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文之要，在有意而言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大家知道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甚至绘画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其实他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表现也绝不逊色。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有许多例证，说明最好的理论批评家往往就是大作家本人。在外国，歌德、巴尔扎克、福楼拜等都在他们的谈话、回忆录、书信或专题的论文中留下了大量的理论批评资料，正因为这些都是他们长年累月的甘苦、经验之谈，所以使后人特别感到珍贵、亲切。苏轼也就是这样一位名家，他并无专门的文论著作，但保留在他部分诗歌、散文，尤其序跋、书简中的文艺见解，的确是我们文艺宝库中一笔极有价值的财富。

    这中间，“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一种非常光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创作仍能有不小启发。

    在文学创作上，苏轼有个明确的思想，即“有意而言”，认为这是“作文之要”。他说：“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盖有以一言而兴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辍者。一言而兴邦，不以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辞。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乎人。”（《策总叙》）他告诉不远数千里去儋耳向他求教作文之法的葛延之：“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作文要“有意而言”，一般说，这种思想前人早已有过，不能算是独创。但苏轼把它郑重地提出来，在当时却有其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一主张针对当时的不良文风，体现着北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他曾明确指出：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模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谢欧阳内翰书》）

    这就是说，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是反对晚唐以来西昆体“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而主张“复古”的，同时他对发展到了另一极端，流为迂奇怪僻的文风亦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新弊”。原来，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出“复古”的目的不过是要求创作回到表现现实生活的正当道路上来，现在很多人“用意过当”，竟又把迂奇怪僻当作追求的目标。矫枉过正，依然走的是邪道。旧弊也好，新弊也好，追求的都不是他认为应该追求、值得注意的东西，作者们尽写些浮文废话，在他看来，毛病即在其中没有“意”。没有“意”，就写不出好的作品，不能成为佳作。

    “浮巧轻媚”与“迂奇怪僻”的东西其中是否没有任何意思呢？当然不是。纯然只有形式而无任何思想内容的诗文是不存在的。苏轼所讲的“意”，并非指随便什么意思，实有其特定的含义。看他自己所说：

    今览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

    （《答俞括书》）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

    （《六一居士集叙》）

    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慷慨，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用之士。

    （《答乔舍人启》）

    这几段话说得很明白，他赞赏的文章是那些能够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犯颜纳谏的；是以华采为末、体用为本的，是能酌古御今、存心济世的。简言之，“救时”和“济世”，就是他对作文所要求的“意”。文章中确有这样的思想内容，便是“有意而言”，否则，便没有意义。“有意而言”，有时他也称之“有为而作”。

    苏轼为什么会主张这样的“意”呢？

    他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当时社会表面上好像太平、繁荣，实际由于豪强兼并，边备松弛，官僚机构臃肿无能，人民生活异常困苦，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形成，内外危机即将爆发。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苏轼，对当时政治形势了解较多，比一般人较早看出了问题，同时由于所属阶层不免受到大地主兼并势力的排挤，也有改革的要求。对于具有这种识见和要求的苏轼来说，自然不会满意西昆体和迂奇怪僻的文风，而要求革新诗文，使文艺创作密切联系现实，在社会革新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自称“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如上所说，这都不是偶然的。当然，他所谓齐物，所谓济时，无非想为北宋王朝未雨绸缪，挽救危机。可是由于他毕竟不失为一个改革家，基本上是要求抑制大地主兼并势力的，在历任地方官时，在救灾救荒、粜粮施药、兴修水利、整饬军纪、免除赋税、发展生产等方面都作出过一定成绩。他“为君父惜民”（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是实，对人民毕竟还是有所顾惜，同残民厚君者有明显区别，所以，他的“救时”、“济世”之“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体地说，不可否认有一定的进步性。

    苏轼以“有意而言”教人，也以“有意而言”自乐。他曾这样告诉刘景文：“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蘧《春渚纪闻》卷六引其语）。他的议论不一定都对，但确是侃侃而谈，非常慷慨，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这些话又是要用来“救时”、“济世”的，这使他感到气壮，也觉得畅快。

    二、言必中当世之过

    作文要有“救时”、“济世”之意，当然不错，但究应说些什么话，才算有救时、济世的作用？苏轼牢牢记住了父亲苏洵告诉他的话：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为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微言高论，既已鄙陋汉唐，而其反复论难，正言不讳，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贵矣。

    （《凫绎先生诗集叙》）

    苏轼这里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而且这种言还必须“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确实可以作为他所说“救时”、“济世”的注脚。如果口上说要救时、济世，却未曾看准当世之过究在哪里，以致说得不中肯，或者看到了而不敢说，这怎么能救时、济世呢？如果想要救时、济世，当世之过究在哪里也说对了，但又只是抽象地、原则地“微言高论”一番，或者把国家社会、把别人埋怨痛骂一顿，而提不出确凿可以救饥治病的建设性意见或办法来，这又怎么就是救时、济世呢？

