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一定律

    按常理来讲，人多比人少力量大，人多比人少办事快，但很多普遍的规律在中国并不适用，在中国，得按中国的逻辑与规律来运作。这便有了各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和现象。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就是两条虫，三个中国人就不如虫。

    一个中国人做事，两个中国人说事，三个中国人坏事。

    民谣和谚语来自于民间，发于实况，无所修饰，往往比官方言辞精美的文章和堂皇亮丽的口号，来得真切。上述的民间谚语起于什么时候，已难以考证了，大概是明清，也可能是明清以前。这已经不重要了，现象的产生与延续，都已跨越了时代，深植于民族肌体中，实难拔除。

    曾经有人用“密度法则”来解释这个问题。所谓密度法则，是指当一个群体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群体为了生存，就会表现出一种“自疏”的行为，而要达到“自疏”，便会通过一系列自相排挤、冲突，甚至残杀的手段得以实现，以达到某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状态。还有个“最后产值恒定法则”，也就是说达到一个时期后，财富增长到了个临界点，而人却在不断变多，密度过高，这时候也要“自疏”，互相争斗打压，实在不行，只有残杀灭敌了。

    这个“密度法则”或许能解释一些现象，而且和中国历来的情况相符，中国长期都是人口众多、稠密，人口密度大了，而生存空间有限，自残内斗难免剧烈。可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又不止中国一国，日本、印度的人口密度就比中国大得多，西欧各国的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奈何古代中国成了长期以来内斗、内耗最频繁、最突出的国家？

    其一，人人相亲，人人相轻。亲是外表，轻才是内质。一伙人在一堆，笑容满面，和风徐徐，但背地里却是互相嚼舌，谁谁没本事，谁谁没德行，谁谁靠的某人，谁谁喜欢挑拨离间，攻讦其他人的同时，却干着完全一样的行径。

    其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内战有术，外战无方。都希望别人在前面冲锋，自己在背后捡便宜。都希望别人卖力，自己在偷偷抢功劳。嫉妒是无能者的通病，面对外敌猛攻时，实无一策，却能将文章、口水、谗言变为利器，将外战有功者打倒，历史上的名将没几个能得善终的。

    其三，个人主义，团队内讧。中国古代帝制虽维护共体，压抑个性，实际上却将人人都人格分裂化，一面是口号响应忠君爱国，一面是忙于偷奸耍滑、损公肥私。叫一群人集体办事，很难有人会有团队协作精神，很难有人会把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尽管表现得大公无私，同舟共济。

    其四，疑神疑鬼，互不信任。有“二人不看井”的说法，即两个人在井边，没人敢低头去看井，怕另一人将其推下。古代时期，无法律精神，无契约文化，从孩童开始，便普遍地公然说假话，人人之间不厌诈，人人之间不透底，哪怕是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相互之间心墙堤防，各存猜忌。

    其五，无视制度，推卸责任。在权面前，制度便矮了一截，多是钉在墙上，写在书上，说在嘴上，作为共同利益保障的制度，是很难有人会诚心去尊重的，至于遵守、执行，更是天方夜谭。发现了问题，捅了篓子，很少有人会出来承担责任，能躲则躲，能溜则溜，非要有人来扛时，则有人会背黑锅，一般都是权力等级与各势力斡旋的结果，谁无实权，谁关系不牢靠，他就是天经地义该背黑锅的人。

    其六，和而不同，包而不容。中国古代是提倡和谐与包容的社会，外表看起来确实如此，常常是一团和气，融融洽洽，皆大欢喜。实质上，那只是一项体面工程。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是泛泛之交，各自都有其圈子、帮派，虽对人客气，却从未把那人看作是“自己人”，一到关键时，就知相互之间到底客气不客气了。

    其七，南辕北辙，东西相压。古代中国人在常年的浸淫之中，提炼出自己的一番政治哲学，非此即彼，非你必我，一方主张的，另一方必然要反对，一方力挺的，另一方必然力拒，无所谓是非对错，而口中却言必称大局、天下。

    内斗、内耗之源

    关于国人为何有内斗内耗情结，自古都有诸多论述，固有鞭辟入里的，有发人深省的，但我个人认为，虽是精彩，却还没看到实质。

    凡物皆有重心，非外而内，非上而下。古代中国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是防御性、内向性的帝国，不求向外拓展，而是在内部掠取，重心在内。

    上文中讲过的帝国体制下，唯二要务——控制与维持。控制臣民、局势，维持秩序与现状，以图将帝国内的人、事、物都连在国家机器上，使其在掌控之中。

    再高明的管控手法，再森严的政治体系都无法超脱最基本的经济原理，控制与维持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真实的目的是支配与分配。

    支配主要是指对人，文臣武将，天下百姓，国家乃人之集合，控制国家的要点是控制人，控制了人，才能全力的支配人，而且是以一种既定的方法、手段来支配人，最后形成惯性力量，君王无须事事来管，各类人群在惯性力量驱动下，国家机器照样运作。办法越来越多，体系越来越严密，个人成了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件，难以分离，不管他是否真心情愿，只有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他想要去改变，那就是对抗整部国家机器。

    分配主要是对物，土地、财物、资源等，创造财富的目的是用来享用，人人要生存、生活，都从社会财富总量中分得自己的那一部分。维持国家秩序与现状，是对权力、地位、等级的维持，因为分配财富的原则，是按官秩、地位、等级这三大要素来的，不管公平与否，成了社会惯例与规则，最后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各人也就默默地遵守。国家秩序与现状发生变化，分配财富的次序便会乱，纷扰由此更多，这个国家便乱了。

    不管哪种社会，其核心就是支配与分配，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现在很少说“支配人”，因为这词太强硬了，太没人情味，大多时候会说对“人力资源配置”，或“人力驱动方式”。在农业社会，人的驱动方式主要是政治权力，在商业社会，主要是商业利益，在现代社会，主要是商业资本与市场机制。任何社会都要靠权力来推动，譬如市场机制下，老板给你配定目标，上司给你指派任务，客户要求你做某项事务，你必须得去做，这是别人拥有的合法的、合乎规则的权力，即使你觉得很憋屈，很不合理，也没有办法去拒绝。

    同理，分配上不管是任何社会，也几乎难以做到公平。“公平”这个事大概和所谓的“天堂”一样，是很多人希冀已久，却永远达不到的。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族比平民分得多，官员比百姓分得多，贵族与官员，无耕作之劳，无奔波之苦，却锦衣玉食，风花雪月，那自然是极不公平。换成是现代，老板指派下属去工作，管理层守着劳工操作，老板和管理层，他们穿着西装，吹着空调，和客户谈笑风生，不用在外奔波劳苦，不用卖力干活之疲惫，却香车美酒，豪宅藏娇，肯定有不少人认为不公，因而不少人都有仇富情绪。

