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的错觉

    不管古代中国的内部如何怪乱纷杂，搅成一锅粥，在外部看来，还是一团和睦之气，不管其会出现如何的割据与对峙，终究又会统一到一起，在外部看来，古代中国更是强大无匹的大帝国，尤其在处于长期小国林立状态的欧洲人看来。

    东方是神秘的，而中国是神秘中的神秘，在新航路开辟以前，其他国家对中国知之甚少，能凭借的便是一些旅行家所著述的旅游传记，如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游记》，这实际是一本无限吹捧和拔高东方的滥本。除此以外便是中国流传出去的一些古书、典籍、史册，翻译的作品，以及传教士们的讲述。

    远观雾蒙蒙的世界，总是觉得很美的，一大批西方学者就凭一些零碎的信息和主观的判断，来研究中国，并认为中国是世外桃源，对中国推崇至极，不吝溢美之词。

    莱布尼茨可能是17—18世纪中，最醉心于研究中国的欧洲人了。莱布尼茨是与牛顿齐名的科学家、思想家，被后人誉为“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他却认为自己的最大成就不是“微积分”，不是那些科学和哲学著作，而是发现了中国。

    莱布尼茨从没到过中国，便以与入华传教士的通信、各方收集的资料、其他人的转述等方式，对中国进行研究，还于1697年出版了《中国近事——为了照亮这个时代的历史》一书，这本书在欧洲曾盛行一时。

    莱布尼茨将中国的儒家，称作“自然神学”，他认为儒家比古希腊的哲学更接近基督教神学，更能清楚地看清与描述这个世界。中国以儒家伦理道德治国，莱布尼茨更是赞不绝口，他眼中的中国已经无限接近于“理性化国家”，他认为中国人注重实用技术、经验总结、道德引导，这是欧洲所缺乏的，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缺乏的。同时期的欧洲教士与学者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传授神学、科学知识，想把中国改变的行为，莱布尼茨并不特别认同，说这是很狭隘的，欧洲也要向中国学习，双方应互补长短，“用一盏明灯点燃另一盏明灯”。莱布尼茨还以诗言志：不管是欧洲人、中国人，还是世界公民，善良宽容者处处看到的总是人。

    启蒙运动的旗手，世界文化名人伏尔泰，则是完全为中国文化折服。伏尔泰对中国史学情有独钟，赞扬其体系严谨，持续不断，务实精确，“让我们首先注意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我们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其他民族虚构寓言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所以值得重视，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是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话、寓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

    显然伏尔泰对中国的史学系统过誉了，或者说他研究得少了些。

    同莱布尼茨一样，伏尔泰对中国的道德规范与礼仪文化，充满了钦佩与仰慕之情。伏尔泰更进一步：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已经高于欧洲的基督教道德，是欧洲人所应追随的目标。如果有一个“理想国”，那么只能是中国。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礼仪道德的代言人孔子，伏尔泰的溢美之词，涛涛而来。他在《哲学辞典》中评论孔子：“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伏尔泰甚至还用诗赞美孔子：“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们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伏尔泰对中国的统治方式亦赞誉连连。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君主制度不是独裁，应该属于“开明君主制”，他认为独裁是“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而中国有严明的法律，有超高的道德规范，有谏议制度，这是能制衡君主的。伏尔泰之所以这么说，是要驳斥孟德斯鸠的观点，因为后者认为集权就会带来独裁，中国的君主同欧洲君主的独裁，并无二异。伏尔泰认为集权不等于独裁，中国的君主比欧洲的强多了，伏尔泰不惜用诗歌一样的词语来描述中国的君主“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既然如此推崇中国的制度和君主，对在中国“下”必须对“上”要唯命是从，还动辄行跪拜磕头大礼，这种家长式、奴仆式的管理，伏尔泰亦认为本应如此，“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中国人对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对中国古代的政府和统治方式，伏尔泰总评道，“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

    “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的。”“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

    这是伏尔泰对古代中国的总评。

    德国的两大文豪歌德与席勒，亦有浓厚的中国情结。

    歌德自少年时便倾慕中国文化，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书经》等儒家经典。此外，歌德还对元曲《赵氏孤儿》全剧和《诗经》的名篇做过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吸纳进自己的创作中来，他将中国诗歌翻译成德语，还用中国诗歌的形式写出了一些德国诗。此外，凡有同时期传教士和学者们翻译、引述、描述的中国文章，歌德也不会放过，定要精读一遍，心中乃安。

    与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制度和政治不同，歌德更推崇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当中国人在创造诗歌时，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游荡”，“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即人是和大自然生活在一起的”。

    歌德的好友席勒亦颇受中国文化影响，席勒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源自于一本明代的中国小说《好逑传》，席勒受其中情节与内容的感染，改编出名剧《图兰朵》，歌德喝彩不已，此剧在各处演出，亦有不俗反响。

    此后席勒又研读了不少儒家经典和中国的其他大家的著作，受其熏陶，还创作了两首《孔夫子的箴言》，吾择其一首，大家一起欣赏：“时间的步伐有三种不同，姗姗来迟的乃是未来，急如飞矢的乃是现在，过去却永远静止不动。它在缓步时，任怎样性急，不能使它的步子加速。它在飞逝时，恐惧和犹疑，不能阻挡它的去路。任何懊悔，任何咒语，不能使静止者移动寸步。你要做幸福、聪明的人，走完你的生命的旅程，要听从迟来者的教诲，不要做行动的傀儡。别把飞逝者选作朋友，别把静止者当作对头。”

    尖锐的针刺

    科学、文化大师们，对中国的文化与制度，推崇有加，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却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以极其冷静的视角审视中国，用剃刀一般的思维将古代中国层层解剖，最终形成了嘲讽、批判的理论与文字。

    幸好他们没生在当时的中国，否则定将死于文字狱。

    与伏尔泰同期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对中国的观点便与伏尔泰有天壤之别。他首先提出个独树一帜的观点：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种，一是建立在美德与伦理基础上的共和政体，二是以荣誉观念为基础的开明君主政体，三是以恐怖为基础的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权力；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人执政，但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规章，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当时很多学者将中国描述成乐园与天堂，孟德斯鸠却锋芒毕现，中国和欧洲的教廷、独裁国家一样，专制体制下，只能产生恐怖，他即以中国的法律举例：“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

    孟德斯鸠并没有指责某个皇帝，他反倒认为中国的很多皇帝是模范君主，但制度一点都不“模范”，他认为中国将法律、礼仪与道德混为一体，本身即掩盖了很多社会问题，如腐败不绝，法律含糊不清，最终只能以棍棒来让人臣服和归顺。

    其次，孟德斯鸠谈到奴性教育，他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性的了，培养愚昧、软弱、麻木的群体，不会怀疑，不会反抗，是最能绝对服从的。古代中国的教育是教人去如何为人处世如何与社会融合，把人变得狭隘而盲目，这种教育便是“它不能不先剥夺人们的一切，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东西；不能不先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

    再次，孟德斯鸠谈到专制政体的法律：“专制政体没有法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他认为，专制政体没有法律，只有君主的意志。而君王总是反复无常的，国家跟着他一起起伏不定，稳定和安全感是没有的，专制的必然结果是暴政。孟德斯鸠指出，在中国的法制下，是不会有什么自由的，因为法律本身便不清晰，解释权在君王口中，他举到言论自由的例子：“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几乎不懂得什么叫讽刺文字。在这种国家里，一面由于软弱，一面由于无知，人们既无才能也不愿意去写讽刺文字……讽刺文字通常是写来反对有权势的人，这在民主国家正好宣泄作为统治者的人民的怨愤。讽刺文字能够使一般人的怨愤转为苦笑，使不满的人得到安慰，减少人们对官职的忌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忍耐，使他们对所受的痛苦，一笑置之”。还有个人财产自由，这也是没有的，商人便没有财产自由，随时会被掠夺，所以不敢扩大经营的范围；连官员也没有财产自由，下台的官员一般会被抄家，没收财产，人们不仅不反对，反而会得到安慰。

