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吉——太子
洪台吉、浑台吉、黄台吉、皇太极等——皇太子
福晋——夫人
济农——晋王
宰桑——宰相
女真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与今居于黑龙江下游中俄边界两侧的赫哲族（在俄方称为那乃族）语言最为接近，与满语、锡伯语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操与女真语相近语言的民族有许多分布于今俄罗斯联邦西伯利亚东部地区。
女真文仿契丹文，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女真大字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代由学过契丹文和汉文的希尹和叶鲁创制，颁布于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金熙宗时又创制了女真小字，于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金亡后，入居汉地的女真人多数汉化，只有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仍然持用女真文，此外高丽也有人通女真文。明永乐年创立四夷馆时，因为东北的女真各部向明进表多用女真文写成，于是在四夷馆中设有女真馆，教授女真语，培养女真文翻译人才。现今留存的女真文为女真大字。
女真馆编写的汉—女真对译分类字书称为《女真馆译语》，它也像其他几种“译语”一样，分为两个版本系统，一类称为“永乐本”，包括女真字、汉译和汉字音译三部分；一类称为“会同馆本”，只有音译的女真语和汉译，没有加注女真字。这两种《女真馆译语》是分别编成的。《女真馆译语》可能在元代便以某种形式存在，而元代的女真字书又可能沿袭了金代教习女真文的字书。
现存的“永乐本”《女真馆译语》将女真语词汇划分为19个门类，其中最全的本子共收录917条语汇。这些女真文字资料对校正、补充《金史》中未见的或歧出的姓氏，研究女真与其他操相似语言的民族（包括满族）的关系，探求女真各族与蒙古、突厥和汉族的文化交流史和明朝与东北、北亚各部的关系都有重要的价值。
女真馆留下的文献中还有《女真馆来文》79篇，多为东北女真各部首领向明政府进献贡品、讨求回赐和封赏的表文。其文时间上起永乐末年，下迄嘉靖初年。从研究女真语言的角度看，女真馆“来文”显然不是母语为女真语的人写成，一般是以女真字按汉语语法排列而成，几乎没有一句符合女真语语法构造。由此可以断言，这种“来文”一定是先写汉文表文，再逐字逐句地译成女真文。按明代制度，藩属各部进贡时必须持有表文。估计有些女真首领曾贿赂四夷馆臣代拟表文。这些代拟的表文后来存档于女真馆，便成为女真馆“来文”。
尽管如此，女真馆“来文”仍然是研究明代东北亚大陆各民族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从“来文”提到的进贡各部的分布范围看，当时向明朝臣服的女真部落多分布于今东三省。有些进贡者来自今国界以外，如位于今俄罗斯联邦乌苏里江的双城子以北的海西女真塔罕山卫的都督佥事李加父祖三代、位于今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直至乌苏里江入日本海处的海西女真哈儿分卫指挥使亦笼哈祖孙三代、位于今俄罗斯联邦黑龙江下游的屯河卫指挥撒亦赤、位于今朝鲜茂山附近的海西女真木剌河卫指挥使车住祖孙三代等。这些资料反映了东北亚大陆古代各民族与中原汉地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由于女真族与汉族的多方面接触，许多汉族词汇进入女真语。如女真语中的京、府、州、县、宫、殿、楼、堂、砖、瓦、斤、两、王、公、侯、伯、将军、指挥、尚书、侍郎、和尚、道士等词皆直接取之于汉语（以上参见金光平、金启宗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道尔吉、和希格著：《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2）内陆亚洲语文系——回回馆与高昌馆
阿巴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后，大食帝国的中心东移，内陆亚洲地区的书面语成为波斯文。从元代开始，中原人把这种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波斯文称为“回回字”。北朝末期，突厥汗国的兴起使操突厥语民族逐步向西迁移。宋元明时代，畏兀儿文是西北操突厥语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种自西向东的伊斯兰化浪潮和从东向西的突厥化运动，使波斯文和畏兀儿文成为宋元明时代中原汉人与内陆亚洲居民交往的主要书面语言。在四夷馆里，负责教授波斯语和畏兀儿语的分别是回回馆和高昌馆。如果将四夷馆视为一所亚洲学院的话，那么其中的回回馆和高昌馆就相当于它的内陆亚洲语文系。
