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波斯使团在经过河北真定时参观了当地的大佛寺，盖耶速丁说寺中有一尊鎏金大铜佛，佛有许多双手，每只手的掌心有一只眼，被称为千手佛，全国闻名。这个大佛寺原名龙兴寺，始见于隋开皇六年。寺中的大铜佛像是宋乾德年铸造的，高73尺，有42只手臂。元大德五年曾经重修过。波斯使团所见的就是元代重修过的寺院。
波斯使团在北京期间，明皇宫因雷击而起火，夜间火光冲天，全城都可看见。盖耶速丁说明成祖极为恐惧，到寺庙中告天罪已。这次大火就是《明实录》所记永乐十九年四月的皇宫火灾，把新建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付之一炬。
据盖耶速丁记载，1421年3月间，明成祖出猎。在明成祖离京期间，他的一位皇子从一个名叫Tamnai的地方来京主持政务。查《明实录》，在京主持政务的是皇太子朱高炽（后来的仁宗），他进京之前在南京。这个Tamnai是波斯文Namtai之讹。Namtai，即南台，在明四夷馆所编《回回馆杂字》中，与地名“南京”相应的回回字（波斯文）正是Namtai。南台即元代之御史南台，其驻地在南京。从元代起回回人就把南京称为“南台”，这个称呼一直遗留到明代。
（六）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和他的《中国纪行》
回历922年（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奥斯曼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有一位名叫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契丹（Sa’id Ali Akbar Khatai）的回回人写了一部题为《中国纪行》（Khatai Nama）的书。这位作者未见著录于其他任何史籍。操波斯语居民常常在自己的名称之后附以表示自己籍贯的地名，从这位回回人名称的最后一部分契丹（Khatai）看，他本人或其父亲应出生于中国。作者在这部《中国纪行》的波斯文原文中使用了许多东部突厥语所专用的词汇，表明他的母语可能是我国新疆或与其比邻地区的某种突厥语方言。
《中国纪行》记述了当时从中亚前往中国的三条路线，即克什米尔之路、和阗之路和蒙古之路。前两条路线是传统上经新疆南部通往西域的道路，而所谓蒙古之路又称为“察合台之路”，即通东察合台汗国控制下的新疆北部到甘肃地区的商路。
《中国纪行》举出了两位中国皇帝的名字“景泰”（Kin Tai）和“成化”（Cin Khwar），说他们是父子。其实成化帝是景泰帝之侄。书中记述了“土木之变”的经过，说瓦剌的也先太师率领6万士兵进攻中国，中国的成化皇帝出兵迎敌时被擒。瓦剌人把成化皇帝劫往哈剌和林，把女儿嫁给他。而中国人又立一皇帝。后来瓦剌人把成化皇帝送回中国复辟。阿克巴尔这里叙事有误，其实瓦剌人俘虏的是成化皇帝之父明英宗。作者还说中国宫廷中常有周边四夷的使臣，他们分别来自回回、吐蕃、鞑靼、畏兀儿、女真等。《中国纪行》还说中国人称伊斯兰为“清真”（Kinke Zin）。
作者介绍说中国的百人长称为百户（Baikhu）、千人长称为千户（Sankhu）、万人长称为万户（Gukhu）、两万人之长称为营参将（Yan Samzan）、三万人之长称为参将（Samzan）、四万人之长称为营总兵（Yan Zunbun）、五万人之长称为总兵（Zunbun）。作者说中国的大臣出门乘轿，其随从前呼后拥。阿克巴尔描述了中国的12个省，其中有陕西（Shaansi）省，它拥有京兆府（Kinjanfu）、甘州（Kanju）、肃州（Sukchu）等著名城市；蛮子斯坦（Manziastan）省，其著名城市为南台（Namtai），即元代回回人对南御史台驻地南京的称呼；汗八里省，这是畏兀儿语或鞑靼语的名称，中国人称为“大都”；京师省，即今之浙江；高丽省和盛产玉石的和阗省等。
作者特别提到了龙兴（Lamsin）省的瓷器制造业。龙兴为南昌之古名，而出产瓷器的地方应当就是景德镇。他描述了瓷器的生产过程：把一种石头磨碎后加水搅拌成浆，先引入第一个池中沉淀，再把初步沉淀过的浆水依次引入第二池和第三池中沉淀。第一池沉淀的瓷土最粗糙，只适于制粗瓷器；第三池沉淀的瓷土最细腻，可制成细瓷器。官窑瓷器的底部都有印章，不许出口，如黄金一样贵重（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译：《中国纪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3.“罗刹”东来
