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历史的迥然之路

    相比中国，西方的欧洲各国没有一次被各种起义所推翻，欧洲各国的兴亡更替都是由内部分裂或外敌侵略而造成的。

    不过，中国在进入帝制时代之前，起义现象也并不显著。

    在帝国时代以前的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商、西周王权巩固，占据中央，诸侯环卫之。分封制下，诸侯承认中央王朝大宗地位，按时朝拜，向其纳贡，受其节制，当中央王朝要出外讨伐时，须派兵跟随，当中央王朝被外族攻击时，须出兵营救。而履行了这些义务后，诸侯国便是完全独立的，拥有任免官吏、营建军队、收纳赋税、管理地方的权力，中央王朝不得干预。大小诸侯国实际上就是各地领主。东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东周王室沉落，仅有洛阳周边一小块土地，苟延残喘，春秋时期，诸侯各国还偶尔向东周朝拜、纳贡，齐桓公就“尊王攘夷”，以东周王室之残留权威号令其他诸侯。到了战国时，东周王室彻底沦落，没诸侯来孝敬之，各国相互兼并吞灭，甚至东周王室自身的土地被蚕食，都无力制之。经过一次次重新洗牌后，诸侯国数目大为减少，分布各地的大小领主，也变成了七个大领主相争的局面。

    从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的建立到公元前771年西周的灭亡，是为统一的奴隶制王朝时代，这八百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的奴隶、农奴起义甚少，规模也不大，对王朝难以构成什么胁迫。仅有公元前841年发生的“国人暴动”，将暴君周厉王赶出了都城，但并没诛杀之，也没有推翻当时的西周王朝。

    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历经五百五十年，发生的奴隶起义和平民抗暴活动，见之史册的少之又少，而能对东周王室和各诸侯国政权形成强力冲击的更是凤毛麟角。规模稍大的，对政局构成一定影响的，有卫庄公时期的工匠起义，吓跑了国君，令其逃跑时摔断了腿；鲁国的“盗跖起义”，一支千来人的逃亡奴隶部队，四处流窜作战，持续了十年的时间，诸子百家的著作对此多有记载；郑国执政者子孔被国人推翻，其家产被瓜分；陈国的司徒辕颇横征暴敛，被国人赶走。

    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汉及其以后历代，中国都是大一统构架的中央集权帝制，而欧洲相对应的时代则是罗马与之后的中世纪。

    罗马与之后的中世纪，在时间上与秦汉及其以后历代的时间对应，但所采用的制度和形式却是秦之前商周时期类似的制度。罗马历史可以分成三大时期，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帝国时代。罗马帝国时代，实行元首专制制度，但罗马元首（皇帝）的权力是难于同中国的皇帝相比的，元老院、公民大会、保民官等能一定程度制衡的机构仍然在，况且帝国继承体系一直是不确定的，况且罗马从来没有中国式帝制下庞大而齐整的官僚体系，权力无法完全集中至上。罗马帝国消亡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各大小国家实行的是寡头贵族统治，国王或大公这些统治者得靠其辖地内的贵族与领主支持，否则必将失败。

    欧洲中世纪的各领主，与商周时期所分封的诸侯国类似，国王或大公是名义上的国家共主，但各领主有着诸侯王一样的待遇，除了承认共主的权威、统治地位，他们是独立的，其内政管理，共主也不得干预。

    大量的农奴或农民，被领主们拴在土地上，他们始终和后者有强烈的依附关系。可以这么简单地说，农奴或农民都是领主们的私有财产，领主们人生的重点便是如何享用和支配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建造硕大的庄园，坐着富丽的车舆，穿着华美的衣饰，吃着精美的食物，这是享用；驱使农奴们无休无止地干活，收缴大部分的收获，留下一小部分让其不至于饿死，还常强令农奴们免费给他们修葺庄园，打理树木花草，这是支配。

    有了对活物财产（农奴、农民）的支配，才有对固定财产（庄园、车马、服饰、食物等）的享用，这是很基本的道理，无须点破，人人皆知。

    人人都会珍惜自己的财产，除了一些丧心病狂、狂妄无知的领主外，极少领主会将自己手中的农奴、农民往绝路上赶，农奴、农民奋力反击，废弃农田，捣毁庄园，深受其害的是领主自己。领主对待农奴或农民，就和对待畜生差不多，但还保留其基本权利。

    有特权享受，便会有责任承担，欧洲社会是有契约文化背景的。中世纪时的欧洲大小国家，时常开战，领主必须保护其辖地内的农奴、农民，他们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使自己更有威望，也为自己剥夺农奴、农民的劳动果实，提供了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领主们还是农奴、农民的坚实后盾，农奴、农民不仅对领主负责，还对王国负责，必须缴纳人头税，提供无偿的徭役等，如遇到王国的暴政或大臣的弄权，所有的负担都会落到农奴、农民头上，领主是农奴、农民与王国之间的中间人，他们出于保护自身利益，便会尽一切力量反对宫廷胡作非为、涸泽而渔的行径。那时候的欧洲历史很有趣，国王要推行个什么政策，必须召集贵族和领主，开会、讨论、谈判、周旋，最后得出某某协议；有时候谈判谈不下去，国王的部队与领主们的骑士会发生对峙态势，但彼此势均力敌，通常是不了了之。

    所以古代欧洲的起义较中国次数更少，规模更小，影响有限，欧洲的起义能推翻其领主都勉为其难，遑论推翻由大小领主构成的王国？

    在帝国时代的中国，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帝王是顺天应命，代天御地的，他是无可争议的国家的灵魂与代言人，没有任何因素能影响其神圣地位、无上权威。中央朝廷则是帝国的大脑，一方面协助帝王研究时局，发布诏令，推之于全国，另一方面替帝王收集各地诏令的执行情况以及其他信息，确定对地方官员的奖惩升降，以及确定今后国家采取何等方略，如何进行调整。各级地方衙门和官员则是帝国的手臂，他们代天子牧民、代朝廷控驭四方，主要职责便是执行中央的诏令，而不管这个诏令是否正确是否合理是否适应于本地，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闲心的。小吏、差役、乡绅则是帝国的触须，中国地域宽广、民族众多、形势复杂，各地方官实际是“土皇帝”，他们要推行中央诏令，要办理政务，不得不倚靠其属僚（即小吏）和身份低下的差役，乡绅则是有半官方背景的地方豪强，他们是官府与乡民之间的纽带，官府有何新的命令，赋税有何变化，都是乡绅们召集一方乡民，向其阐述解释，以便于小吏、差役们今后来顺利办事。

