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

    尽管无法确认“刺激”性的资金何时才能显现经济效果，但仅仅是刺激计划的资金规模便足以确保效果的巨大。2008年，布什政府赤字高达4590亿美元，丝毫没有简朴的意思。然而，仅仅1年之后，根据国会预算局的预算，新政府预算赤字竟然还能够在此基础上翻3倍之多，达到1.4万亿美元，而且赤字的情况将继续以超过万亿的势头一直持续到2019年。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大多数的时间里，整个美国的全部产出都不足1万亿美元。直至今天，许多国家，事实上，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全部年产出仍然不足1万亿美元。

    许多人对于“万亿”这个单位都缺乏具体的概念，有个办法让它变得直观：1万亿秒钟之前，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读书写字。古老的中国以及罗马帝国远未诞生。基督教、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也都还没来到人间。这就是1万亿秒钟之前，现在，我们来谈谈1万亿美元。通货膨胀的潜力是巨大的。不仅如此，即便是华尔街也没有无限度的金钱，因此，通过兜售政府债券的方式筹借资金必将吸收到大量基金，而这些基金原本可以进入创造私人工作机会的私人投资领域。

    在经历了20年低通货膨胀率的年代之后，人们很容易忘记通货膨胀能够造成的危害。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对于至少一半尚未出生，或是没有成年的美国民众来说是陌生的。滞涨年代，经济遭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同时增长停滞，失业率及银行贷款利率均高达两位数。今天的许多美国人甚至没有意识到80年代初期经济的艰难——普遍的商业倒闭和高企不下的失业率——随即美联储收紧了货币政策，以解除通货膨胀的危害。

    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成为了美国的万恶之首，而罗纳德·里根总统由于支持沃克尔的做法而导致其支持率骤然下降。最终，货币政策效果尽显，美国因而享受了长达两个世纪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但是，当时，没有人能够知道“最终”会怎样，许多人感受到的只有伤害。当然，如果通货膨胀继续，并发展到失控，人们遭受的伤害毫无疑问会更加巨大。不过，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只有存在的具体的伤痛。

    通货膨胀并非失控的政府开支的唯一遗产。不断增长的国债完全可以看作圣诞节过后的梦魇。曾经一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很忽视巨额国债的问题，他们宣称，“我们不过是自己人欠自己人而已”，构成国债的绝大多数的政府证券的买家都是美国公民。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即便是回到凯恩斯经济的全盛时期。而直至2007年，在公开发行的政府债券中，已有接近45%的份额由境外的个人或机构所持有。也就是说，未来，美国后代们将不得不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产出运送到中国或是其他美国国债的债权国。

    “刺激”之于私营经济

    “刺激物”用于刺激某人或某事。换句话说，并不是以刺激物的消费，即便是以当前刺激计划的空前规模而论，这一己之力去做到重振经济，降低失业，走向繁荣。正如奥巴马总统及其发言人一再强调的那样，此项庞大开销的目的是刺激其他的消费，就像货币在经济中运转的那样，如此一来，其他人便受到鼓励进行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政府开支被认为将刺激私营经济中企业和个人的消费。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如同其他的政治观点一样。但现实的问题是：故事的确按计划演绎了吗？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剧情吗？

    2008年年底，在布什政府数千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和问题资产援助计划投放数月之后，私营经济出现了什么新现象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8年第四季度企业用于设备和软件的消费“下降了27.8%，为半个世纪以来新低。耐用物品的消费下降了22.4%。唯一出现消费增长的只有政府消费”。奥巴马的新政府继任几个月后，《华尔街日报》于2009年8月继续报道，债权人对于无力偿付债务的企业的控制“在2008年内增加了两倍”。银行同样捂紧自己的钱包，正如《纽约时报》2009年1月的报道所指出的那样：

    在获得了新注入的资金后——国会和布什政府希望——银行将继续乐于对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然而，焦虑的银行却捂紧了钱包，因此，政府对于银行的援助之于经济，并没有取得预期收益。

    新政府也同样上演了一台类似的剧目。2009年4月，《华尔街日报》以“银行信贷持续下降”为标题报道指出，“最新数据显示，与去年10月相比，即国库开启问题资产援助计划之时，纳税人援助的最大的援助对象们发放的新增贷款同比下降23%。”2009年10月，《经济学人》报道，美国银行延长信用证的规模由3月份的7.14万亿美元下降到9月份的6.78万亿美元。资金充裕只是银行信贷决策的要素之一，收回贷款的良好预期显然构成另一个关键要素。

