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轼的少年时代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6）夏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诞生在四川眉山纱縠行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
四川素来是壮丽发达的天府之国，眉山还是风景佳胜之地，这里西南有雄伟的峨眉山，岷江又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在富饶的四川盆地中，眉山是一个“孕奇蓄秀”之地，陆游曾在一首诗中称赞它：“蜿蜒回顾山有情，平辅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眉山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苏轼在富饶美丽的自然环境孕育下，对大自然怀着深切的爱恋，歌咏山水之美成了他一生文艺创作的一个突出主题。
苏轼的家庭是一个文学世家，祖父苏序“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他的两位伯父苏澹、苏涣也“皆以文学举进士”，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当然莫过于父亲苏洵了。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曾巩《苏明允哀词》），但为学之路却颇为奇特，“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洵〕墓志铭》）他自己也宣称“昔予少年，游荡不学”（《祭亡妻文》），一直到27岁，才发愤读书，闭门谢客，然而科举之路颇不顺利，屡试不中，因而“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奋发淬厉，老而弥笃，直到晚年，他才声誉鹊起，文章名震天下。苏洵一生对苏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那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毅力，他那积极用世、不务空言的人生哲学，他那纵横驰骋、博辨宏伟的文风都在苏轼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也许是鉴于自己少年不学、老大难成的教训，苏洵从小就对苏轼进行了精心的培养。
苏轼是苏洵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在苏轼之前，程夫人曾生过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苏轼的两个姐姐和长兄都早卒，幺姐八娘也在18岁时郁郁而死。在苏轼的少年时代，除了苏洵之外，其母程夫人也对他进行了悉心的教育。少年苏轼所受到的家庭教育非常好，他自己也知道应该刻苦好学，尝言：“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送安惇秀才失解而归》）苏轼聪颖好学，多思早慧。8岁进乡校就学，三年后又至城西寿昌院，从学于刘徽之。刘尝作《鹭鸶诗》，末联“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颇为自得，苏轼却认为：“逐风斜”未能写出鹭鸶归宿，不如“雪片落蒹葭”为好，使徽之有“吾非若师也”之叹。十来岁时，苏轼即能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警句，得到父亲的叹赏。
苏轼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宁静、安适的生活中度过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读书学习，他在外从师，在家则“师先君”，学习上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他很早就学习写诗，且已表现出具有广泛的兴趣：对《诗经》、孔孟、老庄、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都全面涉猎，博观约取。在众多的文学家中，他诗以李杜为尊，文则以孟子、韩愈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庄子对他也有特殊的影响。除此之外，苏轼在少年时代还常常以琴棋书画自娱，在书画方面下过苦功，到了“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宝绘堂记》）的境界。深厚、广博的思想、文艺修养给他奠定了后来成功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苏轼与弟弟苏辙相处极为亲密，两人在学习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上形影相随，他们常常一块儿出去登临山水，陶醉于山水风物之间。他尝谓：“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们这种无比深厚的兄弟情谊不但一直保持着而且老而弥笃，成为在坎坷道路上互相支持、互相劝慰的巨大力量。
公元1054年，苏轼19岁，与邻县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成婚，她聪颖而沉静，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陪伴苏轼读书“终日不去”，对苏轼的关心体贴更是无微不至；苏轼对她也是感情深厚。不幸，这位贤内助在27岁时便过早地病逝了，十年后，苏轼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一词，表达了他对亡妻深切的哀痛，其中末两句尤为真切感人：“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二、初入仕途
