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渴石南行不远便是粟特故地的南界拜孙套山脉，山中的铁门关自古以来是粟特与大夏的自然分界。明朝使团一路西南行，越铁门关，继续西南行抵阿姆河边的迭里迷（Termez）（今乌兹别克斯坦通往阿富汗的渡口捷尔梅兹）。渡河后进入呼罗珊地区，经八剌黑（Balkh）（今阿富汗北部边境马扎里·沙里夫（Mazar i Sharif）之西的巴尔赫），沿阿姆河谷地而下，经安都淮（Andkhuy）（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安德胡伊（Andkhvoy））后南行，历买母纳（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买马纳（Meymaneh））、丫里马力（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阿勒玛尔（Almar））、海翣儿（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盖萨尔（Qeysar））、车扯秃（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切察克图（Chechaktu）），由此转向西至马剌绰（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马里·察克（Mari Chaq）），复向东南，再一路向南行7日，至沙哈鲁驻地哈烈城（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据明抄本影印《西域行程纪》）。
这次出使明朝使团途经16个国家，受到西域各民族人民的欢迎，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团归国时，哈烈、失剌思（今伊朗设拉子（Shiraz））、俺都淮、撒马尔罕和今新疆的火州、吐鲁番等地的首领都遣使随团同行，向明朝入贡。
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使团与随行的西域各国使者到达北京。陈诚受到明成祖的封赏。次年秋，上述西域各国使团离开北京归国，明成祖命鲁安和陈诚与之同行，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距上次出使归来不过8个月。明政府命使团携带礼品赐给驻守撒马尔罕的沙哈鲁之长子兀鲁伯（Ulugh Beg，此名为突厥语，意为“大官人”）、安都淮的首领赛赤答阿哈麻答罕、哈烈的沙哈鲁和失剌思的首领亦不剌金。此行所取路线与上次出使不同，沿天山南路西行，从新疆喀什附近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并拟赴波斯的亦思弗罕（今伊朗的伊斯法罕（Isfahan）），所以使团还携带了赐给费尔干纳盆地的俺的干（即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安集延（Andijan））和亦思弗罕城首领的礼品。此次出使历时两年，陈诚等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四月回到北京。
与陈诚一起到达北京的有帖木儿帝国的使臣阿儿都沙。同年九月，阿儿都沙启程归国，成祖又命李达与陈诚同行出使西域，这次使团还携带了赐给使团所经地哈密王免力·帖木儿（Melk Temur）和亦力把里王歪思（Uais）的礼品。陈诚等完成出使之后，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回北京。明朝的这次出使在帖木儿帝国的史料中亦有记载。
次年春，明政府又计划派陈诚出使西域，但因为这年四月初八发生明皇宫突然失火的事件，明政府下令“大赦天下，停止四夷差使”，这次出使未能成行。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政府恢复与四夷交往，于四月间派陈诚出使西域。陈诚五月从北京出发，历数月抵甘肃，正准备出嘉峪关时传来明成祖去世的消息，停止向四夷遣使，于是陈诚被召回北京。