    孟德斯鸠还谈到中国的“礼教”，显然他知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常是无用的，必然要辅助另外的工具。礼教系统扩大，是律法、风俗、习惯、宗教的大杂烩，能将人们的言行举止都统辖于其中，便于国家的管理，中国长期能被治理得像模像样，礼教居功至伟。孟德斯鸠肯定了这一点：“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生活。他们要求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但他指出了礼教的一些不足，内容很多，这里不一一说了。

    黑格尔或许是最蔑视中国制度与文化的思想家了。黑格尔从最高源头的哲学入手，他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中国人只具备“普遍性抽象”的思维方式，因而只能停留在抽象中，譬如动辄用阴阳、四象、五行、八卦等基本元素来描述世界，而且还上下俱信。黑格尔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他还认为，中国的道德学说、伦理规范，根本目的便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中国虽从无宗教专政的时候，但一直有个“国家的宗教”，即以“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皇帝是天子，是顺天应命的，所有自然现象都与皇帝相关，他据有先天的权威与神授的地位，无可撼动。

    中国文化与礼仪的基础乃孔子的学识，黑格尔对此也相当鄙视，他认为孔子的学说有三大病点，其一无思辨性：“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其二内容无价值，孔子要求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兄弟之间尽义务，“这种义务的实际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其三形式单一、枯燥，黑格尔认为孔子反复强调的警句箴言，实在是“毫无出色之点”。

    中国“家国天下”的模式，黑格尔也愤愤不平，他从中看不到人格和自由，只看到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以及服从和遵行。在中国，“家”是“国”的浓缩版，“国”是“家”的升级版，以伦理和等级制度为中心，机械化的运转，形成了如此之臣民精神“他们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伦理原则，也不能自行取得独立和公民的自由”，“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门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钣，他们也不以为可怕”。这种模式，在黑格尔看来，是“永无变动的单一”和“无从影响”的。

    此外，对中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黑格尔认为，中国虽号称尊重、倡导，但并没有自由与探索精神，一切都以经验为先导，实用为主旨，绝对为国家服务，真正的科学和艺术，离得很远。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如此总结古代的中国，“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各国历史时，没忘了研究中国。他们对几千年不变的古代至近代中国，很是迷惑，形象地将之表述为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维持这种局面的制度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保持这种形势的人是“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的中国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很多来源于黑格尔，却比黑格尔研究得更透，他们的研究深入到了帝国的官吏阶层中，因为这一层更为重要——是帝国政治的执行层面。马克思、恩格斯花大量笔墨描述和赞扬了颇有才干的许乃济、林则徐等官员，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人”，主流的官员们都在成群地贪腐败坏，以至于“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

    马克思、恩格斯比其他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上更为出色之处是，他们着重研究了中国的底层人群。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底层人群，他们称其“性情柔弱的中国人”、“和平怕事”、“勤劳而节俭”，但对他们辛勤劳作却普遍贫困潦倒，无比同情，亦无比激愤。马克思、恩格斯虽未到过中国，却知晓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利用闲时来生产日常所需（最主要的便是纺纱织布），以便能自给自足。“每一个富裕的家庭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农家生产出来的”。“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的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在当时最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底层人民生活方式的西方学者，恐怕非马克思、恩格斯莫属了。

    危险的亲密接触

    以上属于学者们的远观之见，坐而论道，没有调查的发言，即使再是精妙绝伦，依然值得商榷。下边我们来看看来过古代中国并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西方人，将会有怎么样的言论。

    “中国老百姓被官府欺压已久，随时都可能起来造反，迎接葡萄牙征服者们，所以伟大的国王，你只需要二千至三千人，十到十五艘舰艇，就可以远征中国了”。

    这是1524年，葡萄牙皮雷斯使团建议葡萄牙国王出战中国的原话。

    葡萄牙是最先开辟新航线的国家，公元15、16世纪，全球的商贸主控权就掌控于葡萄牙之手（之后被荷兰人夺去），葡萄牙垂涎庞大的中国市场已久，但奈何当时的明朝闭关锁国，不能正式与之通商贸易，葡萄牙人只得一边成立使团，请求明廷开放通商口岸，一边在海上盘旋，顺便窥测、研究中国。当时中国上下对这些“红毛怪物”，全无好感，明帝忙于宫中玩乐，也没心思接见葡萄牙使团，等了几年，好不容易皇帝愿意接见使团了，可因葡萄牙商人与当地官府发生冲突，殃及池鱼，使团的首领大使皮雷斯被关入广州监狱，并死在里边。

    使团的其他人四处逃窜，趁机也观察到中国的种种社会现状，或许在他们眼里，明朝政治腐败，国家黑暗，按欧洲人的惯性思维，早就该完蛋了，因而幸存下来并顺利回国的使臣，才会对葡萄牙国王吹那么大的牛皮。

    国王没听他的“牛皮”，也就没大举对明朝动兵。三十三年后，即公元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取得了一块根据地，并非他们武力强盛，硬夺下来的，而是因为有内应。葡萄牙人长期与中国官员打交道，发现一个规律，无官不贪，虽然他们口口声声“清正廉明”、“江山社稷”。葡萄牙人贿赂了明朝的海道官员汪柏，请求同意葡萄牙商人在澳门一地晾晒货物，汪柏怀里揣着重重的银两，心中正畅快，晾就晒吧。谁知葡萄牙人不仅晾晒货物，而且修房盖屋，做好持久战的架势，来了便不走了。朝廷上级政府发现葡萄牙人在此驻扎后大怒，问罪下来。汪柏审时度势，马上将银两上交，同时以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后来也没人追罪汪柏，而且朝廷同意葡萄牙人定期向当地衙门缴租金，虽史书中未做明确记载，但基本百分之九十的概率是，葡萄牙人又花钱买通了各路官员，使之承认既定现实，顺势而为，皆大欢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个物产最丰富的国家，但大多数百姓是贫穷的，因为人太多了。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家，但是当你有机会揭开她的面纱，就会发现可怕的堕落与虚弱。无论外国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围观！中国人的军队人数多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枪炮极为低劣，士兵操练时没有队形，成群地拥挤在一起。中国人有教养，温文尔雅，但繁琐的礼节与接连不断的宴会排场让人讨厌。中国的老爷们蛮横，百姓像崇拜神一样地崇拜官。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第一，除非上贡，外国人不能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傲慢，是因为无知，他们连自己国家的地理都搞不清楚，对于世界，更不了解了。如果伟大的国王同意，我们将从菲律宾出发，征服中国！”

    这是公元1575年，两个西班牙人向其国王递交的报告。先谈谈这份报告是如何出来的。

    西班牙人继葡萄牙人之后尘，走上了称雄世界的历程，先是征服了美洲的墨西哥和印加帝国，继而攻下亚洲的菲律宾，中国已近在咫尺。

    但神秘而强大的中国非墨西哥、印加、菲律宾等小国可比，西班牙人不敢贸然行动，先把情况摸熟了再说——先与中国的官员接触接触，打探一下其真正的实力。西班牙人接触的第一个官员是潮州总兵王望高，为了笼络他，西班牙人又是帮其办事，又是塞红包，终于得到了随其船队出使的机会。几个月的四处游历、考察，神秘的面纱被一层层揭开，西班牙人总算知道什么叫“天朝上国”了。在这些随船队游历、考察的西班牙人看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觉得中国是外强中干，于是信心大涨，便向国王递上了这一报告。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看着这份报告，不置可否，一笑而过。一年后又有一份报告，递到了他的面前。

    “只需四千至六千人，配备长矛和火枪、船舰、炮以及所需的弹药”，“有二千或三千人，便足以占领所欲占领的省份，……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

    这是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迪的对明朝作战计划报告，在报告中，桑迪还宣传，如果对明朝作战，他愿意捐出自己全部的家产，以佐军资。

