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文明的轻与重

    历史里很少有偶然，即使有一些偶然事件，都是有内理所在。中国是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也是第一个封建制国家，这不是某几个强力历史人物所能决定的，虽然他们在这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历史不具有人的思维和理性，却有类似于着人的本能，毕竟历史是由所有人一起运作而成的，只是有人扮演主角，有人只能充当配角，还有人只能做看客。历史类似于人的本能便是，会依据环境决定最利于自己、适合自己的行动。

    中国特有的地理、气候等条件，使中国成为物产盈盛之地，这些财富已经足够吸引人，统治者没有必要向外拓取，而是要提防垂涎三尺的游牧民族。上天赐予了中国江河沃土，还赐予了中国海、山、沙漠等天然屏障，中国人又修筑长城等军备工事，虽然不足以彻底杜绝觊觎者的扰乱、进攻，但足以遏制他们。从商周到秦这近一千四百年的时间里，华夏族占据了自己视野内最肥沃的所有地区，从此开始防御型与内向型的帝国时代。

    有重则会有轻，重了防御，便少了攻取，重了内向，便少了对外的拓展。而游牧民族的方向是与中国完全相反的，轻防御，因无所谓防御，你来我就跑；重攻取，或是以抢劫财富为主，或是抢占并用，抢了战利品不说，还在某块地区盘踞，将之变为自己的牧场。轻内向，因内部没有多少财帛城池，极易管理，重拓展，一则四处攻城拔寨，一则大规模迁移，擅骑射之利，逞来去如风，游牧民族很少能安分下来。

    这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个最大的不同点。除了这些，在行为模式上，也是大相径庭。

    游牧民族视进攻为生命，为保持民族的活力与进攻的效率，采取的策略是——对敌人残暴，对自己人仁慈。游牧民族几乎都是踏着鲜血崛起的，他们最擅长的便是烧杀抢掠，最爱屠城的便是游牧民族，他们这么做，是要以不断获取财物来激起全民族的进攻动力，以杀伐来维持民族的血性与战斗力，还可威慑敌人。此外，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战术。民族内部，虽作风粗野，好勇擅斗，但不会刻意去攻击谁，内部的分配，纠纷处理，保持着半原始状态，比较公正化。作为领袖者，通常要亲自上阵杀敌，有时还冲锋在前，以做表率来鼓舞士气。

    农耕民族的策略则恰好相反——对敌人软弱，对自己人严厉。农耕民族视防御为生命，只要防住了来犯的敌人，保证内部的安宁，便能有条不紊地组织生产，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帝国便能维持下去。对外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软弱的，经常会采用和亲、送厚礼等方式来怀柔强悍的游牧民族。统治者也不在乎这些，中原有的是子女财帛。偶尔会举兵反击，打击一下游牧民族的锐气，但很难长期维持。农耕民族的重心在内部。对百姓而言，是勤劳耕作，纳粮服徭役，养活家人，生儿育女，延续同样的生活样板；对统治者而言，说好听点叫管理百姓，说不好听就是驱使百姓，令其为帝国创造财富，还要修筑水利、城池、防御工事。人都会有目标，统治者常把敌人当做友邦，而把自己的臣民看做是假想敌。他们认为，敌人虽然凶猛，毕竟在千里之外，偶尔来骚扰哄抢，也仅为疥癣之患，再进一步，攻破了防线，占了一些城池，也不过是臂腕之患，地大物博，丢几块地算什么，大不了退到长江以南去，反正骑兵游不过来。而臣民近在咫尺，就在眼皮子底下，这才是心腹之患！十步一杀，五步一砍，刀子不长眼，那可是随时要人命的。若大臣们联合起来谋反，民间百姓聚众起来造反，这江山还能再坐？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有统治者会将国土和国家利益“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了。

    世道如天平，轻重自失衡。重心在内，内重而外轻，一代代的统治者煞费苦心地筹划出一套套的理国方案来，以图子子孙孙永生永世据有江山，恒享天下。但都没得逞，帝国时代的王朝，长不过四百多年，短不足百年，还有的“不二世而亡”，所谓同类相通，统治者的思路和办法被延续下来，形成了越来越细密的帝国体制。要想把这些体制说清，非几十本书不可，为节省时间，本人来个概括，帝国体制之核心，无非两条，控制与维持。控制的是臣民与局势，维持的是秩序与现状。以下内容就此两条，做个简略的阐述。

    最精明的驾驭艺术

    人或许是最难控制的危险分子，可我国古代的君王们做到了，堪称伟大奇迹。常说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人治”，而不是制度管人，那是大大的误解。在秦以前，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比较松散的国家，但在秦以后，一部强大的国家机器构建而成，中央制度是三公九卿制，地方上是郡县制。除此二制外，秦帝国还在商周制度的基础上，增删修改，形成了诸多新制度，画出了今后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基本模型。秦帝国虽暴亡，但随后的两汉帝国，大体沿袭了秦帝国的制度。秦汉之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为自己所需，常会废止某条，又会加强某条。频繁的改弦更张，使制度失去应有的权威性，君主又常随个人喜好，率性为政，也常常取代制度应起的作用。当制度搁置时，国家机器还得继续运转，就只得人上场手工操作了，所以中国古代，是法治与人治兼杂行用。

    说到人治，便是常说的权谋与权术，以最大限度地驭臣、制臣。虽然大凡是君王都口口声声要臣下忠于国家，不能拉帮结派，更不能结党营私。可实际上这是制止不了的，而且很多朝中的争斗便是君王处心积虑渲染而成。若一派独大，将会变成一个尖刺，让君王坐立不安，所以必须得磨平这根尖刺，但“圣仁慈厚”的君王是不会自己动手的，便会假借于其他臣子，支持、鼓动其与独大的那一派针锋相对，最后是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的自然是端坐于上的天子。

