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掘墓人

    中国的历史差不多是在不断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度过的，而改朝换代大体不过三种状况，其一为起义军直接推翻，其二为权臣或军阀篡位，其三为外族入侵。这三种状况通常是相互交织的，有时候还融合为一。其中起义军是最为活跃的力量，他们往往充当了旧王朝掘墓人的角色，虽然最后他们也被别人埋了下去。

    起义军充当王朝的掘墓人，又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直接将旧王朝推翻。给旧王朝挖好坟墓，然后将其推下去，埋土填平，上置龙椅，起义军中笑到最后的那支队伍的领袖坐上龙椅，君临天下，改朝换代。如秦末大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隋末大起义，红巾军起义。

    第二种情况，替权臣与军阀挖坟。已经给旧王朝挖好坟墓，让其摇摇欲坠，可没等推其下去，自己先被消灭了，旧王朝根基已空，再难维持，权臣或军阀在镇压起义中，实力大涨，可只手遮天，将摇摇欲坠的旧王朝推入坟墓中，篡其位，夺其龙椅，端坐于上，君临天下，改朝换代。如东汉末年之黄巾军起义后，魏蜀吴三军阀分割东汉王朝；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后，刘裕废晋帝建刘宋王朝；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后，朱温废唐帝，其他各军阀纷纷称王称帝，以成五代十国。

    第三种情况，替外族挖坟。起义冲荡朝廷，令其虚弱，或直接将旧王朝捣烂，在内乱时异族趁机侵入，异族击败各路反对势力，并占中华，异族称帝坐龙椅，君临天下，改朝换代。如西晋末年的流民大起义，令西晋朝廷疲于奔命，五胡等异族趁乱做大，灭了西晋，占据北方。北宋末年宋江、方腊等起义，虚耗北宋朝廷国力，没多久便有金国的大举南下，灭北宋，吞中原，并将南宋压制于东南一隅。明末大起义，明朝廷可谓内忧外患，关外有满人虎视眈眈，张献忠在西南为祸，李自成纵横于北方，并攻破了北京，一举灭了明朝。满人顺势入关，一路击破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南明诸小朝廷，一统华夏。

    之所以不说“农民起义”，是因为这些起义，情形各异，学术界也多有争论，直到现在都还很难明确定性：

    其一，历次大起义，领导者和领导阶层基本都不是农民。

    秦末大起义，第一波为大泽乡起义，领导者陈胜与吴广俱为屯长，即最低级的军官。第二波项羽与刘邦等联合统率的各国诸侯军伐秦，项羽是原楚国贵族，而且是显贵（楚上柱国项燕之孙），刘邦是亭长，按行政级别是乡长，他的两个共同起兵者萧何与曹参，前者为功曹，县令助理，后者为狱掾，管理监狱的官吏。

    绿林、赤眉起义，绿林军起兵的王匡和王凤二兄弟，身份不详，但他们推举的领袖刘玄却是货真价实的刘汉皇室成员。赤眉军的起兵者樊崇本身即是个地方小豪强，他推举的领袖刘盆子，同刘玄一样，也是刘汉皇室成员。绿林、赤眉起义最后捡到胜利果实的是刘秀，亦是刘汉皇族后裔。

    西晋流民起义为各路乱军，从未联合，领袖也众多，较知名的有李特、石勒、王弥、杜弢，石勒出身于某部落头目家庭（其人曾被人抓去当过耕奴），王弥为官家子弟，杜弢为县令。

    东晋孙恩、卢循起义，孙恩出自孙秀之族，这个孙秀是赵王伦的心腹，曾官至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权倾朝野，孙秀死后，孙家败落，但还保持名门贵族之号。卢循是孙恩的小舅子，来头也不小，为西晋司空从事中郎卢湛之曾孙。如此看来，孙恩和卢循都属低等士族。

    隋末大起义中有三支义军势力最大，首推是瓦岗军，其次是河北义军，第三是江淮义军，瓦岗军的领导者为翟让与李密，前者曾是东郡法曹，小官一个，后者则是名门大族之后，加入瓦岗军前曾居朝中高官。河北义军领导者窦建德，为地方上一小土豪。江淮义军领导者杜伏威倒是“贫农”。后来拥兵而反的王世充、萧铣、李渊、宇文化及等人则都是大门阀。

    唐末大起义的两个领导人王仙芝与黄巢，干的一样的营生——私盐贩子。

    北宋末年的宋江、方腊起义，宋江做过郓城押司，小书吏，他手下的头领大多不是农民，方腊的出身在正史《宋史》中也并无精细的记载，也不一定就是“贫农”出身。

    元末大起义中，首推红巾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颍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两州，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刘福通出自于富商之家，徐寿辉是个小商人，彭莹玉是个和尚。除了红巾军，尚有浙东方国珍、泰州张士诚的起义，方国珍“世以浮海贩盐为生”，张士诚出身盐民。最后成事的是朱元璋，他是不折不扣的贫苦人家出身。

