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王朝”，即第200位帝王梁武帝萧衍及其后裔共4人，此即南梁；
“第二十六王朝”，即第204位帝王后梁宣帝及其后裔共3人，此即后梁；
“第二十七王朝”，即第207位帝王陈武帝及其后裔共5人，此即陈。
拉施都丁的《中国史》以南朝为正统，对西晋以后北方的历史，拉施都丁不叙述王朝序号，而是分为几部分介绍，即“第一组”十六国，“第二组”北魏，“第三组”东魏、西魏，“第四组”北周和“第五组”北齐。
“第一组”十六国：
在契丹（即北方）首先是占据敦煌的“凉”，包括张轨、乌孤、李暠、蒙逊、吕光等5位国王；
其次是汗八里（大都）地区的“燕”，包括前燕和后燕的慕容氏、慕容德和冯跋等4位国王；
第三是京兆（陕西关中）地区的“秦”，包括苻健、姚苌、乞伏等3位国王；
第四是阿合八里（河北真定）的“赵”，包括刘渊、石勒两位国王；
第五是吐蕃地区的“夏”国的赫连勃勃国王；
第六是蛮子之地（指华南）的（“蜀”国）李特国王。
“第二组”北魏：
魏道武帝及其后裔，共13人。
“第三组”东魏、西魏：
孝静帝及西魏文帝。
“第四组”北周：
孝闵帝及其后裔共5人。
“第五组”北齐：
文宣帝及其后裔共5人。
十六国、北朝历史介绍完以后，拉施都丁重新开始他的王朝序号。陈朝名列第二十七王朝，故隋朝成为第二十八王朝：
“第二十八王朝”，即第212位帝王隋高祖及其后裔共3人，此即隋；
“第二十九王朝”，即第215位帝王唐高祖及其后裔共22人，此即唐；
“第三十王朝”，即第237位帝王梁太祖及其后裔共3人，此即后梁；
“第三十一王朝”，即第240位帝王唐庄宗及其后裔共4人，此即后唐；
“第三十二王朝”，即第244位帝王晋高祖及其子共2人，此即后晋；
“第三十三王朝”，契丹耶律德光篡后晋位；
“第三十四王朝”，即汉高祖及其子，此即后汉；
“第三十五王朝”，即周太祖及其后裔，此即后周；
“第三十六王朝”，即宋太宗及其后裔共16人，此即宋。
在宋之后，拉施都丁叙述金的历史：金太宗完颜晟及其后裔9人。
仅从上述内容介绍，便可知《中国史》是一部罕见的奇书。它反映出随着蒙古世界帝国的建立，中国的文化向西传播的真实面貌，尽管《中国史》中提到的中国帝王名称和其在位历史纪年存在某些错误，但却反映出元代波斯、西域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了解到何等深刻的程度。拉施都丁的《中国史》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束奇花。
（二）火药的传播
火药发明以前，中国用于战争的纵火武器的主要成分是松香、草艾、油脂、硫磺等。这种火器在周代已经出现。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使用火攻武器，这种技术后来经罗马人、拜占庭人传到阿拉伯人手中，阿拉伯人称之为“希腊火”，其成分中含有石油和石脑油。五代时这种“希腊火”输入中国，当时译称“猛火油”。中国人注意到这种火器遇水火焰更炽的特性。在火药发明以前，所有的火攻武器都不含硝，而所谓“希腊火”则是黏稠状液体，与近代火药无关。
火药是由炼丹家发明的。9世纪时的炼丹学著作《真元妙道要略》已经提到，曾经发生过“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的惨剧。炼丹家还注意到，硝石不可与硫黄、雄黄和雌黄合在一起燃烧，否则“立见祸事”。唐末时，火药在中国已经应用于军事，当时的火炮乃是一种用抛石机发射的火药包。宋代《武经总要》中所记载的黑色火药配方，已经与现代黑色火药配方十分接近。宋代的爆炸性火器中有一种“霹雳火球”，在火药中掺入碎瓷片，使杀伤力大为增加。金代爆炸性火器的威力有所提高，可穿透牛皮、铁甲。金末还出现了管状发射性火器。
火药很早就传到海外。元代周达观曾出使真腊（今柬埔寨），看到那里的人民点放焰火爆竹。中国出口真腊的商品中有硫黄、焰硝等制造火药的原料。火药不仅传到东南亚，也传到遥远的西方。西方诸国不但进口中国火药成品，也学会按配方自制火药。大约在13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开始自制火药，成于13—14世纪之际的阿拉伯文著作《焚敌火攻书》中已经有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内容。制造火药的硝是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成书于1240年的大食医生伊本·白塔尔（Ibnal Baytar）的著作《单药大全》提到了硝石，并称之为“中国雪”（ThaijSini），而波斯也把硝石称为“中国盐”（namak iChini）。这说明阿拉伯、波斯诸国虽然能够制造火药，但主要原料之一硝最初却从中国进口。
