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文学综述

    18世纪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是，总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空前激烈，最后导致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这次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法国的国界，表示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不是一国范围的革命，而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而是“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它不仅反映了它本身发生地区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在这个时期，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其字面意义上讲，是指当时的进步思想家提倡用近代文化“启迪”人们的理性和智慧，“照亮”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以消除教会和贵族统治所散布的迷信与偏见。它不仅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而且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革命运动。

    启蒙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广大人民反封建斗争高涨的历史条件下，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一运动遍及全欧，却以法国的启蒙运动最为典型。

    17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革命后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产生具有先导作用。英国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权，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这些都给了久已向往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以莫大的鼓舞。英国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巨大进展也为法国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牛顿（1642~1727）的力学和天文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科学成就，其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各种学科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另一著名人物洛克（1632~1704）以经验论批判了宗教迷信，以社会契约论批判了君主专制。托兰德（1670~1727）等所谓自由思想家，则以其激进的态度反对宗教教条和权威，提倡自然神论。

    在法国，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贝尔（1647~1705）和梅叶（1664~1729）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进入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逐渐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传遍了欧洲各地。在英、法两国先进思想家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启蒙思潮。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过，在资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它比那时的人文主义运动带有更加强烈、更加明显的政治革命的性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有享受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

    启蒙主义者对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有力的批判。他们认为宗教迷信和专制政治是封建制度罪恶的集中表现，是“拴在人类脖子上的两大绳索”（狄德罗），因而把批判锋芒集中对准了这两个方面。他们把宗教迷信看作科学与进步的死敌，以唯物论批判宗教和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以自然神论或无神论来否定基督教的神权和宗教偶像，他们还以“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的理论，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他们说“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孟德斯鸠），“自由是天赐的东西”（狄德罗），以此证明封建统治的不合理。有些启蒙思想家甚至对封建国家的政体、立法等都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自由与平等成为启蒙运动中最鲜明的两面大旗。

    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制度的理论武器是“理性”，他们把人的理性看作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最高裁判。恩格斯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启蒙思想家认为，消灭了封建制度以后，人类将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那将是一个自由平等、普遍幸福的王国。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理性王国”。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说的“理性”和“理性王国”都有具体的内容，不过是把资产阶级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加以理想化，并把它们说成是全人类的理想。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欺骗。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反封建的利益，启蒙思想家可以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

    但是，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没有超出时代的限制。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的。他们过分强调思想意识的作用，把启蒙教化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他们以为只要通过教育，启发理性，就可以消除社会上的一切病根，实现“理性王国”。他们的启蒙活动，一方面意味着启迪群众，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教育统治者。因此，他们往往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开明君主”、“天才”人物的身上，甚至亲身到封建朝廷中去做官。

    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宗教的力量，为了约束劳动人民的思想，有的启蒙思想家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出来。至于自然神论者更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他们的许多社会政治理论，诸如社会契约论、“自然人”理论、“返回自然”的学说等，虽有其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然而并不能揭露封建制度的反动实质，有的甚至是崇尚原始状态而开历史倒车。

    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思想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

    18世纪初期，古典主义仍然在欧洲各国的文坛上占有统治地位。启蒙运动初期和中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也受其影响。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古典主义的宫廷倾向和它的僵化原则，已不适合启蒙文学的需要，作家们开始抛弃它，否定它，同时从理论到实践，都另辟新径。狄德罗和莱辛在打破古典主义的束缚、探索文学发展新方向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美学理论，他们提倡的“市民剧”，都为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至于英国18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法国启蒙文学中的哲理小说等，更是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产生的新的文学成就。

    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教诲性。启蒙作家往往就是启蒙思想家，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特别重视文学作品在批判封建制度、批判宗教迷信与提高人们道德素养方面的意义，启蒙文学的批判锋芒非常明确，战斗性较强，它们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和教会，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有些作品还描绘社会政治理想的图画，唤醒人们对“理性王国”的向往。

