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新衣

    人靠衣装马靠鞍，自古便是以貌取人，在诸多场合下，人们会以衣着、装饰等条件来判断人之高低贵贱，全球各地都差不多。中国式的观察法，则更看重人的“气派”：穿着华丽，所用洒脱，举止大方，便会臆测，这人多半来头不小。基本情况也是如此，除了少数以此法去鱼目混杂的骗子。

    中国古代以来，虽宣扬勤俭节约和安贫乐道等思想，但实际上去身体力行的人少之又少，更让人厌恶的是，一些人起初确实勤俭节约，安贫乐道，仿佛先贤转世，让人刮目相看，美名远扬，此人也节节高升；功成名就后，此人便原形毕露，其穷奢极欲比任何人都来得凶猛，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不管在官方还是民间，朴素简约只是无奈之举，一旦条件改善或发迹上道，几乎必然是挥霍炫耀。

    人的本性，或许就是如此吧。

    秦二世通过“沙丘之谋”窃取帝位后，奢靡无度，享乐无边，丞相李斯看不过去，便去劝谏。李斯不好直接指责皇帝，便拿尧、舜、禹这三个先圣先王做样板——尧、舜治理天下时，住的是茅草屋，喝的是野菜汤，冬天以鹿皮御寒，夏天就穿麻衣；大禹治水时，劳累奔波，以至于大腿掉肉，小腿脱毛，正是如此天下才得到了大治。秦二世嘿嘿一笑，我刚得了天下，正要肆意极欲，像尧舜禹那般，这个天子当来还有什么意思？李斯被顶了回去，还没回过神来，秦二世反问道，我想永远这么快活下去，爱卿有何良策？

    秦二世乃无道暴君，历史上除了少数几个帝王和他类似，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帝王，但他确实说出了帝王们的心里话，夺了江山，登临大宝，不求人间极乐，还求什么？否则当了皇帝，又有何意义？

    推翻了秦朝的项羽，有人劝他定都关中，以继秦业，项羽想回老家去，让家乡父老见识其赫赫功绩，便回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那人见项羽无战略眼光，私下笑其是“沐猴而冠”，被项羽知晓，烹杀之。最终据有天下的是汉高祖刘邦，在历代皇帝中间，刘邦算是简朴的了，可还是大兴土木，修筑了长乐宫与未央宫，正如丞相萧何所言，宫室壮丽才得以彰显皇家威严。在历代皇帝中间，刘邦也算是不重形式，不尚繁文缛节的，可叔孙通为新朝制定出一套宫廷礼仪出来，刘邦见大臣们在礼制约束下，秩序井然，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大为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秦汉是帝制的草创阶段，越到后来，帝制越完备，体制是内理，如光有它本身，那便是孤零零的骨架，毫无美感，也体现不出其威仪。正如一个商品，要层层包装，越是精美的包装，才有卖相，定价越高，利润越厚，而且更有销路。帝制也需要包装，中土能人辈出，美文奇谋迭出，为帝制包裹了一层又一层外衣，使其更堂堂皇皇，耀眼夺目。帝国如金山一般，帝王如金子一般，王侯将相、士林墨客也在金光闪闪下，熠熠生辉。以包装来证明这种体制、时势、现状的合理性、必然性，这就是顺天应命，就是名正言顺。正如包装精美的商品，就该是那个档次，就该那个价。

    包装只是其最起始的一步，发展到后来，成为帝国的必备，体制的必须，因为帝国的延续，体制的行用，仅仅是合理性、必然性是不够的，还得靠这种包装来增强其权威性、无可争议性、完美无瑕性。内部存在的问题，需要以包装来遮掩或淡化或转移大众目光，内外众人若都盯着问题，不改都不行，不变都不行，但大凡是改变，都须动全身，极其艰难，而且不一定有效果，为什么要改变？于是有了各种包装手段：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等等，让众人都注目于此，沉迷于此，上下亦皆欢快畅然，何乐不为？

    至于以后，以后的事，让以后的人来处理吧？！

    也并非唯帝国是如此，很多企业、组织都有类似现象。比如一个企业，在发展之初，很少会去讲形式，讲花哨，没那个资本，也没那个心思，先扩大市场，把企业盘活再说。随着企业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的品牌和市场占有率，稍具规模了，便开始要搞花样了，企业整体形象设计，员工穿统一的制服，还要制定各类规章制度。再到后来，企业做大了，被称为某某企业帝国，不光是这么叫，其形态也和真正的国家有类似之处。譬如大气磅礴的办公大楼，庞杂的行政系统，分级森严的等级体系，规矩而刻板的文本、文件格式，大会小会，各种所谓的企业文化建设与职工培训等。但出现这种种特征后，一直本是顺风顺水的企业，竟很快就倒了，没人能说清楚个所以然。

    自负也罢，心虚也罢，张狂也罢，无论是帝国，企业，还是个人，总喜欢以超过自身的装饰来彰显自己，尤其是到了某些特殊时候。就以个人而言，如要出去会客时，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没有的话，甚至不惜去借一件来穿，和朋友一起吃饭时，身上没几个钱，却都要争着买单。这种现象在民间统称“面子”，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个人有此现象，国亦难免，国家也是常为了面子干出一些荒唐事，只是所用比个人更加繁盛。

