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亚非文学综述

    中古亚非文学是指亚非地区中古历史时期的文学，亦即亚非封建社会的文学。

    当人类的历史进入中古时代，即封建社会后，东方一些先进国家仍然走在世界各国前列。就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而言，中国可能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年至前400年之间（即春秋时代），中国便已经历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并逐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其他许多东方国家也在公元2、3世纪至7、8世纪之间先后确立封建制度。总之，东方先进国家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比欧洲先进国家早（一般认为，欧洲的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算起），其他许多国家也不比西方国家晚。

    在中古时代的前期（约至15世纪），东方各国人民继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文学，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相比之下，受到封建统治者和基督教教会严格束缚的欧洲国家的中世纪文化和文学却不很突出，除了大诗人但丁的创作以外，没有取得多少特别引人注目的成果。

    在文化方面，东方地区一些先进国家，如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等国的发展超出了同时代的欧洲国家。例如：我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入欧洲以后，对欧洲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印度和阿拉伯在数学研究上成绩卓著。印度人创造了“0”的符号和十进位制，阿拉伯人加以改进，形成“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取代了欧洲人原来使用的罗马数字；此外阿拉伯人还为创立代数学和现代数学做出了许多贡献。波斯学者伊本·西拿（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堪称当时医学的百科全书，长期成为欧洲医学教学和研究的指南。

    在文学方面，东方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同时代的西方文学。这时的东方文学在古代文学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家，创作出许多不朽的作品，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当时世界文学的高峰。如我国出现了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等一系列伟大的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日本的主要成果是和歌总集《万叶集》和紫式部的长篇物语《源氏物语》，后者被认为是东方最早的长篇小说，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印度继续保持文学大国的地位，名家名作有伐致呵利的诗集《三百咏》、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成日王的剧本《龙喜记》、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和格比尔的格言诗等；波斯在9~14世纪迎来了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诗人辈出，名家如林，菲尔多西、欧玛尔·海亚姆、内扎米、萨迪和哈菲兹等人堪称代表；阿拉伯的《古兰经》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散文典范，艾布·努瓦斯、艾布·阿塔希叶、穆太奈比、麦阿里和哈里里等是一系列诗人中之佼佼者，而大型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则是世界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文学作品；格鲁吉亚诗人鲁斯塔维里的长篇叙事诗《虎皮武士》，代表该民族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乌兹别克诗人纳沃伊最负盛名的作品是《五诗集》。总之，优秀作家作品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然而，与西方文学相比，东方中古时代的文学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即发展的缓慢性。文学发展的缓慢性是与社会发展的缓慢性相联系的。

    早在古代，东方国家就由于奴隶占有制度比较原始，农村公社势力强大，专制君主独揽大权等原因，社会发展速度较为迟缓。到了中古，东方各国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水平有高有低，速度有快有慢；但从整体上看，东方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比欧洲长，解体的时间比欧洲晚，发展的速度比欧洲慢。在东方许多国家当封建制度形成时，没有出现像西方国家所发生的那种急剧而重大的变革；在封建制度统治下，经济发展速度较为迟缓，生产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直到19世纪前后，绝大多数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为止，资本主义因素始终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大体上说，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结构特征。封建主义野蛮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几乎丧失了推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可能性；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居于统治地位，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不够发达，也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

    此外，异族的侵略和统治（特别是比较落后的民族对比较先进的民族的侵略和统治），对于不少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凡此种种，造成如下结果：在中古时代的前期，东方一些国家是比较先进的，是走在世界各国前列的；但是到了中古时代的后期，东方国家就逐渐落在欧洲先进国家的后边了，当欧洲已经进行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东方仍处于封建制度的制约之下。

    与社会发展的缓慢性相适应，东方文学的发展也具有缓慢性的弱点。这个弱点在古代和中古前期还不十分明显，但到中古后期便显得颇为突出了。尽管这时东方文学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产生了诸如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印度的《莲花公主传》（加耶西）、《苏尔诗海》（苏尔达斯）和《罗摩功行录》（杜尔西达斯），日本的松尾芭蕉、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的俳句、小说和剧本，朝鲜的《春香传》，越南的《金云翘传》（阮攸），马来语的《杭·杜亚传》等名著；可是由于这时欧洲先进国家已经渐次步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文学开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相继出现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产生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弥尔顿、莫里哀、笛福、菲尔丁、伏尔泰、卢梭、歌德、席勒、拜伦、雪莱、雨果和普希金等一系列大作家，所以继续囿于封建框框之中的东方文学就显得大大地落后了，东方文学自身发展缓慢性的弱点就充分地暴露了，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对比形势也就根本地改变了。

    中古亚非文学的地位和成就大致如此。从这一时期亚非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来看，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古代的亚非文学主要限于几个文明古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蒙昧状态；到了中古时期，亚非文学的地域大大扩展了。在古代业已取得光辉成就的文明古国中，埃及、巴比伦和希伯来的文学先后中断，只有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和波斯文学在中古时期继续向前发展。同时，许多新的国家和民族文学兴起，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为世界文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新兴的民族文学遍及亚洲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其中主要有日本、朝鲜、越南、马来、阿拉伯、乌兹别克和格鲁吉亚等。

    二是文学交流空前活跃。在古代，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不够频繁。到了中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也空前活跃起来。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以3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其中前两个体系是在古代形成的，而后一个体系是在中古形成的）为中心的3大文化交流区的形成上。一个是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化交流区。中国与这几个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由来已久，这几个国家的不少诗人、作家精通汉诗、汉文，并在创作上受到汉诗、汉文的深刻影响。再一个是印度与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区。印度与这几个国家的文化、文学关系密切，印度史诗和佛教故事在这几个国家广泛流传，其内容为当地群众所熟知。第3个是阿拉伯与中亚、西亚各国文化交流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成为它们之间联系的纽带。在交流过程中，历史比较悠久、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文学作品流传到邻近的国家，对邻国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同时，这些国家也接受了邻国文学的若干影响。

    三是文学内容的复杂化和形式的多样化。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古亚非文学在内容上更加复杂了，在形式上更加多样了。首先，文学作品的题材比较广泛，思想比较丰富，倾向比较复杂，反映了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自然有不少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品，但更多的是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反映封建社会的矛盾、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表现人民大众的愿望的作品。同时，文学作品的形式也有新的发展，体裁也有新的变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的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四是民间文学的蓬勃发展。亚非古代文学是以民间文学为基础的。到了中古时期，民间文学继续向前发展，在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戏剧和民间说唱等方面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并且对专业作家的创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亚非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善于从民间文学宝库中吸取养料，使自己的创作内容更加充实，思想更加明确，语言更加生动，风格更加平易。

    五是与宗教的关系仍然比较密切。尽管中古时期文学与宗教逐渐疏离，但是文学与宗教的联系仍然较多，受宗教的影响仍然较深。如日本、朝鲜和越南文学常有佛教色彩，印度文学常有印度教色彩，波斯和阿拉伯文学常有伊斯兰教色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宗教对文学的影响虽然还有积极的一面，可是随着宗教日益明显地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其消极面也逐渐扩大了。

    中古东亚文学

    中古东亚文学，在这里主要是指中古时代日本和朝鲜的文学。

    中古日本文学

    大约在纪元前后，日本列岛上的原始公社制社会逐渐解体，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据我国史书记载，当时岛上有许多小国，后来经过不断征战，其中比较强大的大和国家着手统一全国，至5世纪基本完成。随后通过7世纪中叶的“文化革新”，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8世纪初，定都奈良，史称奈良时期。

    日本古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起步的。日本原来没有文字，文学创作依靠口耳相传。5世纪中叶，开始采用汉字记载日语，曾经写下一些简单的皇族世系以及传说、歌谣之类的东西。8世纪初期，出现了两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古事记》是日本最古老的一部历史和文学作品，是以汉字表意和注音的方法写成的。据原序说，始编于711年，成书于712年，口授人是稗田阿礼，撰写人是安万侣。内容分帝纪和本辞两部分：帝纪记载历代天皇的概况，本辞则是神话、传说和故事的汇编。天皇下令编撰这部书的目的乃是为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权威。但是作为一部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集来看，它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如关于国土形成、速须佐之男命、大国主神、海幸彦和山幸彦等的记述，都有许多生动的场面，充满丰富的想象；此外还有不少歌谣也很感人。

