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入侵爪哇的同时，亦黑迷失率小队军士乘战船10艘先赴爪哇招谕。同年二月，元军至吉利门（今爪哇以北马威安岛），不久，元军到达杜并足港（即杜板，今厨闽），分兵两路，一路由亦黑迷失、高兴率领登陆；一路由史弼率领乘船，经戎牙路港（今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即苏腊巴亚）直扑八节涧（今泗水之南）；水陆两军约定在八节涧会师。其时爪哇岛内乱，位于谏义里的葛郎国王室后裔哈只·葛当起兵攻杀哈只·葛达那加剌，哈只·葛达那加剌驸马土罕必者耶出逃至麻喏八歇（即满者伯夷），准备积聚力量反扑。
元水军行至麻喏八歇，筑浮桥继续前进。当时驻守在麻喏八歇的土罕必者耶势力弱于哈只·葛当，听说元军登陆，于是遣使至元军中“以其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进献，表示愿意归降。据汪大渊记载，元军提出臣属的条件是：纳贡税、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岛夷志略》校注本，第159页）。看来土罕必者耶接受了这些条件，三月一日，元水陆两军会师于八节涧后，统帅史弼发兵击败葛郎国兵。此时葛郎国主力正与土罕必者耶作战，大军已经抵达麻喏八歇，土罕必者耶遣使向元军告急求援。元军应允救援，于三月八日大败葛郎国军。十五日，元军与土罕必者耶合攻葛郎国，进围葛郎国答哈城，破其兵10余万。哈只·葛当被迫投降。
战败哈只·葛当后，元军于同年四月准备携土罕必者耶班师。土罕必者罕是一位极有心计的爪哇贵族，他在势力弱小时投靠元军。在与元军合力攻打哈只·葛当的过程中，侦知元军虚实，了解到渡海而来的元军不过数千人。只要调集军队完全可能战而胜之，于是他以需调换正式降表，携所藏珍宝入朝为借口要求归国。高兴、亦黑迷失相信土罕必者耶已经降服，派万户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200护送他归国。土罕必者耶在途中叛变，袭杀捏只不丁等，起兵进攻元军。史弼等苦战，败退三百余里方登舟脱归。远征爪哇之役以损失士卒3000余人而失败。归国后，史弼、亦黑迷失因之获罪。
如同征日本一样，征爪哇失败后忽必烈仍不甘心，企图征调10余万军队重新入侵爪哇，但终于未能发出一兵一卒。
2.中外交往的空前发展
元朝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其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达地中海，北尽北冰洋，南至印度和东南亚。其疆土之广不但远逾汉唐，而且也超过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世界帝国。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许多民族，他们之中有些在过去因相距遥远，不能直接往来，或曾经只有间接的往来。蒙古人的征服使他们突然发现，过去长期限制人们交往的疆界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不同民族的人民都成了蒙古贵族的奴仆和臣民，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仿佛把地理距离也缩短了。因此，元代海外贸易的兴旺，远非汉唐所能比拟。世人在评述明初郑和航海时，无不为当时中国航海术的发达而自豪，而郑和的远航正是元代航海的继续。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民族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蒙古时代的评价也不一样，但在蒙古时代是东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点上，几乎是没有分歧的。
（一）海外志书
（1）《大德南海志》
《大德南海志》又称《南海志》，元人陈大震所撰，刊于大德八年（1304年）。《南海志》上距《诸蕃志》成书（1225年）不过70余年，下讫《岛夷志略》成书（1349年）不到半个世纪，恰可补充两者的不足。《南海志》描述的是元代广州地区的外贸情况。广州是华南的门户，与泉州共为我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也是番货集散地。所以《南海志》有关舶货和与广州有贸易关系诸国诸地的记载，反映了元初华南与当时亚非诸国贸易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宝贵的记录。
《南海志》原书20卷，唯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其大部分今已亡佚。明《永乐大典》残本中仅存该书所载海外通商番国与地名147个。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亦仅存卷6至卷10，其中卷7“物产篇”罗列舶货与诸番国，但文字过于简略，难窥全貌，唯其地名之广博可作参勘印证之资料。
通过残存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元代华南海外贸易与宋代相比有很大发展。元代广州司舶部门把海外诸番分为几个区域：一是南海西岸至暹罗湾，以交趾、占城、真腊、暹国等国为首。二是小东洋，指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以佛坭国（今文莱）为首。三是大东洋，分为两部分，其东部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东南海域，以单重布罗国为首；其西部指爪哇和小巽他群岛一带，以爪哇国为首。四是小西洋，指今马来半岛顶端和苏门答腊岛一带。五是西方诸国，包括今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沿岸之地。分区原则为：前四部分基本上以海船航线所经之地为依据，地理概念相当清楚，而最后一区则失之过广。元初广州港的通商范围东起麻里芦（今菲律宾），西讫茶弼沙（Jabulsa），即大食诸国中极西之地，今西班牙一带、马格里布（今摩洛哥），囊括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及欧洲的一部分，包括意大利和拜占庭帝国。
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所记尚不出传闻，而《南海志》则是广州元初对外交往实录的总结，其可信性高于上述宋代两书。
《南海志》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份重要资料，以此与宋代记载和明代郑和航海资料相印证，可以窥见宋元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概貌。
（2）《岛夷志略》