陈诚在十年间，三度出使西域诸国，为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和平交往贡献了力量，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他归国后撰写的《西域行程记》记载了从我国河西前往今阿富汗西部地区的详细里程。他的另一部著作《西域番国志》记载了哈烈、撒马尔罕、俺都淮、八剌黑、迭里迷、沙鹿海牙、塞蓝、渴石、达失干、卜花儿（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养夷、别失八里、于阗、崖儿城、盐泽（今吐鲁番艾丁湖）、鲁陈、哈密等17处地方的见闻，是有关15世纪初叶西域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四）明成祖的国书
洪武年间，帖木儿一直忙于对外用兵，因此对明朝卑辞请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帖木儿向明朝贡马，并上书称赞明太祖的伟大，说明太祖的福气超越万古，自古帝王未服之地，明太祖皆征服之。商贾来华都亲见中国都邑城池富丽雄伟。帖木儿“国中部落”听说明太祖遣送敕书，“恩抚劳问”，都“欢舞感戴”。
帖木儿来书中所提到的明太祖敕书原文今已不存。这封帖木儿答书的波斯文原文也已亡佚，保留至今的只是《明史·西域传·撒马儿罕》条中的汉文译文。上述《明史·西域传·哈烈》也提到了一次沙哈鲁时代与明成祖之间的书信往来。《明史》记载说，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占据撒马尔罕，而其子沙哈鲁占据哈烈，互相不和，曾数度交兵。明成祖派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敕书出使沙哈鲁。敕书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各遂其生。我统御天下，一视同仁，不分亲疏。我曾遣使对你（按：沙哈鲁）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十分满意。过去曾听说你与侄哈里骨肉相残，我很不以为然。宗亲相和，就能抵御外侮。如果连宗亲之间都不和，又怎能与疏者共处？从今以后，应当休兵息民，共享太平。
帖木儿汗国史书《两福星与两海洋之聚会》（Matla'al Sa'dain we Majma'al Bahrain.）收录了一则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其汉译曰：大明皇帝诏谕撒马尔罕国沙哈鲁把都儿，皇天生万物，使凡在天之下，地之上，莫不熙然宁处。朕以皇天之灵，为天下万物主，寅遵天命，临御宇内黎庶，无有遐迩，一视同仁，期咸能安居乐业。前闻尔仁智过人，能遵天命，关怀民瘼，慎治甲兵，恩辑其属，朕甚嘉之。故遣使锡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以表朕意。使至尔处，受命甚恭谨，遵事朕躬。大小人民，莫不欢跃，即遣使来朝，贡马匹方物，以明尔之忠诚，嘉锡殊宠，尔实应得无愧。前者元社既屋，尔之先人帖木儿驸马（Timur Fuma）能识天命，归藩太祖高皇帝，贡献不绝，以故朝廷加恩于尔遐僻之国，使得艾宁无事，人民亦皆安谧。朕闻尔能继先人遗志，恪守旧章。今遣都指挥（Dujihui）白阿儿忻台（Bai al Hintai），千户某，百户某，及随从若干人，赉敕赐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及他色物件，示朕眷遇之意，期此后信使往来，朝聘不绝，商旅安然互市，各遂其欲。尔从子哈里锁鲁檀，实尔懿亲，当务敦睦，宜信朕言，恪遵所命勿替。钦此。把上述《明史》中所载明成祖的国书与波斯史书所记明朝皇帝的敕文相比较，立刻可以发现，两者源于同一祖本。《明史》所记较略，当是明成祖国书的节录，在波斯史书中记载较详，当是明成祖国书原文的波斯文本。波斯文中原本有一个与汉文“驸马”相当的词：“古列干”（gurgan），源于突厥语。而上述敕书的波斯文译文中，却不用这个词，把“帖木儿驸马”音译为Timur Fuma。波斯文译本遵从汉文敕书格式，凡遇到“大明”（Daiming）、“皇天”（Khudawand）、“太祖高皇帝”（Taizui Padshah A'li）等词时，均另起行顶格书写，足见是直接译自汉文敕书。
