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要点

    第一节 积极开展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是外交工作服务国内发展的直接体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分量进一步上升，经济与政治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进一步增强。主要大国更加重视经济外交，围绕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更加激烈。借助经济外交，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对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外交是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领域话语权的需要，也有利于推动与各国关系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务实合作，经济外交取得突出成果。一是以经贸合作推动与其他国家关系，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高度重视经济话语权和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三是更加注重以经济外交服务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现实发展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外交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征程，提出一系列对外经济合作的战略部署，对外释放经济合作的新红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视为战略上可倚重的力量和重要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发展机遇论”赢得了更多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加之外部需求持续疲弱，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我国竞争优势恐难以为继，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受到他国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利影响加深，经济外交风险加大。

    第二节 大力开展安全外交

    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安全外交工作，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防波堤”，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积极主动开展涉藏外交工作，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在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巩固国际社会关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同时，紧密结合地区形势变化和藏、川、滇、甘、青五省区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协助五省区开展对外合作，积极推动西藏与有关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经过积极努力，以及针对少数国家在涉藏问题上错误立场的坚决斗争，国际社会对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发展现状和我国涉藏政策的正确理解加深，达赖集团的图谋被屡次挫败。

    大力开展涉疆外交工作，广泛做国际社会工作，阐述在涉疆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揭露“东突”势力反华分裂、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的本质，强调涉疆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同时，通过加强双边和地区安全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通过涉疆外交，国际社会进一步增进对新疆真实状况的理解，使“东突”势力的图谋失败。

    高度重视开展反恐外交，紧密结合国内外反恐斗争新形势，坚决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推进反恐外交工作。一是积极开展双边反恐磋商。二是广泛参与多边反恐交流合作。三是推动在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方面的合作。四是做好重大暴恐案件涉外工作。五是全力做好海外机构和人员涉恐安全防范工作。

    第三节 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是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和神圣使命。中国珍视自身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也充分尊重各国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利益的正当权利。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同时，对于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挑衅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解决陆上边界问题的总原则和总方针是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和平谈判、平等协商、相互谅解、遵循国际惯例等。目前，我国遗留领土问题主要是与印度和不丹的边界问题。中国积极推进与印度的边界谈判，双方有效管控分歧，维护了两国边境地区总体稳定和共同发展大局。

    解决海上争议的立场是由直接相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双边协商和谈判解决。目前我国海上争议较为复杂，与8个海上邻国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涵盖岛礁主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等多种问题，有关问题相互交织，解决难度较大。其中较为集中的是钓鱼岛问题及南海问题。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当前钓鱼岛紧张局势是日本单方面造成的。中国政府在外交、法理、海上维权、外宣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维护我国家利益。

    南海问题的核心是南海周边一些国家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发的领土争议和南海部分海域的海洋权益主张重叠问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主张拥有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各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得到保障，并积极参与地区海上安全合作。中国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影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行自由。

    第四节 努力开展网络、外空、极地等领域国际合作

    中国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外空、极地和深海等“新疆域”国际合作，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是网络大国，且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为加强中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战略规划，我国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提高自身防护水平，加大网络安全威胁治理力度的同时，积极开展网络外交。一方面，中国不断扩展双边网络对话与交流，与美、俄、英、法、德、澳、欧盟等建立了机制性对话。中国还深入参与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层面的网络安全进程，推动增进地区互信与合作。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伦敦进程、巴西互联网治理大会等网络国际会议，并主办信息与网络安全相关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在国际网络安全领域提出倡议，如向联大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等。

    外空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拓展资源、发展高科技的重要空间。中国积极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在空间科学技术和应用领域取得诸多成就。中国参与外空国际合作的主要主张包括：一是和平利用外空；二是坚持探索利用外空活动应为全人类谋福利原则；三是积极参与外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规则制定。近年来，中国外空外交取得积极进展。

    极地具有特殊重要的能源、科研、军事和航运价值。中国积极参与极地事务的国际合作，推动极地科研与环境保护。中国尊重北极地区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积极推动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间的合作共赢。

    党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我国积极参与并支持国际海底管理局工作，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调查勘探工作，并积极维护海上航行安全。中国在有关海洋问题上的外交举措，为促进海洋的和平、安全、开放，平衡海洋的科学保护与利用，推动和谐海洋秩序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节 有效维护海外利益

    当前，我国人员和企业“走出去”势头迅猛，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全方位拓展的海外利益已成为我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有效维护海外利益，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职责。

    我国海外利益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一方面，国际环境不稳波及我国海外利益。一些地区和国家政局不稳、冲突不断、局势动荡，一些地区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猖獗，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频发，部分国家社会治安不靖、法律不健全、政策不确定，都对我国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我驻外使领馆从事领事保护的工作人员严重短缺，难以应对势头迅猛的“走出去”形势。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海外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作为一项重要外交工作。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涉及中国公民安全和权益的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近年来，我国领事保护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一方面，通过双多边领事磋商机制、商签领事类条约协议，规范双边领事关系，推动外方就建立双边人员交往新秩序与中方相向而行，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广泛调动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个人参与构建“大领事”格局，一手抓应急处置，一手抓源头治理。同时，全面推进预防性领事保护与服务宣传工作，提升全民海外文明守法意识、安全风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全面深化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个人“五位一体”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联动机制，完善预防性领事保护体系。

