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懂得先舍才会得的道理
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遇到某些不得已的情况而不得不“放得下”的时候。比如，一个人到了年迈体衰时，就有突然遭遇“被剥夺”辉煌的可能，这当然也是考验人如何对待“拿”和“放”的时候。美国第一位总统、开国元勋华盛顿连任一届总统后便坚持不再连任。他离任时，坦然地出席告别宴会，坦然地向人们举杯祝福。次日，他又坦然地参加了新任总统亚当斯的宣誓就职仪式。然后，他挥动着礼帽，坦然地回到了家乡维农山庄。这一瞬间给历史留下了永恒的光彩。
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胥黎，因其卓越的贡献而享有崇高的声望，然而到了80岁时，赫胥黎不得不考虑放弃所担任的工作，他毅然辞去了所任的教授、渔业部视察官等职务。最后，他还辞去了一生中最高的荣誉职务——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不难设想，此时赫胥黎的心情何其沉重、心绪多么难平，他甚至在发表了辞职演说后，对友人这样说：“我刚刚宣读了我去世的官方讣告。”尽管如此，他毕竟“放下”了，在没人强迫的情况下如此“放下”了。
一个职务，一种头衔，自然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华盛顿和赫胥黎都“拿”上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可他们又都主动“放”下去了。一位名人说的好：“重要的并非是你拥有了什么，而在于你忍受了什么。”以坦然和克制的态度去承受离任或离职之“放”的人，便活出了一份潇洒与光彩，同时也活出了一种落落大方的风范。
有些东西，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同等重要，或者一个比另一个重要，而你却是另一种想法，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坚守自己的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要能拿得起放得下。任何一个成功者，不仅要敢于梦想，敢于追求，敢于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敢于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去努力进取，还要懂得权衡利弊，熟知人生的潜规则，懂得拿得起，还要放得下的道理。
一个会做人的人，或者一个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渴望成功的人，之所以放得下那些在旁人看来是来之不易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真正地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拿得起，放得下”，颇有点辩证的意思，对于我们做人来说也是极富于启迪意义的。所谓“拿得起”指的是人在踌躇满志时的心态，而“放得下”则是指人在遭受挫折、遇到困难或者办事不顺畅以及无奈之时应采取的态度。
一个人来到世间，总会遇到顺逆之境、迁调之遇、进退之间的各种情形与变故。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了这样一种心境，就能对大悲大喜、厚名重利看得很小很轻很淡，自然也就容易“放得下”了。“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这两句诗，将“戏事”与“真情”区分得十分分明。
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戏事”，就是指那些能拿得起、也该放得下的事；能做到如此随和且随缘地看待人生旅途中的一切利害得失与祸福变故，一个人岂有不会“道我赢”之理？
做一个明智的人，既然“拿得起”那颇有分量的光环，也同样应当“放得下”它，从而使自己步入柳暗花明的新天地，做出另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十字路口，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都将面临着选择，而且每一次的选择很可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所以就很难作出决断，放弃什么，坚持什么？这其中甚至充满了辩证关系。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就是清醒的头脑，和拿得起也放得下的勇气。
2.约束自己的私心
有这样一句话：“会快乐的人，并不一味地争强好胜，必要的时候，宁肯后退一步，放弃一些力所不及的东西。”不要什么都放不下，到最后可能什么都失去，大丈夫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常州人张史和孟州人何仁可少年时在同一个学堂读书，并且经常在一起研究经书。后来张史先做了官，但他总是比不上何仁可的名誉好，心里就开始嫉妒何仁可的才能，和别人谈话时，总是不说何仁可的好话。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何仁可听说到这事，想出了一个应对的办法。
张史有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召集门生，讲解经书，一到这个时候，何仁可就要自己的门生到他那里去非常虔诚地请教疑难问题，并且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做笔记。一来二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张史明白了，这是何仁可在有意地推崇自己，为此心中十分惭愧。后来，在与同僚的交往中，再也听不到他贬低何仁可的声音，而是不断地赞扬何仁可的人品和作为。
