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文学综述

    17世纪的欧洲历史舞台上，揭开了近代史的帷幕。

    1640~1648年的英国革命，动摇了封建主义的宝座，建立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典范。革命后，英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了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在法国，胡格诺战争（1562~1598）已经结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强大君主专制国家，到17世纪中叶路易十四当政初期，达到了鼎盛时期。17世纪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是在资本主义成长，足与贵族势力抗衡的条件下形成的。君主则“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从中操纵，实际上是两面依靠。靠贵族的传统势力作为封建政权的基础，靠资产阶级殷实的钱包，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入不敷出的宫廷豪华开支。王权为了获取资产阶级的支持，采取了重商政策、殖民政策和奖励民族工业政策，而且通过卖官鬻爵等办法，向资产阶级开放一部分政治权利。大资产阶级也向贵族化方向努力，成了长袍贵族。

    但是在英、法两国之外，欧洲的封建势力却加强了它的反动统治，在某些国家还出现历史倒退现象。天主教会利用宗教裁判所来反对改革，统治人们的思想；开列“禁书目录”，扼杀一切进步的出版物；用火刑等极其残酷的刑罚来迫害新思想家。天主教还利用耶稣会这样的机构；以新教会的面目出现，操纵教育系统和文化思想。

    封建宗教的反动势力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为害尤甚。西班牙在15、16世纪曾是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但是不久，便一蹶不振，日趋衰落。王权依靠军队和天主教会的支持，加强反动统治。天主教反动势力更猖獗一时。意大利原是欧洲资本主义发达最早的地区，文艺之盛况达到空前的地步。但世界贸易航路的改变给了它的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又长期遭受外来侵略，致使意大利民生凋敝，文化衰落，天主教反动势力之大更甚于西班牙。

    德国的命运和意大利有许多相似处。毁灭性的30年战争（1618~1648）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争结束时，德国已是四分五裂，满目疮痍，全国陷于瘫痪，长期处于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

    17世纪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猖獗，给欧洲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在17世纪初期欧洲文坛上，人文主义文学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思潮仍在继续发展。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这2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都死于1616年，维加死于1635年。

    莎士比亚的后继者本·琼生写了大量现实主义的剧本。维加学生和追随者们如吉连·德·卡斯特罗（1569~1631）等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的风格。

    但出现在17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新现象是巴罗克风格和古典主义的兴起。封建天主教会的反动势力的反扑虽然没能毁灭文艺复兴的基本成就，却引起人们意识上的混乱、精神上的消沉。欧洲文艺中的巴罗克风格就是这种精神意识的具体表现。“巴罗克”原是葡萄牙语，是珍奇和奇妙的意思。在文学上是指夸张、繁艳的藻饰，神殿灵光，花团锦簇的风格。巴罗克风格文学惯用的主题是宗教的狂热，人类在上帝的残酷威严面前无能为力；惯用极端混乱、支离破碎的形式，表现悲剧性的沮丧，用夸张、雕琢的词藻，谜语似的词汇来玩弄风雅。

    巴罗克文学从意大利、西班牙传到英、法等国。意大利巴罗克文学的代表是马里诺派。马里诺（1569~1625）博闻强记，把古典作品中的词句引用在作品里，以诗句轻松简练，韵律铿锵著称，其作品的不足之处，是以夸饰的词句散布人生的悲哀情绪。

    西班牙巴罗克文学的代表流派是贡哥拉派。贡哥拉（1561~1627）贵族出身，为宫廷神父。他提倡一种与晦涩思想结合的华丽雕琢的诗歌语言。后来在法国有矫揉造作的文学，由意大利的马里诺传入，经兰蒲绮夫人的沙龙的鼓吹而风行一时。在英国有玄学派，以神秘主义诗人约翰·多恩（1571~1631）为代表。他把神秘的宗教情绪和色情、好战交织在一起。

