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曾说自己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从他的记录中却并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抱怨的。他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是个很不好对付的孩子。当大革命的影响蔓延到格勒诺布尔时，他的父亲贝尔先生不幸被当成了反动分子的一员，他怀疑是一个名叫阿玛尔的律师从中捣鬼，为了夺走他手里的案子。“阿玛尔说你不热爱共和党，但你的确不热爱啊。”机灵的小男孩这样说道。此话倒是不假，但绝不是一个快要丢了脑袋的中产阶级男人想从自己儿子嘴里听到的。司汤达说父亲太过吝啬，可每次他需要用钱的时候总能从父亲那骗到一些。家里人不让读的书，他总能逮住机会偷偷读完，这和从第一本书出版时，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孩子的做法并无两样。他最大的不满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但他的生活绝对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孤单。因为他有两个姐姐，还和其他小男孩一起上课，他们的老师是耶稣会教士。实际上，他的童年和当时家境优渥的中产阶级孩子一样。只是所有孩子都会把日常约束当作暴政专制；每次被逼着做功课或不能按自己想法做事的时候，都觉得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这样看来他的确和大部分孩子很像，但其他小孩长大后就把过去的委屈抛到脑后了。司汤达则不然，甚至在五十三岁那年还抱着过去的仇恨不放。他痛恨自己的耶稣会老师，以至于成了一名坚决的反教权者，直到去世还不相信世上有虔诚的教徒；他的父亲和姨妈是保皇党派，他便热烈拥护共和党。“简而言之，我当时的想法和现在一样，”他写道，“我热爱人民，痛恨他们的压迫者，但让我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将是永久的折磨……我过去和现在都拥有同样的贵族品位。即使我愿意为人民付出一切，但要我和小商小贩住在一起，我宁可每个月都去监狱待两周。”
司汤达小时候很聪明，数学成绩优异，十六岁时便说服父亲让他去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读书，为将来参军做准备。但这只是他离开家的一个借口罢了。等到参加入学考试的那天，他人却不见了。父亲把他介绍给一位远亲，人称达鲁先生，这位先生的两个儿子都在陆军部工作。年龄稍大的那个是皮埃尔，在陆军部身担重职，没过多久便应父亲的请求，雇用这个无所事事、急需一份工作的年轻人做自己众多秘书中的一个。当时正逢拿破仑第二次征战意大利，达鲁两兄弟随他出征，很快，司汤达也在米兰加入大军。做了几个月文书工作后，司汤达被皮埃尔·达鲁调去了骑兵团，可他还沉迷在米兰时的自由快活，无心入团。他趁皮埃尔不在的时候，哄着一位叫米肖的将军封自己为副官。皮埃尔回来后，命令司汤达必须加入骑兵团。他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推托了整整六个月，最终还是无奈就职了，随后又以生病为借口离开军队回到格勒诺布尔，并在那儿决定退役。
在家住了三个月后，司汤达拿着父亲给的一笔金额不多，但足够开销的生活费去了巴黎。他有两个目标，其一是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戏剧诗人。为实现这个目标，他钻研了一本戏剧写作手册，并天天往剧院里扎。可他似乎没有什么创作力；后来从其日记里，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他自吹可以把刚刚看过的一出戏改编成自己的剧本；但他显然不是一个诗人。目标之二，是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无奈先天条件却堪忧。他个子比一般人矮小，看上去只是个相貌丑陋、臃肿肥胖的年轻人，身子长，腿儿短，一颗大脑袋上长着乱蓬蓬的黑色鬈发；他的嘴唇很薄，鼻子又大又突出，棕色的眼睛色迷迷的，手脚都小，皮肤像女人一样细嫩，他还曾骄傲地说自己的手被剑柄磨得全是水泡。然而，司汤达在本质上仍然是个害羞、笨拙的人。