    明末大起义的三大领导人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是第一个称“闯王”的人，起义前以贩马为业，李自成、张献忠二人同年生，职业也类似，加入起义军前都是低级军官。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则是落第秀才，以教私塾为生。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捻军起义领导人张乐行，豪绅地主出身。

    其二，历次大起义的组成和主体未必都是农民。

    各代起义军的组成异常繁复，可谓鱼龙混杂，这里便不一一说了，但举几例。秦末大起义是农民、六国残余势力的组合。绿林军赤眉军是刘汉皇室、地方豪强、农民、流民的组合。西晋流民起义则更诡乱了，是流民、农民、牧民与各少数部落混搭而成的各股军队。孙恩、卢循起义是破落士族、流民、海盗等组成。隋末大起义则是农民、山贼、地方豪强、南朝旧士族、关陇大门阀的综合。因时代久远，资料散碎，无法统计历次起义中各类人群的具体比例，但大体可以肯定，农民所占的人数应该是最多的，但人数多并不代表作用就大、就占主体地位。就如近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中，农民依然是人数最多的，但不能据此就说是“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

    网上有篇写起义军的文章，认为真正意义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存在过，还将各种起义归于四类。

    其一，地方豪族造反。并非是农民要争取权利，而是地方豪强、割据势力造反。譬如绿林、赤眉起义，是部分刘汉皇室成员不满外戚控制中央而发动的叛乱，隋末大起义中的李渊、萧铣等都属资本厚实的大门阀，元末起义中，朱元璋是贫民出身，但他借以起家的是郭子兴的势力，而郭子兴本身便是地方豪强。

    其二，政府军叛变。并非是为农民谋福利，而是军官们个人的野心或对政府的不满。投奔到瓦岗军的李密，在“起义”之初就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

    其三，以宗教之名反叛。并非改变农民的命运，而是以宗教形式，吸纳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人群。譬如黄巾军大起义靠的太平道，方腊起义靠的是摩尼教，红巾军起义靠的是白莲教，太平天国靠的是拜上帝教。起义领袖以宗教组织民众，驱使与政府军对抗。

    其四，土匪作乱。并非劫富济贫，而是只顾自己的抢掠。很多起义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但真实行动中，不仅劫富，也劫贫，他们抢夺的所得，很少分出来过。如唐末黄巢起义、宋代的宋江起义。

    唯独第三点中“以宗教之名反叛”，值得商榷，也许在当时的朝廷和士大夫阶层看来，有人以宗教活动起来造反，说到底在起义中的宗教活动就是一种手段，包含了太多非宗教的目的，由此引发的起义活动，总是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同原先宣传的宗教主旨、理想，完全地南辕北辙。但不通过宗教的形式，又如何网罗民众、掀起起义波澜？

    可以这么说，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其成因、发展、成败、影响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社会成分分析法一概而论之。起义者往往充当了旧王朝的掘墓人，但不管是他们自己去创建新王朝还是其他势力来，都不过是挖了个旧坟，换了个新龙椅，其本质是没变的。新的龙椅终究会落入后来者挖掘的新坟中，尽管每次更替都有大量的新元素产生。

    掘墓者概观

    秦末大起义

    秦朝严刑酷法，赋税繁重，徭役无休，民间苦不堪言，不过，“苦人民者”，自己也将吞下自种的苦果。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在蕲县大泽乡，一支被征发到渔阳去戍守的部队，因连日大雨，道路不通，不得不在此搁浅、休整。戍边失期，按例当斩，人心浮动，屯长陈胜和吴广欲有大为，便先后策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激怒众人杀掉军官”等行动，号召戍卒起兵造反，史称“大泽乡起义”。起义部队向西挺进，一路攻城拔寨，势力做大后，陈胜称王，建“张楚”政权。“天下不满秦政久矣”，各地民众和六国残余势力响应起义，纷纷攻击官府，诛杀秦吏。张楚军直驱关中，逼近都城，秦廷上下恐慌，遂派章邯率领大军反扑。张楚军不利，连连败退，陈胜被部下所杀，起义失败。但陈胜虽败，其余项羽、刘邦等各路诸侯军，继续猛攻秦军，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刘邦乘虚攻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亡。其后楚汉争霸，刘邦败亡项羽，所建西汉继秦而统治中国。

