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破你衣服的我的手

    越是华丽的、轻盈的衣裳，越经不起大力撕扯。而伸出蛮横之手，一次次扯破中华帝国的，便是以北方为主的游牧民族。盛世被他们打破，体面被他们割裂，尊严被他们践踏，只留下一片焦土，和一个烂摊子。热衷于表演的国家和民族，终究是要招致惩罚的。

    单纯以汉民族而言，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三次“屈辱”或“丧乱”的浊流经历。第一次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第二次是蒙古入主，第三次是清军入关。在此浊流中，攻伐屠戮，血肉横飞，文明倒退，世道沦沉。

    “五胡乱华”时，北方在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胡”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掌控下，诸族尚保留着大量的原始与野蛮气息；可一旦得志，便凶性大发，其中尤以羯族，白匈奴，鲜卑族三族最甚。蛮族烧杀抢掠是家常便饭，更可怖的是直接以活人做军粮，这在东晋十六国的多个政权中都有发生。慕容鲜卑在公元304年的一次抢掠中，就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一边走一边吃，一边奸淫，剩下的八千名少女吃不完，便全部赶入水中淹死，易水为之断流。十六国多暴君，其中之最是羯赵（后赵）的石虎，石虎为人荒淫奢侈，残暴凶忍。为求宫室壮丽，在襄国造太武殿，在邺城造东西宫，先后动用数十万人，活活累死的人以万计。石虎不顾民力，干旱时节依然大肆增加苛捐杂税，百姓们卖儿卖女也交不上，有的索性全家在树上自吊而死，石虎还强抢民间二十岁以下、十三岁以上的女子三万多人，姿色出众的便留在宫中供其淫乐，其余分三等级，配给官吏为奴婢。民间有反抗夺其妻女的，石虎一概杀之。对石虎不满的民众、将士，石虎绝不手软，或杀其身，头悬于城门，或干脆拿去喂狗。当时“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外国的使者一路而来，见树上挂满死尸，城墙上悬着人头，还有成堆的尸骨堆成“尸观”，惊悚木然，以为自己下了十八层地狱。《晋书》上对其的总评是：“季龙心昧德义，幼而轻险，假豹姿于羊质，骋枭心于狼性，始怀怨怼，终行篡夺。于是穷骄极侈，劳役繁兴，畚锸相寻，干戈不息，刑政严酷，动见诛夷，惵惵遗黎，求哀无地，戎狄残犷，斯为甚乎！”不过，胡人的残暴，招致了北方汉人同样残暴的报复，最突出的便是冉闵的“灭胡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汉人早已恨透胡人，于是竞相追杀，发展到后来竟无法控制，“高鼻多须者多被滥杀”，史载仅邺城即有二十余万人被杀，冉闵灭胡令出具后，有数百万胡人被杀，胡人亦猛烈地反击。相互的大仇杀，使得人口数剧降，后赵灭亡时，华北地区不到三百万人，比前个政权汉赵的七百万人，少了一半多。

    蒙古帝国的疆域为世界之最，其所屠杀人数也为世界之最。蒙古帝国在其扩张过程中，总共屠杀人数约为两亿人，其中汉人约为三千万至四千万，包括金国与南宋两地的汉人。蒙古人之所以会创下杀人记录，与其军事战略有关。蒙古人坚信暴力的威慑作用，如果主动投降，同时交纳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并将十分之一的人口编入蒙古军或独立部队，名为“签军”，可免遭屠戮；而一旦拒绝投降，在蒙古人全面攻击后，城池被攻破，其全城必遭屠城。蒙古大军令人闻风丧胆，其威慑力果然起了效果，一听蒙古人要来了，便纷纷开城投降。但也有时候蒙古人言而无信，人家乖乖投降，仍遭屠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兵多用诈术，不惜为种种然诺，诱敌开城，城民之过于轻信开城乞降者，蒙古兵则尽屠之。虽先发重誓，许城民不死，亦然。凡大城皆不免于破坏，居民虽自动乞降，出城迎求蒙古兵之悲悯者，仍不免于被屠。盖蒙古兵不欲后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后顾之忧也。”蒙古人“以战养战”，一切都以军事为前提来考虑，若某地人口繁密，财物丰厚，杀其众，夺其财，分之于士兵，能激励士兵斗志和战意，必屠之；若某地为军事要冲，不能留下任何进军和退军的后顾之忧，必屠之；若某地声名显赫，屠城可威震其他地区的人，必不放过。譬如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一百万人为此殒命。有外国使者到了中都，发现这座曾经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一堆废墟，到处是人的尸骨，地面滑滑的，沾满了人油。蒙古人的征服史就是一部屠杀史，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所有关于那段历史的史书、文献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便是“屠”与之后的数字。元朝灭掉南宋后，实行民族等级制度，汉人为末等。怕人数最多的汉人造反，禁止汉人持有兵器，几家人共用一把菜刀。禁止汉人迁徙，实现严厉的连坐制度。法律明文规定了各类人的身价，汉人自是最贱，不如半匹马值钱，在元一朝，奴隶买卖又盛行起来。而且更为可恶的是，汉人少女的初夜权归蒙古人，为此当时民间会将头胎打掉。元朝末年时，还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这五个汉族大姓，不过还没等实施，便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蒙古人当年的成功与失败，都差不多归结于，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所以在进攻时，不会受任何羁绊，同时也是由于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被征服的民族对其没有一点情感寄托，这个曾经最强大的帝国，不足百年即被满腔怒火的各民族掀翻。

    清军在入关之前，便对汉人以杀款待。努尔哈赤有“双向分析法”，他怕穷人饿极了会造反，便将贫民集中起来杀掉，称“杀穷鬼”，而后又怕富人被敲诈多了也会造反，又把富人集中起来杀掉，称“杀富户”，总之杀穷杀富，他都有理论支持。努尔哈赤前后共杀辽东民众三百余万，大多数为汉人。皇太极稍好些，可也有兽性大发的时候，比如破锦州时，“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清军入关之时，那些旧明的官员还信誓旦旦要为朱明王室报仇，刚遭受李闯农民军肆虐的华北地区，还曾一度拥护之，可清军入北京，旧明百官居然前来迎接。清军南下时，遭遇的抵抗也并不激烈。后来清军推行“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汉人古代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现在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加之“圈地令”等苛政的出台，向来柔软的江南人，都群起抵制，誓不剃发，这激发了清军的凶性，暴力者只会相信暴力，你不服软，我就屠！从此屠城络绎而来，遍布神州，见诸史册的便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等等。“扬州十日屠”被杀男女八十万，平均每天八万。嘉定三屠杀了五十多万，每一屠便是十七万。江阴一个小县城，便杀了十七万人，仅五十人幸存。他们直接屠杀的汉人约为二千万左右，其他死于战乱的人数更多得难以计算；对反抗的其他民族也不含糊，杀苗民一百万，杀准噶尔部人六十五万，此部绝种。