公元1056年，21岁的苏轼结束了家乡平静、安适的学习生活，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弟弟苏辙一起上京应试。他们经阆中出褒斜谷，过横渠镇，入凤翔，历长安，终于在五月到达了京城开封，开始走上了求仕之途。
对于科举，苏洵也有过追求，但几经落第，终于“绝进取之意”，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苏轼也曾立下“书剑报国”的宏愿，想通过科举入仕，从而施展自己的才华。
等候苏轼的是一场考试的角逐。当时的进士考试品目繁多，大致要经过举人考试、礼部考试、复试及皇帝御试等几次筛选。同年九月，苏轼顺利地通过了举人考试，次年二月，他在礼部考试中以短短六百余字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圣俞的赞赏，梅赞其文章有“孟轲之风”，欧阳修更“惊喜以为异人”，接着的礼部复试，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第一，三月仁宗殿试，他终于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22岁。
相对于他父亲来说，苏轼在科举考试中是十分幸运的。他所以能得欧阳修等人赏识，一方面固由于他的政治思想与欧阳修等人的主张相吻合，同时也由于他的文章风格正符合于欧阳修等所倡导的古文革新的要求。欧阳修所主持的这场“贡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实际上，这是一次有意识地对宋初文坛颓风的反拨。苏轼在《上梅龙图书》一文中申言：“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可见，苏轼以“无所藻饰”之文来矫正“浮剽之文”，与当时古文革新运动的需要是正相合拍的。就在苏轼兄弟中举的同时，其父苏洵的文章也经欧阳修的荐举而名震天下，于是，“三苏”之名传扬天下，“时文为之一变”。
苏轼参加的这场“贡试”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开端，不仅使他顺利地叩开了仕途的大门，又为他步入文坛开启了道路。前程对他来说似乎应该是很快会辉煌而又腾达起来的。按惯例，苏轼中举后即可授官，然而正当他充满成功的喜悦时，家中却传来了噩耗——母亲程夫人已于四月八日病故。苏轼当然只能跟随父亲立即离京，返家奔丧。直到两年后除了丧，父子三人再度进京，苏轼才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这是苏轼仕途上的第一个官职。但苏轼并未赴任，在欧阳修的荐举下，他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而举行的临时性考试，苏轼参加的是“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的前后，苏轼写了下列这些文章，全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进策》二十五篇，《进论》二十五篇，《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以及皇帝御试的《御试制科策》一篇。这次考试，苏轼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入三等”，而宋王朝建国以来，“入三等”者仅有二人。
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写下的这些政论文章，是青年苏轼在仁宗朝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苏轼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态度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并对他以后的经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一次他在政治主张、处世作风和人格节概上的全面展示，直到晚年，苏轼对此仍未忘怀，尝言：“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苏轼对当时现实政治的看法是颇为深刻的，他认为北宋王朝表面升平，实则危机四伏，社会现实乃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此时，宋王朝已经历了将近百年的相对稳定，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的北宋文化也出现了普遍的高潮。然而，在这表面承平的背后，却掩藏着深刻的危机：土地兼并，机构臃肿，皇室糜烂，再加上辽、夏的进逼和朝廷的妥协，使北宋王朝危机四伏，“天下之势，骎骎乎将入深渊”（苏洵《审敌》），于是朝廷有识之士纷纷提倡改革。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书仁宗，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方案。苏轼在制科考试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原也是顺应了这股时代的风潮的。他主张“涤荡振刷”，要求朝廷“卓然而有所立”，在对现实政治的总态度上，苏轼明显地也要求变革，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然而，在如何变革和变革的步骤上，苏轼与王安石的看法却颇有分歧，他反对“因循苟且”，但也反对“鲁莽从事”，也就是说，他不主激变，而崇尚微变、渐变。苏轼以后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在他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便已埋下了种子。