回回馆所编之波斯语教材保存在《华夷译语》中，称为《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回回馆译语》分为两种版本系统：“永乐本”和“会同馆本”。“永乐本”包括“杂字”和“来文”两个部分，其中“杂字”即《回回馆杂字》。
《回回馆杂字》是一部汉—波斯语分类词汇对照表。当时学者们尚不知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办法，故采用分类排列法，与《华夷译语》的其他语种大同小异，相当于今天的分类字典。《回回馆杂字》的“正文”成书较早，最好的本子共收波斯语词汇777个；“杂字补”包括波斯语词汇333个。“正文”与“补”合计共收波斯文词语1110个。
“来文”包括明代哈密、吐鲁番、撒马尔罕、白勒黑（阿富汗巴里黑Balkh）、白思勒（今伊朗巴士拉Basrah）、敌米石（今叙利亚都城大马士革Dimishq）、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小密思儿（今埃及）等中亚、西亚各地使臣入明进贡时，所献的贡表26篇。其中一些贡表的语言生搬硬译、错误百出，并不是使臣出使时由其本国政府颁发的。可能进呈者本人不是官方使臣，而只是普通商人。进入汉地后为了享受免费乘驿之利，并便于与明朝官方打交道，谋取利益，便伪称为使臣。这些回回商贾专门找懂波斯语的汉人（或回回人）临时伪造书写外交文书和贡表，带到朝廷，借以证明身份。朝廷识波斯文的人不多，很容易受骗。这些伪造贡表被汇入回回馆文档后，留存至今。伪造撰写者具有某种波斯语方言背景，波斯语程度并不很高，生造的痕迹很明显。估计撰写者是在回回馆学会波斯语的人，或是离开故土数代的回回人，甚至可能就是回回馆的职员。
“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只有“杂字”部分，没有“来文”部分。其“杂字”只有“正文”部分，没有“杂字补”。
由于编写《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的四夷馆和会同馆均为明代设立的涉外办事机构，故一般人很自然地把它们看作明代作品。但是在近年来国内学者进行的“华夷译语”调查中，发现了一种清袁氏贞节堂抄本的《译语》。这部《译语》第69页至80页为《回回译语》。全书共分为17门，收波斯语词汇673个。其最后一页上有原抄者手书的一方八思八字篆体“太尉之印”官印。印上方题署“太尉之印宣光元年十月日中书礼部造”。这一题记说明，此抄本底本上所盖之八思八篆字“太尉之印”，为北元政府中书礼部于宣光元年（1371年）所铸。以此观之，此抄本中的《回回馆译语》所据底本的最早抄录时间在明初，而其祖本则很可能成书于元代（同一抄本中所收的《河西译语·人事门》有“大明国，我都喇”，说明这一《河西译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在明代，但其初编年代大约在元代，或者元时已经有一个初具规模的底本）。
这部《译语》只有汉字音写和意译，其中的“高昌译语”在这里被称为“委兀儿译语”，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华夷译语”中的第三种会同馆“华夷译语”（丙种本）一致，特别是其内容也与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几乎完全一样，这说明它就是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的祖本，同时也证明了在《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的不同文本中，会同馆本最为古老，应该是在元代编成的。大概也与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中穆斯林语文教学活动的教材有关。
高昌馆也是四夷馆中的一个馆，负责畏兀儿文的教习和译写工作。目前留下来的高昌馆文献主要是《高昌馆译语》（或称《高昌馆杂字》）和《高昌馆课》两部分。《高昌馆译语》与其他诸种“译语”一样，有两个版本系统。一种是附有畏兀儿字的，称为“四夷馆本”；一种不附畏兀儿字，称为“会同馆本”。附有畏兀儿字的与《鞑靼馆译语》一样，先给出番文，次解词意，再注汉字译写，如第一个词为“tengri，天，腾克力”。第二种版本的式样如同《至元译语》，只有畏兀儿语词汇的汉字注音和汉译，其划分门类和所收字书也少于第一种版本。这两种《高昌馆译语》是分别编成的。第一种编成的时间当在永乐时代，第二种很可能是在元代流传下来的某种《高昌译语》本子上修改而成的。
内陆亚洲许多地区流行突厥语。明朝沿袭元朝旧例，与内陆亚洲诸部往来的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由高昌馆负责译写。据清代江繁的《四译馆则》记载，明代与清初高昌馆负责与“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等地的文书交往。这些高昌馆译写的文献中有不少遗留至今，大多保存在《高昌馆课》之中。这些文献包括西北各部、各国首领向明朝进贡、请赏、求封的文书。从署名看，近者来自甘肃西部地区；次近者来自今新疆境内各地，如哈密、吐鲁番（包括高昌、柳城等）、曲先（库车）、兀端（和田）；远者越出今中国国界，如把丹沙（今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交界处东部巴达哈商地区）和亦力把里（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直至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地区）；最远者来自黑娄（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
