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学习参考-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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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

    21世纪开局以来,国际格局正经历着十分复杂深刻的变化。如何客观全面判断国际形势,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如何科学确立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客观全面判断国际形势

    从纵向看,自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格局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数度更迭。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新一轮国际格局转型进程的开始。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瓦解后,后冷战时期出现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家战略攻势明显:就是强化美国在世界之“领导”地位,固化由其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

    “9·11”事件、新兴大国崛起、世界金融危机和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等,是21世纪之初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9·11”事件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转折点。美国决意报一箭之仇,接连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前者因反恐背景,得到安理会决议授权;后者则无。美国一意孤行的后果就是两战旷日持久,挥金如土。仅官方公布的军费就高达万亿美元,而哈佛研究机构更推算两战总体耗费和战后重建高达4万亿~6万亿美元。战争泥淖之害,令美国始料不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新一轮国际关系格局调整的又一转折点。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因两战已遭损伤,华尔街泡沫演变成的金融海啸殃及全球,美国金融与经济续遭重创,社会与民众心理饱受打击。金融危机亦成分水岭: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颓势;另一方面,世界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提速,并呈现出质的转折。当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调整中,新兴国家并非无“短板”,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亦显其后劲。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随着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离,美国战略焦虑凸显,加速实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战略重点转向防范其他大国崛起的挑战,太平洋地区之“不太平”不减反增。有人甚至断言中美关系难以避免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因其实力地位变化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

    从横向看,国际关系呈现出下列四方面的特点:

    (一)国际政治关系合作与矛盾并存。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大势所趋,合作与变革的呼声持续高涨,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诉求愈加强烈。超级大国欲维护其主导地位,与作为新兴经济体重要代表的中国的矛盾尤为突出,并出台一系列针对后者的举措。当然,以平和心态分析,“针对”并不完全等同于“敌对”。国际关系敌友阵营不像从前“两极”格局那样泾渭分明,可谓“边际模糊”。美国因全面反恐和金融危机耗力过多,一段时期与他国合作客观需要增加。随着G20会议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平台,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和话语权增强,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大国力量继续消长,在竞争中谋合作,避免全面对抗,寻找彼此国家利益的汇合点。国际社会努力维持和平、推进发展,一些原有的热点问题出现某种和缓迹象。但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仍在发展,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易改变。美国的实力只是相对受挫,其包括军事实力和影响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仍具傲视一切的超强地位。“单极”与“多极”的斗争仍将持续与曲折。

    在一定条件下,国际关系矛盾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尖锐和激烈。一些地区矛盾持续凸显,冲突交织迸发,亦会出现某些可能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区域问题。如有复杂历史和国际背景的乌克兰事件引发美俄新一轮博弈,对俄欧、俄日甚至中俄关系均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否会导致美俄关系全面或持续对抗还有待观察。

    (二)国际经济关系“依存”与竞争同在。生产力的急速跃升,引起环球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调整。国际贸易、世界金融、跨国生产、技术变革、环球网络等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令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难以独善其身。国际金融风暴“冲击波”震撼世界各地。希腊债务虽仅占欧洲经济总量的2.3%,已足以让欧洲陷入困境。中国与美、欧相隔万里,但工、农、商等各行业均能强烈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巨大压力和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相互依存”、“同舟共济”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更加突出,“经济安全”问题成为普遍关切的问题。

    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艰难,贸易保护主义亦有抬头。国际形势再现动荡与不安,也强化了要求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美国将其窘境归咎于现行国际经贸某些规则,认为其中某些漏洞给了新兴经济体不公平竞争以可乘之机。美国试图推进两个谈判,一个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一个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此举大有“另起炉灶”之架势,以绕开或取代世贸组织(WTO)相关游戏规则,打造超越国家主权的资本运作体系。另,经济全球化亦具双重性,可能拉大贫富差距,使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边缘化”。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传统安全问题犹在。“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美国通过战争等高压手段“打恐”十年,但恐怖主义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改变手法依旧猖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势头及其活动规模,令世人震惊。如何“标本兼治”铲除恐怖主义根源,仍是国际社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时而引发区域动荡,是国际社会需通力防范和应对的重要安全威胁。