    启蒙文学具有民主性。当时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正在为争取第三等级的文学地位而斗争，力图使文学作品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因此他们反对古典主义的宫廷倾向，主张文学面向广大平民。他们着重描写平民的日常生活；反对贵族文学矫揉造作的文风，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中等人”即资产者的形象和下层人民的形象成为正面主人公，而王公贵族、教皇、教士则往往成了嘲笑、批判的对象。

    启蒙文学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启蒙文学作家更强调真实性。他们不像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作家那样借用传统的题材来反映现实生活，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来表现现实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反映生活，具体地描绘生活，而且对它进行分析和议论，因此作品带有哲理性和分析性。但是，启蒙文学作家往往不注意塑造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而把正面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犯有“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毛病。

    为了便于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还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如哲理小说、正剧（即莱辛的“市民悲剧”和狄德罗的“严肃喜剧”）、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抒情小说、教育小说等等。

    英国文学

    英国在18世纪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建成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的政权。资产阶级在国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在国内发展工商业，大型手工业工场发达，一些生产部门已经开始采用机器。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诞生了。虽然早在上个世纪英国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仍然有着启迪民众向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历史任务，由于这个任务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提出的，所以英国的启蒙活动和法、德等国的启蒙运动并不完全相同。

    这一时期英国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残余，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同时，古典主义在这个时期还有很大的影响。保守作家大多遵循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一些进步作家也或多或少带有古典主义倾向。本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诗歌创作中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作家是蒲伯（1688~1744）。他模仿罗马诗人，有的诗对贵族生活进行温和的讽刺，有的宣扬庸俗哲学。他长于说理，诗风精巧，但缺乏深厚的感情，形式多用双韵体。

    现实主义小说是18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它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继承并发展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以普通人，特别是中下层人物作为主人公，通常含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映了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种矛盾。与流浪汉小说相比，其情节趋于集中，时间、地点的安排也较严密，人物性格的塑造、感情心理的刻画、环境的描写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语言一般是日常生活用语。这些特点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新阶段，为以后英国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法国文学

    18世纪的法国，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工商业最为发达。60~70年代，手工业工场开始零星使用机器，规模较大的企业出现了，但它仍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基本社会结构与17世纪没有什么不同，仍分为3个等级：教会以操“圣职”的名义列为第1等级，贵族阶级是第2等级，第3等级则包括资产阶级和由手工业者、工资劳动者、农民所构成的城乡劳动人民。前2个等级掌握封建国家的统治权力，享有种种封建特权。专制王权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对内则加紧压榨人民，封建阶级和第3等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到极点。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次最彻底的斗争，它完成了由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形式到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历史转变。

    18世纪的法国文学，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可分为3种流派，一种是贵族阶级的文学；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写实暴露文学；第三种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学，它是18世纪文学的主流。

    在17~18世纪，法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谈论文学、艺术及政治问题的社交场合沙龙是实际上的文化、知识中心。

    在18世纪前期，各种沙龙或俱乐部盛行一时，各种沙龙的形式与内容也多样化，与会的客人除谈论文学艺术外，还热衷于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妇女们也参加社会、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讨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现状不满，对探索社会改革的道路的热衷。

    1760年以后，沙龙数量越来越多，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在沙龙中，思想家、哲学家们阐明各自的观点，争取知识界同行的支持，交流思想，进行辩论，这一切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

    18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对当时的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前期的作品一般是对上流社会腐朽庸俗的作风，丑恶可笑的世态进行讽刺。在阿兰·勒内·勒萨日（1668~1747）的作品里则将讽刺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官场的黑暗，他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1715~1735）叙述了一个本来天真无知的西班牙青年，为了冲破封建社会的种种障碍，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直到当上首相秘书的故事。

    小说反映了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关系上升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特征。作者通过吉尔·布拉斯的形象说明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即使有很好的德行和很大的才能，也不会受到重视，他只有与坏人同流合污才能有所作为。

