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正是按照画家的要求穿着打扮的：深蓝色的海军斗篷、深灰色的制服和红色哈佛式领带。忙于工作的总统没有立即注意到女画家的到来。舒玛托娃随即着手布置画具，这才引起总统的注意。他故意推开哈西特，十分热情地向舒玛托娃伸过手去。女画家急忙走到罗斯福跟前，同他握手。她觉得总统的手掌不如两年前在白宫同她握手时那么坚强有力，似乎很无力。
“先生，今天我要画完你的鼻子，”舒玛托娃说，“而明天……”
“画完鼻子？”总统故意开心地说，“你不是决定把这幅画叫做《穿斗篷的总统》吗？并不叫《有鼻子的总统》呀！”
大家听到这个玩笑都笑了，只有露西没笑，她似乎感觉到了罗斯福的悲哀……
“今天你的情绪似乎很好，总统先生，”舒玛托娃画了第一笔，“华盛顿来了好消息？”
“是的，好消息，非常好的消息。”罗斯福若无其事地说着，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他想唤来普雷蒂曼把自己推出客厅，推到卧室，推到走廊，推到厨房，随便什么没人的地方都行，让他独自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但是他不能这样！他必须故作安详，显得心满意足，充满自信心……斯大林的来信、苏联对旧金山会议的抨击，在他看来简直就是背信弃义，不折不扣的背信弃义！但他必须坚强，不能被这些摧毁了他的意志，也不能让这些影响他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总统先生，你改变了姿势！”女画家刺耳的尖叫声惊醒了罗斯福。“舒玛托娃女士，我是活人呀！”罗斯福十分有礼貌地说，“你不是也告诫我别紧张、思想上放松吗？而现在你却要把我变成木乃伊！”
“总统先生，”女画家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我十分清楚，你身居高位，时时刻刻都要考虑国家大事！可是我恳求你按我的要求摆好姿势！我画到了紧要地方，必须使明暗度几乎看不出来。因此，你的面部表情必须像往常一样富有生气。可是，你现在的样子却像你在凝视什么图像。我不客气地说，你的眼神有点呆滞……”
“这就是说，我装得不像！”罗斯福很懊丧，“我的内心世界仍然表露在脸上！难道我不能克制自己？……难道我丧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为什么我要沮丧呢？仍然有许多机会嘛！我还可以当差不多四年的总统。再过两周，就可以在旧金山实现我的梦想了！”
“你现在想美好的事情。”舒玛托娃的声音传到了罗斯福的耳朵里。“总统先生，如果不是机密，你可以告诉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在想苏联，”罗斯福笑着回答，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更具体地说，在想同斯大林的会晤。”
“先生，你在开玩笑吗？”舒玛托娃皱着眉头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我不知道同一个不信上帝的、剥夺了几百万人财产的独裁者会晤，有什么值得回忆的！”
舒玛托娃说话的口气使罗斯福十分反感。虽然这位苏联侨民对斯大林所抱的敌意此时此刻应该得到同情，但他很想训她几句。
“舒玛托娃女士，请你讲讲，在沙皇俄国难道千百万人都拥有财产吗？”他问道。
“是的……也许我有些夸大。但我认为，如果你遭到了抢劫，你就不会关心还有多少人也同时遭到抢劫。我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总统先生。不瞒你说，我觉得奇怪的是：贵国是一个把私有财产原则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领导这样一个国家的基督徒竟然对那个破坏了苏联世世代代基石的独裁者表示好感！”
“你是对的，我的女儿。”罗斯福眯缝着眼睛说。
“你说什么？”舒玛托娃不解地问。
“开玩笑的话。我说的是关于所罗门王的寓言。”
舒玛托娃本想问问那个寓言的具体内容，但她不便开口。此时，她已完成了以前几次作画未能完成的主要构图，她把全美国、全世界都熟悉的、开朗的、生气勃勃的，甚至充满热情的面孔以及被历历往事刻下深深阴影的、被难言的隐痛弄得黯然失色的面孔都体现在总统的画像里。
舒玛托娃瞥了露西一眼，发现她带着满意的神情看着画像。女画家又看了看总统，惊讶地看见总统的嘴唇似乎在说些什么。她以为那是她的幻觉，但是，确实是真的。罗斯福在聚精会神地想，如果他现在同斯大林并排坐着，他该向斯大林说些什么。
总统的嘴唇不断蠕动使舒玛托娃感到不安。“他也许在祈祷吧？”她突然这样想。举国上下，谁都知道总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女画家马上推翻了这个看法。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祈祷呢？更有可能的是，他大概在排练不久将要发表的演说词。