    17世纪西欧著名的巴罗克风格文学家是卡尔德隆（1600~1681）。曾为宫廷戏剧家和宫廷神父，得过诗人桂冠。其剧作200余种，以《人生如梦》为代表作，剧中表现对人生的藐视，对宗教的狂热，是典型的巴罗克风格的作品。《人生如梦》的序幕描写在暮色苍茫中，阴暗的荒山，不毛的悬崖上，阴暗的塔楼里的囚人，发出沉重的叹息：人生就是罪，生在世上就是罪过。囚徒本是波兰王子，因为星相家说他长大后会成为残暴不仁的君主，而被父王囚禁在塔楼里。后来父王怀疑星相家的说法，把他放出来一试，王子的行为使国王认为他确是残暴不仁，便再次囚禁他。最后，他省悟到人生的一切就是一场幻梦。当群众破狱，放他出来时，他对那严厉看守他的狱吏，并不记仇。因为看守执行国王的命令；对解放他的革命战士反加严惩，因为他们违反国王的命令。卡尔德隆在剧中，不仅鼓吹基督教教义，而且宣扬对国王的忠诚，体现了西班牙巴罗克的特点。

    17世纪的德国，文化落后，文学作品极少，还带有巴罗克色彩。其中比较杰出，且获得世界声誉的作品，要算格里美尔斯豪森（1622~1676）的《痴儿西木传》。这是一部自叙体的流浪汉小说，主人公西木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长期的战争中受尽苦难和屈辱。小说在叙述现实生活之外，还穿插了幻想的情节，如妖魔的舞会，狂人朱庇特的故事，以及上天下地的离奇情节。最后，主人公西木皈依上帝，安然和这个苦难的世界告别。

    巴罗克文学的影响很广，17世纪最杰出的法、英大作家如高乃依、拉辛、弥尔顿、马维尔等的作品中也有巴罗克的痕迹。

    17世纪欧洲最主要的文艺思潮是古典主义。它产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法国，影响到欧洲其他各国，持续到19世纪初。

    法国古典主义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其首要特征是具有为君主专制王权服务的鲜明倾向性。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专制王权为了牢牢掌握统治权，要求文武百官和老百姓都奉公守法；也要求文学语言规范化，文学样式程式化或格律化。

    亨利四世时代的诗人马来伯（1555~1628）首先提出诗歌要为王权服务，语言要明晰、合理，创作要有严整的格律。法国政府更推波助澜，通过设奖金、赐年俸等办法，笼络文人为王权服务。路易十三时期，还设立“法兰西学士院”，作为国家的机构来推行它的政策。法兰西学士院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并控制语言的法规和各种文体的格律，如“三一律”等。

    古典主义文学的第2个特征是注重理性。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布瓦洛（1636~1711）说：“首先必须爱理性；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理性才获得价值和光芒。”当时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的唯理主义为古典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笛卡儿认为理性就是良知，人人都有。他肯定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克制情欲。

    17世纪的法国，中央集权已经形成，专制君主便要求人们克制个人欲望，遇事以理性为重，以国家民族为重。但他们的所谓国家，只是指君王的国家，路易十四就说“朕即国家”。进步的作家则不愿受这样的限制，对王权提出公正的要求，对它采取又拥护又斗争的态度。

    古典主义的第3个特点是模仿古代，重视格律。近代西欧年轻的民族国家，文化根底浅薄，为了建树自己的古典文学，只能把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奉为楷模。从16世纪后半叶起，一部分作家在创作上采用古典文学的题材和体制，学习古代的创作方法。到了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者的理论和创作中，便全面以古典作品为最高典范，并从其中找出写作的规则和格律。实际上这些规则不完全是从古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有些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托名古典的。例如最著名的戏剧“三一律”就是如此。三一律是指时间、地点、情节三者的单一，就是说一出戏只演一件事（情节单线索），剧情必须发生在同一地方，一昼夜之内。古典主义的维护者说这一格律来源于希腊，是亚里士多德规定的。其实不然，亚里士多德只提到剧本中的动作或情节要一致，不可枝蔓，并未对剧情的时间、地点作什么规定。正如马克思所说：“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

    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封建势力，但已与封建贵族势均力敌；而法国中央主权与地方封建贵族矛盾重重。资产阶级便利用王权进行曲折的反封建斗争，王权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利用资产阶级以抑制地方封建贵族。这是古典主义产生的政治基础。古典主义就是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与封建中央王权妥协并与之结成暂时联盟，借助这一联盟曲折地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产物，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潮。由于它在理论和实践上主张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故名“古典主义”。古典主义主要盛行于法国，对其他欧洲各国也有影响，它在欧洲流行了大约200来年。