    第六节 大力发展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

    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被明确写入党的政策文件。对外而言，公共外交有利于引导国际社会了解真实中国，客观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理念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方针。对内而言，公共外交的任务是引导民众正确看待外交工作，凝聚民心、民智、民力。

    大力开展公共外交符合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我国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公共外交。一是围绕领导人出访和出席国际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开展公共外交，通过领导人接受采访、发表演讲、在外媒刊文、与外国民众直接互动等方式推进公共外交。二是做好媒体文章。不断改进和完善外交部新闻发布工作，主动及时发声，放大舆论效应。与国内外媒体加强沟通、交流、合作，为他们积极报道中国和中国外交提供帮助。积极打造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和栏目，提升影响力和吸引力。用好网络和新媒体，让“中国声音”在网络和“微”世界广泛传播。开展新闻与公共外交国际合作，加强与国外相关部门的公共外交经验交流与互鉴。三是加强统筹，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多种渠道开展公共外交，形成公共外交合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外交格局。四是积极推进人文交流。加强人文交流是世界发展趋势，中国积极推进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成果丰硕。文化交流年活动蓬勃开展，国家间人文交流与合作机制化建设稳步推进。

    思考题解答及拓展

    1.我国开展经济外交面临的新挑战是什么？

    答：全球经济风险逐渐增大。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剧烈波动，尤其是2007年夏开始的新一轮周期衰退，到目前已创下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多项最坏记录。国际贸易增速放缓，甚至出现大幅萎缩。国际投资与跨国并购波动剧烈。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能源资源价格大幅波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冲击。

    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爆发。对外贸易总体失衡日趋严重。对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对美贸易严重失衡。中国虽已成为外贸大国，但远未成为外贸强国，在外贸结构中低质廉价商品大比重，极易造成低价倾销嫌疑。WTO新一轮贸易谈判举步维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在全球经济衰退、贸易萎缩的当下更是如此。上述问题的存在并日趋严重，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面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空前恶化，中国越来越进入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国际金融失衡日趋严重。中国成为国际收支盈余最多的国家，在平衡全球国际收支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处置不当，既不利于全球金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需要中国通过有效的经济外交与世界主要国家一道妥善处理。中美贸易失衡成为导致中美两国自身经常收支失衡的重要因素，需要中国通过有效的外交途径妥善应对。

    能源资源瓶颈再度凸显。一方面，通过必要的外交途径确保中国能源资源稳定供应的难度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艰巨。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越来越受到“能源威胁论”、“资源威胁论”、“粮食威胁论”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损害，从而越来越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气候环保压力空前强化。中国是全球排放大国，必须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应有义务；同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而也必须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不能承担过多的减排义务。这些都是摆在中国气候环保外交方面的艰巨任务。

    案例1

    密松水电站项目搁浅事件

    密松水电站是中缅两国政府签署的伊洛瓦底江（简称伊江上游水电开发项目中最大的一座电站。该项目是缅甸政府主动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开发，并由中缅两国政府签署的合作项目。根据规划，伊江上游将建设7座流域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2000万千瓦，其中密松水电站装机容量600万千瓦。2006年10月，缅甸政府在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向中电投发出邀请；2009年3月中缅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合作开发缅甸水电资源的框架协议》。此后，中电投伊江上游水电开发全面推进。然而，2011年9月30日，缅甸总统吴登盛突然致函缅甸下议院，以“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必须尊重人民意愿”为由，宣布在其任期内暂时搁置密松水电项目。

    因停工给中国公司造成巨大损失，项目每年的贷款利息就达3亿元人民币。施工开始后，公司从中国向工地运送了价值7亿元人民币的大型施工设备，2011年9月停工后，这些设备就停放在工地。对于这些大型施工设备的维护、保养和租赁费用，公司每月都要损失上千万元人民币。通过与缅甸政府和地方武装一年半的协调，并修复了被炸毁的桥梁，这些设备终于在2013年3月底全部运回国。项目搁浅以来，主要投资方中电投首当其冲，70亿元人民币前期投资自不待言，这些资金的财务付息和人员维护费还以每年3亿元的速度递增。同时，公司面临供应商、施工单位等有关合同方巨额违约索赔。

    在缅甸政界，吴登盛政府执政以来，缅甸政界对中国及中国在缅投资的舆情趋于多元化。一方面，缅甸高层认识到中国能为缅甸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发展经验，需要搞好与中国的关系缅甸不少高层官员多次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到缅甸投资。吴登盛政府还曾多次公开表态支持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但另一方面，缅甸新领导层认为，在过去20多年中，缅甸前军政府过分依赖中国导致中国在缅影响力过大。卢光盛说，在缅甸民主化推进过程中昂山素季本人对中国在缅投资的认知也基本正面。但是有一些政党却有着比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反对军人利益和抨击中国在缅项目来扩大影响力，这也加剧了缅甸社会对中国在缅投资的负面舆情。在缅甸民间，由于中国在缅投资使得不少民众生活条件改善、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获得了不少民众的称赞和感谢。但是，这些收益很难平均体现在缅甸国内，中国在缅甸巨额的投资也并未收到完全的预期效果。报告称，舆情变化对中国在缅投资造成重大影响，中国在缅大型项目频频受阻的同时，对缅投资也出现骤降，大型投资几乎没有再进入缅甸。缅甸方面的报告数据显示，2012财政年度（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中国对缅甸投资仅为4.07亿美元，占缅甸外商投资总量的29％。而此前两年，中国对缅投资分别为43.5亿美元和82.7亿美元。研究发现，中资企业在缅受挫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寻求提升与缅甸的关系和商业往来。美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已开始努力寻求与新生的缅甸政权结交，并纷纷借此“进入缅甸”。

