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冈田先生刚才介绍我时有所言及的，学校曾约请我今年春天的时候到学校做个演讲，但当时正巧有其他事务缠身，便没能应承——比起当事人的我，冈田先生记得更清楚，为了让在座诸位理解其中缘由，刚才他已经解释过了，容我再添言几句。接到邀约的时候，我立即拒绝了。但是，如此空口拒绝未免有失礼貌，便答应下次有机会的话会去。当时，我为了周到起见，便问冈田先生下次的话大概会安排在什么时候？他回答说，今年的十月。听罢，我心想从春天到十月之间时间尚久，这么长的时间段里，怎么也能准备妥当，于是便爽利地应承下来了。然而，孰料之后我便罹患重症，直到九月月末都还卧床不起。如此这般，时间便到了十月。十月份虽然不用整日卧床了，但身体尚是虚弱，站立颇为吃力，实在没有体力可以演讲。但是，我并没忘记与冈田先生的约定，心中一直嘀咕差不多该有人来通知我了吧。想到这里，由于身体原因，心中还是有些不安的。
这期间身体渐渐恢复，而到了十月末却仍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我自然没有主动告知自己罹患重症的情况，但我得病的新闻有两三家报纸都刊载过，我推测他们也许得知了这个消息，想必已经有人填补了我的演讲空缺，于是安心下来。但是，没料到冈田先生突然到访。见面时冈田先生特意穿了长筒靴（也可能因为那日下着雨的缘故）。他如此一身衣着打扮，远道来到早稻田的后街，告知我说好的演讲延期到十一月，请我务必赐教。我想接下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应该可以准备好，便一口答应下来。
情况如上所述，从今年春天到十月，又从十月到十一月二十五日，这期间虽有多次可供准备完整讲稿的时间，但是由于我情绪有些不好，觉得思考演讲实在不胜其烦。大约估摸着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来之前时间还有一些，于是一拖再拖。眼看日期渐渐临近，到演讲前两三天的时候，我意识到再不有所考虑就来不及了，但仍是一思考就烦郁，最后只得用绘画来消磨时间。说是绘画，听起来像是要勾勒描摹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其实只是画了些不成样子的东西，将它贴在墙上，独自茫然地盯瞧两天三。记得是昨天，有人来家中探访，看到这幅画说十分有趣。——不，也不是说画有趣，是说看得出绘画时作画人的心情很有趣。于是我将当时的心境告诉他说，我可不是因为愉悦才作画的，而是觉得心情不佳才提起画笔的。这世上既有一些人是因为愉悦才作画、书法、写文；也同样有另外一些人，因为郁郁不快，于是执笔作画书法，想以此纾解。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两种心态下所表现出来的书画，大多是非常一致的。这个插曲仅仅是我顺便一提，与演讲主题本身无关，此处便不再赘述。——最后，我一味盯着这奇怪的画作看，丝毫没有着手准备演讲的内容。
日复一日，二十五号转眼即至。不管情愿与否，我都必须登台演讲才行。所以，今天早上将思路整理了一番，但看来仍是准备不充分的。内容可能达不到令诸位满足的水平，敬请各位予以谅解。
我不知道这样的演讲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像这样每次都邀请外面的某位先生来演讲，就一般惯例而言，也毫无不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能够满足诸位预期的趣味盎然的演讲，不管请来何方神圣，恐怕都难以担此重任。你们有些人其实是因为外面请来的人比较稀奇才觉得有趣的吧。
我从落语[1]表演家那里听过一个很讽刺的故事。故事是这么说的：
从前，有两位诸侯去目黑一带捕鹰，四处奔波后，觉得饥肠辘辘。不巧两人既没准备便当充饥，而且与随从走散了，无法从随从那里取用携带的干粮。无奈之下，只好跑到附近不甚干净的农家，说什么都可以，能否给我二人一些充饥的饭食？那个农家的老爷子和老婆婆十分同情他们，家中正好有现成的秋刀鱼，便决定烤秋刀鱼、煮杂粮饭招待他们。两人吃饱后，说秋刀鱼真美味。他们随后便离开了，但直到第二天，昨日烤秋刀鱼的香气仿佛仍萦绕在鼻间，无论如何也忘记不了。于是，其中一人决定请另一人来家里吃秋刀鱼。听闻此事的随从皆大惊失色，但主命难违，只得命令厨师将秋刀鱼的细刺尽数剔除，用料酒等调料腌制好，火候得当地烤制后，呈给主客享用。然而，当时主客双方皆不是饥肠辘辘的状态，又因为桌上的秋刀鱼烹饪得太过精细，反倒失去了原有的妙味。主人客人用筷子夹了些尝味，觉得实在称不上美味。于是两人面面相觑，双双得出了一个奇怪结论：要吃秋刀鱼，除了目黑以外哪里都不行！这就是相声段子的有趣结尾。就我来看，这所学习院是一所优秀的学校，受教于这所学校优秀教师的诸位，专程为了听我的演讲，从春等到秋，许是同吃腻了大牢[2]的美味，想尝尝目黑秋刀鱼的味道是同一种心理。
在场的大森教授是差不多与我同年大学毕业的。大森老师曾对我说，最近学生不好好听他的课，令他十分苦恼。他还说这些学生态度不够认真，如此十分不礼貌。我记得这番评论并不是针对你们的学校，而是关于某所私立大学的学生。然而，我那个时候却对大森老师说了些失礼的话。
在这里重复我当时的话实在难为情。我当时说，怀着感激之情听你的课的学生，哪个国家有啊？当时的大森老师许是没有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为了避免误解，容我借此机会解释。在我们做学生的时代，大概就是你们这个年纪，或者再稍稍年长一些的年纪，是比现在的你们还要懒惰的。几乎可以说，我们没有听过老师讲的课。当然这是以我和我周围的人为基础得出的结论，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但回首当时的我，想来确实是这样。虽然我现在看起来十分温和平顺，其实曾经实在不是一个会认真听讲的学生。甚至可以说是终日消极怠工的。从这种记忆出发来看现在这群认真的学生，我也只能和大森老师一样，难以出言攻击苛责。这么说来，我必须为当时失礼的言行向大森老师道歉。虽然今日前来并不是专程为了对大森老师说抱歉，但当着大家的面，我想借此机会谨致歉意。
话题好像偏离得有些远了，让我们再次回到原先的主题上来。我想讲的内容归纳起来是这样。