    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如武则天启用酷吏诛杀李氏宗族与门阀，同时她又暗中保护了一些旧臣与正直之士，朝野始终有钳制酷吏的势力存在，反对她的李氏宗族与门阀被批量罗织罪名，扑杀殆尽后，武则天又“采纳”旧臣与正直之士的政见，将不得人心的酷吏一网打尽，天下人又觉得她很是圣明了。朱元璋手段也不差，同他一起起兵的李善长、胡惟庸、蓝玉、汪广洋等“淮西派”因功大勋高，成为朝廷一霸，朱元璋便策动刘伯温、杨宪的“浙东派”与之抗衡，二派相争，均不得好果，“浙东派”首先瓦解，刘伯温被毒死，杨宪被灭族，“淮西派”也没笑多久，汪广洋被绞死，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均被灭族。曾经的战友们全都见了阎王，朱元璋安享其成。“仁孝性成”的康熙皇帝，并不是善人，众所周知的是他手下的两个亲信大臣，索额图与明珠互结朋党，缠斗了二十余年，康熙耳目众多，岂能不知？索额图与明珠的争斗就是康熙暗中挑起来的，如此一来，两人竞相暗地里在康熙面前，揭对方的底，说对方的坏话，两人的把柄都落在康熙手中，更便于他控制这两个大臣，也就能控制他们所组建的朋党集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康熙失策的是，朝中的“朋党之争”与“诸子夺嫡”裹在了一起，越裹越紧，宫廷、朝廷内外迷雾重重。康熙可以杀掉大臣，奈何自己的儿子也参与其中。康熙后半生都在和自己的儿子们怄气，他自己也有很大责任。

    帝王们还精于心术，光靠皇权与强势来压人，太过蛮横，治标不治本，帝王们便会抚心柔化。比如对某个不久前还大力打击的臣子，忽然赏赐他些自己不用的小玩意儿，那臣子见是御用之物，自是感激涕零；对某个被疏远的臣子，忽然提擢，甚至任命为宰辅，这个臣子自然是大谢天恩，他所代表的地方与势力，也会更加效忠；对某个实际是被帝王给逼死、害死的臣子，风光大葬，还赐予颇高的谥号和爵位，恩荫其家人，可谓是极尽哀荣，人们便会大赞皇帝不计前嫌，仁厚无比。帝王们这些太极推手，平衡有术，擢降恩赏运用之妙，可谓巧夺天工。

    在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是由上到下一级一级的管控方式，皇帝以权制、权术来管控朝中大臣，朝中大臣便会以类似的手法来管控下级，权力社会，在下级的眼中，上级便是“皇帝”，能定其仕途沉浮，甚至于富贵生死。以此类推，大官管小官，小官管小吏，小吏管差役。媚上厉下，一直为我国传统，在上级面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在下级面前则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副活脱脱的“狼狗变形记”。

    权力之剑，柄把握在帝王手中，剑身由宽及窄，这是一级级的大官到小吏，剑最末端的剑尖，反而是最锋利的，差役是权力的最下层，便是剑尖。

    官身是高贵的，哪怕是小小的书吏，半官半民，也有免役的特权。到了差役这一层，非但没有权力阶层的贵重，反而连小民都不如。“娼优隶卒，世所不齿”，娼即是妓女，优即是戏子，隶即皂隶，卒即是衙役，这是四种贱民，为地位最底下之人。隶卒是差役的统称，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站班皂隶，就是县官审案时，手持棍棒在那里唱“威武”的人；第二类为捕快，负责通缉捉拿犯人；第三类为民壮，负责看守城门、监狱、粮仓等地，有时也负责四处巡逻；第四类为监狱中的狱卒，最低级的为牢子，管理他们的是牢头。此外还有行刑的刽子手，验尸的仵作，巡夜的更夫，报时的钟鼓夫，做饭的伙夫。

    因差役直接同民众打交道，巡逻、警戒的是他们，惩戒、行刑的是他们，抓人、杀人的是他们，催粮、催款的是他们，权力的暴力末节在这里暴露无遗。杀人沾血，全在剑尖，为不祥之物，因此古代社会中将这些“干脏活”的差役化为贱民，历代不齿，试图将这一阶层与权力系统相脱离。

    差役身份低微至极，但其中有人狡狯残忍，又经营有方，利用手中能为害之权，甚至能成为巨富。就拿监狱中的牢头来说，犯人的亲属要来探望、送饭给犯人，都得给牢头塞钱，犯人想要在牢里不被狱霸欺负，要过好日子，要改善生活，有钱都能办到。此外牢头还会克扣犯人的伙食钱，敲诈犯人，有的还在牢房里放高利贷。

    但大多数差役难脱贱民命运，上边给摊派任务，他们只有按指示去卖力办理，以便交差，至于会不会骚扰百姓，弄得鸡犬不宁，这就“古难全”了。最后被骂声四起的是他们，被啪啪啪挨板子的也是他们。没法交差，便得挨板子，长官不满意，也会有事没事拿他们出气。所以在古代很多人觉得差役连乞丐都不如，乞丐虽然穷，还不至于动辄被打骂。如惹起重大纠纷，甚至是民变，差役不管有无参与，都脱不了干系，背黑锅的时候，总有他们的身影。

    差役们受气挨骂，薪水低得无法养活自己，为了求生便会另想他法，因几乎是任何法令、政务的执行都得靠差役，他们凭借此权，敲诈勒索百姓，上官为完成任务，也会姑息纵容。虽然会被老百姓戳着脊梁骨骂，虽然常常被上官大骂，差役们也无所谓了，反正老子是贱民、恶民。每个朝代，越往后走，差役们越是穷凶极恶，越是变本加厉，不知是人性本恶，还是制度所逼？

    最高超的畜牧办法

    对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官制、朝制、赋税等上边，对户籍的研究相当少，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古代如《天仙配》里一般，社会淳朴，人民安乐，一幅与世无争的田园风光。有时候，某些地方可能会这样，但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都不会如此美好。

    官员集中在朝廷与各级官府，在权柄之下，以赏罚升降制之，官僚体系虽然庞大，但以品级、官俸等方式连接在一起，那就相当于是一部部电梯，大臣命运掌握在君主按电梯的玉指上，下级命运掌握在上司按电梯的黄油指上。官僚体系虽然庞杂，但有体系在其中连接维系，是便于统治者管制的。

