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覆灭之因

    上章简述了各王朝循环往复的过程，正如结尾所言，自进入帝国时代以后，中国历史变成了不断改朝换代的循环游戏，历朝历代，长不过四百多年（仅两汉除外），几大王朝则在三百年左右，短的王朝百十年，或仅仅只有十几个年头十几载。王朝的命数是越来越短的。

    西方能与中国匹敌的文明便是罗马了，古罗马自公元前509年建共和国，到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灭亡，有近千年的历史。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自公元395到公元1453年，也有千余年的历史。

    以历史进程而言，“中华”、“中国”都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因为期间朝代、政权密密麻麻，其数量之多，更换之频繁，均居世界之冠。从外部来看，中国是极安静的，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一直没变，以至于一些商人和朝贡的使团到中国后，才发现已经又换朝代了。而从中国内部来看，却是极不安宁的，治乱兴衰，更立罔替，屡屡而发，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还会有依稀的奢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各帝王自然是妄图自己的王朝百世千世万世，一直到地球毁灭，为了长持天下，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可还是避免不了王朝的覆灭。

    一提及王朝的覆灭，人们便会想到几点，皇帝无能，朝政腐败，外敌猖獗，赋税沉重，人民不满。

    网上有篇文章，总结历朝历代灭亡的十大原因，其笔法流利，文采斐然，有章有据，案例亦可说充分。

    此文几乎把主要的朝代以及主要灭亡的情形，速放了一遍。我简短地给总结了这么几句：一、亡于女人。二、亡于宦官。三、亡于内忧外患。四、亡于君弱臣强。五、亡于矫枉过正。

    梁启超便在一篇文章里列举了历代亡国的十大根源，同上文有类似之处：“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十曰宦寺盗柄。此十者，殆历代所以亡国之根源”。

    我之前说过，我们中国人有最强之二能力，便是观察力和总结力。观察力能将各种现象有机化的联系在一起，显得十分有条理；总结力能将所观现象，精炼化地浓缩在一起，加以中国式的文采和笔法，剪短而有力，让人觉得确实是如此。

    似是而非，外表远非本质。我们看史、论史，常有个通病——将结果当成原因，将现象当做根源，纵是历史、国学大家梁公照样囿于当时时代与传统理念，亦是如此。甚为惭愧的是，我以前写的一些书里，也是将各种王朝灭亡的特征和现象当做其本源。

    肯定会有人说我说大话，故作高深。为了证明我之言论，以下便细细分析剖析。

    传统意识上，总认为强弱为存亡之基，但实际上，强弱不一定和亡朝画上等号。强如秦、隋、元，秦横扫六国，威服百越，北撅匈奴，隋合并南北，再统华夏，困抑突厥，西域宾从，可此二朝均不二世而亡，元之威猛更是空前绝后，无须多言了，但如此威猛的大帝国，在中土不过百年。一些看似羸弱的朝代，如东晋、两宋，长期受北方强敌压制，却能残喘延续颇久。

    富穷也不是灭与不灭的标准。如今关注历史的人，喜欢从经济、财政上去看问题，“经济是所有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确不少王朝灭亡的一大原因便是财政危机，自隋朝以后，这几乎成了一大通病，如唐末、元末、明末、清末，都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尤其是元朝，这个“理财派”一直受宠的朝廷，从一开朝到灭亡，都在忙着如何敛财，如何应对财政枯竭。明末、清末的财政问题亦是显著，内忧外患下，朝廷没钱了，只好横征暴敛，甚至低声下气地向地方上借钱。

    可很多王朝直到灭亡时还有余富，如秦、两晋、隋、两宋。继承秦的汉朝，其初年还在享用原秦朝府库里的积累。两晋的资本亦足，东晋尤其富足，其地虽狭，但从未出现财政危机，篡晋建刘宋的宋武帝刘裕与其子宋文帝，利用晋之遗产，善加利用，还开创出“元嘉之治”。隋朝的富有可谓空前绝后，隋炀帝凭富强之资，骄奢淫逸，暴虐无常，群雄并起反之，终于导致隋炀帝失国。继之的李唐，在武德、贞观年间，江河破碎，人口凋敝，但所用不缺，朝廷还在承享隋朝积下来的福气，君臣之间经常探讨隋如此富强，为何还要亡国的话题。

    权臣揽权是备受指责的，因为确实权臣揽权，便很容易发生篡位改朝行为，如王莽篡西汉，刘裕篡东晋，朱温篡唐朝，至于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些零散政权，其更替演变，都是因权臣或武将实力膨胀，野心昭彰，篡立迭起。

    但权臣专权未必便会篡权而建新朝，可能还会让王朝更强。如西汉中期霍光辅政，虽权压皇室，却有“昭宣中兴”的成就。诸葛亮虽号称名相、贤臣，但观其所为，将皇帝架空，无一不是权臣作风，但蜀国在诸葛亮手中，并未消减，甚至一度抑压住实力最强的魏国。王导是东晋的实际开创者，其族弟王敦想夺司马氏的权，王导则还是站在朝廷这一边，算是维持住了东晋初期动荡的局面。明后期的张居正则更不用说了，他主政的十年，正是明朝垂死奋发，重焕生机的时候，他死后，明朝又不行了。多尔衮权臣之形更是显露无遗，小皇帝顺治以及其他诸王，都被其当成了摆设；可对清廷而言，多尔衮还是功劳赫赫的，满人能顺利入关，刈灭诸势力，当时的情况下，没多尔衮是不行的。

    外戚宦官专权，一经提及，人们便会联想到宫廷黑暗、朝政腐败，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外戚和宦官染指朝权，凭的是裙带关系，他们没有朝中官员的学识水平、行政经验，他们玩权谋有一套，可一旦真正让其理政，便是毫无法度，随性所为，而且靠裙带起家的，最热衷于裙带，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等现象。在外戚宦官专权最为常见，几乎也是必然。

    外戚宦官专权的根源还在帝国体制下。皇权至高无上，跟着皇权相关的人物，亦鸡犬升天。而且很多时候，之所以出现外戚宦官专权，也是皇帝一手酿成的，朝中大臣与皇帝常貌合神离，有时还针锋相对，但凭皇帝个人无法应对之，遂分权、授权与外戚或宦官，让其与朝臣争衡。没人能预测未来，也没人能一手遮天。当外戚宦官专权后，政序淆乱，纲纪不振，弊病丛生，或外戚宦官与朝臣相争，引发政局动荡，皇帝也控制不了了。更有甚者，当势力做大后，竟控制宫廷，能弑杀皇帝，另立新君，狗变成了狼，奴才变成了主子，这更非皇帝所想了。还有的皇帝，其个人能力强，能驾驭朝臣，亦能驾驭外戚和宦官，但其死后，幼主孺弱，这个小皇帝是被朝臣把据，还是外戚宦官把据，便不是死者所知了。

    外戚宦官专权绝不是个好东西，但亦非常所说的那么丑恶与危险，因为史书是史家、士大夫们写的，处于敌对立场，不会不把专权的外戚宦官妖魔化。外戚宦官专权出现，确实会使朝政腐坏，成为王朝最终死亡的因素，但绝非主因。唐末帝唐哀宗被朱温废时，还妄想着有宦官来保护他，明末帝崇祯不满朝臣，一直念叨，若魏忠贤在，朝廷也不会那么穷。

    至于奢侈铺张，哪朝哪代没干过，宫廷、诸皇子、朋党之争，也是从未停过。这是权力自身无法根除之疫，奢侈铺张是权力的享受，争斗则是对权力的支配。

    把亡朝灭国推给“红颜祸水”更是荒谬，她们充其量不过是君王们的玩物，凭受隆恩所幸，撒撒娇要点礼物，给娘家人安个位子，如此无才无德的“国舅”们便居于卿相高位，参与政事，为祸朝野，关键问题是，是谁把卿相高位授予给他们的，是谁纵容他们为祸朝野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历朝历代灭亡的，我的意见是帝国体制本身，更确切来讲是国家机器的崩溃，皮之不存，毛无以安附，这个朝代也随之灭亡。

    国家机器的动摇与重建

    历朝历代都是为暴力所推翻的，形式不同罢了，或起义军直接推翻，或权臣、武将篡权，或外族吞并。所谓的一些禅让、自动退位，都是被人用刀子顶着脖子，不禅、不退不行，纵是如此，恐也难保小命，新君为固其位，怕其他异心者拥立旧主，会斩草除根之，永绝后患。

