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要点

    第一节 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

    把握当今世界主要力量的实力对比，是观察世界潮流、研判其发展走向的重要视角。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日益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

    第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发达国家独大的旧国际格局，有力推动了国际力量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成为21世纪之初国际格局最重要的发展趋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布广、规模大，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遭遇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一升一降”的态势。随着经济实力稳步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不断提升，极大改变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中的力量对比。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借助区域一体化，加快了联合自强步伐，形成了多个区域和次区域力量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多极化，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崛起趋势，世界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深化。

    第二，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和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造成了大国关系的复杂变化。国家间围绕现实利益的斗争仍是国际关系的主体，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仍是各国的首要目标。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奥巴马政府为摆脱战争泥潭，提出了“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以重塑全球战略，保持全球领导地位。为此，奥巴马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策略，集中力量修补和巩固与欧日等盟国的伙伴关系，提出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倡议。欧洲受到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严重影响，自顾不暇，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严重困难。依靠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传统优势，欧洲国家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注重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关系，力求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紧密围绕强国战略，在提振经济、重建国防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出了以建设欧亚联盟为核心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重要的发展趋势，国家间相互依存度提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促使国际社会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国际形势尤其是大国关系总体趋向缓和。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市场的产业生产分工出现调整。各国依托国际化生产、对外贸易和服务、资本跨境流动和技术创新，大力拓展国际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形成了国家间利益交融不断加深、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作用持续上升、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的态势。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重要性上升、主要大国积极推动多边经济合作的新趋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快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为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机遇。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多边经济合作，试图以推行高标准和全面一体化理念的方式，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进程。为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金砖国家机制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合作平台。同时，容纳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也日益凸显。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速全球市场融合，深化国际分工，提高国家间相互依存度，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将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和无序性扩展到世界范围，导致经济动荡的效应在全球快速传导，造成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空前威胁。各国经济社会秩序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利益分配变化和结构调整冲击社会稳定，一系列跨国性世界问题凸显，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节 文化多样性持续推进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丰富多彩的各种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民居建筑、风俗习惯等文化传统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文化多样化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基本条件。

    当前，文化交流互鉴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各国在努力维护自身文化特性、保护文化主权和安全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通过不同文化、文明的发展模式、理念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促进自身进步，捍卫文化多样性原则，并将之提升到国际规则的高度。世界各国就文化多样形成了一系列共识，如倡导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对话和良性发展，促进跨国、跨文化、跨宗教信仰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推进跨文化、文明、信仰间的广泛对话，鼓励彼此包容、相互借鉴和理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围绕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交流与激荡日趋增多。随着各国积极探索符合自身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及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多元共存的趋势更加明显。“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于文明间的对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还能一统天下的大讨论。西方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在21世纪前10年引发多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美、欧、日等传统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难。以“中国模式”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理念，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成员的重视。

    第四节 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演进。当前，信息技术加速发展改变着世界的时空距离，冲击着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和政治社会形态，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根本和深远的影响。

    社会信息化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着全新挑战。一是传统战争形态极大改变，信息化战争促使世界新军事变革深度开展。网络空间成为新的作战领域，信息技术催生新型作战样式，主要国家纷纷制定网络空间战略，打造网络战力量。二是信息化催生新的经济安全问题，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等极大增加了各国经济特别是金融活动的风险。三是社会稳定面临全新挑战，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等力量借助网络和信息化技术，非法扩散政治影响、招募成员并组织危害性活动。四是信息权斗争成为新的战略制高点。少数国家利用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霸权，进行窃密、侦听、非法操控等危害他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行为，妨害了国际网络治理向民主化和共同安全的方向发展。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诸多领域发展产生巨大深刻影响。社会信息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正在引发世界深刻变革，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新格局。社会信息化使世界各国成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必须在加强应对网络威胁、制定国际网络规范方面积极合作，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和由此造成的发展机遇不公平，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制定广泛适用的信息安全国际法规，打造长远有效的国际信息安全合作机制。

    第五节 国际安全挑战更加复杂多样

    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诸如领土主权争端、军事冲突、军备竞赛、武力干涉等形式的传统安全挑战依然严峻，对某些热点地区和重点国家仍构成首要安全威胁。21世纪以来，全球军事冲突频发，领土主权争端难解，美、日等国强化军事同盟挑动地区冲突，对亚太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同时，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上升。经济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粮食安全、跨国犯罪、传染病及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和国际航道安全等种类繁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非传统安全行为主体和来源更加多样化，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特点突出，治理难度大、过程长、关联性强，已经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较为突出的如恐怖主义威胁日趋严峻，“核安全”“核安保”和防范“核恐怖主义”挑战凸显，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议题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上升，网络安全等高新技术引发的新议题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综合性安全挑战。