“不管怎么着，再画几笔就行了，”舒玛托娃想道，“明天就可以着手画斗篷了。”画这件深蓝色的海军斗篷还需要花费很大的工夫。斗篷的皱褶既不能像是揉皱了一样画得太随便，也不能画得像古罗马人身上穿的宽上衣那样显得过分潇洒。领带也不能太鲜艳。
舒玛托娃一边继续作画，一边想：“我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能够完成任务吗？如果来不及，就让露西帮忙劝说总统再给我一两次作画时间。不过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人家本来是到这儿休养的嘛，当然很喜欢跟露西在一起散散步谈谈心。可他被圈在房子里摆姿势，已经有三天了……”
然而女画家想错了。在作画时，总统并不觉得自己被关在“小白宫”的狭隘客厅里。他一坐到安乐椅上，便继续想自己的心事或者开始新的天马行空似的“思想旅行”了。今天罗斯福却没有陷入幻想，而是生活在现实中，这个现实像山雨欲来的乌云一般阴沉可怕。
罗斯福突然感到有什么人碰了他的肩膀一下。他一惊，转头看见舒玛托娃，她几乎靠在安乐椅上。
“对不起，总统先生，”她说，“我想给你整整领带……我给你打招呼，但你没有听见，你显然在思考什么重要问题……总统先生，顺便说一句，昨晚我同华盛顿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我的女友，她的一个儿子在太平洋前线服役，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几年前，我给一位将军画过像。现在，他已是五角大楼的大人物了。我要我的女友以我的名义向他求情。他果然答应给予帮助……”
她突然停住了，因为看见总统的脸有些扭曲，这是由于身体上的疼痛而引起的。她没有想到，她的话题又把总统推入痛苦的思索中，而总统本来是竭力想要这些烦人的问题置于脑后的。
罗斯福猛然觉得他的后脑勺剧烈的疼痛，好像被利剑穿透，这种疼痛持续了两三秒钟。疼痛过去后，他仍然痉挛着，因此，露西担忧地注视着他。“你不舒服吗，富兰克林？”她直呼其名，惊恐地问道。
“没事！”罗斯福淡然回答。他的腿感到一阵麻木。他从斗篷里伸出手，在后脑勺下面按摩了一阵。
“是不是停止作画？”露西平静地问道，不过她的声音透漏着不安。
“我只是有点累，”罗斯福很虚弱地说，似乎对自己的衰弱感到害臊，“没关系，我可以低一会儿头吗？”
“当然可以，总统先生。”舒玛托娃赶忙回答，“我趁这个机会调调颜料。”
“我看还是休息一下吧，”露西插嘴说，“画家们心狠，他们一方面要求模特儿自然大方，另一方面……”
“我不想休息，我需要考虑问题。”罗斯福打断她的话。总统在安乐椅上垂下了肩，无力地把头低在胸前，仿佛承受不了它的重量。
当听到舒玛托娃说“今天就到这儿”时，罗斯福感到轻松了不少，甚至有点欢喜。普雷蒂曼把他推回卧室，安置在安乐椅上。他看了看手表，闪过一个念头：应当把露西请来。作画时他只顾低头考虑问题，几乎一点儿没注意她，她准生气了。
其实，如果总统此时派人去请她，不论在别墅还是“小白宫”，都是找不到她的，她踏进了霍华德·布鲁恩的房间。
布鲁恩非常惊讶：“拉瑟弗德太太，是您呀！”
布鲁恩十分清楚这位女士在总统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他把露西领到自己的小办公室，请她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自己则坐在对面。“拉瑟弗德太太，您哪里不舒服？”布鲁恩关切地问。
此时，露西的双眼饱含泪水。“大夫，我怕……”
年轻的医生眉毛一扬，惊奇地问：“您怕什么呢？”
“我在担心总统。今天作画时，总统的脸色非常不好，从来没有这样过。”
“从来没有？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说不清。但是他的头好像太重了，似乎支撑不住了，真的，他费了很大劲儿才重新抬起来，不一会儿，又垂下去了。然而，问题还不在这里……”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布鲁恩焦急地问。
“我也不知道，”露西停了一会儿，然后用低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似乎自己也害怕这样的话，“他身体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
“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今早我照例给他检查了身体，并没有发现比以前恶化。”布鲁恩现在说话的口气似乎要证实自己的看法，因为在温泉，他要对总统的健康安危负责。
“不是的，”露西坚决地、甚至固执地说，“他发生了变化！甚至同昨天相比都大不一样了。他削瘦，我已经习惯了。他脸上的深深皱纹，我也看惯了。但他的精神始终是朝气蓬勃的，这我是亲眼见到的。可是今天……”
她突然停住，说不下去了，似乎很怕说出来。
“今天怎么啦？”布鲁恩急切地问。
“大夫，请原谅我。”露西喘着气说，好像说每一个字都要费很大劲似的，“我不是医生，很难确切地说出来……但我始终感觉到，他在不断发生变化……他的生命似乎正一点一点地消失，他似乎正一点一点地离我们远去！”