《明史》提到，沙哈鲁接到白阿儿忻台带去的敕书之后，遣使入明上表朝贡，所进贡品有狮子、西马、文豹等，但明代汉籍失载沙哈鲁的表文。值得庆幸的是，上述波斯史籍收录了沙哈鲁致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原文。表文起首句为：“沙哈鲁锁鲁檀致书大明皇帝陛下，敬问圣安”。然后谈到伊斯兰教的信仰问题，说过去天降大智全能的阿丹（亚当），其子孙中亦不剌金’Ibrahim，今译为伊卜拉欣，即犹太教、基督教中的亚伯拉罕（Abraham）。木萨（Musa，即犹太教、基督教中的摩西（Moses））、达伍德（Dawu't，即犹太教、基督教中的大卫（David））、穆罕默德都是别谙八儿（Peighambar，意为“先知”、“预言家”）。他们传达的圣言，为各民族所遵守。成吉思汗后裔居于钦察、波斯的两支都信奉了伊斯兰教，希望明朝也皈依伊斯兰教。
后来明成祖又遣李达出使波斯，沙哈鲁派出使臣白不花随李达回访明朝，向明成祖进献狮子和西马。明成祖于是派出李达、陈诚出使西域，又一次向帖木儿帝国朝廷递交了明朝的国书。这件国书的汉文原本今已无存，但其波斯文译本在帖木儿汗国史书《两福星与两海洋之聚会》中保留了下来。在国书中，明成祖没有正面答复沙哈鲁提出的希望明成祖皈依伊斯兰教的要求，但称赞沙哈鲁是皇天派来统治回回之地的君主。信文在提及沙哈鲁国王时，与出现“大明”、“皇天”这些字眼一样另起行顶格书写，并以沙哈鲁的王号“锁鲁檀”称呼之（参见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重刊于《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由此可以看出，明政府通过与西域的交往，了解到沙哈鲁统治地域的广大，承认他是一方的君主。
（五）沙哈鲁的使团
在明代访问过中国的波斯使臣的报告中，最著名的是盖耶速丁·纳合昔（Ghiyath al Din Naqqash）的《出使中国记》。据他记载，1419年，帖木儿王朝派出一支使团访问明朝，使团中不仅有沙哈鲁国王的使臣，还有驻守撒马尔罕的沙哈鲁长子兀鲁伯、驻守亦思弗罕的沙哈鲁次子亦不剌金等人的使臣。盖耶速丁是沙哈鲁之第三子拜升豁儿的使臣。他的名字的第二部分纳合昔（Naqqash）在波斯语中意为画匠，因此又被称为画师盖耶速丁。他在出使过程中从离开哈烈第一天起就逐日记笔记，记录他在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归国后依照笔记写出出使经过。
盖耶速丁所在的使团于1419年离开哈烈，恰在陈诚第三次出使西域之后。使团经巴剌黑抵达撒马尔罕。据他记载，2个月前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派出使臣随同到那里访问的一支明朝使团去中国。盖耶速丁等其他各位王子的使臣，与另一些明朝使臣一起启程前往中国。他们一行经过达失干、赛蓝后，进入亦力把力（东察合台汗国）境，当时其国内正发生内乱，歪思汗夺得政权。迎接他们的是朵豁剌惕部异密。为躲避瓦剌人，他们沿陈诚出使路线逆行，经伊犁河上源支流孔葛思河（今巩乃斯河）和裕勒都思，翻越天山后西行，经吐鲁番、火州、哈密、嘉峪关、肃州、甘州和河北真定，于1420年12月14日到达北京。整个旅途花费1年零20天。使团在北京停留5个多月后启程归国。经山西平阳、甘州、肃州、嘉峪关。在归程中，使团没有取道亦力把力，而是沿天山南路到达于阗，再西行经喀什噶尔、俺的干，由此转向南经吉萨尔（Qisar）、撒德曼（Shuman）（均在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附近）、苏尔汗河流域、迭里迷、巴剌黑等地，于1422年8月29日返回哈烈城向沙哈鲁国王复命。其往返共计2年零10个月。
盖耶速丁的《出使中国记》与其他旅行记有很大的不同。多数旅行记是旅行者返回后根据回忆写成的，但盖耶速丁的游记则是根据他的日记整理出来的。这使他的《出使中国记》的可信性很高。盖耶速丁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看待明朝的政治、军事、制度、民情，一切对他都十分新鲜。他提到了中国边防的烽火报警制度：在明朝的边境上筑有许多烟墩（烽火台），互相之间的距离在视距之内。每座烟墩驻有10名士兵，一旦有敌情，立即燃烟。这样1日之内可将3月程之外的敌情传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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