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本中，亦记载牟羽可汗接受摩尼教之事，说：“天王（按：牟羽可汗）与选民（按：摩尼教徒）讨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天王斋戒，受到极大痛苦，他的心灵才有所动。……后来，牟羽天王召集了一个大会，他跪在‘选民’之前，乞求宽宥他的罪恶。”（见新发现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残本，载邦格和葛玛丽《突厥文吐鲁番卷子第二》（W.Bang und A.von Gabain，Turkische Turfan Texte），第7—9页。此据《维吾尔史料简编》上，第38页）。
在回鹘皈依摩尼教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九姓胡。往来于回鹘、西域和汉地的胡商中许多是摩尼教徒，他们控制了回鹘的对外商业活动，对回鹘贵族有极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中，因回鹘平乱有功，唐朝一直对回鹘采取优待政策。唐政府优待回鹘的政策也延及摩尼教，所以对摩尼教也采取宽容政策，于是回鹘成了内地摩尼教的靠山。
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唐武宗因回鹘已无力保护摩尼教，下旨毁佛禁教，摩尼教亦遭禁止。而回鹘残部仍不断要求唐政府安辑摩尼教僧徒。摩尼教虽然在内地遭到官方明令禁断，但在江淮一带民间仍然流行。现在有据可查的宋元时代的摩尼教寺院就有四明（今浙江宁波）的崇寿宫、温州平阳之潜光院、福建泉州石刀山摩尼寺、泉州华表山摩尼草庵。五代、宋、元、明、清时，中国各地出现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明教、白莲教等，均与摩尼教有关系。920年和1120年，摩尼教徒发动了母乙和方腊起义。现存的摩尼教遗迹有敦煌摩尼教壁画、吐鲁番的摩尼教寺院和泉州的摩尼草庵等。在甘州、西州的回鹘人中，摩尼教也流传了很长时间。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者在泉州发现了一块汉文和聂思脱里突厥文合璧石碑，提到一位名叫“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的人，受命“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明教即摩尼教，秦教即聂思脱里教。这说明摩尼教在元代是得到官方承认的一种宗教。
（二）摩尼教的寺院和僧侣
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卷子中，有一部摩尼教残经，名《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开元十九年（731年）在长安的摩尼僧奉诏而写成的文献。其中有《寺宇仪》一章，介绍了摩尼寺的规制。摩尼寺一般包括一座“经图堂”，应当是放置经卷和图画的场所，相当于佛寺的“藏经楼”。摩尼善于用连环画的形式向徒众传教，所以除了经卷以外还有“图”。此外还包括一座“斋讲堂”、一座“礼忏堂”、一座“教授堂”、一座“病僧堂”。病僧堂是专门用来安置治疗生病的僧人的。这大概是我国古代医院制度的雏形。
寺院中“法众共居”，即过集体生活。每日的主要工作是颂读经典，“精修善业”。无论何人都“不得别立私室厨库”，也不许“畜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出家僧人的生活相当困苦，主要是素食，“每日斋食”。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施主的供养，教规要求僧众“俨然待施”，即庄严体面地等待施主布施。如果布施不济，便“乞丐以充”。所以化缘讨乞是符合教法规定的。另一部摩尼教残经还具体说明，摩尼僧徒“年一易衣，日一受食”。在外游方时，“随所至方，清静住处，欢喜住止，不择华好”，体现了强烈的禁欲主义思想。
实际上，许多摩尼教寺院都经营田产。据新疆发现的畏兀儿文摩尼教寺院文书记载，摩尼寺除了所属的地产以外，还有许多工役，如做饭的、烤饼的、缝衣的、砍柴的、放牧的、养鹅的、木匠、毡匠和医生等。寺院还饲养马匹和牛参见（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刊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第497—516页）。
寺院中居于上层地位的有三种僧人。第一种称为“阿拂胤萨，译去赞愿首，专知法事”。“阿拂胤萨”是中古波斯语，afwrynst的音译，意为赞颂。他的工作是颂读经典，只有学问精深者方可担任。第二种称为“呼卢唤，译云教道首，专知奖励”。第三种称为“遏塞健波塞，译云月直，专知贡施”。
从表面上看，摩尼教主张禁欲、平等，但实际上僧徒之间等级森严。《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有一章名《五级仪》，把所有信徒分为五等：
第一，十二慕阇，“译云承法教道者”。
第二，七十二萨波塞，“译云侍法者，亦号拂多诞”。
第三，三百六十默奚悉德，“译云法堂主”。
第四，阿罗缓，“译云一切纯善人”。
第五，耨沙喭，“译云一切净信听者”。
上述五等中，前四等都要求“素冠服”，只有最后一种，即一般信徒可穿着普通衣服。
2.祆教
（一）祆教的创立
祆教（Zoroasterism）在中国历史上又称为波斯教、火祆教、拜火教等，今天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这是以教主名称命名的。祆教的建立者琐罗亚斯德，一般在西方文字中写作Zoroaster，这是希腊人对他的称呼，波斯古经《阿维斯塔》（Avesta）称之为Zarathustra，这个名称由Zarath和ustra组成，意为“黄色的骆驼”，在古代汉文文献中音译为“苏鲁支”。
祆教教义来源于原始雅利安人的信仰。希罗多德说，塞人“在诸神中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马为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塞人的这种信仰在西域的古地名中也有反映，例如花剌子模（Khwarezm），在波斯语中意为“太阳之地”，而粟特（Sogd）则意为“火地”。