    后来的日本人二战中在中国的表现便不多说了，但有日本学者就不服气道，蒙古和清人杀的中国人更多，为什么现在就揪着日本不放？在他眼中，中国人就是该杀的份，谁杀的少，谁就是善人。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言论真是岂有此理！

    游牧民族简史

    言归正传，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简略历史。按目前史学界较统一的说法，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六大流派。

    一、匈奴部分

    其起源时期仍存疑，在西周时期就生活在蒙古草原，以大小部落割据一方，或混战，或南犯中原，“时大时小，别散分离”。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势愈强，活动范围极大，数扰燕、赵、秦边境。统一华夏的秦朝，收拾好南方后，便给了匈奴个下马威，将其逐出河套地，“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秦二世而亡，天下又分，匈奴却重新统一在冒顿旗下，灭秦败楚的刘邦北击正在兴头上的匈奴，惨遭大败，被困白登，差点没能活着回来。此后吕后、文景时期，汉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曲意奉承之，匈奴汗国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

    汉武帝时，汉朝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开始，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兵败五原，空前剧烈的汉匈大战才暂告一段落。此后汉匈之间或战或和，并无太大的交锋。匈奴受到沉重打击，内部又陷入分裂状态，“黄金时代”一去不发。

    在西汉末至东汉初年的几十年光景里，匈奴再次崛起，对东汉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自公元73年至公元91年，东汉王朝连续对匈奴用兵，经营西域的班超又联合西域各国在背后捅刀，匈奴数度受挫。北匈奴带领残部向西迁移。南匈奴示弱，依附于东汉王朝，被安置于河套地区。

    东汉之后，南匈奴又受曹魏、西晋节制，抓住西晋“八王之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汉化的南匈奴人刘渊起兵，灭了西晋王朝，创建了汉赵王国，而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胡夏、北凉二国，也是匈奴人所建。

    这是匈奴人的“回光返照”，南北朝时期，匈奴人或被彻底汉化，或化入其他族，在中国再无匈奴一族。匈奴为后来突厥的先祖，另外匈奴人为蒙古族族源之一，另一大族源为东胡，下文待讲。西迁的匈奴人曾和罗马帝国缠斗，加速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或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了今天的匈牙利人。

    二、东胡部分

    东胡与匈奴是并立的游牧民族，因居于匈奴之东而得名。东胡一词首见于先秦文献《逸周书·王会篇》，“东胡黄罴、山戎戎菽”，大约在商周时期，东胡人就已在中原王朝的北方活动。

    在春秋战国时，因中原各国争霸内战，无暇北顾，东胡坐大，最盛时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东胡与燕、赵接壤，曾数次侵扰两国边地。东胡还趁匈奴各部落争斗时，敲诈侵凌匈奴，为此两族结下深仇。

    在战国末期，东胡相继被燕将秦开和赵将李牧大破，势力消减，但贪婪本色不变，后来匈奴的单于冒顿刚即位时，东胡又去强索宝马、美女。冒顿明着全答应了，背后却“暗度陈仓”，趁东胡轻敌无防时，近乎并全族兵力，对东胡发动了全面攻击。东胡仓促应战，大败，各部落随之瓦解，成为匈奴的附庸。

    往东撤退的东胡人，迁徙到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原本就存在的东夷等族，杂居融合，逐渐演化成乌桓和鲜卑两族。乌桓无大作为，被曹魏所灭。鲜卑人却在匈奴衰落后大展身手，他们从大兴安岭迁移到蒙古草原，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迁后，成为新的草原霸主，所辖广阔，“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

    西晋亡灭后，北方大乱，鲜卑人乘势南下，其中的一支部落——慕容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诸政权，其余还有乞伏氏建立的西秦，秃发氏建立的南凉等政权。还有一支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并于公元439年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刘宋并立，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北魏在孝文帝时期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北魏封建化过程，也加速了鲜卑族的消亡过程。公元534年，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公元567年，北周灭北齐，又重新统一北方。此后北周权臣杨坚，篡周建隋，并于公元589年渡江灭陈朝，合并南北，统一了中国。

    东晋至南北朝的乱世中，北方各民族相互厮杀与融合，鲜卑被完全汉化，隋唐之后，便再无鲜卑一族。

    鲜卑主体在中原被汉化，但其余部分远离中原反而保持了民族特性。其中一支吐谷浑向西北进发，控制了青海、甘肃地区，并长期控制这里，一直延续到唐朝中期。另一支停留在大漠的鲜卑，与匈奴、敕勒、汉等各民族融合，构成了柔然一族。从三世纪起，柔然兴起，收并各地，创建了疆域宽广的柔然帝国，柔然极盛时，控辖大漠南北，“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北魏统一北方后，为避免腹背受敌，便强兵压境，企图驱逐甚至铲灭柔然帝国。在北魏连续重击下，柔然虽未灭国，但元气大伤，内部又发生激烈内讧，虽在北魏分裂后，短暂复兴，但积重难返，为新兴的突厥族所灭。

    柔然帝国覆灭后，族人迁移分化，北柔然到了今内蒙古东部、嫩江流域，与当地的室韦人融合。南柔然则到了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恢复其游牧、渔猎生活，与当地人融合，构成了契丹族。

    契丹在唐朝前期，势力渐强，周旋于唐朝和突厥之间，突厥灭亡后，回鹘称雄大漠，契丹又周旋与唐朝和回鹘之间，可谓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回鹘分裂，唐朝不久亦灭亡，中国的中原及南方进入五代十国混战时期。契丹失去强敌约束，乘势发力，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并威服其他各族，成为草原新的老大。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辽国，坐拥漠南漠北。耶律德光即位后，后晋石敬瑭为了当皇帝，以割让幽云十六州、称儿皇帝为代价，请辽国出强兵以主之。

    从此辽国有了直指中原的跳板。北宋统一中原及南方后，兵锋北上，企图收回幽云十六州，惨遭大败。辽国则以幽云地区为基点，经常攻掠宋之北疆。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强力压宋境。宋朝这边在宰相寇准力促下，宋真宗亲临督战，宋军士气大振。辽国见无取胜把握，同意议和，遂有“澶渊之盟”，此后宋辽之间，再无大的交锋。

    辽圣宗亲政时，为辽国极盛时期，其国力、疆域都达到了顶峰。但随后辽国王室内斗频发，统治失策，各地暴动、起义不断，日渐衰败。东北的女真人日渐兴盛，辽国当局却没引起警觉，女真完颜阿骨打起兵反抗辽国，数败之，辽国试图以强兵扑灭女真，但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内乱，争于内窘于外，辽国败亡之象尽显。公元1125年，女真人的金国与北宋联合攻击，将其灭之。