    喜欢面子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或是个人，在其破败、颓态毕现之前，都是光鲜靓丽的，所以光看外表，是看不出个什么门道的。在近代时期，西方不少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歌德都对中国赞誉至极，认为中国是地球上治理得最佳、最繁荣、最文明、最好的国家，而且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但很快，这些赞誉就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机器、商品彻底打败。

    里子是什么样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面子得亮堂，这几千年来，为了帝国的面子，豪雄才俊们可是想尽了办法，他们是最出色的服装设计师，为这个帝国设计出一套套美哉壮哉的衣裳来，却忽视了服装的最基本属性——遮体御寒。

    上天的力量，封禅告天

    古代时期，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宗教在中国从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也没有能影响政权的僧侣、祭司集团。但宗教的力量，神秘的力量依然是强大的，即使现代社会，依然有大量的信奉者，何况是更落后的古代？某人凭什么能当皇帝，能私据天下，能役使万民，武力自然是根本，众皆知晓，除了这个之外，还是不是该有点别的？

    这个“可以有”，也必定有，任何存在都必然有一套其存在合理的说辞，即使这个说辞并不合理。古人信天遵命，于是刚才的那些问题便推到天头上，某人能当皇帝，能私据天下，是运系于天，乃天命所归。今天的命运、天命论照样存在，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求神拜佛，算命卜卦？

    以天为幌子，大肆包装的盛事，在古代有封禅、祭天、祭神等，在这里就说说封禅。

    目前所知的封禅活动，均在泰山举行，首次为秦始皇，并有详细的记载与叙述，可信度高。但在之前就已有君王封禅盛事，《管子》中据说有一篇《封禅篇》，记载着“昔无怀氏封禅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孔子追慕古贤，曾数次登临泰山，寻觅封禅大礼的遗迹。

    为何封禅泰山？这样做有何意义？

    汉代的《白虎通义》或许能揭晓答案：“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五经通义》则说：“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封禅泰山可谓是一场政治作秀，帝王乃君权神授，为天之子，封禅泰山即是受命于天的帝王，一则感激上天之护佑恩泽，一则向上天宣告自己如何勤政爱民，如何功业彪炳，不负上天所托，不负黎民之望。

    “天”是否知道，民是否诚心支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明封禅君主的资格与功业。

    历史上曾封禅泰山的帝王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

    秦王嬴政横扫六国统一中华后，自认功盖三皇五帝，便给自己定了个新的称号“皇帝”，自此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为表明自己受命于天，巩固统治地位，秦始皇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封禅泰山，并刻石自颂其德。颂辞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颂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等等，几乎是字字句句都在自颂其功德。但在短短的十三年后，秦帝国便彻底崩解。

    秦始皇封泰山之事迹，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以及其他的相关文献并没有记录其所耗费用，但以秦始皇大手大脚的理财方式来看，想必不会少。

    和秦始皇并称的汉武帝，为显其文治武功，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下诏东巡泰山，后又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前后共八次封禅泰山。除告天、刻石等仪式外，汉武帝还令群臣为泰山封禅令考证古制、演练仪式、建造官邸、修筑明堂，为了把封禅泰山搞成体系化，汉武帝可谓是不惜劳师动众，费心费力。

    除了封禅泰山，汉武帝还四处祭神、巡行，每次外出巡幸，必是声势浩大，沿途的吏民修路、献礼、迎送，耗费民力、财力、物力无以计数。后世的司马光便指责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重续刘汉江山的汉光武帝刘秀，宣称某夜读《河昌会符图》，见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之句，认为这是天意指示他举行封禅，便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封禅泰山。为封泰山，光武帝遣派役夫一千五百余人整修山道，驱骑三千余人在登封台上垒方石。

    光武帝率群臣登临泰山绝顶，他是坐着车，诸大臣只有自己爬，把些个养尊处优的大臣累坏了。就为此事，光武帝被后来的史官和文人指责，认为其不体恤官员，但这些人为何不指责其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呢？

    唐高宗的封泰山更像是一场表演秀，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上表奏请高宗封禅，皇后武则天“密赞之”，唐高宗听准，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高宗率文武百官、扈从仪仗从洛阳出发，东封泰山，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倭国、新罗、百济、高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其间大队人马光走就走了三个月。唐高宗令山南筑封祀坛，山顶建登封坛，社首山建降禅坛，这又准备了两月。在封禅大礼上，由武则天行亚献礼。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后参与的封禅活动。这有点为以后武则天登基做铺垫的味道。

    封禅结束后在朝觐坛接受群臣朝贺，下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三碑，称封祀坛为“舞鹤台”、登封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并改元乾封。

    前几个皇帝封禅泰山，虽耗用颇繁，但朝廷上下都是一致支持的，可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所进行的封禅活动，却是有不少朝臣反对的。但王若钦与丁谓等朝臣的建议更符合宋真宗的胃口，威震四海，夸示夷狄，显耀功德。宋真宗还是觉自己功业不足，出师无名。为了能封禅，宋真宋怕宰相王旦反对，竟不惜自降身份去拉拢之。随后便是“天书”事件，某日宋真宗宣称睡梦中一神人天降，给了自己一本天书。王旦、王钦若心领神会，马上朝贺，其余大臣也不得不山呼万岁。再其后便是各地都宣称普降天书，天下一片祥瑞之喜，各路官员、僧侣、少数民族与民间代表，一共有两万四千零七十人，奏请宋真宗封泰山。宋真宗也不客气了，带着大队官员与仪卫扈从，去泰山行封禅礼，共耗费国库八百三十余万贯。

