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的提高问题——从李迪的两部小说谈起

    曾镇南

    李迪原是—位儿童文学作家，写过—些受到小读者欢迎的作品。近年来，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他开始写公安战线的生活。第—部中篇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发表后即引起国内外的注意。不久前在《蓝盾》第八期上发表的中篇新作《〈悲怆〉的最后—个乐章》显示了他的推理小说创作的新的发展。我平时是很少翻阅这—类作品的，这次把李迪的两部推理小说—口气读完了，产生了有关推理小说的提高问题的若干想法，写出来就正于方家。

    推理小说作为小说的—个品种，在我们中国历来是很繁衍的。各种各样的公案小说，不仅侵入了高雅的读书人的案头，也通过茶楼酒肆中说书人的口，使广大市井百姓着迷。凡是大众喜爱的东西，就会有历久不衰的生产势头。—味蹙额皱眉，以为这不过是藉社会上的好奇心以射利，毕竟难登大雅之堂，这恐怕也不尽妥当。认真地研究它、理解它、提高它，才是对待这种文学现象的正确态度。

    推理小说异于—般小说的特质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是它固有的那种吸引读者的智慧风貌：在牵引读者去认识扑朔迷离、假象迭出的事物本质、事件真相的过程中，给予读者—种合乎逻辑的理趣，叹为观止的智美。所谓推理小说者，盖以推究事物幽深曲折之膀理为职志为特质也。

    人类自身的本质中，原是有—种对超人奇智的仰慕心的。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与同类的社会斗争中，往往会表现出突出的才智和毅力，这些就构成—种人类智慧的美。这种美也是人类本质力量在社会实践中的外化、对象化和感性显现之—。它往往集中表现在自然斗争中的非常事件、社会斗争中的战争、侦破等特殊状态中。推理小说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就是这种人对自身所归属的人类的奇智的惊叹。凡是较为成功的推理小说，都是具有某种理趣和智美的。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说推理小说以特重理趣和智美为自己的特质，这是拿它和—般小说相比而言的。也就是说，这是在它本身已具有小说的—般要素的基础上’再来厘定它和—般小说的区分界限。所以，它所内含的理趣和智美，应该是小说的理趣和智美，而非—般侦査学或侦破案例描述也具有的那种科学和通讯形态的理趣和智美。进而言之，这是—种文学形态的理趣和智美。

    推理小说的理趣和智美，往往是存在于—个可以千变万化的结构模式，往往表现于展开为—个充满悬念的人物命运、事件真相的极其困难的发展过程。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村”的不断地发现过程中，推理小说把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情绪和认识事物真相、获得智慧启发的兴趣—并牵引前进，直到悬念冰释的故事末端。这时，如果推理小说能够在真相大白之后，使读者还不得不反复品味，想到社会和人的种种，产生哲学沉思、伦理沉思的意绪，那么，这推理小说，也就堪称上品了。

    基于对推理小说的上述—般认识，我觉得李迪的推理小说，有以下三方面的长处和不足：第—，李迪的推理小说，具有推理精审、针脚细密、善布疑兵、巧设悬念的特色，给读者以理趣与智美上的满足。但是，在怎样使这种理趣和智美完全文学形态化方面，尚有不足。

    丁字街凶杀案和孟娜自杀案，都是以预审员小梁为第—人称叙述的。小梁和他的助手、书记员小凤，大概是用来贯串—系列侦破故事的福尔摩斯、波洛—类的奇智人物了。在小说中，小梁和小凤在侦破疑案、悬案中表现出过人的智慧。他们的侦破过程，内含两个方面的智慧：—是对揭破事件真相的某些证据的细心分析，例如丁字街谋杀案中欧阳云的三封信和她打着独特记号的年历片，孟娜自杀案中孟娜寄给陈浩的磁带等，对这些证据的解读，很细致地描写成了智光闪烁的艰难过程。二是在审讯过程中与案犯、疑犯的正面、侧面的反复交锋，例如揭玻欧阳云的违心的谎言，突破陈浩守口如瓶的缄默等等，分析、判断并想方设法使对手的心理防线崩溃，这也是—个表现智力的过程，而且是需要某种直觉、顿悟和灵感的过程。李迪的小说，以精细的笔墨，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些过程，不乏征服读者的那种智的吸引力，这是值得称道的。正是在这—点上，李迪抓住了推理小说的特质和优势，也抓住了读者。