    随着缅甸开放后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介入，缅甸的投资环境正在发生巨变。中国必须适应邻国发生的变化，要想保持中国投资的利益，关键还是要注意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不仅要处理好与缅甸政府的关系，还需要顾及当地民众的利益，考虑对方的感受，确保做好利润分配。

    西方国家重返缅甸，从经济命脉到电力资源都投资介入，笼络到了民心。虽然中国对缅甸做了很多经济援助，然而对中国“既依赖又排斥”却是在缅甸颇有代表性的一种态度。中国大项目频频受挫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项目大多存在接地气不够的缺陷。真正好的大项目，不仅要让政府和企业受益，更要考虑如何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案例2

    墨西哥取消高铁项目事件

    墨西哥的高铁项目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包含中国南车以及四家墨西哥本土公司的国际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墨克高铁，是指连接墨西哥城和第三大城市克雷塔罗的一条高速铁路，是墨西哥国迄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国铁建在海外建设。列车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均采用中国高铁成套技术，全长210公里，设计时速300公里，计划建设工期40个月。这也将是美洲大陆上首条时速300公里的高铁项目。该项目总标的金额589.5亿墨西哥比索，约合270.16亿元人民币。根据计划，该高铁项目014年12月就要动工，2017年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行。作为墨西哥迄今为止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墨西哥政府公开招标建设这条高铁后立即引来全球高铁巨头的竞逐，包括日本三菱、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以及德国西门子等企业都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截至2014年10月15日投标最后截止日期，只有由中国铁建牵头的这家联合体成为该项目的唯一竞标者，其他公司都放弃了投标。11月3日，墨西哥政府宣布决定由中国铁建联合体为墨西哥建造该高铁项目。

    2014年11月3日上午12点（北京时间4日凌晨2点），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长鲁伊斯·埃斯帕萨等人在首都墨西哥城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铁建牵头的国际联合体作为该项目的唯一竞标方，中标墨西哥国内首条高铁——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2014年11月7日晚，墨西哥政府正式宣布取消由中国铁建牵头的国际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的高速铁路项目并将于本月底重新开放招标，为了让所有有兴趣的参与者都能参与竞标，此次招标将开放长达6个月时间。

    2014年11月9日晚间，中国南车、中国铁建发布相同公告在公告中称，两家公司已与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进行联系，因时差原因，于2014年11月8日凌晨得到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对取消该项目中标结果的确认，证实墨西哥高铁项目取消中国铁建，表示已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墨方提出质询，同时中国铁建已组成法律专家团队，对该事件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入评估，必要时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据资料显示，2014年11月10日，墨西哥媒体报道称，墨西哥因取消高铁合同最多补偿中方2.7亿人民币。2015年1月2日，墨西哥方面宣布，已经有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5家企业有意参与墨西哥高铁项目新一轮招标，新一轮招标最终结果计划在月31日公布。但就在一周之后，墨西哥方面再次宣布将“无限期”搁置这一项目。

    据墨西哥媒体报道，10月底，墨西哥主要的反对党议员召开发布会，要求政府取消招标，理由是招标时间太短，对参与企业不公平，而且与中方联合的墨西哥公司与政府官员关系过于密切埃斯帕扎表示，新的招标会很快开始。此次，各家公司有更长的时间准备标书。

    墨西哥总统可以绕过议会单独做出决定。这个项目由墨西哥政府倡导，金额大，各方关注高，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墨西哥总统才出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通过交通部传达这一消息。此前在墨西哥，一些小的项目也有“推倒重来”的情况，类似高铁这样的大项目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2.我国开展安全外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就？

    答：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中国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平台，实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和协同。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转变为“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该组织成员国关于反对三股势力的“上海公约”，明确指出了反对“三股势力”的现实意义和共同的利益诉求。为共同反对“三股势力”，上海合作组织还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设立了地区反恐中心，以协调该组织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力量和资源。随后，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一起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次进行反恐军事演习，相互分享反恐信息和成果。因此，从反恐外交的视角上看，中国的安全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反恐斗争，也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是中国安全外交的重要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与地区内外各国共同构建亚太区域安全架构。中国推动多边安全机制构建的最明显例证，就是着力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尽管朝核六方会谈机制现在处于休眠状态，但从长远上看，它依然是解决朝核问题最有效的平台和途径。还要看到，东盟主导的安全框架比较多，比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东盟防长扩大会等，但在亚洲若形成比较有效和完善的安全机制还需要做很多事情。

