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要点

    第一节 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做好新形势下外交外事工作的总体要求，更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当前，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巩固和加强，与各国的相互依存、利益融合日益紧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加突出。因此，要更好地统筹两个大局，总结和深化对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处理国际事务时，考虑国内因素。开展国内工作时，考虑外交影响。牢固树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意识，始终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和外交大局的高度来考量和处理。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处理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内政和外交问题之间的界限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趋模糊，呈现出一个问题两个面的趋势。必须认识到，我国政策举措和国内问题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我们发展越快，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越大。同时，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主要国家的内外政策调整、国际体系和国际思潮的演变、外部民意舆情等，都会对我国家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等产生影响。二是要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各地方各部门各领域外交工作都是国家总体对外工作的一部分，既要为局部利益服务，更要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服务。三是处理好我国作为日益上升的发展中大国与积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但也不惜实事求是看待我国发展水平，不能承担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和发展阶段的责任。

    第二节 加强外交外事工作的领导与管理

    我国外事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体制。“外交大权在中央”和“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是我国外事管理工作的根本原则。外交和外事工作按照业务内容和性质，实行业务归口管理；按照各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授权，实行系统归口管理。各级机关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外事管理规章制度，在中央授权范围内分级履行相应外事管理权责，自觉服从服务于对外工作总体部署。在对外交往中，要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局部服从总体、小局服从大局、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推动构建中央与地方协调统一、官方与民间密切配合、政治与经济彼此互促、外交外事与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得益彰的“大外事”新格局。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外交和外事管理工作要坚持“一个提高、两个服务”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为主要抓手，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对外关系大局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抓好以下四方面建设。一是加强外事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推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二是加强统筹协调的能力建设，充分发掘和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资源和优势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积极调动外交外事资源优势，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加强外事管理制度建设，力争做到凡事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进一步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四是加强外事队伍建设，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外交外事干部队伍。

    思考题解答及拓展

    1.如何推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

    答：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不仅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还指出了实现“外交学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包括落实“中国化”的途径及“系统化”和“科学化”等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后，外交学中国化的研究才开始提上日程。此后，我国领导人陆续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和一系列新理念，为外交学者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展开争夺外交理论话语权的强大攻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形成了难得的现实机遇。

    落实“中国化”或“中国特色”，就必须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当代外交实践中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以中国外交历史和现实问题为中心和出发点，以中国外交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为素材。在总结外交经验的过程中，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还要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倡导中国式外交理念和价值观。

    落实“系统化”的要求，必须按照系统方法来全面地总结外交实践经验，构建完整的而不是片断的、互相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孤立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系统化还要求在大力发掘中国优秀思想宝库的同时，能够海纳百川，具有开放性，充分吸收国外特别是西方外交学的积极成果，使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内涵更加深厚丰富。

    必须符合“科学化”的要求，理论概念和范畴要十分严谨，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科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预测未来，指导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科学理论需要用科学方法来构建，在研究程序上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

    必须具备有效的“指导性”。外交学的实践性更强，要求理论对外交实践具有高度的指导价值。指导性强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外交理论不仅要研究外交行为的客观规律，提出一系列科学概念和范畴，而且要研究反映客观规律的战略和政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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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桓公称霸及其启示

    春秋时期，诸侯大国争霸，兼并战争频仍。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积极展开对外活动，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霸主。齐桓公在诸侯并起、群雄争霸的局面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称霸过程中的众多外交理念原则和做法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是中国文化、历史的瑰宝，更是中国特色外交可以汲取宝贵营养的土壤，值得我们思考、借鉴。桓公五年（前681年），攻打鲁国，鲁国战败，鲁庄公请求割遂邑求和，桓公答应了，与鲁国在柯会盟。曹沫用匕首在坛上劫持桓公，说：“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桓公答应他。在曹沫拿掉匕首后，桓公后悔，要不给鲁国土地而杀曹沫。管仲劝阻说：“不可丧失天下诸侯的信任。”于是就归还了鲁国土地。