    1750年以后，法国基础教育发展较快，洛克那种容忍思想自由的经典论述和一切都可以从书本中学到的观点对法国颇有影响。一方面，人们重视知识，追求进步，许多人靠自修学会了阅读和书写，读者队伍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政府继续实行书刊、戏剧检查制度，国王可以用各种罪名监禁或放逐有先进思想的作家。

    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政治最活跃的国家，法国启蒙运动也最典型，它明确地为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大造舆论。从总体上说，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主要有两大主题：反对封建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统治，宣扬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抨击教会黑暗，反对宗教迷信，宣传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它一般以路易十四的逝世（1725）为开始的标志，以1751年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

    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前期（1751~1750），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哲学蓬勃发展，取得了明显成就。哲学家们不再热衷于建立哲学思想体系，而是联系实际，相信科学，实事求是，虚心接受外来的进步思想。他们一方面针砭时弊，猛烈抨击传统的封建专制政体和专横武断的天主教教权主义，一方面寄希望于理智和本性，以启发读者的本性为己任，试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制；哲学上，尚未提出无神论；文学上，依然崇尚传统文学形式（戏剧、史诗、抒情诗等），试图摆脱古典主义，但又受其影响。

    查理·路易·德·瑟贡达·孟德斯鸠（1689~1755）是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是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幼年学习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专攻法律。1716年，继承叔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1721年出版了书信体讽刺小说《波斯人信札》，引起轰动。

    小说以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5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起初5年旅居巴黎的2个波斯青年与家人通信的形式，对法国的政治、宗教、社会问题进行评述。小说没有具体完整的故事情节，也谈不上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形象的细节描述，只是通过零星故事来阐述人物对各种问题的议论和见解。

    作品全面地触及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庸俗堕落、荒淫无耻，批判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有些信札揭露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和政策的失误。同时孟德斯鸠也借波斯人之口宣扬自己的反教会观点，对天主教教义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批判神权思想，谴责教皇，指斥宗教裁判所，反对教士的独身主义，主张离婚自由。

    全书贯穿批判精神，有力地向传统挑战。文笔活泼生动，讽刺深刻辛辣，为18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

    1726年，孟德斯鸠辞掉法院院长职务。1728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获得当时文人的最高“荣誉”。此后，他到欧洲各国旅行，特别深入考察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形成了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发表之后，他发表了数十年研究的成果。重要的理论名著《论法的精神》（1748）。在分析政体特点时他指出，根据政府实施政策的方式，政体可分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3类，并且为这3种政体规定了所依据的原则和得以存在的基础。此外，他进一步提出三权分立说，即把政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他认为三权分立说限制个人权力，有效地促进民主和自由，英国即是此类国家的模式。这一学说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美国《人权宣言》和《宪法》也受到这一理论的启示。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他出生于巴黎中产阶级法学家的家庭。毕业后献身文学事业，出入具有自由思想的社交界。他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曾一度被逐出巴黎，2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后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首创者和领袖。伏尔泰的著作品种多样，卷帙浩繁，除戏剧、小说、诗歌、史诗、史学和哲学著作之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作品和1万多封书信。

    他的哲学著作很多，其中主要的有《哲学书简》（1734）、《哲学辞典》（1764）、《历史哲学》（1765）。他的《哲学书简》是法国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为18世纪哲学确定了主要方向。

    伏尔泰基本上是英国唯物的经验论哲学家洛克和唯物自然科学家牛顿的信徒。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但又认为物质世界最初是由一个最高的造物主创造的。他企图把牛顿的自然科学原理和上帝的神话统一起来，明确提出“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出一个”。他从洛克那里继承了自然神论，一方面把世界说成是神所创造的，神体现为不可动摇的自然界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反对把神具体化为一种人格的偶像而构成一种具体的宗教。他提倡信仰自由，是一位积极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教派纷争的思想家。在政治上，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偏见，但寄希望于开明君主，是开明专制政体的拥护者。作为一名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思想不仅深入18世纪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的心里，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而且对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起过很大作用。