    “言必中当世之过”实质上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关注社会，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分明已经积贫积弱，危机四伏，还要人们高喊形势一派大好，北宋当时一些地主保守派是这样干的，他们决不许人民揭露“当世之过”。讳疾忌医，自然只能使疾病加重，导致不可救药。这种搞法，根本谈不到什么救时、济世。

    但“言必中当世之过”，也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反复论难”，具体分析，找出切实可行，纠正过错的办法，才能包括救时、济世的全部工作。能够言必中当世之过，看到了症结所在，比之那种只知保全一身一家，问以国家大事，却四顾茫然，言不中肯，当然也是一种贡献。但揭露本身不应是终极目的，更重要的是把国家社会的毛病想法切实治好，使得人民大众真正幸福、高尚起来。客观上还没有得到治好了病的效果，是还不能说已尽了救时、济世之责的。回顾一下北宋时的社会现实，就不难感到苏轼当时讲的这些话，不但合理、完整，而且也很深刻。

    作文有救时、济世之心，还要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出了切实有效的救时、济世之法，是否这样就一定能成为天下之至文了呢？光有某种正确的思想，某种正当的责任感和洞察力，是否就能取得强有力的艺术效果呢？还是不一定的。文学作品寓理于情，没有真理不行；光有真理而缺乏一股不得不发的激情，作品不动人，这也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以屈原为例。他的《离骚》是怎样写出来的？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谄谗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怨思而作《离骚》。”“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传》）屈原的全部作品里都汹涌着一股强烈的激情，正是这股激情驱使他写出了他的作品。他不能不写，也不能不这样来写，他的作品是震撼人心的。

    以司马迁为例。大家知道他是“发愤著书”说的先驱，他自己的《史记》也是发愤著成的。他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自己呢，在《史记》的草创过程中，触犯皇帝闯了大祸，所以能“隐忍苟活”，“就极刑而无愠色”，“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即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决心要写成这部巨著的迫切要求战胜了一切勉强活下去时必然会遭受到的耻辱与痛苦。

    屈原、司马迁等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说明一个问题，即除了进步思想、正直的品格、对事理的洞察与必要的艺术才能之外，作家本人的创作激情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某种正当的责任感有助于产生创作热情，但如果缺乏深刻的体验，没有某种大痛苦、大悲愤、可歌可泣的东西一直在震撼、激荡，甚至在撕裂着作者的心，没有不把他想要写的东西写出来便坐不住、躺不下，总觉太对不起人，会对时代和历史犯罪的迫切感，光凭一点正当的责任感还是不行的。

    文学创作必须要有激情，屈原、司马迁以作品的巨大感染力量证明了这一点，东汉的王充在理论上也早已多少看到这一点。王充说：

    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

    （《论衡·超奇》）

    这里说精诚由中而言，感动人深。光凭博览和习熟的人，写不出这种文章来。比起“发愤”而作来，仅仅“精诚由中”也许还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精诚由中”而又感觉非写不可的东西，人们读起来就更有力了。王充这段话，指出语不精诚便不能动人，只凭博览与习熟写不出夺人肝心的作品，是很有意义的。

    前人的成功之作和符合艺术规律的议论，以及父亲苏洵对他的教育、启发，使苏轼在这个问题上也作出了进一步的总结。这就是他的文“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说。

    原来苏洵曾这样说过，大概苏轼从小在家里即常听到父亲这样一类的议论：

    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此天下之至文也。

    （《嘉祐集》卷十四《仲兄字文甫说》）

    后来苏轼结合他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加以发挥，这样说：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非勉强所为之文也。

    （《江行唱和集叙》）

    比较一下，苏洵的话诚然不错，但他主要的意思在于说明不能为作文而作文的道理，“天下之至文”只能出于有激而抒和有感而发。而苏轼的话则更为明确，指出古人的好文章，都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作家有了深刻的感触，觉得“不能不为”，不为就“不能自已”，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好文章既不是脱离生活，挖空心思硬造出来的，也不是单凭一点文字底子，写作技术，就写得出来。

    从“言必中当世之过”，到寻求确凿可以疗治挽救的办法，再到具有“不能自已”、“不能不为”的激情，从而达到“救时”、“济世”的目的，可以说，苏轼的创作思想不但符合艺术规律，也是深深体现着古代现实主义精神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轼创作出来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反映现实社会矛盾，如《荔枝叹》、《吴中田妇叹》、《山村五首》等在内，尽管他的倾向有时较为保守，有的看法并不全面，但他的作品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体现了“惜民”和要求改革的思想，是有助于认识当时的社会面貌的，并非虚假、勉强之作。他的很多抒情写景之作，也非无病呻吟，对后世读者另有其教育、审美等作用。