    总之，一项旨在一心一意促进银行信贷并且耗资巨大的政府计划得到的结果却是银行信贷下降。此外，援助资金在经济中的运转速度从整体上低于过去50年的水平。如果资金在经济中的流动速度低于过去，那么，“刺激”恐怕反而变质为“镇静”。将某物称之为刺激物并不能确保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刺激物。

    尽管美国新任总统经常谈到政府各式各样的刺激计划创造了多少新工作，但是失业从整体上仍然呈现上升的态势，因此，不论联邦政府的开支或雇用派生出了怎样的新就业，都无法在经济总量上形成就业的净增长。2009年8月，《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私营经济就业持续下降，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就业增长则不足1%，该数字低于过去40年间历次经济衰退期间的相关数字。2009年，失业率逐月渐长，于是，政府不得不在失业率的增长率下降上做文章。《纽约时报》如是报道：

    据劳工统计局的统计，7月份雇主们减少了247000份工作，对于一个普通的经济衰退而言这可是个巨大的数字，却已经是自去年8月以来最低调的一次。而失业率，上涨数月后，终于开始掉头，由6月份的9.5%下降至9.4%，究其原因，许多人已经放弃了寻找工作，停止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失业名单……奥巴马政府官员们盛赞2月实施的刺激计划，声称自1月起峰值时741000个职位削减的情况得到了持续的改善。某人谈及，如果没有《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7月份的职位削减数量将接近500000个。总统在白宫玫瑰花园发表短暂发言，宣告他的政府已然“挽救美国经济于灾难之中”。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验证，如果没有刺激计划，7月份是否真的便会有50万个工作机会消失，就如同我们同样没有办法验证，如果从私营经济中汲取资金，形成政府的刺激计划从而在创造政府就业的同时，私营经济中将出现多少失业一般。能够明确的一点是，在历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实施数月之后，从整体经济而论，并没有出现就业明显增加的态势。2009年8月，失业率高攀至9.7%，自1983年以来的最高点，其中，青少年的就业率高达25.5%，为1948年政府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的最高值。然而，就像《纽约时报》封面故事中谈及的那样，“失业情况自今年最恶劣时起持续得到缓解”。也就是说，事情变坏的速度变缓。2009年10月，失业率触及两位数——10.2%，为超过1/4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

    刺激支出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也并不完全清晰。2009年2月，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下降为16个月前的一半。2009年4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企业投资在2009年第一季度内“再跌38%”。尽管股票市场的确最终于2009年开始上扬，但是否归功于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却很难决断，因为股票市场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等未投放刺激计划的国家的同一时期，同样出现大幅度的上扬。

    在这些国家中，工业生产于2009年第二季度同时获得了增长，而在美国却出现了回落。在欧洲，法国和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增长，而美国依旧下滑。2009年8月，《华尔街日报》以《欧洲复苏而美国滞后》为标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欧洲经济引擎反弹的消息意味着，该地区已经加入到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的行列当中，其中印度星期三宣布其6月份工业生产与一年前相比上涨接近8%。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不均衡的消费支出，7月份全美零售业销售收入意外下跌0.1%，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家庭正遭受失业之苦，因此房地产市场低迷，信用紧张。

    本周，美联储官员声称，美国“经济活动趋于稳定”，但是，需要警惕经济“持续疲软”。

    美国工业产品指数于2009年7月开始回转，回升0.5个百分点，这是一年以来的第一次上涨，却仍然远低于很难享受到美国经济“刺激”待遇的亚洲各个国家的工业产品指数的上涨。

    在各种为经济刺激失效这一结论而辩护的种种借口当中，有一个理由在强调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资金尚在投放当中。乍一听来，这一说法似乎有道理，金钱毕竟真金白银，然而，不论奥巴马政府的支出在几成上刺激账单上的开支，还是已有数千亿计的美元已经落实到了布什政府的账单上，可以肯定的是，大量的金钱一直在不断支出，却始终收效甚微，未能显现刺激经济的实际成效。

    在呼吁政府对经济下滑“有所作为”的人们中，极少有人有兴趣去比较政府有所作为后出现的局面，以及政府不作为后发生的情形。更没有人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泛泛的“有所作为”如同泛泛的“监管”或泛泛的“变革”一样，毫无意义。政府只能够做具体的事情，而只有具体的事情才能够决定事情是否有可能变好或变坏。在美国漫长的历史中，仅在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联邦政府为应对经济萧条，出面干预过经济。鉴于在以往历次的经济萧条中，市场总是很快自行复原，强行地“有所作为”以加速经济复苏就显得毫无必要。