    古典主义文学的产生还有哲学基础——笛卡儿的唯理主义。笛卡儿（1596~1650）的唯理主义认为科学认识必须符合“明白与确切”的标准，因而进一步主张文学艺术应该创设一些严格、稳定的规则，使艺术体现理性的标准。古典主义文学之重视理智、规则和标准，要求结构明晰、逻辑性强等特点，与笛卡儿的唯理主义有关。

    此外，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向古代学习的风气，以及法兰西是古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以效法古罗马为荣等文化和民族，传统因素对古典主义的形成也有一定关系。

    法国文学

    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发布南特赦令，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巩固，出现封建王权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局面。路易十三时期，红衣天主教黎世留任首相，继续实行重商主义，法国资本主义在王权庇护下发展。17世纪上半期，法国除了贵族沙龙文学与市民写实文学外，古典主义文学成为了文学的主流。

    1608年起，以朗布耶侯爵夫人的文学沙龙为中心聚集了一群贵族作家，他们的作品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是“巴罗克”风格的产品。代表作有杜尔菲（1568~1625）的牧歌式的爱情小说《阿丝特莱》、斯居代里小姐（1607~1701）的美化贵族感情的历史小说《阿塔梅纳，或居鲁士大帝》、阿尔迪（1569~1632）粗制滥作的七八百个剧本等等。

    市民写实文学反对封建道德和贵族沙龙文学，表现中下层市民要求摆脱王权控制的愿望。这种文学重真实，写得粗俗而自由，以讽刺诗、喜剧、市民小说为主。

    其代表作家有德·维奥（1590~1626），他的《防不胜防》、《伪君子们》对莫里哀颇有影响。市民小说多用流浪结构，反映广阔生活，其风格粗犷滑稽。代表作家有斯卡龙（1610~1660），他的《滑稽小说》写流浪剧团在勒芒城演出时，演员与居民之间的滑稽纠纷，逼真地揭露了外省腐朽习气。

    作为17世纪文学主潮的古典主义文学，在17世纪前半期处在酝酿和上升阶段。在它的形成中，马莱伯和法兰西学士院的夏普兰、巴尔查克在理论上曾做出了努力。

    在艺术创作方面，诗歌的代表是古典主义奠基人马莱伯（1555~1628），他继承“七星诗社”的传统，写作了大量的颂诗。他的《为亨利大王利穆桑之行》祝福（1605）得到国王亨利四世赏识，从而成为宫廷诗人。

    散文方面的代表有巴尔查克（1597~1654），他的书信，文辞优美，近于贵族沙龙文学。

    帕斯卡尔（1623~1662）是科学家，他的18封《给一个外省人的信》（1656）为启蒙思想家与散文创作提供了范例。

    这个时期成就最高的是高乃依的悲剧。彼埃尔·高乃依（1606~1684）一生写了33个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4大悲剧《熙德》、《贺拉斯》、《西拿》、《波利厄克特》，它们是17世纪上半期古典主义戏剧的最高成就。受高乃依影响，此时期还有剧作家杜·黎耶（1605~1658）、隐士特里斯（1601~1655）、让·罗特鲁（1609~1650）等。

    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建立绝对王权，这位“太阳王”想当欧洲霸主。到1688年，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全盛时期，作家辈出，创作繁荣。波瓦洛（1636~1711）在《诗的艺术》（1674）中总结了古典主义的原则，使这种流派与思潮的文学，达到高度自觉。此时期，涌现了法国古典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世界喜剧大师莫里哀及其他重要作家。

    17世纪后半期古典主义悲剧作家的代表是让·拉辛（1639~1699）。他的第一部悲剧《忒拜依德或者兄弟雠》（1664）还模仿高乃依，以后就写出了有自己独立风格的悲剧。他的代表作是《安德洛玛克》（1667）和《费德尔》（1677）。此外，在70年代还写有《布里塔尼居斯》等5部悲剧，80、90年代写有《爱丝苔尔》等悲剧。

    寓言方面的代表作家是拉·封丹（1621~1695），他的《寓言诗》（1668，1679，1694）共12部239篇，发展了伊索寓言，展示了17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画图，富于教谕意义。

    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赦令，90年代君主专制走向反动，至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这是古典主义衰落时期。这个时期突出的有拉·布吕耶尔（1645~1696）的散文《性格论》（1688）、费纳龙（1651~1715）的传奇小说《忒勒马科斯》（1699）。它们对社会的批评预示了启蒙运动将要兴起。1687年童话作家贝洛（1628~1703）反对古典主义的保守与厚古薄今，掀起“古今之争”，也预告了启蒙思想家与作家的自由批判精神之来临。