    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复杂交织的局面下，国家安全形势异常复杂多变，诸多超国家、超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频发。传统的国家间通过结盟保障自身安全，依靠威慑和遏制打击、削弱对手的方式已难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挑战。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合作需求上升。

    因此，在国际安全合作中淡化排他性色彩，增强综合安全观、打造综合安全保障体系的紧迫性更加突出。各国需要通过对话和协商，强化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等意识，密切安全合作，建立能够防范和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型国际综合安全体系。

    思考题解答及拓展

    1.世界多极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答：世界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重要潮流。多极化是相对于“二战”结束后形成的美苏争霸两极格局而言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进程显著加速。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稳步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力推动了世界进一步向多极化发展。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了国际力量对比日益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第一，促使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和平、合作、发展进一步成为时代主流，维持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可能性上升。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受到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局面出现瓦解态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积极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社会和国际治理民主化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和平、合作、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进一步巩固，促使国际形势总体上向缓和方向发展。

    第二，大国关系出现既斗争又合作的新特点。发达国家阵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分量下降，促使主要国家放弃“单边主义”“零和博弈”等传统思维，加强国家间协调、对话与合作。美加快巩固盟国体系，拉拢盟友拼组TTIP和TPP等地区性合作机制。欧盟高度重视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关系，通过协调合作提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俄罗斯着力推进以“欧亚联盟”为核心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重视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在重塑自身实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谋求政经大国地位。世界多极化进程有效削弱了21世纪之前主要大国间根据意识形态划分阵营、长期对抗的局面，推动国家间通过交流和合作化解分歧、达成一致。

    第三，国际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世界多极化发展进一步提高了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权威，这些国际组织在国际维和、军控和裁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世界多极化还推动了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进程，诸如欧盟、东盟、非盟、阿盟、拉共体等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实力不断壮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区域内国家借助一体化进程对内推进经济一体化改革，对外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极大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有力推动了世界稳定、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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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多极化过程中的“一超多强”格局

    在国际政治中，“极”指的是能够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多极”指的是世界上同时并存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这种力量，而“多极化”则是用来描述国际格局从单极或两极向多极演化的态势。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短暂出现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格局后，目前正朝着“多极”的方向加速演进。

    欧盟 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统一和自主、自强的速度和规模令人关注。欧盟实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扩充和完善共同市场，发行欧元，建立货币联盟，进而推行共同外交政策和防御计划，统一宪制改革，以及欧盟和北约的扩大，使欧洲成为多元世界里的重要成员。它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主张，树立起了一个力量的整体形象。

    俄罗斯 苏联与美国是并列的两个“超级大国”。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80％的实力，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对安理会议案拥有否决权。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大规模核武器库。当前俄罗斯仍是在全球范围内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及科技等诸多领域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世界性强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经济增长迅速，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政治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及在国际社会中展示的不结盟、不当头、重信义等原则，对世界格局产生了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日本 日本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持续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被誉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日本是当今世界强国之一，它的科学研发能力领衔世界，还在军事、教育、医学、工业等方面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同时，日本是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是全球经济发达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

    印度 印度是公认的大国，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印度经济底子薄弱，武器装备上高度依赖他国，虽有核武器但仍缺乏足以威慑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尚无法成为和中、俄、欧盟并称为同等级别的“极”。但目前印度借助大国博弈空间，获取了较为有利的战略地位。

    巴西 巴西在基本国力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与其他强国仍有较大差距。巴西幅员辽阔，但由此造成的交通运输压力较大，人口分布过于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长时间沦为殖民地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都成为制约巴西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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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砖国家合作的发展趋势

    金砖国家（BRICS），也称金砖五国，是指五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与七国集团、欧洲国家的合作不同，金砖国家合作是具有明显差异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金砖国家没有历史、地理、文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共同性，它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即使在经济领域，在有很强互补性的同时，某些金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但作为国际体系中正在上升的新兴力量，金砖国家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其大国抱负和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以降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代价，同时也不愿在实现大国抱负方面落在其他新兴国家后面，或者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如果不推动金砖国家合作，不通过联合的努力对现有国际经济和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具有实质性的冲击，任何单一国家试图实质性改善自身在国际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都十分困难。金砖国家合作提供各参与国变革和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风险和代价较小、步骤可控的有力工具，也有助于缓解体系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冲击和震荡。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国家合作不可替代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战略特别是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方面，而不仅是能给金砖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上。只要金砖国家自身有深度合作的意愿，西方国家对于阻碍新兴力量在国际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难有好的办法。简单地打压并不足以限制金砖国家合作影响力的上升对金砖国家让步则不过是让金砖国家更快地获得国际影响力。总体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是大势所趋，差别更多地体现在速度、程度及过程中波折的多少上。

