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随着中原与西域之间政治联系的空前密切，中原艺术也大规模地传入西域。汉族的审美观深深地影响了西域，汉地习见的莲花、牡丹、凤凰、飞鹤图案普遍为波斯及其周边地区所接受，在绘画、纺织品和器皿上反复出现。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朝虽然一直与波斯的伊利汗国为敌，但并不能阻止伊利汗国思想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马木路克图案艺术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汉地的莲、牡丹、龙、凤等图案通过伊利汗国传到埃及，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是当地陶工模仿的重点产品。

    蒙元帝国灭亡后，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并未随之断绝，相反出现了一个东西文化艺术交往的新高潮。以中原汉地龙的形象装饰把手的陶、金属和宝石器皿，在波斯及其周围地区大量出现。精美的明代瓷器成为当地陶工争相模仿的对象，他们制作的陶器不仅从外形上模仿明瓷，而且也使用青花，青花陶在呼罗珊的波斯东南部大量生产。

    明人把立国于亚洲西部的奥斯曼帝国称为鲁迷。“鲁迷”这个名称来源于Rom，即罗马。这是中亚操突厥语民族对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传统称呼。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之后，人们继续以鲁迷称呼之。奥斯曼帝国对明朝的瓷器极为珍爱，王宫、贵族都收藏中国瓷器。1478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修建了托普卡普宫，此宫最富有特色的收藏是中国瓷器。宫中有宋、元、明、清瓷器1万余件，包括元末明初的青花大碟、大钵，元明时代的各种青瓷。这里是海外中国古瓷的最大收藏地。宫中收藏的一只明代青花瓷碗，上有苏东坡《赤壁赋》的全文及游赤壁图。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奥斯曼工匠为许多中国瓷器加上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银镶边、镶口、镶底、把手。研究者发现对中国瓷器作金银包镶并非出于装饰的目的，其真正原因是，这些中国瓷器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当地的工匠通过金银包镶使这些破损的瓷器能够继续使用。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原产于中国的瓷器是何等珍贵。

    为了适应市场对中国青花瓷器的需求，奥斯曼帝国大规模地仿制青花陶器。小亚半岛上的伊兹尼克（Iznik）（即拜占庭帝国之重镇尼西亚城（Nicaea））成为青花陶的重要产区。16世纪，奥斯曼王朝在与波斯、地中海东岸国家的斗争中获胜，中国商品输入其地的障碍减少了，上层社会需求中国瓷器的问题得到缓解。但伊兹尼克地区仍然生产青花陶，其产品转为面向大众消费。这一时期奥斯曼青花陶与波斯萨法维叶王朝的青花陶同步发展，深受明宣德瓷器的影响，能够制造大直径的盘，也采取了釉下彩技术。

    中国艺术很早就传到西方。751年唐朝在中亚的怛罗斯败于大食，大批中国官员、士兵被俘。这些被俘的中国人有些被押送到大食，其中有一位名叫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侄。他在大食看到有中国画师在作画。10世纪大食著名地理学家马素迪（Mad'udi）曾在其著作中提到，那时有一位中国人在集市中卖画，画是绘在一幅绢上，画面是一只鸟栖息在一棵草上。这幅画在集市上展示了很长时间，每个路过的人都为这个中国人画得如此栩栩如生而赞叹。只有一个人强烈贬低这幅画，于是中国画师把这个人带到苏丹那里，问他哪里画得不好。这个人指出：世人皆知鸟是不可栖息于直立的草上，因为鸟的重量会把草压弯。于是这位中国画师重新画了一幅画，把草画直，而鸟则飞在空中。马素迪记载的故事说明中国画在唐末宋初已经传到西亚，并为当地人民所欣赏。美术史专家研究了这段记载，认为这个记载很可信，因为鸟是宋代工笔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大食帝国后来陷于分裂，统治埃及的是法蒂玛王朝。这一时期的大食绘画中有一个流派称为“法蒂玛画派”，深受中国画风影响（马丁：《波斯、印度和土耳其的工笔画和画家，8—18世纪》（F.R.Martin：The Miniature Painting and Painters of Persia India and Turkey from the 8th to the 18th Century），卷1，伦敦，1912年，第6页）。

