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古斯都执政时，埃及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港是罗马帝国通往东方的门户。当时汉朝的势力已经伸及中亚，在罗马帝国与汉代西域之间的是安息王国。避开安息人的唯一途径是寻找前往东方的水道。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位名叫伊巴露斯的希腊船长曾偶尔到达印度西海岸。公元1世纪初，一位商人阿尼尤斯·普洛卡姆斯(Annius Plocamus)扑买了罗马帝国红海领土的税收，他派出一名获得自由的奴隶布勃里乌斯(Publius)作为他的监税官前往红海地区。这位监税官在航行中遇风，在海上漂流15日后，偶然抵达斯里兰卡（即我国史书记的“狮子国”），在那里停留了半年，然后与斯里兰卡出使罗马的使臣拉西亚斯(Rachias)一同回到欧洲（过去学者们根据普林尼的记载，把布勃里乌斯远航斯里兰卡的史实系于喀劳狄一世（Claudius，公元41—54年）在位时，后根据发现于科帕托以南100公里处通往贝仑尼塞港的道路上的希腊、拉丁文碑铭，才知布勃里乌斯返回的日期是公元6年7月5日）。据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公元23—79年）的《自然史》记载，这位斯里兰卡的使臣拉西亚斯的父亲曾去过“赛里斯国”，即汉帝国（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12页）。这两位罗马水手航行所依靠的，实际上是印度洋上的季风。后来在相当长时期内，印度洋季风便被欧洲人称为“伊巴露斯风”。
这一两次偶然的航行使罗马商贾发现了前往东方的水路。罗马商人们越来越多地出入于印度洋。据斯特拉波记载，当时前往印度的船只每年达120艘之多。罗马帝国的海商们从意大利出发，大约需要花费3个月时间，于10月份到达印度，在那里逗留至次年4月，再利用季风返回。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的拉丁文著作《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的作者是一位定居亚历山大港的希腊人，他曾到过斯里兰卡。据他记载，中国的丝绸在印度的港口装船，在那里装船的还有来自中国的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和医药产品。在罗马人亲自到达东方以前，欧洲人一直以为桂树生长于阿拉伯半岛某处。桂皮在罗马帝国的需量很大，当时的美容品、药品、香膏、香脂等都需要加入桂皮，所以桂皮的价格十分昂贵，1罗马镑的优质桂皮价值1500古罗马银币，即便是劣质品也值50银币（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1页）。
拉丁文献曾提到罗马帝国与中国的贸易。普林尼在其书中还描述了罗马贵族的奢侈之风，说他们除了用珠宝装饰自己以外，还用来交换丝绸。他们“远赴赛里斯国以换取衣料”。罗马人出口最多的是琉璃（玻璃）制品。罗马帝国控制下的地中海地区是世界琉璃制造业的中心。据普林尼记载，罗马每年约有1亿赛斯透斯(Sesterces)的金钱流入印度、赛里斯及今阿拉伯半岛三地（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页）。这是当时罗马帝国与东方年贸易额的大致数字。
（三）大秦王安敦的使臣
西汉商人到达印度以后，发现了印度有海道通大秦，遂有好奇者随附印度商使远赴罗马。据罗马帝国时代史家福罗鲁斯(Florus)于公元1世纪末成书的《史纲》中《安息人的和平与奥古斯都的加冕礼》一章记载，公元前30年代，有赛里斯人与印度使臣一同来到罗马宫廷，进献象、宝石与珍珠。这些使臣在旅途中度过了长达4年之久的时间。福罗鲁斯又说，仅从他们的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一个天地”（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页）。这次出使不见于汉籍记载，大约是中国商人冒使臣之名私下前往罗马。
为了寻求财富，罗马商贾在发现印度洋水道以后，迅速地东进。古代印度洋地区生产黄金的中心是今印尼地区和中南半岛，所以很快在罗马文献中出现了有关记载。公元初年以希腊文写作的作家把今苏门答腊地区称为Chryse，意即“金洲”。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到，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缅甸）国王雍由调遣使入汉朝贺，献乐及幻人（即杂耍艺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仍至千”。这些杂耍艺人自称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通大秦”。这说明罗马商人在到达印度之后，并不满足，仍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赛里斯国”。他们到达缅甸以后，已经得知掸国与汉有关系，终于通过掸国到达洛阳。当时东来的罗马人已经为数不少，除了商人以外，甚至还有艺人。这条通过掸国前往中国的道路早已有之。公元前2世纪，当张骞“凿空”西域，到达大夏（巴克特里亚，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拜孙套山脉(Baisuntau)以南至阿姆河南岸之地），曾发现当地有经印度运来的蜀地出产的竹杖与布。这些蜀地的产品必定是经过云南、掸国，至孟加拉湾，再经过印度北上贩至中亚的。
经掸国前往汉朝的山路艰险难行，通过这条道路贩得的丝绸价值仍然很高。罗马商人不得不继续向东寻找，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们航行到今中南半岛的越南海岸，《后汉书》记载了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向汉“进贡”象牙、犀角之类的商品。汉朝官吏也注意到“始乃一通焉”，即此为汉与两国间首次海上交往，但认为“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后汉书·西域·大秦传》）。上述《后汉书》中提到的大秦王安敦即161年至180年在位之罗马皇帝马尔古斯·奥列尤斯·安东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汉籍中没有留下名字的这位使臣，很可能是一位私商。
二、印度洋上的丝路
1.繁忙的印度洋海路
（一）从远东到红海
从汉末三国至隋统一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南方对西方诸国的陆路交往因南北分割而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路与海外诸番联系。这种客观需要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进而提高了海上行船的安全性。中国与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海上联系。黄武五年(226年)吴国孙权在位时，大秦国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随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孙权朝廷，后来返回本国（《梁书·中天竺传》）。大约在同一时候，孙权派朱应、康泰率使团出访海外诸国。他们回国后，将国外见闻写成《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两书。可惜这两部书已经亡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和《太平御览》等著作中。