    那千千万万百姓，该如何管制？

    其一为牧民。

    我国地域宽广，人口分布均匀不一，风俗亦不同，着实难以管理，历史上很多大帝国之所以溃灭，便是地方管理失控，导致最终崩盘。地方管理、民众管理，每个统治者都不敢掉以轻心。翻开史书，都是一些爱民、亲民、抚民的字眼，但真是那么来的吗？在王权时代，以士民为私产，为臣妾，在皇族贵戚眼中，民便是可使用的财产，便是可驱使的牲畜，怎么还能有爱，有亲，有抚呢？每个王朝干的事便是愚民、弱民、制民，如果总结起来便是“牧民”，天子“代天牧民”，各级官僚便是“代天子以牧民”。

    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

    ——《国语·鲁语上》

    余闻昔子游氏之为武城也，以礼乐为教，而圣人喜之，此千载牧民之良法。

    ——明 宋濂《送王明府之官序》

    牧民岂谓非良干，伐畔何教震友邦。

    ——清 姚鼐《咏史》

    精简言之，牧民便是将老百姓当做牲畜来放牧或蓄养。在各类典籍中，他们却能把“牧民”这种管畜生的方式，描绘得冠冕堂皇，不得佩服起行文者的文采超然。

    放牧或蓄养牲畜，要么是将一群牛羊集中在一起，白天赶去吃草，晚上赶回来；或者是围一个圈，把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集中喂养，养肥后杀食或卖掉。

    中国古代的牧民之法太过繁杂，最为体现管理艺术的便是户籍管理。

    在商周时期，便有“田籍”，以田来决定老百姓的户籍，按人头收取相应的赋税，并有“籍臣”专门负责对百姓户籍进行管理。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进行了改革，助齐桓公首霸中原，管仲改革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户籍改革。管仲将齐国所有老百姓一一登记在册，其中有每个百姓姓名、性别、高矮胖瘦、身份等级、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便于官府查询与搜索；若无籍，就是黑户口，不仅本人要被治罪，街坊四邻与负责此片区的官吏也要被惩罚。管仲还将每五户为一伍，设伍长，五伍为一里，设里长，伍长与里长坐中统筹，居民之间互相监视，并密切观察来往的人群，若有可疑，便要通知官府，通过这种办法来维持地方稳定与社会治安。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将管仲的户籍举措再次加强，商鞅新法规定：每个居民都要登记造册，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伍”、“什”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便是著名的“伍什连坐制”，以求“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将地方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中。

    在春秋战国时期户籍管理已经确定了两大主线，其一是掌控赋税兵役来源，其二是严格控制百姓。两汉时期虽废除了残酷到无以复加的“伍什连坐制”，但“汉随秦制”，加强户籍管理，以彻底把百姓捏在手里，遂实行“编户齐民”政策，将所有百姓编入统一户籍，同时兼以“八月案比”之制，即每年八月进行户籍的清理与复查。

    北宋中期实行“保甲法”，十家为一保，有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家有两人以上者，选一人作保丁，组成保甲。保丁自备兵器，闲时操练，农忙时耕种。同保范围内如发生犯法事件，保丁须检举、揭发或追捕。保甲制度是伍什制度的一种变相，但没有后者那么严苛。保甲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各朝代各时期，具体规定、操作办法有所不同，但大体模式相同。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颇有法西斯味道，其组织形式是户—甲—保—乡，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为了内战，国民党政府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并命令各地保长拉壮丁，强推向战场当炮灰。反映那时保甲制度的四川话版《拉壮丁》，直到现在还以话剧、电视剧演出。

    其二为弱民。

    整个中国的古代史就是一部饥饿史，绵延到现代，人们间最常用的问候语就是：“吃了没？”直到现在很多北方人见面打招呼见面头一句话，仍是此句。

    我国长期是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但国强民不富。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统治者的看法是，民强了，国必然弱，如果民众有喧嚣之心，聚而闹事，何以制之？“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样无厘头的结论，按如此推论，便相当合理了。但为什么不思考片刻，民众若吃饱喝足，生活无忧，谁还会来闹事？

    弱民策略是与赋税、户籍、官制等各方面相连的。

    帝国收拢绝大部分核心资源，绝大部分财富，让百姓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中，时不时地再以赈灾、抚慰民心等方式，将从百姓手中拿过去的东西，再分发点下来，以示恩泽。再或者把官方闲置的山林池泽暂时开放，允许百姓开荒渔猎，当然这是属于官家的，可随时再收回去，若要继续在此求生计，便得叩谢皇恩、多孝敬、老实点。

    通过上文所讲的户籍制度，帝国将人民拴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不准随便迁移，如此一来可断绝各地区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避免风闻造乱；可随意监视百姓，有效钳制，一旦出事，马上派人处理。除了是制民策略，也可视作是弱民策略。

    最大的弱民战略还是“重农抑商”，首次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是魏国改革家李悝，但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这么干了，商周两朝虽没对商业与贸易设有特别限制，但相比而言，更为重视农业。从战国至清末，重农抑商这一基本方略，一直为历朝历代所践行，其间也有差别，比如汉文帝、唐朝与宋元时期，便不是特别地蔑视商业，唐代起，国家还专门设立了机构进行海外贸易，并对商人阶层进行集中管理，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并不轻贱。但总体而言，商人地位长期都低，被视为“末民”，即末流之民，除了商人，还有流民、江湖艺人等。这几类人有一共同特征，便是行踪不定，四处穿梭，帝国是不喜欢这号人的。

    之所以会重农抑商，总结起来便是三点。

    第一，帝国时代国家的根本是农业，但农民们辛苦耕耘却始终贫困，商人买空卖空，却能获得厚利。“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如不加以格制，哪还有人愿意务农？

    第二，帝国时代国家最有效的管理是集中制，商人为获取商机与信息，采购、倾销货物，便会长途奔波，四处分散，这肯定是不便于帝国管辖的。

    第三，帝国时代国家最大力倡导的是朴素清净的社会风气，构成这种社会风气的有效分子便是闭塞憨厚的老百姓，所以国家一直忌讳民多智计，民风浮华，因为这样不好管制。而商人见多识广，巧言令色，诡计多端，这样的人不仅不好教化，反而会“带坏”其他的良民。