    另外,随着高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用,各行各业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重。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安全课题。还有诸如金融风险、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疾病防治、灾害治理等全球性问题,以及如何制止有组织跨国犯罪等,均成为国际性热门议题。“可持续发展”之必要性,已被广泛认可。

    但传统的安全问题依然存在。超级大国对可能挑战其地位的任何强国的崛起必持戒心,加之冷战思维作祟,不仅保留冷战时期建立的某些军事性联盟,而且还有新的投棋布子。美国延续与北约的军事战略构架;在亚太地区拓展与日、韩、澳的军事同盟关系;推进亚太多重三角安全合作;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试图将东盟改造为由其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架构。

    中国周边接连发生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旨在蚕食我海疆领土的事件,某些国家在中国东海、南海问题上的行为,不仅无益于区域稳定,也影响甚至绑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在幕后与台前,进行了一些与其“不选边站队”承诺不尽相符的活动。

    (四)“软国力”竞争上升,社会信息化影响增大。新世纪伊始,“软国力”之间的竞争呈上升趋势。不同文明间“和平共处”有积极发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解决问题成为趋势。但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依然存在,可“威慑”迫使人就范,亦可“感召”引人上钩。新的国际较量,不仅局限在“硬实力”,更体现在以“软实力”占领道义和法理的制高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媒体”得以广泛应用。第二代网络技术(WEB2.0)广泛应用,手机用户因而可通过互联网交互功能即时发布信息。有观点认为,其意义堪比1450年古登堡活字印刷机的发明。特别是伴随着4G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与现实生活各层面实现了“无缝对接”,人人均可以此方式进行传播交流。约瑟夫·奈指出,在信息化推动下,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新媒体”和舆论影响力不断增大,进一步促使“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公共外交意义及其平台作用愈显重要,且涌现出诸多新课题。

    二、中国国际定位与外交战略目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国在发展进程中,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对自己进行国际定位。对本国进行定位,既要把握历史和着眼未来,确立纵向方位,又要立足当前,找准横向坐标;还需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统筹国家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并协调国家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与一般利益。这一过程,既有客观的总体判断,又有主观的战略取向与选择。当年,毛泽东就气势豪迈地认为中国“理应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在展望世界趋势时亦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纵向分析,中国按照“三步走”战略,稳步推进“四个全面”,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几个重大变化: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崛起,对国际和地区事务影响力日益增大;中国一度同国际体系联系并不紧密,逐渐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过去相对不为世界重视,现正前所未有地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与借重。

    辩证分析,由于国际环境存在诸多变数,国家的国际定位问题又可呈动态状。定位也不宜简单划线,而须留有余地。“存在决定意识”: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相应地会出现某些与从前不同的利益诉求。

    (一)国家定位的政治取向。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但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社会主义中国在受国际社会倚重的同时,其社会制度连同相关的意识形态又可能被某些人作为防范、制约乃至遏制的对象。对此,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要以坚强的战略定力坚决走自己的路,不要畏惧别人如何评说。

    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就是服务于“四个全面”,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综合发展创造尽可能长的战略机遇期。

    (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作出了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重大而正确的历史抉择。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货物贸易、出口、外汇储备、钢铁、造船、汽车、铁路、粮食产量均为世界第一,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举世瞩目,被公认为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中国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努力寻求国家利益的融汇点,夯实对外关系的基础,同时因势利导,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不断提高话语权。中国坚持开放战略,推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鼓励科学技术创新,在积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科技的同时,必须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促进自己的资金和技术“走出去”。中国也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市场、资源(包括能源)、投资“三头”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总量用13亿相除,人均GDP国际排名便退居80多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准。中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益突出。2013年中国日均石油消费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对外石油依赖度也攀升到60%。此外,自然规律是任何社会制度下的经济形态都不能违背的。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一些地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长时间和大气力才能得以治理。中国还面临减排的自身需要和国际压力,中美达成的相关协议亦是利己利人的举措。再则,中国发展还很不平衡,城乡及区域差别明显,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水准处在联合国所认定的贫困线之下。要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生活,道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回避与其国际地位相符的大国职责和义务,但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做超出国情和力不能及的事。

