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找到了巴比伦第四王朝时期的巴比伦城遗址，其城墙长13.2公里，每隔44米筑一座塔楼，总数达300余座。城北门为两重，高达12米。王宫中有高达25米的大土台，上植花木，被誉为“空中花园”，是古代著名世界奇观之一。
古代埃及人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之间保持着联系。
（二）印度河古文明
古代次大陆文明即古印度文明。古印度指今南亚次大陆，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古印度的原始居民大约为达罗毗荼人和操南岛—马来语的种族。古印度文明指分布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已经发现遗址百余处，其中最著名的是信德省的摩亨佐·达罗遗址，这是一处面积达260公顷的古城，不见于任何历史文献，其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其城墙高大，城中建筑大部分以砖头砌成，布局合理，街道大致为东西、南北向，主要街道宽达10米，拐角处为方便交通而将墙角砌成弧形。城市建有砖砌成的拱形排水系统。城内居民使用井水，井壁亦以砖砌成。城市居民贫富相差悬殊。
哈拉巴文化的居民已经进入铜器时代，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种植大麦、小麦、棉花、胡麻、蔬菜等，饲养骆、牛、羊、猪、狗等家畜以及家禽。哈拉巴文化的居民已经创制了象形文字，考古学家们在发掘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镌刻着牛的图案和文字的印章。这种文字的释读工作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哈拉巴文化的居民通过印度河，进入阿拉伯海，航行远达波斯湾或驶入红海，与西亚文明保持着联系。
哈拉巴文化从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开始衰落，至公元前2千纪中叶消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种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消失，现在还不清楚。现存史籍没有提供任何记载，多数学者把哈拉巴文化的毁灭与雅利安人的入侵联系起来。
大约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许多操印欧语的部落从中亚进入印度西北，他们自称为雅利安人(Ariya)，意为“高贵的”。雅利安人原先是游牧民族，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下来以后，逐渐接受农耕生活方式。至公元前1千纪初时，雅利安人已经广泛分布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各地。雅利安人与印度的原有居民一起，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印度文明。
古代印度人通过多种渠道，其中包括经过缅甸、云南的陆路和东南亚的海路与中国保持联系。
（三）东南亚的先民——昆仑人
语言学者们把今东南亚及其周围地区的语言称为“南方语系”，其分布范围东达南太平洋诸岛，西达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马来语系诸语言是其中最重要者。这块辽阔地区的原始居民应当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从东南亚逐渐迁去的。学者们估计最初的操马来语的居民迁出马来半岛，航海进入今印尼诸岛、菲律宾诸岛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在操马来语的居民向太平洋诸岛迁移的同时，起源于我国东南的百越族逐步进入东南亚。
东南亚的中南、马来亚两个半岛插入大洋之中，无数的岛屿分布在辽阔的洋面上，气候温暖，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东亚海商进入印度洋、西亚以及印度番客前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尤其在航海技术不甚发达，船队尚不具备远航能力，依靠地文导航，必须沿途取得补给的古代，无数的岛屿更是太平、印度两大洋之间海上交通的理想跳板。世界上许多文明的传播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而古代东南亚却是一块各方商贾汇集的地域。北方的汉文明、西方的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文明、西亚的伊斯兰文明都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因通商得以在这里落地生根的。
善于航海的东南亚土著居民，在古代中国史籍上被称为“昆仑”人。他们以自己的物产与远道而来的各国海商交易；他们的海舶被称为“昆仑舶”，出入于中国、印度、阿拉伯海各地；他们因自己丰富的地理知识和航海经验而扮演着东西往来的中介人角色。东南亚海商的这种地位，直至15世纪才被欧洲人逐渐取代。
5.早期的东西航路
（一）通向已程不国的上古海路
最早具体提到东西海路交通的是《汉书·地理志》，它描述了从今广东沿海经中南半岛、东南亚前往“黄支国”和“已程不国”的海路。当时从汉境启程的起点一般是日南（今越南广治省）、徐闻（今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与合浦（今广西北部湾边合浦县）等处。由这些地方出发，船行5个月，至“都元国”；再继续行4个月可至“邑卢没国”；复航行20余日，至“谌离国”。由此步行10余日达“夫甘都卢国”。从此国船行约2个多月，抵“黄支国”。黄支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其民俗大约与当时的海南岛差不多，自汉武帝时代便多次遣使贡献。再向南还有“已程不国”。直至此国，汉朝都可用自己的译员。返航时汉舶从黄支国行8个月，抵“皮宗”，再由此行2个月回到日南。
对于这条航线，许多学者作过研究。人们一般认为离开汉境5个月后所达之“都元国”，可能就是唐代贾耽所提到的“罗越国”。今马来亚半岛东南部，靠近新加坡海峡处有河名Dungan，似为“都元”的字源。第二站“邑卢没国”应即《唐书·南蛮传》中提到的“拘蒌密”，大食地理学家称为Rahmi、Rahma或Rahman等，其地应在今缅甸南部注入莫塔马湾之锡唐河入海处。第三站“谌离国”约为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古国“蒲甘”，汉舶过“邑卢没”之后，先向东南行至伊洛瓦底江河口，再溯河而上。第四站“夫甘都卢国”应为旧蒲甘，即今缅甸太公城，濒临孟加拉湾。“黄支国”应为今印度南部东海岸泰米尔那度省的首府马德拉斯以南的建志补罗(Canjeeveram)，而“已程不国”则应为今斯里兰卡。返航时所经的“皮宗”可能就是今马六甲海峡东部的Pidang岛（香蕉岛）。《汉书》中的这段记载说明西汉时中国的商舶和使臣已经可以从中国直航印巴次大陆的南端。