    绿林、赤眉起义

    王莽篡汉建新朝，并推行其改革行动，企图解决社会矛盾，但王莽的改革不得法，加之天灾连年，饥荒蔓延，流民四起。天凤三年（公元17年），王匡、王凤率领一群流民、饥民在湖北新市起发动义，劫富济贫，安抚民众，因部队以绿林山为据点，所以又称“绿林军”。天凤五年（公元19年），樊崇在山东莒县率领一百多人起义，此后樊崇在泰山周围一带发展迅猛，很快扩至数万人马。其部队将眉毛染红，因而又称“赤眉军”。绿林军和赤眉军数败朝廷大军，愈加雄壮，先后建立政权，均推举刘汉皇族为其领袖。绿林军所建的更始政权，皇帝是刘玄。起义军在攻破洛阳，灭掉新朝之后，变得腐化无度，内部瓦解，王匡率军反之，失败后投靠赤眉军。赤眉军攻破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建立了建世政权，推举皇族的刘盆子为帝。赤眉军哄抢财物，失却人心，各地方豪族更是聚众反抗。纷纷扰扰中，刘秀捡到大便宜，夺占中原之地，建朝东汉。赤眉军打不过刘秀的大军，一路溃败，最后只得投降，东汉王朝统一全国。

    黄巾军大起义

    东汉自后期起，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朝纲混乱，地方上豪强兼并土地，水旱灾祸不断，生民疾苦。巨鹿人张角研习《太平要术》，创立太平道，以巫医身份掩饰，一边治病一边传教，如此酝酿筹划了十余年，张角门下信徒多达几十万。张角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信众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其统一指挥。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正式在冀州起义，反对东汉的统治。其余各地的七州二十八郡战事亦起，以响应张角。东汉朝廷派皇甫嵩、卢植、朱隽等将率领汉军前来镇压，与之辅助的还有各地方豪强的地主武装。黄巾军虽一度气势高涨，但在政府军与地方军的联合绞杀下，惨遭失败。东汉王朝虽未被推倒，经此大难，元气大伤，地方军阀与豪强兴起，中央不能控，终演变为魏蜀吴三家分汉。

    西晋流民大起义

    西晋晋惠帝时，宗室诸王争权夺位，发生了“八王之乱”，战祸不止，天灾不断，疾疫流行，赋敛如故，无数破产、失地的农民与其他民众，与内迁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混在一起，构成了浪迹天涯的流民群体。流民生活无计，未来无托，不满朝廷，为此反晋起义逐一爆发。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拉开了流民起义的序幕。元康四年，郝散弟度元起兵反晋，秦、雍二州氐、羌等族的数十万民众群起响应，起义军攻势迅猛，连克天水、略阳、始平、武都、阳平诸郡，晋廷震恐，派大军来强力镇压，起义失败。但晋廷并未吸取教训，尚在剧烈内斗，又逢连续五年的旱灾、蝗灾，民不聊生，各地流民起义更是愈演愈烈。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巴氐人李特起义，建陈汉政权。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荆州蛮民起义。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石勒王弥起义。永嘉四年（公元310年），雍州流民起义。永嘉五年，巴蜀流民起义。西晋朝廷内部争斗不休，外部流民起义，疲于平乱，国家早已是千疮百孔，于是匈奴人刘渊趁乱大军攻来，于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攻灭西晋，司马氏退到东南建东晋，北方为“五胡”和其他乱军霸占。

    孙恩、卢循起义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朝廷征发“免奴为客”者当兵，人们不满，一时“东土嚣然，人不堪命”。破落士族孙恩逃至舟山群岛，收罗各方逃亡农民，渐成势力。孙恩在海岛上聚众造反，从海上登陆，攻破上虞，江南八郡的奴客和破产农民纷纷响应，一些地主和豪族亦一时俱起。此后孙恩自称“征东大将军”，曾三次渡海登陆。公元402年，孙恩最后一次登陆，攻临海，被刘裕率晋军击败，孙恩投海自杀。义军乃推孙恩妹夫卢循为首，继续与晋对立。卢循浮海南下，攻破番禺，自称“平南将军”，朝廷因畏其势，遂对卢循招安。后刘裕举兵北伐，趁东晋内部空虚之际，卢循复反，一度兵临建康。刘裕灭南燕后，速率大军回援建康。卢循被刘裕击败，赴水而死。孙恩、卢循起义持续了十二年，几乎遍及东晋全境，但并未触动东晋根基，反倒让镇压起义的刘裕手握兵权，掌控局势，最终废晋帝而自立，建刘宋王朝。

    隋末大起义

    隋炀帝逞天纵之资，穷兵黩武，暴政天下，人民弗堪忍受，纷纷揭竿而起，起义军队伍有百余支之多，遍及全国，起义人数达数百万，可谓史上之冠。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征召大军准备再次进攻高丽，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率众起事，同年的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拥兵而反，围攻洛阳，此二人揭开反隋序幕。王、杨之乱，被隋军扑灭，但反隋之大潮已然激起，难以遏制。各地起义军席卷而来，光是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江淮的杜伏威军，便让朝廷难以应付。朝中官吏、军阀、南朝士族残余，趁此乱局，也竞相拥兵自立。在空前绝后的大动乱中，隋廷失控，大业十四年（公元617年），隋炀帝在江都被大臣宇文化及绞死，隋朝灭亡。隋炀帝死后，各起义军、朝廷军、门阀军为争夺帝位，混战中华，李唐异军突起，相继剪灭群雄，统一了全国。

