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先暂居在于阗以东的一个叫作麻射的地方，待王宫收拾停当后迁入宫中。在离开此地时，公主把蚕种留在这里。阳春三月万物竞发，人们开始植桑养蚕。起初人们不明白饲蚕只能用桑叶，试以各种树叶。后来发现桑树如此有用，遂遍植其树。公主下令保护蚕桑，使丝绸业在于阗生根发展起来。后来于阗人民为了纪念此事，在麻射建造了“先蚕伽蓝”，即蚕种寺。至唐代这里尚有数株枯桑，传说是最初种植的几株种桑。
藏文《于阗国史》也说，有一位国王叫尉迟迟（Vijaya—jaya）从中原娶了一位公主。公主在出嫁时暗中夹带了蚕种，饲养在麻射（Ma—Za）之地。本世纪初在于阗以东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一幅壁画，绘有汉地公主携蚕种入于阗的故事（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1—1023页）。蚕种传至于阗的时代大约在“十六国”至北朝时代。
西域的风土宜于桑树生长，蚕桑业在那里发展得很快，不仅传入西域各地，包括葱岭以西地区，而且后来西域成为蚕桑业进一步西传的中继站。
（2）蚕桑传入东罗马和印度
丝织业最初什么时候传入欧洲很难确证。《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已记载大秦（即罗马帝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罗马帝国的丝绸主要依赖于从中国输入，其国内虽然有一些丝织业，但其原料也主要由东方输入。罗马的丝织作坊拆解从中国输入的丝绸，把它重新再纺织染整。由于丝绸远比其他织物精美，罗马国内对丝绸的需求很大，大量的中国丝绸经波斯进入罗马市场，造成巨额入超，国库入不敷出。罗马帝国为了控制丝绸进口，曾于297年与波斯萨珊王朝达成协议，规定丝绸由国家垄断。
波斯垄断对欧洲的丝绸贸易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迫使欧洲人另寻丝绸来源，这种努力在拜占庭帝国时代一直没有停止过。欧洲人企图摆脱在丝绸业上对波斯人的依赖，引起了波斯人的不快，他们不希望拜占庭与中国直接建立联系，不愿欧洲人了解丝绸生产的过程。
据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波（Procope de Cesaree）记载，550年左右，几位在拜占庭的印度僧人（8、9世纪之交的作家泰奥法纳（Theophne de Byzance）说，把蚕种带到拜占庭的是一位波斯僧人。见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6页）。了解到，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皇帝正竭力减少丝绸贸易赤字，并减少对波斯人的依赖，便求见皇帝，声称他们会生产丝绸，可以帮助拜占庭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对查士丁尼说，他们曾经在一个位于印度之北，称为“赛林达”（Serinda）的地方居住过，不但了解丝绸的生产过程，而且设想过在拜占庭生产丝绸的计划。他们告诉查士丁尼皇帝，丝是由一种小昆虫生产的，这种小虫天生具备这种本领。但大约因为蚕的生产周期很短，而且难以在旅途中解决蚕的饲养问题，所以要想搞到这种活虫很难。但繁殖蚕并不难，因为蚕是从卵孵化出来的。他们还介绍了孵化的过程，即用厩肥把虫卵覆盖起来，让它产生热，不久幼蚕便会从卵中钻出。
查士丁尼皇帝为这些印度僧人所带来的消息所鼓舞，向他们许诺，如能搞到蚕种，并在拜占庭饲养成功，将给以重赏。于是这几位印度僧人返回“赛林达”取蚕种。不久后，他们终于把蚕种带到拜占庭（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6—97页）。
这几位印度僧人取蚕种的地方“赛林达”（Serinda），是由Ser加Inda构成的。Ser即“赛里斯”（Seres），意为“丝国”，即中国；Inda就是印度。Serinda指位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区，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西域”。在当时蚕桑业已经经于阗传到西域，所以这些印度僧人是从于阗或其附近地区把蚕种传到拜占庭去的。
这些印度僧人不但给东罗马帝国带来蚕种，还成功地孵化了蚕卵，并传授了植桑养蚕的方法。这样在古老中国起源的丝绸业，从原料生产到纺织成品完整地在东罗马帝国的土地上生根落户下来（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6—97页）。地中海地区气候宜于桑树生长，使丝绸业很快在那里发展起来。