在这场制科考试中，苏轼表现出了他那种态度鲜明、独立思考而不随风使舵的政治品行。他对现实的批评极为犀利，“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甚至还公然指责仁宗无所作为，“未知勤”、“未知御臣之术”。这种作风体现了苏轼的性格，他认为，为人要正直，不可随风倒，“自知其不悦于世”而仍不顾。这种性格成了苏轼一生坎坷的内在因素。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曾表露了他对苏轼性格的认识和忧虑：“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从苏轼一生的遭遇来看，苏洵的忧虑显然是不幸而言中了。他这种豪荡不羁的性格在他刚步入政治舞台时便已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通过这场制科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一个以京官身份充任州府签判的官职，是苏轼实际从政的开始。他在任上很想有所作为，现实却使他常常失望，情绪并不高扬，反而不时表现出消极、凄恻的情绪。苏轼在凤翔共四年，公元1065年回到京师，入判登闻鼓院。在这以后，不幸之事接踵而来，先是妻子王弗在京逝世，次年父亲苏洵又病故，于是，他偕弟返蜀，再次服丧于故里。
三、在变法的漩涡中
公元1068年7月，苏轼服丧期满，不久便与前妻的堂妹王闰之成婚，十二月，偕弟再度进京，这是苏轼一生中的第三次出川，他当然料想不到，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归自己梦魂久萦的故乡了。
次年二月，苏轼回到京城，此时的朝廷政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岁的神宗继位，他年富力强，很想有所作为，变法活动已经是紧锣密鼓了。王安石首先建立了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接着便全面推行均输、青苗、免役、水利等新法，一场变法的浪潮席卷了朝野上下，变法与否和究应如何变法成了当时争议的主题，苏轼自然地会卷进这一场轩然大波。
苏轼在仁宗朝就提出过变革的主张，但在如何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见存在分歧，不过由于地位不同，两人间还引不起什么对立冲突；随着苏轼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变法已真正提上日程，王安石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苏轼一回到朝廷，他与王安石的对立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变法与反变法在朝廷里激起了汹涌的波浪，随之而来的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剧烈、深刻的分化。王安石迅速大量提拔组织了一批位卑职微但表示紧跟变法的人物作为变法派的依靠力量，被称为“新党”。反变法者如司马光等则纷纷与王安石决裂，采取积极反对或不合作的态度，有的被迫下台，有的出任外职。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苏轼也对王安石的主张不满，如反对设置三司条例司，反对农田水利法、青苗法、雇役法，等等，认为“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他鄙视新党的人和事，称作“新党小生”、“小人招权”、“怀诈挟术，以欺其君”。
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就把苏轼与那些完全反对变法的旧党视同一律。从总的倾向而言，苏轼也是主张改革而反对因循守旧的，他与王安石的分歧并不表现在要否改革的问题上，而是表现在变法的理论和方法上。苏轼的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变法触及了他的自身利益，而是出于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苏轼在神宗朝反对变法与他在仁宗朝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的原因是一致的，比如在“任人”和“法制”的关系上，苏轼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这是他在仁宗朝的观点，同时也是他在变法的激流中反对变科举、兴学校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则。再如在改革的步骤上，他也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这种观点与他在仁宗朝时提出的“见之明而策之熟”，“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的渐变主张出于一辙，可见苏轼的某些变法的主张有其思想的一贯性，他决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思考有素的东西而随波逐流，分明“自知其不容于世”亦不改变。这正是苏轼品格上的闪光之处，却也是他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生坎坷的重要因素。不消说，苏轼思想中确有较为温和和复杂的一面。温和的改良和持重的施政始终是苏轼政治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在这场变法的激烈斗争中，尽管遭到了许多阻碍，由于客观上有此需要，加上得到皇帝的支持，基本上按王安石的主张推行下去了。苏轼在郁郁不得志之中通判杭州，这是公元1071年，时年36岁。