    唐末大起义

    唐朝后期，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中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契丹等蛮族侵凌，大唐雄气已消，在社稷腐坏、国势衰减的形势下，唐政府又屡增赋税，律法严苛，吏治浑浊，以至弊病丛生，民不聊生。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发生裘甫起义，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桂林发生庞勋起义，这两次起义被很快压平，不足以引起唐廷警觉反省，但当更大规模的黄巢起义袭来时，唐廷便连反省的机会都没了。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在长垣率数千人起义，在曹州造反的黄巢带兵来附，其势尤大。王仙芝兵败被杀后，黄巢统帅余部，被推举为王，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军转战江淮、闽浙、两广，抢掠无数，财力、兵力愈加强盛，而后大举北上，占湖南，克洛阳，并攻破了长安，称帝建制。占据长安后，黄巢军滥杀滥抢，失却人心，长安又为唐军所夺。黄巢被迫东撤，下蔡州，攻陈州，久攻陈州不克，黄巢军力受损，唐军又四面攻来，黄巢带兵逃窜，金统五年（公元884年），黄巢兵败自杀。黄巢起义并未能推翻唐朝，却让镇压起义的朱温、李克用等藩镇势力大涨，其后朱温废弃唐帝，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李克用和其他藩镇效仿之，称王称帝，瓜分了中华。

    宋江、方腊起义

    知名度甚高的宋江起义，其实规模并不大，宋江开始作乱时，仅有三十六人（即三十六天罡）。山东梁山泊本可供周边民众打鱼为生，宋徽宗君臣为敛财，宣布“禁湖”，渔民和其他百姓愤愤不平，宋江便集合一群骁勇悍匪，据有梁山泊，打劫过往船只、商旅，将部分财物散发于众，收买人心。宋江部队愈加财雄势众，向外拓展，转战河朔、京东十余郡。朝廷开始警觉，先是招安，但被宋江拒绝，于是朝廷便派大军来镇压，宋江军失利，在海州时，又中了知州张叔夜的埋伏，宋江无奈，受招安。同时期南方的方腊起义，气势更为恢弘。方腊利用明教团结众人，待成气候便率众在帮源洞起义，并建有政权，方腊自称圣公，年号永乐。方腊军占据青溪、陆州后，兵分两路，东攻杭州，西攻歙州，均获大胜。方腊风生水起，江南各地小股乱军竞相来投，一时“项背相望”。方腊军继续进取，先后攻占六州五十二县，气势煊涨。宋廷大震，忙派童贯、王禀率兵十五万直扑杭、歙二州。方腊军不敌，连接丢失城池，反攻又失利，宋军对方腊军展开合围，方腊军七万余众皆战死，方腊被俘，押往东京凌迟处死，方腊余部相继被扑灭，起义失败。镇压宋江方腊起义后的第六年后，即公元1127年，北宋亦被金所灭。

    红巾军大起义

    元末可谓是积重难返，上层内斗、朝纲腐败、财政危机、通货膨胀、民族仇恨、社会矛盾等各类问题，大杂烩地熔于一炉，人们被蒸煮在这个炉子里，该是有多么痛苦？在经历一连串的起义和暴动后，起义之事遂在红巾军头上得结正果。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汴梁、大名等十三路百姓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在人群中秘密传教，时机成熟后，韩山童策划起兵，消息外泄，被杀，刘福通率民工起义，以红巾裹头，称“红巾军”。造反大旗一举，贫者从乱如归，云集响应。蕲州、黄州的彭莹玉、徐寿辉，濠州的郭子兴、孙德崖，徐州的李二、赵均用等枭雄，亦均以红巾军为名号，以及方国珍、张士诚等起义军，共摧暴元。元廷虽然腐坏，但兵力尤强，刘福通等部先后被灭，不过元廷也再难维持整个中国的统治，遂退守北方。南方的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起义军势力，为主宰南方，展开“大火拼”，结果朱元璋笑到最后，建大明王朝，并派徐达率军北伐，收复大都，将蒙古人赶回大漠。