    稍后于《古事记》的《日本书纪》（720）具有正史性质，体例则模仿我国的《史记》。书中记载的史料较为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但文学价值却不如《古事记》，文章也过于质朴。

    8世纪中叶先后编成的《怀风藻》（751）和《万叶集》（760）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部诗集。前者是汉诗集，其中虽然不乏优秀作品，但是由于主要表现行幸、从驾、应召一类生活，所以多数作品现实性不强，格调也不很高。后者是和歌集，反映社会生活相当深广，风格也比较质朴、清新，充分显示了古代日本民族的艺术创造力量，因而足以代表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水平。

    8世纪末，天皇把都城从奈良迁到平安，开始了持续400年的“平安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天皇权力日趋衰落和贵族势力日渐强大。它的标志则是贵族私有土地制度——庄园制的确立和贵族掌握朝廷实权政体——摄政关白的建立。

    促成这个时期日本文学发展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假名文字的创造。假名由汉字改造而成，可以自由地、正确地记录日本语音。

    假名的作用，在诗歌领域首先发挥出来，即汉诗的正统地位渐渐动摇，和歌重新抬头。虽然这时仍有天皇敕撰的汉诗集问世，但是引人注目的却在和歌方面。905年，第一部天皇敕撰的和歌集——《古今集》编成。全书20卷，收入自《万叶集》以后至当代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大多缺乏万叶和歌的生气，过于讲究技巧，往往给人以矫揉造作之感。其后，敕撰和歌集日趋隆盛。《古今集》和它的续集《后撰集》、《拾遗集》合称“三代集”，“三代集”又和以后的《后拾遗集》、《金叶集》、《词花集》、《千载集》、《新古今集》合称“八代集”。从形式上看，和歌确实夺得了宫廷正统文学的宝座；但从实质上说，和歌反而从此丧失了生命力。

    平安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不在诗歌方面而在散文方面，物语、日记、随笔等新的散文文学得到飞速发展。

    物语起初是在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等民间口头创作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后又不断从这些民间口头创作中吸取素材和营养。物语文学初期存在两个不同流派：一是传奇物语，即富有传奇色彩的物语；二是和歌物语，即以和歌为中心的物语。传奇物语的早期代表是《竹取物语》，大约产生于10世纪初，叙述一个从竹心里发现的美貌姑娘，拒绝5个贵族子弟的求婚和天皇的强娶，最后升天而去的故事。和歌物语的早期代表是《伊势物语》，大约产生于10世纪中叶，由125个短篇组成，描写贵族在原业平一生悲欢离合、颠沛流离的遭遇。其后，传奇物语与和歌物语逐渐合流，10世纪后期产生的《宇津保物语》可以说是合流的过渡作品。这部物语篇幅长，场面大，故事复杂，但前后缺乏联系，所以不够完整。出现在11世纪初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才是一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的杰作，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物语文学的最高成就。《源氏物语》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物语作品，如《狭衣物语》、《半夜醒来》、《滨松中纳言物语》、《女扮男、男扮女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这些作品有的是对《源氏物语》的单纯模仿，有的片面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有的热衷于庸俗的色情描写，有的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显出衰败的倾向。

    第一部用假名文字写成的日记文学作品是纪贯之的《土佐日记》（935），记述作者从土佐回京城时的旅行生活。《土佐日记》之后的日记文学作品，几乎都出于贵族妇女之手。这些作品通过作者的亲身体验表现她们的生活状况，反映她们对于男尊女卑观念和一夫多妻制度的不满，具有一定思想价值。《蜻蛉日记》（约974）是最早的妇女日记。作者道纲母通过自己21年的生活记录，谴责丈夫的喜新厌旧，诉说本人的内心痛苦。《和泉式部日记》（约1008）记述作者和泉式部的恋爱生活，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更级日记》（1060）的作者是菅原孝标的女儿。她以浪漫的精神和感伤的笔调叙述自己40年的生涯。此外，《紫式部日记》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日记文学作品。

    随笔文学的代表作品是清少纳言的《枕草子》（996）。全书共约300段，可以分为列举、日记、随想3部分，描绘自然景物、回忆后宫生活、抒发个人感受，笔调明快，感觉敏锐。

    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以天皇为首的古代国家迅速衰败下去。贵族摄关政治也不能挽回颓势，于是就有新兴的武士阶级代之而起。12世纪末，得到全国武士支持的新政权机构——镰仓幕府成立，中经南北朝对立，直到室町幕府灭亡，前后共400余年。在这期间，天皇失去实权，贵族土崩瓦解，武士执掌大政。与此同时，以表现皇家贵族生活、适应皇家贵族需要的贵族文学，也被以表现武士生活、适应武士需要的武士文学所取代，此外平民文学也逐渐抬起头来。

    这个时期文学的特色之一是战记物语的兴盛。镰仓时期是在激烈的战乱中开始的，武士们是通过剧烈的战斗登上政治舞台的，所以反映战争生活的战记物语活跃起来，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最初的战记物语作品是《保元物语》和《平治物语》。这两部作品都分为3卷，情节发展也有相似之处，前者写的是1156年保元之乱，后者写的是1159年平治之乱。战记物语的代表《平家物语》（1201~1221），记述1156~1185年间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在中央和地方争夺权力的兴衰始末，反映从平安时期向镰仓时期过渡，从贵族掌权向武士掌权转化的历史进程。源氏和平氏虽然同样属于武士集团，可是由于平氏登台以后没有能够代表武士利益，没有能够完成历史使命，所以平氏终于遭到失败，源氏终于获得胜利。这部作品在文体方面也有所创新。日文汉文交织，韵文散文并列，雅语俗语杂陈，读来音节铿锵，琅琅上口。这部作品对后世的物语、小说和戏曲有着深远的影响。

    《平家物语》之后，战记物语继续出现，如《源平盛衰记》、《太平记》、《义经记》和《曾我物语》等。其中以《太平记》（1372）较为出色，这部作品写的是从镰仓幕府垮台到室町幕府建立前后约50年间的战乱。

    随笔和日记文学方面也有一些佳作产生。为了躲避乱世，不少人移居山林，成为隐者，随笔文学应运而生。鸭长明（1155~1216）的《方丈记》（1212）和吉田兼好（1283~1352）的《徒然草》（1330~1331）最为有名。前者描述居于乱世之苦和隐遁山林之乐，后者表述关于自然、人生、趣味之类的随想。日记文学首先应当举出《十六夜日记》（1280）。作者阿佛尼（？~1283）为了解决家产继承问题，从京城到镰仓，这部作品便是她的旅行日记。其中有对儿子的热情，有对景物的描绘，颇为动人。另外，《建寿御前日记》（1219），《辨内侍日记》（1252）、《中务内侍日记》（1292）等，也是这时出现的妇女日记。

    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少，可是优秀作品却不多见。以和歌为例，尽管宫廷经常举办盛况空前的比赛，天皇不断下令编撰歌集，前后共达13集（合称“十三代集”）之多，仍然不见什么起色。这可能是皇家贵族在政治上没落的反映。

    戏剧文学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新因素。日本过去没有戏剧，这时受到中国戏剧的刺激，开始产生“能”和“狂言”，构成初期的戏剧。“能”以舞蹈为中心，取材于古典文学作品，文体华丽，注重技巧，戴假面具，服饰豪华，歌颂上层人物。“狂言”则以模仿为中心，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采用口语，不戴面具，滑稽幽默，讽刺上层人物。若就思想内容而论，“狂言”的价值在“能”之上。观阿弥（1333~1384）和世阿弥（1363~1443）父子被认为是能乐之集大成者。

    室町幕府倒台以后，经过一段战乱时期，至17世纪初江户幕府创建，全国由分裂归于统一。江户幕府建立起一整套封建统治秩序，有效地控制了全国，形成一种太平局面，史称江户时期。城市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商人的大量出现及其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是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显著特点之一。伴随着商人的兴起，商人文学也就在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逐步成为主流了。自然，这时的商人文学一面呈现出群芳吐艳的景象，一面也孕育着颓废腐化的危机。