    三、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

    苏轼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必然会触犯当权派的忌讳，就连王安石对他的公然反对自己，也未能完全释然于怀。事实上，在苏轼一生中，由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总要把自己认为的“当世之过”顽强地揭露出来，既受到新党的排挤打击，旧党也一点没有轻放过他。如他自己所说，旧党对他的迫害，有时甚至比新党当初对他的迫害更“崄毒”（参元祐三年十月《乞郡札子》）。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种种排挤、打击的危险、痛苦面前，他不是没有畏惧、矛盾和动摇过，他说过一些懊悔的话，也向某些人表示过再不写诗作文讥诮时政了，然而他终于没有真这样做，他实在禁不住自己，还要这样说。尽管他所指摘的“当世之过”中有不全属实、理解片面的地方，但总的说是苦口婆心，想改善一点老百姓的不幸处境的。可是他的命运却是几番起落之后，垂老还被贬逐到遥远的海南岛，以后幸得生归，没多久便在凄凉的境遇中死了。陆游把他的一生只用四句话总结得颇好：“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帖》）苏轼所以能在创作上坚持“言必中当世之过”的现实主义进步思想，自然同他所处的阶级地位有关系，但同他具有比较远大的志向和不念念于一身穷达的正直品格也有密切关系。须知当时同他处于一样阶级地位的人，很多并没有或并未能坚持他这样的创作思想。

    苏轼是北宋皇帝的臣子，他当然要做个忠臣，处处“为君”着想。但他想要做的忠臣，和有些人做成的完全奴才式的忠臣，是迥然有别的。他欣赏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说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他认为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真能在文学、政事上有所成就。他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称颂韩愈的功绩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修韩文公庙记》）韩愈在多大程度上当得起他这种称颂，仁智之见，苏轼论人的观点却是如此。他论孔北海，论诸葛孔明，称赞张安道，也可以看出他自己想做怎样一种人：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资，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按指张安道，称乐全先生）为布衣，则欣然己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生，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以公为首。公尽性如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

    （《乐全先生文集叙》）

    在上面这段文字里，撇开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是否恰如其分不谈，苏轼自己想做怎样一种人，岂不相当清楚吗？

    他要做忠臣，但是“敢犯人主之怒”的忠臣；有“开物成务之资，综练名实之意”，非“以事君为悦”的忠臣；“以道事君”、“不求合于人主”的忠臣，他要做忠臣，但同时决心保持是一个具有“浩然之气”，“烈丈夫之风”；能“以天下之重自任”，临大事不忘其故，不失其守，不以言徇物，不以色假人，“毁誉不动，得丧若一”，不怕得罪人，而行乎不得已的人。总之，他一方面是个统治阶级的忠臣，另一方面又有“以天下之重自任”的抱负和他自己的做人原则、操守，这些抱负、原则和操守显然不能简单地斥为反动或顽固保守，而笼统予以否定、抹杀。

    正因为他有着这样的抱负、做人原则和操守，所以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即使这样做会得罪于皇帝，为自己带来祸患，也在所不惜。他说：

    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惧也。方汉文时，刑措不用，兵革不试，而贾谊之言曰：天下有长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后世不以是少汉文，亦不以是甚贾谊。由此观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当如是也。

    （《田表圣秦议叙》）

    但真要这样做了，他知道不一定有好结果，被杀的晁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晁错论》）

    他之所以仍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处“盛世”而作“危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果然出于“不得已”。毫无原则，随风使舵，见利而迁，因为害怕触犯人，连该说的话也不敢直说，他是引为深耻的。他说：读书人想做官，当然总想得点利益，“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视时上下而变其学”，就无恶不作起来，这怎么可以呢？（《送进士诗叙》）他说：大臣要“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为社稷之卫”，如果一味“与时上下，随人俯仰，虽或适用于一时”，又何足称为大臣呢？（《叔孙通不能致二生》）他说：“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非独人臣之私义，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节一衰，忠言不闻，乱亡随之，捷如影响，”对那些只知“持禄保妻子”，胆小怕事，不敢讲话的人，他非常鄙视（《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决意变法，苏轼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可是由于政见不同，改革想法有异，觉得很多新法以及具体办法已经成为“当世之过”，他就“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以致得罪下狱（《杭州召还乞郡状》）。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废新法，苏轼这时从一贬再贬中骤迁回京，做了大官，可是由于他从民间实践中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确比旧法利多弊少，而采取了有所维护的态度，认为原来“交契最厚”的司马光一些极端做法又成了“当世之过”，又不惜与之力争，惹得司马光大怒，终于再被旧党排斥了下去。他曾自白：