    明末大起义

    明末的局面可谓古今罕有，一个字，乱。朝廷上党派间互相倾轧、皇帝与文官集团之对峙，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地方上吏治失控，为非作歹，土地兼并加剧，流民遍野。外部满人崛起，虎视关内。连老天也不帮明朝，自崇祯即位前后，全国各处连续数年出现了罕见的旱灾，尤以陕西最严重，人们都吃观音土、吃人了，还能不反？明末大起义的策源地，也正是陕西。崇祯元年（公元1627年）七月，王嘉胤等在陕西首举义旗，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成风，仅陕西一境，便有义军一百余部。朝廷先后任命杨鹤、洪承畴、熊文灿、杨嗣昌等大臣经略西北，对各起义军或镇压或招抚，起义军亦是“反复无常”，时而受招安，时而复叛。在这纠结、诡谲的十余年间，各路起义军相继消亡或投降，唯独李自成与张献忠这两支队伍，历经磨砺，愈加强势。张献忠南下巴蜀，占据了四川、湖北等地，建立了大西政权。李自成则在中原及北方大战，其占洛阳，攻开封，破襄阳，收太原，迫降大同、宣府等重镇，剑指京师。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亡。关外的清军就乱取势，进入山海关，与吴三桂的联军，击退李自成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北京，并迁都于此。其后，清军荡灭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剪除了南明诸政权，统一了中国。

    形式各异的起义之路

    历代的大起义，基本上都有响当当的口号。

    大泽乡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

    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瓦岗军李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黄巢起义：天补均平。

    王小波、李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钟相、杨么：等贵贱，均贫富。

    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明王出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

    李自成：均田免粮。

    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观其口号，或朗朗上口，或针砭时弊，都是极好的，但颇为遗憾的是，口号始终是口号，要变成切实的行为，并彻底践行之，那就难了，因最初的设想与实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会有很大差异。又因为领导者的能力大小、志向高低不同，敌我势力的对比不同，当时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不同，以及各时期思想文化的不同，历史上的各大起义，表现相差迥异。

    有的起义确实言行大体一致，奔着“抗暴救民”的目标而去，无论其成功或失败，都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有的起义则在发展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如外有官军和地方军联合绞杀，内有粮草供应不及，起义军只得采取抢夺财物等非常手段自救，其口号和主张大打折扣；有的起义则是在取得一定成果后，领袖恋权腐化、骨干们居功自傲、内部开始分化，起义军忘了起初的立誓志向，走向了自败之路；还有一种情况也相当普遍，便是组织失控、纪律松懈，这是一大半起义都会出现的问题，没有组织和纪律的起义军，沦为乌合之众，无力节制各将领、士兵们的胡作非为，遂救民变成了扰民、害民，起义军逐渐成为了自己主张的反面。

    陈胜为中国式大起义之开山祖师，陈胜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起了犹豫不决的士兵们的功名之心，“死则死矣，死则举大名耳！”他的这句宣言，也激励了无数后来的起义家们，直奔权力制高点而去，凭什么我就不行？“伐无道，诛暴秦”，陈胜的军队完成了一部分，攻略各地，冲击官府，杀其官吏，六国贵族残余和各路枭雄竞起响应，共摧折暴秦。可秦帝国还未被打倒，陈胜倒先无道、残暴起来，把自己树立成亲口喊出的口号的反面。刚站稳脚跟，陈胜便大修宫阙，壮阔无比，他的旧时伙伴来拜见，说起了陈胜之前的糗事，陈胜大怒，斩杀之，“苟富贵，无相忘”的誓言，何等苍白！陈胜的旧友、老部下见此状况，或纷纷离去，或不再与陈胜亲近，陈胜还没当上皇帝，便成了孤家寡人。陈胜称王后，权力欲大盛，任命亲信专门督察部下的过失，以震慑群臣，防其变心。陈胜如此，其他领袖与臣将也开始了争权夺利，大将田臧与吴广意见不合，便假借陈胜之命杀死吴广；朱房、胡武等人，利用监督之权，严厉苛责臣将，凡是自己不喜欢之人，想排挤之人，便擅加惩治，甚至杀害。陈胜的张楚政权，内部已然涣散，他被自己的车夫所杀，起义部队为秦将章邯所溃败。

    另一个要“诛暴秦”的项羽，他自己却比谁都残暴，“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司马迁扬项羽贬刘邦，让项羽虽败犹荣，让刘邦虽胜犹被后世称无赖，但在史书中，司马迁还是记下了这些。刘邦虽“浪荡无行”，却从不胡杀乱屠，天下是该他得的。

    张角大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一呼而天下应，八州云动。黄巾军大起义却并没给天下带来大吉，伴随着起义军与朝廷军大战的是抢掠滥杀，这在《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与《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中都有所描述，此处不做赘述。当时的朝廷军队、地方豪强与民间自发组织的武装，都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镇压、打击黄巾军，本来朽木不可雕的东汉朝廷已烂到极点，“黄巾军”的暴行，却让人们对东汉朝廷产生了同情与支持。