    宋真宗之后，帝王来泰山只举行祭祀仪式，不再进行封禅。宋真宗想要封禅泰山，搞了场“天书祥瑞”的闹剧，接下来我们看看更花样百出，异彩纷呈的祥瑞盛事。

    祥瑞奇迹，胡人也弄虚作假

    祥瑞，又称“福瑞”，意为吉祥的征兆。可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神奇的自然现象，如禾生双穗，地出甘泉，祥云彩虹；其二为奇禽异兽，如神龟，巨兽，龙，麒麟等；其三为上天预示，如天书、谶文，以及某人生来就有异常体貌特征。

    按儒家和传统的解释，祥瑞都乃天降，是上天的意图展示。主要归结为三种，其一指某人是受命于天，定当替天治民，这人以后可当皇帝；其二，对当时皇帝与朝廷为政理国的赞扬或表彰，这个皇帝是不错的；其三是与朝代兴亡、皇位更迭有关的——为了证明与祥瑞相关的那个人推翻或取代前朝，建立新朝，是合乎天道的。

    这整个是一个系统，在古代还专门有人以此学问进行研究，也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观察和记录此类奇事。

    现有记载最早的是西周的两代开国君主。相传周文王姬昌为西伯侯时，有赤色的鸟衔着一封用朱砂写的书信飞到他家门前，上书“周当兴，殷将亡”。到了周武王时，周国昌盛，正准备讨伐商纣王，祥瑞络绎而降，一会儿有白鱼跳到了武王的船里，一会儿又有火焰降到了武王的房顶，然后化为一只鸟，一会儿是“五星连珠”。这便是上天告诉世人，商朝气数已尽，授命周朝来取代之。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也有奇迹，《马王堆帛书》中记载，“元年冬十月（公元前206年），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也就是五星连珠。再配合刘邦“股有七十二黑子”、“龙气云集”、“剑斩赤龙”等奇事，汉室当兴也！

    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土人民相比，开化时间晚，野蛮粗俗，但也更朴实无华，没那么多机关算计。不过这些少数民族与汉人接触多了，慢慢汉化，也奸猾了起来，也搞起了祥瑞的玩意儿。

    汉帝国消亡后，中国进入大分裂时代，北朝长期为少数民族所占，史称“五胡乱华”。

    汉赵王朝的刘渊，就是灭了西晋的那位，据《晋书》载，其母生他前，去求子，忽见一只长双角、身披一身鳞甲的大鱼游到祭所，许久才游走。其母当晚又梦到那条大鱼，变成一人，叫她吃个东西，“此乃日精，吃了定生贵子”。刘渊生下来便左手一个“渊”字，他的名字也那么来的。更奇的是，刘渊的儿子刘聪，竟然也是日精所变，其出生时“夜有白光之异，形体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长二尺余，甚光泽”。

    后赵的建立者石勒，他的住处周围“草木皆有铁骑之像，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石勒曾做被抓去做过奴隶，主人好心，给他自由。可不久，他在外又碰到拐卖人口的兵勇，几乎就被抓到，忽然一群梅花鹿从旁边跑过，兵勇们想吃鹿肉，追着去了，石勒趁机逃脱。没走多远，碰到一个老头，那老头说那群鹿是他变的，专门来营救石勒的。话刚说完，人就不见了。

    氐族人创建的前秦王朝，其父子两代均“天赋异禀”，据《晋书》载，创立者苻健，其母梦见大熊后怀孕再生了他。苻健与桓温大战时，新平郡内有一高大怪人言“苻氏应天受命，今当太平，外面者归中而安泰”，而后烟一般飞了。接着奇事又来，有人在河里捞出一只鞋，这只鞋巨大无比，这恰恰证明了，那个怪人存在过！其后的苻坚，其母生他前去西门豹祠求子，当天晚上就梦到一清俊男子，容貌极似西门豹，然后便怀了孕。苻坚出世时，一道神光，从天而降，据说苻坚生下来时背上便有“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的字样。

    后秦建立者姚苌，其兄姚襄进攻洛阳时，一日梦见姚苌身穿龙袍，端坐于金銮殿上，两旁是酋长站着。姚苌征伐蜀国时，一日在河边睡觉，旁人见“神光焕然”，大为惊奇。

    后凉皇帝吕光讨伐西凉时，某夜兵营外出现了一条似龙非龙的怪物，折腾了半宿，第二天再去看时，什么也没有。人们不死心，往远处查看，终于发现地上有鳞甲痕迹，吕光笑道：“黑龙也。”刚说完，便浓云四起，暴雨倾盆。部下们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大将杜进又解释又献媚：“龙者，神兽，人君利见之象。”“易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斯诚明将军道合灵和，德符幽显，愿将军勉之，以成大庆。”吕光自是欣喜，对杜进等人大加赏赐。

    北燕皇帝冯跋，据说他居住之处，常有云气冒出，不仅如此，那些云气还构成了楼宇的形状，人们都啧啧称奇。又有某日，冯跋见天门大开，一道神光下坠。再有一天，其弟冯素弗和堂兄冯万泥等，还在河边看到有金龙游过。冯跋还有奇怪处，“每夜独行，猛兽常为避路。”

    南燕皇帝慕容德出生之时，其母尚在睡觉，梦见一个太阳钻到她的肚脐眼里。长大后的慕容德相貌奇特，异常英伟：“额有日角，偃月重文。”慕容德即位之时，大臣王景晖送上《玉玺图谶秘文》，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复刚。同时有童谣配合，“大风若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唯有德人据三台。”这么搞法，想不当皇帝都不行了。

