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边塞诗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昌盛的时代。唐初国力强盛，朝廷用兵四方，中原与边疆的关系空前密切。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是歌颂男儿报国情怀、边疆壮丽景色和戍边将士痛苦的“边塞诗”大量涌现。
王昌龄在其《从军行》中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是历代传唱不息的佳句。岑参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描述了唐军在天山以北接受当地部落归降的情景：“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火羽书稀。”王维在其《送平澹然判官》仅用两句诗：“须令外国使，知饮月氏头”，就反映了唐初强大的国力使周邻诸国畏服的情景。
岑参是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诗歌《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使呈高开府》，生动地反映了唐朝大将进入西域后的军威盛况：“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指昆仑，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西望云似蛇，戎夷知丧亡。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许多文人在诗歌中颂扬了戍边将士报效祖国、视死如归的气魄，成为千古传颂的绝唱。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就是其中之一，诗中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唐朝辽阔的疆域是建立在千百万士兵的尸骨之上的。战争获胜后领兵的将领受到朝廷的封赏，而为国战死的士兵却不再有人提起。正如常建《塞下曲》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明君祠上望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许多诗人看到君王好大喜功，热衷于开边，而普通战士背井离乡，承受巨大的牺牲。李白在《关山月》写道：“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边塞诗人岑参也在他的许多诗歌中描写了这种“征夫愁”，他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使呈高开府》曰：“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傍。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胡笳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写道：“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
唐朝频繁的边事活动，使人们有机会看到与中原迥然不同的边疆景色。后人只要颂读李白的《关山月》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就能领略到西北雄浑美丽的景色。与李白这种写意的风格不同的是岑参，他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仿佛把我们带入无边的大漠戈壁之中。王昌龄的《从军行》诗句：“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则仿佛把读者带到遥远的碎叶川夜深月圆的秋色中。
有时在诗人们即兴用笔描绘的边塞景色中，反映出一种悲凉的气氛。例如岑参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使呈高开府》写道：“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湖沙莽茫茫。……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从军戍边的文人在自己的同事奉调回内地时，最易悲伤。岑参的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在开头描写了秋天北方早雪的情景，与接着描绘送友人离去的情景互相衬托。诗中说：“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许多边塞诗反映了内地与边疆文化交流的盛况。从李颀的《听安万善吹篥歌》：“南山截竹为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烘托出当时定居中原的九姓胡乐人演艺的场景。岑参的《与独孤渐道别》中有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花门”指回鹘，“花门将军善胡歌”是说回鹘将领善唱本族民歌；“叶河”指碎叶水，那里的“蕃王”懂得汉语。短短两句诗，通过回鹘将领善唱本族民歌、外番名王能解汉语，反映出唐代汉番文化交流的情景。
（六）中原和草原文化的合璧
突厥人与隋唐时代活跃于大漠南北的许多铁勒部落都使用突厥语。随着突厥各民族与中原往来的日益密切，突厥诸族受到汉文化强烈的影响。许多汉族词汇进入突厥语，成为突厥—回鹘人日常生活中习用的词汇。德国学者冯·加班在其《古突厥语语法》中，列举了她所收集的古突厥语中的汉语借词，如：bir“笔”、ciq“尺”、xua“花”、la“骡”、long“龙”、mir“蜜”，sangun“将军”、tan—si“天子”、tutuq“都督”等（参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页）。
在上述进入突厥语的汉语词汇中，最引起学者们注意的是官职称号。突厥人世居北荒，自古以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官名，如最高首领称为qaghan，即可汗，此称号来自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人；部族首领称为irkin，音译为“俟斤”，此称号亦来自拓跋人；可汗之弟子称为tegin，音译为“特勤”，在古代汉籍中常误写为“特勒”，此称号哒已经使用；大官称为Yapqu，音译为“叶护”，此称号公元前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均已使用；别部领兵者称为shad，音译为“设”或“杀”、“察”等；贵族称为beg，音译为“匐”，这个称号有可能来自古印欧语bege“神”，或来自上古汉语“伯”；统兵者称为buiruq，音译为“梅录”；一部之长称为chur，音译为“啜”；监领之官称为tudun，音译为“吐屯”；勇健者谓isbara，隋唐时代音译为“始波罗”或“沙钵略”；称长者为qari，音译为“哥利”，故有“哥利达官”（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收于《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第503—524页）。