    瓦岗军开始是占山为王，当起了草寇，凭其地利优势，抢劫过往商船与官船，财货丰厚，因而迅速坐大。李密到来后，将瓦岗军由松散的土匪团伙打造成了明确纲领、严密组织、严格纪律的军队，由此更是一路高歌猛进，成为各义军中最为强劲的一支。瓦岗军数败朝廷大军，占领了不少富饶之地，还开仓赈民，由此声名大噪，主动投奔者不计其数，势力尤张。但不久原领袖翟让与李密发生了矛盾，翟让已满足于现状，开始沉迷于享乐，李密则野心更大，想有长远进取，两势力发生内讧，李密诛杀了翟让。瓦岗军从此分裂，不断颓败，为李唐所吸并。不过，虽然是草寇起家，但瓦岗军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起义中，是甚少有暴行、名声较好的。

    宋朝的两次起义，王小波、李顺，钟相、杨么，异口同声地喊出要“均贫富”的口号，后者还要进一步，要“等贵贱”。相同的口号和主张，走出的却是扬镳之路。

    王小波、李顺可称得上英雄，因两人为受害深重的“旁户”与贫民主张权利，而且两人没有像其他起义领导者那样表现出种种极端丑恶的人性。所谓“旁户”就是被土地兼并所害、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租种地主的田地，他们的大部分辛苦劳作成果，为地主所得，而政府派支的赋税、徭役也丝毫不少，遭受如此双重压榨、剥夺，日子自然不好过。旁户和其他一些贫民，为谋生计，不得不兼纺纱织布，以贴家用。可政府又设立了“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连茶叶和大米也进入了专卖体系，豪强地主与富商“释贱贩贵”，趁火打劫。由此小商贩、手工业者、茶农等群体大受其害，纷纷破产。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逢大旱，饥荒蔓延，王小波、李顺揭竿而起，在蜀中与川西掀起波澜，虽起义失败，宋廷和当地豪强也受到震动，“博买务”被取消，地主豪强们也不敢再像以前那般敲骨吸髓，有所收敛。

    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起义，则没有前辈的无私。钟相、杨么颇有点投机主义的味道。金军南下，中原危急，各路军队去“勤王”，以驰援宋室、抗击金军，南渡临安的宋高宗重建了南宋，令各路“勤王”军返回解散，钟相、杨么部队却没有照办，而是利用宗教迷信四处传播，还建立了组织，吸纳信徒的钱财，承诺互助共济、保护信徒。金军继续侵凌南宋，已经实力强大的钟相、杨么，不去抗击侵略者，却趁南宋后方空虚，起兵发难。起义军号召免除赋税差科，废除官家律法，因而拥护者日益众多，起初所向披靡，攻破城池，焚烧官府，捣毁寺庙，抢掠富豪，杀官、儒、僧道、巫卜、仇怨之人，占地据财。朝廷来招安，钟相不从，钟相被击杀后，杨么率领部队继续战斗。杨么甚贪财，借宗教组织聚敛了大量财富，被人们称为“老爷”。杨么部队精于水战，曾击退了李纲，但后被岳飞率军剿灭。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是军师李岩为李自成量身打造了一个的童谣，命小孩们四处传唱。李自成军更规范的宣传口号是：均田免粮，这在当时简直是革命性的。

    李自成在其进入北京前，还有些王者之气，如严明军纪，不许私掠扰百姓，李自成还宣扬“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由此甚得民望。李自成仁义知名远扬，民皆投奔依附，李闯王势力愈盛。

    李自成的蜕化是渐进的，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建立国号为“大顺”，尊其祖、父以及各亲，各加谥号，设置六部及内阁，像模像样的做起了皇帝。“据秦府为宫，收姬妾数百以充实之”、“发民夫，大修长安城，挑濠堑，具楼橹，视前制倍壮丽”、“毁居民屋以大开驰道于城中，每三四日即亲至大教场校射”，这时的李自成已脱旧时草野之气，金贵起来。百姓们也渐清其面目，与之疏远，“百姓望见黄龙旗，皆辟易”，看着皇帝的旗号便慌忙躲避。

    当李自成攻破北京，灭了明朝后，李自成和他的军队达到巅峰，上下集体膨胀，集体放纵。李自成恨透了明朝官僚，控制北京城后便以“助饷”和“追赃”为名，设立具体数额，敲诈明朝旧臣、王公、太监、豪绅，将其囚禁起来，严刑拷打，迫其交出家财。再之后便是“便街提士大夫”，随处抓官绅，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没过几日，又有新规定，只要是旧官，就要派饷。其手下的总指挥官刘宗敏还规定“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一时间北京士林惨遭大祸，冤号之声不绝于耳。官僚贵绅被派以巨额资金，最后都是人财两空而已。随之范围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勋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

    李自成与其将领大臣们沉醉于宫廷奢靡中，士兵们也没闲着，光天化日便逮人抢物，淫人妻女，大顺军的军纪全无章法，丑相百出。原本对大顺军充满希冀的北京民众，陷入无尽的绝望中。后来击败大顺军的清军，被认为是拯救者，臣民打开城门迎接之。