    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

    可见，他不但厌恶别人随风倒，自己在这种关系身家性命的紧要关头，首先就是坚持了一向的抱负，做人原则和操守的。诚如王夫之所说，北宋由于新旧党争剧烈，当时的风派人物是很多的：“士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希合风尚之归，以颠倒于其笔舌。”（《宋论》）而苏轼前后的议论虽也有过变化，却是实践对他的影响，是事实教育了他的结果，绝不同于风派人物的随风倒。刘安世倒是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元城语录》）文如其人，论文也必如其论人。苏轼对欧阳修非常尊敬，欧阳修的文论对苏轼影响很深。欧阳修过去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苏轼后来在祭文里向欧阳表白：对这种“言如皎日”的教训，自己将信从到底，“有死无易”。（《祭欧阳文忠公文》）他说自己做诗不考虑穷达：“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云能穷人者固谬，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答陈师仲书》）创作畏穷、求达，那就只好随时上下，见利而迁了。而他是决不愿为世俗营营的思虑所缚，凡有不能自已，不得不吐的议论，宁愿一吐为快，连要触怒于人，甚至犯大难亦不顾：

    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

    （《思党记》）

    这段话讲得非常直率、坚强、有味。后来他在《录陶渊明诗》中重述了“言发于心”以于这些话，认为他这种思想与陶诗“清晨闻扣门”这首诗中的意思“不谋而合”。

    苏轼是这样想，这样做，就在受了多年苦难之后也还是这样深信不疑的。弟弟苏辙最了解东坡的为人，后来他这样给东坡作传：

    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东坡先生墓志铭》）

    我以为这是实录，并非弟弟对兄长的虚誉。因为就在送交皇帝的待罪剳子里，苏轼自己就这样坦然承认过：

    臣愚蠢无状，常不自揆，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

    （《辩贾易弹奏得罪札子》）

    而在给家人的书信里，他甚至还以为从遭罪的窜逐中，收获到了不少东西：

    独立不俱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

    （《与千之侄》）

    这真是一个多么自信、多么坚强的人。苏轼当初“屡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谨慎怕事的文与可料到他会闯祸，“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后来他出为杭州通判，文与可写诗为他送行，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叶少蕴《石林诗话》卷中）之句。东坡不久就有黄州之谪，被人称为不幸而言中。这是指他对新法的讥诮，其实以后他对极端顽固派的态度何尝不是如此，亲友中一定仍有不断向他苦口力戒的吧。然而“子瞻不能听也”，因为面对他认为的“当世之过”，他实在不能沉默，不敢沉默呵！

    生活在正趋衰落的北宋社会里，内外矛盾如此复杂尖锐，有着这样抱负、做人原则和操守的苏轼，不消说是不可能左右逢源，攀上宰相的高位的。但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却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的确具有一个杰出文学家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从这点来说，未能攀上宰相高位，无论对他或对我们后人，倒都是一件幸事，他到底赢得了历史荣誉，而中国文学史上也增加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宋史》作者论他道：“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甲，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宋史》本传）真的，如果苏轼为了免祸，或者为了求相，而变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庸人，那又怎么还能成为一个脍炙人口、传名千古的杰出作家呢？

    我们所以要论述苏轼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无非是想表明，一个在文学创作上身体力行，坚主“言必中当世之过”，虽然屡遭文字之祸，到老还写出了《荔枝叹》这类作品的作家，他这种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力量来自哪里。看来，个人抱负、做人原则和操守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论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附带说一说，苏轼既然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为什么后来又尝悔其少作？他的态度前后有无矛盾？

    苏轼的确不止一次懊悔过他的少作：

    某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

    （《答王庠书》）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

    （《答李端叔书》）

    苏轼还曾懊悔过当初对新法的种种偏见：

    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不已，则忧患愈深。

    （《与滕达道书》）

    可以看出，苏轼所懊悔的乃在少作中的“空文而少实用”处，议论的“妄”处，以及反对新法时的那些“少有中理”的“偏见”。空文、妄论、偏见，当然都谈不上“言必中当世之过”，能起救时、济世的实用，而这些却正是他竭力主张、提倡的。所以，很明白，他悔其少作，不但并不与他“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思想矛盾，反而还可以证明，他是始终坚持着这种思想的。关于这一点，另一个具体证据是他自己说的：

    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

    （《答张嘉父》）

    我认为这里开头几句多少谦辞，表示自己所著未足成一家之言。少作如何才能做到以后看了可以不悔或少悔？他提出应该“博观而约取”，“既足而后成之”，就是说应该广泛观察，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思考成熟了才下结论，不要随便下断语。前面不是已经引过他所说的“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么？见得多，识得广了，较多地看到了实践的结果，据以立论，以后看了就可以不悔或少悔些了。苏轼自悔少作，自悔当初偏见的态度，以及他提出的避免或减少后悔的办法，我以为也是相当实事求是，难能可贵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