6世纪时拜占庭与西突厥建立了联系，当时突厥汗国控制着东起辽海，西达里海的辽阔草原地带，掌握了东西之间的丝绸贸易。查士丁尼皇帝曾向来访的突厥人介绍了丝绸的生产过程，使突厥人惊讶不已，他们不明白东罗马人是如何侦知这个秘密的（同上书，第116页）。《北史·西域传》就记载大秦“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
大食帝国兴起以后，蚕桑业沿北非一直向西传播，并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传入处于大食人控制下的西班牙。1146年斯加里野（今意大利西西里岛）国王，使用俘获的掌握蚕桑技术的拜占庭希腊工匠，在斯加里野开始生产丝绸。后来蚕桑业从斯加里野传到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
古代印度很早就知道利用野蚕吐的丝织造衣物，生产一种野蚕丝，称为Kauseya。后来印度又从中国输入蚕桑丝绸。在公元前4世纪的《政事论》中就有一个词cinapatta，意为“中国的成捆的丝”。可见中国丝绸输入印度的时间很早（参见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初步研究》，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但印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懂桑蚕技术，唐代新罗僧慧超在印度时看到印度人还不能生产家蚕丝绸。大约此后不久桑蚕业便传入印度，并很快发展起来。至13世纪20年代女真人乌古孙仲端访问中亚时，已经发现印度“丝枲极广”。
（二）造纸术的传播
造纸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并不是世界文明开化最早的国家。很多民族在自己的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立地发明了文字，其中有些民族使用文字的历史早于中国。在造纸术发明和得到传播之前，世界各文明中心分别发展了适于自己国度的书写载体材料，其中有一些是共同的，例如金石、陶器等，有一些是某一地区文明所独有的。中原人民所独创的有竹简、木简、甲骨、缣帛等；两河流域与尼罗河地区有泥板、皮革和芭芘草芯纸等（芭芘草又称为“纸草”、“莎草”等）；古印度有桦树皮（bhurja）、贝叶（patra）等。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造纸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由蔡伦发明的（《后汉书·蔡伦传》；《东观汉记·蔡伦传》注）。实际上，造纸术在东汉以前已经存在。1957年在西安灞桥出土了西汉古纸，1974年在甘肃居延也发掘出西汉时代的麻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太白乡又发现西汉古纸。这些考古发掘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纸，证明了蔡伦的发明是有所本的。
除了桦树皮、贝叶以外，印度人原先用压得发亮的棉织品、皮革、金属片作书写材料。西汉打通西域之路后，汉纸也逐渐在西域传播开来。7世纪以前，印度人已经用纸，义净曾提到这一点，而且梵文中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纸”字（参见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39页），其中一个叫“舍也”（shaya），印度学者认为这就是汉文“纸”字的梵文转写。中国南方虽然至少在晋代已经能造纸，但与中国南方毗邻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腊直至宋、元、明时代尚不会制纸。而东南亚的孛泥、爪哇、满剌加至郑和时代尚不用纸。由此可见中国纸是沿陆路而非海路传到印度去的（参见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4—50页）。至于造纸法何时传入印度目前尚不清楚。但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随行的马欢在榜葛剌（孟加拉）已经看到当地用树皮制成的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商务印书馆，第61页）。