何仁可的这种无为化有为的做法，明代时的王阳明也用过，正是这种无为才使他免去了杀身之祸。
明朝正德年间，朱宸濠起兵反抗朝廷。朝廷派王阳明率兵征讨，由于他出色的指挥，一举擒获朱宸濠，立下了大功。
当时的总督江彬十分嫉妒王阳明的功绩，认为他夺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广布流言说：“最初王阳明和朱宸濠是同党，后来听说朝廷派兵征讨，才抓住朱宸濠为自己解脱。”想以此嫁祸于王阳明，并除掉他，把这个功劳夺为己有。
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和好友张永不得不对这一不白之冤讨论对策：“如果退让一步，把擒拿朱宸濠的功劳让给江彬，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假如坚持下去，不做妥协，那江彬等人就要狗急跳墙，做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为此，他将朱宸濠交给张永，使之重新报告皇帝：“朱宸濠捉住了，是总督大人的功劳。”就这样，堵住了江彬的嘴，使其不再乱说话。随后，王阳明就以病体缠身为由，回家休养去了。
张永回到朝廷后，大力称颂王阳明的忠诚和让功避祸的高尚事迹。正德皇帝明白了事情的起始犹末后，就重新给予了王阳明应得的封赏。
王阳明以退让之术，避免了飞来的横祸。这种以退让求生存的方法，同样也蕴含了深刻的哲理。
鲁国的大臣公仪休，是一个嗜鱼如命的人。他升任宰相以后，鲁国各地有许多人争着给公仪休送鱼。可是，公仪休却命令管事人员不准接受。
他的弟弟看到这么多从四面八方精选来的活鱼都被退了回去，很是不解，就问他：“兄长最喜欢吃鱼，现在却一条也不接受，为何？”
“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接受这些人送的鱼。”公仪休很严肃地对弟弟说：“你以为这些人是喜欢我、爱护我吗？不是。他们喜欢的是我手中的权力，希望我运用权力去偏袒他们、压制别人，为他们办事。吃了人家的鱼，必然要给送鱼的人办事，执法必然有不公正的地方，不公正的事做多了，天长日久哪能瞒得住人？宰相的官位就会被人撤掉。到那时，不管我多想吃鱼，他们也不会给我送来了，我也没有薪俸买鱼了。现在不接受他们的鱼，公公正正地办事，才能长远地吃鱼。靠人不如靠己呀。”
有一次，一个不知名的人偷偷往他家中送了一些鱼，他无法退回，就把鱼挂到家门口，直到几天后鱼变得臭不可闻才把它们扔掉，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给他送鱼了。
中国有句古话：“有所为就有所不为。”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什么都想得到，只能是生活中的侏儒。要想获得某种超常的发挥，就必须扬弃许多东西。瞎子的耳朵最灵，因为眼睛看不见，他必须竖着耳朵听，久而久之，耳朵功能达到了超常的境界；生活中也一样，当你的某种功能充分发挥时，其他功能就可能退化。
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的得利之心，懂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即使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仍能自律，在人生道路上就能把握好自己的命运，不会为得失越轨翻车。
3.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
一个人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对自己毫不留情，不找任何借口，要像猎豹一样盯住猎物——惟一的目的就是擒住它。看一看我们周围，总有一些人在做事之前，先找借口，不能做这，也不能做那，实际上就是不能做自己。
有些人因各种借口造成的消极心态，就像瘟疫一样毒害着他们的灵魂，并且互相感染和影响，极大地阻碍着他们潜能的正常发挥，使许多人未老先衰，丧失斗志，消极处世。对于这些人来说，借口已经“吃掉”了他们做事的希望。“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没有文凭”，这是不少人常用的借口。事实上学习知识的途径多种多样，学校教育、文凭教育，仅仅是千百万条求知途径中的一种。其实，从学校的书本上学东西，常常有很大的局限性，真正的教育来自社会大学和自学。
我们来看看一些成功人物的教育与文凭情况：“果喜集团”总裁张果喜，小学文凭；亿万富翁赵章光，高中文凭；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13岁开始工作，几乎没接受什么正规教育；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高中辍学；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小学四年级的学历；香港富翁李嘉诚，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这些成功者的知识与能力全靠自学而来。
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当然对成功有帮助。可惜的是，有无数受到良好教育，获得高等学历文凭的人同样平平庸庸、无所作为，没有受到良好学校教育的人，只要愿意，自学永远不晚。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为自学成才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我没有资金，所以我不能成功”事实是，有资金可以帮助我们成功，但没有资金，只要想办法同样可以创业赚钱，同样可以成功。当代中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几乎全是白手起家。国外白手起家的富翁也到处可见。其实资金的来源途径很多，积少成多，大雪球都是从小雪球滚成的：向亲朋好友借钱集资；寻找一个有生财的门路；抓住机会找银行贷款；找有钱单位和个人合伙；集资入股——许多做大生意的人，都不是靠个人的资金，而是充分利用了银行和社会的闲散资金。