    与契丹同脉之源的室韦，在回鹘退出草原后，便趁机大规模地迁入，散落在草原各处，族群亦分化，其中的一支蒙兀室韦便化为后来常说的蒙古人。在五代、两宋时期，蒙古各部已实际占据了蒙古草原，但掌控权却相继在辽、金两国手中，两国都对蒙古各部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挑起各部落之间的争斗。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从此刀锋一致对外，蒙古人开始了空前绝后的征服活动。关于这些，已为众所熟悉，我便不啰唆了。

    三、突厥部分

    取代鲜卑草原霸主地位的是突厥，其起源尚无定论，最大可能是匈奴的一分支，《北史》便记载有：“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

    北匈奴西迁时，其中一部分停留在了咸海西部，发展为突厥一族，后又迁徙流散至阿尔泰山，七河流域，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等各地。大约公元6世纪初年，柔然帝国强盛时，突厥依附于之。后来柔然帝国数度被北魏所败，失去对所辖区域内各民族的统治力，突厥与本就对柔然帝国不服的高车部落合并，从此势力尤强。

    公元552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打败了柔然，创建了突厥汗国，突厥人四面拓展，疆域广阔，占据了整个蒙古草原，并将势力延伸到中亚，“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

    北魏分裂后，中国北方的王朝难于同军力强劲的突厥相匹，北周与北齐畏惧突厥，都对突厥采取纳贡、和亲的政策，突厥则从中取利，常以战争为威胁，狠狠敲诈。隋朝统一南北后，实力大增，突厥几次进攻隋朝，没占到任何便宜，还中了隋朝的外交离间诡计，内部争斗迭起，突厥汗国分为东、西两部分。

    隋炀帝的暴政导致乱兵四起，突厥又可以从中取利了。隋末的群雄，多数都曾经依附过突厥，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称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李渊也对突厥称过臣，纳过贡。突厥人则对中原群雄恩威并施，抑强扶弱，乃至突厥一雄独大。后来李唐重新收并了中原，突厥照样趁李唐立足不稳，数次来犯。

    唐太宗整顿好国内后，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起，派李靖等大将开始对突厥强兵出击，于贞观四年灭了东突厥，西突厥避唐之锋芒，向西迁徙至中东地区，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草原无王廷。

    公元682年，突厥人的一支领袖阿史那骨咄陆叛唐，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唐廷不能约束，便承认现状，册封其位，开始了“后突厥时期”。突厥虽有再次兴盛之兆，但毕竟不能同前突厥时代同日而语——“回光返照”了一下的突厥在唐玄宗时期，又横遭内乱，被唐朝与新兴势力回纥夹击，公元745年灭亡。

    突厥余部西迁至中东，并扎下根来，在十三世纪开始崭露头角，突厥人的奥斯曼帝国持续征战扩展，占据了中东、北非、东南欧等大片区域，成为最后一个地跨亚非欧的陆上帝国。

    四、回鹘部分

    回鹘（回纥）前身是敕勒，“敕勒川，阴山下”，就是由此得名，因常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大车，又被称为高车人。敕勒是袁纥、薛延陀、契苾等十五部的部落联盟，并没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民族。

    在北魏至隋唐时期，敕勒为突厥汗国所辖制，在隋大业元年，袁纥部联合其他各部，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统称回纥。

    突厥衰落后，回纥崛起，公元744年，骨力裴罗与唐军一道，灭了突厥汗国，建立了回纥汗国，称雄草原。回纥人仍以游牧为主，自称“迅捷如鹘然”，因而改称回鹘。与其他草原豪雄相比，回鹘攻击性并不强，与唐王朝关系友善，还曾帮助平叛安史之乱，但大敲了笔竹杠，下文还有讲。

    回鹘汗国于公元846年发生内乱，国家崩解，民族分裂，族群往西、南两个方向迁徙。

    往西面迁徙的，其一迁至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其二迁至葱岭西楚河、七河流域一带，称喀喇汗王朝、大食、葱岭西回鹘、阿萨兰回鹘；其三迁至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甘州回鹘。

    前两支定居在新疆内的回鹘，为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第三支为今天裕固族的前身。

    往南面迁徙的回鹘，同当时的唐朝发生武力冲突，双方死伤无数。最终，回鹘终因实力不济，被唐军打败，其贵族和将领成了战俘。剩余之众流散在各朝，与中国北方、中原各族融合。

    五、羌藏部分

    古羌族也许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少数族，其历史不逮于汉族。在甲骨文中便有“羌”字，我国古代文献中，也对羌族的族源、历史有明确的记载。《诗地理考》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羌地。”《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

    此“姜姓”来头不小，“炎帝为姜”，黄帝融合各部落，成为华夏族，炎帝所辖的大部分部落与黄帝归一，即后来的炎黄子孙，其余一部分炎帝部落往西迁徙。迁徙的古羌族其中一部分在关中地区附近，东周时期，秦国被分封在这里，古羌族与华夏、西狄、戎等族混居，直到现在都还有秦始皇是羌人的说法。还有一部分迁徙到四川南部，在汉代就有青衣羌国，地辖今西昌、甘孜、雅安、乐山一带，而这里也是目前羌族分布最广的地区。

    五胡乱华的东晋南北朝时期，氐人创建了前秦王朝与后凉国，氐、羌族人同源而异派，因此氐人又被称为“羌氐”。前秦在苻坚大帝时，曾统一中国北方，对南方的东晋具有压倒性优势，可苻坚在讨伐南方的淝水之战中惨败，受其节制的鲜卑、羌人趁机作乱，苻坚被杀，北方再度混乱。杀害苻坚，取得关陇地区控制权而建后秦王朝的，正是羌人姚苌。后秦历三代，其全盛时，除据有关陇，还取得了河东地区，并攻占了洛阳，灭了后凉。

    隋唐时期，羌族没落，难起风波。在唐末时，羌族再度勃兴，羌族的一支党项人趁唐朝藩镇割据、农民起义之机，势力渐大，建立了夏州政权，辖夏、绥、银、宥四州。五代十国时期，党项人在甘陕一带继续经营。

    北宋统一中原后，党项在北宋边境屡有摩擦，公元1031年李元昊正式建立了西夏王朝，并对北宋大规模用兵，宋夏战争爆发。双方互有胜败，休战和好，此后再无大战。西夏延续了近两百年，公元1227年亡于蒙古。

    藏族的前身是吐蕃，而吐蕃是古羌族人迁徙至高原后，与当地人混居融合，逐渐繁衍出的一个民族。公元629年松赞干布继赞普位，荡平各路叛乱，统一了西藏全境，构建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即使在唐朝强大时，吐蕃也极欲外拓，数次与唐朝争夺吐谷浑与西域等地。在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下的唐朝，盛势不再，吐蕃遂乘势西侵，占去大量土地，还一度攻占了长安。