    一年前上书的西班牙人人微言轻，但现在上书的是西班牙总督，着着实实的“封疆大吏”，而且人家为了能出战，还愿意捐出全部家产，如不回信抚慰，也太不给人面子了。腓力二世明知桑迪的计划太过疯狂，无可信性，想到以上理由，还是回了信：“关于你认为应当征服中国的事，我们在这里觉得应予放弃；相反，应当寻求与中国人的友谊。你不要贸然采取行动，更不要给他们任何借口可以找到反对我们民族的正当怨言。”

    “中国农业确实发达，但交通极其落后，工商业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

    “我们发现，尽管中国夸口以德治国，实际上道德水平并不比其他国家好多少，孔子的信徒们如西方的拜金主义者一样，道德品行不堪一击”。

    “他们（中国的劳动人民）是如此的勤劳和坚韧，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又是极度的贫困”。

    “这些军队马马虎虎，战备松弛，棉靴和长袍显得笨重、不灵活、柔弱”。

    “清朝的中国已经沦为落后和野蛮的境地”。

    “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会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这是公元1792—公元1794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大使马戛尔尼所作的报告的部分内容。

    之所以会有这个报告，说来话长，公元1792年的9月26日，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几艘船只，从印度出发，驶向中国，上边载着的是八百多名英国访华使团，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乔治·斯当东男爵，这一行人等是来参加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的典礼。这次使团肩负的担子很重，其一要与清朝建立邦交关系，其二要与清朝正式通商贸易，其三要中国开放一些通商口岸。

    乾隆皇帝和清朝的官员，听说“英夷”要来朝贡贺礼，均是大喜过望，天朝大展神威，纵是倔强的英夷也得低头。可得知是“使团”而不是“贡团”，送“礼品”而不是“贡品”，“外交谈判”而不是“朝拜”，人家是要来建立通商贸易，而且得是平等的关系，乾隆心凉了，打太极，溜边边，处处躲着马戛尔尼，实在躲不过，叫人拟定了一套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乾隆是要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各种礼节，等其“朝拜”完了，好马上赶其走人。由此发生了礼仪之争，马戛尔尼认为，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尊严，他主张朝见时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如果英国使团向乾隆下跪，清朝的官员也应向乔治三世的画像跪拜。在承德避暑山庄，英国使团正式觐见乾隆帝，马戛尔尼向乾隆单腿下跪，并向乾隆帝交上国书，二人还交换了礼物。但这是英国方面的记载。在中国这边的记载是：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英国使团到底是跪了还是没跪，直到现在依然是史学家争论未休的话题。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双方就礼仪问题进行了妥协，各让一步：在八月初六万树园礼节性的欢迎宴会上，英国使节行英国式礼节，而到八月十三日，在淡泊敬诚殿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他们要行中国的三跪九叩礼。

    马戛尔尼写信给乾隆皇帝，其中提到了谈判的条件：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洋行买卖货物；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使用；请求对英商货物实行免税或减税；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等。负责接待英国使团的徵瑞、和珅等大臣，又打起了太极，不过信件还是到了乾隆的龙目下。乾隆将所有的条件全部否决，咱天朝物所尽有，还需要狗屁通商贸易！真是大煞风景，愤怒的乾隆叫官员们开始赶英国使团离开中国。

    为了让英夷见识天朝的富庶繁华，乾隆故意让他们的船从内陆绕到广州，而且还让“贡团”参观了军事演习，分别是镇江与广州，震慑震慑之。这四个来月的内陆行程中，马戛尔尼看到了清朝的“繁荣”与“富强”：一个外强中干的而且傲慢自大的国家。

    公元1816年，即嘉庆二十一年，英国使团第二次访华，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当东为副使，其目的依然和上次是一样的。这自然不会被清廷所答应，而且后果更严重，上次是被“请”回去的，这次是被直接驱逐出境，因为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公元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枪炮硬生生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金刚还是散沙

    中国古代历史的结束、近代历史的开始，是伴以鸦片战争的炮轰声而来，随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

    以前我和朋友聊起近代的一些战争时候，都是大惑不解，外国虽火器精良，船坚炮利，也不过就几千人，中国这边，光正规军便是八十来万人，而且有那么多地方军、乡勇和老百姓，并且有防守优势，如何就输得那么惨？

    关于这几次战争的起源、经过、影响等因素，这里我就不多提了。我想说说其他的。

    英国侵华的战力便是如此：起初有舰船四十余艘及士兵四千人，后来增兵至一万二千人。而清军的总兵力大约在八十万左右，投入到战争的有十万人左右。战争结果是，清朝死了一个总督、两个提督、七个总兵、两个都统外加数千士兵，英军仅损失一百人左右！

    造成如此悬殊结果的直接原因是装备，英军火炮的射程可达二千米，每分钟射速一至二发，而清军火炮最远不过一千二百米，且射速要慢得多；英国士兵的火枪可以远程射击，而清兵挥舞刀枪根本到不了人家跟前。

    更奇异的是中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

    仅两千多的英国士兵在广州登岸时，清军节节败退，而数万当地民众却如煞有兴致的在远处观战，根本不前去支援自己的朝廷军队。英军驻扎时，很多当地人主动向英军出售蔬菜、牲畜、粮食，根本不考虑这是否在“通敌卖国”。至于“通敌卖国”，在鸦片战争前便有了，而且成分复杂，涉及面广，有商人和英国人进行鸦片贸易，在林则徐禁烟期间仍然暗中协助之，有当地熟知地理的人，为英军提供各种线索、情报，还有一些水手和劳工，在船上替英国人做杂役。

    英军开始还是挺“文明”的，与当地民众之间，彼此还算融洽，可在一个叫三元里的村寨时，有英军居然强奸当地妇女，还抢东西，群情激奋，这才有了著名的“三元里抗英”。当时便有“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谣。英军当局也意识到民众集中起来的爆发力，专门指示士兵们不要到处骚掠，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因此除了“三元里抗英”这个意外的抗英事件后，许多沿海地区的老百姓大都是淡定地围观清军与英军作战，从没想到战争的胜败，对国运有何影响，对自己的命运有何影响。

    思想家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记载了大量鸦片战争中之事迹，他认为鸦片战争中英军胜利，清军失利的一大原因就是“汉奸”、“内贼”太多，魏源愤愤写道：“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有地方官员、将领也上告朝廷类似的现象，道光皇帝得知后更是天威震怒：“愤恨何堪，笔难宣述！”

    公元1856年至公元1860年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简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演。

    数字对比与结果是差不多的。英法联军共投入一百七十三艘军舰，一万七千七百人，而清朝这边投入二十万人左右，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惨败，清军伤亡二万一千五百人，英法联军仅伤亡四百零五人。

    连中国民众的态度也没多大变化。

    英军舰队的目标和上次鸦片战争一样，还是虎门要塞。但这次战争的规模更大，打得更精彩，“看戏”的人也更多。据说当英军舰队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接着连着的百姓难以胜计，他们还是淡定地看着江面上两国船只激烈的交火，如同看赛龙舟一般。清军不敌，官船被毁，官兵们跳水逃命，看戏的民众们居然有人发嘘声的，有人发喝彩声。

    人们不光是在一旁看，还审时度势，随机而动，或从中取利，或浑水摸鱼。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后，就有人给军队引路去抢圆明园，其中一人居然是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之子龚孝拱。圆明园被抢，当地的百姓、八旗子弟不去和外国强盗纠缠，直接趁火打劫，也去四处搜捡宝贝。所有珍宝被一扫而空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那些中国的百姓、八旗子弟一道，满载而走，潇洒无比。圆明园的那把火，一直都还在烧灼着中国人的心，就连法国人雨果都看不惯，他撰文激烈攻击：“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这两个强盗，一个将会叫法国，另一个将会叫英国。”可当时的英军和法军并不认为自己是强盗，甚至连乐呵呵浑水摸鱼的中国人，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当时恪守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自是对民众不爱国痛心疾首，就是后来的革命党人在总结民族屈辱的历史时，亦是唏嘘不已，孙中山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愿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的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干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孙中山能把家、族、国这三个名词说清楚，但在帝国体制下，家、国、天下往往是混为一谈的，国家即皇帝，皇帝即朝廷，朝廷即国家，官即朝廷，官即王法，从来就没搞清楚过，所以在古代的任何时候说“忠君爱国”、“奉公守法”是绝对没错的。虽理论上搞不清楚，更不能清楚的说出来（那是要灭族的妖言惑众），但人们的心头清如明镜，只有自家的才是真格的，所以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逃命将军”，还有“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主义大臣，士兵们深知战争是朝廷的事，跟自己没关系，“吃粮当兵，保命要紧”，对百姓而言，谁胜谁败更无所谓，他们永远是被鱼肉的对象，只不过换了把刀叉，所以会在外邦侵略时，乐呵呵地当看戏。