    重农抑商对商人与贸易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

    第一，先导式管制。对商业与贸易都定位为末业，将商人定位为末民。士农工商，如此排位，最穷的农民排名靠前，仅次于士大夫阶层，工即手工业者排在中间，最有钱的商人排在最后，如此一种诡异的现象便产生了，商人大多会雇工，商人是东家地位更低，工是雇员地位却更高！

    第二，羞辱式管制，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对商人都有特别规定，有时不准商人穿绸缎，只能穿布衣；有时不准商人出门骑马、乘车，只能走路，叫你有钱也无法消费，憋死你。每个时期都有稀奇古怪的规定，这里不一一列举，仅说个好玩的。譬如西晋时规定商人出门只能戴绿帽子，还要在帽子上贴上纸条，上写其名某某，穿的鞋子不能是一个颜色的，须是一黑一白，简直难以想象那时商人走在街上的滑稽场面。

    第三，打压式管制，利用税收，合法地剥夺商人，这倒罢了，可各级官吏经常巧立名目，大棒小棍来敲诈，商人无还击之力，只得暗吞苦水。此外商人如果与官吏、农工发生纠纷，仲裁者一般都会偏向后者。

    第四，断后式管制，古代的通常规定是商人不能做官，而且他的子孙三代以内都不准科举，白白断了仕途。古代官道即大道，为官能封妻荫子，光耀门庭，经商则今世抬不了头，子子孙孙都被连累。不过，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的大富商为了能摆脱低贱身份，让子孙能科考，便大散金钱，给各方官员送礼，给朝廷献纳，从而买得一个虚衔，并无任何实质权力，却能提高身份，朝廷和官员也能通过这一途径敛财，可谓皆大欢喜。

    其三为愚民之策。

    什么样的人最好控制？最易驱使？自然是憨傻老实之人。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人人都希望别人憨傻老实，但一旦身边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人，多半都会去无情地嘲弄、欺凌甚至掠夺，并且不会有愧疚之心，因为其他人也在这么干。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三家——儒家、法家、道家，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愚民之路，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孔子说：“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商鞅说：“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民愚则易治也。”

    其余如兵家与纵横家，更是巧诈无端，连诸侯都可以骗，何况是老百姓？

    关于愚民之策，我不想多说，从帝国第一个朝代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大兴文字狱”，这几千年来的文化摧折和思想钳制，真可谓是血色残阳，惨烈无比，甚是触目惊心。

    掌控机核，始终利剑在手

    对帝王而言，对权贵而言，无所谓大局，无所谓政见，机要在于谁掌控一切。动辄江山社稷，千秋万业，若不在自己手中，那还有何意义？

    帝王欲图控制局势，通常是双管齐下，其一是朝堂，扼住上流，其二是民间，拦着下流。天下如江河，上下流的水都被制住，纵不是一如平地，也不会有大风大浪，舟行水上便能无忧无虑。

    帝国体制下，只有强与弱，成与败，没有是非对错，胜利者有最终解释权。就算是皇帝，如果软弱仁善，常常反为大臣所乘，成为其工具，如皇帝强势，能掌控一切，那么大臣就成了他的工具，而且是没有商量与回旋余地的。皇帝对所有臣民有生杀予夺之权，这个权力太有诱惑性与杀伤力了，皇帝知道失去了这个，自己将会是何下场，因此小心翼翼，视若珍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有一把神兵利器，能斩除世间任何障碍，其拥有者最怕的就是有人偷了去，拿来斩他。

    皇帝最在乎的是两种大权，其一是军权，其二是朝权。军权乃政权之保障，暴力性政权都会将军权视为首位，军权旁落，则篡立迭起。朝权乃政权之行使，朝权是对朝廷的控制，使政令发布皆出于君，若政令、条例被大臣所握，皇帝虽贵，却成了摆设。皇帝孤家寡人，精力有限，需要人带兵、理政，前提是这个人要在自己的掌握中。

    那种能力强难驾驭的大臣，在危机时用得着，譬如敌国来攻，朝野混乱，财政匮乏，但危机一过，这种大臣的政治生命或者是生命便走到了尽头。历史上的能臣名将，多半没有好下场。而一些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多作揖少惹事的官员，即常说的庸官、昏官，却能长盛不衰，功成身退，在于他们不仅不让皇帝感到威胁，而且千方百计让皇帝舒爽怡然，这么懂事的人，岂能不荣华富贵？

    后来的史书上会大概如实地记录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以褒奖定性，史官们为稀里糊涂被皇帝杀掉的忠臣志士惋惜，对其赞誉不绝，而那种尸位素餐甚至吃里爬外的庸官奸臣，则列入贰臣逆臣，被剧烈地指责詈骂。纵是如此，愿意做前者的官员越来越少，愿意做后来的官员越来越多。

    居安思危，皇帝们危机感天生即来，后天锻炼后，更是强于宇宙，但他们的危机感不在于忧患国家兴衰，民族未来，而是忧患皇权是否稳当。皇帝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杀掉军功赫赫的大将，宁愿昧着良心也要罢黜为国呕心沥血的大臣，宁愿用低贱的太监来对付自己的亲人。即使这些人并无谋反，甚至连任何迹象都没有。皇帝们是不管的，心疑即杀之，还振振有词，难道要等人家反了才动手？捕风捉影，莫须有便能置人于死地，法律的尊严，王朝的神圣，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坠落。

    每个朝代都有一整套对官员的监督体系，可皇帝们尚嫌不足，便派心腹、密探去打听刺探大臣们的情况，谁有不顺之意，谁暗谤朝政，等待他们的将是龙颜不悦，天威下凡。明朝时则先后建锦衣卫，东、西、内三厂，正大光明地实行特务的政治任务，让臣民体会到皇帝的亲切关怀。紧随其后的清朝虽名义上取消了特务机构，但仍实行密探、秘奏制度，让大臣们相互监视、掣肘，以雍正时期最甚。围绕雍正还有很多故事，比如止维社与血滴子这两个暗杀组织，以及民间传说的吕四娘夺走雍正头颅，和电影《血滴子》中表达的一样，“从来没有过”。“查无此事”是官方敷衍了事的最好途径。