    9世纪以后，吐蕃亦逐渐衰落，吐蕃内部争权夺利迭起，统一的吐蕃再度分裂，遂无力再扩张，退守高原雪域。

    王族纷争不说，腐朽的政治与残酷的统治，激发了各民族的起义不断，起义在吐蕃东部开始，逐渐蔓延至吐蕃全境，起义军的打击下，伴随各路部将的混战，吐蕃王国再难维持，公元895年，王朝彻底灭亡，吐蕃又回复到部落林立时代。

    吐蕃为蒙古人所并，元朝至清朝，原吐蕃所据的西藏地区，都为中原王朝所管辖。

    六、肃慎部分

    肃慎为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商、周时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还有传说说：早在舜﹑禹时代，它就已与中原有了联系。肃慎兼游牧与游猎，精于制箭，“肃慎氏楛矢石砮”，为商周王室、贵族所钟爱，在《史记》中便记载有“孔子识箭”的典故。

    从商周到隋唐的近两千年时间内，肃慎不似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那般风云乍起，一直默默无闻，不事攻掠，这样也保护了本民族的稳定与延续，形成了“肃慎族系”，在汉魏为挹娄，北朝时为勿吉，隋唐为靺鞨。

    靺鞨初有数十部，后逐渐发展为七大部，北为黑水靺鞨，南为粟末靺鞨，此两部最为强大。唐朝在北部靺鞨区域设置黑水府，册封其首领，建立宗主——藩臣联系。公元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正式建立了震国，同复国的突厥联盟，共抗唐朝。唐朝对其实行招抚政策，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加授都督，靺鞨成为唐朝的藩属。终有唐一朝，渤海国一直与唐朝交好，历代诸王受唐廷册立，遣使朝唐一百多次。渤海国在东北地区甚有拓展，地域广阔，人口最多时有三百多万，因而有“海东盛国”的美誉。

    五代时期，契丹兴盛，于公元927年灭了渤海国，并完全控制了东北地区，从此渤海国亡。渤海人不愿接受契丹人统治，大批外逃，并入与其同源的女真族。（当时称女直。）值得注意的是：除女真演化而成的满族外，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族都是靺鞨的后裔。

    女真族在辽后期发力，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重新控制了东北，建立了金国，并与北宋联合夹击辽，于公元1125年灭了辽。实力大涨后的金国随后南下，于公元1127年灭了北宋，占据了中国北方。南宋于金国继续对立，互相征战不断，南宋自毁长城——冤杀了名将岳飞，夺了韩世忠的兵权。但金国也无力灭南宋，遂双方议和，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

    金国在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时期，最为繁盛，其后逐渐衰微，无力节制北方蒙古的强势崛起，接连失去幽云、山东等地，被迫南迁，又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下，于公元1234年灭亡。

    金国灭亡后，留在中原、华北的女真人被汉族同化，其余的退回故地与留守的女真人，又分为很多个部落，散布在关外各地，“各仍旧俗，无市并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这些女真部落主要分为建州、海西、东海三部：建州女真分布于今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于今松花江流域；东海女真则散居在黑龙江及库页岛一带。元朝在东北地区设置了军府，对此地区的女真以及其他各民族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明朝时则设奴儿干都司，其下又有卫、所，对东北地区进行管治。

    在蛰伏了三百五十年后，女真人在明朝后期重燃战火。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随即又吞并海西、海东以及其他女真各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正式与明朝对立，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大败，从此无法节制后金在辽东、关外及蒙古地区的扩张。公元1635年继位的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次年称帝立制，改国号为“清”。

    公元1644年，清军联合明朝山海关降将吴三桂，击败李自成，入关占领北京，并迁都于此。此后的二十余年，他们荡平各路农民军及南明诸政权，完全统一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

    世界性永恒性问题

    不单单是中国遭受游牧民族之苦，其他主要文明也无不深受其害。历史学家钱穆总结人类文明时曾说：“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

    从长期历史来看，农业为主的文明有印度、中国、法兰克等，商业文明有希腊、迦太基、阿拉伯等，农商并重的有罗马、贵霜、拜占庭、奥斯曼等，游牧、征伐为主的有匈奴、日耳曼、突厥、蒙古等。

    民以食为天，吃饱了肚子，才有继续从事其他的可能。远古的文明，最早属于食物采集者，摘野果野草吃，上山下水渔猎，大概属于旧石器时期，其后的发展则属于食物生产者，人们发现将植物集中种植，比四处去采摘的产量高，将牲畜圈养起来，比辛苦而危险的渔猎，来得更容易。于是最早的农业产生了，可称为正式的文明亦诞生。在农业的基础上，商业和手工业又孕育而生。

    但采集与渔猎并未完全被农业和商业所替代，其一：各地技术、文明程度不同，从事农业与商业，必须得有相应的文明基础；其二：各地自然因素不同，那些贫瘠、干旱之地，难以发展成熟的农业，偏远之地也无法从事商业；其三：历史传统与风俗沿袭，已经习惯了采集与渔猎生活。

    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游牧民族虽然凶残野蛮，却质朴正直，比不上农耕与商业民族的狡猾刁钻，表面上是如此，后者常常玩阴谋玩诡计，但实际上，游牧民族才是最狡猾刁钻，而且到了极点——他们不会去创造，但心头很明白，我为什么要创造，直接去抢就行了！

    成吉思汗曾对为争夺继承权而争吵的儿子们说：“天下宽广无边，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又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

    抛开道德与良知，这可算是“最高明”的强权掠夺哲学了。

    于人而言，是争夺资源，于文明而言，是不同类型文明的碰撞，那通常只有一个最常用、最干脆的手段，战争。

    从中国的大兴安岭到蒙古大草原，再到东欧平原、西欧腹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诞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极大的最主要的一些游牧民族，千百年来，他们背着箭镞，手持刀剑，骑着骏马，如黄蜂一般，对南方的农业、商业国家不停地攻击、掠夺、侵占。由此构成了在古代时期的两大战争主旋律：农耕民族、商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攻防战——文明帝国与蛮族部落的拉锯战。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著《全球通史》中，把游牧民族直接称为“蛮族”，因为相对于同时期的帝国而言，相对于同时期的农耕、商业民族而言，他们确实是落后、野蛮、凶残的。而历次人类文明的衰亡与重兴，都与蛮族有关。人类的第一个古典文明时期内，雅利安人征服了古印度，中国的西周被犬戎与内部诸侯联合颠覆，地中海——中东地区则连续被蛮族冲洗。而第二个古典文明时期内，罗马帝国被高卢人、匈奴人、日耳曼人等蛮族轮番攻略，终难以为继，陷于分裂。中国在汉帝国后分裂成三国，而后是西晋的短期统一，还是被“五胡”给破坏了，中国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与仇杀中。第三个古典文明时期内，蒙古人灭了金、西夏、南宋等政权，横扫欧亚大陆，几乎是所向无敌，建立了四大汗国，随后的突厥人占据了阿拉伯地区，并灭了拜占庭帝国。