    帝国体制下，将古代的中国变成一部让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机器，对这个神秘的世界，远方的人只能揣测，持正面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繁荣的、祥和的，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持反方面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恐怖的、野蛮的，但基本上都承认一点：中国是强大的，难以征服的。可那些与中国打交道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者们，他们透过蒙在外层的面纱，看到了中国的本来面目。这个陈旧的帝国，在长期的故步自封下，已经失去了前进的力量，还停留在遥远的过去；这个僵化的帝国，铁板一块的统治，维持了表面的繁荣，也掩盖了腐败遍生、弊病重重。外表的强大，实则是内部的虚弱，因此葡萄牙人才会向国王建议只需两千到三千即能征服中国，西班牙人亦向国王建议四千到六千就能征服中国，荷兰人更牛，居然仅凭六百多人便想闯进中国，最后成功强开中国大门的英国人，的确只有几千人！

    最完美的王朝

    清朝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一个以后都会最被争议的朝代。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而且满人主导的朝代，它是第一个被西方列强敲开大门的朝代，是签署不平等条约最多的朝代。

    如果用古代时期常用的评价朝代的标准来评价清朝，如维持时间长短，国家版图大小，人口多少，农业与生产水平，水利与工程建设情况，富庶与否，财政收入，社会是否安定，民族团结与国内稳定，贫富差距是否过大、社会矛盾是否尖锐，文治武功是否齐盛等，清朝可以说是最接近于“完美的王朝”。也许有人看到这个字眼就想开骂，待我慢慢道来，然后再骂不迟。

    其一，对旧制度的维护与沿用，维护了长期的统治。

    中国历来就有守旧尚古的传统，基本上太敢创新、敢过于突破常规的朝代都不长久，如秦、隋、元。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后金在保持本身民族制度上效仿明朝一些制度，清人入主中原后，并没有将关外后金的那一套体制搬过来，而是沿用前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方面制度，这使原明朝臣民便之，降低了对新朝的抗性，更重要的是团结了明朝旧官绅、士大夫阶层，使之加入新政府中，强化清廷统治力量。清朝自建立至灭亡有296年的时间，自正式统治中国也有268年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算一个长寿王朝了。如果不是西方人的侵蚀攻击，清朝能延续的时间，肯定还会更长。

    其二，主动的融合与同化，形成稳定的社会局面。

    这大概是鉴于元朝的速亡。清廷在征服过程中，强推剃发令、圈地令等政策，激起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猛烈反抗，大行杀戮，尸横遍野，全国人口急剧下降。在基本稳定形势后，便竭力大呼满汉一家，天下一家，清廷推行了一系列维护民族团结的政策和办法，如设置理藩院管理宗教与少数民族事务，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为笼络蒙古与西藏，清帝都宣称信奉喇嘛教。为笼络汉人，又崇尚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康熙、雍正、乾隆等帝都热衷学习中国儒家与传统文化，硬是把自己打造为理学专家，既要当喇嘛教信徒，又要成为理学专家，当皇帝也够累的。总体来讲，清朝的民族、阶级、社会矛盾，并不突出。清朝灭亡后，最广大的汉族并没有为难旗人子弟，不像元朝灭亡后，汉人疯狂追杀蒙古人。

    其三，鼓励垦荒，发展生产。

    多尔衮与顺治时期便劝民垦荒，整顿漕运，清理盐法，在战乱之后，经济快速回复，在顺治帝时，已略有小成。其后的康雍乾时期，均是励农兴业。康熙时还制定了多种具体办法鼓励垦荒，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的奖励，以提高官民垦荒的积极性，康熙是清朝垦荒最多的时期，达一百一十六万余顷。雍正亦推尚务农，为表诚心，还在皇宫里建了所菜园子，他还下令“凡有可垦之处，听民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阻挠”，并“劝谕开垦无力者，官仍给牛种，起科之后给印照永为世业”。对边远地区，还有特殊的照顾政策。在雍正时期，全国的荒地基本都得以开发。乾隆时则“但可以开垦者，悉听民人垦种，并严禁豪强争夺”，保证农民垦荒所得，对贫瘠和山头地角的土地，特许“荒地听该地民人垦种，概免升科，永为世业”，以提高所有土地的开发率与利用率。

    其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这一条基本是历代初期都会用的，清朝并未创新，但很多方面落到了实处。顺治元年时，便发布了“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宣布取消明末的各种加派税赋：“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在清人征战时，为筹集军费，又有加收税赋，但顺治八年亲征后，宣布定制不得增收田赋。在康熙、雍正时期，又进行了重大的赋役改革，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廷推出了著名的“圣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康熙五十年为标准不再加征人头税，对民众而言，好处有两点：一是简化征收丁口银的手续，二是对新增加人口的优惠。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廷又颁布了“摊丁入亩”政策，取消了数千年之久的人头税，将之并入土地税中，减轻了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加速了人口流动。相比而言，清朝时的赋税在历代中都是比较低的。

    其五，限制圈地，抑制兼并。

    土地兼并是封建时代走不出的怪圈，亦成为每个朝代灭亡的一大主因，清之前的明朝末年，便是皇室、官绅阶层疯狂的兼并土地，严重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清朝刚进中原时，曾推行圈地政策，以封赏诸王、贵族、功臣等，顺治四年以后，清廷明令禁止圈地，但各地王侯官僚仍在大肆暗中行事。康熙亲政后，便下令停止圈地，并把当年圈占的土地退还给原主。并且宣布，今后永远不许圈地。在其后的清朝，各帝对圈地一事都甚为重视，对皇室、贵族、官僚多有节制，国内从此再无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清朝应该是历代中做得最好的。

    其六，兴修水利，注重治河。

    水利兴，农业便兴，河道治，天下亦治。康熙帝亲政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康熙十六年，任用治水名臣靳辅为河道总督全力治理黄淮，甚有奇功，十年之间，黄淮无事。康熙帝六巡江南，其主要目的就是巡视治河事务。从康熙四十二年起的四十年间，黄河河道通畅，基本无患。雍正、乾隆时期则重点是修筑江浙沿海的海塘，由于江浙一带沿海，屡受海潮侵袭，影响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亦关系国家税收，遂不得不治。雍正时期，首筑土塘，以防冲溃，使“近海州县不知有水患者二十余年”。乾隆时期，则将土塘改为石塘，以增其固，并将各地石塘连为一体，效力更显。海塘的修筑，降低了海潮的威胁，保障了东南沿海的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的生活，也确保了国家的财政来源稳定。

    其七，整顿吏治，清肃风气。

    清人刚入关时，便在皇帝即位诏书中规定“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此后又多次发谕令，以整饬吏治。顺治亲政后，即警示官员“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迩来有司，贪污成习”，“所差御史，受贿赂，徇嘱托，身已贪污，何能察吏”，“着即洗心涤虑，遵奉禁约，毋庇护司道府厅、大贪大恶而纠参老弱州县，倘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不公不法、纵兵害民等事，即行纠举”。多尔衮、顺治时期的打击贪腐，不仅限于谕令上，对贪赃枉法的大员显贵，一旦发现，极少姑息，一扫前明官场污浊之气。