    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受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影响，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在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1718）上演后，他被认为是拉辛的继承人，从此使用伏尔泰作为笔名。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介绍到法国，给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但又从古典主义美学出发排斥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他的悲剧形式是古典主义的，但是内容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伏尔泰把戏剧作为宣传武器，用来激起法国人民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狂热作斗争。《布鲁图斯》（1730）是一部政治悲剧，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思想，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激起人们对专制暴政的仇恨，宣传自由思想。《扎伊尔》（1732）和《穆罕默德》（1742）这两部悲剧都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宣扬宗教容忍的观点。

    40年代后，伏尔泰创作了几部哲理小说。在小说创作上，他继承了拉伯雷的传统，不注重刻画人物性格，而是创造富有讽刺性的形象和故事，一般以滑稽的笔调，通过半神话式的或传奇式的故事，影射讽刺现实，蕴涵深刻的哲理，语言精炼简洁。《查第格》又名《命运》（1748）的主人公是一个聪明能干，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青年，但是他每做一件好事都遭到一场灾祸。

    小说结尾以查第格当上国王告终，这体现了伏尔泰的“哲学家王国”的政治理想，即开明君主可以使不幸的世界得到幸福。在查第格身上，作者写出了启蒙哲学家的遭遇。18世纪启蒙学者受到社会恶势力的压迫，但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敢，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1759）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篇。小说主人公老实人寄居在德国一个男爵的家里受“哲学家”邦格罗斯的教育。邦格罗斯是“一切皆善”学说的鼓吹者。老实人起初也很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却恰恰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完善”。“一切皆善”的说教来源于德国17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曾提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在这个可能最好的世界，一切都趋于至善”。这是一种维护现存秩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舆论。《老实人》无情地嘲笑这一为神权和王权辩护的哲学，并以高度的讽刺艺术，对腐朽的社会力量——贵族、教士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小说中另一个“哲学家”玛丁持有怀疑悲观思想，在他看来，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人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老实人并不同意这些观点，他的结论是：“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因此，“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也代表了伏尔泰的态度，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人类会趋于完善，这是伏尔泰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在小说中写了一段老实人游黄金国的故事，勾画出他的乌托邦理想国。

    《天真汉》（1767）和其他哲理小说有所不同，不是通过半神话式的故事或伪托于古代的异国，而是把故事安排在17世纪末路易十四的法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直率的指责和批判。在小说中，伏尔泰以赞赏的笔调写天真汉的“淳朴的德行”、“自然的人情”，但他不像卢梭那样提出“回到自然”的思想，而认为“淳朴的人”应该“文明化”。

    此外，伏尔泰的历史著作有3部。《查理十二史》（1731）通过瑞典国王查理十二抗击彼得大帝统治下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的进攻这一史实，说明“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路易十四时代》（1751）用大量篇幅描写当时文化界、法律界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为后人了解路易十四王朝统治时的社会提供了可信的资料。《风俗论》（1756）则具有世界通史的性质，论述罗马帝国覆灭以后世界各国的历史，尤其是亚洲各国的文明史。

    在诗歌方面，伏尔泰创作过史诗《亨利亚德》（1718），长诗《奥尔良少女》等。他有意向布瓦洛那样，通过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哲学和文学见解。

    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后期（1751~1800），资产阶级的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法国启蒙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倡导在自然神论或无神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哲学体系，提出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在自然科学和类书编辑上，具有进步倾向的鸿篇巨制陆续问世，如布封编写的《自然史》，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此时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也以其战斗性的增强而呈现出新的面貌，反封建反教会精神更加鲜明，艺术上彻底摒弃了古典主义的陈规陋习。与此同时，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也延续到18世纪后期，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新文艺思潮兴起以后，古典主义的历史时期方告结束。