布鲁恩想：“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故。如果总统又剧烈咳嗽、呕吐，或者昏迷过去……那就该中断谈话，奔向‘小白宫’。但是从露西讲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症状。她所陈述的完全是出于表面印象、没有根据的担心。对医生来说，这是不足为凭的。”“大夫，我求求你，我恳求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吧！”露西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了。“我知道，总统的健康情况属于国家机密……”
“你有点夸大了，拉瑟弗德太太。”布鲁恩笑了一笑。
“我记得，在总统从德黑兰回来以后，一些反对他的报纸说，总统卧床不起，得了脑血栓、动脉硬化……我记不住这些医学名词。我知道这些全是捏造的，是敌人过去和现在对他进行诽谤运动的一部分。我晓得总统有深谋远虑的计划。他不顾这一切中伤，毅然前往雅尔塔……昨天，我跟他在一起待了两个小时，我更加确信他的精神、他的意志是坚不可摧的……可是今天……”她讲得很快，简直像说绕口令一样，但一下子停住了，仿佛有人堵住她的嘴。
“拉瑟弗德太太，你不必担心。”布鲁恩温和地说。医生同神经过敏的人讲话时总是用这样的口气。“请相信，我对你是无所不谈的。你知道，在这里，总统的健康由我负责。我应该告诉你，我们，不论是麦金太尔将军，还是我，都认为没有什么危险，眼前没有威胁。当然，总统的身体情况仍有待于改善，我们医生依据的主要是客观的病历。而病历的记载是：体温正常，血压大体上也正常，心电图无重大变化，肾和肝功能以及血象都正常。不瞒你说，有些症状也使我们医生不安。总统体重下降，血管明显硬化，不过对他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是正常的……你当然也知道，去年他得过一次重感冒，由于支气管炎和脉窦炎而加重了病情。总统继续抽烟，这对他是极其不利的。如果你能劝他改掉这个极有害的习惯，那更好了！……最后，总统过度疲劳。简而言之，我并不认为总统非常健康，但他也没有……怎么说呢……”布鲁恩停了一下，选择恰当的字眼：“……没有什么致命的病。坦率地说，你所担心的是不是这个？对不对，拉瑟弗德太太？”
布鲁恩讲时，露西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倾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医生讲完了，她瞪着眼睛，问道：“但是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一个人的生命同另一个人的生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时，她往往可以察觉到病理分析、心电图还没有查出的东西……”
“拉瑟弗德太太，”布鲁恩严肃地说，“你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让总统感觉到你的担心。由于雅尔塔协议，总统已经受到各种攻击，再让他受到心理上的压力，那可不好啊。增加他的心理负担，会对他的健康产生致命影响。”
“换句话说，我在这儿……”露西刚开口，布鲁恩就打断了她的话：“千万别这样想！”
他的声音里甚至有几分惊恐。他思忖，这个思想负担很重的妇女在他言语的刺激下，很可能出于对罗斯福的爱而突然离开温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总统得知布鲁恩无意之中促使露西离去，那对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千万别这样想！”他重复说，“千万别说那样的话！你不会不知道，你在这儿给他带来多么大的欢乐。如果没有你，他会成天埋头于公务，忙于处理华盛顿每天运来的文件。你绝不要离开这儿！答应我……”
露西离开房间后，霍华德·布鲁恩呆坐了一会儿，然后猛地站起来，开始匆忙收拾医包。
1945年4月12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佐治亚州春光明媚，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田野里色彩鲜艳，生气盎然，就好像大地刚刚在黎明时刻才诞生出来一样。
罗斯福醒来时感到心神愉快，精力充沛。他怀着急切的心情准备开展这一天的工作和娱乐。上午工作处理完了以后，也许还可以玩一会儿集邮。下午去参加温泉市长弗兰克·奥尔康家里的一个传统的野外宴会。弗兰克将在地坑里烤一头公猪和一只羔羊。宴会上有上等的烈性威士忌，还有乡间提琴手来演奏轻松的古老乐曲，让人着实享乐一番。晚上，一些患小儿麻痹症的小伙子们将在院子里的小剧场上装扮黑人演出滑稽节目。不管表演多么拙劣，一定是挺有趣的，因为罗斯福喜欢这群勇敢的小伙子们寻欢作乐的活泼劲儿。这将是多么快活的一天啊！正像完成了他的事业后所设想的退休生活那样。
罗斯福今天本来可以多睡一会儿。总统的侍从黑人阿瑟·普雷蒂曼昨天晚上就告知他，从华盛顿送信来的航班由于天气不好，误了班。不过，由于后脑勺昏沉沉的，即使他还没有睡够，也无法再睡了。