    英国文学

    17世纪初，伊丽莎白女王逝世，都铎王朝结束，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英国王位，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40余年间，封建贵族统治集团同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加剧。英国文艺复兴进入尾声，人文主义的思想与文学，在琼森与培根之后，也渐次消泯。

    17世纪初在诗歌方面出现两个主要派别，一个是“玄学派”。他们的诗歌写得玄妙隐晦，突出个人感受与思索，描写山林隐逸或个人爱情，表达空幻宗教意识，脱离生活实际，以奇幻的意象揭示内心奥秘，表现充满怀疑与向往的复杂心情。玄学派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对人文主义的失望，显示了科学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玄学派的代表是约翰·多恩（1572~1631），他曾任王室牧师多年，1621年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直至逝世。他写有爱情诗、讽刺诗、宗教诗和160篇布道文，批判世俗情欲，宣扬宗教热情与神秘主义。

    另一派叫“骑士派”，他们多是贵族青年，在内战中参加过王军和王党。这一派政治上保守，诗歌创作却不同于玄学派的出世精神，而是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入世思想，写了许多爱情诗与及时行乐的作品，表现了末世情调，是文艺复兴和17世纪诗歌之间的桥梁。骑土派的代表是赫里克（1591~1674），他也是一位牧师。他留有1200多首诗，收在《雅歌》和《西方乐土》两个诗集中。他与其他骑士派诗人不同处是还写了健康抒情诗。

    17世纪的著名英国戏剧作家，继本·琼森和马斯顿（1575~1634）之后，还有约翰·韦伯斯特（1580~1625），他的悲剧《白魔》（1612）和《马尔菲公爵夫人》（1623）塑造了反封建的勇敢妇女形象。菲利浦·马辛杰（1583~1640）是17世纪早期英国编剧技巧最佳的作家。他的讽刺喜剧《偿还旧债的新方法》（1633）刻画了贪财的坏爵士的形象，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严肃思想。

    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导致了40年代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清教反国教的斗争形式进行的。从1642年国王与国会的内战爆发，到1649年革命成功和把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人民运动也在高涨。不论国会领袖克伦威尔，还是英国人民，都从《圣经旧约》上借用了词句、热情和幻想。革命时期的最有力的文章是左翼领袖利尔本（1618~1657）和温斯坦利（1628~1698）的犀利流畅的政论文。这些传单和小册子为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再有就是革命诗人弥尔顿在革命高潮用英文和拉丁文写的关于离婚自由、出版自由、处死国王的雄健优美的文章。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吉利共和国结束。复辟时期，政治反动，宫廷骄奢淫逸，文学上风行嘲笑清教徒的讽刺诗，以及反映贵族享乐生活的喜剧。受法国文学影响，英国古典主义兴起。它的创始人和代表是约翰·德莱顿（1631~1700）。德莱顿思想保守，是王政复辟时期的桂冠诗人，受封为朝廷史官。他的诗歌颂国王查理二世与天主教，讽刺资产阶级和不良社会风尚。他写过27部体裁不同的戏剧。他的古典主义戏剧美化王权，成为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先声。德莱顿是英国文学批评创始人，他在《论戏剧诗》及其他文章中肯定了乔叟以来的英国文学，强调理性与规律，提倡悲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对艺术的形式完美也有不少论述。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除了德莱顿，还有威彻理（1640~1716）、康利利夫（1670~1729）、凡布卢（1664~1726）等等。他们的戏既反映了贵族腐化生活，又迎合了他们的庸俗的享乐的趣味。

    王政复辟时期最伟大的作品是弥尔顿反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3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此外还有17世纪后半期的著名小说家班扬的作品。

    约翰·班扬（1623~1688）是典型的清教徒作家。他出生于农村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补锅匠，他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班杨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王政复辟后，他曾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长达12年。班扬是一位牧师，他妻子也是清教徒的女儿，二人家中一贫如洗，他同下层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创作反对当时的奢侈风尚与逐名追利的恶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对社会的批判，受到读者的欢迎。

