥动镐头，连续干了好几个小时。这工作给我力量。况且，去干活就是离开“鹦鹉螺”号，就是直接呼吸从储气库中取出来的由水下呼吸器提供的纯洁空气，就是抛弃贫氧的污浊空气。
傍晚时，那个坑又往下挖了一米。当我回到船上，差点被空气中饱含的碳酸给憋死。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可以消除这有害气体的化学手段？我们不缺少氧气。这海水中含有大量的氧，用高效电池把氧从水中分解出来，我们的空气又可变得洁净了。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但有什么用呢，因为二氧化碳是我们呼吸的产物，已经侵占了船的各个部分。要排除二氧化碳，就必须把苛性碳酸钾放到容器里，不停地晃动。可船上没有碳酸钾，任何物质都不能取代它。
那天晚上，内摩船长不得不打开储气罐的开关，给船内放出了几柱纯净的空气。如果不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我们就醒不过来了。
第二天是三月二十六日，我又去干我那矿工的活。开始挖第五米了。两侧的冰墙和上面的冰天花板已明显增厚。显然，在“鹦鹉螺”号脱险之前，它们就会连成一片。我一时感到万分绝望，铁镐差点从我手中飞出去。假如我该窒息而死，被这正在凝固的冰挤死，那还有必要再挖下去吗？这样的极刑，连残酷的蛮人都没有发明出来！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怪物的嘴巴里，那两个吓人的颚骨正在收紧，谁都无法抵抗。
这时，在现场指挥并且身先士卒的内摩船长从我身边经过。我用手碰碰他，又指了指冰牢的内壁。右侧的冰墙又前进了许多，离“鹦鹉螺”号不到四米了。
船长明白我的意思，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回到船上。我脱掉潜水衣，随他进了客厅。
“阿罗纳克斯先生，”他对我说，“应该试一试壮烈的做法，否则，我们就要被凝固在冰中，就像被凝固在水泥中一样。”
“是呀！”我说，“可怎么办呢？”
“唉！”他喊道，“假如我的‘鹦鹉螺’号非常牢固，能够经受住这个压力而不被压扁呢？”
“哦？”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接着又说：“您难道不明白这水凝固成冰可能对我们有用吗？您没看见，水凝固时，困住我们的这些浮冰可能会爆裂，就像水凝固会使最坚硬的石头爆裂一样？您不觉得我们会因此而得救，而不是相反会毁灭吗？”
“不错，船长，这有可能。可是，不管‘鹦鹉螺’号的耐压力有多大，它都难以承受如此可怕的压力，而会被压成一片钢板。”
“这我知道，先生。我们不能指望大自然来救我们，而是要靠自己。我们得阻止水凝固，得把它控制住。现在，不仅两侧的冰墙在靠拢，而且，船身前后只剩下十英尺的水没有结冰了。四周的水都在凝固。”
“储存的空气还够我们在船上用多少时间？”
船长看着我的脸。
“后天就用完了。”他说。
我出了一身冷汗。不过，对这个回答，我用得着惊讶吗？三月二十二日，“鹦鹉螺”号开始潜入南极深海中。现在是二十六日。五天来，我们一直靠船上的储备空气生活！剩下来的可呼吸空气，得留给刨冰的人。我在写这些事时，感受仍那样深刻，一阵恐怖不由自主地掠遍我全身，肺里也好像缺少了空气似的。
内摩船长在思索。他沉默不语，待在那里一动不动。显然，他脑海里正闪过一个念头，但又好像要把它赶走。他在自己否定自己的想法。最后，他脱口而出，喃喃自语道：
“用开水！”
“用开水？”我惊叫道。
“对，先生。我们被困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如果用船上的水泵把开水不停地注入进去，能不能提高这个空间的温度，而使海水凝固的时间推迟呢？”
“应该试一试。”我斩钉截铁地说。
“试试看，教授先生。”
从温度表上看，当时外面的气温是零下七度。船长把我带到厨房，那里，巨大的蒸馏器正在工作，通过蒸发，为我们供应可饮用水。我们把蒸馏器装满了水，电池发出的所有热量通过浸泡在水中的蛇形管传导到水中，不消几分钟，水就达到了沸点。沸水送进了水泵，同时，在蒸馏器内重新注入冷水。电池发出的热量很大，从海中汲取的冷水只消在蒸馏器内过一下，就变成沸水进入水泵。
沸水开始注入海水中，三小时后，温度计指示外面的温度为零下六度，上升了一度。又过了两小时，温度计所显示的是零下四度了。
我反复观察，密切注视和监督着这一实验的进展。最后，我对船长说：
“我们能成功。”
“我想会的，”他回答说，“我们不会被挤死了。现在，只剩下窒息问题令人担忧了。”
夜里，海水的温度上升到零下一度。再往里面灌沸水，但温度上不去了。好在海水的冰点是零下二度，海水凝固的危险已不复存在，我放心了。
翌日，三月二十七日，我们从坑中已挖去六米厚的冰。还要再挖四米。还要再干四十八小时。船上不可能再供应新鲜空气了。因此，这一天的情况越来越糟。
