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中国海船已能航达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即今斯里兰卡。东汉时罗马帝国的商人开始从红海直航远东。《宋书·蛮夷传》说，大秦、天竺地处西溟。两汉的使臣均视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为畏途。但在贸易的重利诱惑下，“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异”的各国贾客携“山琛水宝”、“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及其他“千名万品”的货物，“泛海陵波，因风远至”。
对于中国舟人来说，前往印度洋西部航行的关键在于掌握自今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至阿拉伯海沿岸诸地的航路。东汉以后，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交通日益频繁，在中国僧人赴西天求法、印度法师入中华传扬佛教的同时，中国人对印度地处中国与泰西之间的地理位置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了解到从印度前往阿拉伯海诸地的海道。刘宋时僧人竺枝以自己亲历见闻为据写成的《扶南记》中说：“安息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户近百万，最大国也。”这里的安息即波斯的安息王朝，当时波斯已为萨珊王朝统治，而中国人仍然以传统的安息称呼之。“私诃条”即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所提到的“海中州名”——斯调，这是巴利语狮子国(Sihaladipa)的音译。这时中国人已经了解了从印度前往波斯湾的海路。
（二）南海佛教之路
从汉末开始，中国分裂，战祸四起。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有关灵魂不灭、因果报应与转世轮回之说，在此时的中国南北迅速得到传播。晋室南迁后，中国南方相对比较安定，各地纷纷动用财力兴建佛寺，传授佛法。来自异域的僧人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传统通往西天的陆路为北方割据政权阻隔，海路在中印交通之间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
据唐代和尚义净记载，在印度那烂陀寺以东40余驿的地方，沿恒河而下，有鹿园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故老相传当室利笈多大王时，有“支那国”，即广州僧人20余人至此，室利笈多大王为他们建寺，“以充停息”，并赐给“大村封地二十四所”。直至唐代，还有3个村子的人属于此鹿园寺。唐时当地的东印度王提婆摩跋还有为新到来的中国僧人重建此寺的打算（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3页）。据义净记载，室利笈多大王上距义净时代已经500余年。据学者研究，印度笈多王朝王统中最早的一位国王就叫Srigupta，即“室利笈多”，他曾被称为Maharaja，即“大王”。所以义净提到的这位室利笈多大王，很可能就是他，其在位时间应是3世纪末（同上书，第105—106页）。这20余位中国僧人可能是从四川先沿水路至广州，然后乘船行至东印度的（杨鹤书：《从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州的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载《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14页）。
在这一时期为数众多的前往天竺取经的和尚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显。法显是北方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他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从长安出发沿陆路西行去天竺，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葱岭、中亚到达印度。他在摩揭陀国都城巴连弗邑，即今印度比哈尔邦(Bihar)之巴特那(Patna)留学3年，学习梵语，抄写经律。然后沿恒河而行，到古印度东北部著名海港多摩梨帝国，即今印度西孟加拉(West Bengal)邦加尔各答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义熙五年(409年)，法显“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法显此行恰逢初冬北风季节，扬帆顺风，沿印度东海岸南行。加尔各答到斯里兰卡约1200海里，法显所乘的“商人大舶”大概是印度船，平均每昼夜可行85海里（约相当于157公里）。义熙七年(411年)秋，法显乘一条商舶自狮子国启程，计划横穿孟加拉湾东还。这是一条巨大的商船，可载200余人。启程之初，“得好信风”，船顺利东行。但秋季乃北印度洋季风交替时节，风向不稳定，启航后两日便遇风暴（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法显被迫漂至一岛（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认为可能是今印度洋东部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中的一个岛。见其书《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的研究》，第220页）。待潮退后，修补船的破损处，继续前驶。行90日方至耶婆提（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提到，东方有一个大岛名Yava dvipa（大麦岛）。托勒密的地理书也提到这个岛，他写作Iabadiou。《汉书》卷6、卷116也提到“日南徼外叶调国”，即此耶婆提。章巽先生认为，古爪哇、苏门答腊相连，耶婆提为其共名。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0页，注29）。估计法显因风暴偏离了正常航向，沿苏门答腊诸岛的西南岸而行，到达苏门答腊岛东部。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了5个月等候季风。义熙八年(412年)春，法显再次搭乘一艘可载200人的商船，携50日粮朝广州开航。因途中再遇风，误期错过广州，最后到达今山东海岸。
法显归国后，把自己在异域14年的经历写成《法显传》一书，此书又有《佛国记》等其他名称。法显在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南亚、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印度洋海上交通的诸方面，如船舶、航海术、航线、东南亚及南亚海上贸易等，都有重要价值。