诸位进入如此优秀的学校，终日接受着学识渊博的老师的指导，聆听着他们专门性的或者通识性的课程。如此，还要特意听我这种外面的人做的演讲，实在与刚才所说的诸侯品尝秋刀鱼是一样的含义。也就是说，是因为珍奇，所以抱着吃一口尝尝看的想法。而实际上，与其听我这样的人讲话，我想，那些平日里为你们授业解惑的老师的话更有益处，也更有趣味。即使我当了这所学校的教授，单从没有新鲜刺激这一点而言，就很难召集起这么多人来听我演讲。无论是出于热情或者出于好奇，我想都无法聚集起这么多人吧。
为什么我要做这种假设呢？说起来是因为我从前曾经想过要当这所学校的老师。不过，这也不是出于我主动应聘，而是在这所学校工作的朋友推荐我来的。那个时候的我，是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是个之后要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尚不可知的愚昧之人。而当我走出校园踏上社会时，发现若只是揣着双手空等机会的话，那便连房租都没有着落，能不能站上讲台暂且不论，要先找个地方安定下来才行。于是，我才按照朋友的建议，开始应聘这所学校。那时候，有另外一人与我竞争。但因为朋友稳操胜券地告诉我说肯定没问题，我便仿佛已经入职了一般，还去向人家打听老师应该如何得体着装的问题。那位老兄说，不穿燕尾服是不能进课堂的，于是，连工作都没着落的我，竟开始定做起燕尾服来了。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学习院在什么地方，说来确实荒唐。定制的礼服做好了，原本以为十拿九稳的教师一职却不料失之交臂。我的那位竞争对手填补了英语教师的空缺。他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说来这件事倒也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遗憾。听说那人是从美国回来的。——而那个时候，如果不聘用留美回来的人，反倒让我歪打正着当了这所学校的老师，而且一直当到今天，那么像这样郑重地受到学习院邀请，站在高台上和各位交谈的机会，也许永远不会有。我这番演讲让诸位从今年春天等到了十一月，完全是我应聘学习院教师失败的结果，诸位看这不正是如同目黑的秋刀鱼一样稀奇的证据吗？
我现在开始简要谈谈我落榜学习院教职之后的情况。这不仅是按照顺序承接讲下去，而且是今天演讲内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请各位耐心听我道来。
我应聘学习院教师，不幸名落孙山，但这身燕尾服倒是穿在了身上。因为除此之外我也没更像样的西装了。诸位觉得我穿着这身西装去了哪里？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找个工作没什么困难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论你面朝何方，都有大门为你敞开，是因为到处都缺人的缘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高等学校和师范学校几乎同时都来与我联系。我对替我向高等学校打点周旋的前辈模糊地答应下来，又没有拒绝高等师范的人，于是事情就变得很微妙。本来因为我年纪轻，办事不牢靠，考虑不周全也是难免的，但也正是这样把事情给办砸了。我被学长所在的高等学校某位任教多年的教授喊了去，他指责我说，你一方面跟我说要到这里来，另一方面又去找别的工作，让我夹在中间很难做。我不仅年纪尚轻，肝火又特别旺，心想那干脆两边都不去了，随后就准备起不就职的手续。然而，随后的一日，接到当时高等学校校长，现在京都理科大学校长久原先生的通知，说让我去他们学校一下。我当即便过去了，到了才发现，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以及之前为我打点周旋的前辈都在场，他们商量好，要我不要顾虑太多，就去高等师范那里就职吧。我当然不能说不愿意，于是便答应下来了，但心里却不禁觉得这是件麻烦的事情。如今想来这种想法实在不应该，但我那时候确实并没有对高等师范的职位觉得憧憬又可贵。我第一次见到嘉纳校长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我无法成为像您这样的教育先驱、学生心中的典范，因此始终在就职时思前想后，逡巡不前。嘉纳先生是杰出人物，他说你这样直率地拒绝我，我更加希望你能去我那里工作了。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便打消聘用我的念头。就这样，那个心智尚不成熟的我，不想再贪得无厌地继续在两所学校中摇摆不定，并且在学校领导的这番关心之下，最终去了高等师范就职。
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身为教育工作者，而感受到使命感责任感的资格。因此，在工作中颇感拘束，诚惶诚恐。嘉纳先生甚至说，你这个人太过正直了也是个问题，倒不如再圆滑一些更好。但是，圆滑对我而言实在强人所难，我觉得这个地方看来并不适合我。要是打开天窗说亮话，那个时候的我，就像个给餐馆或是点心铺打杂的伙计。
一年之后，我去了乡村中学任教。那是位于伊予的松山的一所中学。那些一听到松山的中学就会心一笑的同学，大概都读过我写的《少爷》吧。《少爷》里有个外号叫“红衬衫”的人，那时候常常有人问我，这个“红衬衫”写的究竟是谁啊？要说写的是谁，我只能说当时那所中学里拿到文学学士的人独我一个，如果把《少爷》中每一个人物都对应成现实中的人，那么红衬衫肯定就是我了。——就我来说这实在是感激不尽的。
我在松山也不过待了一年时间。临走的时候，政府领导出面挽留，但因为我和将要去的单位有约在先，因此不得不婉言拒绝。之后，我便在熊本的高等学校安顿下来。就这样，我从初中到高中，再从高中到大学，按照这个顺序积累了教学经验，只有小学和女子学校尚没有任教经验。
