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有缘东方”，他“随舶泛海，中途风止”。海上行船的主要动力是信风，失去风力之后，船舶只能在海上漂泊，原先携带的给养再多也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到“淡水复竭”时，“举舶忧惶”。后来“信风暴至，密云降雨”，才安抵广州（同上书，第24页)。
在海难中丧生的，除了水手、商贾、佛僧以外，有时还有南海诸国的王公贵族。据《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林邑王诸农仰慕中国文明，亲自乘舟来华，不幸在“海中遇风溺死”。
2.中印文化交流的高潮
（一）中国物产西传印度
中印之间的交流主要是智慧的交流。传入印度的中国物产中首推丝绸。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蚕，用蚕丝纺织的国家。胝厘耶的《政事论》(Arthasastra)中已经出现了cinapatta这个词，意为“产于中国的成捆的丝”。梵文里还有cinamasuka这个词，意为“中国衣服”、“丝衣服”。这两个与丝有关的词中都有cina（支那，即中国）这个词，说明中国丝绸在先秦时代已经传到印度。
印度原本没有纸，书写资料是木板、竹片、贝叶、桦树皮等。印度文学的传授几乎全靠口传，到唐代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时代，还说印度“咸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还提到，他至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时，向广州求纸和笔。至唐代，印度应当已经知道纸。在《梵语千字文》、别本《梵语千字文》中，与汉文“纸”相对应的梵字是kakali，而纸在《梵语杂名》中写作kakari，这都不是梵文原字，而是外来语。在《梵唐消息》中，纸是saya，这个字应是汉字“纸”的音译。
传到印度的中国货还有钢。梵文中有许多字表示钢，其中之一是cinja，意为“支那生”，也就是出于中国。这说明中国的钢曾在某一个时代，从某一地区传入印度（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3页）。
（二）印度语音学的传入
梵文是古代印度文言，语音固定，2000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现已消亡，但其有如拉丁文在西方语言文字学中的地位。随着佛教的东传，梵文语音学也传入中国，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1）悉昙
悉昙是梵语siddham的音译，意为“成就”，又音译作“悉谈”等，乃小学标题之称。悉谈又别指“摩多”（母韵，即元音）、“体文”（子韵，即辅音）之四十七言，《涅槃经》中所谓“半字”。总之，“悉昙”就是印度的梵文字书。
古代中国和尚为了学习梵文，把梵文字母注上汉字，帮助记忆。印度语音学传入中国，对后来汉语语音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梵文一般认为有46个字母，其中包括13个元音，33个辅音。有的学派增加一个长元音l，成为14个元音，这就是中国佛经上所谓“四十七言”。有的中国僧人把辅助符号am（Anusvara，随韵）、ah(Visarga，送气音)也列入元音。慧琳在《一切经音义》卷25中又增加一个复合辅音ks，这就成了“一切字本”的“五十字”。
梵文的语音理论很特别，对元音、辅音的定义完全不同于今日。例如今天一般说元音是指发音时口腔中无障碍时发出的音。但在梵文的13(或14)个元音中包括今天被普遍视为辅音的r鲁，r流，l卢，l楼四个音，被列在字母表的最后。
