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牲畜和青金石
马种改良
由于所处地域和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原人自远古以来接触的游牧民主要是蒙古草原的居民。中原军用战马的主要来源是蒙古马。蒙古马是世界著名的古老良种马之一，吃苦耐劳，较易养殖，外观头腹较大、四肢较短、体型矮小。蒙古马虽有许多优点，但长途疾行时耐力不足，短程竞驰时速度不快。
张骞出使西域，特别是李广利征大宛后，费尔干那盆地的优良马种开始输入汉地，但优良马种毕竟稀少。以良种西域名马与蒙古土种马杂交可使后代改良性状，所以输入西域马匹是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事，大宛、乌孙的名马因之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内地。在吐谷浑的经济中养马业占重要地位，吐谷浑最著名的良种马有两种，分别名“龙种”和“青海骢”。据《北史·吐谷浑传》记载，“龙种”是一种在青海湖内小岛中自由野牧培育成的马。
“青海骢”是“波斯草马”的后代。所谓“波斯草马”就是大宛马。吐谷浑通过引进波斯马，培育出适应青海、河西自然条件的新马种“青海骢”。1969年考古学家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足踏飞燕的铜奔马，被定名为“马踏飞燕”，后来成为中国国际旅游的标志。这件文物不仅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而且对畜牧学史也有很高的价值。据我国畜牧专家研究，“马踏飞燕”的铜奔马最大特点是它走“对侧步”的步法。我国祁连山南北、青海湖周围的马种不但在体形、外貌、体尺上与这件铜奔马有一致性，而且也善于行“对侧步”。现代研究证明，以外国种马与当地骒马交配所生后代，也常常会走“对侧步”，足见我国河西、青海马行“对侧步”的性状有很强的遗传性，说明这是一个古老马种。
一个优良马种的育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吐谷浑人必定是在继承前代西北地区人民育马经验的基础上才培育出“青海骢”这个良种马的。铜奔马的发现说明，自汉代以来，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就不断地利用本地马与中亚大宛马杂交。汉代铜奔马的生物原型，应当是“青海骢”育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专家们认为它与我国青海今“浩门马”之间有着血缘关系。我国畜牧专家利用对铜奔马原型的鉴定成果，正在对“浩门马”进行遗传性状筛选，计划培育出新一代“青海骢”（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0页）。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今阿尔泰山脉以北的骨利干献良马100匹，其中10匹深得太宗喜爱，亲自为之起名，号为“十骥”。所以《新唐书·兵志》指出，陇右“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唐代壁画、浮雕、石刻、陶俑中出现的体骼健壮、外形优美的名驹良骥，应藉此改良种系（参见张仲葛：《畜牧史话》，载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0页）。
与优良马种一起进入中原的还有北方民族世世代代积累的饲养羊马经验。匈奴左部休屠王之子金日入居汉地后，执掌马政，以羊马之肥，被一再加封。汉武帝病重时，金日与重臣霍光一道受命托孤。
养驼业
骆驼生活在干旱的荒漠地区。据司马迁记载，唐虞时代以前，北方游牧民族饲养的马牛羊甚多，而橐驼，即骆驼则被称为“奇畜”（《史记·匈奴传》）。可见当时尚属一种稀罕的家畜。殷周时代，橐驼已经成为西北周边民族同中原人民交换的主要牲畜之一。据《逸周书》记载，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进献的方物中就有橐驼。战国时代骆驼已经在中原与北方草原交界的燕代之地养殖。《战国策·苏秦说楚威王》记载：“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
汉初政府采取修养生息政策，中原北部汉民与游牧民杂居地区的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随着与匈奴、西域交往的日盛，骆驼成为汉军队、官府的重要驮畜。汉承秦制，在中央设立“太仆”，饲养骆驼为其职掌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政府还在西北边地设立“边郡六牧师苑令”，景帝时在西北周边建立了36处牧场，饲养马驼（《汉书·景帝纪》）。不但西北边地如此，连内地人也越来越熟悉骆驼。《盐铁论》提到“赢、驴、骆驼，衔尾入塞”。艺术造像中的骆驼形象也越来越多。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城内有三个长、高各一丈的铜骆驼。睢阳故城北五六里处的汉太尉桥玄墓前，有两峰石驼。浮雕石驼的形象也多有发现，如东汉时代山东肥城西南孝堂山石室东壁画像第三层的骆驼浮雕、山东西城山浮雕石第十六石上层的双峰驼形象、山东沂州出土，现存东京博物馆中的人骑骆驼形象等。1976年湖南发掘出西汉初期漆器，上有金箔贴花所描画的骆驼形象。