我在熊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突然接到文部省问我是否有意向去英国留学的征询，已经是我去熊本好几年后的事情了。开始我是想拒绝的，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不抱有任何目的，只是单纯地去趟国外，对国家也并不会有什么贡献。然而，掌握了文部省确切意图的教务长说，你说的这些都是对方该考虑的，不是你需要评论的事情，就按照对方所说的去吧。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想不出什么绝对要反抗的理由，便按照命令去了英国。果然不出所料，去了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
为了说明这件事，必须把直到这个时期为止的我的经历说个明白才行。这一部分讲述是我今天演讲的构成内容，希望大家接着听下去。
大学里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也许大家会问我英国文学究竟是什么呀，但这个问题我怕是无法解答，因为我研究了三年仍是朦朦胧胧的。那个时候有个名叫杰克逊的老师，让我在他面前读诗或者读文章。他有时候因为我写文章漏了冠词而出言斥责，或者因为我发音不准而恼怒。考卷上竟然出现这类题目：华兹华斯何时生何时卒？莎士比亚对开本共有几册？或者按年代将司各特的作品列出来等等。即使像诸位这样年轻一辈也能想象得到，这究竟是不是英国文学呢？暂且将英国文学搁在一旁，照这样学下去，文学本身是什么最后也弄不明白。既然如此，自学是否可行呢？说来，就像是所谓的摸瞎一般，只是徒劳。进了图书馆，从何处以何种方法读起，一概是不知晓的。这不仅是自身能力的欠缺，也是有关此类的书籍不足的缘故。总之，我学习了三年，却仍是没搞懂文学。因而，可以说我烦闷的根源也起于此处。
与其说我是以马马虎虎的态度踏上社会成为一名教师，倒不如说是被安排成了一位教师。万幸虽然学语言学的来做这个有点怪，但好歹能勉强对付过去。日复一日，倒也相安无事，但心中却时常感到空虚。既然空虚，那么索性下定决心或者更好，但某种难以言喻的令人不快的漠然，潜伏在周身各处，叫人无法忍受。加之，我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师一职本就兴致缺缺，也无法从工作中寻到乐趣。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缺乏身为人师的素质，单单是教教英语就让我觉得十分麻烦了。我始终以不上不下的态度工作着，满心念叨着，一有机会我就要朝自己擅长的领域跳槽。然而，所谓我擅长的领域，似是有又似是没有，不论面朝哪个方向，我都无法下定决心跳转过去。
我知道既然生于此世，没有作为是行不通的。但是要做些什么才好呢？我像是被囚禁在迷雾中的孤独者，呆立于原地不敢动弹。比起寄希望于从某处射来一束日光指路，倒不如自己用探照灯摸索出一条前方的路。然而，不幸的是，无论向哪个方向眺望，都是茫然一片，不辨道路。那种情绪如同被塞进袋子里，怎么都出不去一般。心中焦急万分，只要手里有一把锥子，我便要刺穿这牢笼给它好看，但是没有人递给我这把锥子，而我自己也无处寻觅，只得心中不断思忖今后自己会变成哪副样子，终日过着不为人知的阴郁生活。
就是怀揣着这样不安的心情，我从大学毕了业，并带着这份惴惴不安去了松山，又到了熊本，随后又将这份不安叠起收在心底远渡重洋去了国外。但是，一旦去了外国留学，总会重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于是，我就尽可能做最大的努力，意图获得些成绩。然而，无论读什么样的书，仍旧无法让我从袋子中脱逃。能够扎破袋子的锥子，我走遍了整个伦敦也没找到。我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开始思考起来。觉得万事皆灰，着实无趣。我意识到无论读多少书也无法填充内心之后，便不再读书了。同时，我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读书的。
从这个时候，我终于开始明白文学是什么了。这一概念除了凭自己的力量从根本来构筑，别无他法。一直以来，我完全是用他人本位的思考方法，像是无根浮萍，四处漂游，这是行不通的。我这里说的“他人本位”，就是请别人喝自己酿的酒，之后听他们品评，即使说得不对，仍旧以此来改正，一味模仿顺从他人。上面的总结，诸位听来肯定觉得愚蠢透顶，质疑说有谁会去做这种模仿呢？事实却并非如此。最近流行的柏格森[3]也好，欧肯也好，西方人动不动就拿来说，日本人就在后面盲从，跟着起哄。加之，那个时候只要是西方人说的话，人们就不问对错地盲从，还一副神气十足的模样。因此，信手写一排片假名[4]，向别人吹嘘夸耀的人比比皆是，毫不稀奇。我并不是想诋毁这些人，只是叙述当时的原本事实。比如，有人读了某位西方人甲评论西方人乙的作品，不管评论得对不对，也不管自己是否认同理解，便鹦鹉学舌般随处传扬。总而言之，就是所谓的囫囵吞枣，或者说是一些机械性的知识，反正不是有血有肉的东西，而是将旁人之物当作自己所有，揣着四处宣讲。然而，时代就是那样的时代，人们对此是多加褒奖的。
说话回来，无论收到多少溢美之词，毕竟肚子里是揣着别人的墨水吹嘘夸耀的，内心说到底还是不安。那种行为类似于毫不费事地拔下孔雀翎羽，装饰在自己身上，装腔作势。因而，我意识到如果再不摒弃浮华力求真挚，这样下去自己的内心无论何时都无法安稳，比如，西方人说这是首漂亮的诗篇，韵调上佳之类云云，那仅仅是西方人的想法，就是对我有若干参考价值，却不应现学现卖当作自己的东西。但凡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绝不是英国人的奴仆，那么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拥有上述见解是必不可少的。但从重德重义，这一世界共同的视点来看，我便无法歪曲自己本真的想法。
不过，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当地道的评论家说的话与我的观点相左时，我通常会甘居下风。然而，却坚持思考这种不同是由何而来的。风俗、人情、习惯，追溯起来的话，国民性格的方方面面皆是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一般学者会单纯地将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误认为甲国国民喜欢的东西，必然也值得乙国国民称颂。我们必须说这是种谬论。即使此矛盾不可调和，那么也应当可以阐明。如此，单是阐明这之间的矛盾，便能为日本文坛投射下一道光明。——彼时，我如此顿悟道。时至今日才说这番话，实在迟晚，我不胜惭愧，但这是事实，无法作伪。