“阿瑟？”他唤了一声。
普雷蒂曼马上来到罗斯福的身边。他是绝对忠于罗斯福的内臣之一。罗斯福有一种惊人的才干，吸引人们永远跟随他。
“早安，总统先生！”普雷蒂曼满面笑容地问到，“晚上睡得好吗？”
罗斯福没有提起头疼的事。反正他的助手、年轻的心脏病医生霍华德·布鲁恩一会儿就回来。近来，罗斯福出门的时候，一直有他伴随。
“邮件还没有来吧？”没有等对方回答，又接着说，“把当地报纸给我拿来，还有早餐，火腿煎鸡蛋和一块烤面包。”罗斯福吃东西一向不挑剔，常吃的早餐也就这几样。
“是的，先生。”普雷蒂曼应了一声，出去后先把报纸拿了进来，“早餐马上就好，先生。”
总统看了看表，也不急着要起来，露西和舒玛托娃要午后才来。舒玛托娃已经一连三天为他画像，因而，他每天都能见到露西。普雷蒂曼把早餐拿进来，放在一张便于搁在床上的小桌上，用熟练的动作托起总统的头，把枕头拍松。
布鲁恩大夫进来了，照例提着一只随身用的皮包。大夫脸上露出他那职业所特有的笑容，以便让病人感到一切正常。其实，他刚一进门就发现罗斯福的嘴唇和手指有点发青。布鲁恩听了听罗斯福的心脏，然后把听诊器塞进提包，拿出血压计。布鲁恩并未发现心脏有什么异样，不过他看病向来不仅仅根据听诊的结果，还要看其他一系列特殊的症状。布鲁恩发现，总统的下嘴唇有些疲软地耷拉下来，听力似乎也不比以往。以前，罗斯福总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喜欢同医生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但近日来，他常显露出漠不关心的表情，对医生的触摸和听诊没有反应，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医生的存在。他显然有些不适，布鲁恩认为是他太疲倦。
“哦，总统先生，从客观上看，一切都正常。”布鲁恩量完血压，装出很乐观的样子说，“你自己感觉如何，有什么不舒服吗？”布鲁恩知道，总统愿意诉说自己的病痛，哪怕是重病不起，他也不会垂头丧气，总是那样生气勃勃，他那种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幽默的精神，就像他那坚强的意志和明晰的头脑一样，这在国内是尽人皆知的。
“没什么大事，大夫。”罗斯福顿了顿，“就是有点头疼。”
“那我们马上来处理一下。”布鲁恩轻松地说，似乎在故意强调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来，把头抬起一点儿。”
对颈肌作了按摩之后，疼痛果然消除了。罗斯福谢过布鲁恩以后邀他一起进餐。当劳拉·德拉诺在早餐后进来见他时，他说：“我打算比原定计划在这里多住几天。我们将在华盛顿只停留五个钟头，而不是五天，然后立即前往旧金山。”他穿好衣服，叫来格雷斯·塔利，向她传达改变行程计划的指示。华盛顿的邮件还没有按时到达，于是他就舒舒服服地坐在皮面椅上玩了一会儿邮票。他仔细看了日本为纪念占领菲律宾而出的邮票，并同华盛顿通了电话，提醒弗兰克·沃克曾经答应给他寄旧金山会议的邮票。
快到中午的时候，华盛顿来的邮件终于来了，比尔·哈西特建议总统吃完饭后再审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哈西特把一份国务院要他批示的公文放到他面前，罗斯福面带微笑，“看，典型的国务院公文，什么都没有谈”。接着，他批阅其他文件，有一些邮政局长要任命，有日常信件，有向杰出的政治家授勋的证书，还有几张颁发给有功的退伍军人的任命状，都需要他那不再强劲有力的手签名。那时，白宫仍然不喜欢用圆珠笔，认为这不过是时髦一时的小玩意，但用自来水笔容易蹭掉，会把文件弄脏，于是，总统一边签名，哈西特就一边把签好的文件放在沙发上、空椅子上和地毯上。舒玛托娃来了，她往里一瞧，到处铺满文件，感到进退两难。
“进来吧，比尔的东西还没有晒干呢。”罗斯福说。哈西特很快就把东西收好了，连瞧也不瞧女画家一眼，认为她的到来对总统是最大的干扰，不是量他的鼻子，就是要他转过这边，侧到那边，甚至穿什么服饰也要喋喋不休。在哈西特看来，这是不必要地折磨病人。他甚至认为她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艺术家。但露西却喜欢她，罗斯福也对她没有恶意。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汇报交给总统就走了。
总统把普雷蒂曼叫了来：“阿瑟，人都来齐了？”