    虽仍是不公平，但相比古代，还是要好，至少有严明的人身、财产的保护措施，而在古代，这方面就太差强人意了。在强权面前，律法为其服务，民权极其脆弱。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谚语从何而来？是从富商身上来。商人想要赚取暴利，便必须勾结官府，他们赚得的大部分钱财，都要分出去。商人经营致富了，便成为各级官吏的敲诈对象，除了名义上的各类捐税，官吏们私立巧立的也必须得给，有商人不愿给的，被弄得家破人亡。生意不好做，富人不好当，明清两朝的三言二拍、几大名著，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对当时的商业现状，都做过大量的描述。

    若商人成为巨富，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就会成为皇帝或朝廷的目标。如果发生对外战争，或朝廷用资浩大，国库紧缺，有的皇帝便会向富商“融资”，当然是不还的，作为补偿，会按融资的多少，给予富商爵位或虚衔。这算是半强迫性质的，也有纯强迫性质的，有皇帝为便于敛财，将全国最有钱的商人一起收监，叫家人拿钱来取，否则“撕票”，这纯属绑架了。还有皇帝派专人到地方搜刮的，万历皇帝最是拿手，他专设“税监”、“矿使”，到各处去敲诈商人、手工业者。晚明的工商业本是异常繁荣的，可在他手里，几乎处于崩溃边缘。朝廷和朝中权贵，也会挥动手中权柄，敲向富商。历史上著名的撬杠能手，有梁冀、刘瑾、和珅等。刘瑾、和珅最主要的聚敛手段是贪污受贿，敲诈商人尚属“次业”，将其作为主业的是“跋扈将军”梁冀。梁冀掌权后，对全国的财富进行普查，把富人的姓名、地址、资产等情况逐项登记造册。确定目标后，便不择手段，迅猛出击，以构陷冤狱方式，将其捕捉入狱，严刑拷打。富人知道梁冀要的是钱，便招供交赎金，交不起或者不认罪的，便给残杀或流放，其万贯家财还是被梁冀没收。当时有个士孙奋的巨富，梁冀觊觎已久，他向士孙奋借五千万钱的巨款，士孙奋是个“铁公鸡”，闻听这笔数字，全身的“鸡毛”都在抖，明白梁冀是有借无还的，但畏惧梁冀权势，便同意借三千万。梁冀大怒，骂士孙奋不识抬举，随后即密令地方官府，诬陷士孙奋之母偷了梁家白珠一千二百斤，紫金一千多斤。这血口喷人的污蔑，居然被审理得实，官府判“物归原主”，士孙奋被抄家，其一亿七千余万的庞大家资全为梁冀所有。后来梁冀倒台自杀，其财货合三十余万万之巨。

    商人虽钱财丰厚，但在古代中国，主体还是农民，他们是被盘剥最为严重者。在王朝稳定时，税赋徭役是比较恒定的，不会胡乱变动，同时吏治也比较清明，各地对百姓的搜刮相对较轻。但王朝一旦出状况，国家受困，最终买单的，毫无疑问便是农民。

    譬如异族来攻，镇压叛乱，兵饷节节高升，朝廷便加赋增税，还硬拉百姓去当兵御敌。各地方又擅自加码，然后摊派任务给执行的小吏、差役，民间一见穿皂衣的人，便色变而逃，如避瘟神，皂衣是古代差役们常穿的衣服。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便是描述安史之乱中，为镇压叛军，官府派衙役征收粮税，强拉壮丁，闹得民不聊生、骨肉分离的真实情形，将官吏差役的穷凶极恶与百姓的疾苦与辛酸，跃然于纸上。

    再譬如中央混乱，朝纲腐败时，朝中大员们忙着争权夺势，各地方官吏忙着鱼肉百姓，反正纲纪都荡然无存了，无人来管了，更是肆无忌惮。几乎外戚宦官专权时，朋党之争时，奸佞当道时，都会出现上述情况，在无休无止的挤压下，不计其数的人倾家荡产，成为流民，道乞求食，他们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最大来源，敲响王朝丧钟的往往就是他们。

    莫说商人、农民等普通百姓，即使是达官显贵，一旦被皇帝猜忌，被其他大臣扳倒，命运同样凄惨，一般就四字：抄家灭门。翻开史书，尽是这样的例子——昨日显赫高位，众人齐赞其功高卓著，德行清高，谁知一瞬间即崩倒，其家财没入充公，其子孙被杀或流放，其妻女没籍官奴，其役从被收编官府。众人也由齐赞变为揭丑、攻讦、詈骂。曾经给予你的地位、财富、荣耀，也可随时收回来。

    一句话可以大体概况，古代中国社会，皇权、强权决定一切，可任意宰割，随心所欲，这便是权力最诱惑人的地方。

    一个人，一个民族，整国的国民，一个时代的所有人，其行为模式，往往不是自己决定的，是由当时的环境与氛围决定的。人充其量，不过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细胞。

    中国人有全世界最强的两种能力：观察力与总结力——善于观察，察言观色，审时度势，窥测形势，而这本来就是生存必备技。从某个事件，某个动作，某句话，某篇文章上，往往能管中窥豹，得其真谛与妙诀。观察力是总结力的基础，只要有了这种神乎其神的观察力，便能快速总结出一套东西出来，该怎么办，该如何趋利避害。

    这种观察力与总结力，全靠的是直觉与经验，说不出个所以然，也没有必要。即使古代历史上那些先贤圣人的著作，都极其简略的，基本上一个套路：寥寥数句对现状或案例的阐述，再寥寥数句的论述，最后得出的道理却是一堆一堆的，当然大多是辞藻的堆砌，精要的便是格言式的那几句。一般人的水平无法与圣贤比，他们无法用辞藻表述自己的所想，直接用行动来表示。

    身在官场的聪明人往往明白一个道理：谁做的蛋糕不重要，关键是谁分蛋糕。

    要想分得多，就要夺得权力核心或更高的地位，至少离蛋糕近些。

    争斗的类型

    关于争斗，有很多惯用的词语，争权夺利，巧取豪夺，争名好胜，争风吃醋，其实已经揭示人们明争暗斗的主要目标了：权力，地位，财富，名声，异性，人世间的万般争夺，大体不脱离此五大元素。也有其他的，如争一口气，争个面子，意气之争，那就是人的情绪作祟了，但有理性、会计算的人，是很少会这么去做的，这些争，虽也是时有所见，但还是属于支流。