    金砖国家合作是推动国际体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单极结构下，随着金砖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具有实质性，金砖国家合作将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含义。如果金砖国家经济继续保持较为快速的增长，金砖国家合作能在国际社会中吸引到越来越多其他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支持。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将会在大国实力结构、国际贸易秩序、国际金融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对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产生影响，并将改变现有秩序安排中的许多不合理成分。金砖国家拉紧合作纽带，有利于全球经济治理优化，有利于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合作中的话语权，有利于促进南南合作更上新台阶。从更为广阔的角度看，金砖国家在升级合作模式服务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持久增长、繁荣提供新的选项，输出更多公共产品这一合作机制不仅限于少数国家的闭路循环，而是“开放式”的普惠全球方案。在经济聚合的基础上，金砖国家今后有望将聚合的力量拓展至政治、安全等多领域。正如习近平所言，金砖国家要实现国泰民安，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重视经济领域合作，也要加强政治领域协调，既做世界经济稳定之锚，又做国际和平之盾。

    2.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增强国家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

    答：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各国经济活动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度上升，形成了经济和金融“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将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和无序性扩展到世界范围，导致经济动荡和经济萧条在国际传导和放大，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巨额流动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规模远超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抵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扩散和传导。

    第一，建立健全应对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危机应对体系。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危机扩散效应惊人，21世纪以来的数次金融和债务危机均产生了影响他国、覆盖地区和波及全球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建立有效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评估体系，制定切实可行、充分完整的危机应对预案，在体制、机制和法制等领域多管齐下，建立健全应对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综合策略。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经济全球化造成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失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货币纷争加剧、金融安全问题凸显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全球经济和金融风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独善其身。因此，各国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加快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共同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

    第三，高度重视和防范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引发的次生性危害。经济全球化影响各国经济社会秩序，冲击传统利益分配格局。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极有可能向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传导，引发诸如社会运动、恐怖主义行为、国家发展长期停滞等多方面恶果。同时，应该认识到，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力惊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根源均涉及少数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而施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军国主义等扩张和侵略性措施，以掠夺资源、转嫁危机。诸如1982年英阿马岛等地区性战争也是由经济危机引发。当前我国周边部分国家采取的背离和平合作道路的举措也与转嫁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压力有关。因此，必须清醒认识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统筹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资源、生态、信息和核安全机制，建立综合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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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主要经济危机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始终伴随着人类经济发展间歇性爆发。20世纪以来，全球爆发多次重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1929-1939年大萧条 随着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了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并在一些国家持续10年之久。大萧条期间，美国最高失业率达到25％，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失业率一度接近30％。美国经济在1933年陷入谷底，工业产出下降到衰退前的65％。

    1973-1975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美国等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联合其他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从而导致石油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在主要工业国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超过20％。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自20世纪60年代起，拉美国家大举外债发展国内工业，外债总额在80年代初超过3000亿美元。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触发了震动全球的债务危机。债务问题严重阻碍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拉美国家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00美元，退回到70年代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持续数年的过度增长后，开始出现灾难性下跌。由于资产全面缩水，日本在10年中经历了漫长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增长停滞，进入“零增长阶段”。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在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增值的背景下，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亚洲国家出口不断下降。1997年7月随着泰国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亚洲国家普遍出现货币贬值爆发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中，印尼、泰国和韩国是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三国GDP在两年内分别缩水83.4％、40％和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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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2009年以来在欧洲部分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称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其本质原因是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范围而引起的违约风险。早在2008年10月华尔街金融风暴初期，北欧的冰岛主权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而后中东债务危机爆发，鉴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小，国际救助比较及时，其主权债务问题未酿成较大全球性金融动荡。2009年12月，希腊的主权债务问题凸显2010年3月进一步发酵，开始向“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连连下调希腊等债务国的信用评级。至此，国际社会开始担心，债务危机可能蔓延全欧，由此侵蚀脆弱复苏中的世界经济。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设定的3％上限。随后，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2010年上半年，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一直致力于为希腊债务危机寻求解决办法，但分歧不断。欧元区成员国担心，无条件救助希腊可能助长欧元区内部“挥霍无度”并引发本国纳税人不满。同时，欧元区内部协调机制运作不畅，致使救助希腊的计划迟迟不能出台，导致危机持续恶化。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接连爆出财政问题，德国与法国等欧元区主要国家也受到拖累。