（三）外销陶瓷
我国先秦时代的硬陶或原始瓷，上的是用铁作呈色剂的灰釉。东汉中叶，我国出现了以涂有铜、铁为呈色剂的铅釉的绿褐色陶器。这种釉色在中国本土缺乏渊源，而与占有东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绿褐色釉陶器相似，我国制陶业很可能在与罗马帝国的交往中学会了这种着色技术（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并接受了以绿褐色釉为美的审美观点。
唐以后，随着东西海上交往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出口也急剧增长。许多中国商品在海外诸国找到了自己的市场。瓷器是8世纪新崛起的大宗出口商品。唐代陶瓷“南青北白”，均极为发达。越州、长沙等地的青瓷大量涌进国际市场。据考古发现，广东瓷器外销颇为可观，陶瓷业已形成外向型特色，是我国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在现代已经发现的22处唐代陶瓷窑址中，外销瓷窑有8座，占总数的36％，分布于沿海地区。其中粤东2座（潮州北郊、梅县水车各1座），粤中4座（南海、新会官冲、三水、广州西村各1座），粤西2座（廉江、遂溪各1座）（参见《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第11页）。
从国外考古发现看，在东南亚、菲律宾出土过唐代广州西村窑产的凤头壶（张维持、胡晓曼：《从出土陶瓷看古代中菲关系》，载《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1辑）。泰国曼谷也出土过梅县水车窑的产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3期）。
笔者于1990年底在泰国参加“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曾在泰国南部暹罗湾畔素叻泰尼市距茶亚（Chaiya）区6公里处的林坡（LaemPho）村海滨见到大量唐代长沙铜官窑的瓷片。而在半岛另一侧攀牙市的Takuapa河注入安达曼海的河口处发现有大量伊斯兰陶器。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泰国南部向南延伸的马来半岛深深地切入大洋，是两个大洋，即太平洋水系与印度洋水系的自然分界。马来半岛以东是西太平洋的边缘海暹罗湾，半岛以西是东印度洋的边缘海安达曼海。从直线距离来说，安达曼海与暹罗湾很近，但由于马来半岛的分割，往来于暹罗湾和安达曼海之间的海舶要绕过长长的马来半岛，行程、风险和费用都增加许多。而马来半岛最窄部分宽不过40余公里。因此暹罗湾—马来半岛—安达曼海之间的水陆联运贸易应运而生。而林坡和Takuapa河口就是半岛两侧的转驳港。
从这两处遗址可推知，当时的太平洋—印度洋贸易并不全是直达贸易，有相当部分是间接贸易。唐末时许多中国海商把中国陶瓷器贩往海外时，并不直接把船驶往印度、西亚，而是以暹罗湾边像林坡这样的港口为终点港。华商在这里装上当地商贩翻越马来半岛运来的印度异域货物后便返航。而来自印度、西亚的商贾也往往舍远求近，在渡过孟加拉湾之后便在Takuapa河口这样的小港卸货，然后装上从暹罗湾边翻越马来半岛转运来的中国货返航。
由马来半岛向西，东西海路交通的另一个中介点是斯里兰卡和南印度。斯里兰卡有几处重要的贸易港，如西北方的满泰（Mantai）、北方的珊巴勒图拉（Sambalturai）、东北方的特林考玛里（Trincomalee，即停可马里）、南方的哥达瓦雅（Godavaya）、西南方的西尼伽玛（Sinigama）和中世纪晚期的西方的高朗步（Colombo，今科伦坡）等。其中以位于斯里兰卡岛东北方与印度次大陆最近处的满泰半岛最为重要。在满泰可以发现许多11世纪前后的中国及伊斯兰陶瓷器，中国陶瓷中最早的为唐代器皿，唐三彩、越窑器、长沙铜官窑硬质陶及黑釉器皿，而其中白底棕蓝色釉的器皿恐怕是最早的。而这里发现的碗的形制与永泰公主墓中出土者相似。满泰的青瓷碎片很多，当为唐朝中期器物。（P.L.Prematileke：Chinese Ceramics Discovered in Sri Lanka an Overview，in Sri Lanka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ed.by Senake Bandaranayake etc，Colombo， 1990，pp.233 237.（普雷玛梯勒克：《综述斯里兰卡发现的中国陶瓷器》，载森那克·班达纳亚克等人编《斯里兰卡与海上丝绸之路》，科伦坡，1990年，第233—237页））
