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九姓商胡的足迹，粟特文也东传到我国。英籍“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以西的烽燧中发现的粟特文书简，是6封我国经商的九姓胡人给家乡捎带的书信。其中第二封长达63行，提到中国皇帝逃离洛阳，洛阳被匈奴人所攻破等，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粟特文献。敦煌文献中有粟特文佛教文献，吐鲁番文献中有当地信奉摩尼教的粟特人抄写的摩尼教经卷。唐代漠北突厥汗国的碑铭中也有用粟特文镌刻的。
在唐代，居于碎叶川一带的突骑施人最先开始用粟特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后来这种方法为西迁的回鹘人接受，并广为使用，后来称为畏兀儿文。12世纪时，畏兀儿人把这种文字传入蒙古高原的西部。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漠北以后，向畏兀儿人学习，用粟特字母拼写蒙古语。后来明末满族人又从蒙古人那里学来这种字母，创制了满文。
粟特人是文化很高的民族。壁画是粟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发掘的许多粟特遗址，如撒马尔罕近郊的阿富拉西亚卜（Afrasiyab）康国遗址、布哈拉附近的拜干（Paikent）遗址、塔吉克斯坦的半制肯特（Bunjkend，即慕阇山遗址）遗址等，都发现有精美的彩色壁画。其中最著名的是撒马尔罕的康国遗址壁画，其南墙上绘着一头白大象和骑马、骑驼的武士，有一些武士带有防护面罩；西墙绘有三名身着色彩鲜艳、带有传统粟特花纹衣服的武士和许多身着黄色衣袍的男子，其中有好几位很像中原人；其北墙绘有一名骑着飞驰的骏马手执长矛的男子刺向一只豹，这位男子也是中原人氏的打扮。
粟特人有经商的传统。《旧唐书·西域传》说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他们“好利”，利之所在，无所不至。若生了儿子，就喂以“石蜜”（即冰糖），在其掌中涂胶，希望他长大后善于甜言蜜语，手像胶粘物一样聚财。男子年及20就遣离故乡，让他在远方贾贩兴利。《大唐西域记》也说，粟特人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他还提到，粟特人以“财多为贵，良贱无差”。有些大贾虽富巨万，但仍然“服食粗弊”。粟特脱离农业的人口很多，“力田逐利者杂半矣”。
南北朝时期，粟特胡商活跃于中原与西域之间。胡商沿丝绸之路东来以后，往往在交通要道处形成移民城镇。九姓胡商离开粟特本土和绿洲农耕区后，东行的第一站便是锡尔河以北草原。粟特人在这里的塔剌思河、碎叶川、伊犁河流域建起了许多小城镇，使这里成为草原上的人口密集区。
4世纪上半叶，敦煌已经有胡人100余，他们的附属人口可能达到千人的规模。《北史·西域传·粟特》说，十六国时期凉州的九姓胡为数众多，他们多是前来贾贩的粟特商人。北魏控制河西之后，这些粟特商人均被扣留。至文成帝即位（452年）以后，粟特王遣使请求赎回这批粟特人，得到北魏朝廷的批准。经营珠宝是粟特人擅长的行当，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许多胡商善识珍宝美玉的故事。《太平广记》就曾提到一位胡人米亮长于识玉（卷243引温庭筠：《乾子》，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册，第1877页）。
隋唐时代粟特移民点在葱岭以东地区分布得更为广泛，在西域与河西地区的有疏勒（喀什）、于阗、蒲昌海（罗布泊）周围、播仙镇（今新疆且末）、石城、西州（今吐鲁番高昌故城）、伊州（今哈密）、敦煌、肃州（今酒泉）、甘州（今武威）、凉州（今张掖）、灵、夏等地，位于关中的有长安、蓝田、洛阳，位于华北的有范阳、营州，位于漠南草原的有内蒙河套地区的“六胡州”，位于漠北草原的有鄂尔浑河流域等。
（二）曲颈琵琶弹飞天