明末蒙古进一步分裂。鞑靼即东蒙古分为漠南、漠北两大部分，漠西的瓦剌更为强大。漠北蒙古有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部，漠南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察哈尔、鄂尔多斯等部，漠西有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四部。在明朝衰落的时候，东北的女真族强盛起来，同时远在欧洲的俄罗斯人也摆脱钦察汗国的统治，迅速强大起来。俄罗斯兴起时，它的西邻是欧洲列强，南边是奥斯曼帝国，东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森林。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扩张使俄罗斯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随着钦察汗国的瓦解，西起俄罗斯、东至我国的广大地域内没有任何政权可与俄罗斯相对抗。这就为俄罗斯人东进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俄罗斯在清初的汉文史料中称为“罗刹”。
（一）蒙古盟旗
漠南蒙古的范围东起今吉林，西至贺兰山，南接长城，北临瀚海，包括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奈曼、翁牛特、土默特、察哈尔、鄂尔多斯，大致与今内蒙古相当。其中察哈尔部名义上为诸部之首。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16部49位贝勒集会于盛京，拥戴皇太极为统治者，漠南蒙古全部成为女真的属部。
喀尔喀蒙古的属地东起黑龙江，西接厄鲁特（瓦剌），南临戈壁，北接俄罗斯，大致包括今外蒙古和俄罗斯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蒙古部落。在漠南蒙古依附满清之时，漠北的喀尔喀诸部也与清建立联系。喀尔喀部与漠西蒙古有密切关系。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准噶尔、和硕特、喀尔喀各部44位蒙古贵族和喇嘛集会，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各部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疆界牧场。后来每当喀尔喀部内乱时，便不断有喀尔喀属部落南下归附清朝，得到清政府的安置。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利用喀尔喀内乱之际，率兵越杭爱山东侵，很快攻下额尔德尼召（蒙古国故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并渡土拉河，进入喀尔喀东部地区。清政府安抚南下降附的喀尔喀部落。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于多伦诺尔与喀尔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会盟，宣布将在漠北实行与漠南同样的统治方式。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击败准噶尔，使喀尔喀诸部辖地进入清版图。
明末漠西瓦剌分布范围扩大。瓦剌中的土尔扈特部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杜尔伯特部迁至今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地区，准噶尔部居于天山北路，即我国新疆北部和今哈萨克斯坦东部。而和硕特部于崇祯十年（1637年）在其首领固始汗的率领下越天山而南，经塔里木盆地进入青海，击败原先已经在那里游牧的蒙古部落。此外还有一些和硕特部落与土尔扈特一起西迁伏尔加河流域，或散布到西域其他地方。明清之际瓦剌人分布的范围东起蒙古杭爱山，西越伏尔加阿，北抵额尔齐斯河中游，南临印度。
准噶尔原为厄鲁特四部之一，明末在首领哈剌忽剌及其子巴图尔浑台吉的统治下强大起来。清初准噶尔汗葛尔丹兼并周围各部。康熙十八年（1679年），葛尔丹向“回部”，即今新疆天山以东、以南地区发动进攻，在那里建立统治。不久又向西面的哈萨克部落扩张。经过苦战，拓境至塔什干、费尔干那盆地及东欧南部草原的诺该部部落。此后葛尔丹乘喀尔喀内乱之际，于1688年进攻漠北，迫使喀尔喀三汗入漠南投清避难。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葛尔丹越大漠而南，北京为之震动。康熙率军亲征，于乌兰通布大败葛尔丹军。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再度亲征漠北，葛尔丹兵败自杀。此后经过二三十年休养生息，准噶尔重新强大起来，与清朝在西藏和漠北一再发生冲突。此时的准噶尔东临喀尔喀蒙古，西接哈萨克，北临俄罗斯，南及印度，十分强大。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兵趁机发兵，在短期内平定天山北路。但不久一些准噶尔贵族降而复叛。乾隆帝出动大军征讨，彻底击败了准噶尔，使天山南北及今中亚东部地区并入中国领土。
