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婆罗门仙方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外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交流的高潮。大量的印度医学著作被佛教徒带入中国。《隋书·经籍志》著录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目，其中有关医学的印度书籍有：《释道洪方》1卷、《释僧匡针灸经》1卷、《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目1卷，本25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域波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本12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目1卷、本3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龙树菩萨和香法》2卷、《龙树菩萨养性方》1卷等10余种。

    有些僧人精通佛经的同时，还通番医。北魏献文帝时任太医令的李修，曾主持撰修诸药方百卷，他的针灸之学也是从沙门僧坦那里学来的。后赵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在洛阳寄居满水寺，得疾经年不愈，印度僧人曾为他治病。僧人法开“祖述耆婆，妙通医法”，曾乞食投宿，适逢主人家中妇人难产，法开以针灸和羊羹并用的医法使妇人平安分娩。东晋升平五年(361年)，法开还为晋皇室治病。

    印度医学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在《阿达婆吠陀》和《政事论》中已经有关于医药的记载。《五王经》中提到印度医学的病理生理理论，说：“人由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佛开梵志阿经》则云：“天、地、人、物，一仰四气。一地、二水、三火、四风。”换言之，人体由“四大”组成，“四大”失调则病生。印度医学的这套理论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医学家所吸收。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序言》中曾提到“人用四大成身，一大则有一大病”。隋末唐初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全盘重复了印度的“四大”理论，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得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

    孙思邈不仅在医学理论上受印度医学影响，而且在其著作《千金翼方》中收有印度方剂多种，如卷12《养性》中的《服昌蒲方》、《耆婆汤主大虚冷羸弱无颜色方》；卷17《中风》中的《硫磺煎主却弱连屈虚冷方》；卷19《杂病》中收有《酥蜜煎主消渴方》、《羊髓煎主消渴口干濡咽方》、《酥蜜煎主诸渴方》；卷21《万病》中的《阿加陀药主诸种病及将息服法，久服益人神色，无诸病方》、《阿魏雷丸散方》、《苦参消石酒方》、《大白膏方》、《大黑膏方》、《浸汤方》、《天真百畏丸》、《治十种大癞方》、《治颠神验方》；以及卷22《飞链》中的《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等。

    上述《服昌蒲方》的末尾提到：“天竺摩揭陀国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跋摩米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国使主，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德护法师净土寺主矩师笔译出。”而《苦参消石酒方》的最后，则说明“此方出《耆婆医方论·治风品》中”。如同中国人一样，古代印度人患病，除了服药诊治以外，也求助巫术一类的东西。两大民族的这种共同心理，使这类巫术咒语也随佛教传入中国，被视为治病的手段之一。孙思邈的著作除了收有印度方剂以外，还收有印度的咒语。《千金翼方》卷13《辟谷》服水第六中记《却鬼咒法》，咒曰：“‘然摩然摩，波悉谛苏若摩竭状阗提’。若梦若想，若聪明易解，常用此法去之。”同书卷21《万病·耆婆治恶病第三》中也提到《耆婆医方论》中的《长寿延年符》。

    按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中国古代医书中提到的岐伯，很可能是印度古代神话色彩很浓的大医学家Jivaka的音译。Jivaka即安士高所译《捺女耆域因缘经》中的耆域。《三国志·魏志》中记载有关神医华佗的许多故事，与《捺女耆域因缘经》中记载的耆域的故事十分相似，说明中国医学中的外科术可能受到印度的影响。

    （3）异域物种

    海外贸易的发展、异域商旅的入华，使中国人对海外的药材和物种的知识迅速扩大。晋人嵇含写成于永兴二年(305年)的《南方草木状》记载了古代林邑、南越九真、交趾等地出产的草、木、果、竹四类物种，其中提到了“耶悉名花”（即茉莉花）从西域移植华南之事。

    中国原本有枣。现代很多人都知道西亚、北非也出一种“枣”，制成蜜枣后称为“伊拉克蜜枣”。其实这种“枣”很早便为中国人所知。《魏书》和《隋书》中都提到过波斯出产一种“千年枣”。唐代杜环在其《经行记》中提到，大食的“磨林”和“老勃萨”地区（即今索马里一带）人民的主要食粮是枣子。唐代段成式把这种“枣”称为“波斯枣”，并给出其波斯文名称“窟莽”。“窟莽”是波斯语khurma的音译，即枣椰果。段成式描述的这种植物形状为：“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酉阳杂俎》卷18，载《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下同）中国人不仅知道这种植物，而且至少在唐代已经有人在华南引种。据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载，当时广州有一种波斯枣“木无旁枝，直耸三四丈”，直至顶部才分出十余叉枝，叶如棕榈，当地人称为“海棕木”。每三五年结实一次，类似“北方青枣”，但比中国枣要小。番商带入中国的同类果实要大于此，干果颜色像红糖，“皮肉软烂，味极甘，似北地天蒸枣”，但其核完全不同，“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

    段成式还提到一种外国植物名“齐敦果”，说：“齐敦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这是一种生长于地中海周围地区的油料植物，即今之油橄榄。

    唐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卷31中描述了一种外国植物：“阿勃勒生拂林国，状似皂荚而圆长，味甘好吃。”段成式也提到了这种植物，称之为“波斯皂荚”，说它在波斯被称为“‘忽野簷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尺，围四五尺，叶似构缘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噉，亦入药用”。显然，陈藏器所谓的“阿勃勒”为“阿勒勃”之误。“阿勒勃”为梵文aragbadha的音译，指山扁豆。段成式提到的所谓拂林语名称“阿梨去伐”也并不是什么拂林语，而是梵语aragbadha的另一种音译。段成式所提到的这种植物的波斯语名称“忽野簷默”，应为中古波斯语xiyar chambar的音译。