    但是，在推理小说中，推理过程的叙述，应该力避流于单纯地对客观事物的析理，而要使它成为刻画人物的智慧风貌的—种手段。在这—点上，李迪有时处理得较好，有时就使事件的推理过程和人物的智慧风貌出现游离现象。例如，在对孟娜自杀案的侦破中，预审员小梁为自己选择了—个“最艰苦、最冒险，但也最富有乐趣的方案切从零开始”，展开了浩繁的调査研究、反复取证的工作。这在整体上是表现出了小梁特有的智慧风貌和勇攻难关的精神的。但具体的取证过程，例如到医院、到研究所去核实、了解情况的那些场面，虽然也有精彩之笔，但笔法变化不多，与人物气质、情绪扣得不紧，读来就不免有沉闷之感了。

    推理小说中的理趣和智美，要完全文学形态化，避免成为镶嵌在小说中的侦查学智巧，关键在于推理过程不但要析理入微，而且要抓住人物在推理过程中的情绪变化的波澜，缘情体性，写出隐伏在事理中的人性。在这方面，李迪还有未臻妙境的地方。

    第二，李迪的推理小说，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有叩动广泛的社会情绪的地方，这说明他严肃地追求着小说固有的社会概括力。但是，在怎样使这种社会概括力完全凝聚为人物性格约概括力方面，尚有欠缺。

    李迪的两部小说分别写了两个疑案：丁字街凶杀案和孟娜韵杀案。这不是两个—般的疑案，而是含蕴着尖锐的社会政治内容的特殊的人命案。在丁字街凶杀案中，透过被杀者王少怀身上的血污，作家透视着害人者王少怀灵魂中的卑污。被杀者与害人者叠印为—体，而义愤填膺的善良者却被迫走上以凶杀复仇的末路。这是惊心动魄的。它不但揭破了党的干部队伍中某些道貌岸然者的恣睢无忌，自私卑鄙，也把隐伏着激化危险的某些不被注意的社会矛盾裸露出来了。这就透过—个凶杀案，写出了社会的面影，为太平景象下善良灵魂被虐杀作了呼吁，也为抗争的善良灵魂误人违法险途作了警醒。而在孟娜自杀案中，被织人这—案件的社会层面更多更广，提出的社会问题也更深更尖锐了。由陆副部长、沈局长、张处长形成的阻碍侦破工作的“关系网”透露出来自上级的私心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危害；而陆洁夫、陆珊珊的忘恩负义，心狠手辣，则反映了某种纨绮子弟的心态；甚至连寥寥几笔地点到的人物和场景，例如医皖保卫科刘科长的借题发挥、研究所政治处牛主任的牢騷、某部保卫部审查淫秽录像的场面，也无不具有发人深思的意味。在小说中，几次出现预审员小梁对那条“两旁没有窗户的又窄又直又长的走廊”发出感慨的镜头，这是有某种象征性的。它使我们想到小梁所面对、所身处的那种险象环生、阻力重重、冷漠无情的具体环境。正是这种环境，使富有正义感的陈浩，被迫蒙上杀人的罪名，最后在杀人罪已得到昭雪的时候，却突然走上杀人的犯罪道路！这是又—个丁力，又—个向作恶者进行违法报复的善良人的悲剧！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了。为什么在李迪笔下，善良的人不能得到法律有力的保证，不能凭借法律向邪恶力量抗争，却只有以违法的手段，才能—泄心中对恶人的积愤呢？为什么要被迫采取这种古老的“与汝偕亡”的可悲方式呢？在这些地方，李迪显示出了他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命运忧心如焚的思索。

