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的事，但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遭遇滑铁卢的这一天，司汤达却在“尊贵的”吉娜的怀中度过。
秋天，他们回到米兰。为了自己的名声着想，吉娜非要让司汤达在偏僻的郊区租房子。每次收到她发来的通知，他就摸黑乔装前往，中途要换好几辆马车才能甩掉跟踪他的人，到了之后再由女仆接待进入房间。也许是因为女仆和夫人大吵了一架，又或许女仆只是被贝尔的钱收买了，她忽然说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吉娜的丈夫其实一点都不吃醋；之所以这样神神秘秘是害怕贝尔先生撞见其他情敌（或者说是“情敌们”，因为数量可不止一个），女仆还主动提出可以拿出证据。第二天，她把他藏在吉娜卧室旁的一个小衣橱里，他透过一个小孔亲眼看见就在三英尺之外，吉娜背叛了自己。日后他和梅里美说起这件事：“你是不是以为我当时从衣橱冲出来给了他们两刀？可不是那样……我悄悄藏进那个衣橱，又悄悄走出来，只当它是一次荒唐的冒险。我一个人哈哈大笑，对那个女人充满了鄙视；但我很开心，因为我终于自由了。”
这件事深深地羞辱了他。据他说，之后的十八个月里他什么也不想写，不想说话，不想思考。吉娜试图和他重归于好。某天，她在布雷拉美术馆里等着埋伏他，还跪在地上乞求原谅。“我可笑的自尊心让我狠狠拒绝了她，”他之后和梅里美说，“我似乎还能看见她追着我跑，拽着我的外套，跪在美术馆的地上爬了那么远。我竟然没有原谅她，真是个傻瓜。毕竟她从没有像那天一样那么爱过我。”
然而，1818年，司汤达又对美丽的戴博洛斯基伯爵夫人一见钟情。他当时已三十六岁，伯爵夫人比他年轻十岁。这是他爱过的第一个地位显要的女人。伯爵夫人是意大利人，十几岁时嫁给了一个波兰的将军，几年后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将军，去了瑞士。当时正逢诗人乌戈·福斯克洛被流放波兰，大家误会她是为了和诗人私奔才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等她回到米兰后一直遭人猜疑，原因并非她另有情人（这在当时的社会风俗下并不值得被人指责），而是因为她离开丈夫，一个人住在了国外。
司汤达迷恋了她整整五个月，才鼓足勇气告白。可她却立刻下了逐客令。他低三下四地写信道歉，直到最后她才心软，同意让他每两周来找自己一次。她的态度非常明确：司汤达的追求令人厌恶。但他还在坚持。他身上有一点非常奇怪，即一边提心吊胆，唯恐被人当成傻子，一边却又做尽傻事。一次，伯爵夫人去沃尔泰拉看望在那儿上学的两个儿子，司汤达追着她一起去了；但他知道这样会激怒她，所以乔装打扮，戴了一副绿色的眼镜。某天晚上他摘了眼镜散步，却意外撞见了伯爵夫人。她假装没看见他，第二天送去一张便条责骂他尾随自己来了沃尔泰拉，还跑到她每天散步的公园里闲逛，让她丢了颜面。他回信哀求她的原谅，一两天后再次登门拜访，而她态度冷漠地把他打发走了。他回到佛罗伦萨，一封接一封地给她写信。她连拆都不拆，再原样寄回来，并附：“先生，我不想再收到您的来信了，也不会再回信。我非常尊重您，望您好自为之……”
司汤达垂头丧气地折回米兰，却听闻父亲已经去世。他再次动身前往格勒诺布尔，没想到到了才发现，这位老律师临走前留了一堆烂摊子，不仅没剩下什么遗产，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急匆匆地跑回米兰，不知怎的（我们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说服伯爵夫人每隔一段时间和他见一面。但这只是他的虚荣心作祟，他不相信她对自己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他写道：“这样的亲密关系维持了三年，我还是离开了那个我深爱，又深爱我的女人，她一次也没有把自己交给过我。”
1821年，由于和某几位意大利爱国主义者交往过密，司汤达被奥地利警局命令离开米兰。他来到巴黎，之后九年的时间几乎定居在这里，并频繁参加“以智慧为上”的巴黎文学沙龙。他此时已不再口舌笨拙，变得幽默、犀利而健谈，最多能跟八到十个他喜欢的人同时交谈。但像很多会聊天的人一样，他开始习惯不让别人说话，喜欢发号施令，毫不掩饰对那些持有异议之人的轻蔑。他总想语惊四座，所以说起猥琐下流的话来简直无遮无拦。一些挑剔的评论家认为他为了逗人发笑或惹人生气，经常强装幽默。他无法忍受无聊的事物，觉得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些流氓无赖。