基于蒙古与女真之间的特殊关系，满清在崇德元年（1636年）便设立蒙古衙门，在中央专管漠南蒙古事务。两年后，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处理蒙古的旗界、封爵、设官、户口诸事，其地位与六部相同。此外在漠南设立将军、都统，在漠北设立将军、大臣，在青海设立办事大臣，在天山南北设立将军、大臣等官，处理各地蒙古部落的事务。
清入关前，已经把降附的漠南蒙古24部分建为49个旗，6个盟。邻近各旗有固定的会盟地点和时间。收降漠北蒙古后，清朝又陆续对喀尔喀蒙古分旗建盟。后来又在青海、硕特蒙古和降清的土尔扈特部中建旗设盟。旗是清朝蒙古地区的基本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贵族的世袭领地。盟旗制度的建立使漠南、漠北和西域草原，与中央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对现代中国北部和西域疆域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二）土尔扈特西迁与图里琛的使团
土尔扈特源于辽金时代的克烈人，奉金代克烈人首领王罕为祖。当时蒙古各部可汗都有护卫军，护卫军在蒙古语中称为torqud。土尔扈特的祖先原先是克烈部的护卫军。在元末，这部分克烈人加入瓦剌，成为厄鲁特四部之一。明末，他们与杜尔伯特部、准噶尔部一起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17世纪初，其牙帐位于今伊犁一带。后来因为与东蒙古战争的失利和厄鲁特内部的矛盾，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曾于1618年派人到里海沿岸和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勘察，发现那里水草丰美，人烟稀少。于是土尔扈特在部长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之下，与一些和硕特、杜尔伯特部落共5万余帐一起，渡过斋河（今乌拉尔河），西迁至额济勒河下游，在那里定居下来。据托忒文史料《四卫拉特史》记载，土尔扈特西迁约在明崇祯元年（1628年）左右，和鄂尔勒克将其牙帐置于阿冈巴赫河畔。
土尔扈特部虽然远离故土，但仍然与其他蒙古部落保持密切的联系。1640年和鄂尔勒克携其子书库尔岱青返回故土，在塔城出席了蒙古—卫拉特各部封建主会议，并在《蒙古·卫拉特法典》上签字。后来，土尔扈特人以托忒文将此法典抄写在白缎带上，保存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可汗牙帐中，作为统治的依据。为了维持与准噶尔部的关系，和鄂尔勒克把女儿嫁给准噶尔部的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后来他的孙子朋楚克又娶巴图尔浑台吉的女儿为妻。巴图尔浑台吉的女儿所生之子即为阿玉奇汗。他从小生长在准噶尔部，12岁时，才为其祖父书库尔岱青带到伏尔加河流域。阿玉奇汗曾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和喀尔喀蒙古的墨尔根汗额列克。
土尔扈特人在万里异域仍然坚持喇嘛教的信仰，与西藏保持密切的联系。1646年，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亲赴西藏熬茶进香，在那里留居多年，达赖喇嘛授予他汗的封号。在书库尔岱青之孙阿玉奇时代，土尔扈特继续保持着与西藏僧俗上层人士的往来。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达赖喇嘛授予他汗的封号，并赐以印信。此后阿玉奇一直自称为汗。
在占据青海、西藏的和硕特部首领与清朝建立联系时，书库尔岱青也“附名以达”（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此后土尔扈特首领不远万里，一直对清朝保持朝贡关系。准噶尔部与土尔扈特部关系恶化后，曾一再拦截土尔扈特派往清朝的使团，并阻断土尔扈特人与西藏的联系。后来土尔扈特人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经哈萨克草原、准噶尔牧地入中原的路线，取道西伯利亚、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与北京联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阿玉奇汗的使臣沿此道抵达北京，受到康熙帝的接见。康熙决定派出以殷扎纳为首的使团随来使一同回访土尔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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