    其后的康雍乾时期，则慎于用人，整肃吏治，以正风气。康熙是把吏治同教化融合并用，首先是皇帝节俭自律，精励勤政，给所有官员以及子民们一个表率。然后是选用官吏，康熙用官有三点，慎选官吏、褒奖清官、严惩贪赃，他选官奉行的是“德胜于才”的原则。具体手段是惩贪奖廉，教化地方。他给一些清廉强干的官员，颁发许多荣誉头衔，建碑送匾，譬如“第一清官”、“第一廉吏”、“第一循吏”等，以此为样板，推广到各方，劝诫其他官员，向各地百姓张扬朝廷的惠政恩德。雍正与乾隆时期，基本奉行的是康熙的手法，但乾隆后期起，皇帝自身便已轻浮，用人任官也不审慎，多用近臣、宠臣，吏治大坏，以至培养出天下第一贪的和珅。

    其八，文武并用。

    重文常失雄武之气，两晋、两宋即是明例；重武常失收敛之心，秦元即是明例。从传统的角度讲，清朝可能是文武兼备得最好的一个朝代。

    首先说武功。顺治时入关，一路剪灭农民军及南明诸朝廷，结束混乱，重新统一中国，康熙时平三藩，收台湾，击退沙俄，定回疆、准噶尔等部，雍正时占西康，镇西北，乾隆时平蒙古准部，息大小和卓作乱，定大小金川之乱，镇西藏。经过大小征伐，清朝的疆域，远胜于前明，亦远胜于汉、唐（唐朝极盛时的疆域比清大，但维持时间甚短，唐朝中期的疆域已经不及清，而唐朝后期更望尘莫及了）。清朝奠定了我国今天疆域的基础，即使在清末衰败下，被列强割去不少土地，现在中国依然是疆域第三的大国，不得不承认这是清朝的功劳。

    再说文治。清朝的统治者上层自皇太极起，便确定了“尊崇汉族文化、取士心得民心”的长期国策，直到王朝灭亡，均未改变。崇文尊孔，大兴科举，清朝不输于任何一个汉人王朝。清朝皇帝的学识、文化才能，总体水平在历代来讲，都是颇高的，康熙帝如果不当皇帝，相信亦能成为文化界的一代宗师，其余帝王亦均好学，不学无术，腹内空空之辈，在清帝中就找不到。清朝在内外征战时，亦编纂了不少古籍、大典，如《康熙字典》、《古文渊鉴》、《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也可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时之盛。

    至于更具体的数据，如人口，耕地多少，财政收入，国库存量等，这都不用比了，以前没任何朝代可与清朝相比。

    而且清朝基本没用其他朝代的一些痼疾，如有皇帝昏庸无道，几下便把国家败完了；宦官、权臣专权，皇权旁落，朝纲不振；地方割据，军阀混战。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清朝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王朝，无怪乎直到现在都还有一些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大力推捧、粉饰清朝，因为清朝确实还是有很多资本可炫耀，依传统观点来看。

    盛世的代价（一）

    帝国体制下，唯二要务，控制与维持。控制的是人，维持的是局面。大体可以这么来讲，历代取得的所谓的成就，必然是以控制与维持为前提，譬如修建某个超大型工程，举全国兵力物力攻灭某个强敌，强迁人民充实空地和边境，大搞宣传瞬时间便改变社会风气，顷刻之间便能筹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天下大治，地方有乱便快速扑灭而整个局势尚稳，国家已然疲软但病而不死等，只有帝国体制下才能完成，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体制有如此的控制力与维持力。

    如此强悍的控制与维持，构成了巨无霸的国家机器，任何人和要素都只能跟随这部国家机器运转，如不配合，后果是严重的。这部国家机器能把所有资源集中在一起，再难的事都可办到，能把所有问题遮掩，再多的矛盾和弊病都会尽量压抑住。可这部国家机器的最终结果是，完全耗尽了可利用的资源，过多的问题被遮掩与无视，得不到修正，崩溃也是必然的。

    清朝是帝国体制的一个大总结，集所有优点与缺点于一身，它将历代的统治、治理的手段并行杂用，达到了控制与维持的巅峰时刻，在这样的国家机器运作下，取得了古代历朝所能取得的所有主要成就，亦包含了古代历朝所有的弊病，而且比以前的朝代更加严重，内部人尚沾沾自喜，引以为豪。生机勃勃的西方人到来后，充当了清朝的镜子，在对比、争斗中，天壤之别尽现。有了西方人这面镜子，各类问题和弊病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清朝这部帝国时代最后一部国家机器本身，强悍于任何一部以往朝代下的国家机器，越是庞大，摔得越碎，越是转得快，分解得越支离破碎，最终这部帝国国家机器崩解后，再也不像以前朝代那样，会被拾起来重新组装，而是彻底终结！

    其一，权力之控制，专权独制。

    中国的帝国体制的核心就是权力体制，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宋元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朝的内阁制，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或统治者，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清初期沿用明制，亦有自己原本的制度，遂有明朝式样的内阁，又有原本既存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军国要务由皇帝与满洲王公贵族、朝廷重臣们商议决定，然后各有司分工办理。但在康熙亲政后，便大权独揽，还通令朝廷，国家事务无论大小繁简，都得交由他来处置，才能放心。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帝设置了南书房，对外宣布是陪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实质是“撰述谕旨”，帮皇帝起草诏书、参与谋划等事宜。内阁虽存，但其实权已经转到了南书房。在康熙后期，康熙帝派诸皇子管理八旗事务，八旗旗主的权力被接管，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很快式微衰落。

    到了雍正时期，设立了军机处，这是清朝君主专制的顶峰，亦是中国专制体制的登峰造极之点。军机处掌管的事务有六点：一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二为议大政，议后提出应因、应革、应止、应行等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三系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四乃参与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试；五是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六是为皇帝准备处理政事的参考资料。这六项事务包含了朝廷日常事务的主要方面，而军机处实际上处理的远远不止这六项，凡军机处插手的，便是军国大计。军机处颇有特务政治的味道，非军机大臣不得入，皇帝召见时，太监也不许在侧，皇帝发布诏令，军机大臣跪听接旨后，不得逗留，更不得泄露，马上按要求去办，因而“办事较为密速”。为彻底贯彻皇帝意志，不受任何阻挠，军机处所发出的诏令，无须与大臣讨论，也无须经过内阁，先在军机处“密封”，然后驿站快马加鞭交到各地督抚或六部，前者称“廷寄”，后者称“交片”，执行情况的回馈形成的奏折，也不经任何中间过程，直达军机处。

    如此一来，军机处便成为了帝国的权力中枢，完全架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王公贵族与内阁学士，虽名重位显，却徒有虚名，毫无实权，能入军机处者才配称得上是有权。而军机处无定员，且属兼差，皇帝不满意，可随时裁撤，将其打回原来的部门，军机处定员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军机大臣虽有权，但充其量亦仅是办差的工具，“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不能参与谋划，明朝之后便无宰相，但内阁首辅还基本上有宰相之实，清朝雍正以后，便真的再无宰相，无论名还是实，只有奴才。

    军机处与“密折制度”又是配合使用的，密折制度在康熙晚年开始启用，雍正时期逐渐成熟，一直到清亡。其允许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内容无所不包，什么都可以说，由于密折管道是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单向往来，其他人不可能知道，这纯粹便是鼓励官员们互相告密、揭底，官吏们不自觉的成了皇帝的“特务”，朝廷内外的蛛丝马迹、风吹草动，尽在密折中。官吏们的短处全捏在皇帝手中，只有对皇帝尽忠了。

    皇帝通过军机处与密折，大权紧握在手，实现了前代都无法实现的“乾纲独断”，大臣们被刻削成受权力丝线控制的木偶，唯命是从，不敢出丝毫差池，不敢有任何自我的思想。

    其二，思想之控制，钳制言论。

    清朝控制思想的主要手段是文字狱，历史书上多有介绍，这里简单交代一下。

    入关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在位十八年，总共经手了二十起文字狱冤案，著名的有江阴人黄毓祺案，被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获罪理由是“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这两句诗。

    康熙帝经手的文字狱也只有二十多起，但规模都较大，震惊全国，如《明史》案、《南山集》案。《明史》案中，庄廷龙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七十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南山集》案中，戴名世被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族功臣家作奴仆。