    尤其是起义军汹涌而来，各地在激烈交战中，官府被冲占，官吏被追杀，烧杀抢掠此起彼伏，无任何制约之力量，武力逞强，谁有兵便能任意而为，维持局势的法制、礼制荡然无存，此即无政府状态。

    异族入侵时，则会以凶猛的攻伐、残酷的屠杀来震慑人心，彻底征服中原，但能全面占据中国的异族少之又少——仅元代与清代，其余诸族，顶多能在北方猖獗，在异族主宰某个地区时，徒持武力，多行残暴，无视原中华文化、礼仪，在一段时间里，出现礼崩乐坏，文化倒退，是为常态。

    权臣与武将篡位，与起义军与异族入侵相比，对秩序的冲扰相对要轻些，但后患无穷。一些权臣与武将还会导演出和平禅位的好戏，看似融洽。不过那是极短的美好时光，很快其他手握兵权的各方豪强和武将便会纷纷相仿，称王称帝，要么军阀混战开始，要么频繁地改朝换代。

    攘乱时无所谓国不国的，纵容其间有人自命为帝，自立为王，对手却是不将之当回事的，所辖区域的民众亦仅屈于其武力，也并未从内心里认同。很多称雄一时的枭雄，以为时机成熟，准备好了龙袍和庆典，以备登基建朝，却被手下刺杀。很多短命的政权，昨月称帝，隔月即被诛灭，成为一时笑谈。很多衰微的小王朝，窜立连连，皇帝如走马灯的换，不过数载，这个小王朝便被强敌踏在脚下。

    可以想象在这种种攘乱下，世道多么的险恶，人心多么的散乱，传统、伦理、道德是多么的脆弱，整个社会秩序变化无常、毫无章法。因此在暴力狂窜之时，正是原有国家机器动摇之时。在战乱纷争中，强者为王，手持冰冷的刀剑，狂敲天下维持国家机器的各个零件：朝制、官制、军制、法制、税制、礼制以及种种体统规矩，被抖得四散八落。

    让攘乱回归平静，叛逆回归传统，不是出于良心、道德、仁慈，而是功利心、控制欲使然。

    将国家机器零件敲散的人，会把这些零件再给找回来，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组织新的国家机器。

    起义军反对的，要推翻的，正是他们想要的，起义领袖称帝开朝，君临天下，起义的骨干则成为开国功臣，封侯拜相，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起义的底层民众则实现了“明君梦”、“清官梦”。虽然有些被杀掉和被罢黜的功臣，一些有觉悟的底层民众发现新朝和旧朝并无两样，他们发现自己被骗了，但已无伤大局了。

    异族崛兴，占据北方或全面吞并中国，但他们却发现原来被自己打败的王朝所采用的体制，才是天下无敌的。能马上打天下，却不得不马下治天下，屠戮可灭掉强敌和一切反对的人，却不能作为统治的工具，若人都杀完了，这个国家得来还有何意义？中原王朝的体制，能培养出一大群纯臣顺民，能把事情办好，要求又不高，这是多么可爱的臣民？

    权臣和武将篡位，则更干脆些，他们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江山社稷、皇冠龙椅，用非正常手段取得帝位后，他会沿用之前的大部分制度，自己也会加一些新制度进去。

    于是乎经过短时间的折腾、割裂后，国家机器散乱的零件又被逐一捡回，重新拼装，再加上新统治者的一些具体要求，进行小范围的修改、加强，以更便于自己使用。整个王朝的人、事、物等要素，全被纳入新的国家机器中，随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运转，循环不息，直到下一个提着刀剑来敲击的新兴势力集团的到来。

    这就如同青春期的少年，他们追求个性，要意气风发，要叛逆，要挑战传统。可等其成熟后，不自然地也过上了提着公文包上班、结婚生子等程序化生活。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还是一个旧时代的重复？

    在古代时期，中国的帝国体制下的国家机器，无比庞杂无比精密，其他任何国家，与之相比，简陋得像个粗制滥造的玩具。

    但同类型的机器，无论精致还是简陋，其主体是一样的，虽号称礼仪之邦、文明之地，中国的国家机器同其他国家一样，主体是武力，要达到的目的是——威慑力。

    这里不说武力、暴力，而说威慑力，是因为中国传统上是反战的。

    统治力的基础是威慑力，没人怕你，说的话没人听，号令无人从，安排的事没人去办，那么这个老大算是白当了。怕之，方敬之，方服之，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循环，不能倒着来。而要让人们怕之，敬之，服之不是空摆架势，得拿出真正资本出来不可。老板指派员工，手中要有钱，皇帝驱使臣民，手中要有兵。覆旧朝建新朝的开国皇帝，深知无武力为后盾，自己不可能攒取江山；其后的守成之君，深知无武力为后盾，自家的位子是保不住的，自己祖辈们能做的事，其他拥有同等条件的人，照样可以效仿。

    任何一个王朝都如猛兽，没有尖牙利齿，屁都不算。有一则小故事，说某个森林里，先是豹子当了王，狐狸便天天赞美豹子体态矫健，皮毛斑斓，没过几天，老虎赶走了豹子，当了王，狐狸便天天赞美老虎头带“王”字，雄壮威武。后来老虎得了病，牙齿掉了，爪子脱落了，豹子卷土重来，老虎不敌，重伤而逃。狐狸等小动物马上又环绕在新王豹子周围，大献其媚。

    历史上，哪个君王失去了兵权，那些成天表忠心的臣子便会投靠兵权在握的权臣、大将，哪个君王抗不过强敌、快要灭亡了，那些成天表忠心的臣子便会反投敌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正是树倒猢狲散，剑倒朝臣散。

    聚集武力、形成威慑力，是一套系统工程：如何募集、训练士兵，如何选择驻军地，安置士兵，军中的奖罚升降制度，军中官阶、军衔的设置，军需、后勤补给系统，用兵、调兵权的制衡，朝廷对将帅的驾驭……各朝各代均有不同特点，相同的是目的，震慑天下，巩固统治。

    中国历史上没有“仁弱”的王朝，即使是一直被认为“积贫积弱”的宋朝，随时都保持着规模可观的大军，宋仁宗时为顶峰，总兵力达到一百四十万，驻扎在京城内外的禁军就八十多万，把京城差不多围成了个铁桶，这是干吗用的？

    以庞大的正规军队为主体，辅之以各地的团练、兵勇等地方武装，再加上官府里的捕快、监狱里的狱卒，便构成了国家机器的主体——威慑系统。对外这是层坚硬的外壳，可抗击外邦、外族的侵扰，对内则能将各种叛乱、起义，无情挤压成齑粉。

    皮壳是有了，更能表现帝国体制下国家机器的精密绝伦的是，中国的管控系统。

    所谓“管控”，便是管理与控制，通常都以“治理”一词来代替。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管控是治理的前提，没有集中的管控，甭说有效治理，连基本的维持都成大问题。直到现在仍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管控系统的核心是官僚体制，以官僚来替皇帝管理人民，管理地方。中国历史上有几次政治大变革，其旨要便是官僚机构的改革，如秦朝立三公九卿制，隋朝立三省六部制。在其他国家尚属蒙昧的部落、贵族联盟统治的时候，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体系严密的官僚体制，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

    管控系统的次重点是中央对地方的节制措施，历史上几次大的变革，同样是在大统一的朝代完成的，如秦朝立郡县制，隋朝立州县制，元朝立行省制，任命地方官管理地方，将其权收归中央。从郡县制到州县制到行省制，行政分级越分越密，层层任用地方官，各地方官又各分其职，既相互牵制，又加强对地方上各个领域的深入程度，辅之以大量的书吏、属员、差役，办理具体事务，管理并监视民众，将地方上尽控于官府。

    如果形象一点的比喻，整个管控体系便是一张大网，竖向的网线是行政级别，依次往下，横向的网线是这个行政级别上的所有官吏，级别相同，职能不同，网线横竖相交点便是一个相对应的官员，他受上一级官员辖制，对其负责，依据自身的官职与上级的指令，办理相关的事务。网的开口指向各地广大民众，将其完全笼罩其中。网的端点便是君王，他抓住网的手轻轻一动，网里的各级官员和被笼罩的广大民众，都会被随之而动，受其辖制。通过如此大网，君王便能将全国臣民至于掌控之中，江山、子民即在吾手，翻手可为雨，覆手可为云。在整个古代时期，没任何一个国家能达到如此高深的境界。