    中国一向把核安全工作放在和平利用核能事业的首要位置，中国积极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试举四例：第一，中美合建核安全示范中心，目前该工程建设进展顺利，该中心将为地区乃至国际核安全技术交流合作提供合作平台。第二，中国同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在打击核材料非法贩运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第三，中国帮助加纳把一个研究堆由使用高浓铀燃料改造为使用低浓铀燃料，这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实施的项目。第四，中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基金捐款，举办诸如培训班等形式的各项活动，为提升亚太地区国家核安全能力作出了贡献。

    延伸阅读1

    巴基斯坦“利剑行动”

    巴基斯坦长期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据该国和平研究所报告2013年巴基斯坦共发生1717起恐怖袭击，造成2451人死亡、5438人受伤，袭击次数与伤亡人数均比上年有所增加。2014年6月1日，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巴杰瓦发表声明称，巴军方针对藏匿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的本国和外国武装分子发起代号为“利剑行动”的大规模全面军事行动。巴基斯坦军方于15日凌晨，出动战斗机对该国西北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首府米兰沙阿附近的个武装分子藏匿点发动新一轮空袭。据巴基斯坦军方证实，此次空袭行动已经击毙105名武装分子，其中至少有50名武装分子来自国外，包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恐怖分子。

    2014年9月3日，巴基斯坦军方发布声明指出，该国6月1日发起的反恐“利剑行动”已击毙910名恐怖分子，但同时也有82名军人丧生，军方另有269人在行动中负伤。巴基斯坦三军公关部指出，经过近3个月的围剿行动，军方已完全控制巴基斯坦西北部临近阿富汗的多个地区。以往，非法武装在当地曾长期活跃。军方声明说：“我们摧毁了大量武器与通讯工具，以及恐怖分子使用的其他设备，让他们难以再发起有力的袭击。”同时，巴基斯坦军队与情报部门还在全国实施了2274次反恐行动，抓捕11名核心恐怖分子。分析人士表示，不同于以往的定点打击，此次清剿行动规模浩大，是巴政府和军方经过商讨，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采取的主要是围攻战略，意在对恐怖分子进行较为彻底的清剿。

    2014年7月9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把500万卢比捐款转交巴基斯坦地方各邦和边疆地区事务部部长巴洛齐，用于安置“利剑行动”中的流离失所者。孙卫东表示，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亲密朋友，对流离失所民众深表同情，在得知他们急需帮助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决定为其捐款，此次他代表驻巴使馆和所有在巴的中国外交官，捐款500万卢比，希望流离失所民众能够得到妥善安置。孙卫东还表示，中方一向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实施和推进反恐安全战略，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巴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所做的努力。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巴基斯坦总理表示我们与中国站在一起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威胁。中巴安全利益相互关联，感谢中国国家主席表示认可并支持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以及有决心在双边层面和通过区域国家合作努力，协作对抗共同挑战。

    延伸阅读2

    达赖集团的“中间道路”与“大藏区”

    十四世达赖多次声称，自己1974年就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并强调这是解决所谓“西藏问题”唯一可行的主张近年来，达赖集团头面人物在各种场合处处推销“中间道路”，称“中间道路”是“务实可行的民主解决方案，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为西藏人民寻求真正自治”，是“双赢方案”，等等。在这些花言巧语背后，达赖集团无时无刻不在从事违背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藏独”分裂活动。

    “中间道路”的要点主要有：1．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在内的所谓“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军队占领的殖民地；2．应把目前分属中国境内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各省区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建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或行政实体；3．在这个区域或实体内废除现行政治制度，由藏人选举产生“政府”进行管理；4．藏族之外的中国其他民族人口迁移出“大藏区”；5．中国军队撤离“大藏区”，将这一区域建成为国际和平区。剖析“中间道路”的要点，十四世达赖提出这一政治主张的居心是“实现西藏变相独立”，“变西藏独立一步走为两步走”。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不断强调他本人对“中间道路”的发明权，不禁让人起疑，想深究一下究竟。原来，所谓“中间道路”不过来自西方社会一度时兴的对解决困境的“第三条道路”的赞赏，“非暴力”源自印度追求独立时的甘地主义，“大藏区”则源自1913-1914年间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实现“西藏独立”的《西藏姆拉条约》。用迎合西方社会时兴的话语概念，打着“非暴力”的旗号，实现100年前英国殖民主义者没能实现的目标，这就是十四世达赖提出“中间道路”政治主张的实质。