之后，我便开始稳固自己在文艺界的地位。说是稳固，倒不如说是为了重新建立新的立足之地，而开始阅读诸种与文学毫无关联的书籍。简明扼要地说，就是终于开始认识到“自我本位”四个字，为了论证自我本位，才开始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与哲学思考。如今时势不同了，这种事情现在多少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想明白，但那时候不仅我想法幼稚，社会也不像今天这么进步，因此我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得已。
自从把自我本位这个词紧紧攥在手中后，我比从前强大了许多。胸中涌起一股“他者何可畏”的气魄。正是“自我本位”四个字，给予过去一直茫然自失的我“，立于当下，由此前进”的指示。
坦白地说，我是从这四个字开始重新起步的。如此就从之前只知道跟在别人后面起哄，自己内心空虚不堪的状态中脱离。觉得不接触西方人也未尝不可，把这种不可动摇的理由抛到他们面前，不仅自己心中轻松，他人也会喜欢。并考虑利用写书等手段，来成就我此生的事业。
那时，我的不安全然消失了。我以轻快的心情眺望着阴郁的伦敦。要是打个比方的话，那就是多年来苦恼的结果，终于用自己的十字镐一下子挖出了矿脉。或者说，此前始终封锁在雾中的人，在某个角度的方向，终于清晰知晓了前进的道路。
我受到启发的那会儿，已经是留学一年多的时候了。我知道在国外很难完成我的事业，想着反正先把资料收集起来，回国之后再好好整理。也就是说，比起留洋的时候，虽然事出偶然，但回国后我确实得到了某种力量。
但是，还没有决定是否归国的那阵子，我很快开始为了衣食而奔走。我去过高等学校教书，也去过大学任职。之后手头实在紧张，进了一家私立学校挣钱。因此，我患上了神经衰弱的病症。最后，只得靠着在杂志上刊载一些不太像样的文章过活。各种缘由下，计划的事业不得不半途而废。我写的文学论，与其说是此间的纪念，倒不如说是一副亡骸，且是畸形儿的亡骸。或者像是尚未建成的城市经受地震打击后坍塌成的一片废墟。
然而，那个时候得到的“自我本位”的想法，至今仍未改变。甚至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强烈起来。写作事业虽然最后失败了，但那时候确凿的“吾为主，他为客”的信念，给予今天的我充分的自信与坚定。并且，我也怀有此后仍可以持续这样活下去的心情。事实上，站在这座高台上，面对诸位发表演讲，或许也是拜这种力量所赐。
以上的内容，仅仅是将我的经历大致讲了一下，我说这番话完全是出自希望可为你们提供些许参考的年长者心态。你们中有的人即将离开学校，迈向社会，也有的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人即将投身于实业领域，但无论是哪一种，我想都会经历我曾经遭遇的烦闷（即使种类不同）。也难免像我一样急着寻找出口，却如何都冲不出去；想要抓住些什么，却只能抓到光头一样滑溜溜的东西，握不在手里，于是心急如焚。如果你们之中有人已经凭借自己的力量开辟出一条道路，那就另当别论。而那些跟在他人后面，心满意足地沿着既有道路前进的人也并非不好（如果自己心安理得且满怀自信的话）。但是，如果并不是这样，那无论如何都必须用自己手中的一把十字镐不停地挖凿，直到挖出矿脉为止。必须这么做是指，如果没有挖到矿脉，那么这个人此生都不会愉快，只能始终低人一等，在世上迷惘徘徊。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因全在于此，毫无标榜自己是个模范的意思。即使像我这样不值一提的人，只要拥有依靠自己、朝向自己打开的道路前进的自觉，即使那是一条在他人眼里没任何意义的道路，那么我自己也可以由此得到满足。而旁人的批评与观察，与我没有丝毫关系。不过，我不曾想过，因为自己走出这么一条道路，获得了自信与坚定，那么这条道路就该成为你们的模范。这一点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话说回来，我判断我所经历过的那种烦闷，你们肯定也常常遇到，不是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在解决之前，做学问的人、受教育的人，都应该把它当作终其一生的工作，至少也是十年二十年的工作，难道这不是很必要的吗？啊，这里有我应该前进的道路！终于挖到了！这样的感叹词交织在心间的时候，方是诸位终于可以心情落定的时候吧。不会被轻易打碎的自信，难道不是伴随着这种欢呼雀跃声而渐渐抬起头来的吗？如果中途有人因为遇到云雾烟霭而懊恼，我想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应当挖到这条路才罢休。这并非只是为了国家，也并非纯粹是为了一家老小，而是为了诸位自身的幸福，绝对必要的事情。如果已经走过了我所经过的这段道路的人应另当别论，不然在路上碰到何种障碍，也要击溃它继续前进才行。——说要前进，但却不知晓前进的方向，那么我们就只有一直走，走到遇见障碍物为止。我完全无意说些什么硬要你们接受的忠告，而是想到这也许会成为你们将来的一种幸福，因此才按捺不住要说出来。心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怀着像海参一样瞻前顾后，摇摆不定的精神的人，是认识不到自己不快乐的状态的。只要说一声没有什么不快活那也罢了，或者说自己已经越过了那种不愉快也好。我希望大家都能最终跨过去。但是，我从学校毕业已经三十多年了，却仍是没有跨过去。毋庸说这种痛苦是种钝痛，年年岁岁感受到的痛感并未有何差别。但如果在座有像我这样罹患过重病的人，那么我衷心希望他能勇往直前，切勿畏缩。如果能走到那里，发现那个能让自己安心落座的地方，那么我想，他就能掌握此生的坚定与自信。