    权力、地位、财富、名声、异性这五大要素中，在古代中国社会，权力是第一主角，有时还兼做导演，其余四元素均为其从属，而且就地位、财富、名声、异性这一序列而言，它们的级别是依次相应降低的。但这五大元素又是可以相互融合的，譬如有了权力，其余四要素想要一并拿来，自是轻而易举的事，无怪乎饱含学识的士子们为了一个官位，原形毕露，都成了斯文败类。地位和权力往往是对等的，用钱财也可以买来，譬如商人地位低，想要升级，便可以纳财、纳粮、纳绢等方式向朝廷或官员孝敬，便能得到地位的提升，解除出外不能穿绸缎、不能坐马车、子孙不能科举等禁制。而地位高的人，即使没有官职，也有极强的影响力，朝廷也常常倚重他们。古人重名节，若某人德行情操、才华横溢，再经一番运作后，很快声名鹊起，其社会地位亦速增，朝廷或权贵会纷纷邀其出仕，其人也必是“官帽头上戴”，“官印手中拿”，“权力等身”了。官场里的士大夫们，亦注重其官声，至少是表面上的，有了官声，最不济都能自保其位，若顺达则能跻身高位。财富在古代世界中，作用并不如今天，很多名人就蔑视钱财，斥其为阿堵物、铜臭物，但其适用性依然是最广阔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嘛，钱财可以买来地位，买来虚衔，也能粉末一番，买来名声。官场内部，也需要钱财打通关节，交游广际，仕途才能通达。异性主要是指美色，更直接讲便是美女，近现代浪漫主义四散，很多人以爱情为一大人生目标，权力，地位，财富，名声中任意有一大元素傍身，便可美女环绕，妻妾成群，供其享用。按“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可如此推论——权中自有颜如玉，位中自有颜如玉，财中自有颜如玉，名中自有颜如玉，而且更为合理，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前提是科举高中，而后做上官，那便马上出人头地了，颜如玉以及黄金屋等都会络绎而来。但科举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不知多少士子从少年考到白头，也未能考取一个功名。穷迫潦倒的读书人，多是被看不起的，于是有了七仙女与聊斋中的狐仙被创造出来，慰藉他们失落的心灵。现代事实上也差不多，只不过美女的身价高了，而且美女危险系数高，很多倒台的官员和破产的老板，都因为红颜知己。

    综而言之，在古代时期，权力之争，可以说是一切“争”之基础，其余之争，都是其从属。权力之争又可分为宫廷之争，朋党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等，由于事件重大，关系国家命运，多被记录于史或其他文献。

    在商、西周时期，王权巩固，等级分明，秩序井然，这两朝八百五十年的历史，甚少有宫廷剧变和权力争斗，即使出现，也很快被平息，因而社会稳泰，天下安宁。东周时期起，周室衰而王道落，王纲解驰，礼崩乐坏，诸侯做大，政治体系大重组，中国进入春秋战国乱世。单单是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自秦后，中国进入帝国时代，与三代相比，帝制下，皇权比王权更加至高无上，相应的争夺也就更趋于血腥了。学者上官平写了本《同室操戈》，写的是历史上太子废立之争，从汉朝一直到清朝，摘取的是历代比较有名的太子废立争夺，至于其他不出名的、不引人注目的，便没有包含其中。这还仅仅是太子废立之争，其他皇室与大臣之间，皇室与外戚之间，宫妃、宫娥之间，都还涉及甚少。即使如此，翻看那记载着一页页争位历史的白纸黑字，只觉全身冷风起，汗毛竖起。

    历代宫廷争斗、朝堂之争、政变事例多如牛毛，也是人们一直喜闻乐见的权力游戏，以此为题材的宫廷剧，观众普及老、中、青。朋党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也被一些人用来当做学习教材，以学以致用，施展于职场、人际场。由于所涉及的事例太多，不可一一道来，故只选择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简略描述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宫廷之争：唐宫血变

    唐朝前期的一连串宫廷斗争，可做中国式宫廷内斗的一大样板。

    隋炀帝暴政，群雄四起，天下大乱，唐国公李渊几次观望后，决定起兵，经数年扫平群雄后，李唐一统华夏。国家是一统了，宫廷内部却发生了分裂。次子李世民英武善战，大半个李唐江山都是他打来的，但按嫡长制，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没有弟弟李世民那么显赫的战绩，但他对大唐也功劳不小，他辅助唐高祖李渊处理政事，成就卓著，李世民在中原大战时，长安被叛军围攻，李建成指挥若定，成功地保护了长安，其军事才华可见一斑。李建成为人豁达宽厚，甚得人心，他在长安的根基异常坚固。

    李世民头顶赫赫战功，手握强兵厉马，周围又有谋臣武将环绕，却未被立为太子。李世民心中愤愤不平，虽未发作，但明眼人皆知。面对李世民咄咄逼人的气势，李建成心中不安，李元吉嫉妒李世民的功业，就和李建成联合起来，组成了太子集团。由此李世民的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便开始了明争暗斗。

    历史总是扑朔迷离的，关于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皇位之争，版本颇多，即使正史中有很多利于李世民的记载，但经过后世各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重新解构，仍可发现：这其中确实有很多不合理、不真实之处。

    结合史料，我个人认为那次的皇位之争，其大体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开始双方只是在较劲，并无实质冲突。正史中记载，李建成和李元吉经常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肯定有此事，李建成和李元吉长期跟随李渊左右，关系更为密切，李建成也更熟悉李渊身边的宠妃、侍从，他又不是傻子，为什么不利用此优势。再说即使李建成不在旁谗言，李渊本就对李世民有所不满了，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李渊与之慢慢疏远，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集中了最精锐的军队与部署，他进虎牢关时，还接受了军民天子待遇的朝贺）。就凭这一条，李渊便可以僭越罪名杀掉李世民，不过好歹是亲生儿子，虽李世民已让李渊芒刺在背，还是暗暗忍着。

    但如果说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想毒死他，简直太滑稽。其一，李建成用不着那种下三滥手段。其二，如果真的想毒死李世民，又怎么可能会让他活着回去？

    争斗逐渐加剧，李建成和李元吉出了一个狠招，就是分散李世民的兵权，遣散李世民的幕僚。这下原本下不了决心的李渊不犹豫了，马上同意了，他将李世民天策府中的大部分幕僚分流，仅给李世民留下了几个心腹。李世民虽手握兵权，但长安是太子的根据地，再者老爸李渊又在旁协助，实难动手，所以，在与太子集团争斗的前期，李世民还是采用以退为进、暗度陈仓的策略。李建成在花钱买通李渊身边的宠妃和侍从，笼络李世民的幕僚时，李世民也没有闲着，他也花钱买通了李建成的一些手下。

    争斗一旦开启，只有以胜败来见分晓。武德九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掌握兵权彻底架空李世民，然后趁机除掉李世民。李建成的用心太过昭彰，李世民不得不在李建成的地盘上冒险一击。