    齐桓公改革之后，齐国国力大为增强，齐桓公开始走上称霸的道路。他先是与邻国修好，归还给以前侵占鲁国的棠、潜两邑让鲁国作为南边的屏障；归还以前侵占卫国的台、原、姑、漆里四邑，让卫国成为西边的屏障；归还以前侵占燕国的柴夫、吠狗两邑，让燕国成为北部的屏障。桓公七年（前679年），在甄召集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盟，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此即为“九合诸侯”的第一次。另外，齐桓公还灭了谭、遂、鄣等小国。

    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燕，攻打山戎，一直打到孤竹才停。燕庄公送齐桓公到齐境。桓公说：“不是天子，诸侯相送不能出境，我不可以对燕无礼。”于是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给了燕国，叮嘱燕君学习召公为政像周成王周康王时一样给天子纳贡。诸侯听说此事，都拥护齐国桓公二十五年（前661年），狄人攻打邢国，桓公出兵救援。桓公二十八年（前658年），卫文公被狄人骚扰，向齐求救。齐打败狄人并为卫国筑楚丘城，把卫国臣民迁到那里。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史书记载说，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盛；齐桓公九合诸侯，以葵丘之会最盛。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各国宣读了共同遵守的盟约。其主要内容是，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这些内容，有些是各国在经济上互相协作的要求，有的是维护宗法统治秩序的需要。条约规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通过葵丘的盛会，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

    齐桓公几十年的活动，顺应了当时王室衰微，大国崛起的势，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形势的对内对外政策，推动了齐国的社会发展，捍卫了中原先进文化免受戎狄等落后民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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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斯麦外交理念

    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素以“铁血宰相”闻名于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外交家。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加懂得怎样利用各种综合手段来达到目的。他一方面强调要用“铁与血”来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做超出实力的事情。他并不是一个只会用强的莽夫。他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外交手段，成就了德国统一的传奇。

    普鲁士为了统一德国，打了三次战争。第一次与奥地利联进攻丹麦，获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打通北海。第二次则是对奥地利作战，将其排挤出德意志。奥地利是大国，是德意志诸邦的盟主，在表面上比普鲁士更加强大。为了打败奥地利，俾斯麦一直注意寻求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东面的强国俄国，是他拼命拉拢的。1863年普鲁士帮助俄罗斯平定波兰之乱，俄罗斯投桃报李，对普奥后来进攻其保护国丹麦也不闻不问。普奥相争，俄罗斯也保持善意中立，并不干涉。而西面的法国，俾斯麦也诱使其保持中立，方法是默许法国合并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地。对于南面的意大利，则通过许诺分给它奥地利所占的威尼斯地区，与它达成同盟。这样，在普奥开战之前，奥地利周边的强国已经全部倒向了普鲁士一边。

    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由于普鲁士军事准备充分，多次大败奥军，直打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城下。此时俾斯麦又力排众议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不要进攻维也纳，也不要逼奥割地。因为奥为大国，一时之败并不足以使它亡国，若战事迁延，战局甚至有可能逆转，而法国也有可能干涉。而普鲁士的目标，不过是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邦联。所以，应该给奥地利一个体面的和约让它安静地走开。此招果然奏效。普奥战争，是把目标限定在一个合适的可控范围内的成功范例。

    由于德意志南部的天主教诸邦被法国视为势力范围，普鲁士若想统一南德，法国必然干涉，所以第三场战争就是针对法国了在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前，俾斯麦继续亲近俄国，以之牵制奥地利；向南德诸邦透露法国对他们的野心，拉拢他们，一起缔结了军事同盟。又离间英法关系，将法皇拿破仑三世欲吞并比利时的证据秘密交给英国人。英国素来把比利时看作自己的保护国此时一怒之下就不愿意再帮助法国了。