    占据这时诗坛中心地位的是俳句。俳句是由和歌变化而来，最初作为余兴吟诵，以后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新的诗体。松永贞德（1571~1653）首先倡导俳句，使之推广于世，被称为贞门。西山宗因（1605~1682）继之而起，创立了谈林派。随后，松尾芭蕉（1644~1694）在继承贞门和谈林两派基础上形成独自的风格——蕉风，其风格，有的闲寂幽玄，有的欢快、充满活力，有的色彩鲜艳，有的雄伟壮观，有的悲壮深沉，有的通俗质朴。由于他不断发展创新，把俳句推上了更高的境界，因而荣获“俳圣”之美称。芭蕉以后，有名的诗人是与谢芜村（1716~1783）和小林一茶（1763~1827），前者的俳句富有浪漫情调和唯美色彩，后者的俳句则以自由使用俗语和生活气息浓厚为特色。

    小说方面的主要形式是浮世草子。浮世草子是以表现现实生活为内容的小说。井原西鹤（1642~1693）是它的代表作家。西鹤本身是个商人，所以他不大看到商人生活的消极面，对商人抱肯定态度，对生活持乐观态度。他的作品很多，主要的是2类：属于商人小说的，有《日本永代藏》、《世间费心机》等，描写商人发家致富、破产衰败的故事，赞美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属于色情小说的，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女》等，描写以妓院为中心的放荡生活，肯定商人的旺盛生活欲望。当商人尚在封建桎梏下谋求发展的时期，这些作品无疑具有某些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但是，其中美化商人、宣扬剥削、描写色情和宗教迷信等等成分毕竟是不可取的。西鹤前后，小说方面还有假名草子、草双纸、读本、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多种形式出现，其中较为出名的是十返舍一九（1765~1831）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和式亭三马（1776~1822）的《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等，不过这些作品或流于滑稽可笑，或偏于色情淫秽，或追求离奇曲折，已经达不到西鹤的水平了。

    净琉璃和歌舞伎是这时戏剧方面的主要形式。净琉璃本是由说唱艺术发展起来的木偶戏，歌舞伎则是由舞蹈演变而来的歌舞剧。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的作品标志着当时戏剧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他一生写过100多部净琉璃剧本，20余部歌舞伎剧本。净琉璃方面又可以分为历史剧和社会剧两类。历史剧如《景清出家》和《国姓爷会战》。前者取材于《平家物语》，描写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复仇故事，表现武士的英勇精神；后者写的是我国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社会剧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商人生活。表现社会上的金钱统治与人们争取自由幸福生活愿望的矛盾，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代表作有《曾根崎殉情》、《天网岛殉情》和《女杀油地狱》等。《曾根崎殉情》是第一部社会剧，写商店伙计德兵卫和妓女阿初在郊外森林中双双自杀的故事。近松之后，竹田出云（1691~1756）在净琉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河竹默阿弥（1816~1893）则成了歌舞伎方面的集大成者。

    中古朝鲜文学

    朝鲜进入阶级社会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当时形成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三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9世纪以后，又在内外矛盾中重新分裂为三。这段历史统称之为三国时期。

    朝鲜文学史的开端可以上溯到公元1世纪以前，主要形式是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祷词、歌谣等。进入三国时期以后，汉字传入朝鲜，书面文学随之产生，有的直接采用汉字汉语，有的则用汉字记载朝语。汉文文学方面有金大问、薛聪、慧超等散文家和崔致远、朴仁范、崔匡祐等诗人，其中以崔致远（857~？）所取得的成就最大。他12岁即来我国学习，以后应试中举，做官多年，回国之后不被重用，并且屡遭陷害，最后举家隐居于伽椰山。他的作品散失很多，只有文集《桂苑笔耕》20卷和收在《东文选》等书中的少量诗集保存下来。在《寓兴》、《古意》、《江南女》和《蜀葵花》等诗中，他对社会上的黑暗和丑恶加以讽刺，对受迫害的卑贱者表示同情，表现了自己鲜明的爱憎和高洁的人格。崔致远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大，被公认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者。

    国语文学的发端是一系列新罗乡歌的创作。这类作品据说数量很多，但是目前仅存25首。其中有的是民间创作，有的是文人创作。内容主要描写世俗生活，表现风土人情，歌颂贵族，赞美佛法，形式则分为四句体、八句体和十句体三种，以十句体为基本形式。

    10世纪初叶，高丽国王重新统一三国，建立了高丽王朝。高丽王朝至14世纪末崩溃为止，延续400余年，史称高丽时期。

    汉文文学（尤其是汉诗）是高丽时期文坛的主流。朴寅亮、郑知常、金富拭、李仁者、李奎报、李齐贤、李谷、李穑等一大批诗人涌现出来，将诗歌创作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其中，李奎报和李齐贤最负盛名，被誉为高丽文学的双壁。李奎报（1168~1241）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在官场上曾遭降职、流放等处分，但因能诗善文而一度受到重用，历任户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等要职。他一生写过近万首诗，可是保存下来的只有2000余首。长诗《东明王篇》写高丽国始祖东明王的开国业绩，歌颂祖国的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充满爱国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孀妪叹》、《闻国令禁饷清酒白饭》、《望南家吟》、《代农夫吟》、《苦寒吟》等诗描述了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苦难，揭露了官府的暴虐和权贵的奢侈，表现了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新谷青青犹在亩，县胥官吏已征租。力耕富国关吾辈，何苦相侵剥及肤。”（《代农夫吟》）等名句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在艺术方面力求创新，反对蹈袭古人。李齐贤（1288~1367）出身于文人家庭，曾在我国北京住过20余载，回国后官至右政丞。他一生写有大量诗和词。其中有的触及人民的疾苦，如《促织》，有的描绘我国和朝鲜名山大川的壮丽景色，如《蜀道》、《望华山赋水调歌头》、《山中雪夜》、《金刚山二绝》、《菩萨蛮·舟中夜泊》等。还有的则抒发他对我国的留恋和对祖国的思念，如《庚辰四月将东归题齐化门酒楼》。他的写景诗自成一格，倍受朝鲜后代诗人推崇。

    国语文学的主要形式是高丽歌谣。高丽歌谣是在新罗乡歌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青山别曲》、《西京别曲》、《思母曲》、《沙里花》等较为有名，其中多数属于爱情歌谣，表现男女之间的离愁别恨，并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妇女对所受压抑的不平；此外也有反映政治上的矛盾的，甚至还有暴露统治者盘剥农民的罪恶的。

    14世纪末叶，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李成桂起而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李氏王朝的统治。李朝初期，由于实施一系列改革，生产力有所发展；但是到了后期，随着统治阶级日益腐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加上外族不断侵略，国力衰退，终于在19世纪后半期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1444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是李朝时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国语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首先是国语诗歌获得了蓬勃发展。国语诗歌的主要形式有时调和歌辞。时调是由新罗乡歌、高丽歌谣发展而来，最初产生于高丽末期，李朝时期逐渐构成一种定型诗体。金宗瑞、南治的爱国时调和黄贞伊的爱情时调都有一定价值，而尹善道（1587~1671）则堪称时调名家。他在官场不大得志，曾三次遭流放，因而常常寄情于创作，以山水的优美反衬官场的污秽。他的名篇《山中新曲》、《山中续新曲》、《渔父四时词》等，都是出色的风景诗，感情饱满，笔法细腻，生动地再现了朝鲜四时山川景物的变化。歌辞也是由新罗乡歌、高丽歌谣发展而来，并且受到时调影响。它的形式较为自由，长短可随内容而定。郑澈（1537~1594）是歌辞初期的代表。由于当时党争激烈，他的官场生活也多坎坷，曾经屡次遭到降职。罢官和流放的处分。他的代表作《关东别曲》、《思美人曲》和《续思美人曲》写景细腻，抒情大胆，语言生动，形式优美，有朝鲜《离骚》之称。郑澈之后，朴仁老（1561~1642）继续从事歌辞创作。他是一员武将，曾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壬辰战争中多次立下战功。因之，他的作品也往往与战争有关，充满爱国精神。如《太平词》是描写壬辰战争的，热情地讴歌了朝鲜军民同仇敌忾卫国保家的壮举；《船上叹》则抒发诗人抱病服役的壮志，警告敌人不要轻举妄动。