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北魏时代，养驼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官府在河西养殖的骆驼为数达近百万峰（《魏书·食货志》）。骆驼是东西陆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北朝时代这样巨大的养驼数量，为隋、唐王朝在西域的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唐三彩艺术造型中的骆驼就是养驼业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地位的真实写照。
驴和羊
驴起源于北非，约公元前7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养驴。亚洲野驴产于西藏和蒙古等地。约纪元前4千纪，家驴开始在今新疆地区出现。驴具有热带或亚热带动物所共有的特征，不耐寒而耐热，有的竟能数日不采食，饮水量小，抗脱水能力强，适于在干旱炎热的生态条件下劳役，所以成为西域河西地区的主要牲畜。直至春秋时代末期，才有少量驴及其杂种骡进入内地，成为上层人饲养的珍奇异兽。据《吕氏春秋》记载，“赵简子有白骡，极爱之”。直至汉初，陆贾在《新语》中还将驴与“琥珀、珊瑚、翠玉、珠玉”并列为宝，可见其身价不凡。当时社会上层人养驴主要是为了消遣。东汉时代有的士大夫家人“喜驴鸣，常学之以娱乐”；而汉灵帝在宫中“驾四白驴，躬身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
汉代打开与西域的交通使驴大量进入内地。祖逖北伐时曾一次获取石勒运粮驴千头以上，可见当时中原已经普遍养驴，后来驴成为我国主要家畜之一参见（杨再：《中国养驴史话》，载《豫西农专科研汇刊》1983年总2期；并载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125页）。
绵羊源于欧亚草原地区的野生盘羊，野山羊原产于西亚和中亚，都是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内地的。分布在我国淮海平原的大尾寒羊，则源于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脂尾羊（单乃铨：《寒羊来源初探》，载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7页）。
青金石
青金石被波斯人称为Lajurd，现代西方人称为Lapis Lazuli，产于阿富汗东北部法扎巴德一带，其主要化学成分为硅酸质、氧化铝、钠等，硬度为5—5.5，以结晶或块状生成于石灰岩中。因颜色青蓝而半透明，色泽美丽，在古代被视为宝石。从公元前3千纪起，青金石就从阿富汗输往伊朗、西亚、埃及和印度。
至少在2世纪时青金石就传入中国本土。1969年徐州发现的东汉彭城靖王刘恭墓（117年卒）中出土了一个兽形鎏金铜砚盒，上镶有青金石颗粒，这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金石实物。东汉以后，青金石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受到贵族、富家的喜爱，在考古发掘中陆续有所发现。
1975年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了一件镶嵌青金石的金戒指，青金石上刻有驯鹿纹，金托缘石部分做出连珠纹，估计是北齐李希宗妻崔氏之物。1957年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亦串有两块镶嵌青金石的方形金饰。上述崔氏与李静训墓出土的青金石均为中亚制作，可能是由粟特胡商带入中原的。
北朝至隋初，青金石还被研成粉末，用作石窟壁画的颜料。敦煌285窟、新疆克孜尔石窟中的一些壁画上的蓝色矿物颜料，经分析被确认为是青金石粉。
唐代，青金石从中国传入了日本。正仓院中仓所藏“绀玉带”所缀方形、半圆形饰板，均为青金石质材。南仓的斑犀细庄如意、北仓的螺钿葵花形镜皆饰有小颗粒青金石（苏哲：《青金石与古代东西文化交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9月30日，摘自《中国文物报》总第344期）。
明代青花瓷器大量输往海外诸国以后，中亚和波斯诸地人民把这种蓝白相间的中国瓷碗称为Kasa—i lajurdi，意为“青金石碗”；把青花瓷瓶称为Kuza—i lajurdi，是极为贵重的商品。明代西域入贡的使臣、商贾经常指名要求明朝政府在回赐物品中包括这种“青金石碗”和“青金石瓶”，即青花瓷碗、瓷瓶（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いて》（《论〈回回馆译语〉》），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1期，1963年，第149—157页，来文1、13、17、26）。