    因其是“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有些叙述实际是不精确的，但大体趋势却抓得异常牢实。我想补充一点的是，蒙古人与突厥人的进攻，是蛮族的极盛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辉煌，因随之而来的航海时代与科学时代，使蛮族逐渐失去用武之地，自此沦落。几乎每一次蛮族的进攻，都会带来一次文明的大倒退，要花上不少时日，才能恢复元气并有新成就，因而古代历史的趋势是缓慢的螺旋式向上、向前的。但航海时代与科学时代到来后，蛮族退居历史舞台幕后，他们所起的破坏作用渐渐消失。

    然而，游牧民族虽退居历史舞台的背后，但他们所崇尚的掠夺、侵略被“新游牧主义”所继承，近代，西方列强们以坚船利炮，代替了快马飞箭、刀枪剑戟，殖民全球。弱肉强食，无论在生物界还是人类社会，这恐怕就是世界性永恒性的问题。

    帝国的陷阱

    没有一成不变的文明，各类文明形式是可以转变的。当游牧民族成功地攻破一个国家后，他们有两个基本选择——要么抢夺完了，留下一把火，满载而归，要么干脆留下来，建立自己的国家。

    建立国家不是搞部落，不能再用游牧的那一套，那用什么方法呢，他们又没有任何先天经验。他们便不由自主地采纳了他们征服的国家的文化，选用前一个被其消灭的国家的制度。他们也由游牧民族变为农耕民族，而且可能会很快对商业贸易感兴趣。

    譬如马其顿征服了希腊，却充当起了传播希腊文化的角色。日耳曼人瓜分了西罗马，却都以罗马的继承者自居。突厥人在占据了亚非欧三洲，成了大帝国后，也就不再游牧，转而专注于农业和商业。

    进攻的终结，很可能就是进攻者的安息之日。当游牧民族建朝立国后，其角色便发生根本转变，由进攻者变为防御者，他们会被新兴的游牧民族视为目标，不断地被其他民族所攻掠，他们就得承受当初施给别族的痛苦了。冤冤相报的游戏，在历史长河里一直翻滚着。帝国化后的原游牧民族，脱其旧俗，落马放刀，丧失进取动力，也弄丢了铮铮武力，由狼变成了羊，面对“年轻的新狼”的其他游牧民族，他们无法与之抗衡，沦为被吞噬的境地。另一种情况是：在其统治区域内，人们不甘忍受奴役，群起而反之，他们没有昔日的强大武功，无力应对，不得不丢城弃国，遁回旧地。

    契丹、女真、蒙古这三个游牧民族，建立了相继更替的三个王朝，辽、金、元。在他们身上，最能明显地表明上述所言。

    辽国数次易其国号，时而“契丹”，时而称“辽”。耶律阿保机建国时，重用汉人官员，在其协助下，将汉族的一些国制度搬了过来，自称“天皇帝”，并废除选举制，确立皇权世袭制。耶律阿保机死后，倾向于汉化的耶律倍与保守原契丹贵族统治的耶律德光两系，一直争斗不休，直到辽景宗即位后，耶律倍一系确立了无可撼动的优势，辽国的汉化趋势也就成了定局。

    辽景宗颇有才略，吸取汉人的统治经验，任用了不少汉族官员。是时政治清明，将相和睦，农、牧并举，称“景宗中兴”。辽景宗死后，年仅十二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由萧太后摄政。萧太后为政期间，实行减免税赋、徭役政策，以安民励农，并深化汉官制度，推行汉律。在萧太后时期，还开始了科举取士。辽圣宗亲政后，继续推行汉化政策，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范围，扩大吸纳汉族士人的规模，以巩固其统治。

    辽圣宗死后，辽兴宗继位，他早已没有了先辈们的雄武之风，异常浮华浪荡，辽兴宗曾与其弟耶律宗元赌博，一连输了几个城池。这还不算，辽兴宗酗酒贪杯，一次喝醉后说酒话，答应自己死后把位子传给耶律宗元。辽兴宗对弟弟耶律宗元的纵容宠爱，激发了后者的跋扈之志，为以后耶律宗元叛乱、辽国政局内斗动荡埋下了伏笔。

    在一连串宫廷剧变、国家动荡后，天祚帝耶律延禧即位，在他即位的前一年，北宋的宋徽宗亦荣登大宝，这一对昏君“南北辉映，相映成趣”，分别成了两个王朝的终结者。天祚帝的治国之道是“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上有皇族异志，中有将臣离心，下有百姓咒怨，整个契丹一族，已松软散乱，早无凝集之意。其国号“辽”是铁的意思，但这块铁已经腐蚀生锈，失去了其原有的锋利刚强。

    辽的掘墓人完颜阿骨打，趁辽国国君醉生梦死之际，异军突起。完颜阿骨打仿照辽、宋体制，建立了帝制，并确定了以农为本的国策。金相继灭辽与北宋，入主中原，雄霸一时。

    金熙宗完颜亶与海陵王完颜亮时期，金国的汉化基本完成。金熙宗任用完颜宗弼推动汉制改革，并且重用汉人，初步建立三省制，金国由贵族合议的“勃极烈制度”发展为汉官制。海陵王完颜亮则迁都中都（今北京），并仿效宋朝“中央—道—州—县”的行政管理制度，将行政区划重新划分成十四路以便于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

    金世宗完颜雍为帝时，为金国之极盛时期，史称“大定之治”。金世宗在制度上基本是“守成”，即大体保留金熙宗与海陵王两代的汉化体制改革成果。金世宗治国的措施主要是整顿吏治，严禁贪污，提倡儒学，兴办科举，减免赋税，救济赈灾，这都是汉人王朝所采用的中庸稳固型的统治手法。此外，金世宗也非完全汉化，他厉行节俭，不学宋人奢靡，尽量保持一些女真旧俗，为避免族人蜕化，还敕令女真贵族子弟必须得时常演练骑射。

    金章宗时期，则在汉化的路上走过了头，金章宗大倡儒学，以文治国，他极倾慕汉族文化，遂大力推行汉族的礼仪服饰。金章宗本人写得一手好字，以善于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体”而沾沾自喜——金章宗明显忘记了其父的告诫。

    金章宗以后，金国便江河日下了，而北方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铁腕操持下，已今非昔比，金国已不能再像以往那般辖制蒙古人，对于蒙古人的凶猛来攻，也无法抵挡。公元1211年的“野狐岭战役”中，金军四十万，且处于守方，占尽地利优势，蒙古军仅有九万，金方战将昏聩，士卒无昔日勇悍之气，被蒙古军大败。至此，“蒙起金衰”之趋势，便无可扭转了。此后蒙古军不断猛攻，金军溃败连连，丢城失地，不得不南迁避让。之后因成吉思汗转戈于西方的花剌子模，金国向蒙古称臣纳贡，才得以苟延残喘。

    窝阔台继位后，再度对金国大举兴兵，金国虽全力抵抗，奈何精锐尽失，溃败连连，颓势已现，最后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下灭亡。