    西秦几代帝王没有神迹，但其先祖有，自然也算得上神脉相承。其祖先所在的一支部落在迁移途中，在大阴山见一巨虫横于路中，那巨虫状似神龟，壮硕若小山。人们杀马祭之，又跪又念祝词的。祝词念完，巨虫不见了，却出现了一个小孩。人们见小孩可爱，便将其收养了下来。而这个小孩便是西秦王室的先祖，非凡物也。

    以上仅是再现东晋十六国时的少数民族政权君主们的“神迹史”，与中原王朝的比起来，那还是相当简略粗泛的，有兴趣者可参阅其他各王朝君主们的记载，总之内容大概都差不多——某某君主在其出生前后，便有祥瑞相伴，在其一生中又会有无数奇迹神迹，想要说明什么，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吧。

    文人的悲哀，官样文人

    皇帝身边，朝廷里，总有一种人——文人，俗称“御用文人”。应该这么说，在帝制下，想做官的文人都是御用文人，儒家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两项可以自己完成，可后两项非体制帮忙不可。再有才华，考不中科举，又无人举荐，那便只有“怀才不遇”了，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不过也好，他们没做成官，或做官没坐稳，精力没放在左右交际与对上的迎奉上，而是放在了思考与创作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笔厚厚的精神财富，可谓民族之幸。试想，若屈原被楚王赏识，若陶渊明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若杜甫没被李林甫“野无遗贤”政策所害，若苏轼不在“朋党之争”中左右不是人，若曹雪芹家底不败，哪会有今天能看到的这么多的传世名作？

    古代人注重“气节”，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骨气、尊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也是人之四维。人若不顾廉耻，不要脸，那么鬼神都会战栗。在功名利禄面前，有人选择了宁折勿弯，有人选择了弯腰驼背，这也倒罢了，在强力面前，很少人能抵住压力，不过更出格的是，那些弯腰驼背的人，还能写出媚态十足的诗文，干出媚态十足的勾当，大展其能，大献其忠，以取悦皇帝。人都到这份上，也算是人杰了。

    中国历史上的御用文人实在太多，不可能逐一罗列。这里我先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就说纪晓岚，他的学识才华均在当时可称翘楚，也没做过多大的坏事，我对其本无恶意。只是这十来年里，一系列关于纪晓岚的影视作品，把个纪晓岚演成了诸葛亮再世，睿智幽默，机敏善辩，把个乾隆跟和珅玩的团团转。事实上呢，纪晓岚哪有这么高明，他充其量不过是乾隆身边的玩笑机器。乾隆自称十全老人，自视甚高，好像自己什么都天下第一。当时的著名文人，都被他戏谑过。像方苞、刘墉这种类型的，多少还有点风格，偶尔会有些抵触情绪，皇帝也不能因为这个便砍人家脑袋，但心中不快。不和他们玩了，找谁呢？纪晓岚。纪晓岚确实有很多优点，其一，不管如何戏弄如何讥讽，都不会动怒；其二，没一般文人的匠气，性格活泼，常有幽默之词。这恰好对乾隆的胃口，不生气就可以长久玩，又活泼幽默，便会妙趣横生，不憋闷。乾隆在位期间，纪晓岚一直都很得宠，仅次于和珅和福康安。纪晓岚三次出任礼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并得到总裁《四库全书》这样扬名立万的机会，恐非是因常说的才学高深吧，若论才学，方苞等人不比他差。纪晓岚不愧为“总裁”，在其主办《四库全书》时，收集材料，集合成卷，凡是不利于满族，不利于皇室的文献全被裁掉，尽合乾隆老爷子的心意，不过却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曲挽歌！

    有得必有失，纪晓岚太无风骨，在当时就被很多朝臣不满，因此有了“优伶学士”的称号，这也算是实至名归。咱看看纪晓岚的绝世妙笔就知晓了。纪晓岚的吹捧文章有《八旬万寿锦屏赋》、《蛮陬贡象颂》、《礼部恭请举行万寿圣节庆典事折子》、《恭谢八旬万寿升秩贷宗展仪阕里直隶广学额免积久加赈一月折子》、《御制节前御园赐宴席中得句恭跋》、《御制寿民诗恭跋》、《御制八徵耄念之宝恭跋》等，至今都还传世，在乾隆八十寿辰上，纪晓岚所作的《祝釐茂典记》：“乾元各正，虽溥育天寰中；巽命重申，再加施于格外；更于颁诏之后，命普免天下钱粮。九州成赋，为数原多，一体蠲征。承因最溥，滋培有素，已两停转粟之舟；敷锡无疆，又四辍催租之吏。膏雨一时而再降，九谷增蕃；福星每岁而移躔，三年遍到，固宜尧封禹甸，人人后舞而前歌。”把乾隆吹得是功盖三皇，德高五帝，这几千年来，就他天下第一。干瘪瘪的直吹没意思，人家是精较文字，深究文理，骈四俪六，洋洋洒洒，浩浩汤汤，乾隆能不高兴吗？