失败者大都喜欢找借口，成功者却大都拒绝找借口，向一切可以作为借口的原因或困难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下身瘫痪，他是最有资格找借口的。可是他从来不找任何借口，而是以信心、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向一切困难挑战，居然冲破美国传统束缚，连任4届美国总统。他以病残之躯在美国历史上，也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功篇章。
此外，还有“运气”借口、“健康”借口、“出身”借口、“人际关系”借口等等。拿破仑·希尔在他的《思考致富》里将一位个性分析专家编的借口表列出来，居然有50多个。拿破仑·希尔说：“找借口解释失败是人类的习惯，这个习惯同人类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但对成功却是致命的破坏。”
然而，正像任何传染病都可以治疗一样，“借口症”这种做事的心态病也是可以想办法克服的。办法之一就是用事实将借口驳倒，使它没有理由在我们心中立足，从而为我们做成事情打开成功的通道。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也就是说，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失意的事情，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斗志，才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4.进退有度，不可急功近利
做事时要掌握好进退的尺度，从而取得主动和利益，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恰当地采取“退”的策略，最终达到想要的结果，也不失为一种低调做人的大智慧。
只退不进难成气候，一味地猛冲容易碰壁，所以，掌握好进退的尺度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与其处处碰壁，不如迂回通达，适时进退。有时，“退”是一种做人的方法，“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宋朝抗金名将宗泽，曾在滑州保卫战中采取“联合抗金”的策略，同许多地方的义军共同打退了金兵的南犯，在滑州保卫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战争结束后，老将宗泽为了再次迎战金军，在开封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并且招募了大批兵马，然后准备从扬州回东京。他多次上奏请求回东京，高宗却害怕宗泽的兵力日趋强盛，身为前朝重臣的他一旦迎回徽、钦两位皇帝，自己的皇位便很难保住。因此，他派郭仲苟出任东京副留守，实则为监视宗泽。老将军满腔报国热情，没想到会被高宗猜忌，心中难免愤愤不平，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口怨气无处发泄。刚直不阿的老将每天吃不下睡不安，不久，便病倒在床，后因背上毒疮发作身亡。
高宗丝毫没有因为失去一员大将而遗憾，宗泽一死，他继而派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不久，便将宗泽采取的一切抗敌措施废除，他不但拆除宗泽主持修建的防御工事，还刻意打击义军将领。就这样，老将宗泽费尽心血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在一月之间就被拆毁得无影无踪。
在东京的一切抗金力量土崩瓦解之时，金国再次南犯，其统军大将粘罕，英勇无比，率金兵连下开封、大名、相州、沧州等地，宋军节节败退，粘罕率金军主力攻打到扬州，高宗赵构仓惶而逃，辗转多处，最终落足杭州。
昏庸的高宗皇帝，不但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而清醒，反而更加宠信腐败无能的王渊、康履等人。而护送他到杭州的苗傅、刘正彦等人要求收复河北，他却不加理睬。
于是，苗傅、刘正彦等人一气之下，带领手下将士，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趁机杀死了无能的王渊。而后带兵直闯宫中，杀了百余名宦官，见高宗说：“陛下赏罚不明，战士们为国流血流汗，不见奖赏，而宦官逆臣不见为国做事，却得以厚赏；宦官王渊遇敌不战，抢先逃走，其同党内侍康履，更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样的人居然得到重用，如何服众将士？现我二人已将王渊斩首，惟有康履仍在陛下身边，为谢三军，请陛下将其立斩。”
高宗见形势不妙，只得斩康履而求自保。哪知苗傅等人并不罢休，对高宗说：“陛下，徽、钦两位皇帝尚在，您便登坐皇位，二位皇帝如果回朝您将如何？”
高宗当然无言答对，只得许苗傅、刘正彦二人高官厚爵，但两人坚持请太后听政，高宗禅位皇太子。
这时，宰相朱胜非出来劝阻，结果仍然没有变化，高宗很难作出决断，但害怕苗、刘二人带人杀入宫中，到时更无回天之力，于是痛下决断，先解燃眉之急。高宗对朱胜非说：“我应当退避，不过须有太后手诏，方可禅位。”宰相朱胜非因此将计就计，对高宗说：“我曾听苗、傅的一心腹说过，他二人虽有赤胆忠心，但书读的不多且生来固执，此时一定无法劝说，所以，陛下暂且禅位，日后再寻找机会铲除二人，方为上策。”