    雍正帝期间经手了二十起文字狱，著名的有徐骏案，因其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被雍正认为是诬蔑满人没文化，处以极刑。吕留良一案则被民间发扬成“吕四娘刺雍正”的武侠传说。

    乾隆帝搞的文字狱最多，有一百多起。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被灭族；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他是借壶指胡，就是满族，人虽死仍剖棺戮尸，灭其族。乾隆帝是立体化地搞文字狱，将杀人与禁书、毁书、篡改历史结合起来，乾隆时期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留下来的大多是“钦定”官书，没多大价值的东西。

    乾隆后期到清朝末年，文字狱便稀稀落落了，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文人们被杀怕了，就像龚自珍的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朝廷喜欢什么就写什么，不喜欢什么就不写什么，哪还有自我主张、气节？自己脑袋掉了无所谓，累及家人、宗族着实让人可怖。其二，文人学乖了，响应朝廷的号召，钻研八股程式，死记孔孟程朱的教诲，寻觅书中的颜如玉；或者一头埋进故纸堆里去，大钻“考据学”，学者萧一山叹息道：“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什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

    其三，自由之控制，管制百姓。

    清朝初期便沿用明朝的户籍制度，但亦保持了满族特色，即“满洲籍家仆资生”制度，多尔衮、福临时一直都坚持此制。清廷剧里经常看到“包衣人”的字眼，所谓包衣人，就是旗人的汉族奴仆，终身受其节制，不得自由。把正常人逼做包衣人，是通过圈地使得上百万汉民“离其田园，别其坟墓”，“妇子流离，哭声满路”，逃跑的汉人很多，朝廷便制定了残酷的法令，规定包衣三逃者斩，窝主处死籍没或充军，邻居、甲长、乡约分别鞭责和流徙。不正本清源，只知强压，把天下变成炼狱，史料记载：“国初最重逃人。逃人，旗下逃避四方者也。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荡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故获解逃人，必有无数无辜者受其累。凡地方获逃人，先解典史录供，然后解县。县官视逃人如长上，不敢稍加呵叱；惟严讯株连之人，夹者夹，桚者桚，监禁者监禁。逃人亦暂寄监，奉之惟恐不至。蠹吏狱卒，更导之扳害殷实有家者，于中攫取货财。逃人高坐狱中，而破家者不知其几矣。”

    圈地现象被遏制后，此惨景方告暂停，虽仍有满籍与汉籍之分，不过前者对后者的压榨与剥削要轻得多了。在康雍乾时期，进行了户籍改革，清朝将户籍、保甲与门牌制度结合起来：“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听来。”“如有迁徙，生故、婚嫁增减，随时添注涂改，并告知牌、甲、里长，于册内注改以凭”。这也就是以门牌号来确定人的户口迁移情况，乾隆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印票”，类似于今天的户口迁移证。通过具体到每家人的门牌制度，以及细密的保甲大网。

    除了户籍与保甲制度，清朝还有三个方面的管制政策，简直令人发指。

    第一，出于民族自私目的，将整个东北视为满族私产，不准汉人和其他民族迁入，直到光绪后期，流民乱窜，实在堵不住了，才开禁。

    第二，不准结社。虽然古代时期对人民管制严厉，但都允许民间结社，除了清朝。清朝对数量庞大的汉人，始终心忌，生怕人们聚合在一起结社便一定会造反，因为时时提防，将这认定为地方官的一大政治任务。这种不准结社却催生了无数地下结社，如天地会、小刀会等。再其次是与文字狱相关，文人好发牢骚，一个人闷着都能写“反诗”，朝廷更怕文人相聚，风闻朝事，有损大清威严，甚至还会蛊惑人心，这便不得不禁了。

    第三，沿海人民的血泪史——迁界。与台湾对峙期间，沿海居民受海禁之苦，这还不算，朝廷先后发布了三次“迁界令”，第一次迁界是顺治十三年，从山东至广东，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五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第二次迁界是康熙元年，荷兰人被郑成功赶走，举岛欢腾，清廷却马上下令迁海，广东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二十四州县居民再内迁五十里。而迁界时限仅有三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想迁走的，只能留下自己的尸体，该次迁界，被杀的、途中病死的、饿死的达数十万。第三次迁界是两年后，朝廷下令再次内迁三十里，自然又是一场妻离子散、妇号孩哭的悲惨世界。在歼灭郑明、收复台湾之前，朝廷还发动了数次迁界，不过规模没前几次大。

    迁完之后干什么呢，“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采取的措施为典型的坚壁清野，不给郑明留下任何物资，由此广袤的东南沿海成了一个硕大的无人区。这样还不够，官府按朝廷指示，建立木栅、篱笆、泥墙作为屏障，以阻挡今后郑明来侵袭，又防止清朝这边的子民偷偷出海。这些屏障越修越宽，越修越高，兵卒不够用，便大量征发民夫，建筑所用的钱还得老百姓出。

    三次迁界，涉及沿海几十个州县，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近千万亩有余，伤亡人数达数十万。“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有人悲愤地以鬼哭之诗留下当年的仁君之举百姓之苦。

    当时有少数西方传教士、学者也在中国，当听闻或亲眼目睹这如此阵势浩大的迁界，无不震惊，他们惊讶清朝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完成的。

    待久了也就习惯了，后来他们发现，中国的朝廷没有办不到的事，即使是难度再大；但有很多事，中国的朝廷永远也办不到，即使再简单不过。

    盛世的代价（二）

    其四，内部之维持，闭关锁国。

    清朝可能是历史上闭关锁国最彻底的朝代了，其初期尚情有可原，因为荷兰和郑明相继占据台湾，又恐海外反清复明势力内外联合，顺治时实行严格的禁海令和迁海令。

    收并台湾后，康熙宣布开海，但观其细密严苛的规定，开海与禁海，并无多大区别。我们看看那时的细则：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帝国王朝总是忌讳很多，“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人多相聚，必生海盗”，怕人们聚集在一起就会生事，再者通过几十年的生产恢复，物产日丰，又是应有尽有的天朝时代了，雍正与乾隆时再度禁海。清朝中期以后，西方人在海疆晃晃悠悠，不太安宁，遂禁海更严，仅在广州设十三行与对外贸易。除此还有“防夷五事”：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

    到后来又增订《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更是诸多禁忌与管制。

    清朝就像一个大家闺秀，总躲在闺房内，当不得不出来见人时，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就留下一双眼睛，而且不能正眼看人。

    也许非得这么严防死守，才能保持矜持古典的大家风范，无怪乎马克思评价：“与外界完全隔离，是保持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闭关锁国的害处就不多说了，只用一个真实的笑话来说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都打到门口了，道光皇帝问大臣们：“那个英吉利有多大？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过了俄罗斯就是英吉利？”下边一群满腹经纶的大学士，纷纷摇头，居然没有一个知道。此战不败，天理何容！

    其五，优势之维持，蔑视科技。

    清朝无疑是历朝最鄙视科技创造的朝代。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清朝三百来年，入关二百六十八年，就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科技成果来，实在是清朝的悲哀，满人的悲哀，也是中华的悲哀。

    清朝三百来年，在火器上基本是吃明朝的老本，康熙之所以能平定三藩，平定噶尔丹，收复台湾，击败俄罗斯，多亏了明朝的大炮。尤其是在与俄罗斯激战时，红夷大炮扬威东北，让俄罗斯人心惊胆寒。

    清人自凭是铁骑得取了中华江山，却忘记了明末时从未有过的乱局，才给他们入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然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都那么英武的豪杰，为何面对山海关却愁眉不展。清朝自视武功强大，对技术更新非常排斥，直到人家西方人都打进了家门，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坚船利炮的厉害，一方面却始终认为西方人的技术是“奇巧淫技”。

    鸦片战争时，清军所用的枪炮仍是二百多年前的老样子，没有进行任何改进，且已陈旧不堪。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人们从清朝的军火库里抄出一些原来明朝的火器，发现技术可媲美那时西洋人用的火器。清廷却将这些好东西丢弃不用，还是弓箭和刀枪用起来顺手！