    “大藏区”是达赖集团为达到分裂祖国目的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达赖集团提出的所谓“大藏区”包括西藏及甘、青、川、滇四省的藏族聚居区。他们要求将该区域内其他少数民族迁走，取消社会主义制度，撤出中国军队，把“大藏区”交给国际和平组织讨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大藏区”的行政区划概念中国各民族历来是大杂居、小聚居，达赖集团把凡是有藏族居住的地方都划入“大藏区”范围，既不符合历史形成的行政区划也不符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居住地缘习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以暴力手段追求“西藏独立遭到失败。为摆脱困境，达赖集团调整策略，祭出“中间道路招牌，图谋所谓“西藏事业”新出路。达赖集团宣称，“中间道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现“大藏区”的“高度自治”。表面上，“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貌似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实质上处处都与中国宪法和国家制度相抵触，与中国国情相背离，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第一，“中间道路”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为在“条件成熟”时重新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埋下历史和法理依据。第二，“中间道路”图谋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的“大藏区”，要求中国政府将包括西藏和青海全部，四川的两个自治州，甘肃和云南各一个自治州交由达赖统治，总面积占到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第三，“中间道路”要求在“大藏区”实行“高度自治”，仅军事、外交由中央管，其他一切都由达赖管，实质上是在青藏高原上推翻整个中国国家制度。第四，“中间道路”要求中国政府把解放军全部撤出“大藏区”，通过国际谈判把“大藏区”搞成“国际和平区”。第五，“中间道路”要求把“大藏区”内其他民族统统赶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建立不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执行全国统一的法令和政令、不允许有国家的驻军、限制其他民族进入的“国中之国”。由此可见，“中间道路”的实质是一个分步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纲领。

    达赖所兜售的“中间道路”，既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悖，也不符合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西藏发展进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西藏走上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这是一条西藏各族人民走向幸福的光明大道。与此相反，十四世达赖的“中间道路”，不过是一条殖民主义者曾经走过的永远走不通的死路。

    摘编自廉湘民：《十四世达赖的“中间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光明日报》，2015年4月16日。

    3.如何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推进公共外交？

    答：政府在公共外交中起主导作用，它应更多地通过授权和委托的方式，放手发动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或者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绝不能一手包办公共外交。在未来公共外交发展过程中，中国特别要把握好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战略策划上，政府要积极承担责任；在政策制定上，政府要合法合理；在具体实施贯彻中，政府要隐形隐身，这是中国公共外交成功的关键。

    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国家是公共外交的主体，公众是公共外交的主力，主力军则是广大非国家行为体。公众通常表现为非正式社交圈的精英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民众利益的说客、思想库、智囊团、大众传媒及公众舆论等，他们均能成为公众的利益代表者和意见代言人，这正是公共外交最强大的依靠力量。具体来说，公共外交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商界集团、海外侨胞以及非政府组织。其中，非政府组织对公共外交的意义尤为重大。对此，我国应积极培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促进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大力推动国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活动。培育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一要大力加强宣传NGO的地位和作用，二要制定有利于NGO发展的政策措施，尽快完善相关立法。

    深化民众参与度。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参与外交的公众是多方面的（社会精英公众、焦点团体公众、普通公众）。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人民永远是中国外交的牢固基石和坚强后盾。在公共外交中，人民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充分发挥人民的公共外交能力，对于公共外交的开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以往公共外交实践中，“官方搭台”“民间唱戏”的做法值得继续发扬光大。此外，还可以主动邀请工商行业的企业精英、国际知名的体育健将及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充当公共外交形象大使。

    案例1

    公共外交与我国“人民外交”的优良传统

    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参与者不能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也正是因为如此，公共外交可以更为宽松、生动和灵活地采取多种形式在多种场合发出声音，讲述本国的“故事”。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

    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相辅相成。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就几乎同时开始了运行。1957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中国的整体外交有过界定即“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实质上，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公共外交的高度概括。中国一向非常重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结合。民间外交指的是一国公众对他国公众的国际交往活动，在中国也被称为“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形式多样，包括了友好城市的交流，文化团体的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我国的民间外交在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中日的民间外交对于中日新闻、贸易的往来，中日间政治信息的传递，以及为建交的准备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重要性的提高，中国的民间外交也呈现出更加蓬勃的发展态势，并且还增加了许多崭新的内容。

    要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不能寄望于西方媒体某一天能基本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更不能寄望于他们主动填补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鸿沟。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包括中国文化精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外政策等介绍出去，要发挥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沟通能力。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增进国外公众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公共外交正是增强这种能力的重要方式。

    中国对外交流中力推“和谐”“和善”“祥和”。“和”是中国文化的表征符号。推广这样一个理念，公共外交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功效。

    中国国民要进一步提升公共外交的自觉意识，它既是一种责任感，也是爱国情怀的表现。我们要有“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才能达到高水平的公共外交。对外交往中，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听，还要会交流，在促进对方对我国国情、政策正确理解的同时，还能够较直接地获得对方的信息和思想，为我们提供可供参考的资源。