    外壳和内里都有了，国家机器的主体已经完成，对其他国家而言，能做到这些已经足够了，但在帝国体制下，务求要精细完整，并会因势利导，与环境、社会合并为一体，这便有了古代中国式的国家机器的民族与文化特性——融合系统。

    融合一词所用甚广，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习俗融合，国家融合，它和另外一个词是同义的——同化。

    中国历史之不断，文化之绵延，其主要原因便是融合力。融合力也决定一个朝代的寿命。

    通常新王朝一上来便会实行大赦天下、开仓赈灾、存慰孤寡等措施，表明宽仁之胸怀，继而厉行节约，任用贤才，整顿吏治，表明要励精图治之志向，以此网罗天下众人之心。

    其后便是全面恢复或加强之前的律法、礼制、等级制度，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辅之以朝廷表率、限制达官贵族、宣传教化等方式，塑造清正朴实的社会风气。

    对旧门阀、豪强，除少数极端不配合的予以坚决打击，其余均承认其既得利益和地位，经常还委以为官、联姻等方式，使之归顺乃至完全附从，巩固王朝在各地方的统治根基。

    对士人、文人阶层，则大开察举、科举之门，吸纳其优秀者入朝为官，同时还征召、辟用各类专才、知名人士，以示朝廷求才若渴之心。

    对最大广大的农民群体，则会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鼓励垦荒，尽量不扰农，令其能安心生产，能做到这点，农民便千恩万谢，勤耕苦作，忠心尽力，为朝廷纳粮服徭。

    对武力强盛、威胁巨大的异族，则以中原的礼仪、文化侵染之，潜移默化，化敌为友，甚至和同为一体。

    对邻邦、属国，则大展和亲与朝贡外交，只要承认、依附于新王朝，给你美女，给你钱财珍宝，以耀中华之富，挥洒天朝之豪情。

    这是典型的“慷国家之慨”、“买内外之心”，一个王朝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所有财物产出都归其有，拿一部分出来示恩于内部，赢得各界人士叩颂圣恩，再拿一部分出来交结、抚慰异族、外邦，赢得外部势力大谢天朝。如此便内外上下融为一体，它让这个国家看起来总有温情脉脉、有礼有节的体面，虽然中间仍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但表面上是皆大欢喜、天下归心，别小看这种表面功夫，只要这层膜没被捅破，王朝便能安然无恙地继续维持。

    经过一番番精心的设计与运作，国家机器组装完毕。威慑系统是外壳，管控系统是内部管网，融合系统是辅助器与润滑剂，其一旦运转便无法停止，整个国家在机器的运转下，向前迈进。运作这部机器的是统治者集团，最高是皇帝，其下是各级官吏与将领，维持者是普通士兵和上不得台面的官吏——差役，为这部机器提供源源不断能源的是广大老百姓，其中尤以农民为主。

    没有完美的机器，这样的机器即便是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都还没发明出来，遑论古代？任何机器都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震慑系统的崩溃

    武力乃凶器，若不能完全掌握在君王之手，掉过头来，便可能刺向君王自身。那些短的王朝与政权，成败之要就在武力的把控上。

    譬如秦帝国强盛时是何等威猛，六国、百越、匈奴在其强兵所压下，都如草芥一般。但秦帝国四处征伐，以至精锐兵力分散到北方的长城与南方的灵渠附近，当受到秦末起义军挑战时，这两支部队未赶来救援，中央朝廷不得不启用修筑陵墓的民工来镇压起义，秦帝国走到这份上也宣告到头了。隋炀帝则因四次征伐高丽，次次惨败，上百万精强之兵魂归异域，各路起义是民众对隋炀帝暴政的不满，而中央军消极镇压起义，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坐视不理，那是整个军人集团对隋炀帝的不满，等李渊、王世充等地方军阀趁隋尽衰而起兵时，大隋帝国也即宣告到头了。

    至于那些小政权、王朝，据兵篡立，本以为手中有兵便万事无忧了，可转瞬之间，手下部将又篡了他的权。

    这些短命的王朝，武力超强，威慑系统构成的国家机器外壳也可谓是金光闪闪，坚固结实，外敌被威慑住了，退避三舍，如匈奴就被秦军吓得十五年不敢南下牧马，突厥被隋军镇住，二十年不敢触中原。但整部国家机器的管控系统未完全配置，秦、隋虽创建了大量新制度，但还未用熟，融合系统更未起作用，各阶层矛盾未得到任何改善，加之穷兵黩武，暴政连连，国家机器内部已然是一团乱麻了。内部各势力相继起事发难，再坚强的外壳也没用。

    那些长的王朝，国家的武力也是一个递减的过程。

    汉朝长期保持较高的作战状态，但东汉的武功明显就不如西汉，东汉末年扑灭黄巾军起义，主要凭借的是各地方军阀与豪强武装。唐朝则是前勃后颓。唐朝前期秋风扫落叶般将东、西突厥均灭掉，创建汉人王朝最大版图，威震四方，皇帝被称“天可汗”。唐玄宗在边界大搞藩镇，酿成了“安史之乱”，朝廷军队被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卑躬屈膝求回纥相助。安史之乱被平，但藩镇之武装力量割据各地，中央不能制，吐蕃、契丹等族趁火打劫，侵凌蚕食，占了不少便宜。黄巢起义对唐廷打击尤大，各藩镇更是势力坐大，唐王朝在其打击下摇摇欲坠。所以说，朱温篡唐是毫无难度之事。

    北宋与清朝是武力递减最为突出的两个朝代。

    北宋武力一直都不强，在其统一战争中，往往采取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不敢轻易招惹北方的辽国，可见其底气不足；但终归扫平了南方诸国，在契丹的干预下，灭了北汉，宋太宗还曾试图收回幽云地区，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分三路大军北伐，却惨遭大败。其后北宋与辽国、西夏均有鏖战，但败多胜少，不得不以纳岁币来换取和平。虽被辽国、西夏压制，但北宋军队还保持一定的战斗力，进取不足，防御倒无大碍。北宋中期起，军队和国家态势一样积贫积弱，军队的蜕化更为明显。北宋末期，女真的金国崛起，为灭辽国，约北宋一道夹击之。虽是联盟灭辽，大仗全是金国打的，北宋的十多万人马，面对辽国两万多被金国击退的残兵败将，却被击溃。金国从中窥见了北宋军队的实力，此后发动的几次军事摩擦，则更完全看清了北宋军队的真正战力。当时金军戏称北宋军为“后背军”，一到开战时，便竞相逃窜，只能望见其后背，故而称“后背军”。这样的军队，有了公元1127年令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倒也不冤。

    满人靠的是“八旗军”起家，其赫赫铁骑能入关，也有很强的运气成分。（李自成军进北京灭明朝，山海关的明军统帅吴三桂犹豫不决该投满人还是李自成，得知爱妾为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所污，“冲冠一怒为红颜”，投了满人。）但八旗军入关后，战力着实比各路农民军、南明诸政权更强，因而能全据中华大地。国家安定后，八旗军便不行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时，松散疲软的八旗军数度大败，康熙不得不倚靠绿营。所谓“绿营”，是清廷入关后收编的农民军、明军和汉人部队，正是被“八旗军”打败的那群人。康熙后来平噶尔丹，雍正平西北，乾隆平大小金川、大小和卓，嘉庆时镇压白莲教起义，都是依靠的绿营。八旗军彻底沦为提着鸟笼子、喝茶、耍古玩的浪荡子弟。到太平天国起义时，连绿营都不行了，被太平军打得东倒西歪，朝廷不得不倚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湘军和淮军都是地方兵勇团练，带有私人武装性质。因而剿灭太平天国后，湘军和淮军便被解散。地方武装被解散了，朝廷里的老爷兵又不行，外有列强虎势，内有起义不断，清廷练起了“新军”，所谓“新军”，是模仿欧洲军制来组建与操练的新型军队。可没承想，就是这些新军给予清廷致命一击，发动武昌起义的正是新军，逼迫清廷逊位的是袁世凯，他手中掌握着最大的一支新军——北洋军。

    研究了历朝历代的军力，没有不蜕减的，只是程度不一罢了。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研究各朝军制时就说，在承平年代，军队是定会变弱的。为何会如此？