悉昙何时传入中国，目前还不清楚。据佛教史学者考证，东汉末时所译佛经已达300余部之多。在当时那种氛围之下，和尚中学习悉昙者一定大有人在。历两晋及宋，佛教已经极为普及，著名文人谢灵运也在悉昙上下过功夫。《高僧传》宋释《慧叡传》云：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叙》，条理楚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谢灵运《十四音叙》在中国旧籍中已难考稽，但他论悉昙之语却在日本佛教著作中保存下来。日本安然《悉昙藏》卷5云：惠均《玄义记》云：宋国谢灵运云：《大涅槃经》中有五十字，以为一切字本。牵彼就此，反语成字。其十二字（按，即a，a，i，i，u，u，e，ai，o，au，am·ah·）两两声中相近。就相近之中，复有别义。前六字中，前声短后声长。后六字中无有长短之异。但六字之中，最后二字是取前两字中余声（按，即将a，a两个元音分别加上“余声”-m，-h）。又四字（按，即r，r，l，l）非世俗所常用，故别列在众字之后。其三十四字中，二十五字声从内转至唇外（指辅音），九字声从外还内（按，即半元音），凡五字中第四与第三字同而轻重微异，凡小字皆曰半字。其十二字，譬如此间之言，三十四字譬如此间之音，以就言便为诸字（按，“音”即辅音。“就言便为诸字”即元音、辅音相拼为词）。譬如诸字两字合成，名满字。声体借字，以传胡言。
复别书胡字（按，词称为满字。“声”指元音，“体”为辅音。这是说元音和辅音相拼组成词。“胡言”即梵语，“胡字”即梵文字母）：(a)，阿(a)，亿(i)，伊(i)，郁(u)，优(u)，(e)，野(ai)，乌(o)，炮(au)，右十字（古人书写从上而下，自右及左。已写好的一行在正在书写的一行的右面）两声中皆两两相近。庵(am)，痾(ah)，右二字是前嗯(a)、阿(a)两字之余音。若不尔者，音则不尽一切字。故复取二字以穷文字，足前十字合为十二字也。
迦(ka)，呿(kha)，伽(ga)，恒(gha)，俄(na)，此五字舌根声（按，喉音）。
遮(ca)，车(cha)，阇(ja)，(jha)，若(na)，此五字舌中声，亦云牙齿边声（按，颚音）。
吒(ta)，咃(tha)，荼(da)，袒(dha)，孥(na)，此五字舌根声（按，顶音Murdhanya）。
多(ta)，他(tha)，陀(da)，弹(tha)，那(na)，此五字舌头音，亦云舌上声（按，齿音）。
波(pa)，颇(pha)，婆(ba)，滼(bha)，摩(ma)，此五字唇声，亦唇上相搏声（按，唇音）。
虵（ya，颚音），啰（ra，顶音），罗（la，齿音），啝（va，唇音）（按，此四字均为半元音，发音部位由里而外），奢（s'a，颚音），沙（sa，顶音），娑（sa，齿音）（按，此三字均为咝音，发音部位由里而外），呵（ha，送气喉音浊音），茶（ks，复合辅音），此九字还唇里声至舌头。凡三十四字竟。鲁(r)，流(r)，卢(l)，楼(l)，此四字是前三十四中之不取者，世俗罕用，后别出之，都合五十字。
《隋书·经籍志一》录有《婆罗门书》1卷（并附注“梁有《扶南胡书》一卷”）、《外国书》4卷。在其书目后，《经籍志》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
（2）反切的起源
关于反切的起源，中国学者向来分为两派，一派说梵文影响，一派说中国土生。中国古代没有拼音的概念。郑樵的《通志·七音略·论华梵》中曰：“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这很清楚地说明了象形汉字与拼音梵文之间的本质区别。
汉字象形体系本属“意标”而非音标，宜于目视而不宜于耳闻。当造字之始，谐声、假借盖皆象音。先有“工”、“可”、“公”、“白”这些字，后有“江”、“河”、“松”、“柏”等字。象声、假借从本质上来讲是很接近的，加上偏旁就是象声，不加偏旁则为假借。
再大的学问家也有认字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只好采用汉字来注音。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常说“读若某”，后人说成音某。如《诗经·周南·芣莒》中“薄言掇之”一句中的掇字，毛亨《诗故训传》解释道：掇，拾也。陆明德又解释道：“拾，音十。”这就是说，“拾”这个字应读作“十”的音。这种注音方法被称为“直音”。
直音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很难找出一个同音词。例如普通话里的“丢”字，就找不到完全同音的字来注音。有时候虽有同音字，但很生僻，即使拿来注音也等于不注，因为以生僻字注常用字是违反学习的规则的。