    纪晓岚于嘉庆元年做了一篇《圣制十全老人之宝说跋》，他其实在四年前便已做好此跋，在新皇登基之际，纪晓岚抛了出来，其目的是拥护皇位易主，向新皇示好。

    臣弱龄通纪籍，实在正位初元，仰蒙教育豢养六十一年，沐圣泽者久；又叨侍禁籞，日闻揆蠡测，终与逖听者殊。

    我听我视，天益嘉而笃其祜。即今五世同堂，康强逢吉，亲举皇帝之宝，授受于太和神殿。觉自古勋华，虽圣人而非父子；沿及唐、宋，更无论焉。岂非至诚感神，故神符灵契，用成旷古未有之盛，用向旷古未有之福哉！

    嗣皇帝以至诚而承圣训，继鸿庥道与太上皇和符，则景祚与太上皇和符又可知也。我国家亿万万年无疆之庆，实基于此矣。

    时间选得对，文章写得好，嘉庆照样对纪晓岚恩宠有加。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纪晓岚死，嘉庆皇帝特意为纪晓岚写了《恩论》、《谕祭文》和《御赐碑文》，其中御赐碑文上“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评价相当之高。

    伴君如伴虎，御用文人也不好当。乾隆可谓历代帝王中附庸风雅之登峰造极者，尤好作诗。这老人家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作诗最多的人，多达五万来首！可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没几首能流传下来。这五万多首诗，即使乾隆那样的高龄，哪怕从生出来，直到死，都要大约每天写2.5首，可见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在皇帝手下人才济济，能为其捉刀（代笔）多多益善。为乾隆代笔的人，据说有纪晓岚、刘墉、和珅等，但已不可考，但能确定无疑的是沈德潜。此老在文坛与民间都素有声名。到沈德潜已经六十多岁了，皇恩突降，乾隆擢其为内阁学士，登翰林讲席。无利不讨好，沈德潜后来才搞明白乾隆要他做捉刀客。皇恩浩荡懒不得，沈德潜抖擞精神，给乾隆写了一些还不错的诗，乾隆非常满意，对其尊崇有加，曾肉麻地赐诗：我爱沈德潜，淳风挹古福。乾隆甚至把沈德潜同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这些文坛巨人相提并论，若此四人地下得知，定会气得跳出墓穴。

    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沈德潜死，终年97岁。乾隆追封其为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专为其写了挽诗，可谓极尽哀荣。沈德潜死后，他的门人为其整理诗集，把以前沈德潜给乾隆的诗也收了进去，也怪沈德潜不遵守“职业道德”，既然是捉刀客，哪能给主顾代了笔，还署名，将那些诗歌划于自己名下？如此一来，捉刀代笔一事，不就穿帮了？主子尊面还何在？沈德潜曾为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捧场作序，徐述夔的诗集中有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有影射清廷之嫌，后被定为反诗。沈德潜自己的诗集中也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诗句，这不是说清廷是“异种”吗？数忌并犯，乾隆天威震怒，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并令掘坟剖棺，鞭尸泄愤。沈德潜家人被殃及池鱼，抄家夺财，速速败落。

    虚浮的版样，官样文章

    关于官样文章，估计大家都不陌生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流行甚广，主要用于朝廷、官府，有时民间也在用。

    通常的解释是，有固定的格式和套语，多内容空洞、徒具形式、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活动或空话。《辞海》中的专门解释是，谓像官场例行公事的作风，用以指表面堂皇、内容空虚，不切实际的言论或措施。

    官样文章是不管实质内容，不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先把官家形式达到再说，越是“繁文缛节”，越显得水平高。也无需看效果，先把过场走好再说，越是夸大，越是像模像样，越是证明办事努力、用心。态度决定一切！

    官样文章与官运、仕途休戚相关，因而能生生不息。其一为官僚间互相的应酬、赞贺，谁不想听好的，纵明知是虚伪造作，夸大其词，软语柔词，钻进耳里，受用不尽。其二是应付上级的检查、考核，先把自己的所谓各类政绩，千百倍的泡涨了，用讲究至极的文字给烘干，再挑点不痛不痒之处，作为自己的不足与缺陷之处，以为自谦，最后当然还要把上级给吹捧赞扬一番，无非领导有方，栽培有道之类的称功颂德之词。其三为应对民众，明知一般人文化水平低，却把个官文、通告写的如天书一般，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民众不懂，也懒得去看，只承认官方水平高。

    本人在网上随便找了几篇古代的官样文章。

    曰：臣闻开盘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昔秦皇置牧守而罢诸侯，魏后匿谄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传于异性。此事之明，甚于观火。然山川设险，非亲勿居。且蜀土沃饶，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为祸先。是以明者防于未形；治者制其未乱。方可庆隆万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龙颜，膺乐推之运，参天贰地，居揖让之期。亿兆宅心，百神受职。理须树建藩屏，封植子孙。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抑近习之权势；崇公族之本支。但三蜀、三齐，古称天险。分王戚属，今正其时。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则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盛业洪基，同天地之长久；英声茂实，齐日月之照临。臣虽学谢多闻，然情深体国。

    ——抚慰巴蜀还（于宣敏 后周）

    戎翟，国之寇；经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昔东平王求《史记》、《诸子》，汉不与之。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惟诡术也。东平，汉之懿戚，尚不示征战之书；今西戎，国之寇仇，安可贻以经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决，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则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千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废兴之兵；深于《春秋》，则知用师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书檄之制。此何异假寇兵、资盗粮也。臣闻鲁秉周礼，齐不加兵；吴获乘车，楚屡奔命。丧法危邦，可取鉴也。公主下嫁异国，当用彝礼。而反求良书，恐非本意。如不得已，请去《春秋》。夫《春秋》者，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诚与之，国之患也。翟固贪婪，贵货易土，正可赐以锦彩金玉；无足所求以资其智。