    经过空前绝后的扩张征服活动，蒙古人一路吞灭西辽、花剌子模、西夏、金、大理、南宋，以及俄罗斯平原、东欧、中亚、西亚等大片区域，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为几大汗国，统治中国区域的是“大汗汗国”，即元朝。

    在蒙古帝国早期，蒙古旧俗、气象甚为浓厚，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同其他一些蒙古贵族一样，想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征服地，都变成大牧场，并实行蒙古式的军事化管理。

    忽必烈的大臣们给他算了笔经济账，如保留中国的大农场是何收益，实行蒙古式的大牧场又是何收益，左右一比，差距便出来了。大臣们建议忽必烈采用汉族制度来管汉人，效果亦会更佳。忽必烈审视思索后，采纳了大臣们的意见，实行帝制，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所行体制多沿用金制，也对两宋制度有所参照。忽必烈时期有两个创举，一好一坏，好的是行省制度，强化地方管理，坏的是民族等级制度，将各民族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仇恨的种子，在元朝建立之初，便已种下。在忽必烈晚年以前，他多重用、亲近儒臣，这些人对其影响很大，因而尊崇孔子，恢复了科举，遵用汉法，设置各级机构、官员，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但其晚年后，疏远儒臣，他重用“理财派”为之全国敛财，虽遭遇儒臣以“节用”、“爱人”等观点来劝谏，忽必烈置若罔闻，仍大力推行。

    元成宗继位后，鉴于忽必烈晚年的一系列失误，实行了一些新的政举：如他优礼汉人旧臣，推行偃武修德、与民休息、整理律令、整顿吏治等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其后的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时期，相继推行儒治文治政策，增进汉化程度，社会矛盾得到部分缓和，国内态势较为平稳，但宫廷、王族、朝中却纷斗不断，蒙古贵族集团日趋腐败贪婪，严重蜕化。元惠帝与元顺帝时，各类矛盾集中爆发，导致了“红巾军大起义”。

    与辽、金晚期的情况不同，元还保持了相当的战斗力，在与红巾军的对决中，曾数次占了上风，几乎扭转战局。但这支元军难以同纵横草原的先辈相比，又不得人心，元廷疲于应对，难以维系，最终退回大漠，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聪明的汉人在与周边民族的周旋、交锋中，发现“同化”敌人比消灭敌人，更有奇效，从长远历史来看，确实如此，可同化前、同化期间的中原人民，为异族所肆虐之苦，是否就不重要了呢？

    国为砝码的悲剧

    观中国之历史，很多人会不自觉地站在“汉人”的立场上，叹民族之羸弱，先民之不幸，堂堂的中原大国，竟一次次地被蛮族欺压，甚至全盘兼并，这在秦汉以后，相当明显。有人会问，那么丰厚的物力，那么强的国力，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先进的技术，却为何一次次被弱小之邦“逆袭”掉？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说说帝国体制的特性。在帝国体制下，统治者和其集团，掌控着帝国的所有核心资源，面对外族、外邦入侵，统治者集团对各种资源的决策、使用，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各种部署，将决定外战的结果。统治者集团当然也要体面，也要民心的支持，如果能顺利击退外敌，保国护民，那是最好。但相对于体面、民心，统治者集团更在乎的是权力，这是一切一切的根本。他们得把局面维持在能控制的情形下，把包括兵权在内的权力尽量把持在手里，把其他人夺其位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把各地方可能颠覆中央的威胁扼杀在摇篮。还有的野心家将国家作为资本，与外族、外邦做交易，你帮我夺得帝位，我给你些土地。权力本身就是一场游戏，一种交易，为了握住权力，掌控大局，部分江山可以放弃，大片国土可以卖掉，千万子民可以抛弃，失去这些，交易成功者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江山社稷，民族大业，虽喊得响亮，但通常是落地无声。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民族非一人之民族，但无论哪个朝代，总有人认为天下是自己的，国家是自家的，民族是隶属于他们的，这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天下苍生都命系于其手。

    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现象，譬如罗马帝国的皇帝或当权者，就经常与周边的蛮族进行这种有失大国体面的交易。中国则帝国化、专制化更甚，这样的例子也就更多了。

    譬如东汉末年至三国，各地淆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都忙着内部的争权夺利，自然无暇顾及四周的游牧民族势力。不仅如此，各路枭雄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常常借助这些民族的武力。汉廷失政，暴动、民变、起义四起，朝廷便频调乌桓、鲜卑等族骑兵来助阵，联合镇压起义军。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朝廷便令幽州乌桓三千骑兵镇压凉州起义。但乌桓人因常被征发，心怀不满，军无斗志，临战脱逃，又跑回了幽州。其后两年泰山太守张举、中山相张纯，以厚利诱惑乌桓人，令其寇掠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四州。后来袁绍占据了华北，为消灭辽东的公孙瓒，便讨好乌桓，使其出兵助之。消灭公孙瓒后，为感谢乌桓人，袁绍便矫制赐蹋顿等“乌桓首领单于”封号。鲜卑在东汉后期迅速扩张，占据了长城以北的广阔区域。鲜卑势雄，成为争雄北方的诸侯们的笼络目标，在其相互混战时，就常请鲜卑铁骑来助。统一北方的曹魏集团，对鲜卑采取招抚政策，偶尔还请鲜卑来当雇佣兵，征伐其他诸侯。羌在西北一带分布甚广，人数众多，也成了各路豪雄争霸天下的砝码，董卓入主朝廷，祸乱汉室，凭借的便是骁勇善战的西凉兵，而西凉兵中，羌人是一大中坚力量。后来的马超对抗曹操，姜维出祁山讨曹魏，均数次借助羌兵。羌、氐一脉，所居区域多有交叉，马超对抗曹操，除了羌兵，也联合了大量氐人。西晋合并了三国，但各少数民族在这乱腾腾的几十年里，已经养成了气力，加之西晋“八王之乱”，皇室与外戚，皇室与皇室，中央与地方，疯狗般撕咬，国家纷扰，战乱不休，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胡”，以及乌桓、铁弗、九大石胡、姜、扶余、坚昆等各族，乘势发难，西晋瞬间崩溃，东晋被压制在东南一隅，北方为异族所据，常年掩映在刀光剑影中。