    这一时期的启蒙运动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百科全书》的编纂上。《百科全书》全名为《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主编是狄德罗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达朗贝，狄德罗把《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变成了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另外几个启蒙思想家都是主要合作者：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为它撰写过文艺批评和历史的稿件，卢梭则是《百科全书》音乐方面的专题作家。因此，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又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在当时全欧知识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它以挑战的姿态，针对政治、宗教和哲学发表了很多激烈的言辞，全面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推动启蒙运动进入高潮，因而被罗马教廷视为禁书。

    德国文学

    德国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仍然十分落后，民族分裂，小邦林立，封建势力特别顽固，资产阶级依附封建经济而生存，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非常明显。所以法国启蒙运动的革命思想能够直接转变为革命行动，而德国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只能在远离现实斗争的精神领域发展，始终未能引向政治革命。但是，德国资产阶级在英法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封建割据和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日益增长，给18世纪的德国文学带来了特殊而曲折的发展道路。18世纪的德国文学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

    启蒙运动时期（1700~1770）：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德国的民族文学。德国启蒙文学最初的代表是戈特合德（1700~1766）。他的主要功绩是反对封建文学传统，倡导建立统一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他一生致力于戏剧改革和戏剧理论建设，并创作了宣传启蒙思想的著名悲剧《濒死的卡托》（1730），为德国民族文学的诞生做出了积极贡献。

    莱辛（1729~1781）是德国最有影响的启蒙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最早提出写“市民悲剧”的主张，并亲自创作了德国第一部市民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后来又陆续写出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1756）、悲剧《爱米丽娅·迦洛蒂》（1772）和哲理剧《智者约旦》（1779）等优秀剧本。他的美学论著《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1766）和戏剧理论《汉堡剧评》（1769）全面阐明了启蒙主义的美学观点和戏剧主张。莱辛的理论著作和创作活动为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狂飙突进时期（1770~1785）：18世纪70年代，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德国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文学运动——狂飙突进运动。这一运动因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参加者多为具有叛逆精神的文学青年。他们反对专制暴政，揭露社会黑暗，提倡民族意识，要求国家统一；同时接受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崇尚天才，强调感情，追求个性解放。注重抒发个人的内心感受，形成德国文学史上一次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运动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始终没有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社会革命运动，而且持续的时间不长，到了80年代中期便迅速走向衰落。

    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戏剧方面。其次是散文和诗歌。青年时期的歌德和席勒是这一时期德国文学的重要代表，理论家赫尔德尔（1744~1803）则是这一文学运动的纲领制订者和精神领袖。歌德的著名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席勒的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是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德国文学的重要收获。恩格斯热情称赞这些作品“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

    古典时期（1786~1805）：18世纪末德国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它标志着德国民族文学的最后形成。1789年的法国革命给德国人民很大的震动，也给德国文学界以深刻的影响。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夺取政权，只好在文学中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便把目光转向古希腊，认为古代艺术体现了一种淳朴和谐的美，用这种美来教育人便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倡导学习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创造了德国的所谓“古典主义”文学。这个时期，歌德和席勒密切合作，把德国资产阶级文学推向了顶峰，并且奠定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俄国文学

    俄国长期遭受鞑靼人和其他外族的侵略，地理上又和西欧的发达国家隔离，经济文化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才开始有所改变。

    18世纪初，彼得一世（1682~1725）厉行改革，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方式建设军队，统一了国家的版图。他从瑞典人手中夺回波罗的海出海口，为进一步向西欧汲取文明开辟了道路。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建立和巩固俄罗斯民族国家方面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他的改革是依靠扶植新兴的贵族地主和商人、加强封建农奴制来进行的。彼得死后的30年间不断发生宫廷政变，贵族地主在政变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彼得一世提倡科学，简化俄文字母，出版报纸，创办公众剧院，鼓励翻译介绍西欧著作。他在宫廷中强行推广法国礼仪，仿效法国风尚，提倡用法语交谈。他在文化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大大推进了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有盲目崇拜外国、忽视民族文化的一面，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文学还处于从古代文学向新的内容和形式过渡的阶段。30~50年代，专制制度日趋巩固，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深入俄国。于是形成了俄国古典主义流派，出现了第一批俄国作家康捷米尔（1708~1744）、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1718~1777）等。