    这便是中央集权的帝制，帝国政府将所有的权力、核心的资源，全集中在中央，以便于其掌控天下，又通过处处设置官府，层层任命官员，以权力授级的方式，使帝王之命行效至全国每一处地方，帝王之威辐射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中央集权帝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集权即是威权，发布一个诏令，不需要各界势力的普遍认可，其速度可以达到极致，推行一个诏令，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和同社会舆论的周旋，其效率便可达到极致，简而言之，便是可“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也只有中国，能修筑长城，开运河，建设各类大型水利工程和防御工事；也只有中国，能营造壮丽的都城和宫室，气派的园林和陵墓；也只有中国，能在汹汹民变、兵变的浪潮下，仍然维持如昔，能在大乱之后，迅速大治，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也只有中国，能编著那么多浩如烟海的史书、大典，制造出那么多巧夺天工的珍玩。其他国家能完成上述一种大事，便可称为奇迹了，但在中国，可同时多点开花，群芳齐放。

    相比欧洲等地域的长期诸国林立，各势力相互掣肘，中国这种集中与凝结为核心的体制，国家的统御之力、行政之力，无所阻滞，没有什么政策是不能推行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办的，使中国在古代时期是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至少外表看起来是如此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光焰夺目的盛世，有很多至今都让人津津乐道的光辉岁月。古代的欧洲则显得暗淡无光，难与匹敌。

    目光总被吸引至华丽的外衣下，聚焦点总被牵引至精彩的情节，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华丽与精彩之下，暗藏阴霾。

    共体的强大，往往是个体的弱小。中国古代阶层，实质上无所谓士农工商以及末民、贱民的区别，唯一区别就是衙门阶层与非衙门阶层，即体制内与体制外。整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剥夺千万民众的基础上，剥夺者是衙门阶层，上至皇帝，下至差役，被剥夺者是普通民众，主体便是农民。

    层层任命，上下相依的制度下，朝中大员对皇帝负责，其权势、地位因蒙圣上恩典才能保持，他们熟读的圣贤之书是很难让皇帝高兴的，为了让皇帝高兴，曲意奉承、按摩龙鳞是不可少的，皇帝喜欢做什么，他们揣测圣意，便建议什么，皇帝要推行什么，他们便马上附议，高颂英明，全力去为皇帝筹办。

    各地方官员，他们是朝廷的手臂，其首要责任是执行朝廷的命令，对朝廷的忠诚以及光鲜的政绩，是用一系列数字说话的，很少有人会顾惜民力去反对弊政、坏令，上边叫征发民众去修筑城池，马上征发，上边叫增收税赋充实国库，马上去增收。再则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上级与各路权贵手中，利益是连接彼此最好的纽带，地方官员为保官、升官，以求仕途通达，不得不到处去运动、孝敬，重金厚礼多多益善，这个也是用数字说话的。重金厚礼从何而来？自然是拿起手中的权杖，剥削本地民众，所谓十官九贪也。再者古代为防止地方官结交各界势力，都是指派官员异地为官，而且每几年一换，大多数的地方官对本地的长期利益，是不会考虑的，也对本地民众是没有感情的，没有顾及便肆无忌惮，无所保留地巧取豪夺。

    层层向上贿赂、孝敬，肯定有另一套层层地向下勒索、敲诈，古今中外，世间常理。最终被压在下边的自然是底层的民众，建筑物越高大巍峨，底层受到的压力越大。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盛世，底层民众越是苦，反而比不上刚刚起步的王朝初期。这在官方修饰的史书里都是可以查见的，就拿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为例，民流失所，饥荒迭起、民尽相食的字眼，与万国来朝，天下安泰，士民晏乐等字眼，交相辉映。而且盛世之后便是颓世乱世的转瞬而来，开元盛世被安史之乱打破，乾隆后期到嘉庆时期，各地爆发起义，以白莲教起义最为著名。

    专制体制下，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普遍暴政，少数的贤明之君，精干之臣，仁人志士，仅能在短时期内、有限的领域内，缓解暴政，但无法根除，因为他们自身便是这种暴政的不自觉维护者。当国家机器锈蚀、纲纪紊乱时，那便是毫无掩饰、无加限制的暴政到来，一根根破败的稻草压在老百姓身上，终是让其难忍其负，忍无可忍时，便是集中爆发的时候。

    欧洲的罗马和整个中世纪时期，没有形成中国式的体制，国家松软，各势力相互牵制，农奴、农民等底层民众，虽亦苦不堪言，但有封建领主、宗教势力等中间阶层存在，与政府、官吏对峙、周旋，他们的权益能得到些许保障，也能算一点点慰藉。古代的欧洲不可能会有中国这边的大盛世，大统一，但也没有中国这边的普遍暴政，都是某个区域的，反抗暴政的起义也只会停留在这个区域内，散布至周围便已属极限，起义也就不能成为改朝换代、覆国易主的游戏。

    权力与权利的游戏

    欧洲与中国的这种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也造就了迥然不同的起义过程、特点、结果，在此不作一一的案例对比分析，仅以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英国的公元1381年起义做简略之说明。

    法国扎克雷起义，“扎克雷”在法语中是“乡下佬”的意思，是封建主与贵族对农民们的蔑称。在公元1356年普瓦提埃战役中，英军大败法军，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公元1350—公元1364年在位）和大批贵族都被抓了去。英国有金贵人质在手，大敲竹杠，而法国国库里空空如也。王子查理为筹集高额的赎金，便决定对国民大幅增税。巴黎的市民们不干，商人领袖艾顿·马塞领导市民起义，要求当局进行改革，双方发生冲突，政府军居然没打赢，太子查理仓皇逃出巴黎，向各地农民发出命令，要他们去围攻巴黎，同时增加军饷。