这样，高宗便借太后手诏，禅位皇子，让太后垂帘听政。此后国家大事都由宰相朱胜非处理。朱胜非怕引起苗、刘两人怀疑，于是每日都让他二人上殿议事。苗、傅发现高宗仍然在暗中处决国事，便与刘正彦共同提出让高宗迁出宫中。
高宗气愤至极道：“他们也太过分了，居然敢来干涉我的起居。”朱胜非则加以劝阻：“暂时去显宁寺居住也好，这样就不会再遭怀疑，对以后复辟来说是件好事。”高宗此时也很无奈，只有听从朱胜非的建议了。
高宗出宫不久，平江留守张浚等便联络众将发兵讨逆，大举进发杭州，苗、刘两人见大兵压境，没有太多作战经验的他们慌了手脚，于是和宰相朱胜非商议对策，朱胜非说：“此时兵临城下，要打，没有足够的兵力，我认为迅速改正，方为上策！”二人虽然最不愿走这条路，害怕高宗复位，二人性命不保，可是再三思考，仍然毫无办法，只有听从朱胜非的建议，请高宗复位。果不其然，不久苗、刘二人被杀。
在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朱胜非劝高宗采取暂时的退却，禅位于太子，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为以后的复辟做了铺路石，在时机成熟时，又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不难看出，这种退却的把握是相当有度的，虽然失去了暂时的身份地位，却为赢得最终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过分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效果，相反，如果采取一种“退”的策略，也许就是向胜利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5.不要因为一粒沙子而放弃整座高山
“世事多变，得失无常”，所以人们不应因为得到而骄傲，不要因为失去而沮丧。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就是这一道理。因此，一个有智慧有头脑的人，应该知道该放弃时就放弃。
春秋时期，范蠡辅佐越王勾践20多年，直至打败吴国成就霸业。越王有“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的美意，范蠡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并且离开了越国。他独自跑到齐国“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利用短短几年时间创下数千万产业。齐王有让其做宰相之意，可是范蠡仍然谢绝了。有人问他原因，他这样说：“平民百姓能够在家做千金，在朝做卿相，就是最高的殊荣了，但是，这样的身份做久了，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他丝毫没有遗憾地再次放弃了高官厚禄。在齐国散尽家财后，他隐姓埋名在一个叫陶的国家，再一次开始了艰难的创业，谁想，他又在这个国家创下了巨万家资。
可是，范蠡的儿子们却一个也没有他的胆识与魄力，尤其是大儿子，非常贪恋钱财，并因此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事情是这样的，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犯了死罪。范蠡比较信任小儿子，所以准备了一车金银财宝，让小儿子带去楚国救回二儿子。可是没想到大儿子却不高兴了，对范蠡夫妇说：“二弟有罪竟然让小弟去搭救，那我这个哥哥还有什么用呢？”于是要自杀，做父母的怎能忍心看着儿子死在自己的面前呢？范蠡不得已，只好让大儿子去了楚国。
临走时，范蠡让他去楚国找自己的老朋友庄生帮忙，并且告诉他说：“你到了楚国，把这些金银财宝全部给庄生，然后听他的安排，不要自己盲目行事，他会全力帮助你。”
于是，大儿子驱车到了楚国。来到庄生家里，见庄生家里一贫如洗，很不以为然，但由于父亲再三叮嘱，他还是把带来的金银财宝留给了庄生，庄生嘱咐他说：“楚国是不安全的地方，你赶快回去，你弟弟的事情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但大儿子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自己在楚国住下来了。并且用自己私自带的钱，贿赂楚国的权贵们。庄生送走范蠡的大儿子后，便对他老婆说：“这些财宝都是范蠡的东西，不要动，事情办好后，我还要把这些东西还给他。”说完，便急匆匆地去见楚王，庄生虽然贫穷，但出了名的廉洁、耿直，楚王很欣赏他的个性和才华，对他的意见也乐于采纳。他对楚王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为百姓做事，消除天灾。”楚王当即下令大赦天下。范蠡的大儿子正去一位贵族家送礼，听说楚王大赦天下，弟弟出狱是理所当然的，庄生没有做任何事情，却白白地得了一车金银财宝，不能就这样算了，于是又去见庄生说：“我弟弟运气好，刚好赶上楚王大赦天下，估计他很快就会出狱，所以我也要回家了，今日特来向您辞行。”
聪明的庄生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来意呢，便让他带走他的东西。贪财的大儿子真的将金银财宝带走了。庄生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于是又去见楚王，说：“楚王陛下，我在街上听到了很多关于这次大赦天下的传言，百姓们都在说，您这次大赦天下根本就不是因为怜惜楚国的臣民，而是为了范蠡的儿子。我仔细盘问才知道，原来是范蠡的儿子犯了死罪，但是他很有钱，让他的家人带了很多金银珠宝贿赂官吏，最后赶上您大赦天下，所以不知道实情的百姓才有这样的想法。”楚王听后，气愤不已，下诏立斩范蠡的二儿子。