    政府比其他任何一个机构做得有效得多的一件事情，便是制造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政府的决策限制了其他所有人的决策——而且，变化的政府政策使得企业或个人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很难甚至无法预测。举个例子，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轻描淡写地谈论授权鉴定员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写抵押贷款合同，这一做法是会鼓励还是会挫伤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意愿呢，当贷款合同的各项条款由借款人确定，借款人完全无法确定自己有没有机会收回贷款时，许多快速推出的政府决策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快速决策会怎样改变对人们未来行为的激励或制约。

    比博克瑟参议员的建议重大得多的一项临时政策发布于布什政府的末期和奥巴马政府的初期。首先，是由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财政部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于2008年向国会提交的《问题资产援助计划》，这一涉及金额7000亿美元巨款的提案“篇幅两页半，对于7000亿美元巨款的使用的监管和限制没有任何描述”，斯坦福大学货币经济学家约翰B 泰勒（John B.Taylor）如是归纳提案的特征。一项针对证券公司和银行的调查表明，9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问题资产援助计划缺失清晰的运作细节”。此外，资金援助的决策从总体上讲，援救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而放任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没有能够为金融市场规划出基本的原则和规则，致使援助计划流为一项“缺失确定性的国库喂养型的干预政策”。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这些特别的决策本身很糟糕。每个人都有可能需要在某个时刻做出某项判断。但是，当一项政府的临时决策从细节上和持续性上都难以辨识的时候，它们便无法为受政府政策管制的广大老百姓做出相应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框架了。一个市场最难以适应的事情之一便是不确定性，不论这个不确定性是来自赋予鉴定官那双自由的手将如何修改抵押贷款合同条款，还是这个更为重要，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最新干预是否会是犹如晴空霹雳般的打击。当被核准用于救援金融机构的资金开始流向通用汽车的时候，便意味着政府做出了一项临时的决策，而不论援助通用汽车的功与过究竟几何。

    新一届的奥巴马政府继续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2月9日宣布，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将于次日“宣布关于如何开始再一次放宽信用的清晰的、具体的计划。”然而，当盖纳特部长第二天带着一份毫不具体，模糊概括的政策计划书出现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股票市场立刻应声跌落。甚至连一向同情政府的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圣路易斯邮报》，都一致抱怨计划缺乏实质细节。《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指出，“盖特纳先生的计划不受欢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评价，“看了盖特纳先生本周的首秀后，我不明白他的表现竟然还能够如此糟糕”，“盖纳特的阐述无疑给大众送去了焦虑，给投资者制造了不确定性。”

    对于布什政府，人们的不确定性的困惑在于政府究竟要做些什么。而对于奥巴马政府，人们的不确定性的困惑似乎在于政府是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或许，房地产市场崩盘及其反响将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因而政府的干预不可或缺，以防止整个经济有赖的金融机构的倒塌和信用的枯竭而引发更多的恶性米诺效应。可是，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给汽车企业和无数从海岸到海岸的宠物项目注资便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外，托起摇摇欲坠的金融机构的迫切性与奥巴马政府刺激计划的开支安排完全背离，这项2009年仓促通过的刺激计划的绝大部分内容在1年内都没有得到落实。除了修辞之迫切，以及通过国会立法过程之急速而外，这项数千亿美元的开支计划和政策却执行得十分之缓慢。2009年2月，国会预算局公布，大约要到2010年9月，援助计划才能够执行完3/4。《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价：“即便开足马力推进，也将延续到2010年甚至更远。”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组合———前所未有的急速通过立法批准开支，而却异常缓慢地实际消费。

    2009年中，《洛杉矶时报》报道，“5月29日，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已过去100天，仅有6%的基金确认支出。”稍后，2009年8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仅有10%多一点点”的资金确认开支。

    就职前夕，当选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谈道：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准备好了开工项目，州长们和市场都在积极申请基金。一旦我们将投资引入到各州，就业便水到渠成。

    除了一再重声的“开工项目”等待刺激资金到位后，便即刻开工修缮基础设施而外，法案通过后实际投放于基础设施的资金用度十分缓慢。2009年8月，联邦运输管理局花费了5亿美元——约合它所获得的84亿美元资金的6%。政府的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GSA）决定花费1亿美元升级联邦大楼，但截至2009年8月，该项目的总花销不到总预算的1%。据总务管理局估计，2011年之前有望确定所有项目并释放全部预算。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急迫通过却如此迟缓执行的法案呢？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待最后一章再加以深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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