    李世民和他的幕僚们策划了“玄武门兵变”，李建成和李元吉没防李世民有这一招，被杀个措手不及，双双被射杀。尉迟恭当“恶人”，提着二李的脑袋直闯皇宫，尉迟恭杀气腾腾地走来，将二李的脑袋丢在地上，对李渊说：“太子、齐王意图谋反，被秦王斩杀。”李渊惊得说不出话来，随后李世民来“请罪”。三天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仅两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继位，是为唐太宗。

    不过，李世民在其晚年时，终于体会到了老爸李渊的痛苦。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未来的帝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拉帮结派，在宫中、朝堂上缠斗不休。各集团中较大的有太子李承乾集团、吴王李恪集团、魏王李泰集团，三大集团各自压轧，却无一得善终，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李恪被疏远，后被长孙无忌杀死，李泰被幽闭，三十五岁就抑郁而终。参与争斗的大臣侯君集、张亮等人，也在劫难逃，均以谋反罪被杀掉。

    才能中平的晋王李治，因为人谦和，没有同室操戈，就是这一点让唐太宗感到欣慰，在长孙无忌等重臣力促下，被立为太子，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其实，李治并不昏庸，他在位时期，政绩不错，被称为“永徽之治”。不过李治性格柔弱，常无主见，其即位之初，朝政实际为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把持。皇帝都想乾纲独断，至高皇权哪容他人染指？长孙无忌虽是李治的舅舅，不过他一直压着李治，令李治心中不快，为了“易后”一事，两人彻底翻了脸。

    “易后”的源头就是武则天，众所周知的是武则天本是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死后，她按例当了尼姑。武则天能再度进宫，还得感谢王皇后。虽贵为皇后，因无子逐渐失宠，被母凭子贵的萧淑妃后来居上，二女在宫中争风吃醋，都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王皇后想除掉萧淑妃，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王皇后知道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私情后，便想以武则天作为棋子牵制萧淑妃。武则天重获新生，大施妩媚之术，降服了李治。不久武则天又生一子，李治则更是把武则天视作心肝宝贝，每日只临幸武则天，其他的嫔妃则被冷落在一旁。萧淑妃确实失宠了，王皇后本人也没捞到什么好处，等待她的，是更艰险的未来。

    武则天不甘于一个区区昭仪，她要当皇后，主宰后宫。为了夺取宫权，武则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居然掐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嫁祸于王皇后。李治闻听大怒，决心要废了王皇后，扶正武则天。

    “易后”乃大事，况且王皇后并无过失，至于说她掐死武则天之女，无真凭实据，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极力反对，许敬宗、李义府等被武则天买通的官员却全力支持。三朝元老徐世勣却不表态，唐高宗几次询问，徐世勣只说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徐世勣真是老滑头，这样的大事，说成是皇帝的家事。唐高宗受此支持，决定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永徽六年，武则天终于登上皇后之位。

    登上皇后之位后，武则天协助李治处理政事，渐揽朝权，暗中培植许敬宗、李义府等朝中新贵，指使他们与长孙无忌集团对抗。许敬宗、李义府等人都是权术高手，不讲原则，只讲结果，他们四处搜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的黑材料，以此为重拳击出，揭发二人谋反。

    李治的皇位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力争来的，这二人忠心耿耿，岂会造反？但出于多年被这些元老重臣的压制，还是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贬出朝廷。武则天则授意许敬宗、李义府继续追击，逼死了长孙无忌，褚遂良也忧郁而死。

    扳倒了长孙无忌集团，武则天和她培植的集团，逐渐掌控了李唐朝廷。李治自公元656年起得了眼疾，难以视物，不能操持朝政，武则天便不再居于幕后，而是直接垂帘听政，朝廷内外称他们为“二圣”。再过十年，李治眼疾加重，几成废人，武则天全面摄政。

    李治死后，武则天先后立了自己几个儿子为帝，实权还掌握在她手中。不过武则天仍不知足，她立志要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女皇。为了登上至尊宝座，武则天把几个儿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对反对的李唐宗室与门阀，便启用酷吏集团，罗织罪名，批量屠杀。清理了一切障碍后，公元690年，武则天自立为皇帝，迁都洛阳，建立了武周王朝。

    武则天当了十五年皇帝，病死前，宰相张柬之发动宫廷政变，迫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是为唐中宗。

    这个李显显然比父亲李治还窝囊，李显的老婆韦后淫荡奸邪，公然与武三思等人私通，李显竟不能制之。韦后将其女安乐公主嫁于武三思之子武崇训，这两家人沆瀣一气，称霸宫廷内外，连复唐有功的张柬之等栋梁之臣都被谋害致死。韦后无子，便数次央求李显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历朝历代何来都只有“皇太子”，还没有过“皇太女”，李显觉得太滑稽，没同意。太子李重俊被韦后和武三思等人联合夹击，终是不忍，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死了武三思父子，再想除韦后母女时，失败被杀。灭了太子李重俊，韦后母女信心大增，为了当皇帝，夫妻之情、父女之情早已荡然无存，竟派侍从毒死了唐中宗。

    唐中宗死后，韦后欲临帝位，但群臣和李唐宗室都不愿意，于是就立温王李重茂嗣位为少帝，韦后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韦氏家族的人分任内外要职，控制了朝廷大权。韦后幻想着逐日除掉反对自己当皇帝的群臣，再现武则天的辉煌。

    韦后的算盘打得精，可被李隆基给拨乱了。

    李隆基是原睿宗李旦的儿子，胆识过人，极其不满韦后乱政，决心平息韦后之乱。李隆基自度实力不足，于是就去联合他的姑姑太平公主。在宫中一直屹立不倒的太平公主势力甚大，她支持侄子的计划，便为其牵线搭桥，将宫中禁军与李隆基结识。待准备充分后，李隆基带领羽林军浩浩荡荡地杀进宫中，双方人马剧烈厮杀，韦后不敌，被乱军所杀，随后李隆基又诛杀了韦后的党羽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等，至此韦后之乱结束。啥事没做的李旦再次即位，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

    然宫中之斗无止无息，这次又轮到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了。

    唐睿宗对太平公主这个仅存的妹妹，本就喜欢，这次荣登大宝，太平公主居功甚伟，唐睿宗对之更是器重。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后，又让太平公主参与朝政。大臣们启奏之事，唐睿宗都要先问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成了真正的皇帝，太子李隆基被架空，二人由昔日的合作伙伴、姑侄变成敌视。

    太平公主则继续网罗党羽，丰其势力，文武大臣中有一大半依附于她，七个宰相中有五个是她的亲信，连左、右羽林将军也都投靠了她。太子李隆基不甘示弱，与太平公主针锋相对，朝廷内一片风声鹤唳。

    真是皇门如梦，唐睿宗夹在妹妹和儿子中间，两边不是人，遂萌生起退隐之念，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让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争去。