《岛夷志略》，本作《岛夷志》，是元代杰出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纪实性著作。该书原附于至正九年（1349年）由吴鉴编撰的《清源续志》之后。次年，汪大渊在故居南昌又以《岛夷志》为名复刊其书，并请河东名士张翥写序，以广其传。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他20岁那年，即1330年从泉州第一次出海，沿西洋航线行，航达印度洋诸地。他自述至顺庚午年（1330年）泊于大佛山（今斯里兰卡），继而西行进入阿拉伯海。此次航海历时约5年。归国后曾著有旅行记。此后不久他又第二次从泉州启程，访问东南亚诸地。此次似从东洋航线行，从泉州渡海，先至台湾，然后赴小东洋诸地，即今菲律宾诸岛、文莱，再绕加里曼丹岛，转入大东洋西部的爪哇、帝汶诸地。据汪大渊自序，1349年他路过泉州，适逢吴鉴受命修《清源续志》。吴鉴因汪大渊“知外事”，所以要他撰《岛夷志略》，作为《清源续志》的附录。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融会了两次出洋的经历，所以与他第一次归国时所著游记已颇有区别。
汪大渊自己在《后序》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元末人吴鉴也说：“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地。”（吴鉴：《岛夷志略序》）这就是说，元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所在的大陆四面环海，高丽以北的“北海”，即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北太平洋海区风涛大，沿岸是一片荒凉之地，中国人很少问津。而中国之东、南、西面，番国众多，皆得航海而至。蒙古人的武力所创造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客观上为东西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商贩往来于东西，有如在本国不同的州郡旅行一样。
汪大渊自述他在海外曾赋诗以记异国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其书中所记之事，皆身所亲历，耳目所亲闻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收有汪大渊所访问过的地方共99个条目，最后一个条目系节录前人旧闻，名为“异闻类聚”，与其游踪无关。全书涉及亚、非、欧三大洲220多个国家与地名，记载生动翔实，文献价值很高，迄今全璧犹存，是考据元代远洋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吴鉴评价说：“以君传者，其言必可信。”（同上）是书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上述两部宋代著作虽然重要，但所记不过是作者耳闻之事，而汪大渊所记则为其身历亲见。《岛夷志》虽从写作体例上受周去非、赵汝适影响较大，但汪大渊年甫20便附舶浮海，一生曾两下东西洋，游踪之广古来罕见，远非周、赵可比。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那样，“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明代马欢受汪大渊影响很大，他在自撰的《瀛涯胜览·序文》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制成帙。”这说明马欢在出国前就研究过《岛夷志略》，随郑和出海后，观察风俗，证实了汪大渊所记皆翔实可信，因而启发了他撰写《瀛涯胜览》的愿望。不过他在书中只记载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叙事虽然更详，但涉及地域远不如《岛夷志略》所述之广。
（3）《真腊风土记》
作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浙江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至其地，在那里停留了一年有余。此次出使不见于诸史记载，世人依凭周达观本人的记载方知其始末。他返国后，根据亲身所历作此书。
公元10—13世纪是柬埔寨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为吴哥时代。《真腊风土记》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了13世纪末叶柬埔寨各方面的事物，既翔实又生动。书中所记载的吴哥国都中的许多建筑和雕刻，是这个时代的文物精华。此外，还广泛地叙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手工业、贸易等，介绍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的情况。全书约8500字，分为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蚕桑、器用、车轿、舟楫、村落、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等40余节。他的记载是当时有关吴哥文化的唯一史料。
（二）东方海商与蒙古人
（1）蒲氏家族及泉州海商
元灭宋时，得力于南宋垄断福建海外贸易的蒲寿庚。蒲寿庚是回回人，据元《心史》和明《闽书》记载，其先世自西域经南洋迁居广州，其时约在唐末。后又落籍于泉州。蒲氏家族专长于航海贸易，受历代统治者重用，负责海外交往。
五代时蒲氏家族中的蒲有良奉使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入宋以后，蒲氏家族虽然逐渐汉化，但从事东南亚海外贸易的传统代代相传。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年），蒲氏家族的蒲宗闵为进士，先后为官温岭道通判、都察院，后连续奉命出使海外。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蒲宗闵奉使安南，两年后又奉使占城，淳祐七年（1247年），再奉使渤泥（今文莱），卒于渤泥。其墓志至今尚存，被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Franke）发现。1991年初我参加“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在文莱曾亲见之。志文曰：“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墓主“泉州判院蒲公”即蒲宗闵。立碑之“景定甲子”，即1264年。立碑之年并不一定是蒲宗闵的卒年，蒲宗闵逝于海外，立碑应在其逝世若干年之后。立碑人“应甲”，按《西山杂志》记载，即蒲宗闵之长子蒲应和次子蒲甲。蒲应后来出使渤泥，蒲甲继任“占城之转运使”，与“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看来蒲宗闵死后，其长子曾再度出使渤泥，而其次子亦至占城。占城与渤泥不远，蒲宗闵的墓志很可能是蒲应在出使渤泥时建立的，蒲甲也可能在立碑时到过渤泥。蒲应、蒲甲后来究竟是在渤泥、占城留居，还是返回泉州，不得而知。不过，从蒲氏家族垄断海外贸易判断，这个家族很可能有人长驻海外。蒲氏利用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占城、渤泥立足的有利条件，与大食、波斯、南亚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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