    ——吐蕃金城公主请文籍疏（于休烈 唐）

    皇帝制曰：翰苑乃文章之府，职任非轻学，掌为制诰之臣，才名至重，俗称斯选，实难其人。兹尔曾从龙，学问藏身，才华饰国，诗赋有金石之妙，词章若玉结之容，早缀巍科，清誉驰于翰墨。顷居台宪，威兴于朝纲，伟哉！礼乐之英，卓尔文章之杰，是用为翰林院左春坊大学士。汝宜尽掳素蕴，益竭丹衷，石室细书，宜仿严谨之笔，玉堂草诏，还期启沃之资，钦哉朕命。

    ——南宋皇帝宋宁宗为状元曾从龙的一个任用诏书

    这还是官样文章中，相当精简的了，但看过后，还是觉得冗沓不已，几句话便能说清楚的，非要尽华美之词来显示中华文化吗？

    古代皇帝也有对这种啰啰唆唆的奏章极为反感的，譬如朱元璋。

    大臣们自诩文采过人，常常在奏章上迂回曲折，以显其胸有万点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送来了一份有一万七千字的奏章，命中书郎王敏站着读给他听，王读了六千多字，还没入主题。朱元璋一听空话连篇，把茹太素暴打了一顿。第二天，朱元璋躺在床上，又叫人接着往下读，读至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正文。朱元璋叹息摇头，在上批示：冗文赘句即乏味，直言快语斯有为。鉴于此事，朱元璋严令大臣，奏事必须精简，切忌套话无穷，只陈实事即可。为此他还规定了格式，以限制冗文长篇再行泛滥。

    一统的天下，官家太平

    朝廷上有帮敬业的“史学家”，以春秋之笔为王朝描绘盛世蓝图；有帮精干大臣，用官样文章来体现王朝威仪；有帮御用文人，以文韬武略为帝王提供最高层次的贴身服务。

    地方得响应中央号召，以维护上下一心，天下醇和之局面。

    有一南宋文人，记载了当时的官场琐事，其中有一篇，我觉得很好玩，拿出来与读者分享。这篇小笔记，翻译成白话文，本人再组织了一下，大致就是下边的样子。

    南宋时某知县的为官之道是多睡多吃多玩多拿少做事，唯一需要做的正事是打通上边的关节，左右逢源，东西均利，县官虽不大，也能逍遥自在。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既庸又贪的官吏辖制下，那地方岂能好起来。民多苦之，还有百姓到知州那里去越级上告，无奈知州受了那知县不少好处，处处庇护。

    为保持体制运作，督促各级政府办事，每年都有上级的检查，虽然已经沦为了形式，还是不得不做。到了检查考核的时候，明天知州大人就要下来视察，知县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连忙吩咐人办事。虽然他知道即使不准备，知州也不会难为他，不过面子工程是要做够的，否则知州不好办。

    知州第二天便来，先看公文，知县早就叫师爷做好了。再看府库，钱粮器具均完备，知州不免大疑，你小子能把府库理得如此像模像样？不是外人，知县嘿嘿一笑，在知州耳旁轻语一番。知州也是会心一笑，赞其有心。原来府库里装粮的仓，下边全垫着石头，上边薄薄的一层才是米。再到县城四处查看，知州哑然失笑，那些开店的、做小买卖的，一眼便知是衙役所扮，连个算盘都不会打，账都算不清，还做生意？知州早已通晓，这知县敲诈商户狠毒至极，以至于再没人敢在县城开店了，知州之所以不追究，是因为这知县将大部分所得，都给了自己，这么好的一棵摇钱树，为何要拔除？知州逛了一圈，大赞知县治理有方，政绩显然，享用了知县精心准备的美酒佳肴，便打道回府。送走了知州，知县回到屋中，欲睡未睡，心有所思，县上的商人都被吓跑了，农夫们又都是穷鬼，下一个钱罐该到哪里去寻？正迷迷糊糊着，有仆人通报，有大官来视察。县官奇了，知州大人怎么又回来了，难道是嫌刚才送的礼不重，又回来索要其他？堂堂知州，断也不会如此下作。

    知县急忙穿好官府，到堂上迎接上官。这位官员没见过，但气势甚重，一看官服，居然是正三品大员才能穿的！此次来的上官是本道制置使兼安抚使，节制本道内各州军政大事，是自己的上司知州的上司，赫赫一封疆大吏。制置使也是来视察地方的，不和知县多废话，便要知县带他各处察看。照例先看公文，开始时制置使尚还觉得做得不错，继续翻阅时则满脸阴气，当即指出哪些地方漏洞百出，哪些地方画蛇添足，哪些地方全是谬误。接着看府库，制置使围着粮仓转了几圈，叫贴身侍卫拿刀去捅，铿锵作响，没有米流出，只有些石屑掉落。然后到街上去看，那些冒充的商户，一个个被揪了出来，不得不承认是知县授意这么干的。制置使还去看了堤坝，发现它早已年久失修，破破烂烂，如一堆废泥。制置使少不了大骂知县一顿——不守官道，尸位素餐。于是，制置使连饭也不吃，愤愤而走。从公文，到府库，到街上，到堤坝，所有问题都被人家给拔了出来，知县悠闲不起来了，看那制置使的架势，觉得自己大祸临头了。知县赶忙找师爷商量，可师爷也想不出法子，只有硬着头皮去求援知州了，他受了自己那么多好处，怎么也得帮一帮，否则，否则就把他的事也抖出来！