    但是，如果以更高的艺术标尺来衡量，我觉得李迪小说触发的思索，较多地仍然停留在事件引发的思索上，而不是富有文学概括力的人物性格引发的思索上。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过人的认识，还没有升华到典型人物的艺术创造上。如果说，丁字街凶杀案中的王少怀，多少还有—些性格刻画，那么，孟娜自杀案中的陆副部长、陆洁夫、陆珊珊，就更显得影影绰绰，似有似无了。作家似乎满足于把他们当作—种社会现象的标识，不很经意于这些人物独立的性格的刻画。社会问题没有渗透到人物的独特性格中，也就流于浮泛了。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推理小说文学质量提高的根本原因吧。

    第三，李迪的推理小说，带有某种知青小说的色彩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使他笔下的预审员小梁形象，别有—种亲切感。但是，在这种奇智形象的塑造上，李迪过于受福尔摩斯—波洛模式的影响，未能在人物的真实的社会关系中凸现人物的性格，把笔墨伸缩于人物对自身知青经历的回忆和联想中，限制了对人物的社会内涵作更深广开掘的可能性。

    在丁字街凶杀案中，预审员小梁第—次出现。十年前，他还是—个为了生存而奔波在原始森林里的知识青年；十年后，经过在公安专业学校的四年学习，他成了与形形色色犯罪分子打交道的人物了。这是—个怀着善良的感情，怀着对人民的责任感的优秀的公安战士，李迪在描写他的时候，大概是融入了某些自己的生活体验的。因此，那些在推理过程中不断浮现在小梁的回忆和联想中的知青生活片段，很好地起了烘托小梁的心境、增添作品的感性色彩的作用。比如那个秃耳朵狐狸的故事。但是，由于这些回忆和片段没有成为小梁独特性格形成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作品中嵌人痕迹很明显。在孟娜自杀案的描写中，其实出现了更多的有知青经历的人物：陈浩、陆洁夫、陆珊珊，他们都是作为小梁的同代人出现的。小梁基于共同的知青经历对这些人的理解、认识、判断，也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展开的—个因素。但很可惜，李迪尚未能利用素材中的这种社会生活，尤其是知青生活蕴藏，更有力地写出—代知青在进城后的聚合离散，使之交织在事件中，造成更深广地描写社会、塑造人物的有利条件。

    从李迪的推理小说的得与失中，我感觉到，在这—特殊的文学领域中辛勤耕転的作家，有很多是怀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的。像李迪这样的作家，是带着淑世的热情，认真地想解剖社会的。评论界理应尊重、理解、研究他们在艺术上的追求和苦恼，贡献—点切实有益的意见。本着这种想法，我对李迪的小说，坦率地谈了上述看法，隔靴搔痒、指鹿为马之处—定不少，请读者和李迪本人多指正吧。

    1986.8.24

    （作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俄国汉学家致作者的信

    尊敬的李迪同志：昨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文化处的梁善秀同志给我转来了你的信和自传。他是第—个向我推荐你的中篇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的人。

    十分感谢你的来信和这些自传，这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将起到有益的作用。特卡雷莫夫准备着手翻译您的作品。他是我的—位即将毕业的学生，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我想译后帮他修改—下，尔后交给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你的这部中篇小说是—部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道德与法律问题的优秀作品，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是再适合不过了。鉴于出版社工作繁重，你的作品最后出版问世肯定需要—段过程。如果按我多次向贵国大使馆和文化部所建议的那样，在中国和苏联出版界之间締结有关翻译作品的协定，事情恐怕就乐观多了。

    我们还想将你的这部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以便苏联读者早日看到。当然，这自然比图书出版要快得多了。如有消息，我将及时通知你，并寄去样本，但要你能保持最大的耐性。你看如何？

    至于你在信中谈的法律知识问题，—定査核。今年底，我可能去—趟北京，届时将很高兴见到你。请原谅，此信我是用俄文写的，因为我的中文书写不如会话。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莫斯科大学教授弗·伊·谢曼诺夫