    伴君如伴虎，可聪明的大臣们也不是吃素的。

    大臣们有的采用“自污战术”，即以贪污来表示自己仅有小贪之心，没有大野心。汉朝开国丞相萧何就这么干过，他见刘邦对其愈加猜忌，便听从了门客之言，公然侵夺民田，还骄纵属下贪污，如此一来骂声四起，可刘邦一听，却暗暗欣喜。有的采取“自愚战术”，能在朝廷立足，自是胸有韬略，非同一般，但为了不让君王嫉妒，便明哲保身，干脆装起傻来。五代时有个著名的四朝宰相冯道。他一生庸庸碌碌，无所主见，无有政绩，却历经二十多年屹立不倒，被誉为朝堂不倒翁。还有的采用“自贱战术”，为了功名权位，大臣们逢迎君王势不可少，可士大夫阶层常自诩清高，不愿太降身份，这便有了顾忌，有的大臣则走上了百无禁忌的“无耻大道”。譬如和珅简直把自己当成了乾隆的贴身奴才，堂堂宰辅还为乾隆端痰盂尿盆，这能不恩宠有加吗？和珅巨贪大污，乾隆不是不知，却从不干预。

    控制局势，始终波浪不起

    朝堂是中央核心，枢控全国，但中国疆域广阔，虽王权浩荡，也有鞭长莫及之困。一个王朝要统治偌大个国家，不得不倚靠各级地方官、吏，以及上不得台面的差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古皆然，地方官员选择性、变通性地执行中央政令，甚至扭曲执行，使得利民变为害民，那是常有的事。中央并不信任地方，汉有刺史，唐有黜置史，宋元有按察史，明清有观察史，都是专门设置来刺探、稽查地方官员的，皇帝还经常派钦差大臣到各处巡视，以检查地方官是否执行中央政令，是否秉公理政。此外监察机构也有弹劾之权，如若某地方官有徇私舞弊、渎职犯法之弊，监察官员便可上书朝廷，揭发其罪。

    稽查、钦差、监察三拳并用，能量非凡，看来做官还真是高危职业，官员之喜是“上马”，之哀是“落马”，这一上一落，可谓是悲喜九重天。虽然有个别落马的官员，还可利用余财和关系网经商致业，做一逍遥富翁，可大多数落马的官员没这么幸运，历代对官吏的处罚都很重，伴随罢官丢置，往往是抄家、没收财产，况且官员落马即意味着失势，没有了利用价值，以前曾支持、依附他的人，都会转向其他新兴目标，官场比生意场还来得精。落马，失势，也就失去一切，不管是正史还是稗官野史，都记载着一个个落马官员的悲惨后半生，以儆效尤——为官者要忠君爱民，切勿贪赃枉法。大多数官员落马的官方解释都是贪赃枉法，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几乎所有官员都在疯狂地贪赃枉法，落马的官员终究是总量中的极少数，为什么有的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更多的却笑傲士林，富贵无边？

    官方解释、公开告示，那只是门面，背后实际运作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套规制，就连普通老百姓都知晓此理，何况浸润已久的官吏？至于，实际运作的那套规制究竟为何物，还真难一时半会说清楚，简单点说就是潜规则、隐规则。为官之道是长袖善舞，广结人脉，如此便能上有所托，左右逢源，官员虽处处敛财，但自己留着的可能并不多，都挥洒在上司及各类权贵身上，官场上可以说是利益均沾，这才有了官官相护。要扳倒一个官员，重点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所站的盘根错节的网络。

    地方官的腐败主要为三方面，其一为横征暴敛，除法定的赋税款项外，各个地方官都在私立名目，设法聚敛。其二为执法不公，地方官除管理一方行政外，还兼司法权，地方官以诉讼为榔头，能敲打出难以计量的金水银流，富甲一方，事同平常。其三就是渎职荒政，有利争先恐后，无利充耳不闻，修葺水利、剿灭盗贼等本该官府管的事，不管不问，因其费力不讨好。

    中国是人情社会，中央虽对地方颇多顾忌、不满，也常常能体谅，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小贪小赃，不算什么，但有一个底线：不能出事！所谓出事，或是民间集体状告，或是丑闻不断，千里可闻，或是直接发生民变、暴动。帝国体制稳中求稳，不停出事，若是其他地区的民众受此鼓励，跟着效仿，何其之险！所以官员最忌讳的就是“事情闹大了”，事情一旦捅破、曝光，传到了朝廷，便公开于世。就算是上边要姑息之，有权贵要保护之，都极其困难。朝廷总得维持一张公平的门面，不处理难以平民愤，不追究难以息事态。

    由此在中国古代民间形成了对官员和官府的核心办法——闹，闹得越大越好。官府自然有防范对策——不要你闹，越不闹越好。

    因此地方上最擅长最热衷的便是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帝国上层在粉饰太平，歌舞升平，地方上心领神会，也跟着炮制出所谓的“地安民乐，天下晏然”。所谓治世盛世，都需要上下联动，方能闪亮登场。我之所以质疑古代的治世盛世，是因为即使经过粉墨后的史书记载，那些用各类华丽辞藻形容的治世盛世，经常还能看到许多不精彩的细节：如某地流民乱窜，某时大饥荒民尽相食等。官家是上下齐心，皆大欢喜了，可民间依然疾苦不断。

    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启用钱财、吹捧等各种手段，打通各路关节，让上边不过问不细究，另一方面是为杜绝不利信息外漏，地方官员让手下以连哄带打等手法，严防死堵，对拒不合作者，还会杀人灭门，以警示其他企图效仿者。为掩饰一个虚伪，只有制造更多的虚伪；为掩饰一个错误，只有制造更多的错误。如此一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便用在了弄虚作假上，铁打的官府流水的官，换了一任又一任，采用的手法都类似，一个个虚假但缤纷的太平盛世泡沫被相继制造出来，而经过这一番番的折腾搜刮，民力愈竭，民怨愈盛。那些王朝越到后期，越是民变频发，差不多都是如此。