苏轼离京外任，显然由于政见不和。“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欲仕不能有为，欲罢不能超脱的矛盾心理纠缠着他的心灵。幸好杭州是一个风景秀丽之地，使他得以寄情于山水，多少排遣内心的苦恼。作为一个地方官，两年多的杭州通判，苏轼还是有所建树的，他当然不能不执行新法，但往往加以灵活运用，因法以便民；他还不时地深入下层，了解民众的生活实况，对农民有甚深的同情，“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组织捕蝗、赈济灾民，诸如此类，为杭州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公元1074年，苏轼奉命移知密州，两年后，复知徐州。这样，从1071年通判杭州到1079年3月离开徐州，八年的外任，使苏轼有机会接触各地情况，较深地了解现实社会，广泛地体会民情。这对他的政治思想和文艺修养都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不过同时他的内心仍是抑郁、沮丧的，他虽然“奋厉有当世志”，但在矛盾重重的现实政治面前却身不由己，命运并不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他悲愤地发出了“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的叹息。好在这种沮丧的心态并未把他压倒，并未消弭他对现实社会和人民苦难的高度责任感。八年的外任，苏轼在政事上也赢得了所在地人民的好评，至今还被人们纪念着，说明他并不只是一个能诗善文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个明达各种事务的通人。
四、“乌台诗案”与被贬黄州
公元1079年3月，苏轼离开徐州到湖州赴任，出乎意料的是，到任不久，一场凶险的灾难便向他突然猛扑过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场有名的文字狱，乌台即御史台。在这场诗案中，苏轼受到了四个人的联名弹劾，他们是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罪证便是他的一部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全册》；他们攻击苏轼通过诗歌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大肆诋毁，无所忌惮，甚至控诉苏轼包藏祸心，怨望皇上，毫无人臣之节。总之，他们认为苏轼已犯了滔天大罪，不能宽宥。在这些人众口一词的围攻下，神宗便下令拘捕苏轼。1079年7月他被押解回京，投入御史台监狱。
“乌台诗案”的打击面是非常宽的。凡与苏轼有诗文交往的人都被进行了调查追问，稍有牵连之人，无论其官职大小，资历浅深，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受到打击最为沉重的当然是苏轼本人了，他们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在狱中对苏轼进行了种种迫害。这场由诗惹出的大祸，在苏轼的思想情绪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在湖州至京城的押解途中，曾试图纵身江流，在狱中也曾准备服药自尽。总之，“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初遭受的一大摧残。
“乌台诗案”出现的背景是很复杂的。表面看，这似乎是变法派对反变法者的一次暴力打击；但从变法的过程而言，所谓“变法”、“新政”实际上已经变质。这时，王安石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乌台诗案”的直接造成者虽然也是原来新党的成员，但他们与王安石相比，无论在人品和主张上，已是大异其趣了。“新法”在他们手里已不过是一块“招牌”，他们对苏轼以及当时所谓反变法派的打击也不再是真正性质上的“维护新法”，只是在政治上玩弄权术，以势压人，达到排除异己力量的目的罢了。
由于当时苏轼已名闻海内，而迫害他的“新党”声誉不佳，故朝野上下对“乌台诗案”的看法并不一致。虽然李定、舒亶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但积极营救者也不乏其人。苏辙上书，希望能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宰相吴充在神宗面前营救苏轼，甚至王安石也上书神宗，指出“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多种因素的配合下，苏轼终于幸免了杀身之祸，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乌台诗案”至此才算得以了结。
黄州即现在湖北的黄冈，苏轼于公元1080年2月1日抵达黄州，这次贬官，使苏轼的生活、地位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以往离京外任，虽然失意，犹是统领一方的地方长官，这次的身份却是“罪废”的“逐臣”了。地位和身份的下降，当然就带来了精神上的压抑和生活上的拮据。去后，他先寓居定惠院，闭门兀坐，饮酒浇愁；家属迁来黄州后，他移居临皋亭，这是一处江边的驿亭，虽能俯瞰长江里的千帆往还，却每天要遭受太阳的暴晒，炎热无比。在黄州第二年，生活逐渐窘迫起来，老友马正卿为他请得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这就是著名的“东坡”，次年，他在这里亲自设计修葺了几间草屋，竣工那天，正好大雪纷飞，苏轼在其四壁画满了雪景，自题“东坡雪堂”榜于堂上。从此，苏轼便与陶渊明一样，开始了“自稼躬耕”的相当艰苦的生活，并取号为“东坡居士”。这时，苏轼已47岁了。