在这段时间里，司汤达只有过一段恋爱，似乎是两情相悦的那种。对方是德·库里尔伯爵夫人（原名克莱门汀·布热），当时已经和对她不忠、暴躁又容易吃醋的丈夫分居了。她三十六岁，是个端庄优雅的女人；司汤达已经年过四十，依旧又矮又胖，长了个红彤彤的大鼻子，大腹便便，虎背熊腰。他戴着红棕色的假发，浓密的络腮胡也染成同样的颜色。他用微薄的收入，最大程度地把自己装扮华丽。司汤达的智慧和幽默吸引了克莱门汀·德·库里尔，过了一阵子等时机合适，他便发起“进攻”，而她也做出和自己的年龄、身份相匹配的回应，接受了他的求爱。他们在一起的两年里，她给他写了二百一十五封信。这正是司汤达梦寐以求的浪漫。他害怕她的丈夫暴怒，所以偷偷与她约会。我在这引用马修·约瑟夫的话：“司汤达乔装打扮，趁黑从巴黎坐车出发，一路快马扬鞭，到她家时已经过了午夜。德·库里尔夫人和司汤达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胆大。某次，正好有不速之客上门（也许是她的丈夫），打扰了他们的私会，她急忙把他送下地窖，搬走梯子，关上地窖的门。司汤达就在这个黑灯瞎火又莫名浪漫的地洞里关了整整三天，这里简直像个坟墓。痴情的克莱门汀给他做好饭，搭着梯子爬上爬下，偷偷和他见面；甚至给他送来便盆解手，然后再亲自清洗干净。”司汤达日后写道：“她每天夜里下到地窖来的时候，都显得特别伟大。”但很快这对爱人之间产生了争吵，最终克莱门汀女士甩了司汤达，转投别人的怀抱，也许那是个更随和也更有趣的对象吧。
1830年，革命开始了。查尔斯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继承王位。司汤达已经花光了父亲破产时保住的一点钱，他重燃旧梦，想成为一位大作家，但他写的东西既挣不着钱，也没给他带来什么声望。《论爱情》出版于1822年，之后的十一年里只卖出了十七本。《阿尔芒斯》出版于1827年，评论家和读者都不看好它。我之前也说过，他曾试图担任公职，却无功而返；随着政权更替，他被指派到德里雅斯特领事馆，但由于他对自由主义的同情心，奥地利拒绝接受他入职，他只好又调去了教皇国的奇维塔韦基亚。
司汤达并不把公职当回事儿，只要有机会就不知疲倦地往外跑，到处旅行，在罗马结交了几位知己。然而在这些经历之外，他依然百无聊赖，倍感孤独；五十一岁那年，他向一个年轻女孩求婚，这个女孩是他的洗衣妇和领事馆一个小职员的女儿。但求婚却被拒绝了，原因并非我们以为的他年纪太大或脾气太差，而是因为他信仰自由主义。1836年，司汤达说服部长给了他一些简单的任命，并允许他回巴黎工作三年，临时找人顶替他现有的职务。此时的他比以前更胖了些，还有中风的危险，但依然不改穿着时髦的习惯。他觉得所有对他外套剪裁和裤子样式看不上眼的人，都是在冒犯他。他一如往常地广撒情网，但收获甚微，只好劝说自己这是因为他还深爱克莱门汀·德·库里尔，惦记着与她旧情复燃。他们分手十年之后，克莱门汀曾理智地回应说死灰是无法复燃的，作为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朋友，他应该就此满足了。梅里美曾记述，这次打击让司汤达心碎不已：“他提起她的名字时，声音都会变……我只见他哭过那么一次。”然而一两个月后他似乎就从阴影里走出来了，向一位高缇耶女士求爱又惨遭拒绝。最后他不得已回到奇维塔韦基亚，两年后在那里第一次中风发作。为恢复健康，他请假去日内瓦拜访当地一位著名医生。从日内瓦回来后又去了巴黎，继续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参加宴会，滔滔不绝地大侃特侃。
1842年3月的某一天，他出席一场外交部的官方晚宴，当晚在沿着大街散步时第二次中风发作了。他被送回家，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司汤达一生追求幸福，却从来没能发现，幸福总是在你停止追求时，才悄悄降临；总是在你失之交臂时，方能被感知。也许没有人可以自信地说“我现在很幸福”；我们只能说“我过去曾经幸福过”。幸福不是健康，不是满足，不是内心平静，不是欢愉享乐——即使这些能带来幸福感，但它们绝不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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