    其次是国语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李朝小说是在大量稗说文学基础上形成的。许筠（1569~1618）是国语小说的第一位重要作家。他由于对当局不满，曾经策划发动起义，结果事情泄露被处死刑。他的小说《洪吉童传》写的是农民起义领袖洪吉童组织活贫党，惩办贪官，劫富济贫，并在海岛建立理想王国的故事。这部小说据说深受我国的《水浒传》的影响。金万重（1637~1692）是进而把国语小说推向成熟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对朝鲜后世小说产生很大影响，前者描写封建士大夫家庭内部的妻妾相争，旨在劝善惩恶；后者描写仙界男女下凡成亲，最后大彻大悟、皈依佛门的故事，说明浮生着梦。进入18世纪以后，国语小说更加繁荣兴旺，《兴夫传》、《沈清传》和《春香传》等都是在民间创作基础之上加工而成的。《兴夫传》通过兄弟之争，反映贫富矛盾，表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沈清传》写的是少女沈清为救盲父舍身投海终获幸福的故事，赞美沈清的孝心和善良。《春香传》位于三传之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不愧为国语小说的代表作。

    李朝时期的汉文文学仍然为文人所重视。汉诗的内容结合现实更加紧密，反映现实更加深刻。徐居正、李石亨、李劳、白光勋。申钦、李植、权毕等是这个时期负有盛名的诗人，其中权毕（1569~1612）尤被推崇，所作《驱车儿》、《切切何切切》等诗对于贫苦百姓深表同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8世纪前后进步文学流派——实学派兴起，实学派的代表作家朴趾源和了若镛在汉文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朴趾源（1737~1805）是朝鲜中古时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他出身名门望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出使中国，接受先进文化影响。其主要创作有短篇小说集《放琼阁外传》和访华旅行记《热河日记》等。前者收入的讽刺两班懦弱无能的《两班传》是作者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后者通过多种多样的文体提出了各种社会问题，全面地体现了作者的实学思想。丁若镛（1762~1836）是实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实学派的大诗人。他主张从事诗歌创作必须从关心国计民生的愿望出发，即所谓不忧君爱国，非诗也；不伤时愤俗，非诗也；非有美刺劝惩之义，非诗也。他一生写有汉诗2500余首，其中有的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思（如《述志》，有的描述百姓所受的苦难，如《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饥民诗》，有的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如《猎虎行》、《狸奴行》、《龙山吏》，有的提出改革社会的理想，如《夏日对酒》等。除了上述作家作品之外，金时习的汉文短篇小说集《金鳌新话》，作为朝鲜小说创作的先驱也是不应忽视的。

    大约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关系，自古以来日本和朝鲜的文化同当时历史比较悠久的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受到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因而也就使得日本文化和朝鲜文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联系，产生了某些共同性。

    在语言和文字上，日本和朝鲜起初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以后都采用汉字注音、表义，最后都借助汉字创立了民族文字；与此同时，大量的汉语词语融入日语和朝语之中，成为日语和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日本和朝鲜文学史上，都曾长期存在汉文文学和国语文学并立的现象。

    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上，日本和朝鲜的作家常以中国文学为规范，在思想、题材、体裁、格律、语言、典故等方面向中国文学学习，从中汲取营养。当然，那些优秀的作家都是既善于学习外国的长处，又善于保持本民族的传统的，所以他们所写出的作品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的思想性上，日本和朝鲜文学都受到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从中国传过去的佛教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日本更多地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而朝鲜更多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古南亚文学

    中古南亚地区的文学就是中古印度文学。当时，南亚地域民族矛盾尖锐，割据局面严重，但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许多独立的国家，仍然是一个统一体。只有斯里兰卡岛国（旧名锡兰）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的国家。

    中古印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过渡时期，大约从公元前开始有了封建社会的因素，到5、6世纪初步形成了封建社会。因此以9世纪前后为界可以分成2个阶段，即中古前期和中古后期。顺应时代演变的文化、文学也是如此，也经历了2个不同的时期。

    一、古典梵文文学时期（约1世纪至9世纪）

    这一时期的印度几度统一又几度分裂，常常是相对统一的大国和分立的小国并立。贵霜王国衰落之后，笈多王朝于320年建立，随之强大，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庞大帝国。5世纪由于白匈奴（哒哒人）入侵，笈多王朝步入衰落时期。6世纪之后新的普西亚布蒂王朝出现，7世纪初戒日王登基，开始了新王朝的鼎盛时期。戒日王去世后，印度又陷入了分裂状态。从8世纪开始，异族不断入侵印度。10世纪之后，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部民族日益强大，逐渐占领印度的广大土地，建立了新王朝，结束了中古前期。

    这一时期，我国3位高僧法显（晋）、玄奘（唐）、义净（后唐）先后留学印度学佛法。他们的著作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印度的社会面貌。当时几个王朝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保留了原始的农村公社制度，采用封建式的生产方式，“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法显《佛国记》）。帝王重视文化、学术事业，一批文人进入宫廷，受到统治者的恩宠。

    这个时期，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并存并互为消长。婆罗门教融合了民间的信仰，逐渐形成印度教，崇尚三大神；即毗湿奴（司保护）、湿婆（司毁灾）和梵天（司创造）。佛教则由原始的小乘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

    这一时期的文学继承了史诗时期的文学传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以宫廷为中心的城市文学得到发展，文人文学渐渐抬头，逐步取得文坛的优势；其次，文学作品与宗教文献分离，形成自身的独立的文化形态，因而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再次，各种文学的形体逐渐完备、定形，戏剧、诗歌、故事、小说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文艺理论的发展，标志着文学自觉性的加强。

    古典梵文文学时期是印度文学史上一个繁荣、辉煌的时代，一个文学自觉、成熟的时代。

    二、地方语文学时期（约10世纪至19世纪）

    9世纪以后，印度多次遭到西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侵略，政治、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入侵的民族掠夺印度人民的土地和财产，印度各个封建王公纷纷进行抵抗，因此当时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十分尖锐，战端频起。经过几百年的动乱，在14世纪初，蒙古人帖木儿建立了新的王朝，确立了统一的印度北方的霸权。不久帖木儿王朝衰落，各封建王公抬头，割据的局面又重新出现。16世纪阿富汗的强悍民族侵入，占领德里，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再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封建王国。它不仅独霸北方，也将势力伸向南方。新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采取了缓和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民族矛盾相对地得到了缓和，而阶级压迫严重，阶级矛盾上升。综观中古时期，印度长期处在外来民族控制之下，战祸不已，民不安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时而民族矛盾加剧，时而阶级矛盾尖锐。

    所以反映在宗教、文化上，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相互抵触，而又相互融合，构成纷繁复杂的形势。印度为了抵御外族的统治，逐步改革了婆罗门教，发展成为印度教，而且加强了控制。14、15世纪之后，民族矛盾稍有缓和，印度教受到伊斯兰教的冲击，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虔诚教派”的运动，它维护了民族和大多数中下层教民的利益。因此中古后期的印度，宗教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它贯穿着整个中古后期，成为当时社会上一个突出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印度文学的一个新阶段，它受到时代、政治、宗教、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以崭新的姿态出现。10世纪之后，统一文坛的印度梵文文学衰落，代之而起的各个地方语（俗语）文学兴起，印地语文学、乌尔都语文学、孟加拉语文学、泰米尔语文学、波斯语文学、马拉玛兰语文学等等竞相出现，呈现一派百花争艳的局面。

    12世纪孟加拉诗人胜天是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梵文文学的作家。他的《牧童歌》是根据史诗和民间文学的内容，描写了大神化身的黑天和牧女陀罗的爱情。全诗感情直率，情节起伏跌宕，描写细腻，充分发挥了抒情诗体的特点。《牧童歌》由于对黑天大神的颂扬，开拓了中古时代虔信文学的先河。

    10世纪之后，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体现民族精神的英雄史诗盛行，在印地语和其他地方语中，歌颂封建王朝领主业绩的史诗众多，它们带有理想色彩，富有民族精神。最著名的作品是12世纪宫廷诗人金德·伯勒达伊的《地王颂》，它集中描写了地王和夏布哈丁王之间的战事，地王英勇善战、宽厚待人，体现了印度民族的高贵品性和不可屈辱的民族精神，最后地王惨遭暗杀，寓意了印度遭受外族蹂躏的灾难深重的现实。它继承了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文学传统，结构宏伟，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另一部重要史诗是14世纪诗人维德亚伯迪的《吉尔蒂颂》。这个时期抒情文学也有发展，有的诗人模仿迦梨陀娑的《云使》，写出了情调伤婉的情诗，抒发了征夫思妇的绵绵不绝的相思之情，如11世纪的阿伯杜尔·勒赫芒的《托告君夫》。