    摘编自赵启正：《从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0月9日。

    延伸阅读2

    美国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外宣传和文化活动的研究阶段。但是，由于“宣传”在美国名声十分糟糕，因此，杜鲁门政府并没有确立把宣传作为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没有在美国政府内部确立独立的地位。直到在战争中对宣传的效果深有感受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入主白宫之后，才顶住麦卡锡主义的重重压力，于1953年8月1日建立了美国新闻署，开始确立公共外交的独立地位。尽管如此，公共外交的另外一些重要项目比如教育文化交流、政府公关等活动仍然在国务院的管辖之下，美国新闻署的职能也不明确，仅仅是“传播消息，而不应该再做超越这个界限的事情”，“美国新闻署不应该试图说服其听众相信什么”。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对公共外交比较重视，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把教育文化交流纳入公共外交的轨道。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不久，立即组织各方面对对外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在美国新闻署建立了弗里·戴维森（Free-Davison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公共外交事务进行调查，并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将国务院国际合作署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和商务部的国际展览活动移交美国新闻署，并将美国新闻署更名为“国际交流署或者“美国文化交流署”。但是，相比美苏冷战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格局，公共外交显然缺乏可以依托的现实基础。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及时地被政府接受，影响也极为有限。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外交思维根深蒂固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外交班底对公共外交更是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仅仅是使得美国的大战略更加复杂化，真正推动意识形态缓和的不是公共外交，而是禁止核军备竞赛、承认欧洲的现状以及促进商业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卡特和里根总统对公共外交都比较重视。卡特将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与美国新闻署合并，改称美国国际交流署。同时，将对外宣传咨询委员会与教育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合并，改称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对美国的公共外交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研究，出版年度报告里根总统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美国新闻署的预算，任命自己的朋友查理斯·L·威克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并且实施“民间倡议（PrivateSectorInitiative）和“真理工程”（ProjectTruth）两大计划，建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美国公共外交的局面大大扩展，也带来了公共外交研究的飞速发展，一大批专门研究公共外交的理论著作和文章问世。

    冷战结束之后，一些学者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开始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宏观趋势出发，从外交公开化和国际互动的宽广视野审视公共外交的历史发展和理论逻辑。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更加细致，选题更多样化，理论思考进一步深入。尤其是，把公共外交的研究引入了传播学的轨道，开始在理论立足点上确定为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交接地带。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缺陷是没有很好地确立公共外交的学术支撑点，在理论逻辑上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同时，在美国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仍然不大，不少人还习惯上把公共外交等同于宣传。在冷战结束的总体背景下，一些传统战略思维浓厚的保守人士（比如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极力主张取消美国新闻署，将其合并到国务院。1999年10月1日，美国新闻署正式并入国务院，成为政党斗争的牺牲品。

    “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外交得到了媒体、国会和美国思想库等部门的重新关注。对于“9·11事件”，美国上下都在苦苦思索为什么这样的悲惨事件会在美国上演？人们很快便把主要问题归结在公共外交的不得力上。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发现有53％的调查者认为自己不喜欢美国，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对、反感甚至仇视正在升级。美国人经过反思发现，憎恨美国的“不仅仅是伊斯兰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包括欧洲、拉美、东亚以及自己的盟国”，“美国的自大、自私、伪善、自我沉迷与轻蔑其他国家的形象深深种植在全世界人心里”，“美国的形象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于是，关于加强美国公共外交的呼声不绝于耳。在美国外交界颇有影响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于2001年11月召集了一批独立任务小组，集结政府、媒体、公共关系以及回教与区域研究专家，共同研究美国面临的外交困境，得出结论是“公共外交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心要素。”

    摘编自于卫青：《试论美国文化外交的宣传性》，《江汉论坛》，2014年第8期。

    4.如何理解战略“新疆域”在新时期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答：当前，国际竞争不断向新疆域拓展，主要国家所追求的安全边疆普遍超出传统领土范围。一些国家出于保持自身先占优势、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考虑，加速推进高新技术在新疆域的军事运用，积极加强战略预置，网络空间、太空、极地等，已成为大国博弈和争控的战略要地。“新边疆”拓展至全球公域，国家之间利益复杂交织，需要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与治理，以避免竞争失序失控，进而危及全球战略稳定。

    人类社会正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在社会生活、国际关系中势必将发挥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网络这一“新疆域”的竞争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力量对比和格局。网络战略博弈日趋激烈。网络与现实世界互联互通不断深化，网络在政治、安全和外交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开展国际合作，加强全球网络治理迫在眉睫。网络军事化加速升温。网络正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新战场。

    当前中国，不仅要面对传统海洋国家的干扰与束缚，更要正视自身的各种不适应与落后面。这要求对“蓝色国土”有更多的共识，在海洋经济方面要有更多的开发手段，在海军、空军等高科技的远投兵种方面要有更大投入，在海洋法、海洋多样性保护、海洋方面的非传统威胁、海洋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要给予更大的重视。

    北极是21世纪中叶新的科技制高点，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地区。要深化极地探测，包括建设性介入北极开发。中国在北极仍是一个缺席者，发言权甚少。中国要努力变成一个战略伙伴，在北极能源勘探开采方面，在北极航线与空域合理利用方面，在防止北极成为军事冲突地域的国际制度制定方面，有中国的声音并且开展多种先期研究。

    目前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在外空的开发占据优势，下了许多先手棋，尤其是外空规则上做了谋划。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规则制定权很少，话语权是空白，当中国尝试做美俄同样在做的事情时常常受到质疑。中国不能没有对空间法特别是外空法律的参与和倡议，不能没有替自身也替多数国家谋权益的战略；军队不能始终只做不说，国际关系学界不能不开辟外空国际关系及法律的专项研究。

    案例1

    气候变化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气候系统是构成地球系统的重要一环。在地球的漫漫历史中，气候总在不断变化，究其原因可概括为自然的气候波动和人为因素两大类。