“是的，总统先生，都来齐了。”这位老黑人侍奉罗斯福多年，非常了解都来齐了这几个字在他脑中的含义。其实，罗斯福想确定的是露西·拉瑟弗德是否在场。前年夏天，她把自己的女友伊丽莎白·舒玛托娃——一位苏联女画家带到白宫来见他，表示她想要一幅他的肖像画作纪念。在必要的时候，罗斯福可以拒绝内阁部长、拒绝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们、拒绝自己的亲属子女，可是对于露西，他总是有求必应。从年轻时代起，他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当时他还没患上这该死的病，像所有的人那样，走路不用矫形套，不用自己的保护人员来帮这个有损尊严的忙。他同疾病作了长期的斗争，往日的恋情却难舍难割，缠绵不断。罗斯福身边的人都知道她，妻子埃莉诺也知道这事，对此，罗斯福曾向妻子作过艰难的解释。随着岁月的流逝，埃莉诺也明白了，即使像丈夫这种刚强不屈、权震国内的人物，也难免会儿女情长。她只希望丈夫同露西的会面越来越困难，直到完全中断。在别墅的一间办公室里，布鲁恩大夫同远在华盛顿的麦金太尔挂了电话，向这位海军中将——在海军舰队经过长期的无可指摘的医务工作后被调入白宫的医生报告早晨看视总统的情况。总统的秘书比尔·哈西特和格雷斯·塔利从薄薄的墙板后面听到断续传过来的几句：“血压180—110，心脏嘛，还是那样，有点扩大，有杂音。”
罗斯福换上深灰色上装，红色哈佛式领带，深蓝色的带金属扣环的斗篷。舒玛托娃特别看中这只有海军军官才有资格穿上的悠扬的斗篷。她说，这幅未来画像就题名为《穿斗篷的总统》。
一想到要在整整一小时里忍受那位喋喋不休、手忙脚乱的女画家的摆布，罗斯福很不舒服，他想抽出更多的时间跟他心爱的露西相处。
不论怎样，他脸上带出了笑容，在场的女士们几乎都感到这个房间的主人是愉快亲切的。他还诙谐地向他们报告了今天的正餐是吃烤乳猪。
在普雷蒂曼的帮助下，罗斯福从轮椅换坐到安乐椅上，舒玛托娃匆匆换上工作服，画架上夹着那张即将完成的总统肖像。她开始静静地作画，罗斯福拿起哈西特放到桌上的几份文件，对准备在第二天晚上广播演说的讲稿作了修订，用颤抖的手写下一句概括性的话：“对我们实现明天的唯一限制将是我们今天的疑心，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一阵暖人的春风吹进敞开的窗户，把大地的芳香和鸟儿的鸣叫送进宁静的房间。露西默默地坐在一个窗户旁边，脸上流露着幸福的微笑，心里为眼前这位她的至爱祈祷祝福。菲律宾男仆开始收拾桌子准备午餐，罗斯福看看表，已是12时45分了，就对舒玛托娃说：“我们得快一点儿，只剩下15分钟的工作时间了。”
白宫那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利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下来，朝客厅里瞧了一眼。她见到露西·拉瑟弗德面向总统，而总统刚讲了一句俏皮话，她听了正在微笑。利齐后来说：“这就是罗斯福先生给我的最后印象。我记得他最后的情景，是他注视着一位美人的笑脸。”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嘴里，把它点燃。他这时已经不能维持原来的坐姿了，画家看到时，再要他坐好已经不可能了。
露西看见罗斯福瞧着自己，报之以嫣然一笑，但立即发现，他的眼神突然暗淡下去。总统不是在瞧她，而是眼睛发直，就如同一个失去视力的盲人。露西哪里知道，就在这一瞬间，总统的颅内一阵剧疼，像早晨一样，仍在后脑，只是来势更猛。
舒玛托娃见他举起左手摸摸太阳穴，按了一下，看来他想再捏捏前额，但他那只手垂了下去，手指抽搐着像摸索什么东西。萨克雷小姐把钩针放下，向罗斯福走过来：“你掉了什么东西？”他用右手在脖子后面压了压，闭上眼睛，声音极微：“我非常痛。”随后，手臂垂下，头倒向了左边，前胸弯陷下去，眼睛失去光泽。
“富兰克林，你怎么啦？”露西声音颤抖，连忙跑过去，玛格丽特也扔下手里的编织活儿，从座位上跳起来。
罗斯福已经失去了知觉，只是艰难地喘着气，发出嘶哑声。
萨克雷小姐呼叫布鲁恩大夫，舒玛托娃尖叫着从屋里跑出求援，总统的贴身男仆阿瑟·普雷蒂曼和菲律宾男仆急忙跑进客厅，把不省人事的总统扶起，把他抱进起居室。
罗斯福浑身发凉，出汗很多。
露西·拉瑟弗德意识到什么，拉起舒玛托娃急忙奔向自己的汽车，离开这里。她不能让埃莉诺知道她在这里。
然而，她并没有离去，她的车子一直在“小白宫”附近徘徊。她希望上帝也许会把他从死神那里救回来。她一直在心里默念：“他不会死！不会的！”
她在车子里倾听着消息。总统病危的消息在白宫传开时，大家也都觉得他会好转。没有罗斯福带领的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在国外作战的青年们的记忆中，美国总统一直就是罗斯福，也就该是罗斯福。
根据麦金太尔的命令，布鲁恩医生始终伴随在总统身旁，当时，罗斯福的呼吸时而中断，时而变得短促嘶哑。他的舌头阻塞着喉咙，脖子越来越僵硬，血压高达300，左眼因为眼压过大而涨得大大的，是突发性脑溢血。布鲁恩当时还不能确定病情的严重程度，他施行了急救。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他手臂上注入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又给他穿上带条纹的蓝色睡衣，然后在一个男仆和一名海军理疗医生的协助下轻轻地把他抬到床上。房外的人只能听到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布鲁恩立即向华盛顿报告，麦金太尔医生对他的诊断和处理措施表示同意。在平时，医生是不敢贸然使用亚硝酸异戊酯的，因为此药会大幅降低血压，减少脑的供血量，但总统情况严重，回天乏术，只好放手一搏了。