在接触汉文化以后，北方民族中又出现一些新的官称。据《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黠戛斯的官职中有都督三员、职使十员，皆为典兵之官；长史十五员、将军无员额限制。这些官职都来自汉语。其中“职使”为古突厥碑文中的chigshi的音译，应当就是刺史，即羁縻州长官。唐代汉族史臣在记录黠戛斯官称时，不作辨析工作，随意选择汉字音译，把本来突厥民族借自汉语的“刺史”译为“职使”。
19世纪末，芬兰学者在蒙古北部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发现不少唐代遗址的突厥文碑铭，有些分布于黠戛斯部所在地。这些碑文中有不少提到由唐朝传入的称号和官职，除了冯·加班已经提到的以外，尚有chigshi“职使”、changshi“长史”、qunchu“公主”等。这些资料证明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后来“长史”为其他操突厥语的民族接受，使用了好几个世纪，并传播到契丹、蒙古诸民族中去。
中原对皇帝的尊称“天子”也通过昭武九姓胡商传到中亚。在粟特文残卷中，学者们发现粟特人把国王称为bagfur，意为“天子”。粟特商人不但与中原有贸易往来，在西域其他地区也进行商业活动。他们把bagfur即“天子”的称号传入与之为邻的操波斯语的民族中。学者们在安息文的卷子中，也检出了这个来自汉语的称号。
中原文化对突厥的影响是广泛的。北方游牧民族以畜牧为业，对四季变迁的知识不如农耕民族迫切。他们在接触汉文化以前，制度简古，基本没有纪年的概念。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人“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汉族传统实行的是六十甲子纪年法，以天干十数与地支十二数配对，六十而周始。随着与中原人民的交往，这种纪年法也传入北荒。大约是因为一年月亮圆缺十二次，有十二个月，易于记忆的原因，突厥人起初只接受了地支十二数，每十二年为一循环。隋开皇四年（584年），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致书隋朝廷，其中有“辰年九月十四日……致书大隋皇帝”（《隋书·突厥传》)。语。这是史料中首次提及突厥人使用地支十二数纪年。突厥人不断向中原人民学习，《隋书·高祖纪》就记载了隋开皇六年（586年）向突厥赐历之事。
突厥人虽然接受了地支纪年法，但他们一开始不习惯用汉族的十二地支术语，而习用既便于记忆，又更为形象的十二生肖纪年法。现存最早的有关突厥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文物是蒙古的翁金碑，其突厥文铭文中说墓主卒于“龙年”，应即壬辰年（692年）。这种纪年法见于多种古突厥文碑文，如《阙特勤碑》、后突厥《毗伽可汗碑》、回鹘《毗伽可汗碑》等。《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条和《新唐书·黠戛斯传》也记载，黠戛斯人“以十二属纪年”，如岁在子则说鼠年，在戌则说狗年，在寅则说虎年。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回鹘人也采用它。后来蒙古人也采用这种纪年法。
操突厥语诸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发现十二生肖纪年虽然便于记忆，但十二年的循环周期太短，纪年很容易重复，而汉族以天干配地支的纪年法虽然复杂，却六十年周期较长，纪年重复率大大下降，优于十二生肖纪年法。经过长期的观察，他们发现天干地支纪年法实际上是最小公倍数排列法，天干十数与地支十二数的最小公倍数是60，这就是天干地支纪年在60年内不重复的原因。而由于天干十数和地支十二数都是双数，所以如果天干十数减少一半，与地支相配时在60年内也不会重复。这是因为12与5的最小公倍数也是60。他们了解了这个秘密之后，便发现汉族的甲子纪年法并不是那么复杂，于是简化天干十数为五数，分别以五行的名称金、木、水、火、土代表之。学者们在回鹘西迁以后的文献中发现了这种纪年法，如火羊年、土兔年等。这种历法后来被穆斯林史学家称为“突厥历”。
（七）虚幻的黄河源
古代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居住在世界的中心，因此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中国”。古代中国帝王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认为自己的四邻都是些蛮夷。先秦时代中原人活动范围有限，对世界的了解亦很少。但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文明独步世界的幻觉被打破，中国为世界中央的观念受到了冲击。
印度人把人类居住的大地称为赡部州，又作剡浮州、阎浮提州，这些都是Jambudvipa的音译。印度人认为地中央有赡部树（jambu）。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人的地理知识范围扩大到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认为世界（即赡部州）有四个大国，分别为四主所统。这种人文地理观也随佛教的东传进入中国。东晋译经师印度人迦留陀迦（kalodaka，此曰“时水”）译《佛说十二经》谓：“阎浮提州中有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No.195，第147页。关于此问题，参阅伯希和《四天子说》，冯永钧汉译本，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3编，第83—103页。）
在接受了佛教的僧人眼中，中国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天子”，与其有同等地位的至少还有三位君主：西有“大秦国天子”、西北有“月支天子”、南有“天竺天子”。中国皇帝只不过是其中统治东方的君主而已。
从东晋到唐代，历史过去了约300年，佛教徒观念中统治天下“四主”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道宣《释迦方志》认为，赡部州的第一主称象主印度王，第二主称宝主胡王，第四主称人主至那（中国）王。只有第三主改为马主突厥王，所谓“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名马主也。其俗凶暴忍煞，毛衣，是突厥国”(《释迦方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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