在黄州谪居期间，苏轼除了“躬耕”东坡之外，不时出游。黄州虽不是什么名胜之地，但长江南岸的武昌却是景色秀丽，在山水风物之间，他得以暂时忘却内心的郁闷。苏轼还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之上，不仅完成了父亲苏洵的未竟之作《易传》，还自著了《论语说》，并对《汉书》深加研究。自然，谪居黄州期间，苏轼成就最为辉煌的还得推他的文学创作。这时，他在诗、词、赋、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苏辙深知此点，极为叹服，曾说：在谪居之前，他们兄弟间的文章还可相“上下”，而在谪居黄州期间的苏轼文章，却使“辙瞠然不相及也”。（《东坡先生墓志铭》）确实，东坡一生的文学名篇，很多就是在黄州谪居期间完成的，如誉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脍炙人口的《赤壁赋》等都是。
然而，谪居黄州对苏轼毕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时期内，他在思想感情上经历了最为复杂而又激烈的变化。他对自己的遭遇是深为不平的，但由于“乌台诗案”的覆车之鉴，他又只能常以自嘲自讽来摆脱内心的愤懑，但年复一年的谪居，又不会不使他的思想日趋苦闷和压抑，在愤懑不平之余，就也流露出消极、颓废的情绪。一般地说，积极进取精神是东坡思想的核心，然而在此时此地他内心里融进了“闲适”、“达观”的质素，“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一个追求闲适、放达情绪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闲适、达观之中，依然保持着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总之，东坡在谪居黄州时期，虽然内心极为苦闷，但经过灾难锻炼而升华成的旷达性格和坚持入世所显现的乐观自信毕竟仍帮助他得以摆脱眼前的困境，而对人生仍有作出新的追求的勇气。正是在这个时候，神宗终于觉得“人才难得，不忍终弃”，下诏“苏轼量移汝州”。对此，东坡虽然表示“君恩至厚，不可不奔”，但还是提出了“乞居常州”。设想着还是过一段“轻舟短棹任横斜，醒后不知何处”（《渔父》）的闲居生活为好，这种心情似乎不可能，其实却是可以理解的。他需要休息一下，大概也想思考一下今后的道路究竟该怎样走。
五、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中
公元1085年3月，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实际由高太后主持军国大事。高太后一向不满新法，对神宗变法原有异议，现在有了大权，那政局自然又要动荡。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排斥新党而重新起用旧党。司马光、刘挚等很快相继回朝。他们没有忘记被新党排挤、诬陷在外的苏轼，5月即命知登州，不久又受命为礼部郎官召还朝廷，再升迁为中书舍人，苏轼的境遇似乎大有改变，可以作为一番了。
然而，北宋历史上这一番新的变动毕竟仍未有什么起色。司马光上台后，全面废除了新法，他们标榜“守旧”，要求一切恢复神宗即位前的传统政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惯于独立思考的苏轼却又同复出的旧党集团产生了分歧。虽然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始终持有异议，他对新法却没有全盘否定，这是因为在多年的地方任上，他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某些新法有其合理的部分，是不可废的。因而在对仁宗、神宗两朝政治策略的态度上，苏轼并没有像司马光等那样作出片面的决断，而能够较为客观地体察分析其中的利弊。他试图“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做到“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认为新法不宜尽废，应“参用所长”。重掌大权的司马光对苏轼的这种折中态度“大不以为然”，愤然“有逐公意”。于是，刚刚脱离新党攻击和诬陷的苏轼，接着又陷入了旧党的不满和排挤之中。司马光死后，旧党更多方继续攻击苏轼，正如苏辙所言：“公自是不安于朝矣。”（《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这一时期处在两方夹击之中，又复陷入困顿，这实际上仍与他一生耿介坦直的思想和品格有密切关系。他从不人云亦云，一切主张见解都出于自己深沉的思考，在没有自觉需要改变之前，确有种“知其不可而亦为之”的精神，受了挫折也不懊悔。他曾经说过，他在仁宗、神宗、哲宗三朝所以都持有与当时执政者不同的看法，乃因彼此对当时政治现实的具体观察、估计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仁宗比较因循守旧，故他“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神宗较能励精图治，故他“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而在哲宗幼年登基之时，朝廷又“大率多行仁宗故事”，故他的忧虑便在“百官有司矫枉过直”。可见，苏轼在政治风云的变化中常能进行比较客观的考察，从而提出适应不同情况的见解。这种客观态度使他不能不对当时执政者的片面观点唱些反调，实际上正体现了一个坦直、耿介、满怀忧国忧民之士的深沉思考和无畏精神。他痛心地指斥当时政坛上一窝蜂、见风使舵的邪气：“台谏所击，不过先朝（指神宗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昔之君子，惟荆公（指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温国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与杨元素书》）他认为，为政需从实际出发，懂得“宽猛相资”、“可否相济”，如果“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同上）苏轼的可贵正在于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独立思考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他的悲剧却也正在于他有了这些高尚品质反使他在各朝都遭受到无情的排挤和沉重的打击。苏轼的不幸是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文人不同程度都曾遭受到的命运。作为政治家，他饱受了压抑之苦，不过这却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极难得的一位杰出的文艺家，现在还已有了世界声名，到底他还是真正成功了！