    知县骑马飞奔至知州府邸，见邻县的知县也在，不禁面面相觑。原来邻县遇到的情况也一样。知州也不知如何处理，为今之计，只有先等等，制置使是新来的，虽义正词严，但那也是官话，依他的为官经验来看，或许还有转机。在焦头烂额的几天等待后，知州把知县叫了去，给了他一张公文，上面是制置使对此次视察该县的评语——治理有方，地方无事。知县一下懵了，此是何意？知州笑问，你以前是如何做到治理有方，地方无事的？知县茅塞顿开，刚忙回家筹备礼物。

    不仅如此，知县甚至进了朝廷的表彰名录！知州年老退休，知县因“政绩卓越”被提拔，升任知州。

    上边一片大好，地方也必须得一片大好，正推反推都可以——完美的逻辑。州县上治理有方，地方无事，各个地方都如此齐整，地方的总和就是全国，就是天下，那便不是宇内得治，四海升平？

    四海一家，朝贡外交

    商周以降，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为世界之中心，周边各地都是蛮夷未开之地。“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便将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地的关系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和贡的历史久远，班固《汉书》中有“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而在一些文献中有帝舜时期西王母来朝的记载，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朝贡商周王朝的记载。

    “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上贡者为朝贡国，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管有过什么深仇大恨，慨然接纳之，两国便再次睦邻友好了。无有厚利，无所谓友好。少数民族甘于朝贡，“称臣纳贡”，是因为能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赏赐”，而且这种赏赐是数倍与他们的纳贡，何乐而不为？无所不有的中原王朝则以强盛国力为后盾，舍点财物，换得对方屈服，那才真的是“四夷顺而天下宁”的盛世局面，八方来仪，天下太平，又何乐不为？

    双方契合度达到一致，中国式的朝贡外交便勃兴而起，一直持续到清朝。

    “极天极地皆王臣，极天极地皆王土”，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那些朝贡的异族、异邦只是外交关系上的顺服，并非实质。于是乎，中原王朝这边便采取怀柔、仁德的手法，意图从心理上征服外邦。在财力允许下，尽可能多地赏赐外邦，打肿脸充胖子的情况也有——不但送钱送物，还陪着外邦使臣到处游玩，以见识中土之繁荣昌盛；热情好客，善加对待，如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基本上各个时期，中原王朝都不会亏待外邦使臣，即使是自己“勒紧裤腰带”。最后一招便是企图用中华的礼仪规章来自示文明昌达，让外邦自惭形秽，“以礼化夷”，外邦使臣要参拜皇帝时，都必须先学习各种朝贡礼仪，会见之时，要以藩属朝贡觐见之方式，行跪拜礼。马嘎尔尼访问乾隆时，乾隆专门派了朝中大员去教习马嘎尔尼学习跪拜之礼，可马嘎尔尼太“笨”，学不会，硬是不跪。朝中很多官员便耻笑马嘎尔尼终究是番邦外夷人，体格有异，难行教化。

    朝贡外交是亏本的生意，而且是严重亏本。

    外邦贡使进入中原，沿途差旅吃穿全由中原王朝包办。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客的中原人自然不能怠慢人家向化的诚心，外邦使团人吃的是大鱼大肉，连马儿吃的都是上等草料，当然费用由中原王朝掏腰包。

    外邦早知道中原王朝的外交意图，他们所呈的贡礼，也就是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并无多少经济价值。他们眼睛里盯着的是中原王朝的回赏，运气不好的话，数倍，运气好的话，数十倍，中原王朝的皇帝富有天下，自然不会小肚鸡肠。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有时候皇帝高兴，会体贴外邦国小财乏，也就发话，尔等小国，有诚心即可，何必还献物？人家一听上了心，下次果然空手而来，只等赏赐。

    好客的皇帝隋炀帝为了炫耀国力，在张掖开设“万国贸易会”，用厚礼引诱西域的商人来天朝做买卖，还下诏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大业六年，为了迎接西域诸胡、突厥、蕃人等酋长，炀帝在洛阳端门外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乐工一万八千人，音乐声传出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通明，整整狂欢一个月，费用无数，自此以为常乐。隋炀帝还要求各市集统一规划，看着有气势，“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又下令市肆酒楼，胡人商客吃饭喝酒不要钱，吃完饭还要对这些“外宾”讲：“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有胡客看见树木都用上等绸缎包裹，就说：“中国也有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干吗不把这些缠树布给他们做衣服，缠树装饰有什么用？”这个没有提前练习过，所以洛阳的市民愧不能答。

    明成祖也很好客，朝鲜国王李芳远来朝贡，明成祖龙颜大悦，一次就派使节去朝鲜赏赐李芳远本人“白金二千两、文绮表里二百匹、纱罗绒锦五十匹、马二十匹赐芳远”，赏赐王妃“文绮表里八十匹”。还允许朝贡船队可运载本国货物来明朝销售，亦可在明朝采购货物回国，不收关税，如此一来，朝贡船队来回一遭后必定利润丰厚，对大明朝廷自是感恩戴德。