    俄国古典主义反映了先进贵族的世界观和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它除了遵守古典主义原则和形式方面的规则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为了创造民族文学，俄国古典主义作家大都向民族历史和民族生活汲取题材，特别注意文学语言和诗体改革，强调爱国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启迪作用。此外，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加深，法国启蒙思潮开始传入俄国，俄国古典主义作家比较注意文学的社会作用，往往采用讽刺体裁表示他们的社会见解。

    18世纪前半期，俄国最重要的作家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寄·罗蒙诺索夫（1711~1765）。他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出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后来进科学院附设的大学学习，并被派往国外研究自然科学。1741年回国后，他在科学院任职，创办了莫斯科大学（1755）。他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又从事语言研究和文学创作，写过颂诗、史诗、悲剧、讽刺诗和散文，翻译过希腊文学作品。

    罗蒙诺索夫在纯洁俄罗斯语言、使文学语言接近日语方面贡献很大，著有《修辞学》（1744）、《俄语语法》（1757）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1757）等。他认为俄语是一种丰富、灵活、生动有力的语言，同样具有欧洲其他语言的优点。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俄语中夹杂着许多外来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词汇也未经清理。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改革意见。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他把文学体裁划分为高、中、低3种，规定每种体裁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主张避免使用陈旧的教会斯拉夫词汇和不必要的外来语。这为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打下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诗歌。他的诗颂扬英雄的业绩，充满对祖国的热爱。他认为诗歌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咏唱醇酒和爱情，而是培养崇高的爱国精神。这种看法鲜明地体现在他写的颂诗里。《伊利莎伯女皇登基日颂》（1747）实际上是对祖国和彼得一世的歌颂。诗人把彼得一世奉为榜样，希望女皇伊利莎白继承父业，开发资源，发展科学，培养人才，使俄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向年轻一代呼吁，相信“俄罗斯的大地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智慧过人的牛顿”。他还以颂诗体裁写过一些雄伟瑰丽的科学诗，解释自然现象（《晨思上天之伟大》、《夜思上天之伟大》等）。他在同时代诗人特烈佳科夫斯基（1703~1769）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俄国重音诗体的理论（《论俄文诗律书》，1738），并在创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实验。他的诗音调铿锵，庄严雄辩，富有节奏感。

    18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在沙皇庇护下，地主享有支配农奴的绝对权利，正如当时民歌《奴仆们的哭诉》中所说，“老爷们杀死一个奴仆就像宰一匹马，而且还不准农奴控告。”农民运动不断高涨，70年代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规模宏大的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贵族的统治，是俄国农奴制危机的最初表现。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有所发展，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即位之初，假装接受启蒙思想，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出版杂志，并亲自动笔，其目的是要使文学为她的反动统治服务。但是进步作家诺维科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里彻底揭穿了这个“穿裙子的答丢夫”，反映了农民的某些呼声。普加乔夫起义前夕，诺维科夫（1744~1818）创办了《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2种杂志，揭露了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下濒于绝境的悲惨情况。《雄蜂》这个名称就是针对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而取的。诺维科夫在《雄蜂》上公开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关于讽刺的主张。他认为讽刺不应是“含笑的”讽刺，而是“咬人的”；不应是抽象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应当对准社会的具体丑恶现象加以无情揭露。他对讽刺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和拉吉舍夫的散文《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发扬了这种重视社会根本问题的讽刺传统。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在《费丽察》（1783）里，也把讥刺手法运用到领诗体裁中，把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德”和讽刺宠臣们的荒淫无耻融合在一起。

