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于是造成“元时回回遍天下”（《明史·西域传》）的局面。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回回人都固守伊斯兰教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53）；“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第22—23页）。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
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的原则，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阿拉伯语Qadi的波斯语音译，意为法官）领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回回人的户婚钱粮等词讼以及部分刑名之事。仁宗即位以后，“罢回回合的（按即哈的）司属”(《元史·仁宗纪一》)，下令“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元典章》卷53，《刑部》15，《哈的有司问》）。回回哈的司在“外头”设立的衙门就是在各地设立的相应的地方机构。它们应当由各地的回回大师或掌教哈的主持。皇庆年后，回回哈的司所属各地方机构当在革罢之列，元廷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元典章》卷53，《刑部》15，《哈的有司问》）。哈的大师的职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时，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元史·文宗纪一》）。
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流行。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后改宗伊斯兰教，而居于汉地的蒙古诸王贵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则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必烈之孙阿难答。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是回回人的聚居地。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使所部15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明史·西域传》）。
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为若干派别。现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汉人之手，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但如果我们仔细搜寻，仍然能发现一些资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泉州“圣友之寺”中回历710年（1310—1311年）的阿拉伯文题铭提到，愿安拉“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说明泉州有什叶派活动，很可能“圣友之寺”就是一所什叶派清真寺。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灵山圣墓的风俗，与苏菲派教义吻合。根据伊本·拔图塔的叙述，神秘主义和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东京，1964年，第773页）。元代穆斯林中常见的称号“迭里威失”（darvish，苦行僧）也是苏菲派所特有的。
从10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剌和托回回寺遗址发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年圣旨碑后有一行异域文字，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参见沙畹：《蒙古时代汉诏令碑铭及文书》第21件，《通报》，1908年，第307—309页；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蒙古国故都和林也有一块立于1339年的波斯文碑。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如答失蛮（danishmmand，指回回文人）、迭里威失、纳麻思（波斯语namaz，译言礼拜）等。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动的场所，入华的回回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来越多。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新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发现14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第179页，注2），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年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的经学院（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辑，第119—140页）。这些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吉普赛人源出于印度。他们自称为罗里（Luri），又被人们称为木尔坦尼（Multani），意为“木尔坦人”。木尔坦（Multan）是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中游的一座城市。15世纪以后，一部分罗里人经埃及流浪到欧洲，因而被称为埃及人。今英语对吉普赛人的称呼Gypsy就来自Egypt（埃及）这个词。此外他们又在一些国家中被称为茨冈人等。这个民族的特点是四处流浪。元代东来的回回人中混有吉普赛人，元人称他们为啰哩、剌里等。他们仍然保持着游手好闲的民族特点。《元史·成宗纪》提到，大德六年（1302年）中书省官员向朝廷报告罗里人扰民，元政府想以安置屯田来解决问题。《元史·顺帝纪》至正三年（1343年）六月条提到，剌里回回五百余人渡河寇掠解、吉等州。元朝国制规定，“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者，不得复”。元末江南罗里户依仗他们属回回人，数百人到处抢掠，百姓束手无策。当时泾县典史胡松曾以酒米宴请这些罗里人，劝他们离去。至今泾县云岭尚有罗里村。
元以后，罗里人仍然在西北一些地方活动。明代秦州（今甘肃天水）有回回别种啰哩户。他们自相婚姻，不与汉人嫁娶。因为人口有限，甚至发生姑姨配侄甥、兄弟娶姐妹的事。地方官发现这个问题后，经过寻访发现清水、秦安等地也有啰哩户，于是才解决了他们近亲婚配的问题。
罗里人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视流窜偷盗为正当职业，与汉民经常发生纠纷。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啰哩人与清水地方官府发生冲突，典史也被射死。万历十五年（1587年），啰哩首领马友忠聚众千人起事，被清水县知事击败，啰哩民众20余人被杀。后来他们继续在凤翔一带抢掠，还收容穷苦矿工和饥民，被明军再次击败后不知所终。崇祯十三年（1640年），啰哩人又在清水寇掠，被知府追围于观音殿烧杀之。
今兰州以北永登县境内的薛家湾有一部分人被称为“蛮婆子”，解放前就引起过学者们的注意，把他们与吉普赛人挂钩。他们把外人称为“豁家”，至今美、英吉普赛仍把外人称为Gaje或Gagio，与此很相似。据兰州大学调查，他们是100多年前从外地流入此地的，全村有高、柳、刘、何四大姓，互相通婚，不与外人嫁娶。解放前常以毛驴车拉着一家外出走家串户算命。解放后，虽然有了土地，但仍然喜欢算命，主要农活雇人来做。他们信仰周公、桃花娘娘和无量祖师。他们已经不再信奉伊斯兰教，不是回回人了（参阅杨志玖：《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刊于《历史研究》1991年）。
元代汉地的道教也传到西北边疆地区。13世纪20年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赴西域朝见成吉思汗路过畏兀儿首府别十八里，出迎的有数百人，其中除了亦都护家族成员、官员、士庶、佛僧以外，还有道士。丘处机本人是道士，故他对别十八里的道士的装束作了细致的观察。在他看来，当地“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在畏兀儿首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侍坐者有僧、道、儒”（《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在阿力麻里，有汉人工匠张姓于城之东园“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他曾延请丘处机，让他的“坛众得以请教”（《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看来这些信奉道教的多为汉人，他们后来大约融合在当地民族之中了。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辽阔，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发的汉人传播到漠北。和林城的一所道观“三灵侯庙”一直存在到元末。和林遗址额尔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49）所立的“三灵侯庙之碑”（其碑文曾收入《和林金石录》，但与原碑文有一定出入。见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辑，第119—140页)，参与建设这所道观的包括各民族的人。
4.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
（一）草原丝路上的古文字
宋辽金元时期，源于北方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先后入主中原，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新时代。操蒙古语的民族使用蒙古文，部分契丹人使用契丹文；操突厥语诸民族依所住地域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分别使用畏兀儿文、叙利亚字突厥文和察合台文；信奉伊斯兰教的操波斯语民族则使用回回文（波斯文）。
（1）蒙古文
蒙古族在元代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蒙古文。蒙、元时期先后行用过两种蒙古文字：畏兀儿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
畏兀儿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原无文字，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获在乃蛮部任职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知文字之重要。遂命塔塔统阿依照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自左向右竖写，并教授蒙古弟子，是为畏兀儿字蒙古文。现存最早的文献为前苏联列宁格勒所存1225年移相哥刻石（或称成吉思汗石，文字五行）。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制作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蒙古文）后，畏兀儿字蒙古文不再作为官方文字，但仍在民间流行。以后迭经改革，沿用至今。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封授吐蕃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制作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次年又改称蒙古国书。有元一代，八思巴字蒙古文始终作为官方文字行用，元亡后，北元还用以铸造官印，后渐废弃。这种八思巴字由藏文字母改制而成，方体，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行，八思巴蒙古字共有字母40多个。采用汉字方体字形拼写蒙古语，以一个方体字拼写一个音缀，致使语词割裂，不易识读。
至元六年颁行蒙古新字时，曾明确规定用以“译写一切文字”。故八思巴字除用以拼写蒙古语以外，也拼写汉语，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拼写蒙古语和汉语时所代表的音值不同。忽必烈企图以一种通用字母拼写蒙、汉、藏等各民族语言的努力，实际上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空前的创造性的尝试，也是制作汉语拼音字的第一次尝试。
迁入西北地区的蒙古人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直至15世纪，察合台的后裔们仍使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元末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的蒙古人还使用八思巴字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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