他的表兄，皮埃尔的弟弟，马歇尔·达鲁曾说，司汤达经常参加一些沙龙，举办这些活动的都是些贵妇人，她们的丈夫靠着大革命发了横财。司汤达在人群中显得笨嘴笨舌，他想到不少机灵话儿，却不好意思说出口。他不知道该把手往哪里放，于是随身带着根手杖，时不时把玩一下，好给两只手找点事干。他知道自己说话带了些乡村口音，后来去戏剧学校学习，也许正是为把口音纠正过来。他在那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两三岁的女配角梅拉妮·吉尔贝，再三犹豫后，决定向她求爱。他的犹豫一部分是因为不确定梅拉妮是否和自己一样灵魂高尚，另一部分则是怀疑她有性病。等消除了这两点疑惑，他才肯跟她一起去马赛。梅拉妮在此有演出，他就在杂货店干了几个月。最后，他得出结论，不管从精神层面还是智力层面上看，梅拉妮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女人。等演出的合约结束，身无分文的梅拉妮只能返回巴黎时，他也正好全身而退，松了口气。
司汤达有强烈的性欲，但关于他的风流韵事却并不多。直到几封言语露骨，来自他之后包养的情妇的信件曝光，大家才开始怀疑他有阳痿的毛病。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中，主人公也是如此。这部小说不算优秀，却得到安德烈·纪德的极力推崇。我认为其中原因并不难猜：它与安德烈所坚持的观点颇为相似，即没有性欲也可以相爱。但爱情和相爱是不同的。爱情可以脱离欲望而存在，性欲却是相爱的两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有证据证明司汤达并不是阳痿。他在《论爱情》一书，《关于惨败》一章中解释过自己的情况。坦白说来，他总是担心自己无法满足对方，也正因此表现得不够满意，而那些让他蒙羞的流言便渐渐产生了。他的激情是一种来自大脑的想象，拥有一个女人则更多是为了满足虚荣，让他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更有信心。除去满嘴的花言巧语，他似乎并不是个温柔体贴的爱人。他坦诚自己的恋情大多以失败告终，原因也显而易见：他太胆小了。在意大利的时候，他曾请教一位军官如何才能赢得女人的“青睐”，还郑重地把听来的建议一笔一画地记在纸上，循规蹈矩地向女人展开追求，就像写剧本一样；等发现女人们把他当小丑，一眼就看出他的虚伪面目时，他先是震惊，随后恼羞成怒。聪明如他，却从没想过一个女人能理解的语言往往来自内心，要跟女人讲道理，只能害得她们心寒意冷。原本要靠真情实意才能打动的人心，他却指望靠计谋和诡辩来说服。
和梅拉妮分手几个月后，司汤达重回巴黎。这一年是1806年，皮埃尔·达鲁已经封爵，比过去更位高权重。司汤达当年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让皮埃尔对这个表弟有些不满，只因为妻子一再求情，才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皮埃尔的弟弟马歇尔在耶拿战役后，被指派到不伦瑞克，司汤达作为军需部副指挥与他一同前往。这一次，他表现得尽职尽责；当马歇尔被派往别地时，他便顶替了他的位置。司汤达此时已放弃成为伟大剧作家的念头，决定在政坛大展拳脚。他把自己看成是帝国的贵族、荣誉军团的骑士和享有丰厚赏金的部门长官。作为坚定的共和党分子，他视拿破仑为剥夺法国自由的暴君。他给父亲写信，请求他为自己买个头衔。他还在名字里加了前缀，自称“亨利·德·贝尔”。即使愚蠢滑稽至此，他依然算是个有能力、有智慧的官员；在一场法国军官和德国人的暴乱中（一名军官拔剑刺死了一个德国人），他表现出的勇气也令人钦佩。1810年，司汤达喜获晋升，在巴黎荣军院的豪华套房里有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另加一笔可观的薪水。他买下带篷马车和两匹高头大马，雇了一个马夫、一个男仆。他和歌舞团里的女演员同居，但还觉得不够，想包养一个能为他再添声望的情妇。他很快就看准了亚历桑德琳·达鲁，皮埃尔的妻子。亚历桑德琳是个美人，比自己地位显赫的丈夫年轻许多，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司汤达曾念达鲁伯爵的旧情，甚至他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今天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伯爵的施恩，因此勾引其妻子的念头是极不道德也不体面的。在司汤达身上，完全看不到知恩图报这一美德。