总统已昏迷了50分钟，血管急剧收缩，出现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专家詹姆斯·波林医生求援，请他立即赶去温泉。波林竭尽全力，一小时后到达了那里。后来他对人说：“我随时都准备着被交通警察拘留。”
稍后，他告诉麦金太尔，当他到达时，总统已经奄奄一息，浑身冷汗，脸色灰白，呼吸困难，胸部杂音很多。他到总统房间不足5分钟，他的生命迹象已完全消失，当时时间是3点35分。
在总统的寝室里，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是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对在场的人没有望上一眼，也没有吭一声，我就走进他的寝室，弯下身来，在他的前额轻轻吻了一下。”按理应该先通知总统夫人和副总统，然后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转拨总统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的电话。斯蒂芬·厄尔利强忍悲痛，要他们在通知到埃莉诺·罗斯福之前不要外传。
埃莉诺当时正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的萨尔和雷夫俱乐部参加年度茶会，并在会上发言。下午3点刚过，劳拉·德拉诺从温泉打来电话，措辞谨慎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又打来电话，他告诉夫人用不着惊慌失措，他已通知海军派专机送夫人和他自己去佐治亚。她问他要不要把原定讲话取消。他建议不用取消，因为这样会引起外面的猜测，进而一起恐慌。她接受了厄尔利的建议，按原计划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演说。接着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弹奏了一些选曲。后来，斯蒂芬·厄尔利又打来电话，要她马上回家。她心烦意乱，感到事情很糟糕，但是不能不注意礼节，所以又回到会场。她等泰纳小姐一曲奏罢，前去告辞：“有电话通知我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精彩的音乐会未结束之前告辞。”
总统的轿车在外面等着她。上了车，她一路双手紧握回到白宫。她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但是还期望有奇迹发生，除非有人告诉他确实发生了。她到总统府2楼的起居间，听到消息以后埃莉诺告诉厄尔利，她想马上见到杜鲁门。
杜鲁门副总统那时正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主持参议员的回忆，背后挂着镶金边蓝色天鹅绒的挂毯，两边是鲜红色的大理石半裸柱。当时他随手写着：“亲爱的妈妈和玛丽，今天，我是在参议院议长的席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因为一位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发言，而他对所讲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亚利桑那州一位资历不高的参议员，对这个问题先发了言，他倒是言之有物的。”他希望家乡天朗气清，因为华盛顿正雨雾迷蒙，他还说星期天早上他会飞往普罗维登斯市去。然后又说：“明晚9时半，请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哈里为纪念杰斐逊诞辰向全国发表的讲话。全国各大广播网都会转播，应该容易收听到的……”
参议员亚历山大·韦利发言以后，奥尔本·巴克利建议休会，次日再复会。4时56分，杜鲁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完全不知道他当上美国总统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信步走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当他正在喝着掺水的威士忌时，白宫的电话总机找到了他。厄尔利说：“请你马上来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街正门近来。”杜鲁门有点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提早从温泉回来，有什么事要找他谈。
他走进白宫，上到2楼办公室，第一夫人正在门前等他，他从她的脸上看出似乎发生了重大的事情。
“哈里，总统逝世了！”
杜鲁门感觉晴天霹雳，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对副总统来说，这是天大的意外啊。他不知所措地问了一句：
“夫人，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