    也有清醒者，如李岩上书李自成提醒他不能乱来，却被牛金星等同僚谗言中伤，李岩被冤杀后，大顺政权内再无清醒者，最可恨者如刘宗敏，明知陈圆圆是吴三桂的爱妾，刘宗敏还是将其占有，致使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入关。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为主体的大起义，也算得上是历代起义的大总结。其一，采用宗教形式来吸引部众，之前的陈胜吴广起义、黄巾军起义、孙恩卢循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红巾军起义、白莲教起义都曾经用过。其二，口号喊得响，历次的起义，虽规模、影响力不一，但口号都是喊得很响的，比起太平军“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都还是要差些，太平军这一口号简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岂能不迷人诱人？其三，口号和行动的严重脱离，成势前与得势后的天渊之别。

    从创立拜上帝教到攻占南京，洪秀全用了整整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为了壮大拜上帝教，他风餐露宿奔走四方，为了谋划起义，他殚精竭虑用心良苦，为了战胜清军，他披坚执锐以身作则。同样的其他几个诸王也付出了自己最大的热情与辛劳，肖朝贵和冯云山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攻破南京，将其改为天京并定都于此后，太平天国开始大兴土木，天王府最是奢华，史载“雕镂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蟠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其他诸王也不甘示后，纷纷建造府邸，相互逞耀。

    太平军抢掠财物难计其数，都主要用于诸王、将臣的享用，比如洪秀全用的碗、筷都是纯金所制，马桶、夜壶均为纯金打造，天王果非凡人，吃喝拉撒都是金器服务。

    各王比奢赛侈，比赛到后来自然是比权力，因为只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后，才能名正言顺地侈靡无度。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如住多大的房子，有几个老婆，穿什么样的衣服，生活用什么样的器具，出行有多少人抬轿，权力越大，等级越高，能享用的东西越多。由此发生了太平天国内讧的“天京之乱”，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被杀，石达开出走，数万军民死于内乱。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大肆封王，最多的时候封了二千七百多个王，“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的惨状便在天京出现了。封王自然有封王的好处，不然谁为了个王爷争得头破血流。封王后就是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威风八面。按太平天国礼制规定，低至最底层管辖二十五个人的十六级小官“两司马”出门时都可以乘坐四人抬的黑轿，上面领兵的将领王侯等人，其威风更不用说了。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冲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要一边走路，一边磕头。

    王爷们耍耍威风倒也罢了，更厉害的还在后头。王爷们为了自己的骄奢淫逸，就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二三十种。百姓们交完这个税，又要交那个捐，破产的家庭比比皆是。

    太平天国后期，诸王各耽享乐，圈地、揽钱、修王府成了必做的三件大事。诸王还相互争衡算计，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都在拼命地敛财固势，天国大业，早就成了笑柄。军事上主要仰仗陈玉成和李秀成，当陈玉成在安庆与湘军激战时，李秀成正忙着在自己的地盘上大修王府，不肯对陈玉成增援。安庆失守，陈玉成牺牲，李秀成才同十三个王组织60万大军抗击敌军。十三个王各怀鬼胎，60万以逸待劳的太平军居然没能将疲惫不堪的2万湘军打退，对阵46天后便纷纷散去。洪姓王爷更是威武，称霸天京，进出城都要花钱买“出城票”，连李秀成一次带兵出城，都要花十万两银子买票，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天京城破前，有人建议该储存粮草，以备不时之需，可天价的出门票，没人愿意出去买粮食。天京被围后，城中缺粮，洪秀全只得号召军民吃草，最后是饿殍遍野。

    总之，太平天国先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这两个玩意儿，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实施过，执行过，天国上层本来就是用此来粉刷门面的，可有人却真当回事，还自以为高深！

    我这里并不是想要为历代的起义军“揭丑”，各种史书和文献都有详细记载，也不用谁去揭。环境是复杂的，过程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导致的行为和结果，也是复杂的，很多人常用的对历史上的起义“一概而论”“一刀切”式的评判是不对的。厌恶起义的人说某某起义坏了我大汉、废了我大唐、亡了我大明，对任何起义都全然否决，支持起义的人则爱指出某某王朝如何腐朽、如何该被干掉，对任何起义都赞不绝口。真实的历史，不是能简单论断的。冷静的、综合化的历史观，我个人觉得，在当前是缺乏的。我在这里只是想通过各起义军的前后表现，说明在帝国模式下，为什么会起义、会有哪些起义类型、会出现什么特点、最终导致的结果又是什么，以总结出一些还有点价值的经验出来。当然这些经验，仅是我个人之见，不能作为定准，权当是一种探讨和研究罢了。

    火药的力量

    古代的中国或许是最让人迷惑的，那些雄威强大的王朝，没被气势汹汹的蛮族击垮，却被自己人给快速摧毁；那些平时看起来柔顺木讷、含辛坚忍的老百姓，却在历次起义中改头换面，变得残暴凶狠。