    法国的农民把气归于与英国人和本国贵族，一个名叫吉约姆·卡尔的农民号召群众：“农民兄弟们！是谁把我们法国弄得一团糟？是万恶的英国人！他们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人民，要我们赔款；而王太子和那帮贵族也不是好货！他们是狗，英国人是狼，现在狗和狼要吃我们这些羊了！我们要把他们统统杀死，不留一个，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兄弟们，拿起武器来吧！”下边的人跟着大吼，“消灭一切贵族，坚决不留一个！”

    群情激奋，人们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农民大军，而后四面出击，攻打贵族们的庄园，扑杀贵族，烧毁田契、账簿。贵族们见农民军就跑，而且互相为警戒：“扎克雷来啦！扎克雷来啦！”意即起义部队来了，这也成了以后本次起义的正式名称。

    控制了巴黎的市民组织见农民军如此浩大声势，便与之结盟，共同起事。

    太子查理的兄弟，“恶人”查理，企图趁此乱局夺取王位，便与英、法封建领主、贵族联合起来，带兵镇压起义军。

    起义军与镇压部队对峙在麦罗，准备一决雌雄，关键时刻，市民集团抛弃了农民兄弟，他们把粮食运进城后，便关闭城门，让农民起义军与贵族部队斗去。

    农民军有七千人，而贵族部队只有一千骑兵。“恶人”查理见难以取胜，便耍起了阴谋，他主动示软，邀请卡尔进行谈判。

    吉约姆·卡尔过于轻信贵族们的品德了，没任何防范手段，便亲自到对方军中谈判。果然是羊入虎口，“恶人”查理马上将吉约姆·卡尔扣留起来，并将其折磨致死。

    农民起义军失去了领袖，群龙无首，“恶人”查理率领骑兵猛烈攻来，起义军不敌，连连败退。随后贵族骑兵一路追杀，妇孺亦不放过，残杀起义军连同妇女小孩在内达二万多人，因怕收获季节无人收割庄稼，方才罢手。

    英国与法国的“百年战争”，导致两国都财政匮乏，政府为解财政危机便不断课税，自法国扎克雷起义爆发后的二十五年，英国这边也不安宁，同样爆发了农民起义，而且规模更为宏大。

    在英国的埃塞克斯，农民们杀死了征收人头税的税吏，起义开始，很快便扩大到全国四十个郡中的二十五个郡。

    农民军势如破竹，在公元1381年6月13日，伦敦东边埃塞克斯郡的农军和南部肯特郡的农民军，同时攻入了伦敦城。农民军捣毁了几所建筑，破坏了几处监狱，释放了一批犯人，把国王查理二世、王后以及几位大臣包围在伦敦塔里。

    杀掉国王和他的心腹大臣，然后控制伦敦城，已经是轻而易举了，可农民军却不再进一步行动了，他们要和国王谈判。

    农民军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废除农奴制；第二，废除劳役制；第三，地租降到每英亩四便士；第四，除非出于自己的善良愿望并按照正规的契约规定，任何人不再服役于任何人；第五，在王国的所有城市、自制镇、村镇、市场等地方实行自由买卖。这五个条件，史称“迈尔恩德纲领”。

    查理二世并不情愿，首相萨德伯里伯爵分析道：“陛下，如果你用好言安抚，给予他们所想要的东西，那是上策；如果展开一项我们不能最后成功的举动，我们就再也不能够恢复。我们和我们的继承者都要完蛋，而英格兰将成为沙漠。”

    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要先稳住农民军，然后再毁约。在谈判过程中，查理二世暗中召集自己的人马，待部署完毕后，在谈判过程中，农民军领袖沃特·泰勒被伦敦市长一剑刺死。

    查理二世让书吏抄写发给农民“自由特许证书”，将这些人打发回家，然后派兵到各郡镇压了起义。此次农民起义失败了，但他们得到了查理二世的承诺：“你们过去是农奴，现在是农奴，将来还是农奴。”不过农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因为查理二世完全控制了形势。

    看惯了各类国内历史大片的中国人，可能无法理解上述两次起义，明明起义军处于优势地位，不求痛打落水狗，却还要和对方谈判，这不是傻子吗？从结果来看，农民军确实很傻，他们都被欺骗了，最后被血腥镇压，起义失败。

    但实际上，他们除了谈判，也没第二条路可走。起义军之所以会和贵族谈判，基于两个原因，其一由于“血统论”，起义军不可能取代贵族的地位，而是要谋求一些权利，将其诛灭也于事无补，这便有了谈判的可能；其二由于“契约文化”，欧洲人经常以谈判来解决纠纷，有谈判的传统。

    “血统论”，贵族恒为贵族，草民恒为草民，和中国商周时期类似，如铁桶一般，极难打破，欧洲重血统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一战后。起义者可以杀掉国王或贵族，但他们自己却无法成为国王或贵族，也不能决定谁是国王，谁是贵族，不是拥有武力便说了算。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之为国王，必须得到各封建领主支持，才能登基，才能坐稳，贵族之为贵族，必须先有贵族身份，不是刀剑在手，便能自封贵族。起义军杀死国王或贵族，必然会招致各界的联合反扑，与其这般，还不如趁优势条件进行谈判，讨点好处。

    “契约文化”，欧洲的农奴、农民时常受一些领主的虐待，他们会向更高级的领主或者教会等势力提起申诉，事态严重时，当局会组织各方来进行谈判，互相妥协，达成协议：农奴、农民不得脱离领主，还得受其节制，并交纳租税，为其劳役，领主也必须得收敛，不能置人于死地，否则其他各势力会联合对其进行制裁。国王和各领主、贵族也时常发生矛盾，因为国王同外国征战、增加税收，也会伤其利益，当矛盾无法掩盖时，便会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除了达到相互妥协外，每次谈判都要制定一些特别条款，以约束国王，防止其独裁。

    “契约文化”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弱势群体的农奴、农民不能推翻领主，别无选择，只有与其谈判，达成协议，但强势群体的领主则有更多的选择，可镇压起义，也可谈判、达成协议，也可撕毁协议。

    当然，破坏契约，撕毁协议，也是有巨大风险的，纵使贵为国王。

    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公元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出现了财政困难，国王要增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重开关闭已久的议会，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三级会议，结果达成的协议不利于国王，国王愤怒地撕毁协议，还要硬关议会。各阶层同国王的矛盾激化撕破了脸，无法收拾，只得以战争解决问题。起义军获胜，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成了欧洲历史上少有的被处死的国王。