“不，现在应该是我问你，能为你做些什么？”埃莉诺沉重的声音提醒副总统所面临的沉重担子。
这次简短的交谈，在杜鲁门的脑海留下了深刻印象。
杜鲁门从未想到自己这个副总统，有一天会来接任总统的职位。他没有这份雄心，甚至从未做过这样的梦。他站立在那里，心里不断地在称颂埃莉诺真是一位“世界第一夫人”！埃莉诺送走杜鲁门以后，立即给孩子们发电报：“亲爱的孩子：爸爸下午长眠在温泉。他忠心尽职直到最后一息，为你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上帝保佑你们。妈妈。”
下午5时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在电话里收听紧急新闻发布。这三家通信社的记者拿起话筒，听到下列谈话：“我是斯蒂芬·厄尔利。现有一则急电。总统于今天下午突然逝世，时间是……”
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信说：“国际新闻社华盛顿急电（4月12日5时47分）：罗斯福逝世。”随后各家通信社纷纷发电。
24岁的戴维·布林克利正在纽约大街与西北第14街拐角的WRC广播电台办公室里值班，他得到消息后忙把急电撕下交给上级。电台正在播送儿童节目，全国广播公司连续广播长篇儿童故事《轰动一时的法雷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茫茫大路》，美国广播公司是《米德乃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是《汤姆·朱克斯》。但到了5时49分，各广播网和地方电台都换了播音员，接连四天所有商业广告都停了下来，其他内容都不值一播了。
有人问纽约市的一位主妇听到了广播电信没有，她悲痛万分，哭着说：“我要收音机干什么？看看每个人的脸色就知道了。”不管相识与否，人们都互相转告这个不幸的消息。
在温泉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伦敦、莫斯科就已广播了这个急电，东京和柏林也在第一时间广播了这个消息。在德国，夜幕降临，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布莱德雷正在开会，巴顿突然想起手表忘记上弦，于是扭开收音机对时间，突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我们沉痛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逝世。”差不多同一时刻，在佐治亚州靠近梅肯市的公路上，露西正同舒玛托娃坐在同一辆汽车里，她们一直开着收音机。一曲轻音乐突然中断，“我们把节目中断，向听众们报导一则特别电信……”露西感到透不过气来，双手紧紧捂着脸。美国海军后备役上尉约翰·罗斯福正在冲绳岛海域上的“黄蜂”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台上守望，这时他听到美国海军后备役少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指挥的“乌尔维特·L穆尔”号驱逐舰发来的报话声。“伙计，你准备回去吗？”来自驱逐舰的声音问道。“不。”“黄蜂”号指挥台上的回答说。“你呢？”“不，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说了。”兄弟俩在战火熊熊的海洋上通过电话交流了哀思。
1945年4月那个温暖的下午，美国人通过不同方式得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逝世的噩耗。尽管大家都知道罗斯福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那种刀枪不人、永生不灭的气派却使人难以想象他会死亡，因此听到消息以后大家都感到无比震惊。人们既难以相信，又感到震动，他们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脑子空洞而又茫然。泣不成声的人们不仅是为了领导了他们12年之久的总统哭泣，更是在为他们自己失去了这种依托后无法预期和把握的前途哭泣。
他领导了那么久，以后谁来领导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罗斯福逝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到人们脑海里时，白宫的新闻记者团都不禁呆若木鸡。“我们都说：‘老天爷，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必要去想杜鲁门，也确实没有这种可能。罗斯福逝世的阴影还笼罩着全国。后来埃莉诺承认说，直到那个时候，她才了解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怎样心心相连。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12年来他所担任总统的职位，他本人德高望重，两者融汇一起，使得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他也以‘总统’相称，仿佛他是全世界的总统。他不亢不卑，在别人面前既不必妄自尊大，又毋庸假作谦虚，是个完全泰然自若的人。他这种伟人的素质，到他逝世时，表露得特别明显。”