范蠡的大儿子就这样因为不舍得放弃一车财宝而葬送了弟弟的性命，不禁让人们为之惋惜。伏尔泰说：“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那么我们就要随时倒出“鞋里”的那粒“沙子”。放弃这小小的“沙粒”我们就会“轻松”地登上远方的“高山”。但如果我们什么也不肯放弃，那么我们失去的也许就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切莫为了一粒沙子而放弃整座高山。
6.适可而止，别把事情弄得不好收场
遇事较真儿、穷追不舍，这并不是做人应有的态度，这么做，于人于己都没有任何好处。聪明人在争取个人利益时，切不可把对手赶尽杀绝，凡事应适可而止。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说话、做事都喜欢赶尽杀绝，不给别人留余地，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本事”，如此一来原本和谐的场面，搞得乌烟瘴气，使对方陷入尴尬中。其实，要想应付这样的人，就要让他亲自感受一下陷入尴尬局面的滋味。一旦他体会到其中的辛辣，再遇事时，也就能做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别人考虑了。
人一旦处于窘困状态，就不仅仅会用气来惩罚别人，也会惩罚自己，他气自己的无能，怀疑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一旦这种心理产生，就会将人的情绪打入低谷，萌生强烈的人生挫折感和失落感。如果你曾经体会过这种滋味，就应当用一颗慈悲的心，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
如果你的能力、财力等各个方面都要强于对方，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完全有能力收拾对方，这时你更应该偃旗息鼓、适可而止。因为以强欺弱并不是光彩的行为，即使你把对方赶尽杀绝了，在别人眼中你也不是个胜利者，而是一个无情无意之徒。
如果你根本没有胜对方的把握，还一意孤行想把对方赶尽杀绝，无形中就相当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毫无意义可言。
人们常说：“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就因为做人做得太绝，蔑视蔺相如，结果呢？还不是要肉袒负荆，向蔺相如赔礼道歉。郑庄公因说话太绝，无奈之下只能遂而见母。常言道：“凡事留余地，日后好相逢。”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走向极端，堵自己的退路。特别在权衡得失时，务必要做到适可而止，切不可贪得无厌。
做人如同打牌，与人相交，不论对待什么样的人，同性知己或者是异性朋友，都要凭着适可而止的心态对待。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最好方法。真正的友谊，并不是要走得多么亲密，往往在平淡的交往中才能体现出真感情。越是关系紧密的朋友，双方越容易产生矛盾，就越容易反目成仇。因此说：“蒙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著名诗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验证了“适可而止”的道理。
适可而止，凡事留余地，不光可以运用到利与弊的权衡上，还可以用做阐述退却与逃跑的道理。当别人的势力强过自己，而自己尚且没有因此受到太大损失时，逃跑、退却是保全自己最好的方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六计》最后一计是“走为上”，曰：“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译为：全军退却，避开敌人，以退为进，待机破敌。
这一计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退却和逃跑。当你面临对方强大的压力，自己却无力回天时，只有3条道可选择：投降、和谈、退却。如果你选择投降，那代表你已经完全、彻底的失败了；选择和谈则是失败了一半的象征；可是逃跑、退却并不是人们眼中的懦夫所为，也不是失败的表现，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
表面看来是逃跑、退却，不是光明磊落的作为，而实际却是最高的战法，它具有切实的可用性，可使人受益无穷。
其实，以上的说法只是为了阐述一条做人的道理，那就是“随退随进”。所谓随退随进，并不是懦弱的象征，而是生存的一种大智慧。苏东坡在《与程秀才书》中曾讲道：“我将自己的全部命运，完全交由老天爷决定，听其运转，顺流而行，如果我遇到低洼就停止下来，这样不管是行，还是止，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了。”在苏东坡这一说法中，强调的是：人应当顺应天意，进退不强求。这就好比是大自然的阴晴，月亮的圆缺，四季的更换，天气的冷暖。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只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生在世能一帆风顺实属难得。
庄子曾讲，穷通皆乐；苏轼则言，进退自如。不管是庄子的主张，还是苏东坡的看法，其实都指的是同一种做事的策略。穷通说的是人实际的境况遭遇，而进退说的是人主观的态度、行动。
这时，无论是强的一方，还是弱的一方都应该权衡利弊，适可而止，别再以牙还牙，不然只会使一方遭受打击，为自己树立一个敌人。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适可而止呢？
（1）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他忘记你的仇，记住你的恩情。