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Ligeti）曾对收集到的41篇“来文”作过研究，我国学者胡振华、黄润华出版的《高昌馆课》中收集了高昌馆“来文”共89篇。笔者1993年冬在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夏德藏品中发现了两篇未经研究的“来文”。这些“来文”一般为汉文与畏兀儿文对译文书，不论汉文还是畏兀儿文都是以毛笔写成，凡文中提到“朝廷”、“大明”、“圣旨”等词时，一律重新起行顶格书写。
由于发现了《高昌馆译语》和《高昌馆课》，学者们才掌握了阅读畏兀儿文的钥匙，使大量从唐末到清初近千年期间写成的古回鹘文（畏兀儿文）文献的内容为世人所知。经学者译读，高昌馆“来文”中的畏兀儿语并非地道的畏兀儿语口语，不可能由母语为东部突厥语的人写成。这说明这些“来文”并非真正的外交公文，可能是这些地方的使臣或商人到达中国边界之后，请汉人写成的。从文字风格看，应当先写成汉文部分，再逐字逐句地译成畏兀儿文（参见胡振华、黄润华：《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拉丁字母转写本》，新疆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二）察合台文的出现
突厥学家把14世纪以后以波斯字母拼写的东部突厥语称为察合台文。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与它的关系最为密切。
8世纪以后，自西向东传播的伊斯兰文化和由东向西迁移的操突厥语诸部显著地改变了中亚的文化面貌。唐和唐以前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书面语言如粟特文、和田文等，在伊斯兰化的浪潮影响下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所取代；在突厥化浪潮的影响下，突厥语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民间最为流行的语言。
在哈剌汗王朝，操突厥语的文人习惯于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但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的突厥语词汇，以波斯、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语词汇的风气逐渐形成。13世纪的花剌子模突厥语文学作品和13、14世纪波斯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以波斯字母拼写的突厥语—蒙古语词汇。
这种趋势在15世纪逐渐发展为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本身，这样就产生了察合台文。由于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察合台文中混有大量原文照录的波斯文、阿拉伯文词汇。其语言基础是突厥语中的中亚方言。蒙古时代中期，特别是都哇汗以后，察合台的名字成了察合台汗国，特别是西域操突厥语游牧民的代称。这种文字虽然被称为察合台文，但蒙元时代并未流行开来。它的广为流传是在帖木儿汗国时代，后来不但取代了畏兀儿文和叙利亚字突厥文，而且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中亚东部和我国西北地区操突厥语各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宋以后我国内地人对西域语言文字的认识，与西域文化变迁的历史步伐不完全一致。元廷与西北诸汗国及域外各国交通一般使用波斯文，这与当时波斯文是穆斯林东方世界的通行书面语的历史地位相一致。大量的西北人入居内地，使畏兀儿文与波斯文也传入内地，在元大都有教授畏兀儿文和波斯文的官私学校。
元亡后，明朝全盘继承了元朝时内地人关于西域的知识，继续把波斯文与畏兀儿文作为与西域各地区、各国沟通的官方公务语言。四夷馆中与西域有关的是高昌馆（教习畏兀儿文）和回回馆（教习波斯文）。
中亚突厥语的书面语转为察合台文的变化，很快就在西域各国致明朝官方的公文中体现出来。正德年以后，西域致明朝政府的文书中有些已经以察合台文写作。明朝译员和官员把察合台文称为“高昌话回回字番文”（参见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