    清朝后期的不断挨打，却又无力还击，全是自己招惹来的。

    清朝不少皇帝，如康熙、乾隆、嘉庆等，宫中都有西方的传教士、学者、艺术家，他们从这些西方人那里多少得知了外边的情况，还煞有兴致地学习西方的数学、历法、物理等知识。很多挺清的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便以此为据，说清朝的皇帝不保守，清朝不封闭，也没有自甘落后的意识，如此等等。可关键是，这些皇帝知晓外面的世界，学习了西方的知识，为什么不传达给臣子们，不推广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康熙精通西洋数理，还懂得当时最先进的机械仪器与下水道供水系统，这不是据说，而是很多文献都有详细记载。但康熙并没想将这些先进元素引进中国，而是限制这些洋专家们外出，防止信息和资料外泄，他知道就行了。

    这种情况和十八到十九世纪的奥地利与俄罗斯类似，这两个专制气息浓厚的国家，在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与彼得一世的改革后，国家兴旺了、势力雄厚了，统治上层又恢复保守顽固旧地。当英法大铺铁路时，俄罗斯沙皇说，我不需要什么铁路，我不要国民出去，也不要外国人进来。俄罗斯便只修了两条铁路，用于沙皇与贵族们到欧洲游玩。奥地利的皇帝则说，我不要什么科学，不要任何新东西，现在已经够好了。

    实际上，自雍正、乾隆时期起，清廷便有了“火器营”，其配备西方高价买进的火枪，属最先进品类。皇帝们不是不知火枪之威力，但并无推广到全军，“火器营”仅是用来护佑宫中，镇压京中的骚乱，一则保证皇帝安全，二则震慑其他军队。如果火枪普及到各地，用来造反怎么办？再者骑射为满人、蒙古人之所长，此两族原本即是游牧民族，蒙古所有部落偶尔叛乱，但满蒙联合是从头至尾，未有改变，八旗子弟、蒙古骑兵均有蜕化趋势，清朝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狩猎、练兵等方式来维持两族之尚武精神，也不能说没效果。汉人和其他农耕民族，身体羸弱，不胜骑射，但心思灵巧，精于使用器具，若火器、火枪这类技术玩意儿飞入寻常百姓家，满蒙之骑射优势便荡然无存了，后果不堪设想。

    清朝和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是把国内人民当做假想敌的，西方人，这群蛮夷，根本没放在眼里，到后来才见识其凶猛，奈何差距太大，想改变已无济于事了。并且长而久之，这种心理成了惯性思维，同传统礼教、守祖制等理念想融合，更难破解了，以至于西方人数次侵凌，依然大呼骑射救国，仁义救国，岂不可笑？

    我们常常用愚昧无知来形容古代的一些统治者，其实那和愚昧无知一点关系没有，有关系的只是利益得失、人性自私。

    其六，总体局面之维持，守内虚外。

    说到“守内虚外”，人们便会联想到两宋，其实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是“守内虚外”，总体来看，中原的王朝同周边的邦国、少数民族，交战是支流，和亲和朝贡外交才是主流，自视为天朝上国的中原王朝有的是宝货美物，蛮夷番邦们要的不就这个吗，我给你就行了，但作为交换，你要给我面子，要朝拜我，尊我为宗主国，那种实在欲壑难填的、不服管教的，中原王朝才会出兵去打。对内部却是异常凶残，以致引发了各种民变、起义、暴动，统治者是不会去分析原因的、为什么的，都归结于两个字：造反！并不是所有的民变、起义、暴动，都想推翻王朝当皇帝，还有很多或是表示愤怒，或是要争取些权利，统治者们却不这么想，主流是派大军去剿灭（镇压），支流是派大臣去宣抚（招安），镇压通常是杀光，即使接受了招安，也未必有好下场，如水浒传里的宋江等人。

    明朝后期，西班牙人于公元1602年、公元1639年两次大规模屠杀东南沿海的华侨，明政府置之不理。那时候明朝已然衰微，自顾不暇，难以抽身，还有个说法。可到了清朝盛世的公元1740年，荷兰人在雅加达屠杀了两万多中国侨民，献血将溪水尽染成红，遂称“红溪惨案”。乾隆帝这个圣主无动于衷，甚至认为那些华侨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荷兰人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清朝为了消灭心腹大患的郑明，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先是同荷兰人商量，一起灭郑明，作为酬谢，把台湾地区让给荷兰，最后没谈好。然后便是上面所说的禁海和迁界，把富庶的东南沿海搞得千里无人烟，数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数十万人无辜惨死。

    康熙在平蒙古噶尔丹时，沙俄方面仅几百士兵骚扰东北边境，在取得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后，双方进行谈判，为了稳住沙俄，清廷做出重大让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将从额尔古纳河到贝加尔湖的两百来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了。东北安稳后，清军猛击噶尔丹部，大败之，并将其部诛杀殆尽。

    进入近代后，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对方少则几千人，多则两万来人，就把清朝给锤蒙了，打败了，签不平等条约，即使中法战争打胜了，也主动要求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面对国内太平军起义，几十至百万的军队，照样能镇压，而且与太平军起义交杂并时的捻军起义、回民暴动等，规模都不小，照样能碾平，可见清朝战力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差。

    清朝确实“强武”，不过威风劲都耗在国内了。

    其七，维持既得利益，拒绝改变。

    清朝的既得利益阶层除了皇室与王公贵族，大体分为两个，一是八旗子弟，二是官僚阶层。

    任何民族都会先维护自家人，这其实并无过多指责之处。而且清朝为了不让民族矛盾激化，禁止圈地，对八旗子弟也有诸多限制，防止其四处生事。但人数庞多的八旗子弟最后还是成了整个王朝的抽血机，他们正事不做，每天便是逛街、下堂子、遛鸟、赏古玩，这已经是朝廷和百姓们均把求不得的，就怕那种想做大事、野心勃勃的八旗子弟，利用其身份与关系网，干涉政事、为祸朝野。八旗子弟的所有开支都由国家支付。

    官僚体系的臃肿化、低效化，历代都绕不过，清廷亦是，而且更甚。因要厚待自家的满人，且利用满人官员监视与牵制汉族官员，所以朝中重要岗位上，有一个汉族的官员，必然会配备一个满族官员，这样便会官职重叠，一职多员。为避免大权旁落，关键职务如军机大臣，以及各种实位、肥缺，一般情况下都是满族官员居多。清朝前期和中期，朝政大权集中于满族官员手中，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中，满族官员太过无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员崛起，才打破了满族官员称霸朝廷的局面。

    除此便是皇室、外戚、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家族等特权阶层，这自不必说。蒙古上层与贵族亦是既得利益阶层，这是满蒙联盟的战略决定的，对其赏赐、优厚条件，自不能少。

    清廷的财政收入为历代最高，但要每年给人数庞多的八旗子弟生活费，所每年养一大群越来越膨胀的官僚，加上每次战败后的赔款，镇压不断的起义与民变的军费，清廷到其后期已然被掏空了，成了穷光蛋，不得不低头向地方要钱，后者反过来又向中央要，都在要，成了空循环。

    王朝不行了，必须得改，洋务运动在骂骂咧咧中还是开始了，并且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就，因为洋务运动仅涉及军事、重工业、交通等，虽有违传统的祖制，对各势力集团的利益是没损伤的，反而洋务运动中创办的系列工厂，成了个势力集团牟利的工具。

    维新变法在正式铺开前，声势浩大，漫地冲天，比洋务运动风光多了，可仅一百零三天就夭折掉了。有人说是光绪帝和维新派没实权。其实有实权又如何？变法中要改革科举，要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多少士人的官路被堵？多少旗人的活路被断？单是这两条，士人和旗人起来闹事，朝廷便应付不了。

    直到最后清朝灭亡前的“宪政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范围不可谓不广，可弄出一个皇族内阁，便暴露了一切，在清廷勋贵的眼中，国家算个什么东西？结果不光革命派臭骂，中间派嘲讽，就连原本倾向于清廷的立宪派和部分保皇派，也选择投靠革命——朽木不可雕，只有将其推翻重来。