    普鲁士三战皆胜，德国遂告统一。俾斯麦居功至伟。此后他作为德国宰相，继续拉拢俄、奥，竭力避免和英国发生冲突集中精力打压法国。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任何国家，皆不愿于国际政局中自居少数党之地位。五大强国（英德法俄奥）所支配之世界中，达成三国之互相提携，为外交之要诀。”

    2.为什么说外交是一门艺术？

    答：外交的本质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理解外交是一门艺术，必须抓住外交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外交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唯一手段。外交手段失败后，军事手段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最终方法。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战争也可达到维护或扩大国家利益目的。故而，外交必须定位为通过和平手段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根本手段。外交的目标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保证不使局势滑向失控，导致战争。因此，外交活动的区间有限，欲达到的目标又极为重大。这就需要外交工作者综合运用外交技术、手段和智慧，达到灵活运用外交艺术的境界。

    在和平条件下开展外交活动，其核心是通过谈判的方法来处理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在和平条件下，通过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双方在特定情势下妥协的结果。只有通过一定的利益交换，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交汇点，才能最终达成妥协，实现外交目标。为了在妥协过程中，更好地达成本方目标，尽可能扩大己方利益，必须要进行谈判以外的大量工作，助推外交核心任务的顺利推进。因此，在正式谈判以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外交活动，包括会晤、访问、致电致函、赠送礼物、援助、交涉、交流等等。

    但是，通常在面对国际事件的时候，公民总希望政府能够对外强硬点，通过强硬实现本方利益诉求。然而，没有妥协与退让的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只有双方懂得妥协才能共同前进，才叫双赢。否则一定是对立的，就是单赢、单输。必须明确，妥协绝不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必须在精确计算利益重心、利害得失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才能最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因此，外交不止于外交活动，不止于外交形式，更不止于外交技巧，而是一门包括谈判艺术、沟通艺术、决策艺术在内的国务活动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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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年轻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不惧日美英法勾结欺侮弱国的淫威，为维护中国山东权益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强，拒签和约，震惊了世界。顾维钧是辛亥革命后敢于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历任民国内阁总理、外交总长、外交部长、驻美英法大使等职。在其长达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亲历和目睹了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上的风云际会、众多重大事件。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1919年1月28日，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仍是33岁的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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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自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回，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定，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同时，在印度支那当地人民的抗法战争进一步开展。为此，美、法帝国主义焦头烂额。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4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作为与朝鲜和印度支那关系密切的大国，中国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自2月底到3月，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多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出发前，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可以说是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是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提出了五项原则指示：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中，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提出：“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做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爱情的诠释。

    尽管至6月15日，历时5l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契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国家陷入比较被动、尴尬的处境。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摘编自李亚平：《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艺术》，《党史纵览》，2010年第6期。

    3.如何落实“大外事”人才观？

    答：新时期外交与外事工作面临更加多元、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挑战。传统的外交和外事人才培养以语言人才为着力点，而后逐步拓展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法等领域。然而，当前的外交与外事工作面临着诸如气候变化、网络与信息安全、反恐怖与极端宗教、军事安全、军控与不扩散协调、外空安全、卫生防疫与疾控、转基因与生物安全、新闻传媒与危机管控等诸多领域的挑战。在外交活动中，不仅需要过硬的谈判和沟通能力，还应具有较强的专业领域素养。因此，必须突破传统的外交与外事人才培养机制，以“大外事”人才观为立足点，全面布局，综合协调，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外事人才培养机制。

    一是打破传统用人观念。在保障语言干部资源的基础上，着力打造语言干部与专业干部融合发展、互促共进的人才培养发展模式。通过团队融合协作、跨部门交流等切实可行的办法，提升外交和外事干部的综合业务能力。促使其熟悉专业、认识国情、了解各级各层诉求，综合掌握外交工作手段。

    二是建立大外交、大外事工作协调机制。在应对专业领域问题上，加强外交外事部门与专门业务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作机制。通过打造综合协作平台，促进人员沟通和流动。在跨部门协作机制下，通过实际工作的实践，培养政府各部门中的外交外事干部人才，提升全政府的外事人才培养效率。