    同时期的中国则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皇帝或统治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是没任何因素可以掣肘的，要增税，要打仗，要干其他什么事情，还需要开议会吗？还需要下边人同意吗？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很少有谈判，有什么好谈的？谁兵力强，谁权力大，就处于绝对的优势，没任何可谈判的。要权利？要诉求？那便是华山一条路，消灭他，你来做老大，那时候什么你都说了算。

    皇权专制下的中国，很难形成契约文化和谈判氛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制度，但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唬人的，那些规则、制度对强者是毫无约束力的，是专门为弱者定的。有权力，才有权利！这在中国似乎已成了千年万年都不易的定律。讲什么契约，讲什么谈判？我强则我说了算，我弱则只有听你的。或许中国人是最聪明的，聪明得毫无定则，说过的话是转身便忘的，白纸黑字也是可以直接撕毁的。拳头，刀剑，兵马，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这才是说话大声的底气。

    皇帝和朝廷什么都不怕，就怕人们造反，他们也深知造反的带头人不是为了他们所宣扬的——为天下人谋福利，争取权利，而是直奔着自己的位子来的！要保住位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快速扑灭，朝廷的军队，主要就是干这个的，而不是用来抵御外敌的。

    在朝廷与起义军之间，没什么谈判空间，因为均觉得没有可约定的要素：若实力相当，无需约定，自然而然便形成了对峙局面；若敌强我弱，他随时可撕毁协议，还有什么可约定的；若我强敌弱，随时可攻之，凭什么要和他约定东西来束缚自己？

    只在乎权力和实力，强则凌弱，弱则顺强，无所谓规则，无所谓制衡，这是契约文化难以生长的贫瘠之土，能生长出来的，便是中国式的契约——招安。

    招安与“盗户”

    与朝廷也非完全不可谈判，不可通融，“招安”是为起义军与朝廷的周旋手段，前提是自身要有可被招安的资本。

    招安，也作“招抚”。劝说使归附；用笼络手段使投降归顺。招安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政权对不合法的地方或地下民间组织的一种安置行为，主要是针对各类民变、暴动以及沦为匪寇之人，朝廷派人去招抚，以示恩德。

    可能最为有名的便是《水浒传》里的宋江率领梁山好汉受招安一事了，历来对此事，人们都各有评说，鲁迅的评论是最有名的：“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真实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刚开始时还未成大气候，不过那时宋廷要集中对付更咄咄逼人的方腊起义，便对宋江起义军进行招抚，可宋江等不为所动，继续流窜作战。后宋江部队遭朝廷军队伏击，惨败之下，走投无路，遂接受招安。

    “招安”一词，最早出现在《旧五代史》卷九十五的“张廷蕴传”，这个张廷蕴就任“沿淮招安使”，专门以柔和手段招抚起义或暴动的民众。所谓刚柔并济，兵之善者，有几千年兵法权术阴谋阳谋的中国，硬的可以用，软的也可以用，手段不一，目的是一样的。招安、招抚、安抚字面虽不同，但意思一样，早在五代之前，隋唐等朝廷都会采用招安手段来平息祸事，尤其是在乱兵四起，朝廷兵力有限，无法分身时。但对有的起义部队，朝廷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其主动要求招安，如黄巢起义，流动作战了大半个中国，号称兵甲百万，黄巢曾数次要求给他封个节度使便投诚，可朝廷始终没答应。黄巢占过都城长安，滥杀公卿，肆虐各处，如果这样的人还能封以要职让其招安，岂不是对其他蠢蠢欲动的起兵者的变相鼓励？

    招安应在两宋时是最为频繁的，大概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宋朝为历史上最宽和的朝代，这与其祖制不杀言官、不行滥刑相关，有一些士大夫就能为起义军说些开脱的话，这在其他朝代是没有的。比如北宋的刘敞在《患盗论》中分析“盗之源”时指出：“衣食不足，盗之源也；政赋不均，盗之源也；教化不修，盗之源也。”南宋初年，中书舍人洪拟曾上书给高宗说“兵兴累年，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所以去而为盗。”其二，宋朝武力羸弱，又相继被西夏、辽、金、蒙古等强敌所压，不得不以更省力的方法来解决内部的武装对抗朝廷问题。其三，宋朝的起义繁多，南宋、北宋一开朝就是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杨么起义。看似繁花似锦的宋朝居然还有这么多的起义，是有历史缘由的，因为均田制在唐朝便已崩解，宋朝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又不抑兼并，给大官僚、大地主侵占土地以相当大的空间，失地的农民由此很多，社会矛盾一直都很尖锐，起义、暴动如天女散花般络绎不绝，也就自然而然。

    招安有时候也确有其效，比如，宋太宗年间，常州、润州一带颇多“贼寇”，宋太宗派名儒柳开去教化、招抚，试试效果。柳开为了招抚建奇功，不惜自己掏钱给贼寇，以示诚心，“以奉金给之，又解衣与贼酋，置之左右。或谓不可，柳开曰：‘彼失所以盗；不尔，则吾民也。始惧死，故假息锋刃之下，今推以赤心，夫岂不怀？’”贼寇给柳开面子，也就不闹了，未半岁，镇内安宁。

    但招安也非万能，也有相当多的招安是不成功的。在相关文献中记载的九十余次民变、暴动中，被招安的就有二十三次之多，近四分之一，意即另四分之三是没有被招安，或朝廷压根就没给招安机会的。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王均在四川起兵造反，朝廷给送去敕谕，“如能递相劝率，效顺革心，当赐生全，别加录用”，同意招安便授予官爵，可王均并不信任朝廷，怕其过河拆桥，没同意，后兵败被杀。还一种特殊情况，是地方官互相争功，你抵我触，招安自破。宋太宗时，虔州刘法定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自逞有能，便率众闹事冲击官府。负责此区域的江南西路转运使张齐贤派一下属的朋友去招安，许诺“赦其罪，许酬以厢镇之务”。有官可当，刘法定兄弟八人动心了，便“束身归命，以求自雪”。干戈已休，本是好事，可当地武官同巡检、殿直康怀琪，自认雄强，却从未抓住过刘氏兄弟一人，对张齐贤又是嫉妒又是不满。康怀琪与他的同僚友党密谋，得出一套方案，便上奏朝廷，说刘氏兄弟勇武过人，不能放虎归山，否则后患无穷，应该严刑酷法杀之，以利于警戒其他有二心者。朝廷不知地方上的具体情况，便准了康怀琪的奏疏，刘氏兄弟八人官没做成，反而被“活钉于市”，够惨的。