求人办事难免会有吃亏受气的时候，如果受了气，你不妨把注意力转移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上，而不要停留在与人斗气上。与人斗气，百害而无一利，斗不斗得过对方不说，还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对解决问题却没有任何好处。
因此，在遇事后，必须改变一下思维模式，另辟蹊径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解决后，你所受的气自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你还不解气，让那个气你的人陷入尴尬境地，那就显得太不会为人了，何不就此了事，适可而止岂不是更好。
这次人家给你气受，你将对方赶尽杀绝，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又会求到他，如果对方记你的仇，那你不但事情办不成，还会受更大的气。相反，如果你能适当地给他一个台阶下，他还会感念你的恩情，下一次求他办事时也会更加为你卖力。
（2）别把事情做绝，化敌为友最好
有些人受了气后，难免会产生报复心理，就会寻找报复机会。这种心理绝对要杜绝，因为说不定哪天你还要有求于那个人。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收拾对方，而他却放弃了这个天然优势，从另外一个角度巧妙地应用了这一优势，以一种大度宽容的方式对待对方，以此换得对方的感激，这么做岂不是更加明智吗？不但排除了树敌的可能性，而且还有可能多一个好朋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社会实力就会强大，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对于矛盾的双方而言，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所以在处世过程中，要适可而止，千万不要把事情做绝，断了自己的后路。
7.名利是身外之物，不要过分追求
现代社会纷繁复杂，各种各样的诱惑充斥着年轻人的大脑，面对名利诱惑，需要一种淡泊的情怀来面对，更要拥有智慧的双眼。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不想默默无闻、碌碌无为地活一辈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在求取名利时应该做到：少一点欲念，多一点洒脱，脚踏实地、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自然会水到渠成。
如果对于名利过分地追求，往往会导致很多人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发生。比如，父子不和，君臣猜疑，兄弟反目成仇等等。如果人们把名利当作过眼烟云，看得非常淡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妒忌之语、诽谤之为、仇杀纷争之乱将会少之又少。所以人们应该衡量事情的利弊，擦亮双眼看清事物，看淡名利。
唐代诗人宋之问有个外甥叫刘希夷，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一日，刘希夷带着自己新作的《代白头吟》请求舅舅指点，宋之问让刘希夷先读一遍他的诗，于是刘希夷扬声诵读：“……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听了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之问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刘希夷言道：“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
刘希夷走后，宋之问开始翻来覆去念这两句诗，越念越觉得此诗非同寻常啊，如果一面世，定会成为千古绝唱，一举名扬天下。想到这，他开始动了歪念头，如果此诗属于自己那岂不是一夜成名了吗？那怎样才能从外甥那得到这首诗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希夷死。后来，宋之问真的这样做了，当然宋之问最后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说：“宋之问该死，是天之报应。”
事实上，追求名利并非坏事。名誉感很多时候会成为人们进取的动力，许多人怕玷污自己的名声而不搞旁门左道，积极进取使自己在所处的环境中得到良好的口碑。如果追求名利过分急切，就容易走上旁门左道。最终不仅名誉扫地，更将臭名远扬。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这时，有个叫卡尔丹诺的人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有上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并为此而痛苦不堪。
善良的塔尔达利亚被哄骗了，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谁知，几天后，卡尔丹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将成果攫为己有。他的做法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欺瞒了人们，但真相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卡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苏东坡先生说得好：“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美名美则美矣，只是对于那些还有一点正义感，有一点良知的人，面对不该属于他的美名，受之可以，坦然却未必办得到！得到的是美名，得到的也是一座沉重的大山，早晚会被压得喘不上气来。