这一时期往来于中国、南亚之间的僧人中有许多取道海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僧人首次从中国动身时，往往沿传统的陆路西行，但归国则常取海路。西凉僧人智俨曾赴克什米尔，与当地高僧觉贤一同从印度启航回中国，与法显一样在山东青州登陆。后来智俨又一次乘船赴天竺（慧皎：《高僧传》卷2，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卷3，第20页）。同一时期还有幽州李勇，他也是沿陆路赴印度求学，后“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慧皎：《高僧传》卷3，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高昌僧道普在印度随船舶回国，在青州登岸（慧皎：《高僧传》卷2，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卷3，第17页）。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僧人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对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尚不够了解。所以当他们启程赴西天时，首选的是传统的陆路。而当这些求法僧人到达印度之后，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中国与南亚之间已经有着相当频繁的海上交通时，往往舍陆路而求海道回国。这就是为什么南北朝时入华的外国僧侣中，有相当部分是泛海而来的原因。
许多域外僧人首次前往东方便循海路。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先至狮子国，然后由此国“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同上书，第24页）。甚至一些远居内陆的克什米尔僧人也弃陆路而求海路，前往东方。前面提到的高僧觉贤，就是在克什米尔遇到中国僧人智俨后，决定来华。先行至交趾，再附海舶泛至山东。克什米尔王子求那拔摩先赴狮子国，从那里乘船到达爪哇岛，在那里传授佛法，名扬周邻，为刘宋僧人所知。宋文帝命交趾刺使泛舟至爪哇邀请，求那跋摩因此来华（慧皎：《高僧传》卷3，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西天竺僧拘那陀罗（真谛），于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取海道经狼牙修、扶南至南海郡（今广州）。后来他曾打算乘舟返回狼牙修国（道宣：《续高僧传》卷1，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南天竺人菩提达磨亦从海路入华，后来被尊为禅宗之祖。除了印度佛僧以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东南亚僧人入华，其中著名者有扶南人僧伽婆罗（僧养）、曼陀罗（宏弱）等（均见于道宣：《续高僧传》卷1，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这说明两汉以后，中国与南亚的交通中，海路日见重要。
（三）船使八面风
两汉以后，海外交往的发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迅速进步。这个时期航海术上最重要的成绩是风帆的改进。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叙述了南海上船舶的风帆，说：“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万震：《南州异物志》，见《太平御览·舟部》）可以看出，这种由卢头木叶编成的帆已经能用于偏风航行。在航海中遇到正顺风的情况并不很多，如遇左右后侧风、横向风与前侧风，帆面还是正前向布置，就非但不能有效地利用风力，而且会使船偏离预定的航向，甚至造成危险。因此，在偏风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地调节帆的角度，利用风在帆面上产生的推进分力，并在舵的配合下克服横向漂力，使船按预定航向前进。
万震还记载道，这种前后设置的双道风帆中的后帆，当遇到横向风时，可以45度角迎置，将风反射到前帆，借以推进船行。如欲船行加速，可置满帆，若欲降速，可落半帆。这种帆做得下大上小，使帆下部受风面积较大，降低了重心，船舶有良好的稳定性。万震虽然记载的是南海上“外徼人”的船，由于风帆技术的改进，行船已能“不避迅风激波”，故航行速度大增。
风帆的进步与航海家世世代代运用季风来驱动海船是分不开的。舟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信风的掌握有了巨大的进展。印度洋—太平洋海区内的主要港口之间，已有一定的船期。法显从印度的恒河口前往狮子国时，依冬初信风，昼夜14日西南行而达。而他从耶婆提启程时，按正常的航期，带50日粮，前往广州。当时从“迦那调洲”出发，船张7帆，行一月余可达大秦国。
这一时期航海术上的另一个重要进步是天文导航的发展。据法显记载，“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可见当时已经脱离了主要依靠地文导航的初级阶段，船舶能够在远离陆地的大洋中航行。在天气晴朗时，白天依日定向，夜晚则靠星辰指引。唯阴雨时节，只能随风而进。当时在东亚大陆东端航行的中国海舶已经脱离了单纯依靠沿海陆标导航的阶段，而转为近海航行。据道藏中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记载，从日南秦南浦（即寿冷浦）出发沿海南行时，采用的是天文导航法，即逆北辰所指方向，朝箕星即二十八宿之箕宿而行，昼夜不息，十余日可到扶南。
（四）艰险的旅途
尽管航海技术取得了许多进步，但蹈海远行仍然是一件充满不可知因素的事。古时泛海行船，海难发生的频度相当高。主要的风险是风浪、触礁和海盗。《汉书·地理志》便已经记载：西汉时前往印度的航程途中有杀人越货的强盗，使臣畏惧“逢风波溺死”。
据法显记载，他于411年从狮子国启程东还。当时舟人已知在舟后系一条小船，“以备大船毁坏”时用。他们的船行至第二天遇大风时，船破水漏，情形万分危急，乘客、水手纷纷上小舟逃生。上了救生艇的人恐人多翻船，遂强行砍断缆绳。留在船上的人为求生只得把货物投入海中，当时法显也被迫留在商船上自救，在海中漂流13日后方到一个荒岛上。那些跳到小船上的逃生者的下落，法显没有提到。在这种风暴中，一叶小舟在汪洋大海中漂泊，将是凶多吉少。除了风暴之外，法显说，“若遇伏石，则无活路”。所谓“伏石”就是暗礁。另外“海中多有抄贼”，遇则人货全无（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离开耶婆提以后，法显搭商船趁东南风回国。原计划行50日，但因风暴，偏离航线，船行百日有余，不见广州，食、水俱尽，日常饮水以淡水、海水掺半，每人每日配给2升，历经种种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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