    不过，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风险越大，收益也往往越大。“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在宋朝时成了一句流行的谚语。

    人的贪欲之心，一旦被打开，将再难关上。招安之事，尤受一些破落户、浪荡子弟所喜，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做官的捷径。有的贼寇就是奔着受招安去的，故意把事闹大，但又不超过朝廷忍受的极限，然后静等招安。有的则对朝廷不很信任，受了招安，拿了封赏，却不到任职地去赴职，也不解除武装，成了地方上的潜在威胁。还有的则纯属猫鼠合作，地方官以招安得功勋，作乱者以被招安得官。李纲就指出了这些问题所在，“其招安出首领，虽已补授官资，或与差遣，多是不离巢穴，不出公参，依旧安居乡土，稍不如意，或资用阙乏，则又相率为盗。”受招安，再叛乱，又复受招安，在很多地方一次次地上演着这样的闹剧。因而李纲提出的办法是，要“结以恩信，使之改过自新”，并把他们调“赴军前使用，以除后患”，“头首与补正官资，及其强壮人并刺手臂，分隶诸军下使唤。若能用命立功，优与旌赏，或又作过，必杀无赦。其不能悛改，逃亡复归本土之人，许诸色人捕斩，籍没田产，编配妻子，以系累其心”。这就是《水浒传》中蔡京、高俅对待梁山好汉们的对策，把造反的人招安，充当将领、军人，再以他们去平造反的人，即以贼制贼。官员们算盘打得虽响，可那些接受招安的悍勇之辈，也全非有勇无谋。不少受招安编成的武将，在官场一混，便知其中门道，他们借平叛、定乱之机，不仅抢掠民间，还大行杀伐，将无数无辜百姓的头颅拿来冒充乱党、贼寇，向朝廷邀赏请功，作为自己的晋身之资。

    这些人打着鬼主意，时刻注意观察形势，以定方向。皇帝也常常变幻无常，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位子，而非其他。譬如宋高宗初期，是极赞成招安的，因为刚建南宋时，金兵数次南下，形势岌岌可危，朝廷内部也是暗流涌动，甚至有武将硬要逼他下台。宋高宗中期以后，同金国议和，不用担惊受怕了，把手握兵权的大将，杀的杀，罢黜的罢黜，不用芒刺在背了，局势总算安稳下来，宋高宗马上换脸，对招安的态度也就变了。绍兴二十八年某地又出现暴乱，宋高宗对大臣们圣训道：“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诱之使为盗，不若移此以赏捕盗之人，盗知必见获，则可使无盗。”大臣们想也没想，齐声颂扬皇帝，“圣虑高远，非臣等所及。”知晓了皇帝的心意，大臣们也不常奏招安事宜了，以后对各类暴乱，多以武力直接弹压。

    宋朝之后，元明清三朝，招安相对少了很多，受招安的待遇也越来越低。但受招安者的境遇往往比普通人还是略微高些。

    聊斋志异中就专门有篇故事《盗户》，原文如下——

    顺治间，滕、峰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中国古代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所谓的“盗户”，便是指曾经当过强盗、山贼的，被朝廷招安后，新编的户口，为和其他一般人相区别，专门编入“盗户”，以告诉其他人——这人是有前科的，小心点。

    盗户们破罐子破摔，常横行霸道，恃强凌弱，侵占别人的田地、财物等。双方上衙门诉讼，地方官也怕这些盗户被惹火了又上山聚众造反，这是对今后仕途极其不利的，便偏袒盗户，实则是姑息纵容。以至于后来打官司，先不说事情缘由、谁对谁错，都称自己为“盗户”，官员们也习惯了，把是非抛开，先辨认“盗户”的真伪，再查看户籍，然后才论理打官司。

    康熙时期某地一个秀才和一乡民发生了争执，便上衙门求解决。秀才在本地略有名气，不敢冒充自己是“盗户”，那乡民则说自己是“盗户”，县官查明，果然无误，便判过错在秀才。秀才不服，大声抗议，大人处事不公！县官叹了口气说，他是盗户，你是体面人，何必给他一般见识？秀才愤愤不平，谁要当这个体面人！

    历史就是这般，往往是由各类势力博弈、算计出来的结果，大家都在打算盘。

    朝廷根据自身的财政、兵力条件，审视起义军的实力、威胁性等情况，打着算盘：若某起义军势力太大，威胁性强，那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扑灭之；若国力衰弱，而乱兵四起，则能招安的则招安，不能招安的就坚决武力镇压；若国力复兴，局势控制在手，则轻易不招安，能剿灭则剿灭，对其中一些威胁不大的起义军，实行招安，以示朝廷恩德。

    起义军也在对自身队伍、友军联盟、未来走向详加度量，以便与朝廷的将领、兵力、民心支持度等软硬实力做比较，从而决定今后的方向：若起义军发展顺利，一路不断扩充人马，已经足以掀翻朝廷，那还用何谈判？若朝廷实力犹存，将领着力，军队齐整，不能将其推翻，能割据一方，当个土皇帝也不错；若自身力量太过卑小，根本无法应对朝廷大军，凭借手中掌握的人马，以此为砝码，接受朝廷招安，谋个官职倒也不赖！

    帝国的意志

    世界是不受人的个人意志左右的，但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都有着类似的意志，而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肯定能影响并牵扯世界的。

    在某种环境下浸染已久的人，不管他再个性昭然，也会留下环境给予他的印记，而大多数人则是在长期的浸染、浸泡中，与环境化为一体，成为环境的附属物而不自知。

    在某种体制下成长的人，也许会对体制内的种种不平、丑恶现象极其不满，甚至于非常憎恨，但在体制的浸染、浸泡下，他会不自觉受其教化，受其影响，他们不满的是体制内的引起那些不平、丑恶现象的人，而不是体制本身。他们要根除的也是这些人而非体制本身。

