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路过这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天一看，发现才短短一段时间，这里的样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甲武线崖上的家家户户都重新翻新房屋，焕然一新，气派又漂亮。每户房屋都显示出现代日本酝酿出的财富威力，家宅大门非寻常人家可建。其中，唯有老师的宅子像是过去的纪念一般，古朴苍然，孑然独立。老师一进到这古朴房子的书房中，便很少出来。
我和安倍君在老师的带领下，登上了踏步很高的楼梯。楼梯上什么都没铺，踏上去噶他噶他地响。我们在幽暗中拾级而上，来到楼上右手边的书房。老师让我坐在他平时常坐的靠窗的椅子。这时，借助窗外映射进来的临近黄昏的光线，我凝视着老师的脸庞。和过去相比，老师的面容并未有什么变化。老师说他今年六十三岁了。我聆听老师的美学讲义是在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记得那是老师来日后开设的第一门课。而老师的面容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要是问老师，您来日本也有二十年了吧。老师便会回答，不到不到，准确地说是第十八年。如果用英语形容老师的头发和胡髯，应当是anburn（全褐色）。须发呈现出淡淡的亚麻色，和普通西方人一样细软，即使生出少许白发，也并不显眼。而老师的气色和过去一样，看不出是个在日本住了十八年的人。
老师的相貌看起来始终是那么年轻朝气，但老师的书房却显得老气横秋，年迈而古旧。洋文书籍要比和文、汉文书籍更具有装饰性的封面，能让人感到所述的学问或艺术的张扬。单凭这种装饰，就能让人想起那学问、艺术的高贵。但老师的书房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巨大的书桌和四把褪色的椅子，桌上放着火柴、埃及烟草和烟灰缸。我一边抽着埃及烟一边和老师交谈。但是，直到老师带我走出书房去往楼下的餐厅为止，我都没有弄明白老师的书房里究竟有哪些藏书，这些藏书又放置在何处。
不仅是没有那些鲜艳的烫金文字和红红绿绿的封面刺激我的眼睛，我甚至连纯洁的白色也没有见到。老师的餐桌上并没有铺上欧洲人认为必不可少的白色桌布，而是铺了一块印花棉布。那块印花棉布与寄住在我家的老师的女儿，在嫁人时新买的棉被花样相同。坐在我对面的老师，既没有戴衬领，也没有系领结。细条纹绉纱的衬衣外面，随意地披了一件鹅黄的薄西装。虽然老师一开始就告诉我不必拘礼，但我还是觉得不能有失体统，便换上白衬衣、戴上衬领，穿上了深蓝色的和服。老师看见我这身衣服就说，你穿着正装，我却穿着这样的衣服……他头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正装二字让我感到十分刺耳。后来发现原来手腕脖颈都是洗得雪白的衣服，那么就算是正装，如此说来，我确实穿得比老师更是正装。
我问老师，您一个人不感到寂寞吗？老师说，一点也不寂寞。我又问，那您想不想回西方呢？他说，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西方，但是日本没有演奏会、戏剧、图书馆、画廊，实在让人苦恼。唯有这些缺失，是在日本的不便之处。我问他，您请一年假，回去一趟如何？听我这么劝说，老师说，这当然做得到，但我并不想这么做。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日本，那肯定是永久地离开，不会再回来了。
先生就是这样，既对自己的故土毫无思慕之情，也并不厌烦日本。所谓新时代的世态，与老师的性格难以相融，它矛盾杂乱，空虚肤浅。这种世态从周围的过去层底部渐渐浮起，老师日日目睹着自己身处凹陷中心的情形，将它当做是另一个世界中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十八年来一直过着极其平静的旅日生活。老师的生活就如同扔在煤烟脏污街巷中的希腊雕像被注入了血肉活力一般。杂杳中身动心动，皆安平如镜。老师踏在石板上的鞋底是静的。老师像是公元前居住在半岛上的人一般，穿着柔软皮革质地的拖鞋，稳步在电车旁边行走。
老师过去喂养过乌鸦。那些乌鸦不知是从哪里飞过来的，但先生会定时放些鸟食在外面。我听说老师与乌鸦有些奇妙的因缘。将这两件事在脑海中结合起来考虑，一种情绪油然而生。我过去曾经看到过老师在大学图书馆里把爱伦·坡[1]全集尽数拿取下来。老师说他既喜欢爱伦·坡，也喜欢霍夫曼[2]。这样一个黄昏，我想起那只乌鸦，便开口问老师，那只乌鸦后来怎样了？老师说，它啊，死了。是冻死的，清寒夜晚在院子里的树枝上立了一夜，次日便死了。
说起乌鸦，又顺带提到蝙蝠。因为听安倍君说蝙蝠是怀疑的鸟类，便反问他原因。安倍说，因为天才刚刚擦黑它就飞出来了。实在是个谜一般的回答。我说我喜欢蝙蝠的翅膀，老师说那是恶魔之翼。确实，图画上的恶魔总是背着一对蝙蝠的翅膀。
此时，傍晚的窗畔传来一阵茅蜩的尖锐鸣叫，桌边围坐的四人侧耳倾听了片刻。我问老师，这种鸣叫会不会引起您关于意大利的什么联想？出言询问，是由于此前老师说蜥蜴很美，我问他，您是不是联想到湛蓝如洗的意大利的天空了呢？老师回答，确是如此。但这次，老师则微微侧首说道，啊，那不是意大利，在意大利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我们在那栋仿佛误建于炎热都城中心的古老宅子里，静静地聊了这些话。随后，又说了些关于菊花、山茶、铃兰的话。我们谈到水果，还将水果中香气最盛的柠檬榨取汁液滴在水中饮用。也喝了些咖啡。老师说，所有饮品中咖啡最美味，也最为他所喜爱。后来，静谧的夜半，我与安倍两人离开了老师家。
自从在华丽的演唱会上见不到老师的面孔以来，已经过去了很久。据说，老师来日本之后，连碰一碰琴键的话都没说过。老师是这般厌恶浮夸与显摆。因此，老师婉拒了一切演奏会，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兴致来时才在琴前奏上一曲。其余时间，全是读书。
到文科大学打听一下品格最高尚的老师是谁，学生中百有九十会在提到为数不多的日本教授之前，先脱口而出冯·凯贝尔老师的名字。老师受到了众多学生的尊敬，也对日本的学生们报以始终不渝的关爱。十八年来，他一直坚持教授哲学。老师本该早就离开这索然无味的日本，但他迟迟未走，便是由于对学生们深沉的爱。
京都的深田教授在老师家暂住的时候，总对我说有空的话随时可以到这边来吃晚饭。如今四年过去了，我始终未去叨扰。好容易践约，同安倍君在一个漆黑夜晚相伴前往时，我思忖着，老师大抵还会在日本待上几年呢？而当我听到他说一旦离开日本便不再回来的时候，我不禁想起老师引用过的那句爱伦·坡的句子：
“No more, never more.”
注释
[1]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
[2]E.T.A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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