    可控之局面，哪怕是表面繁荣，哪怕是虚伪造作，只要体制尚存，时态未乱，至于下边民怨沸腾，风德沦丧，反正自己是坐稳了位子，又有何妨？

    公正的名义，法令之维

    任何团体、组织要想正常运作，都得维持一个必要的平和状态，减少无谓的争夺，那就需要秩序。诸子百家几乎都强调秩序的重要性，儒家以礼定秩，法家则以法定秩，道家以静定秩，最终都是想达到尊卑有别，上下不争，国家乃治的效果。

    帝国就是一部国家机器，法令是这部机器的说明书，按这个说明书操作，其最终目的必然是为了维持这台机器能够按预定的方向运转。不公平的社会与帝国体制，必然匹配着不公平的法制，所以法令这个说明书，常常是不完善不合理的。

    法和令本是分开的，法以律构成，各朝各地都有自己的律法，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法规；令是朝廷的政令、皇帝的敕谕，即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应该是低于基本法规的，政令要在律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因为律法是经过反复修正后出台的、被各界所认可的，其作用是长久的，而政令只是朝廷临时决定的、并不一定被各界所认可的、其作用也是短期的。行政命令超越基本法规的后患无穷，其结果是法令体系稳定性权威性被自己所破坏，以至于到了后来，无法可依，令出而不行。

    但实际上政令经常超出律法的规定范围，甚至互相矛盾、抵触。接到政令的各级官吏到底是捍卫律法，还是听话执行命令呢？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官吏会选择后者，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朝廷与上级手中，而不在律法手中。

    退一步说，即使某个法令体系是不完善不合理的，如果都承认这个规则，都遵守之、执行之，虽然不能做到公平性，公正性却还是能保证的。

    偏偏很多人知法犯法，违规乱纪。带头的是谁呢？往往是皇帝本人，他是唯一可以超越法律的人。一般而言，有作为的皇帝能收敛自己，尽量减少“法律代言人”违法的现象发生，实在不得已时才去做“超越法律”的事，比如要除掉某个政见不合的大臣，却又没任何迹象与证据；财政困难，擅自征收税赋等。可其他皇帝则只图自己痛快，我行我素，反正天下是我的，这个球，我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然后就是皇族、宠臣、近臣，他们与皇帝要么是血亲，要么受皇帝恩宠，都是亲贵之人，即使犯法违法，也无人可制，除非皇帝亲自出马。再以下便是有各自势力的大臣及其子弟，大臣们仕途崎岖，能从底层爬上高层，势必艰难，大臣们大多是谨慎以待的，不敢轻易冒法。但大臣们却常常管不住其子弟以及家仆，大臣的儿子，古时称“衙内”，法官都知道他背后是谁，对“衙内”横行不法，常视而不见。大臣的心腹家仆，也会狗仗人势，气焰嚣张，同理，都知道他的主子是谁，无人敢去惹。历代的“衙内现象”、“恶奴现象”都很普遍，这也可视为中国古代的特色之一。

    权贵们连这点微薄的情面都不愿意给律法，中国人常爱说情面，从情面里可以看出高低尊卑的差别来，你够尊贵，够格，够分量，就给你情面，反之则不给，看来在权贵的眼中，律法就是一只夜壶，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丢在床底。

    皇帝对官员及其子弟部属们的一些违法活动，并不穷追猛打，而是选择轻弃或者无视，水至清则无鱼，皇帝也明白，谁会没有任何过错呢？古代的律法中，对官员的规定和约束条款，比对民众多，实际上并不屡屡兴用，得饶人处且饶人，帝王保持对法律的最终拥有权与解释权，放在手边，以约束臣子，每一条法律都是利剑，保证帝王想要灭谁时，可随手拿剑即斩。等皇帝对这个大臣不喜欢、不满时，大臣的子弟和部属们的斑斑劣迹便会公之于世，作为罪证按律判刑，大臣受其波及被迫辞职。百姓便大赞皇帝能为民做主，是好皇帝，还会为那个官员叹息几句——教子无方啊！

    但对一种行为，皇帝是绝不姑息的，须臾都不可犹豫，那就是谋反。但凡有人有谋反忤逆的野心，不管有无证据，必除之而后快，杀其身灭其家，而且还要株连九族。擅入皇宫、盗窃皇陵等冒犯皇家威仪的行为，同样也是灭族大罪。秦时制定的株连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从无间断，为的就是对付有二心者。

    法律针对的主要对象是百姓。拖欠赋税，不服徭役等行为，那是重罪；聚众结社，风言风语，那也是重罪；不服管教，由着性子，那也是重罪；冒犯官长，阻挠执法，更是重罪中的重罪。皇帝常用谋反的罪名整治大臣，有无证据，是何原因，他是不会管的。地方官也常用谋反罪名整治百姓，地方官都自视为朝廷的代表，违抗他就是违抗朝廷，就是违抗皇帝，如此之推论，简单、直接、有效。有上述行为的百姓，他为何会有此举动，他是否是因为官吏横征暴敛、粗野执法等原因造成这样的举动，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被扣上逆民、恶民的帽子，基本是死路一条，有时其家族还会被株连。

    手握法典，等同抱着摇钱树，在古代时期，诉讼断狱一直是地方官的生财之道。各级官员都会说一句，我就是王法。“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是古之常语，可见司法之不公正已经深入人心。实际上即使有钱的富商，对衙门也是避之如瘟神，一旦沾上官司，就会被凶残的官吏缠上，被其用各种手段敲诈挤压，倾家荡产也就近在咫尺。

    因此在古代中国，老百姓是不想也不愿打官司的，打官司会把诉讼双方都打破产，这是常态。于是，老百姓便尽量避开官府，私下和解，这种事已然成为“传统”。直到民国时期，承袭晚清之风，很多老人还以从未进过官府，从未打过官司，而感自豪，以此为幸运。之所以自豪，是有了一世的清白身家，之所以幸运，是无须破财免灾。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曾提及，发生纠纷，95%的中国人不愿去法庭，都会私下解决。这个比例或许高了点，但也不会低到哪儿去。中国老百姓的法律观念是，千万不要惹上官司！惹上了官司，千万要找到关系！