    14世纪之后，随着宗教虔诚运动的发展，宗教文学兴起。它是宗教虔诚运动的一翼，因此又称之为虔信文学。在印地语文学中出现了几位宗教大诗人，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教派文学。格比尔和加耶西是“无形派”的诗人，他们认为神是无形的，反对偶像崇拜。格比尔则又认为只有获得智慧和理性方能与神融合，因此称他为“明理”派诗人；加耶西则认为通过情爱可以解脱，所以称他为“泛爱”派诗人。他们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是代表中下层印度人民利益的宗教改革家，尤其格比尔是来自民间的致力于宗教改革的志士，所以被称为圣者（达斯）。苏尔达斯和杜尔西达斯是“有形派”的诗人，他们认为神有形体，主张信仰大神的化身。杜尔西达斯膜拜罗摩，是“罗摩”派诗人，苏尔达斯崇拜黑天，是“黑天”派诗人。他们也是宗教改革家，亦被称为圣者（达斯），都企图以纯洁印度教的方式实现民族、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理想。

    宗教虔诚运动席卷了印度多数地区，许多地方语文学都有强烈的反响。孟加拉语文学有崇拜湿婆教派和崇拜毗湿奴教派的文学；前者以歌颂湿婆妻子难近母（琼基）的诗歌成就突出，著名的穆贡德拉沃的《琼基颂》描写女神的威力、仁慈以及为民降魔除妖的功业，它反映了人民痛恨战乱、渴望安定的心愿；后者以15世纪诗人钱迪达斯为代表，他的抒情诗《黑天颂》体现了诗人对毗湿奴化身的黑天膜拜的宗教情感，也歌颂人生的美好、青春的欢乐，并且痛斥了世间的丑恶。

    格比尔是14、15世纪之交的宗教诗人。他出身寒微，自身又是织布工人，自幼失学。后来随从毗湿奴教派大师摩难陀出家学道，自创格比尔宗教支派。他是位宗教改革家。他的诗歌创作是在传教过程中顺口拈来的作品、由信徒们记录下来，去世后由门徒搜集出版，名为《格比尔诗集》。他的诗由于语言通俗，内容深刻，比喻贴切、新颖，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因而深得人民的喜欢，至今流传在民间，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至理名言。

    格比尔以哲理诗见长。他尊重实践，尊重从实践得来的思想与认识，反对虚幻的偶像与空洞的玄学之说，具有素朴的唯物观念；他同情人民的疾苦，反对种姓制度和观念，主张在神的面前，只有“虔诚”，无贵贱等级之分；他不满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敌视心理，主张消除民族、宗教隔阂，统一国家，安定人民。他也创作了感情细腻的情诗，借男女欢情寓意教民对真神的虔诚、膜拜的心理，音律谐婉，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他的诗歌具有自然、朴实之美，但也有浅薄之弊。

    加耶西（1493~1542）是印度北方印地语诗人，出生在伊斯兰教徒家庭。他笃信伊斯兰教派的“苏菲”派的教义，主张平等和泛爱。他最有名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伯德马沃蒂》，全诗分58章，1.1万余行，规模宏大，篇幅浩繁，叙述了公主伯德马沃蒂与王子勒登森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他们忠贞不渝，最后在凶恶的异邦统治者的迫害下，双双殉情。

    长诗的爱情悲剧超出一般情诗的内容，而含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他们在爱情上的坚贞不屈是对异国暴君的淫威的反抗，是具有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精神的。全诗笔力遒劲畅达，形象逼真鲜明，是一部印度中古时期少有的优秀之作。

    苏尔达斯是15世纪后期印地语诗人，生卒年代不详。他出生在民间艺人家里，本人也是民间说唱艺人。他曾出家当过僧人，信奉黑天教派。他的传世之作有三部作品：《苏尔诗海》、《苏尔诗选》和《文学之波》，但可靠的只有一部《苏尔诗海》。《苏尔诗海》是歌颂黑天大神的长诗。它抒情、叙事兼备，利用《薄伽梵往世书》的素材、情节，倾吐了人的真实情感，歌唱了不带灵光的人性。

    诗中最精彩部分是黑天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以及和牧女陀罗的爱情的描绘。童年的黑天是天真、活泼、顽皮的牧童，招人喜爱；少年的黑天是翩翩美男子，情场上的多情之种，招来众牧女的爱慕；成人之后，他嫉恶如仇，为民除掉暴君刚沙，是一位具有超凡神性的英雄。黑天性格完整，感情真挚可爱。

    长诗描写了牧民的生活，着意刻画了牧女罗陀的形象，显示出一位来自民间诗人的特点：热爱生活，赞美淳朴、善良、真挚的情感。牧民的生活在诗人彩笔之下是人生的乐园，是一派和睦、幸福、勤劳、朴素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并富有田园乐趣。《苏尔诗海》被奉为宗教的圣典，是在宗教庆典之时诵读的赞美诗，苏尔达斯也被看作是宗教的圣者。然而，揭去长诗的颂神的轻纱，它却是生动有趣、浪漫抒情的印度中古人民生活的写照，诗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富有人情味，整部长诗散发着浓烈的生活气息。

    米拉巴依（1503~1573）是印度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一生不幸，20多岁时就成了寡妇，以敬神拜仙，笃信宗教排解精神的苦闷。她信奉黑天大神，一生写下不少宗教抒情诗，倾吐了她被压抑的心愫，尤其在描写牧女罗陀爱慕黑天的诗歌里，透露出诗人渴慕爱情自由、不满封建礼法的心思。她的宗教诗既有强烈的生之欲望，又有悲观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

    17世纪以后，虔信诗歌衰落，大量效仿前人之作涌现，形式僵化，内容单调，缺少创新的精神。

    与宗教虔信文学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世俗文学。14世纪用梵文编定的《关于骗子的故事》就是社会中各种奸诈之徒的形象集锦，描绘了各色各样以行骗为术的人物的面貌，作品幽默，富有情趣，也具有反宗教的倾向。孟加拉语作家卡娜和达克合著的《格言集》有肯定人生、否定来世的反宗教倾向。无名氏的长诗《虚空往事诗》揭露了宗教对人迫害的残酷。

    乌尔都语文学和孟加拉语文学

    乌尔都语文学是巴基斯坦、印度用乌尔都语创作的文学，起源于波斯古典文学，于11~12世纪开始发展。第一个用乌尔都语写诗的是波斯语诗人哈佳·玛苏德·萨迪·苏莱曼，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狱中哀歌》。用乌尔都语创作取得重大成就的是阿密尔·霍斯陆，他曾被誉为“印度的鹦鹉”，著有诗集《哈里格·巴里》。

    15~17世纪，乌尔都语文学得到发展，著名诗人有穆罕默德古利·古特布·夏赫、瓦里、夏赫·阿布鲁、密尔·特基·密尔等。

    18世纪末的散文作品，如童话和故事，大多根据梵文古典文学和波斯文学加以改写，如密尔·阿门有名的民间故事《花园与春天》等。

    19世纪的著名诗人纳兹尔·阿格巴拉巴迪和米尔扎·迦利布。迦利布在诗歌和散文领域成为乌尔都语文学的范例。随着莫卧儿帝国的崩溃，勒克瑙成了乌尔都语文学的中心，并形成了勒克瑙诗派（此前有德里诗派）；后来，文学中心又一度转移到德干和兰普尔。朗金、纳兹尔·阿格巴拉巴迪、阿密尔等是这一时期的有名诗人。

    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使用孟加拉语的民族的文学，是在梵文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0~17世纪的孟加拉语文学大都是诗体作品，反映了当时孟加拉地区的宗教思想、宗教斗争及其阶级背景。