    在帝国体制下，是为必然。在王朝或政权初兴时，为对抗强敌，扫灭诸股势力，不得不将战争所得的财帛子女，尽量多分给将士们，以现实利益奖励之，除此还对将士们承诺以高官厚爵，甚至封疆裂土，以未来愿景来拉拢之。但一统江山后，该封的封了，该赏的赏了，帝国以对内的防御和治理为主，对外扩展甚少，也没有什么可分的了，将士们无物质与精神的激励，其战力自然受制。再者正规化的帝国，已非昔日的小政权可比，对军人集团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对文官集团依赖性却与日俱增，国家的重点亦发生转变，并非仅仅宋朝“重文轻武”，大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的。不是诋毁古代的军人，他们同文人一样，把忠君爱国，保家卫国等口号，喊得无比响亮，但观历史现实，在对抗外敌来侵时，士气低迷，作战不利，节节败退至本土时却精神大振，趁乱抢劫民间财物，威风凛凛，这种“外战无方，内扰有术”的例子，在各时期屡屡皆是，在唐朝、两宋、明朝、清朝后期都相当明显，军队代表朝廷，这也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众对朝廷的愤恨，是引发一些起义和民变的导火索之一，譬如钟相杨么起义。无论是军人还是文人，忠心、气节往往是信不过的，利益或许才是永恒。王朝中后期之后，缺乏各类利益的刺激，当兵是没有什么油水的，能靠军功一步步高升至大将的，只是凤毛麟角，权当是传说，如果不是要服兵役或者生活无着落，都是不愿当兵的人，所以自古便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在这种时候，有野心的枭雄（权臣、将帅、豪强、起义军领袖），会施恩于士兵和低级将领，给予他们朝廷不能给予的好处，有了利益的驱使，士兵和将领纷纷依附之，枭雄便会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武装，割据势力便产生了，枭雄势力壮大后，便向中央王座发起猛攻，如此，一轮新的改朝换代轮回开始了。

    管控系统的崩溃

    管控系统崩溃分两种状况，其一为自乱阵脚，如秦、隋、元和其他一些短命小王朝；其二为渐变的自我腐蚀。

    第一种自乱阵脚便不用多说了，无非便是苛政乱政，横征暴敛，统治者上层的大火拼等等。痴迷于权力、沉迷于享乐、不知节制者，把天下当球踢，偌大个球体，反弹回来之力，却是谁也受不了的。近年来史界纷纭，乱弹颇多，有人说秦朝没行暴政，修长城拱卫中原，后世承享了两千年，有人说隋炀帝没暴政，开通运河泽被后世，现在都还在用。修长城、开运河本身没错，但能不能有计划、推进式地进行呢？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是否过大？换成是你，是否甘愿做长城下、运河底的一堆尸骨？

    第二种状况更复杂些，但亦有规律可循。

    规律一：皇帝的综合能力越来越低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为一国之首，统率臣民，可乾纲独断，国之要务均由其裁决，他的能力高低能决定一个国家一时的面貌。皇帝的个人能力主要有几大方面：威望、领导力、组织力、知识、经验、谋略以及个人魅力等。稍长的朝代，会有十至二十来个皇帝，若把朝代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则大体有这样的规律，前期皇帝能力最强，中期次之，后期则全然不行了，除了极少数。虽然有可能是史书过分褒扬前期的开国、治国之君，贬低后期的衰国、亡国之君，但通过各类文献与历史表现，观各皇帝所作所为，确实后不如前，差别实在太大。其实，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前期的开国之君，在与众强敌对决血战中得的江山，一路披荆斩棘，如履薄冰，来之不易的江山，会异常珍惜，所以能善加理国，做治国之君虽无开国之君那么惊险、辛苦，但国家历经战乱或动荡，天下残破，经济凋敝，国家亦未完全稳定，容不得他来豪奢腐化，只能励精图治，以富国强兵，巩固根基。王朝中期以后，国家富庶，社会安定，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这时候的君主基本都会奢靡起来，精神很难集中在政事上，奸佞遂起，朝纲渐坏。到了后期，其实也不是所有皇帝都不行，但生于深宫，养尊处优，早无先辈的精锐之气了，即使有皇帝想振作一番，来个中兴，但朝政已然腐败，大厦之将倾心有余而力不足。皇帝不是万能的，但没皇帝是万万不能的，帝国体制下，所有的制度和办法都是围绕他而设计，这是一根本弊症。

    规律二：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效率却越来越低

    这一规律在几大王朝中均有体现，最明显的是北宋与清朝。这两个朝代，初期、中期、后期的官员数量是一路激增，膨胀到人浮于事的地步。官僚体系的庞大，在帝国体制下，是无药可救的。皇帝要统治国家，不得不仰仗各级官僚，没有官僚体系的支撑，皇帝就是个光棍司令，还有何天子威严可言。政权靠武力获得，管制、统治却得靠官僚系统的维系，并且王朝愈往后，官僚作用越大，皇帝作用越小。其实这是国家机器运转使然，王朝前期时皇帝或某大臣的个人作用很大，但各种制度、办法行用后，成了祖制、惯例，发展到后来，即使皇帝也无法否定。皇帝越来越成为一个王朝的代理人，官僚体系成为事实上的主宰，任何利益集体都会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形成了“官官相护”、“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等规则，官吏日增，积弊日深，纵至尊之皇帝也常无可奈何。譬如明嘉靖帝刚即位时，还想一展雄才，命内阁首辅杨廷和裁撤冗员，进行吏治改革，好处则是能每年为朝廷节省漕粮153万石。众官僚们一齐激烈反对，还有甚者派人暗杀杨廷和。嘉靖帝不得不派禁军时时护卫杨廷和。见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嘉靖帝不想再大展雄才了，杨廷和也偃旗息鼓了，吏治改革无疾而终。

    官僚体系的庞大与行政效率的低下，几乎是同步而行的。人多却做不好事？这出乎常理的现象，却最合乎中国常理。当机构精简，权责明确时，一个官员对应一个职务，处理相应的事务，但冗员众多后，一事多职可管，一职任有数官，问题便产生了，“无利充耳不闻”，因为有可推诿给他人，都不想管，最后是高高挂起，“有利争先恐后”，因为你有资格，我也有资格，凭什么你上，我不能？争斗撕咬中，利被众官瓜分了，事情却没人做。加之逍遥自在的混皇粮的编外官员存在，做事的费力不讨好，还被嘲笑，谁还愿意做正经事？基本上王朝的后期，都会出现同样的状况，朝廷上下的官员都在无所事事、尸位素餐，朝野内外，谁都知晓，谁都明白其中坏处，却谁也无法去更正。

    规律三：统治者集团的节制力越来越弱

    首先是中央内部的节制。这实际上是各势力相互钳制的结果，皇族、文臣、武将、外戚、宦官各势力，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史书上记载的一幕幕好戏，基本就是他们联合演出的，具体剧目有：一、皇子们的祸起萧墙，著名的如隋文帝杨坚晚年的诸子之争，唐高祖李渊晚年的玄武门之变，康熙晚年的九子夺镝；二、朋党之争，著名的有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后期的一连串朋党之争，明朝自万历起的诸朋党之争，康熙时期索额图与明珠的党争；三、外戚宦官专权，著名的有西汉末年的王氏专权，东汉中后期的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明朝时期的宦官乱政，清朝后五十年的慈禧垂帘听政；四、士大夫阶层与裙带阶层的争斗，著名的有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之争。

    这是列举的史上名头颇大的案例，至于同类的则举不胜举了。一国之首的皇帝，在这过程中，有时候是导演，有时候是主演，还有时候沦为配角。皇帝强，则其他各势力成其工具，皇帝弱，则他成了别人的工具。

    这类争斗，是传统意识上，极度忌讳的，因为其害是明显的，大体都是：君权旁落，朝纲不振，政序纷乱，等等。每个即将覆灭的王朝或政权，都会有一起严重的内斗活动，因而被一些人视为朝亡国灭的罪魁祸首。其实细究历史，每朝每代，从头至尾都充斥着种种惨烈的争斗，宫廷朝廷，喊杀之声不绝，沸反盈天。为何会如此？其源头还是帝国体制本身，在此体制下，权力决定一切，有了权力，便可名正言顺地搜掠财富，无所顾忌地生杀予夺，空洞的朝纲，软弱的礼仪，虚妄的圣贤之言，岂能制止住争权夺利？

    而且越到王朝后期，争斗会愈加激烈，中央全然无力节制，甚至在王朝临危临难时，争斗还在继续，国家兴亡，江山社稷，都被丢到脚跟下了。出现这一现象，和前两个现象是相连的，皇帝不行了，官僚体系腐朽了，还能节制住什么？