    没了夹在中间的唐睿宗，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也无所谓情面了，很快便刀兵相见。最先动手的是太平公主，她准备以羽林兵从北面、以南衙兵从南面起兵废掉李隆基。李隆基虽落了后手，却得知了对方的计划，后发而先至，诱杀了左、右羽林将军，又除掉了偏向太平公主的宰相。

    太平公主全面颓败，潜逃后被李隆基抓住，赐死。唐朝前期的宫门夜宴，暂时落下帷幕。

    朋党之争：北宋中后期乱斗局面

    北宋中期起，国家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宋廷相继进行了两次改革，即“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但这两次改革活动都失败了，不仅对朝局无所改善，反而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有一种说法是，就因为两次改革，把北宋断送了，其原因无非是坏了祖制，坏了风气等等，这里不讨论改革的内容（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这个），讨论一下因改革活动激发的“朋党之争”。

    宋朝历来就有“守旧派”与“革新派”两派，宋仁宗时欲图鼎故，不顾宰相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反对，重用范仲淹、韩琦、富弼、余靖、欧阳修等革新派，推行了“庆历新政”。改革的内容涉及范围颇广，但范仲淹与富弼都认为改革的核心在吏治，推举贤能，裁撤大量冗官、庸官。在北宋中期时，官员数量不断激增，至此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守旧派便是他们的代表者。守旧派自然反对吏治改革，可不能直接批驳之，毕竟推举贤能、裁撤庸冗，利国利民，在哪朝哪代都说得过去。

    守旧派便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先是弹劾革新派中要员贪污，继而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结为“朋党”营私专权，扰乱朝廷。革新派逐渐失去宋仁宗的信任，形势对革新派已然不利，欧阳修却写了一篇《朋党论》，更是弄巧成拙。在《朋党论》中，欧阳修承认革新派是在“结党”，但这是“君子之党”，有利于朝廷。欧阳修此举简直是自投罗网，而人家守旧派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结党”的，虽然事实上已经结了。守旧派抓住这点，四处号召官僚与士人，纷纷声讨革新派。宋仁宗见改革已经让朝廷陷入分裂的险境，觉得断不能因革新派而得罪天下的官僚和读书人，便借打击朋党之风，将革新派或贬或逐，庆历新政失败。

    两派相争，事实上已经结党的守旧派，击退了口头上承认结党的革新派，笑到了最后，真是应了“厚黑学”里的一句话：“有的事情能做不能说，有的事情能说不能做。”

    庆历新政引发的朝堂之争，虽然激烈，但还未发展到白热化的状态，这要等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受到的阻击亦更强烈，但宋神宗比宋仁宗更支持改革活动，同时王安石的变法团队实力比庆历新政时更强，王安石本人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性格之坚僻可想而知，他和他的变法团队是不会轻易屈服的，遇强更强，遭反对更力行，由此针锋相对，无可调和，北宋朝廷第一次出现了泾渭分明的“守旧派”与“变法派”。变法中的确有不少措施，由于用人不当，推行不力，给民间造成了扰害，守旧派利用此口实，攻击变法派，但此时变法派人心齐整，宋神宗也大力支持，守旧派受挫，其领袖司马光一气之下辞官回洛阳编著《资治通鉴》去了。

    两党在朝中相争，圈子逐步扩大，连皇亲国戚与宦官们也卷了进来，如高后与曹后就支持守旧派。这下守旧派实力大增，声势壮大。守旧派除指摘变法措施外，还将自然力量运用得娴熟无比。熙宁年间，不断发生华山崩、连年大旱不雨等地质与气候异常，守旧派便说，这是因为变法，引发了天威，以示警告。古时迷信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宋神宗逐渐对变法产生了动摇，同时变法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变法派骨干曾布与吕惠卿等发生内讧，互相拆台。守旧派哪能错过这千载难逢之良机——赶紧找到各种材料，痛打变法派。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被罢相，但变法派仍然掌权，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新法继续推行。熙宁八年正月，王安石又被请回来任相，但为时已晚，变法派破解之势已成，相互攻伐，四分五裂。守旧派又将变法推行中造成的不利因素，一一抬了出来，王安石无法解答，见已难以扭转乾坤，熙宁九年中王安石自请罢相。

    王安石罢相后，老对手司马光杀回了朝廷，被任命为宰相，新法陆续被废，赋闲在金陵的王安石听闻后，郁闷而死。

    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高后临朝，司马光仍为宰相。在高后支持下，司马光大刀阔斧地将新法几乎全部废去，他终于完胜王安石。变法派在朝中的处境更岌岌可危。原先被贬的守旧派大臣纷纷还朝，守旧派更是势力雄厚，蔡确、章惇等还手握实权的变法派核心，被罢相罢官。守旧派取得全面胜利，权倾朝野。

    为防止变法派卷土重来，守旧派下了狠招，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竟列出《奸臣榜》，定王安石、蔡确为奸党，开列蔡确亲党蔡京、蔡卞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三十人均为奸党，列榜公布，全部赶出朝廷，并不许他们再入朝为官。想以此把变法派从朝中铲草除根。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

    可得势之后的保守派也同之前的变法派一样，走向了分化——形成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与吕陶为首的“蜀党”，刘挚为首的“朔党”，其中“朔党”人多势众，最为强劲。三党在朝中相互攻讦，时而此党被贬，时而彼党被罢，朝廷陷入极端混乱中。

    守旧派互相倾轧，目无皇帝，宋哲宗大为不满，他亲政后，要用变法派来制衡守旧派，便将章惇、吕惠卿、安焘、邓润甫等变法派又召了回来，并任用他们继续进行变法。

    章惇、吕惠卿等人再度执政后，第一件事便是报复守旧派。司马光、吕公著这两个守旧派人物，人都死了，还被追夺赠谥号，毁所立碑。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被贬官。变法派将当年守旧派对待他们的一套搬了出来，立《奸臣榜》，守旧派文彦博等三十名大臣赫然在列。

    清理了守旧派后，变法派和以前一样，又陷入了分裂争斗的局面。

    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死，宋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向太后一直反感变法，以守旧派韩忠彦为宰相，重用从变法派中分化出来的曾布，打击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在朝中屁股还没坐热的变法派，又被批量逐出朝廷，守旧派重新得势，追复了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职或荣誉。

    宋徽宗亲政后，以蔡京为相，又重新竖起“变法”大旗。被平反的司马光等120人，又被定为奸党。宋徽宗还亲自书写，刻石立碑，称“党人碑”。已死者追贬官职，未死者流放偏野之地。没过多久，蔡京把更多的大臣定为“邪派”、“党人”。蔡京可不是坚定的变法派，但得罪了他的李清臣、陆佃、章惇等变法派也被定为“党人”，简直是飞来横祸。