    《恰利耶歌集》成书于10~12世纪之间，是孟加拉语文学中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格言集》、《虚空往事书》等也是同时期的作品。14世纪后，“孟格尔”体颂诗大量出现，主要以颂扬湿婆女儿摩那萨蛇神、琼基、湿婆三类作品为主，如《摩那萨颂》、《琼基颂》等、同时，孟加拉语虔诚文学也逐渐发展，虔诚诗人主要描写毗湿奴神的化身黑天的形象；这类诗歌创作在16~17世纪进入繁荣阶段，主要诗人有穆拉利·古帕特、戈宾德达斯等。16世纪翻译和改写梵语古典文学作品之风盛行，如改写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促进了孟加拉语文学的发展。17世纪出现反映人间爱情的长诗《劳尔琼德拉妮》。18世纪有许多作家成为宫廷诗人，如帕尔德·钱德拉等。

    17~19世纪，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孟加拉语文学中小说、戏剧、新诗、散文等文体纷纷产生，它们大多摆脱了神话和宗教内容，直接反映社会生活。伊希沃尔·金德尔·古普特是主要的启蒙文学家；拉姆·莫汉·拉伊组织了启蒙社团“梵社”，为现代孟加拉爱国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时期的其他著名作家有：散文家伊希沃尔·金德尔·维德亚萨格尔、诗人伦格拉勒·本多巴拉雅耶、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剧作家拉姆纳拉扬·德尔格尔登、小说家班吉姆·金德尔·查特吉等。他们都对后来作家有过很大的影响。

    僧伽罗文学

    《僧伽罗文学》是斯里兰卡以僧伽罗语创作的文学。最早的僧伽罗语文学作品是一部诗律《国语格律》。8~10世纪，出现著名的“西格利亚诗”。波隆纳鲁伐时期（1056~1215）是僧伽罗文学的黄金时代。古鲁卢高弥是这时期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作家，著有散文《法灯》、《圣水浩荡》等。《皈佛》、《皈法》和《皈僧》是这一时期产生的著名“三皈散文”。檀巴德尼耶和吉鲁奈格拉时期（1236~1344）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妙法宝脉论》、《五百五十个本生故事》、《皇冠宝石诗》等。

    14、15世纪出现了大量的“禽使诗”（一种四行诗），诗的内容大多是为王室求福祈祷，如《神鸽使》、《天鹅使》等。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入侵斯里兰卡，僧伽罗文学逐渐衰落。1815年英国占领全岛之后，僧伽罗语作家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创作题材到作品体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阿富汗文学

    阿富汗的主要语言是普什图语和阿富汗波斯语。阿富汗最早的诗是7世纪时一位酋长艾米尔·克鲁写的一首战歌。11世纪初，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创作了《王书》，作品在阿富汗史和波斯文学史上都有重要价值。当时也出现了不少用普什日语写的诗歌。13~16世纪还出现了不少具有文学价值的史籍和散文作品，如《苏里王朝史》、《真主的爱》、《名人传》等。文学家谢赫·梅里于1411年写成的《谢赫·梅里全集》是普什图语早期比较完整的著作。16~17世纪，“罗森教派”运动对阿富汗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的著名文人有巴雅席德·安沙利、毛拉·阿扎尼、贾拉尔等。胡什哈尔汗是17世纪世俗诗歌的主要代表，被称为“普什图文学之父”。稍后的著名诗人阿卜杜拉·拉赫曼被尊为“普什图文学的先驱”。18世纪的著名诗人有阿卜杜拉·哈米特、阿赫迈德汗等。

    中古东南亚文学

    中古东南亚包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亚等大陆上的国家和由岛群组成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这一名词虽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才普遍使用，但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自远古以来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不断地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高度文明。

    东南亚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即她在自己的历史时期开始很久以前，与其相邻的中国和印度，早已是为世人所承认的文明大国，故这一区域的文化主要是在上述两大文化中心的影响、滋养下发展起来的。

    在中古初期和中期，东南亚大致可分为受印度影响和受中国影响的两大文化区。

    在受印度影响的这一区域（如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印度巴西亚等）里，印度文化沿海、陆两条通道传入后，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制度、艺术、宗教意识以及文学创作等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柬埔寨曾于5世纪初采用“天竺法”，对自己国家的制度进行改革；地处中缅甸的骠国的雕像与铜器，其风格与笈多王朝的极为相似。在宗教意识方面，印度教与佛教的影响同时存在，它们之间几乎划不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如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国的统治阶级就曾先后以这两种宗教作为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

    在文学方面，继印度的神话故事在东南亚广为流传之后，在中古初期，印度梵文文学对东南亚影响最大的作品有历史传说总集《往世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其中两大史诗的影响尤为久远。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绝大部分是从《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以及其他梵文名著中直接取材的；爪哇古典文学则是从移植两大史诗开始的。但是，进入中古中期，印度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却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一、随着小乘佛教在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的传播，以及它于13世纪前后成为这些国家的国教之后，印度梵文文学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已接近尾声，开始了印度巴利语文学的影响时期。例如，缅甸自小乘佛教于11世纪成为国教后，从国王开始，笃信佛教的人日渐增多，文学作品也相应产生了不少以佛陀轶事为主要内容或根据佛本生故事改写的作品，著名的如信摩诃蒂拉温达（1453~1518）的四言长诗《修行》、《祈祷》，和僧侣诗人信摩诃拉达塔拉（1468~1530）的《布利达》、《九章》等。与缅甸相邻的老挝亦因信奉佛教的人占多数，古典文学中宗教文学的题材、内容等均与佛教及其教义密切相关，其中有不少是颂扬佛陀的。著名的有写佛陀由动物变成人或神仙的《本生经》以及描述佛陀生活史的《三藏经》等。

    二、在中南半岛的南端，从13世纪开始，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曾经较早受到梵文文学影响的马来古典文学，此时又先于其他地区吸收了伊斯兰的文化，文学方面最先介绍进来的是与伊斯兰教先知故事有关的《穆罕默德传》等。后来，阿拉伯和波斯的神话故事和传奇小说也受到欢迎，并在它们的影响下形成了马来古典文学的两种基本形式——传奇小说和长篇叙事诗。前者著名的如《杭·杜亚传》，这部歌颂14、15世纪马来民族英雄杭·杜亚的长篇传奇小说，大约产生于17世纪之后，原先为民间创作，经文人加工后，内容上尽管夹杂着忠君的封建色彩，但作品的主要倾向是赞扬杭·杜亚为捍卫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所发扬的勇敢精神，加之艺术上很有成就，被誉为印度尼西亚的《奥德修纪》，代表着马来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里，越南最有代表性。它于939年建立了独立王朝。从10世纪到13世纪，王室交替频繁，历经4个朝代，其中最后的一个朝代李王朝（1009~1225），曾将佛教定为国教，崇尚儒学。直至20世纪初，越南文学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官方还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1226年建立的陈朝，于13世纪开始推广和运用自创的民族文字——字喃，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汉文文学独占文坛的局面，而且为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汉语文学在越南文坛上一直占重要地位，字喃文学登场后，它并没有因此衰亡，仍继续向前发展，说明汉语文学对整个越南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可看出中国文化对这一区域影响甚为深远。

    越南中古著名的汉文学者和作者有邓陈琨（1710~1745）等。邓陈琨所处的时代正值内战连绵不断，人民被迫奋起反抗的时期。他的《征妇吟曲》是一首长达447句的乐府诗，作品通过一个征妇的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不义之战给人民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和痛苦。

    全诗凄楚哀婉，真切感人，数百年来一直被誉为“千古绝唱”。《征妇吟曲》此后被不少人译成字喃作品，其中女诗人段氏点（1705~1748）翻译得最成功，故她的译作与原作均被列为越南18世纪的古典文学名著。

    字喃文学在13世纪打下一定的基础后，14~16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18世纪由于字喃被西山王朝定为全国通用文字，提高到正统地位，故从这一时期开始直至19世纪上半叶，字喃文学的成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著名的字喃文学，有的以反映这一时期妇女的不幸遭遇为主，如阮嘉昭（1741~1798）的反映宫女们的哀怨和痛苦的《宫怨吟曲》和女诗人胡春香的诗歌等；有的则受到中国明末清初章回小说影响较深，如阮辉似（1743~1790）的《花笺记》、阮攸（1765~1820）的《金云翘传》以及无名氏的现实性强、具有反封建倾向的《潘陈》、《范载和玉花》等。这类作品经过越南作家精心改写后，体裁大多采用国语诗歌中最普遍的六八体或双七六八体，一般都没有显出斧凿的痕迹。