    南北朝的梁朝时，梁武帝萧衍因其昏聩荒唐，终于酿成了“侯景之乱”。侯景的叛军仅有八千人马，各路诸王的援军有三十余万，却都相互提防，屯兵不前，以图保存实力，为以后夺取帝位做准备。侯景见无人来干预他，大逞其凶，攻破建康后，为祸四方，富庶繁华的建康周围成了残破之地。萧衍的子孙们为夺取帝位，自引外敌，同室操戈，愈演愈烈，百姓苦不堪言。萧绎引西魏军为援灭萧纶，继而又灭侯景，称帝于江陵，是为梁元帝。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不甘示弱，也在蜀称帝。萧绎与西魏联军将其灭掉。作为历次帮忙的礼物，益州被西魏所占。萧詧也觊觎帝位，但自度势力不济，便求救于西魏，宁愿为其附庸。西魏有了新的盟友，抛弃了萧绎，与萧詧联合夹击之。萧绎兵败，不堪羞辱而死。西魏封萧詧为梁帝，都江陵，是为后梁。西魏按约定夺走了汉中、襄阳等大片土地，此时的后梁有且仅有江陵一州。差不多与此同时，陈霸先在建康立萧方智为梁帝，北齐却派大军护送贞阳侯萧渊明南下，企图培植傀儡皇帝，被陈霸先击退，陈霸先独揽朝政大权，而后废掉梁朝建立陈朝。

    唐朝安史之乱中，把老爸唐玄宗逼下台的唐肃宗，虽得了帝位，却并没坐安稳，因为安禄山的叛军尚在，而且兵势雄威，唐军则连遭重挫，士气低迷。北方的回纥汗国替代突厥，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唐肃宗内力不足，便求助于回纥。无利不起早，何况是打仗，为打动回纥的心，唐肃宗开出优厚条件：“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意思是只要帮助收复了国土，土地子民归大唐，所有美女和财产，就是你回纥的了。回纥人也不客气，收复东京洛阳后，不仅掳掠奸淫，还“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及是朝贺，又纵横大辱官吏”。为进一步怀柔回纥，唐肃宗与回纥和亲，将宁国公主嫁于回纥可汗。历代的和亲，所嫁出去的公主，要么是宗室之女，要么只是个宫女，因为要远嫁番邦，才赐予其公主之名号，如王昭君。而这次唐肃宗嫁出去的宁国公主，是其亲生之爱女。唐肃宗的儿子唐代宗时期，也向回纥求援过，回纥兵力强劲，第二次收复了洛阳，也第二次在洛阳内烧杀淫掠。相比回纥，吐蕃更为猖獗。早在安史之乱前后，吐蕃就多次侵凌唐朝西土，大诗人杜甫痛骂：“西方盗寇莫相侵。”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大军杀来，唐代宗仓皇逃窜，吐蕃乘势夺去了唐朝河西及湟善等五十郡，六镇，十四军，唐人子孙皆为奴才。打不过人家，唐廷自认屈辱，与吐蕃签订了《唐蕃清水盟约》，盟约规定：“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左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渡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渡水之西南。”承认吐蕃所占土地为其所用，以此安抚献媚于吐蕃。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此后一直延续到唐灭亡，回纥（回鹘）、吐蕃、南诏等国，数次趁火打劫，强占、窃取唐朝的土地财富，唐廷极少坚拒，也无力拒之。

    比起唐朝中后期的“卖土丧国”行为，五代的石敬瑭更是丑态百出。石敬瑭要与后唐李从珂争夺皇位，奈何实力不济，便求助于北方的契丹。耶律德光胃口颇大，乘机狂敲竹杠，急于当皇帝的石敬瑭没有怎么与耶律德光讨价还价，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契丹出兵助石敬瑭称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进贡大批财物，以儿国自称。正欲图取中原的耶律德光喜出望外，立即领兵来助石敬瑭，最后大败后唐军队。在契丹人的帮助下，石敬瑭终于做了皇帝（儿皇帝），创建了后晋王朝。出卖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使契丹有了跳板可直视中原，为以后两宋的屈辱埋下了伏笔。石敬瑭为了当皇帝，脸皮比城墙还厚，居然称比自己小十多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后来有人指责石敬瑭是“汉奸”“卖国贼”，我看都不准确，石敬瑭本就不是纯粹的汉人，是沙陀人，怎么会是汉奸？对帝王而言，国家为其私产，又何有卖国之嫌？

    北宋末年时，女真崛起，创建了金国，并与北宋一道，灭了辽国。但战友很快便成了敌人，灭了辽后仅转瞬之间，女真又大军南下，攻击北宋。“主战派”李纲负责防伪，击退了金军，可皇帝宋钦宗与主和派大臣，不思追击，却追着人家谈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给金国，罢免了李纲等主战派，以表友好态度。金国的“友好”只持续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大军又汹涌而来，宋军不敌，开封陷落，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耻”。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金军马上攻来，赵构与其近臣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跑，不少将领为此不满，韩世忠就说：“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赵构也不管，曾两次在海上漂流，以避战乱。宗泽、岳飞、韩世忠这些战将，竟想依靠这样的帝王收复失地、中兴宋室，岂不是妄想？逃跑倒也罢了，软弱也是很多帝王的通病，赵构畏惧手握兵权的大将们威胁其地位，便命秦桧对大将们下刀。由此岳飞被杀，韩世忠等将被夺兵权，连同以称臣赔款，割让从前宋军收复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土地为“红包”，与金军谈和。金军畏忌韩世忠等将，如果谈和，又能得赔款与大片土地，他们也度量实在是打不过长江去，便同意宋廷的议和条款，双方罢战。诚心而论，赵构在谈和上的谋划，手段高明，杀岳飞罢黜韩世忠，解除了强兵者对帝位的威胁，也解除了金军的心头大恨，然后抛出赔款割地等条件，使双方有得可谈，罢战和好后，赵构也就不用再担惊受怕，自可稳坐其位了。

    清朝康熙时期，战乱频仍，在蒙古准噶尔部叛乱时，沙俄又在东北一带扰攘，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挫败沙俄，夺得城池。不过沙俄军队盘旋未走，清军撤退后，沙俄军队又伺机重来。清廷专注于“心腹之痛”的准噶尔部，便做出了巨大让步，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放弃了从额尔古纳河到贝加尔湖的两百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尼布楚条约》向来有争议，但主流还是正面的赞扬，清史专家戴逸就说：“《尼布楚条约》保障了中国东北边境一百多年的安定和平，为清王朝后来平定西北、西南地区的叛乱提供了稳定富饶的大后方，对于清朝的发展和繁荣、‘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和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一胜遮百丑，一盛掩百陋，有了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有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失地与不失地，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嘉道期间，帝国已出现颓势，鸦片战败，赔款倒无所谓，关键是割了香港，道光自觉无脸见祖宗，士大夫阶层也是扼腕叹息。那时人们还是在乎国土的。之后的几十年，帝国江河日下，战败、赔款、割地都成了标准流程，虽有人在为国垂泪愤懑，但更多的人好似是麻木了，咱大清国土多，丢就丢了嘛。主政帝国最后半个世纪的慈禧几句话便道破天机：“宁赠外邦，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军为利器的难题

    秦汉以降，汉人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其战斗力又日渐下降之趋势，隋和唐前期曾一度恢复，但安史之乱后，便“顺流而下”，再难起复。两宋一直受辽、夏、金、蒙古的压制，失去中原，退居东南一隅不说，还被元朝整个吞并。明朝光复，但战斗力与秦汉、唐初都无法相比，边患从未停过，甚而日本倭寇都欲图染指华夏大地。