    三、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从纵向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结束了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而且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在邓小平外交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的宗旨就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在冷战结束国际风云突变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应对“制裁”,力渡难关。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其成功之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准确把握了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大趋势;同时根据中国的实力地位,实事求是地确立外交的阶段性目标和方针路线。

    新世纪开局10年之后,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将中国外交又一次推向新的历史起点,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战略调整。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全面分析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的变化,高屋建瓴地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一)对外政治关系。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应抓住时机,做好中外关系若干篇“大文章”。要敢于和善于作为,既开拓进取又居安思危,维护既得利益,争取应有利益;同时又要长袖善舞,善于藏拙,潜心发展。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四个方面谋篇布局:

    一是大国关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加强沟通、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筑牢“相互尊重”基础,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目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得以夯实,互信与合作进一步增强,两国关系更趋成熟、稳定;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利益交汇不断加深,战略合作水平持续提升;中国还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是周边关系。中国将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与邻居们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共促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上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是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团结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增强,在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推进合作、共谋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四是多边外交。中国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与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关系取得新的发展。中国按照“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的新思路,秉持平等、包容和共赢的理念,力图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迄今已同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更加广泛,合作共赢道路越走越宽。

    (二)对外经济关系。中国外交坚持为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这个大局并为此营造更为稳定、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在对外经济合作上,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应该共享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都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在世界和区域的共同发展中理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与合作机遇。未来5年,中国进口额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认为,发展不均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世界和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中国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行将制定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主张树立国际社会“利益共同体”意识,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携手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推进多条经济走廊的建设,达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目标。这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合作精神的传承发扬,又是契合时代精神、顺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且包容性巨大的共同发展平台,因而得到广泛积极响应。亚洲广阔地区的基础设施亟须升级改造,需要大量的建设融资,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深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也得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肯定。此外,丝路基金和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等机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外经济包容合作、互利共赢,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三)国际安全问题。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促进国际和区域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

    中国积极参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派多批次护航编队为国际船舶保驾护航。中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通过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框架等机制,促进防务安全交流合作。中国积极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网络安全、抗击传染疾病等国际合作,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中方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倡导并践行“解决热点问题三原则”,即: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

    中国坚持通过和平方式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积极倡导处理南海问题“双轨”思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此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软国力”的竞争中,我们还须警惕和防范国际某些势力“颜色革命”一类“不战而胜”的图谋。

    “鲁难始于萧墙之内”。真正对我国综合安全构成根本威胁的因素,可能在内不在外。我们必须妥谋对策,关键是切实“将自己的事情办好”。

    (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赋予中国外交独特的印记,也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源泉。崇正义、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中国外交将致力于与各国一道破解发展难题,并为之贡献中国智慧,增添中国方案。在新世纪国际交流中,中国文化自身需对内“强根固本”,对外“兼收并蓄”。在虚心学人之长的同时,善于“借船出海”,以外界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向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外交将致力于加强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常推出中外“文化年”等国家级交流活动。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全方位人文交流,广结善缘,加强民心相通,让“中国梦”同周边各地人民美好愿景实现对接。此外,奥运会、世博会等举世瞩目的国际大型活动的主办,孔子学院所建立的教育交流机制等,不仅推动“文化搭台、政经唱戏”,还可成为展现国家综合实力和形象的平台。

    当然,国家“软实力”影响,更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中。未来5年,仅中国出境旅游人数预计将超过5亿人次。有鉴于公民个体在外可被视为其国家和文化的“名片”,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愈显重要。“民为邦本”,“水可载舟”。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永远是中国外交的天职。

    总而言之,国际格局变化“沧海桑田”;中国和平崛起“邦旧命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指引下,具有“大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气派”的中国外交,一是以深邃的全球视野,主动塑造大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二是以恢宏的战略定力,根据客观需要确立近、中、远期阶段性目标;三是以周密的谋篇布局,积极引领和处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领域的外交工作;四是以务实的方针政策,将合作共赢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外交将不断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积极稳妥共筑“命运共同体”,进而勇往直前迈向“天下大同”。

    谨以此文作为《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学习参考之《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篇导读,让我们共同学习与提高。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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