除了迁入中亚的雅利安人以外，波斯之地土著人，包括操闪语的民族，例如亚述人，也有赞赏光明与火的习惯。因此可以说，祆教又是雅利安人和伊朗、中亚、波斯土著居民原始信念的产物。
祆教称拜火教。但拜火教并不能概括该教的全部教义。祆教的教义可概括为信奉善、恶两宗，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宗教。祆教所崇奉的善端（Niki）是火、光明、创造、生活，其最高神为胡腊玛达，乃智慧之神，是世界善事之主宰。祆教中的恶端（Badi）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其最高代表为安赫腊曼纽。他虽然很有力量，但在祆教教义中不是神，不能与胡腊玛达并列，他是一切恶的创造者。
按祆教教义，由于人们愚昧，易受蒙蔽，不辨是非，胡腊玛达派一位先知来为凡人指路。8世纪时，波斯有一部书《扎斯帕里》（Zaspari），记载了胡腊玛达与安赫腊曼纽的传说：世界的主神Zurwan（按：在摩尼教中译为“大明尊”、“明父”）无子，祈祷千年未得。在宰牲时怀疑天意，结果肚子里怀了两个孩子，一个代表善，即胡腊玛达；一个代表恶，即安赫腊曼纽。Zurwan曾许愿双生子中长子统治世界，结果被安赫腊曼纽得知，遂抢先出世，而胡腊玛达则后出生。Zurwan不能食言，于是让安赫腊曼纽统治世界九千年，以后永归胡腊玛达统治。祆教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安赫腊曼纽，反对提婆（div），认为他们是苦难的根源。
波斯帝国把祆教定为国教。阿黑美尼德王朝被希腊灭亡后，祆教表面上销声匿迹，但实际上仍在波斯人中流传。3世纪初波斯人推翻安息王朝，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萨珊王朝时，祆教很快复兴。
（二）祆教入华
北朝时祆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萨珊波斯信奉祆神。《魏书·波斯国》云：“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魏收的《魏书·西域传》原佚，后人取唐代所修之《北史·西域传》补之。《周书》卷50记：“波斯国俗事火祆神。”北朝时中原人了解西域阿姆河以北地区也奉行祆教。《魏书，康国传》称：“康国者……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康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城郊阿卜拉昔牙甫（Afrasiyb）遗址。这里提到的“置于祆祠”的“胡律”，可能就是萨珊王朝时代编写的《阿维斯塔》。
《魏书·康国传》出现“祆”字，并不能证明北朝时已经有这个字。《魏书·西域传》取自于《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康国传》又全部采自《隋书》。故“祆”字虽初见于《魏书》，只表示始见于《隋书》而已。《隋书》修于唐初，所以“祆”字应为唐初新造字。唐人在使用“祆”字的同时，仍同时使用“天神”这个词来称呼祆神。如《通典》卷195引韦节《西蕃记》中关于康国人的记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
祆教很早就传入我国西域和北方民族。《魏书》卷101记：“高昌国俗事天神。”唐段成式《酋阳杂俎》记突厥人崇奉祆神曰：“突厥事祆神，无神祠，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
建立北魏的拓跋统治集团内，也有人信奉祆教。《魏书·灵太后传》记：“灵太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隋书·礼义志》言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同卷又载：“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其仪并从夷俗”，说明北朝时内地的祆教徒完全模仿波斯、西域的方式来崇奉祆神。
唐代祆教继续在中国内地流传。《长安志》引《两京新记》说唐代长安有四所胡祆寺。中国内地的祆教首领，汉文文献称之为萨宝、祆正、祆祝、穆护等。唐政府仿北朝、隋旧制，给祆僧评定官阶品级。《通典·职官典》载：“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吏。”
武威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块唐初的祆教徒墓志。志文十行。墓主名阿达，是康国人。其祖父名达梁，因为与李唐王朝有密切关系，而担任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负责祆教徒的宗教事务。死后，被追赠为武威太守。
《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关于康国人的记载，特别提到了祆教的葬俗：“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迭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这种人死饲狗的天葬法，是祆教特有的。祆教认为狗是神圣的，人死后，以狗看尸。这种风俗也随祆教入华传入中国。《旧唐书·李暠传》记开元间，“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数千，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新唐书》也录入这一段，但把“僧徒”二字改成“浮屠法者”，其他文字大致相同。我国学者林悟殊指出，不管是“僧徒”，还是所谓“浮屠法者”，都意味着他们不是世俗人家。唐代佛教没有天葬的习惯，古代中国也无天葬作法，更无弃尸于野任狗食之的葬法。而太原这些人的葬俗与《西蕃记》所记康国祆教徒的葬俗一致，所以这些“僧徒”应当是祆教徒。看来当地祆教势力相当大，以致于“前后官吏不能禁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