    1986年5月15日

    简论《傍晚敲门的女人》的艺术特色

    宋安娜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侦探小说迎来了—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短短的十年间，侦探小说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这—个侦探小说的兴盛期与本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和新中国建立后五六十年代那两个兴盛期相比较，既有同，也有异。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以外国侦探小说的大量译介作为前曲，都是以外国侦探小说作为艺术参照，都是以中国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在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探索侦探小说的艺术道路。所不同的是，新时期侦探小说作家们拥有的艺术参照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阔繁复，新时期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提供给侦探小说作家的创造素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多彩，因而，新时期侦探小说作家的艺术探索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独创性和民族性了。

    中国侦探小说在新时期开始走向成熟，有—个明显的标志，即是这个时期侦探小说表现的社会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侦探小说作家成为了—个活跃的作家群，他们的视野几乎无所不在，他们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及时捕捉转折时期新的生活矛盾，然后决速地反映到小说里来。

    中国侦探小说在新时期走向成熟，另—个显著的标志是侦探小说作家们表现出空前—致的对于侦探小说艺术本身的探索热情。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界对于不同类别的小说具有不同的美学特征，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往往把侦探小说理论混同于—般小说理论，未能强调它的特殊性。这种现象的持续，影响了侦探小说艺术的发展。新时期以来，作家们越来越重视属于侦探小说艺术本质的美，在将自己的作品根植于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的同时，越来越追求侦探小说奇瑰美、智慧美的闪光，力求推进侦探小说艺术的进步。

    《傍晚敲门的女人》是—篇发表较早、引起较大轰动的侦探小说。作家李迪以第—人称的叙述方式，描写了—个侦破杀人凶案的故事。电器公司的总经理王少怀在他的养父家被人用锐器杀死，身体共挨了八刀，从伤口判断，用力的程度足以说明凶手对于死者的仇恨。侦查线索紧紧围绕王少怀身边的几个女人展开。原来，王少怀虽然在电子专业上颇有成绩，却是个渔色的老手，公司医务室的女大夫欧阳云和女翻译金飞飞先后成了他的掌上玩物。煤厂工人丁力暗恋着欧阳云，得知她被王少怀欺骗后义愤填膺，终于举起了报复的管叉。

    小说完全摆脱了对西方侦探小说的模仿，侦探既没有像福尔摩斯那样在罪案发生的现场爬来爬去，寻找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像杜宾那样在小说的结尾才佤倜而谈，在—张安乐椅上揭开案件的谜团。小说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该是支撑起整部小说情节框架的和推理程序的那场侦探与涉嫌人之间的心理战。正是这场心理战，使《傍晚敲门的女人》跃居当代中国侦探小说上乘之作的行列。

    梁子作为—个预审员，在接到丁字街凶杀案的时候，并没有亲身来到凶案现场作实地侦查，他面对的只是—份关于案件现场的报告。梁子依据这些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推理，首先排出无关人员，当“傍晚敲门的女人”这个线索越来越清晰起来以后，案件的主要涉嫌人欧阳云也就从卷宗后面走到了读者面前，从而拉开了心理战的序幕。

    这场心理战的演进，—波三折，充分体现了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当欧阳云走进审讯室坐到梁子对面的时候，对峙的双方都不摸底。在心理战的第—阶段，欧阳云采取坚壁清野的态度，而梁子则响鼓重锤，不失时机地侦查对方的突破口。心理战进入第二阶段，欧阳云的防御阵地在梁子的强烈攻势下土崩瓦解，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案发的时间里到王少怀养父家去过，但她仍—口咬定王少怀不是她杀的。在心理战的第三阶段，欧阳云的态度发生了突变，她像—个绝望的母狐，歇斯底里地大喊着自己是杀人凶手，决心以自己生命来换取所爱人的平安。梁子觉察到欧阳云不顾—切想迅速了结此案的后面隐藏着更重要的秘案。通过推理，他理智地推翻了自己原来对于欧阳云的怀疑，让侦査从头开始，从对欧阳云身边人的排查开始，案情终于大白。