    这么大尺度的转变，还得从古代中国的内部特性、机理说起。

    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全国便是一个超级大农场，疆域边界有山、海、沙漠的阻挡，还有人工修筑的长城及各类防御工事，帝国内部地势复杂，又有山陵、江河横纵交错，可阻挡或拖延北部游牧民族，治国之要便是保住帝国内腑，维持农业生产，所需的财富、物产便能源源不断地产出，以供帝国上层、官僚系统的享用、财政支出。

    帝国最广大的人群，最重要的财富，便是农民。如何管理、控制、驾驭如此庞大的农民群体，成了历代统治者最为头疼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过于北方凶猛的游牧民族。统治者集团上下，无不标榜自己爱民、亲民、抚民，但观其所作所为，却是愚民、弱民、制民，采取的方式多不胜数，有严刑酷法，有礼制道德，有户籍管理，有官方教化，有焚书坑儒，等等。或是迷魂汤，或是谎言，或是棍棒，或是绳索，软硬兼施，多管齐下。让农民安心、死心耕作，老老实实给国家纳赋税提供徭役，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不要有非分之想。对手工业者、商人也是一样的，不过这两类人更难控制，手工业者集中在工坊内，相互协作、交流，互通信息，没有农民那么闭塞，商人则更甚，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太过刁滑，所以要“重农抑商”。因此中国历来重农，而且是明显的小农经济，让农民都仅为自己的小家而忙碌，无暇他顾，也无渠道与他人互串讯息。

    历朝历代，均采用愚民、弱民等策略，主要目的为二，其一，让将人变成会说话的畜生，他们像牛马骡子能辛勤劳作，又具备一定智商，不似牛马骡子那么愚笨，好使唤；其二，将人变成会自己动的工具，肉制锄头，肉制镰刀，肉制钉耙，等等，这类工具可自我恢复，不似铁制的锄头、镰刀，木质或竹制的钉耙、扫帚，折损得很快，因而可使用时间长，一般能用到六十岁，更妙的是，这些工具可自己动！不管是会说话的畜生，还是会自己动的工具，那都是无意识的，不能反抗，只会干活的物件，如若万民都是如此，那岂不是天下太平，千秋万代？

    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提及到，时至晚清，阿瑟·史密斯和他的一些在华的朋友，看到很多地方发生洪涝灾害，人民流离失所，拖儿带女，一家人道乞求食，走着走着便饿死，倒在地上，而在不远处就有官仓，阿瑟·史密斯问这些快要饿死的人，为什么不去抢呢？摆头回道，不敢，不敢。再问，还是，不敢，不敢。阿瑟·史密斯认为自己看到的只是个别现象，他在中国待了整整五十年，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灾害造成的流民，还是军阀混战造成的流民，他们都是如此，纵使官仓就在不远处，身边就有粮铺，却宁愿饿死也不去抢。

    不光是阿瑟·史密斯，其他中外学者都记载或描述了这一类似的现象，对中国人善于忍耐这一点，无一例外地成了共识。鲁迅骂国人麻木不仁，是骂得最多的，最狠的，但骂了快一百年了，国人中有很多“积弊”仍然存在。

    如此软弱木讷的中国人，历史上有过，但嗜血残忍的中国人，历史上也有过，而且经常是同时期并存的。这是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历数古代中国各次大起义，没一次不充斥着暴力与残杀，疯狂地砸官府，拆房子，抢东西，烧毁城池，挥舞着刀枪，杀官吏，杀贵族，杀平民，甚至杀妇孺。起义军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农民，他们曾经是最老实憨厚的人，曾经是受压迫的人，何以顷刻之间，由沉默的羔羊，变成嗜血的野狼？

    即使他们是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庄稼汉，“一亩三分田”、“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最大人生目标；即使在收成不好，时运不济，惨淡度日，也甘于好死不如赖活；即使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惯于忍受，最知足常乐的群体，可在普遍横征暴敛下，这样的简单生活也成了奢望，这也便到了积怨暗结的时候了。

    这些不敢、不敢、还是不敢的人，心中却装满火药。一旦遇到有人来点燃，那是会立刻爆炸的，而且威力巨大。

    暴力引发的是更多的暴力，解决暴力，基本也只能靠暴力。这些人一旦找到发泄的地方，平日所受的驯化被抛掷九霄云外，不过火药爆炸，能量释放完之后，他们会很快恢复原样。

    就这样，在帝国体制下的各王朝，在能控制总体形势时，被驯化的老百姓以其辛勤，为王朝创造了无尽的财富，供统治者集团、官吏系统们享用，但不能控制形势时，老百姓们跟着一个个野心家们揭竿而起，火药爆炸，王朝毁灭。这是各王朝的死穴，在帝国时代，无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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