    宋神宗至宋徽宗这段历史时期，真是一次宋朝版的“官场现形记”，画出了一幅幅活脱脱的面孔。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超级“偏执狂”，二人全无个人恩怨，仅为政治理想与个人志向，一个坚决要变法，什么都不顾，一个要反变法，也什么都不顾。蔡京却既不坚决，又无立场，王安石得势时，蔡京卖力地进行变法活动，深受王安石器重；司马光得势时，要全面废新法，在司马光好友们都质疑的时候，蔡京果断以废免役法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司马光大赞其心；宋徽宗亲政后想要继续变法，蔡京又毫无疑虑地竖起变法大旗，替宋徽宗敛财，为自己稳固相位。最倒霉的是苏轼，因为他最公正，王安石大举变法时，苏轼站在司马光这边，反对变法过激过快，被变法派排挤出朝廷；王安石罢相，司马光上来就要将新法全部废掉，苏轼却又站在王安石那边去了，认为新法中有可取处，不能全废去，又被守旧派排挤出朝廷。苏轼总是站的位置不对，不管是变法派还是守旧派，都将其看成敌人，狠狠贬黜之，奸臣榜或党人榜上，每次都有他。这个千年难遇之奇才，只有在颠沛流离中品味其苦涩的一生，或许也正是这样，才值得后人去怀念和敬佩，才给后人留下了那么多好诗好词好书法。

    围绕变法为中心展开的朋党与派系斗争，自宋神宗一直延续到宋徽宗时期，开始是就变法是否该变、措施是否得当而展开论战，到了后来，变法或守法已经沦为工具，以此来打击政敌，一方得势，另一方便成为“奸党”上榜，反之亦然。政坛纷纭，百事蹉跎，积病之势非但无改，反而因乱政逐步加剧。正是，“宋人议论尚未休，金人已过汴河来”。

    中央与地方之争：八王之乱始末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三国终归一。为了永固司马氏江山，晋武帝恢复了分封制，把司马氏分到各地为王，没想到却为今后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晋武帝死后，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继位。知子莫若父，晋武帝实在不放心司马衷，留下遗诏，让汝南王司马亮及晋惠帝的外公杨骏共同辅佐晋惠帝。可杨骏私心太重，拿到了诏书，便私藏起来，自己一人辅佐晋惠帝，独掌大权。

    杨骏为了控制局势，就让自己的亲信掌握了禁军，以便节制有异心的诸侯王和皇后贾南风。杨骏动静太大，专权之心昭然若揭，引起了各方的揣测与不满。

    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本来就对杨骏不满，贾南风因势利导，派人联络二王，叫他们带兵来讨伐杨骏。贾南风写好了一份诏书，让自己的白痴丈夫盖上大印，宣称杨骏谋反，令司马玮领军保卫皇宫，围攻杨骏府第。

    面对危局，杨骏却迟迟不决断，司马玮更是猖獗，一把火烧了杨府。杨骏死后，贾南风废了杨太后，将其饿死，又灭了杨骏三族，杨家势力就此被彻底铲除。

    此后司马亮和三朝元老卫瓘一起执掌朝政。因不久前就有司马玮之乱，司马亮和卫瓘忧患至极，遂准备削藩，以强干弱枝。还没进行，便已是各王震动。贾南风哪会让良机错过，马上四处煽风点火，激起各地方王爷与中央的矛盾。司马玮等诸侯王听后更加恐慌，一伙人蠢蠢欲动。贾南风又让傻丈夫下诏书，命令司马玮带兵杀司马亮和卫瓘。司马亮和卫瓘无兵，很快被杀。司马玮连杀两届辅政大臣，影响太过恶劣，贾南风顺水推舟，以“擅杀大臣”之名，除掉了司马玮。

    经过这两番运作后，贾南风坐收渔翁之利，手中又捏着皇帝，朝廷上下都置于其凤爪之中。不过贾南风也有其忧心之处：她没有儿子，太子司马遹又与她不和。于是，贾南风便收了个养子，准备以之代替司马遹。为除去司马遹，贾南风找人把太子灌醉，让其稀里糊涂地抄写了一篇让惠帝退位的文章。晋惠帝看后雷霆大怒，果断地下诏废了司马遹的太子之位。

    没有不透风的墙，贾南风谋害太子的消息泄露了出去，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王准备打着拥戴太子的口号讨伐贾南风，入主朝廷。贾南风情急之下，干脆将太子杀掉，“以绝众望”。这一石惊起千层浪，各地不满贾南风的诸王，找到借口，浩浩荡荡带兵杀了过来。

    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抢在了前头，兵临城下，贾南风的势力兵败，她被废为庶人，其势力被连根拔起。司马伦还是不放心，进宫去把正呼呼大睡的惠帝拉起来，让他下诏书赐死贾南风。

    司马伦独揽了朝政，但他还不满足于此，晋惠帝太过白痴，于是他决定取而代之！司马伦废了晋惠帝，自立为皇帝。篡立一起，便自然是波浪滚滚来。其他诸王对此心有不甘——司马伦这种人也能自立为帝，为何我不能？

    首先是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与孙秀兴兵反击，战败，死者近十万人。司马伦被赐饮金屑酒而死，他的部属和亲信被彻底消灭。司马冏吸取了司马伦的教训，没有自立为帝，而是迎接司马衷复位，自己担任大司马一职。司马冏独揽朝纲，毫无法度，根本镇不住各方觊觎朝权者。

    早就心怀异志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合大军讨伐司马冏。两军大战，司马冏获胜，他还没来得及庆祝，朝中的长沙王司马乂却从背后给他狠狠地插了一刀，以“奉天子”的名义攻打司马冏。在内外夹攻下，司马冏兵败，被活活烧死，其羽翼均被覆灭。

    司马乂捡了大便宜，成为朝廷中新的主宰。司马颖、司马颙血战数场，什么也没捞到，愤愤不平，遂合兵攻击司马乂。司马乂凭借朝廷的军队，击败了司马颖、司马颙的联军，但他的下场和司马冏一样，连过程都类似——击退了正面之敌，背后却挨了刀子。朝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疲惫之机，联合一些禁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将司马乂也给活活烧死。

    司马颖、司马颙的联军顺利开进都城，司马颖自拜丞相，揽取朝政。司马颖虽没有废晋惠帝，但也留了一手，逼晋惠帝立自己为皇太弟。即晋惠帝死后，便能顺理成章地即位。

    晋惠帝再傻，也知晓其中的险恶。于是就暗诏东海王司马越为大都督讨伐司马颖。司马越倒也很争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纠合起十万大军，司马颖闻听，大为惊恐。不过司马颖很快发现自己是过度紧张了，司马越虽有十万大军，却是乌合之众，弹指间即被击散。