    起义军中的三种势力，想的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都到了一个相同的原点上——帝国体制本身。这就如同围着一个圆跑，跑了一圈发现，又回到起始点。

    长久以来，中国的底层人群整体上都有两大梦——明君梦，清官梦。明君梦是希望有个好皇帝当政，英明神武，无所不能，勤政爱民，天下大治，民皆安乐。清官梦是希望自己的地方官为官廉洁，德行高雅，操守清正，不贪赃枉法，不暴虐百姓，人们也能过上好日子。附带着有的人还会有个侠客梦。侠客梦是当明君、清官都碰不着的情况下，还希望有个侠客能仗义疏财，除暴安良，在自己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能雪中送炭，帮自己渡过难关，日子虽磕磕碰碰，倒也能勉强过下去。

    在起义中，这些梦都可以找到。明君梦，起义的领袖都自称或被其他人称为“明主生”、“圣主出世”等等，他们就是从天而降，来扫除奸恶，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中的。清官梦，起义军都会冲击、捣毁官府，杀其官吏，按自己的一套管理，或干脆自建政权、王朝，“自己人”来做官。他们往往会偏袒起义军内部的“自己人”，对其他人不公，甚至苛暴不仁，但起义军内部认为这是清官，因为他们自己受了好处。侠客梦，不管哪种起义，都是以武力为利器，打击富户豪绅，分其家财，占领官府，分其府库，四处抢掠，聚敛钱财，然后拿一部分出来施舍、济贫、均平；至于是否暴力过度，是否胡作非为，人们是不管的，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本身就得了一定的好处，而且平日被侵凌、忧患贫富不均等怨气，此时也得到了发泄，何乐而不为？

    除了以上为抽象之梦，人们还有更为实际的梦。底层人群是没多少追求的，无非是想安家乐业、衣食无忧，满足最基本生活即可。起义的口号、描绘的远景、筹划的长远目标，自是能达到的，而且常常还能超过许多。他们加入起义军中，成为听号令攻守进退的士兵，也是因各种美梦的鼓舞。但有的人总是还未等到起义成功，便在战乱中带着美梦战死。这还好了，若起义失败，美梦破灭，被朝廷军或其他部队全歼，则更为悲惨——死不瞑目。还有的跟着领袖，一直到起义成功，最后什么也没得到，才知自己成了领袖们君王大道下的石子，不管哪个时代，都不会有出头之日。

    中间一些阶层，有些文化或家财或社会地位，他们的起点更高，梦也要高些，他们想的是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在和平时代的功名利禄，是读书考科举，或攀结贵人，在杂乱时代就不行了，国家都快完了，科举也就停了，当初的贵人要么被打倒要么被诛杀，只得另寻他路——跟着某个起义领袖，充当其将领、幕僚、谋士，成为起义军的骨干部分，为其出谋划策，与其出生入死；领袖成功后，便成了开国元勋，封侯拜将是少不了的，功名利禄也便到手，封妻荫子也顺理成章，还能荣归故里，光耀门庭，杰出者还能跟着领袖一起名垂青史。

    还有一类人，就是起义军的领袖，虽领导着农民，可他们基本都不是农民，但除了少数的门阀、朝廷高官，大多数起义军领袖原本的层次、地位并不高，小土豪、低级军官、落魄的小吏与文人为主流，个人的才华、能力也并非旷世不遇，否则他们之前也不会混得那么不济，可那是什么促使他们能突立纵横，风云乍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未必适用于所有，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那就是起义军的领袖，都有极大的雄心（野心），他们的梦，要比其他所有人都大，也许不是一开始便如此，刚起义时也就想着占山为王或受朝廷招安，混个官来当当，可当势力做大后，站得高了，看得远了，其心志也大得能包含天地。起义军领袖的梦非同凡响，他们要掀翻前朝，荡灭各军，统摄宇内，君临天下。正如之前说过的，他们反对的，就是他们想要的，起义军刚有了起色，占据了一块区域，便会称王称帝，兴朝建制，封诸子诸臣诸将，盘子虽小，君王的气派照样不小。若能统一国家，包揽寰宇，便是告太庙、祭祖，以及其他各类大型庆典，以展龙颜大悦；修筑壮丽宫室，以壮皇威；挥洒豪情，抚夷招蛮，制造“四方来朝，八方来仪”的盛大威仪。

    总之，人们的意志是能影响世界的，但永远难以左右世界，反倒是万物之灵的人时时被世界所操控。

    很多事情，总是以浪漫主义开始，现实主义继续，古典主义注脚，悲剧主义收场。人们是不想这样的，却总是避免不了这样的劫数。历次的起义、暴动，有天花乱坠的传奇，有鲜明响亮的口号，有壮丽恢宏的开场，是为浪漫主义；继而则要同朝廷军作战，维持队伍的各类开支，应对各种紧要棘手的问题，至于劫富济贫变成了打砸抢掠，义举变成了暴行，口号成了空响，是为现实主义；群雄并争，逐一消亡，其中一支统摄天下，建朝称帝，并大体沿袭前朝之制度纲纪，略有小改，造反、颠覆者又回到了复古的道路，是为古典主义；最后便是固化皇权，杀功臣，并随着逐步演变，各类不公正不合理之现象很快丛生，是为悲剧主义。

    梦想只属于极少数人。当有人的梦想完成后，就要扼杀别人的美梦了。

    起义军领袖成了皇帝，或门阀、外族等势力趁起义作乱后取得帝位，他们成了新的“真龙天子”，代天统民，至高无上。他们“化家为国，君临天下”的梦想是实现了，但还未圆满，皇帝们也会居危思安，运谋长远，他得精心设计一套能让其子孙，千秋百代，万世为帝的办法出来。

    皇权的独占性会排除其余一切障碍。因其帝位是起兵、武力夺取的，皇帝们怕那些才干卓绝、功勋煊赫的将领、大臣，终究有一天会拥兵而反，即使他们不反，芒刺在背也是不舒爽的；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拔除，永绝后患！于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良臣亡”的一幕幕杀功臣的好戏，陆续上演，而且理由都出奇地相似：功臣们要谋反，并且“有证有据，审定得实，毫无差池”。这帮功臣岂非都脑袋被夹坏了，他们在纷乱之中，手握重兵，势力广布，却忠心耿耿，到国家一统，局势安稳，兵马都归于皇帝，却要造反悖逆？这样的案例太多，譬如汉初三大将——韩信、彭越、英布；再比如明朝的一帮子开国之臣，没几个能善始善终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便不细举了。权力面前只有权力，哪有什么兄弟之情，哪有什么股肱之谊！