（四）说唱文学
敦煌石室藏书中与文学有关的很多，最多的是形式与后代弹词类似的说唱集作品。有的用散文体，大概有说无唱；有的用韵文，大概有说有唱。这些说唱体作品的内容多数取材于佛经，也有不少是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敦煌所出的讲唱文学作品，最初被误认为是佛曲（例如罗振玉在《敦煌零拾》中所著录的几篇就是这样标题的），后来因为像《目连变》、《八相变》等变文的名称保存在原卷之中，于是又把这一类作品泛指为“变文”。以后学者根据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卢氏杂说》以及9世纪上半叶日本僧人圆仁入唐后所作《入唐求法巡礼记》，知道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巴黎藏伯字3849号卷子纸背有《俗讲仪式》的字样，对俗讲的内容算是比较清楚了。现在可以肯定，“佛曲”的名称是错误的。而所谓“变文”不过是俗讲的话本。
“变文”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很有点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味道。正如美国学者梅维恒所说：我一接触变文这门学问，便吃惊地发现尽管变文极其重要，但几乎在有关变文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对于现存变文的数量、变文与敦煌所出的其他文学形式的关系，以及变文本身的意义等等，学者们都大有歧见。（梅维恒：《我与敦煌变文研究》，见《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敦煌学专号。）变文的“变”字，也不过是“变易”、“改变”的意思，其中并没有深文奥义（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读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中〈变文〉节后》，见《新建设》1963年第1期）。所谓“变”就是“改编”，所谓“变文”就是“改编之文”的意思。从某一种体裁的东西改变成另一种体裁，如佛经改变为说唱文，或依史籍记载改变成说唱文，都称为变文。变文的体裁各不相同，有的唱白兼用，有的则类长诗（同上）。
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记载，9世纪上半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为海彦、体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为文溆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溆尤为著名，为京国第一人。这些人可以称为俗讲大师，他们所讲的话本今俱不传。现存的作品中有作者之名者，只有《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文》末尾提到作者保宣的名字。此外如巴黎藏伯字2187《破魔变文》、北京藏方子24号《八相变文》，末尾都有一段献词，可以看出即是话本作者的自述。巴黎藏伯字3908号《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伯字2418号《父母恩重讲经文》，也是出于俗讲法师之手。可惜这些人的名字除了保宣以外，都不传了。
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并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人民所喜爱。巴黎藏伯字4524号为《降魔变文》，述舍利佛降六师外道故事中的“劳度叉斗圣”一段，卷子背面有图画，画的就是“劳度叉斗圣”的故事，第一段图画都与变文相应，相当于后世带图本小说。
变文以外，与之相应的还有变相，即画。洛阳龙门石刻中有唐武后时所刻《涅槃变》一铺，所知唐代变相以此为最早。因此可以这样说，至迟到7世纪的末期，变文已经流行了。9世纪上半叶有像文溆法师那样名闻京国的俗讲大师，“历事五朝，二十余年，数经流放，声誉未堕”！上自帝王，下至氓庶，无不倾倒，势力和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据唐代对于文溆的记载，文溆的俗讲，“释徒敬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那就是说俗讲太浅了，所以不登大雅之堂，不见赏于文人学士。可是正因为这样“甿庶易诱”，于是“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对于宋以后的说话人、话本以及民间文学的逐渐形成，是起了一定的先驱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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