    班扬作品有在狱中写的自传《罪人受恩记》（1666）和《天路历程》（1678）。还有现实主义的对话体小说《培德曼先生的生平与死亡》（1680）、宗教讽喻小说《神圣战争》（1682）和《天路历程》第二部（1684）。他的代表作《天路历程》是一部寓意小说，采用了梦幻的形式。它写作者在梦中遇见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名叫基督徒，他要去天国之城，于是基督徒经历了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到达了至善的理想国。

    小说在写主人公的经历时，展示了英国罪恶的社会景象，细致地描写了“名利场”和乡村公路上的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小说批判普遍的淫乱与腐化，指出头衔、国家都可以出卖，盗窃、奸淫、谋杀在横行，贵族们在骄奢淫逸、贪婪挥霍。小说讽刺的“愚昧无知”、“马屁先生”、“爱钱先生”虽是概念的拟人化；但个性生动异常。它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小说使用传奇形式，运用人民语言，颇受读者欢迎。

    1688年，英国废黜詹姆斯二世，迎荷兰亲王威廉为英王，史称“光荣革命”。此后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英国的历史与文学进入了新的时代。

    弥尔顿（1608~1674）是此后英国文学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诗坛巨擘。

    他在艺术上想象丰富，能将简单的人物故事，抒写成一万行的长诗。他描写的地狱、人间，图景雄浑壮阔，塑造的人物如撒旦等，性格独特，形象奇伟。

    他的长诗既继承了古代悲剧史诗的传统，又结合了基督教文学的形式，同时更是他从现实出发的伟大创造。

    西班牙文学

    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已经开始衰败。到了17世纪，西班牙虽然在国外还占据某些领地，但已失去强国地位。各地起义不断发生，政府几乎无力对付，但在宫廷中还保持繁缛的礼仪和豪华的生活。专制政府又通过天主教教会用残酷手段加强反动统治，使整个西班牙笼罩在阴暗的宗教气氛之中。

    17世纪的西班牙文学也趋于衰落，逐渐失去了“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天主教反动统治使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内容的文学遭到沉重打击，宗教思想控制着整个文学界，贵族绮丽派文学在文坛上盛极一时。

    西班牙贵族绮丽派文学被称为冈果拉派，创始人是路易斯·德·冈果拉（1561~1627）。冈果拉早期写故事诗和短诗，后期发表了不少风格纤巧的诗歌，如长诗《寂寞》（1613）和《波利非莫和伽拉苔亚的故事》（1612~1613），发生广泛的影响，形成一个诗派。这个诗派轻视人民群众，提倡为“高雅人士”写作，作品堆砌夸张的词藻，充满各种隐喻和难解的词句。其内容大都是人生无常、终归毁灭等悲观思想。

    17世纪上半期，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虽然遭到教会的迫害，但仍然坚持斗争。剧作家如莫里纳（1571~1648）、阿拉尔康（1581~1639）和卡斯特罗（1569~1631）继承维迦的传统，取材于民间文学和历史传说，写了大量的作品。

    莫里纳的《塞维勒的诱惑者》（1630）第一次以关于堂·璜的民间传说为题材，描写一个丧尽天良、勾引妇女的贵族青年，揭露贵族的罪恶。

    卡斯特罗的《照德的青年时代》（1618）取材于民间谣曲，描写这个西班牙民族英雄的事迹。

    在散文方面，凯维多（1580~1645）的成就较大。他是西班牙最后的人文主义代表之一，写过许多讽刺性的散文，也写了流浪汉小说类型的作品《大骗子堂·帕勃罗斯·布斯康的一生》（1626）。他痛恨贵族、僧侣、贪官污吏、炼金术士、占星术士等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并在其作品中给以无情揭露。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他看不见出路，作品也不免染上悲观色彩。

    17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是戏剧家彼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卡尔德隆出身于马德里贵族家庭，曾在马德里耶稣会学院学习，后来到萨拉曼加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他很早就写戏剧，1635年入宫廷服务，管理宫廷剧院，创作了大量剧本，成为维迦以后西班牙最有名的戏剧家。1651年，他入教士籍，一直担任重要的教会职务。他写过120部剧本，另有80部宗教剧和20篇幕间短剧。在艺术技巧上，他继承了维迦的传统，但是也讲究华丽的布景和服装，运用夸张的言词。