留存至今的两晋时代与海外诸国交通的资料虽然较少，但当时记载异域外国的书籍已经开始大量出现。据《隋书·经籍志二》记载，唐初可见这类书籍尚有：沙门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1卷、释昙景的《外国传》5卷、释法盛的《历国传》2卷、无名氏的《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5卷、无名氏所著《交州以南外国传》1卷、后汉议郎杨孚著《异物志》1卷和同一作者的《交州异物志》1卷、无名氏的《日南传》1卷、无名氏的《林邑国记》1卷、无名氏的《诸蕃风俗记》2卷、无名氏的《诸蕃国记》27卷、朱应的《扶南异物志》1卷等。
与印度洋交通的发展便利了东西往来，来华外国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他们带来的异域奇货也越来越多。《艺文类聚》卷85记载，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国使臣自广州来贡，“众宝既丽，火布尤奇”。三国时外国人在东南港市已经不再罕见，据《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记载，当时广州地方官出巡，“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
由于地理知识的增长，海商、水手们已经注意记载航行所经海区的情况。从东汉时代开始，我国南海水域在历史文献中已经开始称为“涨海”，《后汉书》记载道，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此后不仅许多汉文文献都提到“涨海”，域外史料也提及这个海名。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苏莱曼曾记载前往中国的航路，他提到：“从昆仑岛出发，船队进入涨海水面。”（G.费琅辑注：《八至十八世纪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游记及地理文献辑注》卷1，巴黎，1914年，耿昇、穆根来汉译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除了苏莱曼，还有其他穆斯林地理学家提到过涨海。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航船离开中国大陆赴东南亚时，已经不再紧靠大陆航行，所以在途经南海时，水手们开始注意到南海诸岛。康泰等人出海时，据《扶南传》说：“涨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盘石，珊瑚生其上也。”(《太平御览》卷69，地部34)这里所提到的涨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诸岛如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均是由珊瑚礁构成的。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时，曾采集到南朝时代的六耳罐、陶环等物。不仅中国水手，而且来往于中国印度洋的外国航海家也了解到南海的珊瑚礁，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叙述涨海时，描写道：船只进入“涨”（按即“涨海”）后，暗礁浸没在海水之下，船只从暗礁之间的隘道通过，安全航行要靠真主护佑（G.费琅辑注：《八至十八世纪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游记及地理文献辑注》卷1，巴黎，1914年版，耿昇、穆根来汉译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提到南海诸岛的穆斯林地理学家并不止苏莱曼一人。这说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世界性的。
据文献记载，南朝宋齐时有十余国沿海路入华。梁时许多海外番国奉中国南部政权为宗主国，“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国人对前往西亚的海路和各国地理方位有了更为准确的整体认识，即所谓“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梁书·海南诸国传序》）。
刘宋时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带，与东南亚诸国和印度洋的关系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数度遣使入贡，位于今印尼境内的诃罗陀国则请求与刘宋建立互市关系，要求建立关系的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个时期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海路交通变得更为频繁。元嘉五年(428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致书刘宋朝廷，说两国“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宋书·蛮夷传》)。这说明中国南方与锡兰岛之间已经保持着经常的官方联系。
南齐永明二年（484年），扶南王侨陈如听说齐朝新立，派天竺道人那伽仙上表入贡，陈述其国叛臣鸠酬罗窃据林邑，聚凶肆掠，请求中国派兵助讨。齐武帝答复，交州的兵力会给以支援。当时中国南疆及于交州，在东南亚影响甚大，所以才有扶南向中国请兵相助之事。南朝时，因为海外贸易兴盛，广州的地位日见重要，已经取代两汉时代的徐闻、合浦。梁武帝在国内兴佛，当时与林邑、扶南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佛事用具，例如扶南曾赠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等。梁武帝听说扶南有长一丈二尺的佛发，特派沙门释云宝往迎之。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一带）、丹丹（今马来西亚之吉兰丹）、干陀利（今马来西亚吉打）、狼牙修（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婆罗洲）与梁朝的海上交通也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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