    尽管气候变化可能带来诸如中高纬度地区农作物增产、全球木材供应增加和取暖能源减少等有利结果，但人类社会将不得不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其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它带来的益处，以下是气候变化在几个方面产生的大致影响。

    1．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许多国家面临更加突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比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年初的一个报告草案曾指出，如果平均气温上升4℃，全球就会有0多亿人面临缺水问题。

    2．居住环境恶化。目前人类社会遭遇的垃圾处理和交通等环境问题将可能因为高温多雨而加剧。低海拔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那里人口密度的迅速增加，使得全球更多人口处于海岸气候极端事件的威胁中。比如，热带风暴和飓风强度可能更大，带来的雨量更多，导致沿海国家遭遇洪涝等灾害。

    3．经济损失加剧。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比20世纪50年代多5倍，因此遭受的年均经济损失也从0世纪60年代的40亿美元飙升至290亿美元。今后此类经济损失只会越来越大。

    4．海平面上升。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地球两极冰雪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地球上众多海岸线将被海水侵蚀，众多岛屿将被淹没岛上及沿海居民生活受到威胁，而一些小岛国甚至不复存在。比如印尼有关部门就预测，印尼约1.8万个岛屿中可能将有2000个小岛在2030年前被海水淹没。

    5．热浪袭击增加。据有关报告显示，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3℃，北美地区受热浪侵袭的次数将增加3倍至8倍。另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死亡的人数已达6万人2003年，仅欧洲夏季热浪就吞噬了3万人的生命。今后，夏季热浪可能更为频繁，程度更剧烈，时间更持久。各地区高温、干热引发的森林火灾等事故也将不断出现。

    6．人类健康受威胁。由于全球变暖，许多通过昆虫、食物和水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将扩大，并对贫困地区的人口造成显著影响。数据显示，由于气候变化，全球更多的人口将面临疟疾和登革热这两种传染病的威胁。

    7．物种变化加剧。从长远来看，由于气候变化，不少动植物开始向南部或北部迁移，生物物种活动范围的迁移将导致迁入地和迁出地生物链混乱，从而对农林业和渔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气温升高还导致一些地区害虫数量大增，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有专家指出，50年后，全球变暖将导致上百万个物种消失。

    案例2

    美国对ICANN改革的立场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主要由美国控制。参与ICANN内部工作组中的人员，来自北美国家的占75％欧洲占15％，其余10％来自亚、非、拉美国家；ICANN模式中不同区域群体参与的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没有变革，不在代表性、独立性、问责等核心问题上做出改进，ICANN掌握互联网核心资源的合法性就会被质疑。

    2014年3月23日，为期5天的第49届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以下简称ICANN）大会在新加坡召开。当月14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突然”发表声明，宣布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将放弃对由ICANN管理的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以下简称IANA）的监督权（Oversight）。要交出如此重要的权力，显然不是轻易地决定。具体来说，美国要求ICANN提出的移交方案必须获得“广泛国际支持”，而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第一，支持和加强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型（Multi-stake-holderMod l）；第二，保持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韧性；第三，满足全球消费者和IANA合作者的需求和期待；第四，保持开放性

    在声明中，美国强调不会接受“由政府或政府间机构主导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在美国看来，这项权力只能移交给“全球利益攸关体”，联合国不能接手。ICANN利益相关方参与项目负责人之一沃希亚表示：“在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型中，无论是各国政府、私营机构、民间团体、其他互联网组织，还是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每一方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方更加重要。”移交IANA监督权，是否意味着美国真的自断其臂？事实上，ICANN与美国的关系还受到另一份文件制约，该文件明确要求ICANN继续保持非营利机构的身份，将总部设于美国境内，这意味着ICANN将接受美国法律的约束。而且来自巴基斯坦专门研究互联网治理的学者塞内尔也对记者说，“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型中，美国的企业、学者、政府部门的影响力从来都是最大，拒绝政府或政府间机构主导的解决方案，对他们最有利”。

    5.在新时期如何维护中国海外利益？

    答：加强政治风险评估，做好政治风险防范工作。加强对投资国的政治形势的跟踪和评估，对于有效预防政治风险、减轻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很有必要的。当政治风险增大时，要及时与东道国政府沟通，阐明风险发生对东道国的弊害，获得谅解与支持。同时，要购买用于防御政治风险的保险，这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中降低和转移政治风险的必要选择。

    建立与加强共同打击海盗的国际军事合作机制。要真正维护好我国的远洋运输利益，首先要制定一个符合21世纪海上运输行业特点的、能够引领未来海洋运输事业发展的海事管理战略，促使中国由海上运输大国向海上运输强国迈进。其次，要加派主要航运通道主权国的使馆海事官员，通过外交谈判维护航运权益和海员安全；要积极参与国际海运组织规则和国际标准组织海运行业标准的制定，掌握国际海运话语权。最后，要加强与各国海军的协作，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我国重点运输航道上开展打击海盗的联合行动，确保我国对外贸易的海上运输安全。