    他的作品多采用中古题材，有浓厚的天主教思想。许多剧本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直接宣传否定现世、相信来世和忏悔赎罪等宗教思想，他到晚年就专写宗教剧了。但是卡尔德隆的作品中也有肯定现世幸福的人文主义主题，如《隐居的夫人》（1629）。有的剧本甚至歌颂农民反对贵族迫害的斗争，如《扎拉美亚的长老》（1636）。这些矛盾都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衰落、天主教统治和贵族文学的深刻影响。

    《人生如梦》（1635）是卡尔德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主人公是波兰王子西吉斯蒙德。国王从天象中得知王子将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因此从小就把他囚禁在边塞的古塔里，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一次国王用药将他麻醉，送回宫中，等他醒来，给他最高的地位和权利。西吉斯蒙德为了报复他所受的迫害，粗暴专横，甚至威胁国王。国王认为他野性未驯，又将他麻醉，送回古塔。王子醒来，想起前事，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从此个性大变。不久，国内爆发起义，起义者攻入宫中，擒住国王，西吉斯蒙德被拥戴为首领。但是这一次他却贤明公正，宣布施行仁政，又将王冠归还父亲。

    这个剧本像卡尔德隆的许多剧本一样，用寓意的手法阐述哲理。西吉斯蒙德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最初是个性情暴烈的反抗者，他斥责国王不该既给他生命，又把他当野兽看待，实际上这是对天主教哲学的抗议。但是他随即认为人世一切无非是梦幻，希望只在来世，因而变成一个驯顺的忏悔者。卡尔德隆通过这个形象提出了一个抗议性的问题，而得出的却是宗教忏悔的结论。

    卡尔德隆的剧本具有较高的技巧，善于刻画人物内心，富有抒情特点，许多剧本的独白后来都成了流行的抒情诗。这些都大大影响了19世纪初期的许多著名作家。

    德国文学

    17世纪，德国爆发了残酷的30年战争（1618~1648）。这次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德国的公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形成两个阵营，各自勾结国外势力，在德国的国土上烧杀掠夺。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人口减去1/3，城市萧条，田地荒芜，矿山损坏，工商业衰退。大小公侯们只靠着无止境地剥削农奴，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这种情形使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文学方面，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间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在这黯淡的时代里也消失了。市民出身的作家大都依附宫廷，为公侯们服务。一些所谓奖掖文化的宫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当时的宫廷一味模仿外国风尚，有的把法国作为榜样，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诗人们则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从事写作，作品内容贫乏，充满华丽的词藻、离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成为形式的游戏。但也有少数作家关怀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考虑祖国语言和文学的前途，在文学理论或实践上作出贡献。

    奥皮茨（1597~1639）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诗人如彼特拉克、龙沙等向古代诗歌学习，提炼自己祖国的语言，写出格律谨严的民族诗歌，他认为德国的诗人也应该能够这样。他在他的《德国诗论》（1624）里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论述诗的原理和作用，区分文学的种类，提倡语言的纯洁性，探讨诗的格律。他制定抑扬格和扬抑格的规则，倡导十四行体和亚历山大体，对于德国诗歌格律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诗人弗莱明（1609~1640）和格吕菲乌斯（1616~1664）都能超越德国文艺界的狭窄范围，开辟诗的领域。前者远游俄国、波斯，扩大了眼界，后者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接触到当时欧洲哲学、科学、艺术的新成就。他们在奥皮茨的影响下，运用各种新诗体，写出反映时代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诗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祖国之泪》（1636）概括地叙述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最后他认为比死亡、瘟疫、火灾和饥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丧失了灵魂。这是德国17世纪诗歌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格吕菲乌斯也从事戏剧创作，他是德国第一个把市民生活写入悲剧的作家，但当时无人响应，德国市民悲剧真正的形成和发展，则有待于100多年以后的莱辛和席勒。

    这些诗人都生活在17世纪前半期，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在提高德国语言、制定诗歌格律等方面有一定贡献，并为18世纪德国民族文学的形成作了一些准备。但是他们只向古希腊、罗马和外国学习，而轻视本国的民间文学，有些文学史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学者的诗”，并不完全恰当，但也有一定理由。

    到了17世纪后半期，小说家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弗·封·格里美尔斯豪（1622？~1676）则和他们完全两样。他继承了16世纪民间故事书的传统，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下，从平民的立场出发，写出一系列小说，广泛地描绘了30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面貌。这套小说中以6卷的《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1668~1669）最为成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的小说都和《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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