    三是加大保障力度，吸引各类人才服务外交外事工作。外交外事领域任务重、工作繁杂、重要性突出。一方面要通过政治教育，提高外交外事人员的使命感、荣誉感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也亟须提高对外交外事人员的保障力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要吸引优秀人才参与治理国家事务，尤其是参与涉外事务工作，必须为其解除后顾之忧，使其在充满荣誉感的同时，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爱护。

    百年树人，“大外事”人才得之不易，建立“大外事”人才培养机制刻不容缓，必须从意识、认识、机制和保障多方面综合施策，切实提高外交外事工作人才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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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第一位非洲裔女性国务卿赖斯

    赖斯是美国历史上就任此职的第一位女性非裔美国人。在成为国务卿之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并出任斯坦福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地位仅次于校长。

    赖斯15岁上大学时，主修钢琴。不过，她大二参加一个活动时，发现很多12岁的小孩比当时17岁的自己弹得还要好，于是决定立刻转行。后来，赖斯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国际关系，于是转修政治学，从此走上了政坛。

    赖斯能讲流利的俄语，是俄罗斯（苏联）武器控制问题的专家。她思路清晰，抓问题准确，阐述能力极强，博学勤奋。她还学过9年法语，并能弹一手好钢琴。

    赖斯最初闯入老布什的圈子是在1987年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晚宴上，当时赖斯几句简短而有特色的致辞引起了曾任福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兴趣。从赖斯的讲话中，斯考克罗夫特发现赖斯对苏联的看法与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不谋而合。1988年大选之后，斯考克罗夫特成为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随后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司司长，并很快成为老布什总统和夫人芭芭拉的私人朋友。

    1989年1月，刚满34岁的赖斯出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开始了从政生涯。作为老布什政府中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赖斯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

    1991年，随着老布什被克林顿取代，赖斯重返斯坦福。199年，她被任命为教务长，地位仅次于校长。她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也是该校第一位黑人教务长。1998年，赖斯再次离开斯坦福，开始担当小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小布什班底的核心人物。从白宫到国外出访，从德州的牧场到戴维营，人们总能在总统身边看见赖斯的身影。白宫对外事务委员会流传着这样的看法：总统会听取切尼的意见，对鲍威尔的提议也给予重视，但总是在和赖斯商量后，做出最后决定。

    在2000年美国大选时，赖斯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沃克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为小布什出谋划策。小布什当选总统后任命赖斯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她一直是布什总统的得力助手。2005年1月出任国务卿，她是继克林顿政府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国务卿。

    摘编自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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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与智库的“旋转门”

    美国行政当局的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每隔4年，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美国智库的“旋转门”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得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而且也使得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长远来看，这种机制使得美国智库的影响力直接渗入到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成为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智库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美国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正是“旋转门”所产生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际传播网络和巨大的政策影响力赋予了智库特殊的外交地位和角色。智库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有时会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智库还通过组织对敏感问题的对话和对冲突各方提供第三方调停来承担一种更加积极的第二轨道外交的角色。如2009年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下属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以“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的结构与形式”为主题的研讨会，参加者有中国的著名学者和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以及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副主任、美国国务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秘书、美国财政部部长政策顾问等。此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打一个前站，就讨论议题和相关合作进行事先的非官方途径的沟通。

    摘编自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

    4.领导干部应如何与时俱进地做好涉外工作？

    答：周恩来总理经常勉励外事干部要四海为家，要有干一番事业的抱负，要一辈子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学习和掌握外交知识。他提出做好外事工作要练好基本功，要做到“五勤”“四多”“一化”。“五勤”是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眼勤是指多读书、多看文件；耳勤是指多听，广泛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嘴勤是指积极主动介绍我国的情况，宣传我国的主张，同时有效地进行谈判和交涉；手勤是说凡事要亲自动手，决不能养成依赖的作风；腿勤是指广交朋友，不要错过送上门的工作机会。“四多”是讲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提看法、多实践。“一化”就是讲要学会外语，做到外语化。