在不得已的境况下，苏轼又一次要求出任地方官。公元1089年，他获准再次出知杭州，又来到了这块阔别十五年的风物绝佳之地，“江山故国，所至如归。”苏轼在这里尽力处理政事，他严惩豪富不法之徒，帮助百姓度过严酷的灾荒，并兴修水利，疏浚河运。在杭三年，深得百姓的敬爱。接着，苏轼又被召还朝廷，复任翰林学士。可是回朝后，仍还遭到政敌的攻讦，结果在短短几年中，苏轼在回朝和出朝之间竟然频繁往还，始终难以安位。
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政治风云又起，哲宗亲政，新党又得重用。苏轼不可避免地又被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这一年，先是妻子王闰之逝世，后来出知定州，几乎又是一次贬谪了。从此，苏轼一贬再贬，终其身就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了。
六、晚年的流放和北归
公元1094年，是哲宗亲政的第二个年头，新党章惇为相，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重大变化，新旧党争进入了第三个回合，愈演愈烈，随着斗争的不断延续，性质也不断发生变化，原来以政策为中心的争执实际已蜕变为权力地位之争和个人之间的仇怨报复。在这种境况下，苏轼必然会再遭不幸。
这一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即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涯，此时，苏轼已是一个年届六旬的白头翁了。
可能是苏轼在思想上已经有此准备，过去也已习惯了这种贬逐的生活，还有苏轼开朗旷达，从不热衷富贵利禄的思想、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晚年这场更为遥远的贬逐竟然并没有在他的心灵上留下太沉重的负担。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而已”（《与程德孺书》）。苏轼一生在不同情况下，曾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对那里产生了感情，随遇而安，又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身上。到达惠州以后，他仍是如此，“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是其一面，《荔枝叹》痛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是其另一面。他在惠州一住几年，觉得既然“中原北望无归日”，于是便在此地购地建屋，凿井栽树，“规作终老计”。然而，现实连这里也没能让他容身，公元1097年4月，他进一步再被贬到孤悬海外的儋州（今海南岛儋县），这时，苏轼已是62岁了。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更要恶劣得多。他先是暂居官衙，不久被当局逐出，不得不设法筑屋以避风雨。而这里的饮食生活更是无比艰难，“食无肉，病无药，夏无泉，冬无炭”，他过的委实是“苦行僧”般的生活；精神上，这里既乏朋友往还，更少饮酒酬唱，经常陪伴他的唯有陶渊明集和柳宗元诗文数册，“目为二友”。在陶渊明身上，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感叹自己的“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答王商彦书》）。在儋州时期，他把陶渊明作为自己仿效的榜样，在“超然自得”的后面，却是蕴藏着他一生中多少辛酸、多少血泪！
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哲宗病逝，徽宗赵佶继位，政治斗争的天平又一次偏向于元祐旧人。差不多已经绝望的苏轼意外地得到了北归的机会，被命内迁廉州，不久又改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然而，此时的苏轼已不再有兴趣和精力来为内迁复官而喜悦了，只有究竟在何处“安度晚节”的问题时时缠绕着他的心，最后，他决计到常州去居住，以远避京师的政治风云。只是经受了几十年坎坷的苏轼此时已老病交加，到常州时已是百病缠身了。公元1101年6月，他病倒了，而且越来越重，同年7月28日，一代文豪苏轼终于走到了他人世长路的尽头，中国文学史上最光亮的巨星之一陨落了，享年66岁。
苏轼的一生是坎坷而又不平常的一生。他的悲剧也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多才多艺者中的许多人都遭遇过的悲剧。巨星虽然陨落了，他的人品和文艺创作却生命永存，还不断放射出夺目的异彩，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能从他的品格、业绩中吸收到许多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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