但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当时船小，抗风浪能力差，不宜深海航行，所以船行至马来半岛克拉(Kra)地峡东岸后，便舍舟登陆，向东跋涉，经今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再西航经孟加拉湾抵达印度东南部（许云樵：《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载《南洋学报》卷5，第2辑（1942年），第26—37页，转引自张难生、叶显恩：《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载《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1月，第3页)。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当时的海船还不能远离大陆，只能沿着东南亚大陆的曲折海岸航行，所以航期极为漫长。途中在某些地段弃舟登岸，海陆转接也是可能的。
汉代皇帝近侍（黄门）中专门有通晓番语的官员。“黄支国”和“已程不国”都是泰米尔人聚居地，西汉时中国已经有人通其语言。汉使出洋所携主要是黄金、丝绸，途中常有番舶前来交易，贸易利益虽十分丰厚，但亦很危险，除不时有海盗抢掠以外，遇风浪翻船死人之事亦非罕见。
海外交通的基本动力是贸易。西汉时代海外物产已经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据《汉书·平帝传》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同书《王莽传》也提到：“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实际上，犀牛通过贸易进入中国的时间比上述文献记载要早。1955年在广州东山梅花村2号墓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就出土了4枚陶制犀牛角模型，陶胎为红黄色，较残，大小相若，残长10厘米。1960年在广州三元里马鹏岗1号墓出土了15枚陶制犀角模型。其中6枚为青灰色胎，质地极坚硬；其余9枚为红黄色，质地略软，形制相同，底挖空成圆锥形，与角体相应，角尖切平，大小相若，长17厘米，底径6厘米这种陶质犀角模型的照片见《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同墓出土的还有木胎漆扁盒，高34.2厘米，腹部最宽35.9厘米，两面均以朱漆绘犀牛，形态生动，应是番禺工匠据所见活犀牛绘制（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博物馆编：《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随葬器物》，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犀牛产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万里迢迢从黄支国运抵中国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没有重利吸引是办不到的。汉文帝时，南越王赵佗归汉，从他上书朝廷称托使臣陆贾带回贡品中包括有犀角10枚看，犀角当时在统治阶级上层也是极为珍贵的。
1983年发掘了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赵昧墓，其西耳室中出土的大象牙5枚，成堆叠置在一起。每支的长度均超过1.2米，最长的达1.26米，全属粗壮形，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亚洲象的纤细形牙区别明显，应为非洲象牙（麦英豪：《汉代番禺的水上交通与考古发现》，见《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并见邓炳权：《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载《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可见，西汉时印巴次大陆的南端并非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非洲的物产已经辗转贩运，进入中国。这说明，很可能先秦时代，中国与印度洋西部地区及非洲就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西汉时代的这条从华南到印度洋的航路在先秦时代就应已经存在，只不过汉代才见于文献记载。这一时代太平洋—印度洋航海的特点是，船舶的主要动力为季风，航线基本上不远离大陆海岸，航行为中途接力性质。华南与印度以西海域的接触基本上以印度为中介地。
（二）希腊、罗马人东航的水道
自公元前6—前5世纪波斯帝国时期以来，波斯便与希腊不断交往，和战相续。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希腊人的势力深入中亚、印度诸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大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使欧洲与亚洲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但当时欧洲人的触角还只到达中亚和印度。约两个世纪后，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中国与西域诸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首次经过西域人的介绍得知地中海地区的大秦国。东西交通的开通，使中国的消息比较真实地传到西方，中国的丝织品也沿陆、海两路运达地中海岸，远销欧洲：陆路经由大夏、粟特、安息商胡之手，海路须经东南亚、印度、安息，借助当地商贾之力。
罗马贵族生活奢华，追求丝绸服饰成为时尚。丝绸虽然已经传到欧洲，但在罗马帝国时代仍十分稀罕。起初罗马贵族只能用丝绸制作花边饰纹，然后用作衣服襟边的装饰。由于丝绸原料缺乏，罗马人甚至把零星的丝绸边料拆开，抽取其中的丝来用。罗马人喜爱丝绸不仅是因为丝绸轻薄，而且因为罗马人崇尚紫红色。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工匠用某种贝类液汁来制造紫红染料，而恰恰丝料很容易着上这种鲜艳的颜色。
随着东西海路交通的开通，来自中国的丝绸逐渐多了起来。上层贵族们开始有条件穿着丝绸的衣服。据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史家鲁卡努斯(Lucanus)记载，埃及女王克利奥巴特拉（公元前48—前30年在位）所拥有的丝绸衣服曾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其实这位埃及艳后的衣裙原料并不是中国原产的丝绸，而是把中国的绫绮用针拆开，重新织就的。凯撒皇帝也穿过这种重织的丝料衣服，并使用过丝绸伞。普林尼也提到，穿着中国丝绸的罗马少女的体态显得分外婀娜多姿。罗马帝国工匠的这种拆解中国丝绸重新编织的做法，也见于中国史籍。据唐代杜佑记载，大秦人“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纹”（《通典》卷193《边防九·西戎五·大秦》）。缣是一种以多股丝织成的绢，十分致密。罗马工匠拆解的原因可能是丝绸原料过于难得，把多股丝拆开，可织成更多的轻薄绸缎。
埃及的苏伊士地峡地处欧亚非三大陆之间，这个有利的地理位置很早就为人类所知。自从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发现水运比陆运成本低廉，东西之间的贸易因之发达起来。红海自古以来就是来自印度洋的商贾进入地中海地区、泰西水手前往亚洲的天然航道。古埃及时期在红海与尼罗河之间开凿的运河，使属于大西洋水系的地中海与属于印度洋水系的红海得以相通。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