    功臣们等来的不是封侯拜将，而是老大冰冷的刀锋。该杀的杀完了，剩下的也闹不出什么名堂。为补充朝廷中的空缺，察举、科举等考试全国铺开，将社会精英人士网罗进朝廷中，安置于皇权下。

    起义军里的中间阶层的“功名利禄、封妻荫子”的梦想破灭了，那么底层民众呢？他们的明君梦、清官梦，在王朝初期可能会一定程度的实现，开国之君虽然刚猛，会滥杀功臣及其所有他认为有威胁的人，但为巩固其统治，也会尽可能的抚慰、安顿民众，皇帝及其统治集团要做出表率，提倡节俭，劝农兴业，做出励精图治的架势，官吏也要有所收敛，不得大肆扰民，还要推行中央倡导的德政、惠政。皇帝和官员都勉强像个样子。

    侠客也就不需要了，乱世才需要侠客。

    抽象的梦想大体实现，安家乐业、衣食无忧这等实际的梦想，却是永远难以企及的，因为人们很快发现，不管旧朝还是新朝，赋税依然是要交的，徭役依然是要服的，朝廷的号令依然是要遵行的，都差不了多远。明君、清官和暴君、贪官，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人们都有承认既定现实的心理特征，况且比起以前，还是略微好些的，还是老老实实安安生生过日子吧。中国人历来的那种惯于忍受、知足常乐的民族特点扶升而上，那种动乱、起义期间的暴烈、狂热、不羁之状很快消退。“暴民”消失了，“顺民”回来了。

    这时候则是完全回复到典型的帝国体制内。

    逼出来的天下大治

    历次起义的所谓进步的力量和意义，便是常说的“调整生产关系，缓和阶级、社会矛盾，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大体来讲，这种说法是没错的，但不够具体和确切。首先历次的起义，并没对生产关系有多大的调整，其次社会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如王朝初期）确实得到了缓和，但维持时间短，问题和矛盾很快便会再次产生，蔓延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前朝末年的起义、暴动频发，王朝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死去。

    当然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古代、看待古人，那是太苛责了，历次起义的最大积极意义，大概可以总结是，推翻了一个腐朽不堪的旧王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然后这个王朝总能采取些新措施、新办法，调整改善，比起前朝来，也总会有些改进。于是，这便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各类“治世”、“盛世”，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元嘉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乾盛世等。

    我们的国人多是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的，对“治世”、“盛世”怎么来的，漠不关心，反正有就行了，而不看这之前和之后是什么，其实，“治世”、“盛世”很快便消失了，之后就进入了颓世、乱世，持续的时间还更长。

    历史是被迫出来的结果，妥协出来的结果。那些“治世”、“盛世”，都是被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这一点还真得“感谢”起义，非起义无乱世，非乱世，无治世。

    秦末大起义及楚汉之争，相持六年，人口大量死亡或流散，到处破坏严重。刘邦灭秦败楚，西汉帝国一统华夏，但刘邦却高兴不起来。当时全国城市的户口，只有秦朝时的三分之一不到，如曲逆县，秦时有三万户，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仅五千户。秦时全国尚有两千多万人口，至汉初仅剩下一千四百多万，死亡人口约六百多万。战争中的烧杀抢掠，不知让多少城池成了瓦砾堆，不知让多少田地被践踏为焦土。在破坏方面，项羽无疑是“霸王”，焚咸阳，烧齐地，灌城断桥之事干得也不少。刘邦虽占有了天下，实际上是捡着了个烂摊子。《史记·平准书》中便记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的马车居然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丞相、臣将只能用牛车，堂堂大国，竟穷弊至此！朝廷尚且如此，民间出现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局面，也全非史书夸大。

    绿林赤眉起义后，各地豪强武装亦起事，中华进入战火纷飞的年代，受破坏程度之深，自是让人触目惊心。《后汉书》中这样记载战争初期的情况：“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赤眉军与绿林军展开激战，破坏更烈，“赤眉纵兵大掠长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战乱之下受苦的自然是底层民众，他们要么投起义军，要么加入地方豪强寻求庇护，要么逃入山林成为野人，农耕荒废，百业俱罢，物价腾跃，以至于“黄金一斤易粟一石”，无计其数的人被饿死，国民经济已全面崩溃。

    黄巾军大起义的规模远甚于秦末起义与绿林赤眉起义，加之其后的军阀混战，神州大地所受的破坏之巨难以想象。在黄巾军与东汉军队的杀伐中，上百万的军队死于刀剑，其中多是起义失败的黄巾军，如张宝等在下曲阳失败后，十多万起义军被杀。此外被乱军所杀的普通民众，又有几十万之众。因战乱、灾荒而饿死的人，也是不计其数。到了这种时候，死人已经不是个数字问题了。黄巾军失败后，军阀混战简直把中国变成了地狱，从曹操的诗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便可看出。曹操虽感叹天下大乱，民间疾苦，但他也没少干坏事，曹操曾数次屠城，攻陶谦时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但残暴者绝非曹操一人，其他军阀亦非善类。“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如此之惨剧和由军阀混战与引发的各类灾荒、瘟疫，联合导演而出。

    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与八王之乱相交杂，如钻子一样在西晋王朝内肚里钻来绞去，整个国家被弄得支离破碎，经济完全破败。并州刺史刘琨，将其看到的景象告知了朝廷：“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十之八九，已经流移四散；生者鬻妻卖子，生离死别；死者白骨横野，无人掩埋。”刘琨看到的仅是悲惨世界的一个角落，一度做过都城的长安“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至于全国则已然是“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盗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隋炀帝的暴政与隋末大起义中的破坏，把隋文帝的“开皇之治”挥霍得干干净净。剪灭群雄坐拥天下的李唐王朝，在唐高祖时期，全国户数约三百万户，而隋朝强盛时的户数为九百万户，前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直到约一百年后的“开元盛世”，唐朝的户数才勉强回到隋朝强盛时的水平。原本农业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中原地带，经战乱之后，“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各地方、城市在战乱中，一次次被洗劫毁坏，残破不堪，军事、防备工事也差不多尽毁。民力凋敝，天下破败，所以在贞观初年，突厥南下，能一路杀到长安城下，差点就把唐朝给灭了。