    杰尼斯·伊凡诺维奇·冯维辛（1745~1792）是18世纪后半期俄国讽刺文学的代表。他出生于贵族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后任外交部翻译，当过显贵的秘书，游历过西欧许多国家。在早期诗歌里，他尖锐地指责沙皇的专制暴虐。他写过各种体裁的讽刺作品；其中以喜剧最为成功。

    《旅长》（1766）嘲笑了贵族中老一代的愚昧和年轻一代所受外国教育的毒害。冯维辛最著名的喜剧是《纨绔少年》（1782）。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多方虐待寄养在她家的孤女索菲亚，后来由于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宗财产，普罗斯塔科娃便强迫她做自己的儿媳。但是索菲亚在开明贵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保护下，终于和贵族军官米朗结婚；普罗斯塔科娃因虐待农民和孤女被法办，财产也交官代管。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普罗斯塔科娃这个农奴主的形象。她横暴、奸诈、愚蠢、狠毒。她对农奴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农奴出身的保姆在她家工作了40年，所得的酬报是“一年五个卢布，外加每天五记耳光。”她虐待周围的一切人，包括她的丈夫，却十分溺爱儿子米特罗方，一心希望他娶上成了巨富的索菲亚。在母亲的教养下，米特罗方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少年，他已经16岁，念了3年书，却不会加减乘除。他利用母亲的溺爱装病逃学，捉弄仆人。他善于见风使舵，并像普罗斯塔科娃一样凶暴狡黠（“米特罗方”，希腊文的意思是“像母亲”）。剧中的正面人物如斯塔罗东、普拉夫津等都写得不成功。喜剧的结构简洁紧凑，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1749~1802）出身贵族，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受到法国启蒙学者卢梭、马布里等的影响，成为具有民主思想的唯物主义者。他回国后，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他认识到沙皇统治的反动性，并用批判的眼光重新估价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见解。俄国多次对外战争，连年饥荒，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先后爆发，这些事件也促使他考虑俄国的现实和未来。他写过哲学著作、政论和文学作品，共中最重要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本书出版后，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晚年才被召回。1801年，他参加了政府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次年自杀，以抗议沙皇对他的新迫害。

    《旅行记》出版后不久就传到宫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盛怒中往书页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面”，“比普加乔夫更坏”。

    这部作品在俄国一直被列为禁书，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处流传，对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起过很大的影响。

    普加乔夫起义后，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感伤主义在俄国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它虽然促进了俄国散文的繁荣，对丰富文学语言和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一定贡献，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贵族地主，企图掩饰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卡拉姆辛（1766~1826）被认为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他的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叙述农村少女丽莎被贵族少爷艾拉斯特遗弃以至自杀的故事。作者同情丽莎的不幸，对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生动，文笔流畅。但他站在贵族立场，用“命运”来为艾拉斯特辩护，极力抹杀造成丽莎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18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但就俄国本身来说，仍是一大进步。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大步跃进作了准备。

    意大利文学

    17世纪意大利在西班牙占领下，政治分裂，经济衰落，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压制思想言论，文学严重脱离现实，极端形式主义的马利诺诗派盛极一时。

    18世纪初叶，奥地利代替了西班牙的统治，在新的外族压迫下，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分裂衰弱的国家。从17世纪末年到18世纪中叶，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阿尔卡底亚诗派，这个诗派和它所反对的马利诺诗派同样严重地脱离现实，它所提倡的田园诗是一种缺乏思想性的、形式主义的文学。从18世纪中叶起，意大利出现了将近半世纪的和平局面，奥地利统治者和意大利的公侯们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经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较前壮大，民族意识日益觉醒，法国启蒙思想传播到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意大利文学出现新的繁荣。启蒙思想在意大利被看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继续和发展，但是人们对待社会现实不采取革命态度，而采取温和的批判态度，这反映了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例如，诗人帕利尼（1729~1799）就在他的作品中以温和的嘲讽笔调去描绘贵族生活的空虚无聊。他的诗里也显示出旧的阿尔卡底亚诗派的形式和新的启蒙思想内容之间的矛盾。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政治热情的高涨，最鲜明地反映在阿尔菲爱里（1749~1803）的作品中。