    中原王朝这边是“厚往薄来”，只要政治利益，不要经济利益，对外邦而言，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都竞相来中国朝贡，以图巨额回报，反正有冤大头可宰，而且人家乐于这般。在朝贡中国这件事上，外邦之间甚至还发生了一次“争贡事件”。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有两拨日本国的朝贡船队到达当时的东南第一大港——宁波，由市舶司衙门设宴招待，这两拨贡团分别是大内氏和细川氏。朝贡也不是谁都能来的，必须有持明朝廷颁发的“勘合”，才有资格。本来“勘合”在另一个足利氏大名手中，但却被新兴强者大内氏夺取。细川使团的遣贡使宋素卿是个华人，深知明朝官场运作规则，便买通了市舶司的官员，先办了手续，并让他们优先进港验货。大内使团拿出“勘合”比对，发现已经被“作废”，经调查才知道是宋素卿搞的鬼。在宁波市舶司安排的宴会上，细川使团被列为首席，大内使团怒火中烧，当即发作，两个使团在宴会当场便打了起来。大内使团想杀宋素卿，却给跑了，便耍流氓，放火烧了宴会厅和细川使团的所有船只，还杀掉数个明朝官军和居民，而后在宁波四处抢掠，夺了一只船扬帆而去。明廷为此罢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海禁逾十七年。

    蒙古瓦剌与明朝处于敌对态势，但休战期间不妨碍其朝贡。当时明朝对瓦剌的朝贡也有规定，比如每年贡使不能超过五十人，瓦剌开始尚遵守，不过慢慢地就耍滑起来，后来瓦剌每年派来的贡使都在两千人以上，明朝怕惹火了瓦剌，也听之任之。这么一大帮子人，自然是所用浩繁，仅一个大同，便每年因招待使团耗银三十万两，至于其他城市，没有详细记载，不过肯定不会寒酸。和汉人打交道多了，瓦剌也狡猾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又派来两千名贡使，称来给明朝贡马。由于大太监王振不肯多给赏赐，而且给瓦剌的贡马价格，也没以前高。早就有南下之心的瓦剌，找到借口，便分兵四路猛攻明朝北疆。少年天子明英宗血气方刚，被王振一撺掇，便决定率领二十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全军覆没，自己也被逮了去，这便是“土木堡之变”。

    和中国交道少的中东、欧洲国家，渐渐摸准了中原王朝的“脉”，也来朝贡。自东汉桓帝时，就有罗马商人冒充是罗马皇帝的使臣，到了洛阳觐见汉桓帝，东汉朝廷也没拆穿他们，反给了大量赏赐。此后的魏晋、隋唐时期，“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罗马、拜占庭、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多次冒充朝贡使来献礼，每次得到的自然是大大的馈赠。

    厚利诱惑下，连本国喻义轻利的中华子民也打起算盘来，有些胆大妄为的“刁民”，经过一番化妆后，也冒充外国人来朝贡，朝廷见外邦来朝拜，便大喜过望，也懒得甄别判断。屡屡得手后，激发更多人来冒充外邦使臣，这下政府发现了，遂严厉打击之，南宋时，宋高宗还专门定了条法律：“诸冒化外人入贡者，徒二年。”这之后冒充外邦贡使的人才少了起来。不过一旦管理松懈，就又有人浑水摸鱼。

    只要积极朝贡，表示对中原王朝的恭敬，就能得到大量的赏赐，于是朝贡者络绎不绝，中原王朝在各国眼中是最肥美之肉。可中原王朝也有财力枯竭、捉襟见肘的时候，再说也得有个严格的规定，才能表明朝贡的神圣性，所以历朝历代都有相关细密的规定，某国几年来进贡一次，只能带多少人。相隔时间越长，次数也少，带的人越少，能上贡的东西少，相应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少。于是各国对中原王朝的皇帝百般献媚，曲意奉承，在甜言蜜语的沐浴下，皇帝们通体舒适，便格外宽限那些乖顺的国家能多来几次，多带些人，以示天恩。这慢慢就发展为层次分明的朝贡分级体系，以“一年一贡”、“两年一贡”或“三年一贡”的分别对待，来区别各国与中原王朝的亲近疏远。

    “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七十二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常常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位子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仿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些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给中国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这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一段记载，利玛窦和一个葡萄牙籍的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在中国结识后，知道了这一情况，觉得很有趣，便将其记下。这里简单交代一下鄂本笃，他本在莫卧尔王朝传教，突然萌发了探险的欲望，想搞清楚传说中的契丹是不是中国，便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了西域地区。公元1603年底，鄂本笃到达喀什噶尔首府叶尔羌，在此地他碰到一个前往契丹朝贡贸易的商队。半路上商队又碰见了从北京回归的穆斯林商队，方得知，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京城是北京，又叫汗八里。公元1605年，鄂本笃到达肃州，等待前往北京的使团，从此他知道了什么叫所谓朝贡。

    到底是人家在朝贡我们，还是我们在朝贡人家，此文近乎是捅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一个稍有点眼力的人便知道的秘密。

    存在未必一定合理，但肯定有它的道理。朝贡外交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末，足足存在了三千年的时间，历朝都在行用。其利处差不多便是——怀柔周边各族各国，睦邻友好，减少摩擦，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即化干戈为玉帛。其弊病是耗费国库，纵长了周边各族各国的贪婪之心，不断以各种理由来朝拜，换取高额回报，甚至用强兵攻之，使中原王朝拿重金厚物来赎买和平。更坏的地方是，长而久之，朝贡外交铸成了各王朝爱面子、好形式的坏风气，君王以挥洒豪情来换取各族各国使臣的跪拜，而不顾财政虚乏、百姓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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