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的印度南部的马八儿，因其地理方位也是东西海路交通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和中国陶瓷的销售地。在中世纪以前中国陶瓷器很少出口到印度，因为印度湿婆教徒吃饭方式十分简单，地上铺一张芭蕉叶，饭放在叶上，用手抓食，不用餐具。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以后，印度许多人改变了生活习惯，他们吃饭时使用桌子，在桌上摆上盛食品用的陶瓷器皿。因此，宋代以后，中国陶瓷在印度社会的销路大增（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载《东西方海路交通》卷1，1989年，第61页）。
据汪大渊记载，在“西洋”国之后，有一个地方称为“大八丹”，元时商人曾去贸易。这里的西洋国之后的方位坐标中心是中国，说明航海从中国出发，先至西洋国，再到“大八丹”。也就是说，“大八丹”应大致位于西洋以西不远处的海滨某处。我们已经提到“西洋”是马八儿国的汉文名称，马八儿位于今印度泰米尔那度州。“大八丹”既然在西洋之后，应当也位于泰米尔那度州一带。
约于20世纪80年代，印度泰米尔大学考古学教授苏拔拉雅鲁（Y.Subbarayalu）在与斯里兰卡满泰半岛相对的印度南端海滨的一个名曰帕里雅八丹（Pariyapattinam）的小村中发现了一些13—14世纪的中国龙泉青瓷碎片和一些14世纪景德镇的青花瓷碎片。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辛岛昇认为，发现中国瓷器的这个小村Pariyapattinam就是“大八丹”。因为pariya在泰米尔语中意为“大”，而“八丹”就是pattinam的音译，意为“港市”。1987年印度考古学者对这个小村进行了发掘，共发现了1000多块中国陶瓷器残片，其中青瓷占60％（龙泉青瓷占35％，福建青瓷占25％），白瓷占15％（德化白瓷占10％，景德镇白瓷为5％），青花瓷为10％，均为景德镇产品，褐釉瓷占10％，其他陶瓷为5％。其中最早的一片似为9—10世纪的邢州窑产品。
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陶瓷器已经开始远销西亚和北非。在埃及首都开罗城内的富士达特（al Fustat，意为“帐幕”）遗址是古代海外著名的陶瓷发现地。遗址中央的陶瓷碎片山积，数量在60万—70万片以上。考古学家们从1912年开始对这里进行发掘。埃及把调查出土陶瓷残片的工作委托给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不仅从进口品中区分出了远东的陶瓷与叙利亚、伊朗、意大利、西班牙的陶瓷残片，也从埃及本土陶片中区别出模仿中国的陶片。
据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和三上次男统计，除了埃及陶片以外，发现最多的就是中国陶瓷片，共发现约12000片，占全部发现的瓷残片的1/50—1/60。在远东的陶瓷片中还有泰国、越南和日本伊万里制品。中国陶瓷残片的时代从8—9世纪的唐代至清代，其中以唐三彩的残片最早，此外还有邢州白瓷、越州瓷、黄褐釉瓷、长沙窑瓷等，而以越窑产品最多。至于宋瓷，多属影青瓷及龙泉窑瓷。这里发现的中国陶瓷多为华南制品，华北的极少，只发现了少量的“辽白瓷”，这个现象说明中国与红海地区的贸易港集中在华南。开罗发现中国瓷片的并非只有富士达特一处，如巴扑·达尔布·马鲁贺（BabDarbal Mahruq）山丘就散布着许多中国陶瓷片，时代包括南宋、元、明时代的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也有元明清各代的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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