    要重视调查研究，积累丰厚的工作资源。重视调研来自对知识的渴求。要把出国访问和广泛结交各国人士当作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把所见的外国人士看作是“送上门的老师”，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要多活动、多接触、多调查研究。不要当“伸手派”，也不宜过分提倡“拿来主义”。知识的积累要靠自己，要勤看文件，勤查档案，勤查资料，勤写笔记。

    从事外事工作不可迷失方向。外事干部必须“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从事涉外工作的人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立场，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外事干部要树立坚强的思想道德防线，不论是在政治风浪里，还是在相对平静的时期，都要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经得住考验。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树立对社会主义事业牢固的信念，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外交和外事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必须不折不扣地把握新形势下国家涉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把握形势、掌握政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加强学习，既要关心国际动态，也要关心和了解国内的发展。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把握和驾驭频繁发生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经常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对我们能否胜任工作的考验。

    延伸阅读

    外事与涉外事务

    外事，是相对于内事而言的，就其本意，指的是外交，现在泛指一切涉外事务。我们中国人使用这个概念已有几千年。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康诰》篇载：“（王语）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位。”战国时纵横家言：“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三国时，孙策遗言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些都是讲的外交，因此，狭义的外事通常是指外交事务，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写道：外事即外交事务，如外事活动；外事机关。但是，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倾向于对外事作更广泛的理解。《新编实用汉语词典》认为外事即外交事务，涉外事务，如外事活动，外事部门等。近几年出版的《对外交流大百科》也指出：狭义的外事主要指外交部门外交代表机构同外国政府及其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所从事的活动。广义的外事则指国家机关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外国企业、团体、外宾、华侨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旅游等一切交涉、会谈和活动。当今时代，采取广义的外事概念以适应日益广泛的外事实践，是完全必要的。正如钱其琛副总理在谈到外事干部的培养问题时指出：“实际上我们不仅仅培养外交干部，也是培养广泛的外事干部。现在许多地区许多企业都是开放的，都和世界上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也需要很多的外事干部，不一定是外交官，但是要懂得外事的干部。”外事和外交的基本要求是一样的，同属国家的涉外工作，只是规格不同而已。外事工作和外交工作一样，授权有限，外事无小事；外事人员是文装的解放军，必须“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外事和内事更不能分割，“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事是外事的基础，内事和外事要结合起来。但外事和外交也有严格区别。外交是最高层次的外事，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形式主要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机构，对各国政府、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发生交往。这是官方按一定原则、政策、方式、礼遇和程序进行的外事活动。因此，外交工作主要是以国家、中央政府名义进行的，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地方政府无权办理外交事务；而外事工作在我国政府的外事实践中，则指有别于外交的一般外事工作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范围内的外事活动。比外事更广泛的概念还有“涉外事务”。在广义上，外事和涉外事务可以通用。例如这是外事工作，也可以说，是涉外工作。但在狭义上，两者有点差别。比如说，外事部门，通常指地方外办等专职的外事部门；而涉外部门则指涉外的业务部门。专职搞外事的人员叫外事干部，而一般涉外人员叫涉外干部。在地方外办，一般都设有涉外处或科，主管留学生、外国专家和护照、签证等涉外事宜。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国家安全的内涵比任何时候都丰富，时空领域比任何时候都宽广，内外因素比任何时候都复杂一方面，走私、贩毒、洋垃圾、疫病疫情、跨国犯罪等呈现严峻态势，反恐、海外追赃追逃、打击洗钱等任务也日益艰巨，跨境执法合作、国际司法协助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面临威胁。近10年，我国政府组织实施境外撤离行动10余次，处理公民在境外遭绑架、袭击案件数百起。但目前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领事保护工作主要依赖外交交涉，手段较单一。这就需要按照《决定》部署，制定修订有关法律法规，依靠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为我国企业、公民构筑强大的“安全网”。

    摘编自王福春：《外事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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