粟特是歌舞之乡，《旧唐书·西域传》说“昭武九姓”的人民“好歌舞于道”。粟特歌舞优美动人，有很强的感染力。“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域的许多音乐作品传入中原。这一时期西域音乐传入内地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六国”时期，后凉的吕光在385年征服了西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掳获乐人。北魏平定河西后，龟兹乐传入中原。第二阶段是北魏宣武帝（500—515年）即位以后。因为宫中的贵族爱好胡声，西域的琵琶、五弦琴、箜篌、胡鼓、铜钹和西域舞蹈在中原逐渐流行起来。爱好胡乐的风气直到北魏灭亡也没有消退，北齐、北周的统治者都好胡舞胡乐参见（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70页）。
习惯上西域音乐以源出地命名，例如西域文化中心的康国和安国的音乐称为康国乐、安国乐。康国乐在周武帝娶突厥皇后时传入，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鼻钵始》和《前拔地惠地》等。安国乐的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康国和安国自古以来是粟特人聚居之地，所以这些曲名应当都是粟特语的音译。
天山南部诸城镇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北朝时中原最为出名的西域南道音乐有龟兹乐和疏勒乐。后凉吕光破龟兹后得龟兹乐，其声哀怨，如泣如诉。龟兹乐中知名者有：歌曲《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儿》，舞曲《小天》、《疏勒盐》等。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在疏勒乐这个总名下，有歌曲《亢利死让乐》，舞曲《远服》，解曲《盐曲》等。
与外来舞乐一起传入中原的还有乐器。据学者研究，箜篌源于西亚，在东汉时传入中原，这是一种弹拨乐器，在西凉乐、龟兹乐、安国乐中很常用，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乐器。曹植的乐府诗中就有《箜篌引》，南朝的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描述，焦仲卿之妻刘兰芝15岁时已经会弹箜篌。最初传入箜篌是竖式的，后来我国乐师又加改进，创造了卧箜篌。
胡笳是经常为人们提及的一种乐器，它是一种管乐。以羊角制成，上面钻孔。蔡琰曾经描述说“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其声给人以悲凉的感觉。
琵琶据《隋书·音乐志》记载，也非华夏旧器，而是由西域传入的。因为琵琶是外来乐器的音译，所以最初并没有固定的译法，在汉代称为“批把”。琵琶在北朝时已经盛行于中原，敦煌壁画、大同云冈石窟中都可见到。这种乐器在我国生根后，迭经改进，又创造出双凤琵琶、龙颈琵琶、大忽雷、小忽雷等。现在琵琶在中国已经完全民族化，成为重要的民族乐器。
粟特诸国中的曹国人在中原往往被冠以“曹姓”。北朝时曹国的一些乐人很是活跃，特别善于弹奏琵琶。最早出名的是一位曹婆罗门，他从龟兹贾贩那里购买琵琶。后来还有一位曹僧奴，生活于北魏末年至北齐时代，他善弹琵琶。他的儿子曹妙达演奏技巧更高，在北齐的宫廷弹奏时，北齐文宣帝高洋曾亲自击胡鼓和之，后来曹妙达竟以此封王。曹氏一家均擅长琵琶演奏，因之受宠。其妹被北齐收入后宫，其姐的弹技也很高，其弟被封为郡王，曹妙达的技艺名声传播很远。北周灭北齐后，曹妙达归于北周；北周灭亡后，曹妙达又为隋所有。
在半制肯特城遗址发现的壁画上，有一位沉思地弹拨着琴弦的女竖琴师。同一遗址中还发现了精美的木雕像，是一位舞伎。雕像曲线优美，带有项圈，束带系铃，衣饰华美，与修长的身材十分和谐。这应当就是著名的“胡旋女”形象。1958年发现的壁画中，有一幅四歌女画，她们身着高腰飘裙，其中一人在弹琵琶。
唐代大量粟特人入华，把他们的歌舞传入中原，这种歌舞迅速为中原人民接受。史国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向唐进献“舞女”；米国在开元十七年（729年）曾向唐朝进献“胡旋女”。
“昭武九姓”中的曹国人善于弹琵琶，在北魏、隋代已经闻名于中原。贞元年间，曹刚的琵琶技艺远近知名，刘禹锡曾写诗曰：“大弦嘈嘈小弦清，喷雪含风意思生，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白居易也写过一首赞颂曹刚技艺的诗：“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蓬衣袖中。”曹刚演奏琵琶时用“拨子”，故音乐雄浑有力，《乐府杂录》中说其声“若风雨”。当时善弹琵琶的还有裴兴奴，他用手指拨弦，所以《乐府杂录》中说他“弹指稍软”。