    加强境外公关能力建设，树立中国对外投资的良好形象。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不断增多，“中国投资威胁论”成为维护我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障碍。因此，加强境外公关能力建设势在必行。要大力宣传我对外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比如带动资金和技术，增加当地的就业与税收，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经济增长率等。在宣传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鲜活、生动的案例，增强形象宣传的正面效果，打消投资东道国的疑虑，为双边投资和经济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延伸阅读1

    领事、领事馆及领事保护制度

    领事，是一个政府派驻他国某一地区或城市的外交官员，任务是保护本国与该国的侨民的权益和处理侨民事务。一般有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代理人。

    领事馆是一国驻在他国某个城市的领事代表机关的总称，有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等，负责管理当地本国侨民和其他领事事务。两个国家断交，一定会撤销大使馆，但不一定撤销领事馆。

    领事保护是指派遣国的领事机关或领事官员，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内，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的行为。具体来讲，当派遣国公民法人的正当权益在接受国受到侵害时，派遣国驻外使领馆依据国际公约、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派遣国和接受国的有关法律，通过外交途径，反映当事人有关要求，敦促接受国有关当局公正、合法、友好、妥善地处理。在这一概念中，领事保护的范围限定为“正当权益”，也就是说，领事保护不是无条件的。对派遣国公民的正当权益，使领馆必须从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的角度出发，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予以保护。但是，对不正当的要求，使领馆是不能满足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使领馆更不能予以袒护。例如要求使领馆为非使领馆成员代购免税物品不符合驻在国法律规定属不正当要求；遇到涉外经济纠纷要求使领馆仲裁，超出了使领馆的职能范围；如系涉嫌刑事犯罪，为逃避法律责任，要求使领馆提供庇护，更是超出了领事保护的范畴。领事保护是根据国家主权平等和互利合作原则，目标是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因此领事保护既要符合派遣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保护受害人的正当权益，又不得干涉接受国内政，滥用领事保护权。

    摘编自殷敏：《外交保护与领事保护的比较研究》，《国际商务研究》，2008年第4期。

    延伸阅读2

    海外投资保险及美国经验

    海外投资保险，又称海外投资保证，是指海外投资者以政治风险作为保险事故，向本国主管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订立保险契约，由承保机构承担政治风险的保险责任。当该承保事故发生，被保险的投资者蒙受损失时，由承保机构依保险契约及本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负责补偿；保险机构补偿损失后，可向东道国行使代位求偿权。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援助计划中所实行的投资保证方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投资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投资市场新的发展需要，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加拿大、丹麦、澳大利亚等国，也先后效仿美国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达国家的这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其海外投资者起到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作用，同时也使国家获取了极大的海外利润。海外投资保险是一种政府提供的保证保险。其实质上是一种对海外投资者的“国家保证”，不仅由国家特设机构或委托特设机构执行，国家充当经济后盾，而且针对的更是源于国家权力的国家危险，而这种危险通常是商业保险不予承保的。海外投资保险是非营利性的政策性险种。该保险是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保证海外投资企业规避各种由于政治风险和信用风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损失。

    在我国，海外投资活动尽管开展得较晚，但其发展却极为迅速。然而，目前我国在海外投资的管理上，不论从范围、政策管理手段，还是从具体内容来看，都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尚未建立起发达国家所普遍实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如果我国海外投资者碰到东道国实行国有化或征用、实行外汇管制以及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政治风险，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投资安全性就得不到保证；这显然会严重打击海外投资者从事海外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世界各资本输出国的通行制度。自美国948年在实施马歇尔计划过程中创设这一制度以来，日本、法国、德国、挪威、丹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瑞士、比利时、英国等国家也先后实行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为本国本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保险。中国自1979年以来海外直接投资在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日益增多，但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远比发达国家要大中国为了进一步鼓励海外投资，就需要依据现实国情建立可行的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深入考察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看出目前通行的两种保险机制：一是美国式的双边保证制度，它以与东道国政府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实行国内法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二是德国式的单边保证制度，它不要求本国政府同东道国政府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而是仅依国内法的规定进行海外投资的承保。这两种保证制度的内容基本一致，特点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代位权行使的法律依据不同：在双边保证制度中，保险人依双边条约的代位权条款行使代位权；在单边保证制度中，保险人依外交保护权行使代位权。建立何种类型的保证制度，是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必须先解决的前提要件。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三种类型。“美国模式”是双边主义模式，它以美国同资本输入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国内法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适用的法定前提，融国内法与国际法制度为一体。美国的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特点是：（1）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投资东道国与美国签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承保前提条件，以解决承保人在国际索赔中的出诉权问题。这种双边投资保险制度将投资者与被投资者的关系转化为投资者母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并将其提升到国际法保护的高度，为美国政府实施代位求偿权提供了国际法依据，解决了保险机构作为企业法人追诉主权国家而存在的主体资格问题。（2）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以发展为中心。“发展”不仅仅指美国海外私人投资者的发展，也包括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在合格投资的认定中，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不但要求受审查的投资项目要对美国经济有利，而且坚持要求投资项目应符合东道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取得东道国政府的批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合格东道国限制在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优先向中小企业提供保险。（3）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积极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法律上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但它在性质上是一个政府机构，其开展业务应贯彻美国政府的对外策略，将传播市场经济和“美国价值观”作为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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