    其次是中央与地方之争。

    自秦之后的帝国时代，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但地方与中央的对抗，却也没完没了，著名的案例有，西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西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明建文帝时的“靖难之役”。

    地方与中央不配合，甚至企图取代中央，也是不少朝代灭亡的主因。东汉遭黄巾军起义摧折后，元气大伤，各地方豪强与军阀雄霸一方，东汉朝廷名存实亡，最后被魏蜀吴三国分而代之。隋朝炀帝时，河北、江淮等地民众造反，各门阀不仅不来协助灭之，却暗中积蓄实力，纷纷拥兵自立。唐朝中后期起被藩镇割据折磨纠缠，雄气尽消，遭遇黄巢军荡寇后，中央愈弱，地方愈强，终被各军阀分割之，遂有“五代十国”。清朝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各地方气力渐成，甲午战败与“维新变法”后，中央节制各地之力更弱，国家陷入财政危机，向地方借钱，却被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不仅如此，各地方和军队，还不断向朝廷要钱要粮，以镇压起义和变乱，维持局势。这种争斗发展到最后，终于要了清廷的命。武昌起义仅在湖北一处，而南方诸省马上“响应”起义，剪了辫子，换了官服，宣布独立。还未独立的北方诸省，也在观察形势，和朝廷相互琢磨算计。到了此时，即使没有袁世凯北洋新军的逼宫，清朝也是难以存续的了。

    总之，帝国体制下的管控系统，构成了一张大网，将各地以及民众网入其中。抓住网端的皇帝越来越弱，充当竖向网线行政级别、官制越来越混乱，充当横向网线的各级官僚都只顾自身，徇私枉法，心中早无皇帝和朝廷。这样的大网，虽然看似扩宽了，能把任何人、事、物都纳于其中，可已然松软，根本无法无力形成格制与控辖。地方上豪强自大，起义不断，军阀兴起，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融合系统的崩溃

    融合系统其体系庞杂，内容极多，其中的各个要素作用未必一样，也有轻重缓急之分。这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便构成了“短板效应”，对各王朝而言，某处该融合的短板，没有融合、补上，便会很快出问题。

    秦、隋暴亡，一大主因便是没能完全融合各贵族势力。秦扫灭六国后，向全国推行秦法、秦制，六国民众皆不习之，加之秦吏执政粗暴，引发了人们的反感。六国旧贵族已然失国，还要遭受凌辱般的对待，自是更为愤慨。天下的统一只是疆土上，内心却集散而开。秦末第一波起义，并未对秦帝国构成致命伤，但原六国故地群起响应，六国贵族残余势力乘势而起，形成诸侯联军，最终将秦帝国击垮。隋朝和之前北周的基础是关陇门阀以及其他大世族，这些门阀与世族，实力雄厚。隋代灭亡陈朝后，因统一时间尚短，未实行完全统治，南方不少地区，实际上是掌握在原南朝的一些世族手中。隋末大起义中，第一波是瓦岗、江淮、河北各路义军，这些“草根”部队并未能推翻隋朝，却掀起狂大波澜，原关陇门阀的李渊和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原江南世族的萧铣等，以及梁师都等地方豪强，均趁乱起兵，隋王朝被淹没在涛涛乱军中。

    元朝是第三个在长期分裂后，实现大统一的帝国，虽比秦、隋时间长些，也未能过百年，这与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不无关系。元朝在入主中原过程中大肆屠杀，已然让很多汉人视如野兽，不少汉人宁愿殉国、自杀也不愿意投降。待局势稳定后，元廷依然怙恶不悛，竟将人口占最多数的汉人化为末等，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还曾企图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可想而知，当时的汉人是多么地仇恨蒙元当局，元朝即使在末年，军力依然强盛，但在潮水般的起义军冲击下，难以在中原立足，唯有退回大漠。

    那些长寿王朝，则更注重融合之道。所以首先会尊旧制、行旧法、守旧礼，这都是约定俗成，民众能接受的，然后是一整套措施，上文有言，这里不再赘述。

    即以清代为例。清廷吸取了元朝速亡的教训，一进关便摆出一副要保护民众、诛灭农民军、为崇祯帝报仇的架势，起初的确受到了北京士大夫、普通民众的支持，人们甚至打开城门，热烈欢迎。清军进至江南，提出了“剃发令”，这引起了汉族人的广泛抵制，清军遂开始大屠杀，这一杀一直杀到荡灭群敌，统一中国为止。不过局势稳定后，清廷还是尽量往中国传统文化上靠拢，并倡导“满汉一家”，可实际上却从没“一家”过。虽然清朝政府竭尽全力在全国推行融合政策，效果不错，虽然一直有“反清复明”的组织存在，但大多数汉人对满人已经不再仇视了。以至于在清朝灭亡后，要剪辫子，一大群汉人竟然极力拒绝，竟忘了先人为了抵制“剃发令”所招致的大屠杀。

    融合系统是从属于威慑系统与管控系统的，当那两个系统慢慢败坏了，融合系统也难以自保清洁，而且即使那两个系统依然如故，在帝国体制下，融合系统也会自然消退，由合变为分。

    首先是民众对王朝的态度。这大体是如此一态势，刚开国时，民众对王朝是充满期待的，中国人不都有“明君梦”、“清官梦”吗？王朝前期，国家会得到一定的治理，民众的生活会得到一定的改善，这时候大部分民众都会对王朝心悦诚服，衷心颂扬。到了中期，如果治理得好，来个盛世，民众的生活水平达到了最高，日子过得最好，虽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但瑕不掩瑜，内心还是很舒爽的。中期以后，朝廷不行了，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苛捐杂税不说，官吏还竞相来敲诈剥夺，日子不好过了，愤愤不平者可能会起来造反。到了王朝末期，所有不好的词语都会出现在现实中，实在活不下去，跟着各路起义军领袖、豪强、军阀打江山，重做“明君梦”、“清官梦”。

    其次是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风气是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其基本态势是，前期清明，人心淳朴，人皆各安其业。中期随国力强盛，民族都自信、豪迈，但奢靡之风渐起，各类不公、不正现象陆续丛生。后期则整个民族都虚浮圆滑，自私自利之弊尽显，为国为公之美尽敛，到了末期，任何丑恶之事都会现场直播，人心攒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再次是社会结构的板结化。这也是帝国体制下无法克服的大病。国家要长久，便要融合各阶层、各民族，其差别越小，矛盾越小，反之亦然。在王朝初期，为治理国家，会提举贤才，无论贵贱，同时严明律法，打击过于嚣张的权贵豪族，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公正，收买人心。当国家稳定后，便制度化、流程化作业了，慢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皇族、官僚、地方豪强，他们依据先天优势，继续巩固、扩充，将天下大利、重利尽归于手，其他阶层的人，除了科举，上升之道被全部堵死，而且科举到了王朝中后期，也多舞弊、贿赂考官等现象，公正性难于同前比。无法上升的一些读书人、破落贵族、小土豪、被排挤的官吏，很多成了起义的领导者与骨干。

    最后是异族与邻邦对王朝的态度：王朝强盛时便服从进奉，王朝弱了，便来攻伐掠取。中原王朝一次次以美女厚礼优待之，但最后发现，都送了白眼狼。

    国家机器的检修

    地灵人杰的中国，在国家遭遇危难时，在国家出现破败时，往往都会有一群仁人志士出来救国图存，改革图强。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其实是并不缺改革家的，但改革总会遭遇种种艰难险阻，败多成少，改革者下场也多不好，热血流了几千年，却泼冷了后来意图改革者的心，中国便成了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老大帝国。

    这里我们来简略看一下历代中期进行的几次著名改革。

    桑弘羊改革

    汉武帝连年征战，所耗巨大，将汉初几代先辈的积攒全打一空，原本充盈的国库被打得一干二净。汉武帝心中不忧匈奴，却时时刻刻忧着钱。桑弘羊深受汉武帝器重，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主管西汉王朝财政大权近四十年，桑弘羊这个财政总监，出身于商人家庭，有着极高的理财天赋，他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进行了系列财政改革。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内容大体可分三大类，其一为盐铁酒官营，将此三大商品的经营权从富商手中收并过来；其二为平准与均输法，建立专门的市场机构，宫廷集中采购，并控制物价；其三为货币改革，由西汉政府统一铸造货币，将铸钱之利由诸侯国回收到中央政府。此外还有算缗和告缗之法，即向商人征收重税。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很快便使空虚的国库重新充实，避免了西汉朝廷因长期对外大战与庞大的支出而财力枯竭、力气尽失。后世也对桑弘羊大为赞誉，“平万物而便百姓”、“绝并兼之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后来汉昭帝时期，召开了“盐铁会议”，对汉武帝时期的国策，尤其是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除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盐铁专卖被维系，均输法与平准法继续推行，之后的两汉都沿用着桑弘羊的财政政策。