    元末大起义与军阀之争持续了近二十年，蒙古人被赶回了大漠，却给后来者留下一个破破烂烂的神州大地。兵戈乱舞，人口大量减少，如河南、山东这两个人口大省，元末乱世中，民多死亡，到处多是无人之地，其他饱经战乱的地区，情况大体相同。战争蹂躏下，不少繁荣之地变成了一堆废墟，如吴中名城苏州，战后萧条冷清，毫无当年富华之气；瓷都景德镇本熙熙攘攘，在战乱中“灾荒疫疠，人民十死八九，房屋悉为灰烬，田园荒芜，道路阻塞，十里五里绝无人烟”；湖广地区，原本民多人众，战乱后，“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自己总结说，“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人民凋敝，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他总结得还是很准确的，元末明初基本社会现状便是：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禾稼尽废、百业俱废、经济残破。

    明末大起义与清军入关后的屠杀活动，最明显之一点就是使人口大量减少。万历晚年时，政府统计的人口数据是六千万人左右（但那时按人头收税，加之依附于大地主的贫民甚多，最保守估计明朝那时候的真实人口数为一亿人左右），到了顺治帝时则从没超过两千万，公元1651年（顺治八年）一千零六十三万人，公元1656年（顺治十三年）一千五百四十一万人，公元1659年（顺治十六年）一千九百万人，顺治初年，尚有南明及起义军残部在各地，到顺治十六年时，清廷已经基本清剪了除台湾郑成功以外的各路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这时的数字可以算是全国的人口数字。由六千万降到两千万不到，这是何等的丰功伟绩？清军在中原、东南、华南等地一次次的大屠杀，在史书上便有记载，张献忠主要是屠四川，屠得气势宏伟，清军再来屠一遍，川人差不多死绝了。李自成稍微好些，即使其后期军队放纵了，也无大规模的杀人。烧杀抢掠，直接造成人口减少、民力凋敝，除此便是经济倒退，最终是残破天下，疮痍江山。受损最严重的是江南和四川，苏、松、嘉、湖、杭等地原本是最繁华之地，清初时残垣断壁，尸骨遍野，凄惨无比，而四川则由天府之国变成了鬼国，后来以“湖广填四川”，才使这个盆地里又有了人气。

    帝制下，国家子民都为帝王私产，可供其享用支配。但经历起义与战乱后，国家穷弊，民生凋敝，如同一块鸡肋，无几丝肉，无几滴油，确实没有什么好榨取的。再者开国的君臣都是或亲历或参与或目睹起义浪潮如何滚烫的，他们也不敢擅自妄为，任意剥夺，否则激起民愤，自己怎么上去的，还得怎么下来。

    因势利导，善加治理，是王朝初期统治者们最多的选择，当然不是唯一选择，任何选择都要视统治者个人的素质、见识、视野、性格等各方面因素而定，像东晋时的十六国与五代十国时的一些君主，一开国便启动“榨油机”，横加搜刮民众，只图一时之乐，不顾长远未来，国祚自然短暂。但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除了秦、隋、元太过残暴，其他统一的王朝，国运都能在两百年以上。

    当然不能否认一些统治者，他们不仅仅是迫于时势，确实还有悲天悯人之心，有图治图强之志。

    循环与往复

    历代统治者面对残破的困局，所采用的通用手段大体是这几样：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厉行节俭，宽刑减罚，劝课农桑，整饬吏治，礼仪教化。总结起来便是安民、养民二策，民为国之基，民力得到休养，便能安于生产，繁衍生息，经济逐渐恢复，国力慢慢收拾元气，社会风气清明雄健，国家全面进入上升通道，这便是“治世”了。

    接着到了王朝的前、中期，经过前几代的苦心经营、小心积累，到了此时，百业兴旺，物产丰饶，文武并重，国力充实，对周边国家或民族的辐射力亦愈强，纷纷来称臣朝贡，盛世便闪亮登场，在史学界还曾有关于盛世的公式“一曰国泰、二曰民安、三曰国富、四曰民足、五曰国强、六曰文昌”。但在盛世下，往往隐忧颇大，如皇族为首的特权集团的强大，官僚体系的庞杂，统御力、行政效率已经变得低下，社会风气浮华，贫富差距拉大，不公现象显现等。但在盛世华丽外衣遮掩下，难以窥视，即使有人发现了，也不敢说出伤风景的话。

    接着便是王朝的中后期，这时候王朝还延续着一些盛世的气息，但盛世中那些弊病逐一爆发，或许会出现一些改革活动，但要么失败，要么仅起暂时作用。朝廷整体控制力、统御力急剧下折，宫廷内斗、朋党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会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各种奢靡、内斗、消耗所产生的恶果，都以增加赋税徭役等方式，摊派到百姓头上。各地会出现一些民变、暴动，王朝气力还在，能镇压或抚慰下去，勉强继续维持。偶尔会有中兴，但难扭颓废，江河日下之势已难阻绝。

    再接着便到了王朝的末期，各类危机接踵而来——统治危机，高层腐朽，内部争权夺利；行政危机，各类法令难以推行，无法执行；财政危机，即使滥加课税，已然入不敷出；边患危机，各邻国与游牧民族不断侵扰蚕食；王朝危机，起义、暴动各地爆发，愈演愈烈，越压越凶，对朝廷构成极大威胁。王朝死路已定，只是不知替代王朝的新主演，是某支起义军领袖，还是朝中的权臣或武将，还是趁乱而出的外族而已。

    自帝国时代以前的几个朝代，时间都挺长：夏朝约五百年，商朝约六百年，周朝约八百年。进入帝国时代以后，中国历史变成了不断改朝换代的循环游戏，历朝历代，长不过四百多年（仅两汉除外），几大王朝则在三百年左右，短的王朝百十年，亦就十几载的。具体的原因比较复杂，详情请见下章《帝国的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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