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达特发现的中国器物制作非常精良，使参加研究工作的日本学者感到惊异。富士达特出土的同一时代的越窑瓷、黄褐釉瓷的碗内则饰以各种花纹，还有少量的镂空制品，均为精品。日本北九州博多的和平台球场遗址，即唐末至五代时日本的鸿胪馆，这里也曾发现过大量越窑瓷片，估计为供外宾使用的珍贵餐具，但都是没有任何花纹的粗瓷器。就是被日本收藏家收藏的越窑观赏瓷，也很少有与富士达特出土的瓷器能够相比。而伊朗东部的你沙不而（Nishapur）遗址、波斯湾沿岸和东非出土的中国越窑制品也多为粗瓷器。青花瓷器从元末开始流行，但当时产量尚不大。据日本学者小山富士估计，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只有200件左右，而富士达特发现的元青花器残片就有数百片之多。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当时埃及的富裕程度、进口规模远远超过日本和其他地方的反映（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6页）。集中在富士达特的中国陶瓷被大食商贾们转贩至尼罗河河口处的亚历山大，然后再被转运至木兰皮（马格里布）诸国、地中海东岸诸地和欧洲。

    黑衣大食的中心伊拉克是中国陶瓷器在西亚的主要销售地之一。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仍然源源不断地被贩运到这里。在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撒玛拉（阿拔斯王朝在836—892年期间的都城），本世纪已进行过数次大规模调查与发掘，发现的中国陶瓷碎片有唐三彩式的碗、盘，绿釉和黄釉的瓷壶碎片，白瓷、青瓷片，多属晚唐、五代和宋代器物，其中不少为9—10世纪越窑瓷。巴格达东南处的阿比尔塔，考古学家也发现了9—10世纪制作的褐色越窑瓷和华南白瓷残片（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巴格达以南35公里处的斯宾城遗址中也发现12—13世纪龙泉青瓷片。伊拉克南部的库特城（Kut）东南70公里处的瓦西特（Wasit）出土了外侧起棱的南宋青瓷碎片和内侧及中央贴花的元代龙泉窑青瓷残片。

    阿拔斯王朝的其他地区、蒙古时代的伊利汗国及其周邻地区，也都有中国陶瓷的踪影。在叙利亚，1931年至1938年丹麦国家博物馆调查队在哈玛（Hamat）也掘到元代白瓷、青花瓷、青瓷碎片。其中有些被考古学家辨认为是宋德化窑白瓷片、南宋官窑的牡丹浮纹青瓷片和内侧及中央贴花的元代龙泉窑青瓷残片。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Baalbek），发现了宋代龙泉窑莲花瓣纹青瓷碎片和元代花草图纹的青花瓷碎片。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曾提到，“青白花瓷”是天方所需的中国商品。在波斯湾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汪大渊的记载。巴林，人们曾在卡拉托林之南的清真寺废墟和海滨收集到28块青瓷片和58块青花瓷片。另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阿曼的许多地方都出土过中国瓷片。

    伊朗东部呼罗珊地区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1936年、1937年、193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三次发掘伊朗内沙布尔古城，发现大量唐宋瓷器与残件，其中有唐代广东窑白瓷钵、碗残件（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此外，波斯湾地区还发现过中国宋代铜钱。巴林对岸沙特达兰市附近的卡提夫出土过北宋铜钱“咸平通宝”（998—1003年）、“绍圣元宝”（1094—1097年）和南宋的铜钱“绍定元宝”（1228—1233年）。

    陶瓷器是最受西亚、北非人民欢迎的中国商品。中国陶瓷器火候高，质地坚硬，花色品种多，造型优美，色彩柔和美丽。但因长途转输不易，能够用上中国舶来品的只是少数豪富之家。巨大的销售市场吸引了西亚的能工巧匠，他们纷纷努力钻研，尽可能地模仿受人喜爱的中国陶瓷。1936、1938年，先后在9世纪阿拔斯王朝都城遗址萨玛拉，出土绿釉系、三彩系、黄褐釉系的陶器。这些都是当地陶工按中国式样的釉色仿制的陶器，其火候很低，只是一种软陶，质地虽然远不能与中国陶相比，但却受那些用不起真正中国陶器的人家的欢迎。