    西汉的政治风气还是保持得很好的。国家敢于果断改革，更难得可贵的是，还能召开会议对改革进行研讨，以补正之。

    唐朝中期的两次改革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便元气大伤，江河日下，因叛军、吐蕃等势力的猛力冲击，中原与关中地区横遭大难，北方经济陷入崩溃边缘，非但再无盛唐之气，就连最基本的朝廷开支都成了问题。

    天不亡李唐，在唐代宗、唐德宗时期（公元762—公元805年），刘晏和杨炎这两个财政高手，竟一时瑜亮，同时出现在朝廷紧缺穷弊之时。北方残破，产出日少，连皇宫里都吃不饱饭，民间自不必说，刘晏一上台便进行漕运改革。刘晏出手不凡，以其细密之法，周全之措，重建了漕运体系，而且比之前更为顺畅、便捷，南方的粮草、物资便能顺利的运往北方。闻之此况，皇帝唐代宗抱着太子大喜道，终于有饱饭吃了！其后刘晏又改革了盐法。刘晏将盐法改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以市场手段进行食盐产供销的调剂，从此民间再无盐荒，政策也从中征得大量收税。此外刘晏还推行了“常平法”，他在各地设立巡院，并派专人四处监测与通报市场信息，以此为依据，调节市场，平抑物价，“丰则贵取，饥则贱与”，“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至”。紧随刘晏之后，便是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在之前的隋以及唐朝前期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其特点是以固定丁口为本，不问资产，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两税法”则是无论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税率，流动商人亦要纳税，每年两次纳税，以征收金钱为主。自“均田制”崩溃后，“租庸调”已然名存实亡，加之战乱中大量人口逃亡、流失，按固定丁口征税，已不符合现实，“两税法”扩大了纳税范围，简化了税收程序，扩大了政府财源。

    在这一时期，经过了刘晏和杨炎的财、税改革，唐朝的经济危机算是度过了，不用再捉襟见肘，但唐廷依然有两大阴云遮盖，内是宦官专权，外是藩镇割据。唐顺宗虽继位，对德宗贞元末年以来的弊政极其不满，在王叔文、王伾鼓动下，决定进行改革，革除弊政，史称“永贞革新”。王叔文、王伾请倾向变革的韦执谊做宰相，又提拔了柳宗元、刘禹锡等既有才干又怀锐志的官员，组建起改革派，朝廷之风肃然一新。改革派第一步便取缔了宫市、五坊，此二物均为宦官们敛财的工具，而后又取消了各地节度使向宫中进奉的财物，因为这些财物徒增了各地民众的负担，最后却都落在了宦官们的手中。民间听闻，自是拍手称快，但宦官集团被断了财路，愤怒不已，恨由心生。此外改革派进行了一些吏治改革，并对一些气势汹汹的藩镇进行了抑制。改革派还派人去接收禁军的兵权，因受阻挠而失败。这下是刺着了宦官们的痛处，于是不再忍耐，利用手握的禁军和在宫中的势力，猝然发难，先是控制了重病中的唐顺宗，然后矫诏罢黜了王叔文、王伾，本还想推行“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等举措的改革派，群龙无首，停顿不前。朝中大部分官员和各地藩镇，唯恐继续改革会触及其利益，均倾向于宦官集团，改革派陷入完全孤立。再而后，完全控制局面的宦官集团，弑杀了唐顺宗，拥立太子登基，将参与改革的官员全部贬出朝廷，未久王叔文被贬后并赐死，王伾病死于贬所，“永贞革新”宣告彻底失败。

    北宋中期的两次改革

    北宋中期的两次改革的起发原因，历史教材和其他文献，多有详述，这里我便不再赘述。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与唐朝中期的两次改革，顺序是反着来的，庆历新政的重点是内政和吏治，与“永贞革新”有类似之处，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则是财政，后来才扩展到军事、内政等领域，其初期与刘晏和杨炎的财政改革的思路是一样的，“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内政和吏治方面的改革，总是比财政方面，会招致更猛烈的抵制，失败几率极大，维持的时间也会极短。

    庆历新政中，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提出十项去弊对策：“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经过反复斟酌后，采纳了大部分意见。宋仁宗接连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新法。

    改革派领袖们都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吏治，不淘汰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朝廷难有生机，难有效率。但顾及整个官吏集团的利益，因此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改革的力度并不太大。可尽管如此，还是被占主流的守旧派的反对。

    守旧派为了打击改革派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发生了自然灾害，便推到改革派头上，说是因为改革派胡乱变动，招致天威降临；指责改革派结为朋党，勾结到一起横行朝野；甚至还造假信，污蔑改革派对皇帝不敬，还想另立皇帝。

    宋仁宗虽不全信守旧派的这套牵强附会的理论，但依稀有了疑心，改革派势力单薄，难以自安于朝廷。宋仁宗是想以改革来走出困境，可不想因此引来更大的乱子，改革派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再继续重用之，继续改革，后果不堪设想。宋仁宗图新图强之心冷了下来，代之以求稳求全之心，便将范仲淹等改革派逐一贬黜，仅一年左右的时间，改革即宣告失败。

    在宋神宗时期，便是更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年轻的皇帝宋神宗血气方刚，欲有所为，王安石更是渴求治弊，兼济天下，这两根燃烧的木材堆在一起，烧出了一场变法。

    鉴于范仲淹改革失败，王安石绝口不提“吏治”与“体制”问题，他要从“理财”入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从解决社会矛盾入手，“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当官的既然总抵制改革，就绕开他们吧。王安石变法第一波改革措施便直奔财政而来，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免行法等，加强政府对工商业的介入，掌控市场、运输、金融（高利贷）等领域。第二波改革措施则深入到其他领域，其一为农业主要有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其二为军事与科举等领域，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王安石变法虽然不从内政与吏治方面着手改革，不直接侵蚀士大夫与权贵阶层的利益，但变来变去，变法就是要“害人”的。均输法将货物运输抓在政府手里，使以前一些为官府运送货物的商人、关系户失去了这个肥差；市易法则让放高利贷的商人失去了暴利的生意；青苗法让大地主受损，并再次打击了放高利贷的商人；方田均税法则让大官僚、大地主无法避税；将兵法让无能的将军和士兵不能再混饭吃；保甲法则伤害了地方豪强的利益。

    新法触及了太多人的利益，大商人、大地主、大官僚、地方豪强乃至王公贵族都被王安石给伤了，有的被砸了饭碗，有的被断了财路，有的被掏了腰包，他们满怀怨恨，便集中起来向王安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皇帝宋神宗也在惊涛骇浪中动摇，把王安石罢了又任用再罢免，新法的推动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终是难以进展，在司马光任相后，新法全部被废。

    张居正改革

    明朝中叶之后，整体表现是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具体表现是内部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盗寇四起，宫廷、朝廷巨奢大侈，国库空虚。外部局势更是凶险，北方鞑靼屡次南下抢掠，南方土司纷乱不断，东南一带倭寇骚扰，整部国家机器可谓是千疮百孔。

    张居正在明神宗前十年（公元1572—公元1582年）期间，对大明朝廷这部机器，进行了多方面的翻修，一度令其焕然一新，但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修补措施被废。

    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是创立“考成法”：各部门官员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订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然后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以此考核政绩，整顿吏治，长期拖拉推诿的行政效率得到极大的改善。其后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强化中央，打击朋党之争和徇私舞弊之风。

    内政清理完毕，张居正又在水利和对经济领域进行了整治和改革。第一板斧是兴修水利，减少自然灾害。第二板斧是清查土地，主要针对大、中地主隐匿的土地，扩大税源。第三板斧便是著名的“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也使地方官员难以作弊。

    此外，张居正还对军事防备有所强化，派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在长城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以备北面鞑靼攻击。