    现代我国常见的水仙也不是中国原产，而是从海外引种的。段成式记载了一种植物名“祗”，说它“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鸡卵，叶似蒜。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蕊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祗”乃中古波斯语nargi的音译，就是水仙。可见它是通过操波斯语的贾客传入我国的。这种植物大概首先在我国福建沿海地区推广，所以直至今日漳州的水仙仍然闻名全国。

    段成式还记载了一种植物“阿勃参”，说它产于“拂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这种油可用来涂疥癣，治愈率甚高，但价格却极为昂贵。这种“阿勃参”实际上是阿拉美语afursama（橄榄油膏）的音译。

    （4）七曜历法

    佛教的东传带动了印度天文历算学输入中国。印度的天文思想通过佛教经典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古代中国人对创世之初的宇宙有各种不同的学说，其中一种为三国至晋初学者常乐而道之，即认为：天地之初，有如鸡卵，其外环水。其实这种学说与婆罗门的金胎(hiranyangarbha)有一定的联系，应来自印度（饶宗颐：《安茶论(anda)与吴晋之宇宙观》，见《选堂集林·史林》）。

    中国僧人对印度文化的兴趣不但集中在佛经上，而且也延及印度的天文历算之学。刘宋时代的何承天就向当时都城东安寺的僧人释慧严询问过印度的历日。释慧严向他介绍了印度的日影长度、日历、度量衡等。何承天还把从释慧严那里问得的结果向婆利国来的僧人核对。

    大量的印度天文历算著作被赴西天求法归来的中国和尚和东来入华的异域佛教徒带入中国。《隋书·经籍志》著录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之学的著作，如：《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舍仙人所说）21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30卷、《婆罗门天文》1卷、《七曜本起》3卷（后魏甄叔遵撰）、《七曜小甲子元历》1卷、《七曜历术》1卷（梁七曜历法4卷）、《七曜要术》1卷、《七曜历法》1卷、《推七曜历》1卷、《七曜历经》4卷（张宝撰）、《七曜历数算经》1卷（赵撰）、《七曜历疏》1卷（李业兴撰）、《七曜义疏》1卷、《七曜术算》2卷（甄鸾撰）、《七曜历疏》5卷（太史令张胄玄撰）、《婆罗门算法》3卷、《婆罗门阴阳算历》1卷、《婆罗门算经》3卷等。

    释道安、释僧范和僧化等人精通天文七曜之学，释昙影、萧吉、卫元嵩、蠕蠕客等人精通术数之学。据《北史·艺术列传》载，北魏太武帝时任算学博士的殷绍，上表说自己的天文术数之学是从沙门释昙影、道穆那里学来的。

    印度的计数法与中国不同，有百进法和倍进法。百进法在《佛本行集经》卷12中有记载，如一千万称为“一百百千”，单位译名“拘致”；十亿即“百拘致”，单位译名“阿由多”；千亿即“百阿由多”，单位译名“那由他”；十万亿即“百那由他”，单位译名“波罗由他”；千万亿即“百波罗由他”，单位译名“迦罗”，等等。

    另外印度还有倍进法，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5及卷65记道：十万称为“洛叉”，一百“洛叉”称为一“俱胝”，即上文之“拘致”；“俱胝”自乘（即平方）为“阿庾多”，相当于一百万亿，即上文之“阿由多”，但大了许多数量级；“阿庾多”自乘（即平方）为“那由他”，即一百万亿的平方，比“那由多”也扩大了许多数量级。

    这两种计数法在中国古代数学典籍如《数术记遗》、北周甄鸾的《五经算术》和《孙子算经》中都可以看到。

    二十八宿

    我国古代将天球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每一部分作为一宿，用一个创立二十八宿时赤道附近的星座为标志，并用这些星座中的一个星为距星，以便量度距离。“宿”本为“过宿”的意思，最初二十八宿是用以标志月亮在一个恒星月中的运动位置，一个月共换二十七个或二十八个地方，故称为二十八宿。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以赤道为准，而非以黄道为准。黄、赤交角于春分点和秋分点。

    除了中国以外，古印度（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拉伯、伊朗、埃及等国都有二十八宿的概念。其中我国和印度的最为古老，而其余三地则较为晚近。埃及出现于3世纪以后和科普特时代，伊朗出现于500年左右，阿拉伯出现于《古兰经》写成以前不久，都应当是从印度传去的。我国学者竺可桢研究了中印两国古代二十八宿之异同后指出，两者是同源的。中国是二十八宿的起源地，印度的二十八宿是从中国传去，加以改进后形成的（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载《思想与时代》第34期（1944年），第10—13页）。提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是因为：

    第一，中国各宿名称起源古老，其命名意义大都可以解释，整个二十八宿体系的发展过程可以追溯。而印度的宿名来源不得其解，其体系发展过程也不清楚。

    第二，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北天极，这是因为黄河流域纬度高于巴比伦和印度，能看到更多的拱极星，所以传统上以拱极星中的北斗为观测基准，观斗杓所指以定季节。并根据北极星朝向这些拱极星的方向，再延长至赤道附近，便很容易找到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除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四宫）以外，还有一个中宫，以北极星为中心。这表明二十八宿与拱极星的概念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自成体系。而印度古代对北斗星等拱极星不重视，只观测黄道附近的星宿，根据日、月、五星的位置来定季节，无北极星经过拱极星引向二十八宿的说法。虽有四陆的说法，但无中宫。这说明印度的二十八宿是外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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