    在埃及法蒂玛王朝，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以宋瓷为模式努力仿制，终于成功。他教授了许多弟子，形成流派。他们十分注意中国瓷器的变化，并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仿制品：最初仿制青瓷、白瓷，元以后又仿制青花瓷。他们从形制到纹样一概仿制，据11世纪中叶到过埃及的波斯人纳赛尔·火思鲁记载，这些仿制品“十分美妙、透明，以致一个人能够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参见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56页）。从考古学家发现的器物看，11世纪以后的仿制品从外观上来看，的确与真品甚近。

    尽管西亚、北非的工匠努力模仿中国产品，但他们的仿制品只是陶器，而非瓷器。制瓷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原料，瓷土是一种专门的土，称为高岭土；二是烧窑技术，制瓷的窑温比制陶高得多。画虎画皮难画骨，这些异域工匠当时所追求的不过是形似，当时西亚没有发现制瓷的原料高岭土，当地的窑也无法烧到制瓷所需的高温，所以这些仿制品并不是瓷器，而是陶器。中国青花瓷乃釉下彩，制作时涂画青花颜料氧化钻后，便入窑烧制，出窑后上一层釉再入窑烧制。这种产品色彩在釉之下，永远洗不掉。埃及仿制的青瓷、青白瓷和青花器，乍看上去，无论器形、颜色，还是纹样均与中国原产品十分相似，但埃及仿制品的胎质为陶，硬度远低于中国瓷，釉普遍比中国产品厚，像一层玻璃覆盖在器物表面，其质量远远比不上正宗的中国货。这些仿制器物虽然质量不高，但毕竟满足了西亚普通百姓喜爱中国瓷器的心理。

    埃及富士达特遗址堆积如山的残存陶瓷片中，有70％—80％是仿制中国器物的残片。入明以后，奥斯曼帝国所在的小亚成为新的仿制中国青花瓷中心，这一流派的产品在西亚、北非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其中保存完好的珍品被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博物馆收藏，成为伊斯兰世界陶瓷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富士达特遗址的发现及其以后时代西亚、北非大量出现的中国瓷器仿制品证明，中国陶瓷的大量出口改变了西亚、北非的社会审美观，以至于社会上流行的器皿审美观以是否与中国式样相近为准。因此从唐末以来，西亚、北非陶业界仿制中国陶瓷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一项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数百年来长盛不衰。

    前面我们提到埃及开罗城内富士达特是9—12世纪北非著名的陶瓷器集散地。这里的中国陶瓷应有相当部分来自位于今东非苏丹红海岸边的阿伊扎卜（'Aydhab）。据12世纪后半期旅行家伊本·朱拜尔（Ibn Jubayr）等人记载，10世纪以来，从印度驶往埃及的商舶均先抵达阿伊扎卜，舶货中以中国瓷器为大宗。至今在阿伊扎卜绵延约2公里的海岸边，到处散布着中国陶瓷碎片，其最早者为唐末器物，还有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器、黑褐釉瓷等，时代从唐末至明初。在一些朴质无华的黑褐釉壶的残片内，可发现有“口清香”字样的戳印。这些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中国瓷器运抵阿伊扎卜后，一般使用驼队运到尼罗河中游的库斯和阿斯旺。从库斯可溯尼罗河而上，运抵埃塞俄比亚，从阿斯旺可顺流而下，运往富士达特和尼罗河口。红海边另一个装卸中国瓷器的重要港口是埃及南部的库塞尔，距苏伊士湾口约650公里，至今那里尚可找到大量中国唐末宋初的越窑瓷、宋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和元末明初的青花瓷碎片。

    唐宋以后，瓜达富伊角以南的东非地区也成为中国陶瓷的重要销售市场。在东非沿岸的许多遗址，中国瓷片堆积之多简直可以整铲整铲地挖掘。（B.Davidson：Old Africa Rediscovered，London，1960.（戴维森：《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伦敦，1960年，第221页）)这些中国陶瓷残片的发现、收集、整理和鉴定为研究中非经济文化史及东非本地经济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东非的历史乃是由中国的瓷器所写成的。”（G.S.Freeman Grenville：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ika，Berlin， 1962.（弗里曼·格林维尔：《坦噶尼喀海岸地区中世纪史》，柏林，1962年，第35页））