还有一种为找不到完全同音的字解困的办法，即先注上同音不同调的字，再注明声调。但这种改进过的直音法，仍然不能保证解决一切汉字的注音问题。于是从东汉开始，反切的方法应运而生。反切者，质言之乃合二字之音为一字，以济直音之穷。在南朝之前，只称“反”。具体来说，就是用二个字注一个字，前字取其声，后字取其韵。
南北朝时，由于诗律学的逐渐发达，需要研究汉语的语音。通过佛经的翻译，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认识了印度的语音学，发现了汉语的四声现象，并认识到汉字注音法的不科学性，使反切之法流行起来。
在梵文传入之前，中国已经有“合音”的概念，但自觉地把它作为学术上的工具，则是受到印度语音学的影响。因此，说反切法是佛僧和中国文人学士共同创造的，不但无损于我们祖先的光辉，反而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一切外国先进文化的民族。反切法流行之后，把许多反切下字相同的字收集在一起，便成为“韵”，魏晋以后韵书大行于世。
（3）三十六字母
在汉语音韵学中，所谓字母是指“纽”，即辅音的代表字。在古代韵书中，声母相同的汉字常用不同的反切上字来注音，后来中国古代音韵学家们把代表同一个辅音的反切上字归并起来称为“纽”，从中随便选出一个字来代表这个“纽”。这个工作虽然与归纳韵部的理论相同，但它的进展却要晚得多。虽则六朝时代，谢灵运已经精通悉昙音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梵文字母仍然局限于释门，直到唐末中国音韵学才发生大变化，梵文字母从寺院走向书院，反切上字的归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汉语音韵学上有“三十六字母”之说，其实就是36个“纽”的代表字，这样就解决了汉字注音时的声母问题。宋元时代，代表每个“纽”的汉字已经基本约定俗成。这就是：
对应梵文字母
见溪群疑k，kh，g，gh，
端透定泥c，ch，j，jh，n
知彻澄娘t，th，d，dh，n
帮滂并明p，ph，b，bh，m
非敷奉微
精清从心邪
照穿床审禅s'，s，s
晓匣h
影喻
来日l，r
有心人可以立刻看出，这36个“字母”源于梵文字母，其排列受梵文影响很大。它们作为声纽的代表字后来一直被沿用。《玉海》上说，守温有《三十六字母图》1卷，今已亡佚。在敦煌定本中，有一份破损的卷子，今藏巴黎国民图书馆。卷子分为三截，上有“南梁汉比丘守温述”八个字，但没有标题。其文字为：
唇音：不芳并明。
舌音：端透定泥是舌头音。
知彻澄娘是舌头音。
牙音：见君溪群疑等字是也。
齿音：精清从是齿头音。
审穿禅照是正齿音。
喉音：心邪晓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参见刘复：《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附录》，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第460页）
这里一共提到了30个字母。这种用一个字代表一个“纽”的方法估计开始于唐末。这个方法的创造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后来在宋代又有人增加了6个字母，成了“三十六字母”，代表了唐宋之际汉语的36个声母。
元明的等韵学家称守温为“梁山首座”。据赵荫棠先生研究，守温为南梁州（今湖南宝庆县）人，入武陵县梁山寺为僧，任首座。首座与方丈不同，地位并不太高，佛乘中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估计生在唐末，死于宋初。
四库全书所保存的宋淳祜辛丑祝泌之《观物篇》所附《皇极经世起数诀》序中有云：后世声音之学，自顾野王之《玉篇》，陆法言之《广韵》（按，即指《切韵》），能别五音之呼吸、四声之清浊矣。至于正韵及音，沙门神珙作《九弄反纽罗纹侧纽》，今无能传其三昧者。惟胡僧了义《三十六字母》，流传无恙。胡僧了义创三十六字母之说，以此为最早。明上官万里注《皇极经纪声音图》称：“自胡僧了义以三十六字母为翻切母”者，即本于此。看来曾不止一个僧人做过归纳汉字声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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