    胡春香大约生于18世纪中叶，是西山时期最有才华的一位女诗人。她的生卒年月已无确证可考，所著诗篇亦大多散失，仅存的50余首，都收在《春香诗集》中。

    据有关材料记载，她原为书香门第才女，但是，庶出的身世和两度“为人作妾”的处境，使她历尽辛酸苦楚，并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逆境并没有使她屈服，相反，她勇敢地拿起了笔，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写出了如《做妾的命运》、《扇子》、《香积寺》等许多战斗性强的诗篇，大胆揭露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压抑和摧残；讽刺社会上的伪君子、僧侣以及军人们的种种丑恶行径。

    胡春香的诗明白晓畅、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深得群众喜爱。特别是她在继承民间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使字喃诗更臻成熟，对后世文学有较大影响。

    如上所述，中古初、中期的东南亚文学受到印度、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需要同时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在吸收他国文化的过程中，注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这在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区域里表现尤为明显。例如，古印度的宗教文化在东南亚虽然长期占统治地位，然而印度的社会结构、种姓制度等对这一地区却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艺术和建筑有的也与印度教和佛教的风格有明显的不同（如柬埔寨的吴哥窟等）。特别是在借鉴印度的文学作品时，很少直接照搬，一般都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重新改编。爪哇11世纪诗人恩浦·甘哇的《阿周那姻缘》，就是借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森林篇》中的神话故事，来歌颂本国国王爱尔朗卡恢复王朝统一的丰功伟绩的。印度另一史诗《罗摩衍那》大概于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传入东南亚各国，有关国家在接受罗摩的故事后，大多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为依据配上本国的背景，如泰国文艺作品中有关罗摩故事的主题以歌颂勇敢豪迈的英雄气概为主，这与中古时期泰族的处境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他们在13世纪从中国云南进入湄南河谷地带后，迫切希望本民族的成员能像罗摩那样英勇善战，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开辟疆域，建立起稳固的王国，以便安定地生活下去。

    进入中古后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入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古东南亚文学与初、中期不同的特点是：

    一、在西方殖民侵略者的摧残下，不少地区的民族文学每况愈下，一蹶不振（如马来古典文学等）。

    二、自从16、17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魔爪伸进东南亚之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等国先后沦为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殖民地。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痛局面，作家们纷纷写诗著文痛斥侵略者和民族叛徒，许多作品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缅甸贡榜王朝末期的诗人塞耶佩（1838~1894）的诗，曾被誉为“缅甸反帝文学的先声”。

    三、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入，对东南亚各国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例如，从18世纪开始，缅甸国势虽日渐衰微，但文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却日渐增多，名作家不断涌现，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创作特色的作家有吴邦雅（1812~1866）等。

    吴邦雅是中古缅甸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自幼即在寺庙的学校里学习，1852年还俗后曾在宫廷任职。1866年因被控参与叛乱事件而遭杀害。

    他所处的时代，正值英国侵占下的缅甸，贡榜王朝苟安于上缅甸，朝政极其腐败。诗人是位多产作家，创作题材比较广泛。他的作品有的是应宫廷王亲国戚的要求所写，有的是以佛本生经故事为蓝本加以改写，一般看来，大多属于佛教或宫廷文学的范畴。但是，诗人并不因此受到限制，他秉性刚直，鄙夷权势，敢于揭露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在吴邦雅的各类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中，代表作有讽喻国王和王后的讲道故事诗《六彩牙象王》和向国王进谏的剧本《巴杜玛》以及《卖水郎》等。《卖水郎》通过一个豁达大度的国王屡次宽容贫穷、贪婪的卖水郎的故事，旨在劝谏当时的国王与某亲王和睦相处。

    剧本构思新颖，语言幽默、风趣，富有艺术魅力，在缅甸被认为是吴邦雅的“最佳之剧作”。此外，吴邦雅还在不少作品中，对山河沦陷、人民困于饥饿等悲惨景象作了真实反映，如他在《回复》一诗中，就充分表达了对国家“前途渺茫”的忧虑和不愿“追逐官场”的高尚情操。

    阿拉伯文学

    阿拉伯半岛位于亚非大陆的西南部，介于亚非两大洲之间。公元5、6世纪时，这里还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6、7世纪之交，原始公社开始瓦解，向奴隶制过渡。7世纪初，穆罕默德（570~622）创立伊斯兰教，阿拉伯始成为一个统一国家。8世纪中叶，阿拉伯国力日盛，形成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开始了它的封建社会时期。阿巴斯王朝（750~1258）时，经济文化曾相当繁荣。

    阿拉伯的古代文学主要是口头诗歌创作。有领诗、悼诗、悲歌等。6、7世纪出现的一种叫“格西特”的长诗体裁，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顶峰。“格西特”抒写一系列主题，主要颂扬英雄、讽刺敌人、赞美恩主，创立了新的复杂而灵活的韵律。语言铿锵有力，想象鲜明、比喻精确，成为以后诗歌评选的标准。“格西特”依靠“拉维”（传诵人、诗人助手）得以广为流传。

    一年一度的诗歌比赛推动了古代阿拉伯诗歌的发展。赛诗中获胜的作品，被用金粉抄写悬挂在寺院的墙上供人欣赏，称之为“悬诗”。悬诗是阿拉伯早期诗歌的代表。

    阿拉伯人将伊斯兰教创立以前的150余年的时期，称为“贾希利叶时期”，即蒙昧时期，当时的文学起源于口头创作，先有诗歌，后有散文。“悬诗”代表了蒙昧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据说每年都要在夷加附近的欧卡兹集市上举行赛诗会，中选的诗以金粉汁书写在亚麻布上，高悬于“克尔白”天房，因而得名。最著名悬诗诗人是乌鲁勒·盖斯（500~540）。其悬诗主要内容，或描写凭吊某些遗址及与其相关的回忆和哀伤之情，或描写爱情冒险，或描写在游历时的所遇所感，或描写大自然的风光。他感慨爱情转瞬即逝，触景生情而写的“让我们停下来哭泣”，是人类直面死亡对爱的最伟大呐喊。盖斯的悬诗朴素自然，语言表达细腻，长期以来一直是阿拉伯诗歌的典范。

    伊斯兰教初创时期，阿拉伯诗歌创作的风格一改蒙昧时期的诗风，以赞美真主、颂扬穆罕默德，宣传伊斯兰教的宗教诗、歌颂圣战的征伐诗等盛行一时。至伍麦耶哈里发时期，又出现了一些为各自派别服务的政治诗人，以及游牧青年的爱情诗和城市贵族的艳情诗。

    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散文巨著是《古兰经》。它包含有信仰、礼仪、风俗习惯、教法教规与教义原则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它实际是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是穆斯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是阿拉伯人思想的一面旗帜。

    从本质上讲，《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创立和传布伊斯兰教的23年中（610~632）针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具体问题，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而陆续发表的一些讲话和演说。每当他宣谕这些经文时，听讲人便将它记录在兽皮、石板、骨片或树的叶柄上，也有人将其默记心中，再反复背诵。当时穆罕默德的弟子中有很多能背诵全部《古兰经》者。穆罕默德去世后，《古兰经》才被记录下来，经多次对这些抄本进行校订、编纂，才形成正式版本。

    《古兰经》共114章，每章有若干节，全书共有6200多节，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以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为界，前一部分又可称为“麦加章”，后一部分可称为“麦地那章”。“麦加章”主要是穆罕默德艰苦创立伊斯兰教时期宣谕的，计有90余章，简短、明确、重在宣讲教义。“麦地那章”主要是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顺利发展时期宣谕的，篇幅较长，重在向皈依伊斯兰教者阐述教法。除了有伊斯兰教的内容以外。《古兰经》中还引述了许多当时流行的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古代阿拉伯人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格言、谚语等。

    总之，《古兰经》的内容异常丰富，包罗万象，堪称是古代阿拉伯文化的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很大。

    继伍麦耶王朝之后，阿巴斯王朝延续了500年之久。经济的发展，贸易的频繁，促使阿拉伯文化向外国学习，因此，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阿拉伯文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有艾布·努瓦斯，代表作有译著《卡里莱和笛木乃》、《玛卡麦韵文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等。