    司马越兵败逃窜，其弟司马腾举起反旗，司马腾和王浚夺了幽州之地，以此为基地对抗司马颖。司马颖见有人公然举起反旗，怒不可遏，连忙派大军镇压。

    胳膊难扭过大腿，司马腾自度实力与朝廷军队相差太远，便联合本地的乌桓、羯朱等少数民族势力，许以好处，让其共抗朝廷军。乌丸、羯朱人剽悍善战，朝廷军队连遭挫败。消息传来，人心浮动，逃亡的官员和士兵此起彼伏。

    司马颙乘机发难，取得了洛阳，掌控了朝廷大局。司马颖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的称号，还被辞职流放。而后司马颙迁都长安，重置百官，独揽朝政大权。这一连串的动乱，让人疑神疑鬼，司马颙刚坐稳位子，就借晋惠帝之名罢黜司马越兄弟，以图拔掉钉子，位子永固，可没想到此举引来了更大的乱子。

    司马越、司马腾不甘受制，立刻反击，打着“奉迎大驾，还复旧都洛阳”的旗号，带着人马进军长安。司马越兄弟人多势众，司马颙惨败，不得不四处逃窜。司马越入主长安，掌控了朝廷，为便于其专权，又带着晋惠帝还都洛阳。在洛阳一番休整后，司马越势力已然稳固，遂开始秋后算账，先是追捕司马颖，司马颖抛妻弃子仓皇逃窜，但还是被抓住缢死。而后是讨伐司马颙，司马颙反抗失败，逃离战场，浪迹天涯。

    “九五之尊”的晋惠帝，被人像狗一样拉来拽去，受尽屈辱。晋惠帝看司马越像个好人，心想之后的日子可能会安生下来。没承想司马越和之前独揽朝政的诸王一样，飞扬跋扈，目中无帝。晋惠帝傻是傻，可毕竟也是人，也会动气，有一次，他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气话。谁知道，就是这几句气话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司马越见晋惠帝没了利用价值，遂毒杀晋惠帝，立司马炽为傀儡皇帝。

    司马越独霸朝廷，无人可制，但想到外边还有一个司马颙，说不定哪天就会给自己致命一击；于是他就决定把司马颙做掉。司马颙死后，至此，八王之乱方告结束。

    八王之乱前后，外戚与外戚，外戚与皇室，皇室与皇室，中央与地方，如疯狗般撕咬在一起，实乃“窝里斗”的经典案例。

    八王之乱致使朝野动荡，恶战不断，生灵涂炭，将士死伤无数，西晋由强盛瞬间衰落。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鲜卑人慕容皝等少数民族豪杰乘西晋内乱之机做大称雄。公元316年刘渊灭西晋。司马氏余部南逃，偏安江南，中国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短暂的统一终演变为更漫长的分裂。

    混斗：明朝后期与南明的乱击

    自嘉靖朝开始，因争夺内阁权位，朝廷内出现严重的“朋党之争”，不过那时还没有形成稳固的派别。万历皇帝中后期，皇帝长期不上朝，朝纲松懈，拉帮结派现象此起彼伏，最终形成了党派林立的局面。较大的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昆山人顾六峻为首的“昆党”，以及“东林党”。

    其中“东林党”名气最大，其自称清流，敢于抨击朝政，影响力极大。但朝廷中主政的是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齐楚浙党，“东林党人”逐个被贬黜，受到极大打击，渐渐蜕变为在野党。

    万历皇帝死后，“东林党人”因扶持熹宗即位有功，从而迎来了他们的出头之日。“东林党人”陆续进入朝廷，首辅刘一景，次辅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东林党”如日中天，几乎控制了大明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

    党争者，无论正还是邪，都会大肆地排除异己。“东林党人”虽然自称“清流”、“正人”，也迈不过这个坎。“东林党”一当政，便力斥三党（浙党、齐党、宣党）。东林党人动不动就给其他官员扣上“邪人”、“邪党”的大帽子，这样便不得同僚们的信任，其他官员为了在朝堂上立足，不得不投靠“阉党”。“东林党人”打击了敌人，也打击了同僚，让自己孤立，无意中增强了阉党的实力。

    东林党人不久就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人就是魏忠贤。魏忠贤开始还对东林党人怀有几分敬畏，想拉拢之，但他没想到：自己是“一厢情愿”，不仅没被买账，他的党羽还被东林党人弹劾。魏忠贤怒而反击，由此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东林党人排除异己，实际上也是把大权拱手相让给了魏忠贤。明熹宗乳母客氏与魏忠贤狼狈为奸，把皇帝明熹宗玩弄在鼓掌之间，魏忠贤成了朝廷的真正主宰。魏忠贤“得志便猖狂”，一上台就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魏忠贤的爪牙魏广微为了迎合魏忠贤，将朝野中的“东林党人”剪除干净，竟凭个人好恶，将朝中官员逐一排队，分为两派，编造《缙绅便览》，上列具体官员名单，用笔在名单上圈点。心腹者加圈，极为重要的“东林”官员，就在名字旁点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

    经过一番近似于屠杀的镇压后，东林党反击力度有所降低，但仍与魏忠贤始终势不两立，魏忠贤也想对东林党一网打尽。魏忠贤将“红丸”、“梃击”、“移宫”三案都倒在东林党人头上，将一些毫不知情的东林党人冤杀。

    魏忠贤面目狰狞，手染鲜血，在三年时间里，将数十人残杀，数百人流放到鸟不拉屎的边戍。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以上。东林党经此大难，损伤殆尽。

    公元1627年明熹宗死，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被清理，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再次执掌朝廷。崇祯皇帝勤政图治，不事淫乐，厉行节约，一度朝廷出现了“中兴”之气象。但为时晚矣，东北的女真已翼羽丰满，明朝的边关虽换了几届将帅，花去无数钱粮，但仍无甚效果；各地农民起义如野草般疯长，翦灭一处，另一处又冒了出来，镇剿的官兵疲于奔命。

    更大的危机还在大明朝廷内部，文官集团势力稳固后，急剧膨胀，总与崇祯帝对着干。崇祯帝其人也是刚愎自用，猜忌多疑。他在位的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内阁首辅和十四个兵部尚书，杀了总督十一人、巡抚十二人，自古以来没哪个皇帝如此“换血”的。文臣武将与皇帝貌合神离，无奈之下，崇祯帝宠信起了宦官，用起了阉党，以之钳制大臣，这更加剧了大臣与皇帝的矛盾，以至于彻底的离心离德。

    在这样的纠结与迷离下，崇祯帝是“有心灭贼”，“无力回天”，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杀进北京，崇祯帝自杀于煤山，明亡。

    明朝虽灭，但朱氏皇族还在，公元1644年5月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戴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弘光小朝廷。