    波斯与中国的绘画是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绘画不重色彩，而波斯美术色彩强烈。在蒙古时代以后，波斯绘画中出现了几种新现象：一是画中的人物大量出现汉人和蒙古人，这反映了当时波斯伊利汗国作为元朝藩属的历史现实；二是中原特有的图案，如想象中的动物龙、凤出现在波斯绘画中，这反映出当时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三是中原绘画技法传入西域，中国人对艺术的审美观也影响了波斯艺术家，波斯出现了只用墨笔勾画的作品。波斯工笔画受到汉地工笔画的影响很大，以致于美术史学家认为“中国画是波斯工笔画之父”（马丁：《苏丹艾哈迈德扎剌亦儿诗歌手稿中的帖木儿时代的工笔画》（F.R.Martin：Miniatures from the Period of Timur in a MS of the Poems of Sultan Ahmad Jalair），维也纳，1926年，第19页）。

    现有汉文和波斯文资料都说明，洪武、永乐两朝是明代中国与波斯联系最密切的时期。这一时期帖木儿王朝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是中国画的临摹品。这个临摹中国画的画派在穆斯林绘画史上被称为“帖木儿画派”。波斯画师们认为，帖木儿画派的鼻祖是龚大师（Ustad i Gung），他是一位哑巴。这位龚大师的名字很像中国人名字，他可能因为不会波斯语而被当作哑巴。关于他本人没有什么资料传下，他的学生中有一位是不花剌人，名张格尔大师（Ustad i Jahangir），很有名气（马丁：《波斯、印度和土耳其的工笔画和画家，8—18世纪》卷1，伦敦，1912年，第28页）。

    虽然很少有资料提到明朝与萨法维叶王朝的往来，但明末萨法维叶王朝著名的阿巴斯国王（Shah’Abbas）统治下的亦思法杭（今伊斯法罕）城深受明朝风气的影响，上层妇女着装模仿明朝妇女，当地画家临摹中国宋元时期的绘画作品（布洛晒（E. Blochet）：《12—17世纪的穆斯林绘画》，原文为法文，兹据Cicely M.Binyon英译本Musulman Painting，XⅡth XVⅡth Century，伦敦，第62—63页），主题有花鸟、书生和仕女等。

    结束语

    在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整日为生存而忙碌。人们把所能得到的一切可吃的东西都作为食物，不论是猎获的，还是采集的。因此可以说，那时除了人类分属不同的种族、居于不同的地点以外，世界各地的人们从生产、生活方式来说没有多大区别。随着时代的推进，人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雨水充沛、气候宜人的地方，人类从采集发展出农业，降水较少的草原地区的人类从狩猎发展出畜牧业。

    欧亚大陆各主要国家的历史，都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往和斗争的历史。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仅是欧亚大陆历史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在历史上还扮演着东西文明交往的中间人作用。草原丝绸之路，是现代运输工具和交通线出现以前东西方民族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

    今天，我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和睦时期。历史上曾经反复发生的游牧民族与定居农耕民族之间的对立已经不再存在，从内蒙古草原到天山草场的草原民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食品——奶制品，已经成为全国城乡人民喜爱的食品。草原出产的畜产品——皮、毛也成为我国各民族服饰的重要原材料。汉族的茶、蔬菜、水果，内地的工业品大大地丰富了草原人民的生活。大批汉族人民移居西北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一起建设边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几个中亚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与我国的关系迅速发展。蒙古也成为我国的友好邻邦。50年代建成的中蒙古铁路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新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线。我国的兰新铁路向西延伸工程已经完成，与哈萨克斯坦的铁路网连接起来，被誉为新的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曾经造福过亚洲人民，在今天和将来仍然有其意义。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未来的世界要发生变化。中国将在数十年之内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工业大国，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蒙古、前苏联几个中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有一个共同特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它们都远离世界主要的工业中心，没有自己的出海口。在新的世纪，它们将与我国结成新型的关系：我国必将成为它们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国，我国也必将成为它们丰富的农业、畜牧业和矿业初级产品的主要市场。新的草原丝绸之路将成为我国与这些邻邦友好往来的纽带，它还会继续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