    很多人都把中原王朝战力尤其是汉人的战力降低，归罪于北宋的“重文轻武，守内虚外”。

    鉴于五代十国之分裂割据，更鉴于自己“黄袍加身”的特殊经历，宋太祖赵匡胤一上来便行“强干弱枝”之术。其一，削弱节度使之权，将各地州郡直属京师，由中央派遣文官管理地方，并且特设通判等辅职，以牵制知州，分其权力，防止其专权一方。其二，将各地方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专设转运使，负责将各州县财物运至都城。其三，剥离节度使司法权，朝廷恢复各县县尉的建置，由县尉掌管各处司法。其四，彻底剥夺节度使与将领的兵权，在各地挑选精壮士卒，经训练后送至京城充当禁军，由此精兵全集中在京城附近。

    除了“强干弱枝”，“收取节度使及地方权力于中央”，宋太祖还对军制进行了大力改革，以加强皇权。其一，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和各将领统率军队，但无调兵权和发兵权。枢密院有调兵权和发兵权，却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兵事全由皇帝断切。其二，兵将分离，实行“更戍法”，让禁军轮番派到各地戍守，如此士兵被经常调换，便形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怪圈。

    宋太宗继位后，继续推行并强化其兄的统治政策。首先便将各州直隶中央，节度使被彻底架空。其次在各路陆续设置了转运使、提刑使等“四司”，将地方财政、司法等权力进一步收归中央。此外宋太宗还就中央官制进行了改革，分夺臣权，强化皇权。

    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夺下了宋室江山，也搭建了王朝体制的构架，终宋之世，均无更改。其后的“辽、宋、金、元、明、清”各朝，都对宋的体制有所效仿，尤其是明清两朝为甚，差不多是宋朝体制的翻版。有人说明、清都比两宋的军事雄武，大体状况是如此，但不能仅看表面，还要查其内里。明朝拥有辽东、幽云，重据中原前沿阵地，可以长城为屏障监视、防御北方大漠、东北地区，而宋一开国，“要地”就被人家占去了，明朝又占据有河套、甘陇，有了产马宝地，使可发展骑兵，而这些地利优势，宋是没有的，只有以步兵对抗强悍的骑兵。清朝时则是四周的少数民族都已疲敝，尤其是蒙古，和明朝争锋的两百多年，没占到什么便宜，自身实力也被消减，而宋朝承晚唐至五代的中原内乱，各蛮族失去节制，四荒风云，都已养成气力。清朝后期西方各国侵略时，少则两千多，多则万人，便能让清朝狼狈不堪，俯首称臣，可以看出面对新兴的敌人，清朝战力实在不行。不能动不动以人数来说事。

    抵御外敌，维持统治，这一外一内，都得靠军人。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兵，就是用来保家卫国的。防御性的帝国更将重点放在了内部，统治者认为，外敌入寇，大不了失地送钱财子女，满足其贪欲，哄其回去，实在不行，可一退再退，中华之大，总会有安身避难之处，但内部的祸乱就在身边，一旦发生，那定是猝不及防，全无退处的。

    而内部的祸乱，除了国内的可能起来造反的民众，就是军人集团了，这是一把双刃利剑，靠其锋利，才能抵御外侵，镇服民众，但因其太锋利，如不受统治者的控制，反戈一刺，那是极为危险的。

    这便是个大大的问题了，帝国与政权的维持，必须得靠军人集团，但军人集团本身就是极为危险的，其反噬之力，无可阻挡；可又不可能不要军人集团，否则帝国和政权便如同待宰的羔羊，人人尽可食之。那便只有一个办法，把军人集团永远控制在自己手中，但关键词必须是“永远”和“自己”，不可以是一时，也不可以是别人。

    帝国体制下，少数人可囊括四海，可富有万民，可生杀予夺，可擅威作福，如此之厚利可诱惑所有人的贪心，可燃烧起所有人的野心。大凡的帝国内的人，都有一个“皇帝梦”，只不过这个梦因各人所处而不同。农夫的皇帝梦或许是不用干活，什么好吃的都随手就来；商人的皇帝梦或许是不用奔波，什么财宝都到我口袋来；工匠的皇帝梦或许是不用辛苦，什么精奇玩意儿都归我；士兵的皇帝梦或许是不用打仗，想哪个城是我的就是我的。实际上，真的做了皇帝，他们的这些梦想都太朴素了。

    皇帝是最清楚贪心和野心的威力的，开国或篡位成功的皇帝，也基本都是靠这二心化家为国的。皇帝或统治者第一要务便是除掉对自己位子有威胁之人，不管是亲人，是心腹，还是重臣。而对所有可能垂涎其位子的臣民，虽诛不了心，用武力镇住其胆却是能办到的。

    军人的天性是服从命令，上边叫什么就干什么，要从上，军人的职责是忠君爱国，君即是国，先忠君才能谈及爱国，跟着谁夺了天下，称了帝王，那就是忠臣，就是忠君爱国。在古代，军人是没什么国家、民族观念的，甭说粗野的军人，就是饱含学识的士大夫们，又何曾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社稷、江山、国家、万民这其中的内在联系搞明白了？

    东汉末年至三国的群雄逐鹿，南北朝时期的武将篡立、王朝更替，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诸国攻伐，是宋朝之前较大的几次军阀乱政，对国家的伤害，人民所受的疾苦，不比外族入侵轻多少。此外还有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而在宋朝之后，较大的军阀乱政只有民国时期的各路军阀混战了。

    仅埋怨宋朝是没理由的，还得感谢宋朝，因为在宋朝提供了一个“钳制军权”的样板，所以在宋朝以后，再无长时期的大分裂，军阀混战仅有民国时期。当然宋朝提供的“钳制军权”的样板，其弊病也是明显的，军人集团受压抑，又无自主权，可谓处处受制，这样的军队，内部控制是没问题的，一旦调到边疆，对抗强盛的外敌，则疲态尽显了。

    皇权与军权的交织不清，在帝国体制下，是会自然选择前者的。军队属于国家，则不会出现军队对国家的种种伤害，但前提有一个，国家属于国民，而不属于某个帝皇帝或当权者，显然，这在帝国体制下是永远不可能的。于是，军队便不是保护国民的屏障，而是强权者手中的利剑，皇帝、当权者用其维护自身统治地位，野心者用其颠覆朝廷，“化将为君”，“化家为国”，这样的游戏在古代史上一直没停过。任何皇帝与当权者出于自身保护，都会尽量的消灭威胁，首要便是将军权抓到手中，架空武将、军人集团领袖，没手里有兵的人窥伺在侧，其位亦安稳了。至于军队战斗力降低，无法遏制、击退外敌，丢城失地，生灵涂炭，那也就无法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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