    史书上记载着这样的句子：比如“无诉讼之烦”，“刑狱尽罢”，意思是没人来官府告状，很久没案子可断了，监狱里无人可关。这意思便是当地的地方官能行惠政，百姓安乐，没有人喊冤叫屈。我一直在怀疑，真是这样吗？是百姓没有冤屈，还是不敢到官府来申冤？

    以文明的名义，礼制之维

    关于“礼”的词语，有很多说法，如礼仪之邦、礼教、礼仪、礼制。礼仪之邦为常用之词，用于形容我国的历史及传统，做褒义词用。礼教也是常用，味道却变了，本是中性词，但一提到封建礼教，人们马上会想到“礼教杀人”。

    礼制在商朝时已经形成，在西周时基本成熟，孔孟等人极其倾慕西周礼制，为重振礼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列国争锋的时代，法家风行，儒家失色，直到西汉中期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替代法家，成为国家主流思想。不过在此之前，汉高祖时儒家便以“礼制”闪亮登了一回场。诛灭项羽后，诸将常争功邀赏，“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汉高祖心中不快。儒士叔孙通便为新朝制定出一套宫廷礼仪出来，并叫大臣们勤加练习。一次，诸将臣在宫中宴饮，将臣们亦步亦趋，都尊礼法，有人不合礼仪，马上被拉出去处置。整个场面一反常态，庄严肃穆，秩序井然，汉高祖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儒家也开始由此而重。

    儒教的胜利绝非仅仅是宫中礼仪和空泛的说教，礼教的影响甚至可以直接融入法制，也因此逐渐有了半法律的性质。儒家倡导礼教作为指导立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自汉朝之后，历代未变，直到清代末期，纲常礼教仍被赞誉为“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儒家所奉行的等级观念，“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等级越高，特权越多，颠覆了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传统。此外，在诉讼、断狱的过程中，法官不仅引用法律条文，还可引用儒家经典，所以有“春秋断狱”之说，以善恶动机论罪，以风化伦理定罪。

    礼制算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确定了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社会等级体系，是儒家所谓的“德政”之工具。安于现状，遵守礼制，便是顺民，良民；有非分之想，触犯礼制则被视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轻则受社会舆论冲击，被口水给淹死，重则被国法家规处置，以命填礼。

    礼制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以此为纲领，在宗法传承、祭祀丧葬、巡幸朝会、朝觐礼聘、婚姻礼俗、宫室舆服、待人接物、建房造屋等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相关规定，其细密严格不逊于律法，其体系庞大则更超过了律法。

    礼制不出则已，一出必见血。哪怕是权贵，也难避其锋芒。有时可以视而不见，而当有人要以此整治人时，其违礼悖制便成了最致命的罪名。建了不该建的房子，穿了不该穿的衣服，说了不该说的话，便是僭越、违制、大不敬、无人臣礼，那些倒台的大臣几乎都会有这么些条罪，而且极可能放在首位。这些倒霉的大臣到底是哪里开罪了皇帝，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违礼悖制，怎么样的死法都不为过。

    礼制在民间照样横行无忌，法权应掌握在国家手中，禁止私人滥用，但家族中以家规、礼规来处置子弟，官方虽不承认其合法性，但并不干涉。被处置子弟的家属不服，到官府来告，官府也会将来人赶回去，不予理会。

    在官府诉讼时，礼制常常高于律法，二者本来就有些混淆不清。譬如一个小媳妇和婆婆吵了嘴，落在不同法官手中，其命运有天壤之别。若法官重法，这小事不用审判，便会劝媳妇向婆婆道歉即可，回家好好过日子，若法官为礼教中人，对小媳妇大刑伺候，甚至判死刑，也没有人能说不对。

    礼制势力大盛，充盈于天地之间，由此便出现了一大堆卫道士，他们手持礼教，言称道德，几乎是神圣之化身。朝中的权贵尊崇，他们本身就在朝廷高坐着，士大夫阶层奉其为师，恭听其言传身教，民间虽听不懂他们到底说什么，可还是会“随大流”，将之视作孔圣人下凡，如此一来，便通吃三界。

    礼制是用来维持等级秩序与帝国道统的，最大的受益人是皇帝，但有利必有弊，他最终也难以逃脱礼制之网。皇帝身为天子，就要有天子的样子，大臣们不敢说英明神武的皇帝理政有失，治国无方，却敢拿礼制说事，旁敲侧击皇帝作风不好，行为不轨。所以，即便是尊为皇帝也不敢轻易与礼为敌，因为那后果将甚为严重——“捍卫”礼制的大臣借机集中起来与皇帝对抗，那种局势，比战场还难控制。皇帝们也学乖了，所以每朝每代，朝廷里都有不少声名显赫的道德家与卫道士，皇帝对其礼遇有加，但实际上并不倚重他们，这些人不过是皇帝贡的一块牌子罢了，以显示自己尊儒尚礼。

    翻阅史书，有许多大臣对皇帝的上书与劝谏，其中近一半无关行政、治军、兴农、刑罚、理财等实际内容，而是有关礼制，无非是建议皇帝要“克己复礼”，有人君之风，带头遵守各类礼制，上行下效，全国自然会恢复重礼崇德之风，最终是不治而治，国富民强。举两个有名的例子：明朝中后期的两个皇帝，嘉靖与万历就因礼制与大臣数次争锋，彼时文官集团已然成气候，皇帝也拿他们没招。于是乎，两人气毛了，什么国家大事、千秋伟业，都不想管了，干脆深锁宫中，长期不朝。

    以仁政的名义，教化之维

    教化是指所朝廷与儒家所提倡的政教风化，教育感化，大体来讲是倡导仁义德政，教人质朴敦厚，导人谦卑礼让，以养成上下淳朴的社会风气。

    教化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商周时期便大为推行，在诗文中还有记述，如《诗·周南·关雎序》中有：“美教化，移风俗。”《礼记·经解》中有：“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

    儒家向来重礼尚名，强调“德政”，反对“法治”，律法是凶器，他们认为能杀人却不能收人心，教化则如春风细雨，能以道德仁孝感化民众于无形之中。

    自汉以后，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凡提及治国方略，都会提及教化，认为这是天下大道，著名的策论中都有“行教化”“敦教化”的字眼。