上面所说的内容，是今天演讲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来谈谈第二部分。学习院这个学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才能进入的学校。我想事实确实如此。贫苦的人是无力来这里学习的，根据我的判断，这所学校所聚集的皆是上流社会子弟，那么在诸位身后附庸而来的众多事物中，首先必须要提到的便是权力。换句话说，诸位只要踏上社会，就会拥有比已然安身立命的贫民更多的权力。前面所说的，要你们在工作中不停地挖掘前进，直到挖出什么为止，确实是为了让诸位获得幸福和安宁。但是，这之所以能给诸位带来幸福与安宁，是因为诸位在挖到矿脉的那一刻，才了解到你们与生俱来的个性，藉此能够安稳落座。坐定后再逐步向前推进，会使得个性得以发展。而唯有在工作与个性完全契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口说，这里有我安身立命之所。
与此具有相同意义的是，我们将权力这种东西稍许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将我们刚才所说的个体的个性，不管三七二十一强加给他人的工具。如果断言说它是一种工具不好，那么就说它是能够教人使用这种工具的利器吧。
次于权力的东西是钱力。毫无疑问，这也是诸位远比贫民拥有得多的一种东西。从同样意义上来看，为了扩张个性，钱力是种极为重要的可以诱惑他人的工具。
由此可见，拥有权力和钱力的人，比贫穷者更加能够将自己的个性强加于人，或者是将他人引诱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就这个意义而言，权力和钱力实在是再好用不过的道具。由于拥有这种力量，因而显得伟大，结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方才所说的个性，主要是指在学问、文艺、趣味等方面，找到自己落定的地方后才能有所发展。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仅限于学术文艺，而是被运用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我认识的一对兄弟，弟弟宅在家中，着迷于读书；而哥哥则沉浸在垂钓一事的快乐中。哥哥认为老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自然会变得内向阴郁，实在要不得，他得出结论说，弟弟就是因为不钓鱼才成了那样的厌世者。于是，千方百计想把弟弟拉去钓鱼。弟弟当然极其不情愿，但碍于哥哥的高压姿态，只好被迫扛着钓竿，提着鱼笼，跟在哥哥后面前往垂钓池塘。到了之后干脆两眼一闭，不爽不快地弄上来几条鲫鱼，闷闷不乐地回家了。哥哥由此说，正如他的计划，改变了弟弟的性格。但事实绝非如此，弟弟对垂钓的反抗心越发强烈起来。总而言之，因为哥哥本身性格与垂钓相符，因此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但这仅仅是哥哥自身的性格，与弟弟没有任何交流。这个例子不是关于钱力的，而是用来说明权力的威压。哥哥的个性压迫弟弟，强行要求他垂钓。在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场合中——比如说，上课听讲的时候，或者是军队当兵的时候，或者是即使住在寄宿宿舍，却是以军队生活为主等等——所有这样的场合，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些高压手段。但我主要是以个人独自踏入社会的情况来讲的，请各位以此为基础来理解我的话。
如上所述，那些自己喜欢的事，自己以为不错的事，合乎自己性格的事，如果有幸寻找到并能将其发展，自然甚好，但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忘记了人我的区别，产生“干脆也把那家伙拉进来吧”的想法。那个时候如果有权力，同别人之间形成上面那对兄弟一样怪异的关系，如果有钱力，那就会四处挥洒金钱，将别人变成与自己一样的人。也就是说，把金钱作为诱惑的工具，使用诱惑的力量，让别人变成自己满意的模样。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会引发十分危险的后果。
因此，我常常这样思考。首先，你们应该落脚于能使自己个性得以发挥的地方，认识到除非工作与自身十分契合，便不能停止寻找探索的步伐，否则将一生陷入不幸。但是，为了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尊重，受到社会的认可，那么也必须承认他人的个性，尊重他们的选择，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我看来，这既必要亦正确无疑。有人觉得我天生是个右派，如果看到别人是左派，就觉得不像话，这是很不妥当的想法。本来，一遇到复杂因素构成的善恶或正邪的问题，若是不借用深度解剖的助力，就很难分析出什么来。想达成同这些问题毫无关联的状态，或者即使发生关联也不觉得麻烦的状态，必须在自己从别人那里享有自由的同时，也同样给予他人以自由，双方同等相待，方可实现。
最近，提倡自我与自觉的人极多，他们将其当作为所欲为，不必受限的符号与象征。这里面有很多奇人怪事。他们一边口中说着要好好尊重自己的自我，却对于他人的自我丝毫不予以承认。假如具备公平的双眼和正义的观念，有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我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就必须同等地给予别人自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正当的理由，是不能妨碍他人为了自身的幸福而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在这里，我为什么使用“妨碍”二字，是因为你们之中有很多人将来是可能站在能够妨碍他人的地位上的。在场各位，能够运用权力的人有，能够运用钱力的人就更多了。