    欧债危机的发生归结于三大原因：一是货币联盟设计自身存在很多问题；二是各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性还有待提升；三是预防机制不健全。

    3.社会信息化对我们的思维有哪些影响？

    答：当前，信息化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演进。随着信息技术加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和应用，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和政治社会生态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云计算、大数据等社会信息化产物，作为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正在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根本和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政府、互联网公司、IT企业，还是行业用户，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在信息化时代，人类个体获取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明显提高，创造的潜能得到空前发挥，生活和工作空间极大拓展，对外部事物的感知、参与和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社会信息化的辅助下，人的手和脑得以“延伸”和“拓展”，人类个体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得到了新的广义层面的能力“进化”。

    社会信息化趋势对社会建设、管理的思路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现实社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手段。一方面，社会信息化大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信息技术的扩散和升级对社会治理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系统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全球频发的“颜色革命”即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信息化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放大和辅助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信息化也提供了新的社会治理工具，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信息化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社会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重塑全球经济竞争格局。同时，社会信息化为产业结构升级和“调结构促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思路。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改变了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对比格局。

    社会信息化创造了新的“网络空间”，是人类思维和社会进程的重要进步。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传统的“域”的概念，提供了新的空间维度。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全新的人类生态。冲突与战争、情报搜集、技术竞争、个人安全等传统议题均在网络空间衍生出新的形态，对我们的思维产生了新维度下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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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

    云计算（cloudcomputing）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云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说法。过去在图中往往用云来表示电信网，后来也用来表示互联网和底层基础设施的抽象。云计算可以达到每秒10万亿次的运算能力，可以模拟核爆炸预测气候变化和市场发展趋势。借助云计算，用户可以通过电脑笔记本、手机等方式接入数据中心，按自己的需求进行运算。

    云计算是通过使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中，企业数据中心的运行将与互联网更相似。这使企业能够将资源切换到需要的应用上，根据需求访问计算机和存储系统。对云计算的定义有多种说法。现阶段被广为接受的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的网络访问，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

    云计算的特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超大规模。“云”具有相当的规模，谷歌云计算已经拥有100多万台服务器，亚马逊BM、微软、雅虎等的“云”均拥有几十万台服务器。企业私有云一般拥有数百上千台服务器。“云”能赋予用户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二是虚拟化。云计算支持用户在任意位置、使用各种终端获取应用服务。所请求的资源来自“云”，而不是固定的有形的实体。应用在“云”中某处运行，但实际上用户无须了解，也不用担心应用运行的具体位置，只需要一台笔记本或者一个手机，就可以通过网络服务来实现我们需要的一切，甚至包括超级计算这样的任务。三是高可靠性。“云”使用了数据多副本容错、计算节点同构可互换等措施来保障服务的高可靠性，使用云计算比使用本地计算机可靠。

    云计算服务除了提供计算服务外，还必然提供了存储服务但是云计算服务当前垄断在私人机构（企业）手中，而它们仅仅能够提供商业信用。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特别像银行这样持有敏感数据的商业机构）对于选择云计算服务应保持足够的警惕一旦商业用户大规模使用私人机构提供的云计算服务，无论其技术优势有多强，都不可避免地让这些私人机构以“数据（信息）的重要性挟制整个社会。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云计算中的数据对于数据所有者以外的其他云计算用户是保密的，但是对于提供云计算的商业机构而言确实毫无秘密可言。所有这些潜在的危险，是商业机构和政府机构选择云计算服务，特别是向国外机构提供云计算服务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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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

    大数据（bigdata，megadata），指的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中大数据指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的捷径，而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大数据的4V特点包括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一是数据体量巨大，从TB级别，跃升到PB级别。二是数据类型繁多，如网络日志、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三是处理速度快，即1秒定律，可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高价值的信息，这一点也是和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有着本质的不同四是只要合理利用数据并对其进行正确、准确的分析，将会带来很高的价值回报。

    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换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从技术上看，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密不可分。大数据必然无法用单台的计算机进行处理，必须采用分布式架构。它的特色在于对海量数据进行分布式数据挖掘但它必须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存储、虚拟化技术。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数据是数据分析的前沿技术。大数据分析相比于传统的数据仓库应用，具有数据量大、查询分析复杂等特点。简言之，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就是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相比现有的其他技术而言，大数据的“廉价、迅速、优化”这三方面的综合成本是最优的。