他开始了一连串的示爱，但那倒霉的胆怯性格总让他不能得逞。他时而兴奋时而沮丧，时而轻佻时而沉默，时而热情时而冷酷，总之使尽一切花招，却连伯爵夫人是否对自己有意思都看不出。深感屈辱的同时，他不禁猜疑：也许自己这副畏首畏尾的样子，还招她暗暗嘲笑呢。最后，他跟一个老朋友抱怨自己处境尴尬，进退两难，请教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商量了很久，朋友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又把他的回答仔细记了下来。根据马修·约瑟夫的总结，以下是其中一个提问：“勾引德·B女士有什么好处？”（他们私下管达鲁伯爵的夫人叫德·B女士）回答为：自身的性格使然；在社会上将非常有益；得以继续研究人性中的激情；荣誉感和骄傲感。此处司汤达还做了脚注：“最佳战略：保持进攻！进攻！进攻！”这确实是条不错的建议，但对一个天生的无可救药的胆小鬼来说，却并不好执行。几周以后，司汤达被邀请去达鲁家位于贝群威尔的乡下房子做客。经过一夜辗转反侧后，第二天一早，他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条条纹长裤，准备采取行动。达鲁伯爵夫人称赞了他的裤子。两人在花园散步的时候，夫人的一个朋友带着母亲与孩子就跟在他们身后约二十米的距离。他们走来走去，司汤达则浑身颤抖，心意已决，把前面不远处定为执行计划的B点。他刚才经过某个A点的时候就暗暗发誓，如果走到B点还不敢开口，就干脆一死了之。B点到了，他一边示爱一边拉过她的手想吻上去；他说自己暗恋她已经整整十八个月了，也曾试图隐瞒这份感情甚至躲着不见她，但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了。伯爵夫人的回应不算残忍，但她只把他当个朋友，完全没有背叛丈夫的心。她把后面的人叫过来一起走。司汤达在这场他命名为“贝群威尔的战役”中，输得一败涂地。我猜与其说他的感情受伤，倒不如说是他的虚荣心惨遭打击。
两个月后，因为这场打击而垂头丧气的司汤达休假去了米兰，他第一次来到意大利时就深深迷上了这里。十年前，他在这爱上了一位军官兄弟的情妇，吉娜·佩特拉鲁；但他当时没有钱，只是个副官，她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此次去米兰，他很快就找到了她。她的父亲开了一爿小店，她早早就出嫁了，丈夫是个小职员；她已经三十四岁了，有个十六岁大的儿子。再见到她时，司汤达发现“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眼睛、神态、眉毛和鼻子还保留着当年的魅力；甚至比过去更机灵了点，多了几分端庄，少了一些媚态”。她显然混得不错，虽然丈夫只有一份薄薪，但她却在米兰有一套公寓，乡下还有一套房子、佣人、马车和斯卡拉剧院的包厢。
司汤达总觉得自己身上有种寒酸劲儿，所以特别挑些贵气、时髦的衣服来穿。他一直很胖，但现在生活富裕了，肥胖就变成了魁梧。总之，兜里有了钱，也披上了好衣裳，仗着这些有利条件，他一定觉得自己比当年那个身无分文的骑兵更能赢得“贵妇人”的欢心，所以决定趁着在米兰的日子和吉娜逍遥一番。但她竟然不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容易得手。她请他跳了支舞，之后也没有什么亲密举动。直到他动身去罗马的前夕，才答应让他早晨来自己家做做客。早晨可不是一个求爱的好时机，但那天结束后，司汤达在日记里写道：“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半整，我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胜利。”他还把这个日子写在了自己的背带上。这天，他穿了向达鲁伯爵夫人告白时穿着的那条条纹长裤。
假期告终，司汤达返回巴黎。他感到几分沮丧，因为达鲁伯爵知道了他对自己的妻子怀有非分之想，除了厌恶之外，对他的态度也变得极其冷淡。在拿破仑那场灾难性的战役刚刚打响时，司汤达费尽口舌才从安逸的荣军院调遣到现役军需部工作。他随大军远征莫斯科，在大撤退中再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静、主见和胆魄。战况最为糟糕的某天早上，他忽然出现在由达鲁伯爵负责的总部待命；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身上穿着的唯一一套军装也齐齐整整。在别列津纳河战役中，他救下达鲁伯爵一命，还方寸不乱地把一位负伤军官救上自己的马车。最后当他抵达哥尼斯堡时已经饿得半死，手稿和其他东西都弄丢了，只剩身上穿的一套衣服。“我的意志救了我一命，”他写下这样一句话，“因为我看到身边所有放弃希望的人都死了。”一个月后，他回到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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