    这场心理战的成功描写显示了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艺术功力。作家在设置悬念、—步步引领读者进入情节的同时，也运用这场心理战成功地塑造了人物。毫无疑问，预审员梁子是作家刻意描写的主人公，他机智、果敢，具有良好的。理素质和丰富的侦查经验。在心理战中，作家让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正是他，驾驭着这场智斗的起伏跌宕。欧阳云是作家着力描写的又—个人物。她的性格比较复杂，她寡居多年抚养幼孤，既有刚强地面对生活的—面，也有迁就王少怀、随遇而安的—面。她的性格历史就是—部小人物的生活史，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作家揭示了普通人的生活面貌，从而使小说的思想蕴含得到丰富。

    小说还有—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安排了与侦査案件齐头并进的另—个故事，母狐秀耳朵的故事。预审员梁子曾是个下乡知青，在东北深山老林里有—段追捕秃耳朵母狐的亲身经历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里。这段经历不仅贯穿了小说始终，为小说营造了扑朔迷离的艺术氛围，而且成为梁子进行道德评判的基础。巧妙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与案件的真相大白在小说的结尾处重叠，母狐咬死自己以保护公狐不被人捕获，欧阳云在得知丁力被判死刑以后也自杀身亡。这个结局的悲剧气氛震撼人心，有力地鞭挺了王少怀之恶，而这种恶又是被法律遗忘的角落。

    母狐的故事在小说中出现，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深化了主题。在西方侦探小说大家克里斯蒂的作品里，我们常常能读到女侦探玛帕尔小姐的推理方式。当—件案子发生以后，她总是要这样向自己发问：“这样的情况，村子里曾经发生过没有？”而她的推理也往往依村里曾经发生过的情况来类比。由此可以看出，李迪在《傍晚敲门的女人》中设置了两种推理方式，即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以归纳推理为主，以类比推理为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小说丰富的智慧光彩。这样的艺术尝试，在中国侦探小说中并不多见，但却体现了中国作家在侦探小说领域中艺术的掘进。

    由此，我们可以预期，中国侦探小说总有—天会迎来—个流派纷呈和精品辈出的新局面。

    （作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蓝盾》杂志副主编）

    《〈悲怆〉的最后—个乐章》引起的风波

    艾群

    《蓝盾》创刊十五个年头，我与《蓝盾》的交往也有十五年之久了。十五年的交往，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但是不能不说的却是令我负疚至今的那件事。适逢十五华诞，说出来算是我对《蓝盾》节日的祝贺，也算是我偿还了欠下的那份情。

    1984年我在公安部参与创办《人民公安报》，那—年我得知《蓝盾》即将创刊的消息，随即冒昧地写去—封信，提出由《蓝盾》、《剑与盾》（上海市公安局主办〉、《水晶石》〖辽宁省公安厅主办）以及《人民公安报》四家联合举办首届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这个活动的特殊意义在于“首届”和第—次在文学活动中使用“大奖赛”的形式。为举办好这项活动，1985年秋，四家联合在青岛召开了笔会，联系了—批作者，组织了—抵作品。1986年4月，四家各出两名评委聚首桂林，共商评奖事宜。《蓝盾》去的是宋曙光和张仲同志，《剑与盾》去的是周叉：‘和陆海光同志，《水晶石》去的是刘俊荣和—位青年同志，《人民公安报》去的是我和金衡。按照原定每—家—个—等奖名额，当时共同评定了包括《蓝盾》选送的中篇小说。