极其污浊的空气使我不堪忍受。下午三点，这难受的感觉到了可怕的程度。我不停地打哈欠，打得颌骨差点脱节。我的肺喘息着，寻找着呼吸必需的氧，可它正变得越来越稀薄。我一下泄了气。我无力地躺着，几乎失去了知觉。我那善良的孔塞耶也有同样的症状，遭受着同样的痛苦，却一直待在我身边。他拉住我的手，鼓励我，我甚至听到他低声说：
“啊！要是我能不呼吸，让先生有更多的空气该多好！”
听到他这样讲，我不禁热泪盈眶。
船上的处境对我们大家都不堪忍受，当轮到去干活时，谁都急急忙忙、高高兴兴地穿上潜水衣！铁镐敲在冰上笃笃响。胳膊累酸了，手掌震裂了，可是，这点疲劳算得了什么！这些伤口有什么要紧！救命的空气输入肺里了！我们呼吸了！终于呼吸了！
然而，没有人超过规定的时间，延长在水下的工作。任务一完成，就赶紧把给我们注入生命的呼吸器交给气喘吁吁的同伴们。内摩船长以身作则，带头遵守这严格的纪律。时间一到，他就把呼吸器让给别人，回到船上污浊的空气中去，总是镇定自若，毫不沮丧，毫无怨言。
那一天，大家的劲头更大，完成了每天惯常完成的工作量。只剩两米厚的冰把我们同底下流动的海水分开了。可是，几个储气罐几乎都空了。剩下来的一点点空气，必须留给干活的人，“鹦鹉螺”号一丝一毫也得不到。
当我回到船上，差点透不过气来。多么可怕的一夜啊！我简直无法把它描绘出来。这样的痛苦是难以形诸笔墨的。第二天，我呼吸急促，头痛难忍，昏昏沉沉，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我的同伴们也有同样的症状。有几个船员就像垂死的人那样，发出嘶哑的喘气。
那天，是我们被困的第六天，内摩船长感到用钁头和十字镐速度太慢，决心用船身把隔在我们和底下水位之间的冰层压碎。这个人自始至终沉着冷静，毅力超群。他用精神力量战胜肉体的痛苦，他运筹帷幄，身体力行。
按照他的命令，“鹦鹉螺”号减轻了身上的负载，也就是说，它从冻冰的层面上稍稍升起了一点。当它浮起来的时候，人们就设法把它牵引到按它的吃水线挖的大坑上面去。然后，给水箱注满水，它就开始下沉，嵌入那个坑里。
这时，全体船员都回到船上，通往外面的两重门关上。“鹦鹉螺”号停在冰层上，那冰层不到一米厚，已被探头戳得千疮百孔。
于是，储水箱的开关全部打开。一百立方米的水快速注入水箱，“鹦鹉螺”号的重量增加了十万公斤。
我们等着，听着，忘记了痛苦，怀着一线希望。我们把得救的赌注，下在这最后一招上。
尽管我脑袋嗡嗡作响，不久，我就听到了船身下面的颤动声。“鹦鹉螺”号垂直向下移动了。冰层破裂，发出奇怪的声音，和撕纸的声音很相像。“鹦鹉螺”号下沉了。
“我们在下沉！”孔塞耶在我耳畔轻声地说。
我没有力气回答。我抓住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一阵痉挛，把他的手握得死紧死紧。
多亏了不可想象的超重。突然，“鹦鹉螺”号就像一颗炮弹沉入水中，也就是说，它犹如炮弹在空间飞速坠落。
于是，水泵开足马力，立即开始从储水箱排水。几分钟后，坠落刹住了。甚至不久压力计就显示出船在上升。螺旋桨全速前进，震得钢板船壳乃至它的螺钉都在颤抖，它带着我们向北方驶去。
可是，从这大浮冰下航行到自由海中需要多少时间呢？还要一天吗？我恐怕在这之前早就死了。
我靠在图书室的一张沙发上，呼吸十分困难。我脸色发紫，双唇发蓝，官能中断。我看不见，也听不见。时间概念已从我的头脑中完全消失。我的肌肉已不能收缩。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估计不出已过了多少时间。但我意识到，我已奄奄一息。我明白，我要死了……
突然，我苏醒过来。几口空气吸入我的肺部。是回到海面上了吗？穿过大浮冰了吗？
不是！是内德和孔塞耶，我那两位善良的朋友舍己救了我。一个气箱中还剩下点空气。他们自己没舍得用，而是留给了我。他们把生命一滴一滴注入我的身体，自己却憋得喘不过气来。我想推开气箱。他们拉着我的手，我呼吸了一会儿，感到十分快意。
我把眼睛转向挂钟。上午十一点！应该是三月二十八日。“鹦鹉螺”号风驰电掣般地前进，时速为四十海里，它在水中扭动着。
内摩船长在哪里？他死了吗？他的伙伴们也和他一起死了吗？
这时，压力计表明我们离海面只有二十英尺了。只有一块冰原把我们同大气隔开。能冲破这冰原吗？
大概能吧！不管怎样，“鹦鹉螺”号会试一试的。果然，我感到船身倾斜了，它的后部降低，冲角抬高。抽进一点儿水，就能使船身倾斜。然后，它就像一个可怕的破城羊头锤，从下面向冰原发起进攻。它一点点地撞击着冰原，往后退，又全速冲上去，冰原破裂。最后，它一个冲刺，跃出冰面，它身体的重量把冰面撞得四分五裂。
窗板打开了，可以说是扯开的。纯净的空气潮水般地涌进“鹦鹉螺”号的各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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