    其实，张居正改革的成就和得罪人的成就，都可用数字说明。

    裁撤冗员，减少开支，每年节约银两百余万两。清丈土地与隆庆时期相比，增加了近三成。年入大幅增长，较嘉靖时增长了74％。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局面，尚结余85万余两。国库存有大量钱粮，银约达七八百万两，粮可供足十年之用。

    张居正的“考成法”，使十分之三的官员失去了饭碗。“强公室，杜私门”，加强了中央集权，树立了政府权威，却打击了贵族和大官僚。“清查土地”，让大地主们无法逃税。“一条鞭法”，让地方官员无法作弊。厉行节约，削减宫廷、朝廷开支，皇帝和同僚都一并得罪。

    得罪人的事业是难以长久的，张居正一死，舆论马上改头换面，张居正的每个政绩都是罪过，“考成法”是“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亲政的万历皇帝，顺水推舟，抄张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还差点开棺戮尸。改革派全面挫败，逐一被贬。张居正的家人惨遭迫害，迅速凋零。一些正直人士大替张居正不平，就连一直和张居正不和的海瑞也叹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陶澍的改革

    陶澍可能不太出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举进士，后由翰林院编修升御史，历任户部、吏部给事中、布政使、巡抚，最后官至两江总督。

    在演清朝的宫廷剧里，经常会这样演：清朝皇帝如何花大力气治黄河，好似志存天下，心系百姓，但实际里，并非如此。

    清朝年年治黄河，最根本原本在于漕运。都城在北京，而经济重心在南方，京城所需粮草、物资都依赖于南方，靠京杭大运河从中“南粮北运”、“南货北输”，这条大动脉一断，京城立马便断血，整个王朝势必会陷入瘫痪与混乱。黄河、淮河与运河在苏北一带交织在一起，犬牙交错，形势复杂，黄河常出问题，一旦决堤、泛滥，淮河亦要受累，运河自然难以全身而退，漕运线也就滞溺，动脉受阻，“南粮北运”、“南货北输”便不顺畅，甚至被迫停运。故而清廷视治黄河为国之要务，“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朝廷虽是重视，拨下大笔银子，但或因负责治河的官员专业度不够，或是这些银子没用来治河，而是流到了各人的口袋里，总之整个清朝治河的功绩可谓乏善可陈，年年闹，年年治，年年灾，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治河的银子一朝比一朝花得多，每年都有五六百万银两之巨，耗费“国家全盛财富四千万之出入”，有大臣便指出，“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

    为保持漕运畅通，朝廷专设了漕运总督一职，并在各省分设粮道，运河两岸设立卫所，护卫漕运。漕运过程，程序细密，分工繁杂，涉及的人员、领域极广，整个漕运体系庞大复杂，其间的油水甚多，贪腐横行，层层分刮，被落到头上的自然是缴漕粮的民众。虽朝野上下都已知漕运使得“民生日蹙，国计愈贫”，却谁也别无办法。

    清朝的盐务亦是芜弊颇多，本来盐税为政府一大笔收入，但乾隆后期起，官盐日穷，私盐日盛，无课税之处。在嘉庆、道光两朝，虽对盐务着力整治，效果几无，在当时有“江南、湖广大吏整饬又整饬，弥缝有弥缝，垂病之日延一日”的状况。

    嘉庆时清朝国势已衰，尚有积攒的资本，在道光时，河、漕、盐三大政积弊愈重，压得清廷直不起腰来，为缓危机，道光委任陶澍进行改革。

    陶澍认为河、漕、盐三大政弊是“人事为之”，意思即是——造成这种局面，主要人为造成的，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通过人来解决。陶澍先是进行了盐务改革，以商营代替官营，他的具体办法是，先在淮北地区搞试点，实行“票盐”，即盐业自由贸易，政府收税前和基本价，同时简化销售程序，减少产供销过程中的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在漕运改革上，陶澍另辟蹊径，他直接“以海代河”，不再用运河了，直接从海上运输。同时废除了之前漕运的一些陋习和传统，“以商代官”，将漕运运输承包给吴淞沿海的一些有实力的船家。

    盐业改革中的“票盐”和漕运中的“以海代河”，一经行用，立即大放异彩。

    在盐业改革中的试点区域淮北，因“票盐”具有各种显然的优势，降低了各类手续与成本，使得盐价下跌，销量大增，惠及民众，“洪湖以南食盐居民，率出贱值得净盐，以为有生所未闻见”。盐业贸易一度兴旺发达，“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

    漕运海运法实施后，因海运更为便利通畅，所花时间少，所费成本低，“每石费仅数十金，视河运省费固倍”。海上运漕的船家，运漕北上，载豆子等货物南下，两次都可得钱，因而获益颇丰，积极竞争漕运之事，“皆踊跃过望”。同时亦带动了沿海的运输业的发展。

    陶澍见改革已见大效，遂意气风发，甚为振奋——想扩展战果的他便奏请道光帝将苏、淞、太二府一州漕运永归海运，道光帝不仅不予理睬，而且没多久又全面恢复了旧时的漕运制度。陶澍还请示将“票盐”从试点淮北推广到淮南和其他地区，道光帝也未予支持。

    此间的利弊好坏，道光帝不是不知，否则也不会叫陶澍来改革一番，但河、漕、盐这三大体系中纠缠不清的利益纽带，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将九五之尊的皇帝也给牵绊住了。他不可能打破常规，冲破利益集团构建的现状，非要硬闯，因为改革可能引发的各势力的冲击，或政治格局的动荡，是难以想象的。陶澍“火眼金睛”，他对河、漕、盐三大政“人事为之”的判断，可谓入骨三分，不过却无力改之，令人唏嘘！

    打不破的死局

    以上的改革其实都是对国家机器的检修，只是范围大小不同罢了。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些规律。其一，以财政为中心的改革，相对而言，更容易成功，而涉及政治、吏治方面的改革，却极难成功，而且维持时间也更短。此中原由应该是，财政改革是为朝廷理财、赚钱，虽儒家有“不与民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优良传统”，但国家缺钱的时候，好听的口号便不如何起作用了，政治、吏治方面的改革虽立足长远，立在千秋，但在当时是不能得大利的，加之直接触及了一些官僚与当权者的利益，破坏了“安静”的政治格局，如此不安分，不懂事，要来破坏团结，所以政治、吏治方面的改革一经提出便会遭遇万千阻力，失败是必然之归结。

    这些改革，并未对国家的根基、内核进行大幅度改动，只是小范围的调整，如此之对国家机器小修小补、翻翻新，都会被目光短浅的权贵，贪于小利的同僚们，以及死守古制的卫道士们给阻止了，破坏了。国家机器只能静等其坏掉、烂掉，最后自救的机会，被自己人给断了。

    再理想一点，即使那些改革全成功了，又能怎么样？是否就能逆转乾坤，真正的长治久安？

    我想得到的肯定回答必然很多，我的意见是，那也是于事无补，因为帝国体制下，国家机器的运转下，有四大死局是谁也破不了的。

    一、收割机效应

    古代帝国时期，不管是暴亡的朝代，还是延续三百年左右的长寿王朝，到最后都充当了收割机，无一例外。秦、隋、元以及其他小王朝和小政权，暴亡的表现是暴政，是怎么暴政的呢？大体都是强征民众为卒，远离家乡，到边关戍卫、征战；广发民众，大修工程、宫阙，无休无止的徭役；不顾民力，抢掠民财，或是沉重的赋税，或是直接发大钱、纸币抢钱，甚至有的政权用泥巴做货币来抢钱。那些长寿王朝，前期还尚可，顾惜民力，与民休息，中期开始便开始大规模搜刮了，到了后期，全是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有人将这种态势比喻种庄稼：先种下幼苗，待其生长，成熟后便割，因割了还可以再长，便肆无忌惮地挥舞镰刀，狂割滥收，庄稼长的速度，没割的速度快，久而久之自是苗尽根枯。

    以上之现象，已经不需辨别真伪，因为历朝历代便是这么来的，这么演的。非要探讨的话，便是其原因，为什么会这样。一些学者、历史爱好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和看法，虽新奇百出，却离题万里，因其偏离了最基本的一点——帝国不是为人民服务而创设的。