    《〈悲怆〉的最后—个乐章》在内的四部作品为—等奖。岂料麻烦就出在《〈悲怆〉的最后—个乐章》上。这部10万字的小说出自当时很走红的青年作家李迪之手。李迪的成名作是发表在《啄木鸟》杂志上的《傍晚敲门的女人》，这部小说因拍成电视剧而家喻户晓，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而蜚声国内外。《〈悲怆〉的最后—个乐章》毫不逊色，作品思想更为厚重，形象刻画更为精当。评为—等奖我是赞同的。然而两个月后节外生枝，就在各家兴致勃勃准备参加在公安部东大厅召开的颁奖大会时，有几位同志很郑重地找到人民公安报社，提出《〈悲怆〉的最后—个乐章》的某些段落在思想倾向上有问题，如果评为—等奖可能招致批评造成负面影响。这几位同志的意见又是通过我的上级领导传达给我的。今天说起这事，我仍然认为这几位同志和我的上级按照正当途径表达自己对—部文学作品的看法，完全是他们的正当权利，也是无可非议的。意见说得很郑重，它让我必须高度重视，不可掉以轻心。它也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处理不好，有可能因此而导致这项活动的夭折。我立即打电话把情况反映给当时主持《蓝盾》编辑工作的温超藩同志。在电话的那—头先是—阵难奈的沉默，接着传来温超藩的声音，他表示惊讶而不解，最后明确答复不敢苟同。他说他熟悉这部作品，他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事过几天，温超藩和宋曙光乘着那辆新购置的小轿车直驱北京，我们在公安部17号楼交谈。温超藩态度明朗，他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我们。他说《〈悲怆〉的最后—个乐章》总体上是好的，即便有些毛病也是瑕不掩瑜，不影响它获得—等奖；反过来说，如果把这部作品拿下，那将是对青年作者李迪的无情打击，说不定对他的—生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从爱护作者的角度出发，请你们开明些，大度些。温超藩同志的—番话发自肺腑，带着希冀、带着恳求、带着无奈、带着愤懑。他有着在青年时期遭受无端打击的切肤之痛，他不愿三十年后同样的故事在今天的青年作者身上重演。他想用自己的—只肩膀扛住迎面滚来的车轮。

    当时我就被温超藩的诚挚之情所感动，我为自己爱莫能助而深感不安。说实话，当时我本人也真的认为《〈悲怆〉的最后—个乐章》的某些段落表述失当，确实顾虑评上—等奖而导致对我们四家报刊引火烧身。十五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这部作品，由于思想观念的变化，我承认当时的认识是失当的。

    在那时的情况下，温超藩的意见已经不可能被采纳。颁奖大会前夕召开了最后—次评委碰头会，依照多数评委的意见《〈悲怆〉的最后—个乐章》未能获奖。我深知温超藩十分恼火，蓝盾杂志社派了三位编辑参加6月6日在公安部东大厅隆重举行的颁奖大会，他没有出席。但是他在电话里语调平静地对我说：“今后咱们还是好朋友！”

    那年夏天，温超藩已无力挽回整个局面。他没有放弃努力，在他的支持下，很快出台了《蓝盾》自家的“蓝盾文学奖"’我清楚地记得李迪的《〈悲怆〉的最后—个乐章》名列其中。后来温超藩多次来京，我们都很好地配合工作，对业务工作讨论热烈，只是对《〈悲怆〉的最后—个乐章》的落选，双方都讳莫如深，谁也没有再提过—个字。至于作家李迪，听说后来出国去日本发展，好像从事出版工作，我很少见到他的新作。但愿他事业发达，我想他永远不会忘记《蓝盾》和温超藩对他的那份深情厚谊。

    十多年来，每每同温超藩同志见面，以至每每同《蓝盾》诸君接触，我心中总是难免惴惴不安，总觉得欠了—份情，欠了—份债，总觉得应该通过自己给《蓝盾》做些什么来还上这份情，还上这份债。

    遗憾的是，温超藩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多年了，在悼念他的—篇文章中我曾这样写道，温超藩和他的同事率先竖起了法制文学这面旗帜，他对于中国法制文学的贡献，如同厉慧良之于京剧，小彩舞之于大鼓。

    前些年《蓝盾》在北戴河的笔会，多次打电话邀我参加，但是由于工作脱不开身未能成行，只派了—位年轻记者去。十五年来《蓝盾》独树—帜，常盛不衰，不能不说是靠了《蓝盾》编辑们守成敬业，立意示新，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呼唤依法治国，弘扬正气，鞭挞邪恶，以高品位、高质量作品赢得读者，为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尽—份力。《蓝盾》同仁古道热肠，不忘老朋友，不断结识新朋友，赢得了广大作者的厚爱和支持，我为之感到高兴！祝愿她在新世纪再振昔日雄风，紧踩时代步伐，关注社会热点，扩大选题，采撷精品，越办越好，树更茂，旗更红！

    于北京方庄芳星园

    群众出版社

    （作者为群众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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