    此外，他还对悲剧进行了改革，用古希腊、罗马和《圣经》的题材以及简练有力的语言写出了富有思想性的剧本，对19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起了推进作用。但意大利18世纪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哥尔多尼的喜剧。

    卡尔洛·哥尔多尼（1707~1793）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以律师为业，30年代即开始创作剧本。1748年放弃律师业务，成为剧团的编剧家。他一生写了267个剧本，其中有150多个喜剧。当时舞台上流行意大利的独特剧种——即兴喜剧，这种喜剧没有固定台词，由演员临时想出对话和独白。

    剧中滑稽人物戴着假面具，因而又名假面喜剧。它原来具有社会讽刺性质，但是到了18世纪却变得庸俗鄙陋，缺乏思想内容。哥尔多尼作为启蒙的编剧家，要求戏剧对观众起教育作用，为此必须改革即兴喜剧，使之成为有固定台词的现实主义喜剧。

    为了寻找新型喜剧的方向，他研究了本国和外国的经验。他青年时受过马基雅维里的喜剧《曼陀罗花》的启发，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莫里哀和英国18世纪的剧作家。他在《喜剧剧院》（1750）这一剧本里阐明了自己的喜剧观点。他要求喜剧忠实地反映生活，反对三一律和盲目崇拜亚里士多德，提倡性格喜剧，强调正面性格和反面性格的鲜明对比，使喜剧能起更大的教育作用。

    哥尔多尼在喜剧改革和创作中贯彻了这些观点。他对当时的即兴喜剧进行了合理而且可行的改革，他的剧本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假面人物，但他们不再是定型的，而是具有现实内容的形象。哥尔多尼称自己的喜剧为性格喜剧，剧中人物性格的确是鲜明生动的。剧情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因而又是风俗喜剧。其中社会背景虽然主要是威尼斯，却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他把讽刺揭露的锋芒指向贵族阶级。《封建主》（1752）一剧描写腐化堕落的侯爵引诱农家妇女，遭到殴打，农民联合起来，决定同贵族作斗争。但剧本最后让一个农家女子和侯爵结婚，造成阶级调和的结局。

    在《女店主》（1753）中，作者通过侯爵和伯爵的形象，讽刺了没落贵族和购买贵族爵位的暴发的资产者。女主人公在耍弄了这两个显贵人物之后和一个仆人结了婚。许多生动的生活场面、民主的思想内容和女主人公动人的形象，使这个剧本成为一部杰作。

    哥尔多尼也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恶习和缺点。《老顽固们》（1760）一剧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人之间的矛盾为主题，反映了18世纪威尼斯社会的危机。

    剧情是在典型的威尼斯商业资产阶级环境中展开的。一个商人的女儿想在结婚前和素不相识的未婚夫见一面，这违反了当时威尼斯的习俗。一位聪明热情的太太帮助她，使她如愿以偿。两家的父亲都是顽固的家庭暴君，因为这件事解除了他俩的婚约。那位太太仗义执言，终于成全了这一对青年男女。

    剧本在描绘威尼斯的生活特色和刻画各个顽固人物性格的细微差别上，都较为成功。

    在哥尔多尼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剧本中，最出色的是《乔嘉人的争吵》（1762），它描写渔民争吵打架的场面，一位年轻律师使大家言归于好，并帮助他们办理了几件婚事。

    剧本是由一系列鲜明生动的现实生活场景组成的，通过争吵的形式却描绘出劳动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同时也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引起以哥齐为首的反启蒙的批评家的猛烈攻击，他不得不于1762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一直到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