    散而不灭的神魂

    加强君权，那是皇帝们必做之事，历代都在搞。钳制言论、控制思想，也从未断绝，只是各朝力度不一，手段也并非只有文字狱，还有编典、撰史、教化等多种方式。严格管制百姓，这个也是历代的日常工作，只是有时稍微要松些，有时又要紧些，但无论如何，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谁也逃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去。闭关锁国，维持内部，可能普遍认为方明清两朝才这么干，其实以前是一样的，虽然汉、唐、宋、元等朝，看似开放，究其底，所有通商贸易都是政府行为，民间是基本无法涉足的，而且出关、迁徙，各朝都是管制得死死的。维持自我优势，蔑视科技，未必都是蔑视，但中国历史上还没一个特别重视科技的朝代，国器不可示于草民，保持其神秘性，也是历代传统。维持总体局势，守内虚外，除了汉朝和唐朝前期，绝大部分朝代是这么干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便把重点放在内，最大的财富和最大的敌人，都是本朝的百姓。维持既得利益，拒绝改革，这一点上，毫无争议，历代一样，各朝代中期进行的改革，成功率极低，即使有短暂的成功，也会人亡政息。

    清朝在各个方面都涉及了，而且做得很过分，有的地方做到了足够的彻底，因是帝国体制的谢幕表演，自然来得更华丽。

    清朝为西方所欺，割地赔款，丢人现眼，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某个个人和某个执政集团，虽然他们必然是有责任的，毕竟人在其位谋其政，他不负责谁负责？但是这又是帝国体制遇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无可规避的结果，换成了其他人，就能打赢吗，就能不受屈辱吗？

    帝国体制下，不能保证每君必贤，而且主流趋势是大部分朝代，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在皇帝昏庸或年幼时，外戚、宦官、权臣，必有一者干政。帝国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体系的庞大、臃肿，也是无可遏制的趋势，不仅空耗国家财政，而且滥权腐败，敲剥民众，也无计可解。

    帝国体制下，只有上，没有下，只有共体，没有个体，只有国，没有民，历代都一样，下对上的忠诚，个体的共体的服从，民对国的捍卫，都是强权压制下的奴性表现，忠诚、服从、捍卫的表层下，有多少不满、愤懑、憎恨，虽没人敢公然表示出来，但都心知肚明，统治者也不认为人们会真会忠心耿耿，永世不变，否则他们也不会用精锐的武装、各式各样的强力手段来维持统治，傻子都知道，失去了这些，他们的最终下场将会是怎样。

    当面对全新的世界竞争，而非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国家之争，军事与经济双向殖民，而非传统的冷兵器对战与纯武力相拼，日渐蜕化的统治者集团便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如何应付的，内部的各种不满、愤懑、憎恨，被官员们用阳奉阴违，将士们用怠战逃跑，百姓们用在旁看戏，这种种方式表现出来。乱世见人心，主宰者在其控制力、维持力虚弱时，才知道人们是否真的爱他，支持他。

    清朝的崩溃是渐进的，而非一瞬间，任何体制都会尽力地挽救自己（虽然同是也在不停地毁灭自己），中国的近代是部屈辱史，也是部救亡图存史。屈辱是根针，将民族刺痛，痛而醒，醒而质疑，我们一直信奉的模式与文明，真的那么完美无瑕，天经地义？

    清朝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本身将帝国体制运用到了极限，所有优势与劣势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崭新的西方样板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在国家被强制打开国门前，清朝是通过闭关锁国、妖魔化来扭曲西方样板的，但自古是强者为尊，胜者为王，清朝一次次被西方挫败，它的话渐渐没人听了，人们不由自主地往西方样板靠，人们从鄙视、抗拒、重新审视、再到接受、最后是崇洋媚外，东残西进之势，谁也无法逆转。

    开明人士主张不要关着门，应该瞭望世界，这些人主要有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但人数太少，不足以唤醒整个民族的酣睡。直到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方知不改不行了，遂有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技术，发展军工业，以富国强兵，抵御外敌，这些人的代表人物有奕、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在洋务运动期间，早期维新派逐渐兴起，他们通过与西方更多的接触，深知光学西方的技术，那是治标不治本，遂著书立说，主张同时应把西方的一些政治、教育、产业制度搬过来，这些人主要有郑观应、王韬、冯桂芳等。甲午战败后，民族的屈辱到了一个高峰，洋务运动失败了，必须得有改革的接力赛，虽变法维新派异军突起，在朝野各域掀起波澜，浩浩而来的变法活动，试图将君主立宪移植到中国，却百日即亡，恢恢而败，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变法失败了，革命派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当中很多人本是对变法图强抱有期望的，却被清廷无情打破，遂各处筹集资金，建党结社，组织起义，以推翻清朝，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屡败屡战，终有所成，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方各省响应，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军方实力派袁世凯出山，凭其手握的兵权与诡计，逼清帝逊位，合并了南北，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清朝就这样亡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随之变为云烟，但久久未消地仍萦绕于中国之内，欲图借尸还魂。终于找到了两具尸身，第一具便是袁世凯。老袁本来被视为英雄的，但其人深受帝制所惑，权欲甚强，当了临时大总统不算，还要当正式大总统，并要修改宪法，引发了二次革命。击败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派后，老袁更是得意忘形，听了几个门客的蛊惑，竟要改制称帝，这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孙中山等人坚决反之，引发了护法运动，就连他心腹大将都反对之，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在一片痛骂中一命呜呼。第二具是废帝溥仪，而且还用了两次。第一次是张勋拥溥仪复辟，在北京造成了遗老遗少的短时狂欢，但很快失败。第二次是伪满洲国时期，溥仪又被日本人利用了一次。

    帝国体制主体亡了，其散碎的神魂尚存，在军阀混战时得到了验证，那些军阀跟古代的土皇帝无任何区别，虽然他们懂得用洋装和外国文化来包装自己。

    时至今日，距清朝灭亡已经有百余年了，也就是说帝国体制也已经亡了百余年了，或许是这里有适合帝国体制之魂苟存之土壤，它久久不肯完全的烟消云散，还玩着借尸还魂的游戏。一些大企业和偏远城市的某些地方政府，“帝国体制”还在发挥着余热，与现代文明构成了鲜明对比，几乎可以确定，凡由此体制的地方，便是权力者的天堂，至于其他人，就算不是地狱，充其量也只有炼狱中不断往天堂爬的可怜命。

    一、史料文献类

    1.《左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2.《史记》，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

    4.《三国志》，中华书局，2009年版

    5.《魏书》，吉林出版社，2005年版

    6.《晋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

    7.《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年版

    8.《资治通鉴》，江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宋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

    10.《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二、今人论著类（国外）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中国近事》，（德）莱布尼茨著，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5.《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6.《波斯人的信札》，（法）孟德斯鸠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7.《风俗论》，（法）伏尔泰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哲学辞典》，（法）伏尔泰著，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

    9.《历史哲学》，（德）黑格尔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10.《席勒精选集》，（德）席勒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1.《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中国人的性情》，（美）阿瑟·史密斯著，长征出版社，2009年版

    13.《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日）三石善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三、今人论著类（国内）

    1.《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著，岳麓书社，2010年版

    2.《鲁迅精选集》，鲁迅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

    3.《吾国与吾民》，林语堂著，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

    4.《元史二种》，柯劭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7.《百弊放言》，王钝根著，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8.《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吴晗著，岳麓书社，2012年版

    10.《万古江河》，许倬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1.《从历史看人物》，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中国人史纲》，柏杨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中国全史》，史仲文主编，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5.《清史讲义》，孟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7.《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历史的拐点》，马立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历史的坏脾气》，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

    20.《世界史·古代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21.《同室操戈》，上官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

    22.《五百年来谁着史》，韩毓海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23.《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端木赐香著，长征出版社，2005年版

    24.《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吴钩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5.《官家定律》，宗承灏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26.《罗马与长安》，凌沧洲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7.《晚清二十年》，马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