    虽然大数据的拥护者看到了使用大数据的巨大潜力，但也有隐私倡导者担心，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收集相关数据，无论他们是否会故意透露这些数据或通过社交媒体张贴，甚至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而公布了一些具体的数字细节。分析这些巨大的数据集会产生虚假的信息，将影响我们的预测能力导致作出许多重大和有害的错误决定。此外，数据被强大的人或机构滥用，一些人可能自私地操纵议程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4.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我国面临哪些非传统安全问题？

    答：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主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国际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引起人类的关注。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向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方向发展。诸多传统安全不涉及的领域均成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新的威胁因素，如经济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安全、粮食安全、跨国犯罪、疾病蔓延、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武器扩散、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及国际航道安全等。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社会安定和国家间关系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不断加强，其治理也日趋困难，需要全球各国、全社会和所有行为体共同参与。

    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安全。鉴于我国正处在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性阶段，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尤其重要。二是环境安全。我国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和酸雨、水稀缺和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三是信息安全。信息安全问题现已成为各国信息活动和国家安全保障必须面对的经常性问题，它不仅给一国的信息化进程带来现实挑战，而且也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新的制约关系。四是流行疾病。在全球化国际环境下，某些新型流行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将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和危害。五是人口安全。人口膨胀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人口素质仍有待提高；人才安全问题突出；人口国内流动带来的问题和隐患。六是民族分裂主义。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境外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

    延伸阅读1

    恐怖主义与恐怖组织

    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国际社会中某些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杀、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企图实现其政治目标或某项具体要求的主张和行动。

    20世纪60年代以后，恐怖主义活动开始日益频繁，在西欧中东、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蔓延。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秩序，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对策，先后颁布反恐怖主义的法令，建立反恐怖部队，并加强了国际的合作。1972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负责研究制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1973年起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恐怖主义的公约。还有一些区域性组织也制定了反恐怖条约。中国政府分别加入联合国和国际民航组织通过的反恐怖主义公约。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以恐怖主义手段进行政治斗争。

    1968-1997年期间，国际恐怖活动的三大热点地区依次是西欧、中东、拉美，这些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占全球总数的3/4以上。著名的恐怖组织有联邦德国的“红色旅”、法国的“直接行动”、美国的“地下气象组织”“北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东亚国家当时发生恐怖活动的数量较少，从事恐怖活动的主要有日本的“赤军”等左派激进组织，以及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泰国的一些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分离运动。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国家的恐怖活动大幅度增加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国际排名从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20世纪90年代仍保持这一地位，但到了2001年，亚洲已排至第二名，占全球恐怖活动总数的19.54％。

    当前，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已从西欧、中东、拉美三大热点地区向全球各地区和国家蔓延，已有10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其危害。恐怖主义的打击目标已由外交、军事、政府扩展到商业、一般平民和公共设施。尤其是“9·11”后，美国发动针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全球性反恐战争以来，东南亚穆斯林聚居地区的人民反美情绪高涨，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增多，严重影响了一些国家及本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之一。恐怖手段由传统的绑架、劫持人质与暗杀等方式到使用爆炸、袭击以及生化武器和网络恐怖主义等。此外，当前恐怖主义的活动策略也在不断变化，手法越来越野蛮、残暴，甚至于不择手段。

    延伸阅读2

    气候变化及国际社会应对措施

    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危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到20世纪90年代末使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缔约国第二次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了6种受控温室气体，明确了各发达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例，并且允许发达国家之间采取联合履约的行动。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尚不受限制。

    从各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手段来看，一是实行直接控制包括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限制砍伐森林；二是应用经济手段，包括征收污染税费、实施排污权交易（包括各国之间的联合履约）、提供补助资金和开发援助；三是鼓励公众参与，包括向公众提供信息，进行教育、培训等。从今后可供选择的技术来看，主要有节能技术、生物能技术、二氧化碳固定技术等。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发达国家已把开发节能和新型能源技术列为能源战略的重点。美国能源部已把开发高效能源技术和减排温室气体列为中心任务，致力于开发各种先进发电技术及其他面向21世纪的远景能源技术。

    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上具有重要作用，双方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以便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并将努力实现减排28％；中方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中美两国希望上述目标能够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动力，并带动其他国家一道尽快提出有力度的行动目标。两国元首决定紧密合作，解决妨碍巴黎会议达成成功的全球气候协议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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