    西魏时，苏绰为执政者宇文泰筹划了《六条诏书》，行之于国，使得西魏大治。《六条诏书》专门有一条便是敦教化，大体内容如下。

    教：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

    化：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教化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搬出儒家及其他各家先贤的经典，根据皇帝或执政者的指示，汇编成圣谕；往各个地方下达圣谕，并要求各级官员组织学习，领悟其精神，再散播至各个乡村；在乡村中，由官府派出的学者与当地的长者、读书人，向民众宣讲圣谕，民众若有不懂，则要详细解释，以便于灌输；同时广泛传播一些伦理道德的普及读物，如《二十四孝》，政府令各地官民学习，作为圣谕的辅助教材；在官方树立一系列“清官”、“循吏”样板，以显示朝廷的仁政德政，和圣谕配合，言行并用，相辅相成；在民间树立一系列“孝子”、“贞妇”样板，各地大建贞节牌坊、英烈牌坊、功德碑，推行礼仪，清淳社会风气。

    教化一直是历朝历代最重要的治国方略之一，只是有时效果奇佳，有时效果却全然没有。到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官员都还在大行教化之道，国家衰微，各地纠纷、民变频发，官员们拿着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康熙圣谕》去劝说、感召民众，但毫无作用。朝廷还是肯定了官员们的行为，在官方文章上，还表彰了他们的功绩。当时有不少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经贸，他们也记下了这让他们匪夷所思的事情。有趣的是，清朝官方的文章与外国人的表述，是完全不一样的，也不知是谁在说谎。

    如果以力度来区别，法令是刚性的，礼制是刚柔并济的，教化则是柔性的。刚过则苛，人们不喜，柔过则软，人们不从，惟法令、礼制、教化三者合一，长期并行使用，以互补其短，方可令国家意志能遍布天下，无所不含，统率臣民，无所不包。但三者之间亦有冲突，礼制常常与法令相悖，官员不按律法行事，而按礼法约制与各旧习俗来定，教化也常与法令相悖，教化崇尚无法而治，偏向教导式宣传，以塑社会风气为主，便会轻法宽刑，能免则免，这是与严明的法令体系相矛盾的。所谓“矛盾中统一”，这些冲突最终都要以“权”来做“天平”，谁官大，谁更有权威，便尘埃落定，不得再议。

    谨慎以待，现状之维

    现状是各种势力与利益的既定形态，要形成此态势，是多方相互周旋、妥协得到的结果，可以说，任何现状，哪怕是不好的或是不合理的，都来之不易。所谓“存在即合理”，存在之所以存在，必有其内在因素、内在力量。

    打破一种现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维持这种现状的能量是相当雄厚的。

    上至国家法令，下至地方上的风俗与习惯，各个朝代都希望全国整齐划一，许多志向高远的思想者与官吏，都希望在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能够按自己的规划与治理办法来。但最终在中央集权下的中国，还是出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局面，即宣告了整齐规划的破产。少数强力的统治者与官吏，能使某个地方一时间内“齐风移俗”，但其卸任后，很快又会退回到从前。

    以唐朝两个著名的官员为例。狄仁杰在江南地区做地方官时，吴、楚多“淫祠”，所谓“淫祠”便是各种地方供神，不符合国家规定，也不符合主流儒家文化。狄仁杰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可狄仁杰离任后，那些被焚毁的祠庙又陆续被重建。韩愈曾被贬到连州阳山（今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做县令，此地处唐帝国边远之处，民风敦厚，韩愈便推行爱民、惠政、德礼之治策，还招募一大群青年才俊为门下，大倡文儒，师徒一起吟诗论道，一时蔚然成风。可韩愈上调到中央后，这里又变成了原来的旧模样。

    对于帝国中央的朝政、制度等方面而言，几乎每个皇帝、每个有公心的大臣，都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永盛，可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那些存续上百年以上时间的王朝，国家与社会的态势，差不多都是这个规律，活化——固化——僵化——崩解。王朝初期是相对活化的，应对百业凋敝的残局，统治者集团会启用很多新兴政策，也会广纳士人阶层、民间各界有才学者到朝廷中来，参与治理国家。到了中期后，朝廷中盘根错节，各利益集团各霸一方，官场秩序出现板结化，开朝的朝制、国策沿用至今，也成了习惯，即使有不合理处，也难以破除，遂出现僵化。改革派应运而生，他们要打破各种惯例，要触及各方利益，非如此不可打破僵局。都是在朝廷里厮混的，谁没有点见识？改革派能意识到的，其他人或许早就意识到了。但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立场，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拿着祖制当令箭，这样保守派和反对派便产生了。权力中心的皇帝常常在变与不变，改与不改中徘徊，他既要消除积弊，又要维持局面，这样的算盘不好打，因为改革本身就是要冲破目前的局面，而按守旧派、反对派的来，维持局面，所有存在的问题不会自己消减，反而会越积越厚。皇帝还是略微偏向改革的，国是自家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但任何事态的演变，不取决于某一个人，哪怕是皇帝或权势煊赫的宰相，而是取决于所有力量的总和，守旧派和反对派久成气候，早已坐大，轻易便将改革派压了过去。一场风暴又过去了，风平浪静，心情怡然，哪管明天又会大雨倾盆呢？

    求稳求全，便成了古代中国的传统，可即使在这种稳定下，仍是暗流涌动，即使在这种保全下，仍弊病丛生，只要还能保持虚荣的繁盛，不至疲态尽现，只要还能维系局面，不至顷刻崩塌，便很难改变。这成了历代改革、变法的最大瓶颈。等到了所有问题集中显露，所有矛盾集中爆发时，什么都晚了。

    后人哀前人，哀其不争、不变，后人之后人复哀后人，亦哀其不争、不变，可谓闪光思想、言辞激烈，可当每个时代出现前人的同样窘境时，闪光思想又变成了暗淡保守，言辞激烈变成了沉默寡言，明知迹象不佳、现状愈坏，却很少有人敢出来挑明，敢于革故鼎新的便更微乎其微了。因为大臣们都明白：无论成与不成，下场多半不好，那为什么非要改呢？

    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成了很多时候的常态，谁也打不破，谁想去打破，那么被打破的必定是他自己。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