归根结底地说，世间根本没有不附带义务的权利。像我这样，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俯视诸位，让诸位静静听我讲上一两个钟头，伴随着这种权力的同时，我也肩负着能讲出值得你们静静聆听的内容的义务。即使是很平常的演讲，我的态度、姿势也要十分得体，才能让你们也同样对我抱有尊重之情。如果一定要说仅仅因为我是客人，你们是主人，才会像现在这样静静聆听，倒也不是不可，然而那不过是表面的礼节，是和精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因袭的表现，根本不在讨论之列。再举个别的例子，诸位都有过在课堂上被老师训斥的经历吧。但是，如果这位先生只会训斥，那么不论放在世间何处，他都是位没有资格任教的老师。因此，他肯定是在训斥学生的同时，也尽心竭力备课教学。拥有训斥权力的老师，也肩负着教学的义务。为了维护纪律、保持秩序，教师必须充分行使他被赋予的权力才行。与之相对，如果他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那么也就无法在教师一行中长久做下去。
关于钱力也是一样的。在我看来，不知道责任为何物的富豪们，是不应该存活在世间的。它的原因总结成一句话就能说明白。金钱毋庸说是种至宝，无论到哪，它都能畅行无阻。比如，我现在投机赚了十万日元，那我既可以用这十万块钱买地建房，也可以拿来购置书籍，甚至还能在灯红酒绿中纸醉金迷一把，无论哪种方式都随我喜欢。这些方式中，也存在购买他人的精神的一种手段，这难道不可怖吗？也就是说，大把的钱确实能买到人的道德良心，钱可以成为使人灵魂堕落的工具。投机赚来的钱如果对伦理道德有巨大的威力，并能驱使它们，那么人们肯定都会认为这是种极不恰当的使用方式。但人们心中虽然明白，实际上金钱就是这么被使用的。除非持有金钱的人有相当的道德水平，按照礼义廉耻行事，不然根本没有防止人心腐败的途径。所以我才说，必须给金钱加上相应的责任才行。比如我现在有这么多财富，这笔钱如果用在这个方面，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而在那样的社会用在那样的方面，就会造成那样的结果。我们不仅要成为有通透清晰认识的人，还要配合这种认识，懂得以负责的态度来处理自己的财富。否则就愧对于社会，愧对于自己。
将上面的论点摘取重点来看，那就是：第一，如果想达到发展自身个性的目的，就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如果想要行使自身被赋有的权利，就必须记住相应伴随而来的义务；第三，如果想显示自己的钱力，那么就要并重相伴而来的责任。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问题归结为这三条来理解。
把这个换句话说，即：如果不是在伦理上有一定修养的人，就没有发展个性的价值，没有使用权力的价值，也没有使用钱力的价值。再换种说法，为了自由地享受这三者，就必须接受这三者所要求的人格来主宰我们的行为。如果没有正确人格的人要盲目发展个性，则会妨害他人；如果这种人要使用权利，则会滥用职权；如果这种人要使用钱力，则会带来社会的腐败。最终呈现出十分危险的情况。这三种情况，是诸位将来最容易接近的情况，所以我以为，你们无论如何都要成为品格高尚行为端正的人才行。
虽然内容有些偏题了，但众所周知，英国是个极其重视自由的国家。然而，尽管英国那般热爱自由，却又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秩序良好的国家。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英国，但尽管不喜欢，却也得实事求是地说：那样爱好自由又秩序井然的国家，世界上怕也没有第二家。日本之流自是无法相提并论，但他们的自由，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由。他们从小就受到社会性的教育：在热爱自己的自由的同时，必须同样尊重他人的自由。因此，他们的自由背后，毋庸置疑是伴随着义务的观念的。著名的纳尔逊说过：“英国冀诸健儿人人各尽其责（England expects every man to do his duty）。”[5]这句名言的意义不仅限于当时，而是与英国人的自由表里相依地发展至今日，深深根植于其思想当中。
英国人感到不平时常常游行示威。但政府从不予以干涉，默默地任他们去做。而相应的，示威游行运动也颇有分寸，不会乱给政府添麻烦，弄出什么暴乱来。最近女权运动支持者的活动搞得一片狼藉，也算是个少见的例外了。说它是例外，数量本身并不少，但也仅仅停留在例外的层面，除了看作例外别无他法。嫁不出去啦，找不到工作啦，再加上在早前就养成的尊重女性的风气中钻空找漏，这些都不是英国人平常的态度。撕破油画；在监狱中断食让狱警为难；在议会上将身体绑在椅子上，特意大喊大叫。如此等等，虽说是意外发生的现象，但也未尝不是女性觉得自己的行径总能受到男性通融，才这般肆无忌惮的结果。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叫人觉得有些反常。一般性的英国风范，总是如刚才所讲，在不脱离义务概念的基础上来热爱自由的。
话虽如此，但我无意诸事以英国为榜样。总而言之，我认为，没有义务心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决计不能存在于社会。即使暂时得以存在，也一定会很快遭到排斥和践踏。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能够拥有充分的自由，也同时希望各位深刻理解接纳义务。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公开演讲说自己是个个人主义者，也并无忌惮。
对于我说的个人主义请切勿误解。特别是对于诸位这样的年轻人，如果在你们中造成误解那实在是抱歉。这一点希望你们格外注意。由于时间紧迫，我尽量简明扼要地说。关于个人自由，刚才也讲过，在个性的发展中是尤为重要的因素，这种个性发展又与你们的幸福关系紧密。所以，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我向左你向右各不干涉的自由，既要秉持在自己心中，也要赋予他人才行。这就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在权力、钱力的问题上也一样，我不喜欢的家伙，我就不理睬；不符合我的脾性的人，就要把他打倒；对方明明没做什么错事，却滥用钱权，这样下去会如何呢？结果，人的个性不仅全都被毁灭了，与此同时，人的不幸也由此开始。比如说，我根本没做什么坏事，就因为我说了些对政府不满意的话，警察总长就派警察包围了我家。也许，警察有这样庞大的权力，但道义却不允许他如此行使。其次三井或岩崎这类巨贾，只是因为讨厌我这个人，就收买我的佣人，让他们事无大小一律反抗我，这又是什么样荒谬的事情啊。如果在他们钱力的背后，多少还有些人格可言的话，他们就绝不会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来。