行走在复杂的社会中，名利诱惑无所不在，作为一个年轻人，要懂得把握好自己的分寸，万不可因一时贪念而将自己的前途命运毁于一旦。面对名利诱惑，要少一点欲念和私心，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也强求不得，擦亮自己的双眼，本分做人。
8.哪怕是再小的便宜也不要去占
《老子》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是讲人的一生之中，名誉、名声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自身与财物相比，何者是第一位的呢？得到名利地位与丧失生命相衡量起来，哪一个是真正的得到，哪一个又是真正的丧失呢？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有庞大的储藏，一旦有变则必然是巨大的损失。对于追求名利地位这些东西，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受到屈辱，丧失你一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老子的话极具辩证法思想，告诉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得失的问题。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事事吃亏，总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渐渐地就会心理不平衡，于是就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一定要分辩个明明白白。结果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自己也惹得一身骚气，而所想到的也照样没有得到，这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当时也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口。”另一个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没有粮食自然不会坚持多久。”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还是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不久，齐军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宓子贱说：“今中没有麦，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了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得与失应该如何舍取，宓子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要忍一时的失，才能有长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中国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文，担任楚国的令尹。这个人3次做官，任令尹之职，却从不喜形于色，3次被免职，也不怒形于色。这是因为他心里平静，认为得失和他没有关系。子文心胸宽广，明白争一时得失毫无用处。该失的，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越得不到，心理越不平衡，对自己毫无益处，不如不去计较这一点点的损失。
患得患失的人总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其实人生百年，贪欲再多，官位权势再大，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善，就幸福吗？过于注重个人的得失，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日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
例如，南朝梁人张率，12岁时就能做文章。天监年间，担任司徒的职务，他喜欢喝酒。在长安的时候，他曾派家中的仆人运3000石米回家，等运到家里，米已经耗去了大半。张率问其原因，仆人们回答说：“米被老鼠和鸟雀损耗掉了。”张率笑着说：“好大的鼠雀！”后来始终不再追究。
张率不把财产的损失放在心上，在于他的为人有气度，同时也看出来他的作风。粮食不可能被鼠雀吞掉那么多，只能是仆人所为，但追究起来，主仆之间关系僵化，粮食还能收得回来吗？粮食已难收回，又造成主仆关系的恶化，这不是失的更多、更大吗？同样，唐朝柳公权，他家里的东西总是被奴婢们偷走。他曾经收藏了一筐银杯，虽然筐子外面的印封依然如故，可其中的杯子却不见了，那些奴婢反而说不知道。柳公权笑着说：“银杯都化成仙了。”从此不再追问。
《老子》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得到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得。人不应该为表面的得到而沾沾自喜。认识人，认识事物，都应该是认识他的根本。得也应得到真的东西，不要为虚假的东西所迷惑。失去固然可惜，但也要看失去的是什么，如果是自身的缺点、问题，这样的失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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