    中世纪时东非沿海地区的中国陶瓷转运港口极多。在索马里的主要有沙丁岛和伯贝拉、摩加迪沙、基斯马尤，以及克伊阿马诸岛。在肯尼亚的主要有坦福德·帕塔、曼达岛、拉木岛、曼布尔伊、格迪、马林迪、基利菲、马纳拉尼、蒙巴萨等。其中在格迪发现一只质量甚为精美的瓷瓶，饰以红铜色，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件外交礼品。

    在坦桑尼亚沿海发现中国陶瓷碎片的遗址有46处，主要有奔巴岛、马菲亚岛、基尔瓦岛等。其中在基尔瓦岛出土有唐末到宋初的越州窑瓷，有白瓷碗，有元代描绘着凤凰蔓草花纹的青花瓷，素地雕花白瓷，还有大量14—15世纪的青瓷，种类繁多。这里还发现了14—15世纪的越南黑褐釉陶器、同时代的泰国宋加禄窑青瓷和一片日本古伊万里青花瓷残片（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而在基西马尼·马菲亚也发现了一只瓶，大致与在肯尼亚发现的瓷瓶属于同类，饰以红铜色和蓝白色（参见何芳川：《源远流长、前途似锦的中非文化交流》，刊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第815页）。

    中国瓷器在东非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成为建筑装饰品。在诸如肯尼亚的迪格、基利菲等许多沿海古老的清真寺遗址中，都可见到墙壁上隔一定距离便镶有一件中国瓷碗或瓷碟，有些寺院还把中国瓷器镶在大厅圆形的拱顶上。甚至在埃塞俄比亚距海岸遥远的冈达尔地区，宫殿的墙壁上也镶有中国瓷器。这证明在中世纪时东非上流社会中存在着建筑物中以镶嵌中国瓷器为美的风气，这种风气不仅在沿海地区存在，而且传到东非内陆。同时，东非这一时期的许多墓碑也镶有中国瓷器，瓷器上的花纹有花、树、果、鱼、鸟兽等。有的墓碑顶部还有一只中国瓷罐，表明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与中国瓷器为伴是死者亲属的最大心愿。

    （四）制糖技术的交流

    中国是甘蔗的原产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人不断比较中国土种蔗与海外甘蔗的优劣，从交趾、扶南、印度引进新蔗种。中国早期种蔗是用来榨取汁液。三国时孙权曾命匠人仿交趾方法制蔗糖。当时用甘蔗汁直接熬成的糖是固体状的。后来印度以石灰为澄清剂的制糖法由海路传入中国，大约从5—6世纪，中国开始制造砂糖。砂糖的名称源于梵文gula或guda，原意为“球”，在佛经中译为糖或砂糖。

    东汉时，印度、波斯的石蜜传到中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曾遣人赴印度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学习石蜜制法。据《新修本草》记载，石蜜又称为乳糖，其制法是用砂糖（即固态糖）水、牛乳、米粉混合，煎煮后成块。学习制糖的匠人从印度回来，唐太宗命扬州贡甘蔗，制出的石蜜比西域原产的还要好。

    中国人在三国时代学会制作的砂糖应当是赤砂糖。白砂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稀罕的舶来品。《宋史·大食传》记载雍熙元年（985年）和至道元年（995年）大食人进献的贡品中均有白砂糖。《宋会要辑稿》中也记载咸平二年（999年）大食人进献白砂糖之事。宋末的《岭外代答》在记述“阇婆国”（今印尼爪哇岛）时说，其地出产红、白蔗糖。可见东南亚人先于中国人掌握制取白砂糖的技术。中国人既知白砂糖好于赤砂糖，遂开始引进制取白砂糖的技术。其过程大致是这样：首先是一些掌握制糖技术的异域人以一技之长定居中国，在中国以外国法制白砂糖，而后这种技术渐渐传播开来，为中国匠师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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