这类弊害是因为没有理解道义上的个人主义而导致的。他们利用权力和钱力一味膨胀自我，为所欲为。因此，所谓的个人主义，在这里我所说的个人主义，绝不是世俗想的那种会对国家造成危害的东西，而是尊重他人存在，亦尊重自我存在。我是这么理解个人主义的，并认为这是种了不起的主义。
说得更简明些，那就是：它是一种没有党派之心而只有是非道理的主义。不结党营私，不为钱力权力盲目驱使。所以，他的背面应该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寂寞。既然不结朋党，那么我便独自踏上我应该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由于不能妨碍他人的前进道路，人在很多时候只能成为一种分散的存在。这是多么的孤独寂寞啊。我曾经负责《朝日新闻》文艺专栏的时候，具体是谁记不得了，有人写了关于三宅雪岭[6]的坏话。虽然不是人身攻击，但却也是颇为尖刻的批评，而且仅有两三行而已。那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刊登出来的呢？虽然我负责这个栏目，但可能事出时我正在病中，也可能不在病中但我觉得刊发出来并无不妥。总而言之，最后那篇文章刊载上了《朝日新闻》的文艺栏。结果，《日本和日本人》的一伙人非常恼火。虽然没有直接上门与我对峙，但要我手下的一个员工撤销这篇文章。这要求虽不是雪岭本人提出的，但雪岭的手下——手下这个叫法略显奇怪，有点像赌场里的称呼——反正就是部下一类的人，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撤下来。如果实际存在争议，那么当然要撤，但只是批评的话，撤销未免牵强。我这边除了说是否刊载为我方自由外，别无他话。而且，提出要撤销的《日本及日本人》的一部分内容，每一期都在对我笔诛口伐，这一点更让我感到震惊。我没有直接参加谈判，但听别人把话传过来的时候，心里有些怪异。因为，我以个人主义行事，而对方却是奉行党派主义活动。当时，我连批评自己作品的文章也会拿来刊登，他们这群人却因为一次不满意对雪岭先生的评价，便雷霆大怒，实在让我在震惊之余又感到怪异。说法可能有些失礼，但我认为他们的做法落后于时代。这使我想起封建时代人们的团体。但是以这种方式思考的我，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寂寞。我想到，即使与我关系哪般亲近，但只要想法不合便只能一拍两散；我虽然给予来我家求教的年轻人一些建议，除非有重大理由，否则不会压制他们发表自己的想法。我有多么承认他人的存在，也就给了他人多少自由。因此，虽然并非我心所向，但不管受到何种侮辱，我也不会去寻找助力。这即是个人主义的寂寞所在。个人主义把人作为目标，决定向背之前，首先要分明是非曲直，方定夺去留。有时候会面临孤军奋战的下场，心中孤寂万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即使是乱柴，只要能绑成捆，也能变得十分结实。
另外，为了避免另一个误解，我仍有些话需要事先说明。我们一提到个人主义，就像把它当作国家主义的对立似的，要把它击倒打垮。实际上这种道理根本无法成立。我很不喜欢去辨明某个人到底是何种主义，我认为人不是一种可以简单用“主义”来归类的动物。在这里我们为了解释，不得已只好在“主义”二字之下来说明各种事情。有人说今日的日本如果不推行国家主义便无法维持，说出这种话的人心中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更有人提倡要把个人主义踏平，否则就会亡国。这种愚不可及的事情决计是不会发生的啊。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不仅是国家主义的，是世界主义的，同时也是个人主义的。
构成个人幸福基础的个人主义，毫无疑问是以个人自由为内容的。个人所享有的自由，是与国家安危息息相关的，就像温度计一样随着温度上下升降。或者我们与其说这是种理论，倒不如说这是种事实创造出的理论更为合适。即，自然的状态便是如此。若是国家情势危亡，个人享有的自由也变得狭小；若是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个人的自由则会随之膨胀，这一点不言而喻。即使是那些认为既然存在人格，就妄用滥用的人，当国家面临危亡境况的时候，也不会任意妄行地伸张个人主义。我所说的个人主义，是对于那些火灾已经扑灭后，还强调必须戴着防火头巾，做些毫无用处的事情，将自己弄得浑身别扭的人的忠告。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从前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曾经创立过某个会。具体的名字和方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大概是一个强调和标榜国家主义的组织。当然，这不是什么邪恶组织。当时的校长木下广次先生等一众人也为这个会出力不少。会员胸前都挂着胸牌，我虽然可以特别免去戴胸牌，但还是被拉进会中。毋庸说我并不是发起人之一，因此对于我的入会异议颇多。我当时抱着“加入也没什么妨碍吧”的想法加入了这个组织。但是当我们在礼堂中召开成立仪式的时候，不知是什么机缘，有一个人登上讲台像演说一样讲了些话。那人虽然也是会员，却对我的意见大持反对意见，我记得此前我曾批驳过这个会的主张。终于等到成立仪式，听了刚才提到的这个男子的演说，我才发现那尽数是对我的反驳。虽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偶然，但当时情势之下，我有必要上台辩驳几句。我想，那个时候我的态度、举止肯定都很难看，不过我还是简明扼要地说了几句。你们也许会问我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其实内容很简单。