    二、腐烂效应

    看到腐烂的字眼，人们会联想到腐败一词。的确，帝国的腐败每一朝均很严重，是普遍性的，而非个别现象，是必然性的，而非偶然现象。腐败是官僚系统的通病，有个别统治者在个别时期能抑制官僚腐败，但官僚系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运作者，统治者乃至其集团，都要倚重之。官员本身即有种种特权，在其行政与处理事务时，又要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腐败的空间广阔无比。诗书礼仪，圣贤教化，律法朝纲，监察稽查，这些能一定程度制约腐败的因素，诗书礼仪、圣贤教化失于空虚，真信则有效，不信则无效；律法朝纲，则浮于形式，漏洞百出，再者官僚本身即是律法朝纲的执行者与维护者，如何能让自己制约自己？监察稽查，这套体系是越来越密，越来越严，但本身即是可笑的——让左手监督右手，以官督官，“互贿互利”，最终只能促成更多的腐败交易，监督部门每增一个，腐败部门又多了一个。于是乎“清官”便成了帝国的一大传奇。

    官僚的腐败因太过显著，以至于将其他国家机器内的蜕化、糜烂给掩盖掉，提起某朝灭亡，人们便会骂是哪个奸臣、哪个贪官造成的。除了官僚们，皇帝这个国家元首也在腐烂，表现很多，沉迷于声色犬马，荒懈政事；铺张浪费，奢靡无度；任人唯亲，滥用近臣；不学无术，暗昧昏晕，无力节制官僚腐败、权贵横行等行为。总之，在这么多的“毛病”中，哪怕有任何其中一条，即能对国家构成威胁，五毒俱全，为害更非浅！

    还有两个群体的腐烂，成为王朝灭亡的催命符。其一是士兵，战力下降，毫无斗志，遇到硬朗的军队，无论是异族，还是叛军，除了败退便是逃跑，退回内地后，骚扰民众，烧杀抢掠，这倒是在行。其二是差役，这个隐形的权力集团，地位低下，做的事情却很多，所有的朝廷政令、政策以及征收钱粮等事务，都是差役们去具体执行的，差役的薪水低的可以忽略不计，但人们却宁愿巨资贿赂官员，仅为了当一个低贱的差役，为何？无利不起，差役可利用手中那点微薄的权力，譬如摊派任务，多收税，甚至设局陷害，如此多样化敲剥百姓，积少成多，到退休时还可能成为巨富。差役之凶残，朝中无人不知，但又没其他办法。在王朝政治有序、吏治清明时，能羁勒住差役，但这样的时候往往是很少的，差役长期逞凶地方，为祸民间，无人来管，无人可理。

    士兵和差役是国家机器的最底层，是具体执行者，相当于帝国肌体的神经末节，他们的尖锐锋利，把黎民百姓刺得最痛，令其对朝廷更为绝望，对时局更为愤怒，或揭竿而起，或投奔招兵买马的豪强与贼寇。士兵和差役是改朝换代的大功臣也。

    三、吸血效应

    以上是国家机器主导的行为，这已经让百姓不堪忍受了，但这绝不是唯一的祸害。帝国体制下，能享受各类权益的不只有皇帝和各级官吏，还有各类裙带阶层。

    中国是一个很怪的国度，一方面将天下、江山、社稷、朝廷等代表共体的词号喊得很大，很高，仿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为了共体，为了大家，不光是高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会尽量维护共体，压制个体，常会以维护共体利益为旗帜，打击种种不忠不孝行为。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真正生活又是以家的核心的，所谓“家国天下”，众人皆知，自家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大的嘛，喊喊口号，装装样子就行了。中国又是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以个人为原点，由近及远是家人、亲戚、宗族、朋友，朋友之外，便跟自己没关系了。所以中国人的生活是分明与暗的，明则识大体、护大局、公正严明、尽心为公，暗则保个人小利、不讲原则。

    帝国是特权阶级们的天堂，他们分不完偌大个国家，便分给其亲友旁系等，也就是常说的裙带阶层，由上而下，可分为几类。

    皇室，以皇帝为中心，历代皇族后裔，皇帝的直系亲属。

    外戚，以太后、皇后与宫妃为中心，皇帝的“母族”和“妻族”。

    官家亲属，各权贵与高官的子弟、宗族。

    地方豪强，门阀世家与退休的官员。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尤其是在强权的支撑下，更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能洁身自好的皇帝、大官僚，少之又少，贪得无厌者倒不计其数，有皇帝便授意大臣帮他强占民间田地，强纳士民珍宝，有权臣便指示爪牙，四处豪掠，皇帝与权臣，执生杀裁决之至高权力，他们乱来，谁又能制止？如此雄伟之君臣，在史书上有一连串。

    皇族、外戚凭其高贵的身份，除皇帝大量赐田封地外，还以“请赐闲田”、“开荒”等方式占田，所谓闲田、荒地都是民间所有土地。元末、明末是最为突出的，皇帝赐田给子孙、亲家，少则数千顷，多则数万顷，可受赐田的皇室、外戚拥有广袤无垠的土地，还不满足，依然强吞周边民田，迫其成为无地的佃农，以至“有田者十之一，为人佃者十之九”。

    官家子弟借助其权力光环，侵占他人土地，巧取他人财产，官府又偏袒这些纨绔子弟，致使被夺土地财物者，告状无门，喊冤无效。官家子弟背靠大树好乘凉，在科举、官场升迁上，亦有先天优势。

    地方豪强分为两种，一种是历经数代的名门望族，因是功臣之后或贵胄血脉，根深蒂固，称雄一方，与当地官方同气连枝。一种是退休的官僚，买田置地建园子，这也是士大夫们赋闲于家必做的三件事。两类豪强，不同的种类，一样的行为，凭其官家背景、资本雄厚，竞相侵人土地，甚至强买强卖，在灾荒时节，更是以高利贷等方式趁火打劫，低价将成片土地据为己有。

    有一种叫瑞兽叫“貔貅”，据说是龙的第九个儿子，只吃不拉，（据迷信的说法它能守财。）现在很多人都爱戴玉石做成的“貔貅”。古代的这些裙带阶层，就和貔貅一样只吃不拉。按现代经济理论来讲，是财产越多，交税该越多。但古代的中国不同，裙带阶层也属于特权阶层，他们本身即拥有免役和轻税的权力，这还不算，他们还隐瞒土地和财产，同时与相关官员勾结一通，非常吝啬相对于他们的巨额财富，那么一点点税赋都不舍得交纳，真是只吃不拉到了极致。

    国家机器要维持下去，得用钱，得有粮草，大地主、大财主们身上反而收不来，只有摊派在自耕农身上，此外，明清两代商业繁荣，小商户也成了重税目标。朝廷的苛捐杂税一路压来，大量的自耕农被挤破产，皇族、外戚、官家子弟、豪强在旁虎视眈眈，马上去抢夺其地，使其成为佃农或流民。

    这几大势力逐渐做大，由量变发展为质变，基本上各大王朝的末期，都出现“豪族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一边是豪奢巨侈，人生快达，一边是饥寒冷冻，生不如死。王朝到这时，已成为不让一般人活命的“吃人”的朝廷，它的命数也走到尽头了。

    四、替代效应

    帝国体制下，皇权至上，国家机器从头至尾都在维护皇权，还有林林总总的各种等级制度。虽常常会轻刑减杀，以显朝廷宽大，但对任何谋反、悖逆之事，绝不姑息，灭族之株连酷刑，从帝国之始到帝国之末，从无断绝。冤案、疑案不断被制造而出，毫无迹象，毫无证据，只因君王猜忌，只因个性太强，一些忠臣名将就被自己人搞死了，而且冠以“谋反”这样最大的罪名。

    严厉打击谋反或疑似谋反、等级制度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没能禁住人们的野心，反倒给野心者如此之激励：拥有了至高权力便拥有至高权威，任何人不得反对，连质疑都不行，还可对其他人随意杀伐，不论何种理由！野心都禁不住，各种争权夺利那就大开其门，在宫廷、朝廷、官府里天天上演着，父子、兄弟、夫妻、叔侄、主仆、同僚、知己之间血腥地厮杀。

    这可是不管王朝初期，还是中期，还是后期，都无所差别的现象。

    内部是如此，外部的异族和外邦，也几乎没停止过对边界的骚扰攘掠，到王朝后期，国家没落后，也就不满足于小规模的骚扰了，遂提兵大举南下，中原浩劫来临。

    再转到内部，起义军规模越来越大，也不满足于攻破一两个官府，盘踞一两个山寨，遂招兵买马，吸纳流民、灾民，气势愈大，心志更高，指挥大军奔着龙椅而去。

    朝中的武将、权臣，各地的豪强、武装势力，不臣之心更显昭彰，有的逼宫，有的篡位，有的拥兵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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