一般人均认为造纸术是751年唐朝军队在怛罗斯被大食军队战败后，由被俘的工匠传授到大食的。这种看法至今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域人在此之前就没有用过汉纸。斯坦因在敦煌发现过被学者们断定为312—313年间的几份写在中国纸上的粟特文书信，给了我们一些新启示。这些文书是在中国经商的九姓贾胡托行旅带回中亚家乡的书信。因某种原因或变故，信未能带到，被滞留在敦煌。可以设想，当时往来东西的商贾中有不少人都顺便带有亲友的书信，而且有许多中国带出去的书信被送到目的地。因此中亚人很早就不但听说过，而且见过用过中国纸。这种质地轻软、价格低廉、易于大量生产的书写材料很早就引起西域人的注意。这应是造纸术西传的历史背景。
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败后，许多唐朝士兵被俘后被押送往大食。杜环也是一位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官员，他所写的《经行记》提到他在大食看到有绘画和织络的中国工匠，未提到造纸的事。但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在怛罗斯被俘的中国士兵中有造纸匠，大食人利用汉军工匠在撒马尔罕造纸，他们把造纸法传入中亚，并由此传到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大食帝国地跨欧亚两大陆的辽阔疆土为造纸术迅速地向遥远的西方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109年以前，造纸术从开罗传到斯加里野，再由此进入意大利。此外造纸术还从开罗沿地中海南岸在北非继续向西传播，并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此后，“撒马尔罕纸”这个术语成了西方对汉式绵纸的正式称呼。直至现今，在波斯语中中国式的宣纸还被称为“撒马尔罕纸”。中国造纸术传入后，在地中海东岸、南岸地区，“撒马尔罕”纸与当地传统的芭芘纸、羊皮纸并存了一段时期。以后，芭芘纸逐渐被取代，羊皮纸也一步一步地退出历史舞台。到20世纪初，埃及芭芘纸制造技术已经失传。现在西方市面上可见的芭芘纸是现代学者重新研究以后制造出来的。16世纪时，造纸作坊已经遍布欧洲大陆。
书籍是人类科学知识的载体。而纸的发明使书籍有可能走出贵族的居室，进入寻常百姓之中。中国造纸术的广泛传播证明了汉法造纸技术的优越性。有了纸，印刷术的发明才有基础，所以中国造纸术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4世纪以后，欧洲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社会迅速进步，究其原因，接受中国造纸术当是其基本因素之一。
（三）西域物种内传
（1）外来农作物
苜蓿
苜蓿是豆科草本植物，是营养价值极高的牲口青饲料。张骞在西域，发现大宛名马的主要饲料是苜蓿，归来后向汉廷报告了此事。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价值有如今天发现了新型车辆和油料一样，引起震动。良马是强兵的基本条件，所以此后不少汉使西行归国时，都带回苜蓿种子。汉武帝甚至把苜蓿种在自己的离宫别馆旁边，这样苜蓿在中原很快推广开来。唐颜师古在注《汉书》时说：“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皆汉时种也。”
苜蓿由于其优良的固氮性状，其培养地力的作用很快被汉地农民发现，成为提高产量的重要倒茬作物，对我国农牧业的增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葡萄
中国有野葡萄生长，但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栽培它。葡萄最初是由古代埃及人开始栽培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看到大宛盛产葡萄酒，富人储藏的葡萄酒有时高达1万石。中国古代酿制的酒度数较低，很容易酸坏，而大宛富人藏酒数十年不坏，使汉使感到很惊奇。在康居也看到许多葡萄，于是归国时把葡萄带回内地，献给汉武帝，武帝下令种于离宫别馆边。
我国西北地区与大宛、康居等地相接，风土气候类似，故而很早就开始引种葡萄。《太平御览》卷97引述《后凉录》说，“十六国”时代后凉的吕光征龟兹（今新疆库车）时，发现当地人喜爱葡萄酒，有些富裕人家的储藏量甚至达一千斛。粟特人在传播葡萄种植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唐代康国人大首领康艳典在今罗布泊以南地区建立了一些粟特人的移民点，其中有一个就称为“葡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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