    本来史可法等人是想拥立潞王朱常淓的，因为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五毒俱全已经够吓人了，这福王却有七毒，哪还能立为皇帝？但凤阳总督马士英和宦官阮大铖却觉得越是昏庸的皇帝越好控制，于是就联络各军方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马士英因拥戴有功，被任命为内阁首辅，成为弘光小朝廷内的一把手。马士英一手遮天，排斥异己，同朝中的东林党针锋相对。东林党同以往一样，除了指责马士英专横跋扈外，根本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方略。马士英与东林党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谁也不知道如何让弘光小朝廷重现大明辉煌。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弘光小朝廷灭亡。

    马士英非常忌惮史可法，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就把兵权分到各部将手中，乃至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各雄霸一方。这样史可法虽为兵部尚书，督师江北，但却有其名无其实，根本指挥不了军队。

    当时满人与李自成正在大战阶段，谁也没有理会不起眼的南明。五大将统领五十万大军，却不求主动出击，扩张疆域，只会坐着吃粮。南明的军队，外战无方，扰民有术，经常四处抢掠。五大将坐拥大军不去打仗，却以此威逼朝廷给钱给粮。弘光小朝廷军费开支极度膨胀，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福王昏庸无能，马士英以权谋私，史可法无所作为，朝廷内部之争斗日趋白热化。

    待清兵汹汹扑来之时，拥有二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不是带领大军阻击清军，而是发兵南下，打着“清君侧，除马阮”的口号，向南京进发，企图控制弘光小朝廷。马士英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江淮防线空虚，还大肆扬言：“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有将军不服，说：“清军南下，淮州和扬州最危急，应加强防御。”马士英现在哪管国家大业，只求击退左良玉。马士英大怒，“有议守淮者斩”，让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

    史可法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后，他这个兵部尚书更是有名无实，节制不了手下的骄兵悍将。不久多铎率领清军渡过淮河，抵达扬州城下。史可法困守扬州，少兵无援，只得组织民众负隅顽抗。扬州很快失守，史可法被俘，不屈就义。不久清军攻入南京，弘光政权覆灭。

    弘光政权覆灭后，南明皇室和大臣继续南迁。

    公元1645年，钱肃乐、张国维等拥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鲁王政权；黄道周、郑芝龙等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唐王政权。

    这时的清军占领了大部分江南，正大张旗鼓地推行“剃发令”，叫嚣“留发不留头”，江南一带掀起了反剃发的抗清斗争，清军陷入了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中，一时无法继续南下。此时，鲁、唐二政权如果乘清军四处平乱的良机，与江南、东南各地反清民众一起共击清军，定会大有作为。但鲁、唐二政权没有这么做，他们正忙着争夺所谓的“正统地位”，彼此势同水火，恨不得一口吞下对方。

    清军大体清理好江南之地的纷乱后，再次向鲁、唐政权大举进军。清军已经打到了家门口，鲁、唐政权不是同仇敌忾，而是还忙着争斗，清军得以坐收渔翁之利，将鲁、唐二政权轻轻松松地各个击破。鲁王在部将保护下逃亡舟山，漂流于海上。唐王部将郑芝龙降清，唐王逃到汀州遇害。

    鲁、唐二政权相继灭亡后，唐王弟朱聿粵称帝于广州，建立绍武政权；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建立永历政权，一下子又多了两个南明小朝廷。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继承了鲁、唐二政权的优良传统——内斗。清军的刀锋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还在争“正统地位”，发展到后来居然同室操戈。清军乘机浑水摸鱼，将两个小朝廷打得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了。绍武政权仅存在四十天就被清军消灭。永历政权被清军打退，被迫逃往广西。

    李自成死后，大顺农民军虽然实力大减，但却站在抗清的最前线。大顺农民军在此时已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两支先后进入湖南，与清军鏖战，并取得了大胜，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与此同时，广东、四川等地，人们不满清军的残暴，纷纷拿起武器反清。江西一些投降了清军的南明将领陆续反正，他们带领自己的部队脱离清军，并同清军作战。

    退到广西的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组成联盟，控制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雄踞西南、华中、华南地区，一度气势高涨，战力大增。清军接连失利，进军步伐减缓，这是清军入关以来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此时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士气大盛，各地反清浪潮汹涌澎湃，清军久战疲惫，又遭大败，士气低迷，如果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乘此良机奋勇进取，清军将难以抵抗，收复失地也就大有希望了。

    但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没有这么做，清军再次捡了一个大便宜。

    永历政权在西南刚刚站稳脚跟，就又开始窝里斗了，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各人忙着争吵夺权，没有谁想着乘机进取中原。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的联盟也是貌合神离，清军暂缓进攻后，双方就把精力耗在相互挤兑上。大顺农民军将领在永历政权中没有立足之地，便纷纷率部脱离，转战湖北。

    清军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卷土重来，在湘潭、桂林战役中大败永历政权，重新占据湖南、广西，继而清军乘胜追击，相继夺回了被永历政权和大顺农民军占去的地盘。

    形势再次变得岌岌可危，永历政权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这时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建议同永历政权联合抗清。双方一拍即合，永历政权与大西军遂联合起来。

    分则败，合则胜。联盟后的南明朝廷再次焕发了生机。1652年，李定国向清军发动反攻，率军八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击败了清定南王孔有德。随后李定国又进取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这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一次亲王被杀，清廷一时“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李定国在湖南气吞山河的时候，刘文秀向四川进军，占领了川南地区，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率众打击清军，并接受了永历封号。

    战绩不断，反清形势一片大好，江南、华中、东南一带的民众也纷纷举起了反清大旗。

    但内斗又毁了一切！李定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战功赫赫，引起了同僚孙可望的嫉妒。孙可望为一己私利，居然要向昔日的战友李定国举起屠刀，李定国见势不妙，逃往广东避难。那时郑成功正在广东，李定国企图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郑成功虽是著名的爱国英雄，但其人私心较重，他正一门心思地在广东、福建等地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没有接受李定国的建议。李定国无奈，又撤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再回师云南。

    孙可望见李定国自建势力，于是就率领主力部队攻打李定国，两人的矛盾终于兵刃相见。孙可望兵力虽多，但无统兵之才，又残暴骄横，士兵们不愿为他卖命，纷纷阵前倒戈。李定国兵力虽少，但都是精锐。此战孙可望大败，走投无路的孙可望投降了清军。

    孙可望向清军摇头摆尾，将南明军情一一告诉了清军统帅吴三桂。获取云贵全部情报后的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清军长驱直入，很快攻下昆明，永历帝逃亡缅甸，南明最后一个朝廷覆灭。公元1662年4月，永历帝被抓住，并被绞死。李定国得知永乐帝死讯后，悲痛不已，不久便忧愤而死。

    从万历中期算起，到永历政权覆灭，这近七十年的时间里，汉人一直在朋党之争、江山之争、权力之争中纠缠不清，让满人捡了大便宜，一次又一次。哪怕有一次不让其捡到，历史都可能变个样。可历史没有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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