曹刚不但善弹琵琶，还向汉族弟子传授演奏技法，唐武宗时代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廉郊就是曹刚的学生。还有一位曹国的女琵琶演奏家曹供奉，也收徒传授。其弟子为表示感谢，曾求白居易代为写诗赠送。
何国人善歌，北朝时已经闻名中原。《北史·恩幸传》提到过何国艺术家何洪珍父子都曾封王。唐代汉地最著名的何国歌唱家何满子是开元、天宝中人，生活在沧州。元稹有一首诗名《何满子》，说“何满能歌能宛转，天宝年中也称罕”。元稹还描述他唱歌的神情说：“定面凝眸一声发，云停尘下何劳算，迢迢声磬远玲玲，一一贯珠匀款款。”白居易也有诗句称颂他说：“一曲四调歌八迭，从头便是幽肠声。”何满子后来获罪被处死，临刑前曾作歌名《何满子》进上，以求免死，但未获批准。他死后，《何满子》这首歌广为流传。唐中宗时的何懿与另一位胡人擅长演唱“合生”，即一种双人演唱，很受欢迎。
米国人也善歌。元和年中（806—821年），米嘉荣的名声压倒中原一切歌手。他的歌“声势出口心，慷慨吐清音”，其声宏亮“冲断行云直入天”。刘禹锡与之相交甚深，曾赋诗，其中有云：“一别嘉荣三十载，忽闻旧曲尚依然。”他还写过一首《与歌者米嘉荣》的诗，说“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地处锡尔河以北草原与绿洲农耕区之间的石国人以善舞闻名。《唐诗类苑》卷64收有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胡腾》，说“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胡腾舞是一种动作明快的舞蹈，演员头戴织成的尖顶“番帽”，身着窄袖胡服参见（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164页）。
粟特人因为与中原贸易，习用中国铜钱，对中国钱外圆内方的形制很喜欢，因其便于携带。后来他们在粟特本土也模仿汉钱式样，铸造了中间有孔的粟特钱，不过尺寸比汉钱小。在中亚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过这种钱币。
撒马尔罕的康国旧城遗址壁画中有一幅绘有几位使臣从东方来到粟特，其中有一位帽上有两个尖饰，与西安唐代壁画中的高丽使臣一样，应当是一位高丽人的形象。
3.胡汉科技文化的交流
（一）丝织业的西传
西域本不出丝绸。据司马迁记载，自大宛以西，“其地皆无丝漆”（《史记·大宛传》）。直至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西域仍不产丝。《法苑珠林》卷4记载：“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叶吐丝所成。”（《大正大藏经》卷53，第296页）西域人虽然已经知道丝织品，但仍不清楚生丝是如何获得的。
（1）西域的丝织业
在丝织业发展起来以前，古代西域贵族所消费的丝绸主要依靠交换从内地取得。从上古时代起，丝织品就是我国中原地区向西北各族输出的主要产品。与新疆比邻的俄罗斯联邦戈尔诺·阿尔泰州乌拉干区巴泽雷克公元前1千纪中叶的古墓葬曾出土过汉地丝绸。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的阿尔泰地区也出土过战国铜镜。这些资料证明，中国内地与阿尔泰山以西的居民发生联系早于公元前1千纪中期（鲁科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就是在丝绸传入西域很久以后，有些西域国家仍不知道用生丝为原料来织造。据新罗僧人慧超记载，克什米尔一带的国王常遣二三百人于今帕米尔一带抢劫。“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烂坏，亦不解作衣著也”（《大正大藏经》卷51，第979页）。直至13世纪蒙古西征时，蚕桑业在西域仍然推广得很有限。耶律楚材在寻思干（撒马尔罕）看到那里“颇有桑，鲜能蚕者，故丝茧绝难”。
较早开始织造丝绸的是高昌和于阗。据《隋书·西域传》记载，说高昌国“宜蚕”。《大唐西域记》、藏文经典《于阗国史》和《新唐书·西域传》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于阗的蚕种是从中国内地传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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