我是这么说的。——国家固然重要，但从早到晚不停将国家挂在嘴边，仿佛被国家迷住了，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做不来。也许有人行止坐卧，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着国家，但是一刻不停地只想着一件事，这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买豆腐的人四处奔走贩卖豆腐，这并不是为了国家才奔波劳苦的，说到底是为了个人生计而发生的行为。但是，不管当事人想法如何，他在行为结果上为社会供应了必须物资，从这一点而言，也成为了国家的利益。与之相同，我们中午吃了三碗饭，晚上要增加到四碗，这也决计不是为了国家增减的。说实话，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胃。然而，间接又间接的推演，这种行为说不定对社会也有所影响，不，根据某种观点，兴许与世界大势还有几分关联也未可知。但是，让最重要的当事人这么考虑问题，为了国家而吃饭，为了国家而洗脸，甚至为了国家去厕所，这可是荒谬至极的。如何推崇国家主义都可以，但是让无法实现的事情变为事实，让人们装作衣食住行皆为国家，却是种虚假。——我当时的答辩就是这样。
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没有一个人是不关心国家安危的。国家强，则可减战争之忧，直到不再担忧外敌入侵的程度时，国家这一观念就自然稀薄起来。而个人主义此时便会趁机填补这个空缺，这实在自然不过。但今日的日本，尚未达到这个程度的安康和平。我们不仅资源匮乏，国土狭小。因此，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很难预料。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不能不考虑国家之事。但是，日本现在既然并不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当中，那么我们也不必如此大呼小叫地把国家挂在嘴边。这就像是，火灾还没发生之前，就把救火的那身装束穿戴完备，浑身不自在地在街头巷尾奔走。这件事其实是个程度上的问题。说什么已经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啦，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时啦，懂得思考的人——到了不得不思考的时候，那些有人格修养的人，自然而然会朝着那个方向考虑问题，因而即使约束个人自由，减少个人行动，他们也觉得为了国家我自该如此。于是，我坚定地相信在他们心中，两种“主义”不会始终处于矛盾状态，永远你死我活地相杀。关于这一点，我本来想说得更详细些，但由于时间的原因，就到此为止吧。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想提醒大家注意，那就是国家道德与个人道德相比，其实是素质更低的一种东西。本身国与国之间，无论外交辞令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其中并不存在道德心。欺诈、蒙骗、糊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因此，如果将国家作为标准，把国家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就会甘愿做出一些低级道德的事情，面对坏事完全心平气和。与之相对，站在个人道德的立场上，道德水准就会变得高很多。所以，我认为在国家和平安康的时候，对于道德水准较高的个人道德应给予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时间了，今天也不再展开讲述了。
专程收到你们的邀请，今日前来演讲，我想要尽可能地将诸位在个人生涯中持有个人主义的必要性解释明白。我想这对于你们以后踏上社会之后，多少能有几分裨益。我不知道对于我的话，你们是否都理解了。但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许是因为我说得不够明白，真是不好意思。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请不要凑合着理解，可以到舍下问我，我会尽可能清楚地解释。若是不需这般耗费周折，便能充分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那实在不胜欣慰。耽误了大家很长时间，感谢聆听。
大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学习院辅仁会演讲
注释
[1]落语，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表演形式与内容都与中国的传统单口相声相似。
[2]古时祭祀时用的牲畜称为“牢”，牛、羊、豖三牲全备称作做“大牢”，也称“太牢”。按古礼规定，一般只有天子、诸侯才能用大牢。
[3]亨利·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写作风格独特，表达方式充满诗意，曾于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日文中表记外国人的姓名、外国的地名、所有的外语词等专有名词，通常使用片假名。
[5]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战役开始前，由战舰胜利号发出的信号。
[6]三宅雪岭（1860—1945）：日本评论家，石川县人，1883年东京大学哲学科毕业，1887年任东京专门学校讲师。1888年创办《日本人》杂志，宣扬国粹主义、批评欧化政策。1907年把《日本人》杂志改名为《日本及日本人》（后又屡次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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