    艾布·努瓦斯（762~813）虽家境贫寒，但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他学习《古兰经》和《圣训》，学习语言学，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在游学过程中没有忘记对于青春快乐与自由的追求，并很快就融入青少年放纵享乐的潮流中。他的狂放不羁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的饮酒诗里，酒被视为“治疗疾病的良药”，有“酒里落不下忧愁”的妙用，他好似“出来就是为了咏酒而存在的”。对酒的熟悉与热爱，使努瓦斯在这类诗歌中表现出空前的创新才能。诗中赞美青春、爱情、美酒，其数量之多，风格之独特，是阿拉伯文坛古往今来的诗人所难比拟的。

    《卡里莱和笛木乃》以动人的寓言使印度古代《五卷书》中的故事传遍亚洲、欧洲和非洲。其译者是伊本·穆格法（724~759）。他生活在伍麦耶王朝与阿巴斯王朝交替的时代，对现实充满厌恶和不满，因此，将改革时弊的改良主义思想充分表达在《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译作中。

    全书以国王大布沙林和哲学家白得巴之间的交谈为主线，以白得巴为国王讲故事的形式进行道德说教，并阐释某种哲理。在这些故事中，除狮王身边侍从中的两只狐狸卡里莱和笛木乃以外，还出现了各种的鸟兽鱼虫等动物。穆格法借这些动物在自然界的生活遭遇，来影射自己在现实人类社会里的体验和感受，达到以理惩恶扬善，教人弃恶从善的目的。

    《玛卡麦韵文故事》是用带韵的影文写的故事。“玛卡麦”原意为“集会”、“聚会”，引申为聚会场所讲述的故事，类似中国古代“话本”和近代的“译书”。白迪阿·宰曼·赫迈扎尼（969~1007）是玛卡麦体故事的奠基人。他传世的故事有52篇，各篇故事内容各自独立，但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因其情节幽默，并表现对社会的讽刺，而深受人民欢迎。玛卡麦体故事在发展中成为后世阿拉伯古典小说的雏形，后传到欧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诗人蒲绥里（1221~1296）也是这一时期有名的诗人。

    波斯

    中古波斯文学主要是指以达里波斯语创作的文学。它是在萨珊王朝时期（224~651）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萨珊王朝时期有着丰富的文学作品，它们都是用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创作的。这些作品，后来由于阿拉伯人入侵和其他原因，大部分失传了。在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中，有写萨珊王朝奠基人的《阿尔达希尔·帕帕克的生平》以及《马资达克传》的片断等。另一些作品，如收有许多古代波斯英雄史诗的编年史《统治者之书》和故事集《一千个故事》，虽然现已失传，但它们分别成为菲尔多西的长篇史诗《王书》与《一千零一夜》的基础，对后来的阿拉伯文学和波斯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萨珊王朝为阿拉伯人所灭之后，波斯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性，其固有文化遭到严重摧残，但是波斯人民和仁人志士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他们持续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反抗阿拉伯入侵者。他们主张阿拉伯帝国内各民族在政治上应该一律平等，他们顽强地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潮的推动下，阿拉伯统治者用阿拉伯语取代波斯语的企图失败了，新产生的达里波斯语逐渐成为波斯人民通用的语言。这就为波斯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9世纪，阿拉伯帝国陷入分裂，波斯封建主建立了一些独立自主的国家。萨曼王朝（874~999）就是其中之一。萨曼王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把当时许多著名文人集中到宫廷，鼓励他们用波斯语创作，讴歌本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传统，借以振奋民族精神。由于萨曼王朝的大力扶植和提倡，在霍拉桑地区出现了长达200~300年的文学繁荣局面。波斯文学得以复兴，并开始繁荣。

    10至15世纪是波斯文学空前繁荣的时代，波斯素有诗国之称，中古波斯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在5~6个世纪内先后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其中菲尔多西、海亚姆、萨迪、哈菲兹等都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诗人。

    11世纪以后，波斯诗歌的创作中心逐步由东部的霍拉桑地区转移到西部和西南部。创作上也一改原来简明朴实、不事铺排的特点，诗歌的主题有所变化，内容更加丰富，描写也更加细腻，文学史上称之为“伊拉克体”。

    13世纪波斯诗坛上升起两颗巨星，一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诗人萨迪（1203~1292），其代表作是道德训诫作品《蔷薇园》；另一个是苏菲派诗歌主要代表莫拉维（1207~1273）。

    在萨迪和莫拉维之后，又出现了一名伟大诗人哈菲兹（1320~1389），哈菲兹的诗想象丰富，寓意深刻，感情热烈奔放，语言优美形象，运用“嘎扎勒”诗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诗被公认为中古波斯抒情的高峰，不仅长期以来在波斯广泛流传，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曾给哈菲兹以极高评价。

    贾米（1414~1492）是中古波斯文学的最后一位杰出诗人。他是苏菲派学者。他的主要作品是《七卷诗》和《春园》。前者中有3卷叙事诗，深受内扎米的影响，其中以爱情叙事诗《尤素福和佐列哈》最为动人。《春园》是散文作品，是仿效萨迪的《蔷薇园》创作的。

    贾米之后，波斯文学长期处于衰落状态，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土耳其及其他民族

    中古土耳其文学主要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文学。

    中古土耳其文学的主要体裁是诗歌，其诗歌受到阿拉伯和波斯诗歌的强烈影响，在诗体、题材、形象等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既有歌颂真主的宗教诗，也有吟咏爱情、美酒、狩猎、复仇的抒情诗。

    13、14世纪的著名诗人有阿舍克·帕夏（1271~1332）和尤努斯·埃姆莱等。阿舍克·帕夏的诗篇《异乡流浪者的故事》具有苏菲教派神秘主义色彩，被誉为伊斯兰的百科全书。尤努斯·埃姆莱的诗描写乡间风土人情及农民的苦难生活，深受人民喜爱。

    15世纪末和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古土耳其诗歌的繁荣时期。这时期，出现了中古土耳其杰出的诗人富祖里（1495~1556）。他出生于伊拉克的希拉城，主要用突厥语写作。他的主要作品有长诗《蕾丽和马季依》、《玫瑰与夜莺》，劝诫诗《心之友》，小说《怨诉之书》等。长诗《玫瑰与夜莺》运用寓意、象征手法，描写了玫瑰（象征公主）与夜莺（代表诗人）的爱情故事，诗人结合一年四季的变化，既讴歌爱情的欢乐，又感慨人生的无常。他的作品长于抒情，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对后世土耳其文学及中东其他国家文学有很大影响。

    稍晚一些的诗人巴基（1526~1599）擅长写抒情诗。他的主要作品是《诗集》，其中大多抒写爱的悲欢之情。他敢于突破古典诗歌格律，风格清新，技巧高超，被尊为“土耳其抒情诗之王”。

    17世纪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渐趋尖锐，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这一时期，讽刺文学一度很繁荣。内菲（1572~1635）是中古土耳其优秀讽刺诗人。他的讽刺诗集《命运之箭》大胆地把矛头指向上层社会和封建帝王，尖刻地揭露他们道德败坏的丑行。此外，纳比（1642~1712）的教谕诗《仁爱集》、埃弗利亚·切莱比（1611~1682）的散文《旅行札记》、内迪姆（1681~1730）的爱情抒情诗、谢赫·加利普（1758~1799）的长诗《美与爱》等，也都是土耳其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中古土耳其民间文学很发达。民间故事集《四十大臣的故事》在结构、题材等方面都与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极其类似。纳斯列丁·霍加（1208~1284）是土耳其著名的民间口头文学家。他出生于距安卡拉不远的锡夫里希萨尔城附近的霍尔托村。他的笑话用聪明机智、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达了劳动人民鲜明的爱憎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揭露了的封建统治者的罪行，嘲笑了虚伪奸诈的僧侣、财主们的愚蠢。纳斯列丁·霍加的笑话和轶事是土耳其民间文学的瑰宝，他的笑话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他本人也成为民间文学的著名人物，即我们经常提到的阿凡提。有关他的笑话和轶事，长期以来在中东、中亚、我国新疆、巴尔干半岛以及欧美各地广泛流传，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除上述国家、地区外，中亚的乌兹别克、塔吉克，西亚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民族，也都产生了传世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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