在华盛顿，悲痛的人们聚集在白宫周围。当时在隔壁政府大楼办公的迪安·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打算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肃立，若有所失而已。”有些人的反应是始料不及的。罗伯特·塔夫托感情激动，他声音颤抖地说：“盖棺论定，他是个战时英雄，他为了美国人民，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纽约时报》发表了讣告式的社论，作者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正当强大、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躇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幸有罗斯福坐镇白宫。百年以后，人类也会为此俯伏而感谢上帝。”纽约交响乐团取消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这是1865年林肯逝世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在伦敦，丘吉尔正要步入唐宁街10号书房时听到这个消息，他说：“真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身上挨了一拳似的。”英国白金汉宫的《宫廷通报》破例发表讣告，外国元首非王室成员的讣告一般不再这里登报。几天后大英帝国的首相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追悼仪式上失声痛哭。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神情黯然，他默默地“紧握着哈里曼大使的手约有30秒之久，还没有请他坐下”。随后，极度悲伤的大元帅凝重而细致地询问了总统逝世前的情况。莫斯科下了半旗，旗边围上了黑边。重庆的蒋介石起初怔怔地坐了很久，戚然无语，随即赶紧吩咐筹办悼念事宜。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以《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为题发表了悼念社论。
在柏林，苏联人的炮弹已在地下元首官邸外面落地开花，而戈培尔还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我向您祝贺！罗斯福已一命呜呼。星相显示：4月下半月我们将时来运转。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了。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希特勒也颇信以为真。但是，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却出人意料，它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的话说：“我得承认，罗斯福确是领导有方，美军今天的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罗斯福之领导。因此，他的去世对美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这点很可理解，我也深表同情。”然后播音员接下去说：“为了对这位伟大人物的逝世表示敬意，我们现在特别选播几分钟的音乐。”
其他人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地亚哥市有一位叫佩特罗斯·普鲁托帕帕达基斯的人，向法庭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鲁托帕帕达基斯。纽约消防局向所属消防站发出“四五长鸣”，这是消防队对因公殉职的队员致哀的信号。芝加哥一个男孩在后花园里摘了一束花寄去，附了一张纸条说，他不能参加葬礼，深以为憾。格罗顿公学学生，在进晚餐前获悉本校1900届毕业生总统逝世的消息，没有进食就在校长率领下，列队进入校内教堂哀祷。在海德公园村的圣詹姆斯主教派教会教堂，为了悼念这位年长的教区委员，敲钟致哀。《纽约邮报》表示哀思的方式，简单隆重，如总统有灵，也会深为感动，该报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一则消息：华盛顿4月16日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美国军队的《扬基》周刊的编辑写道：“我们曾说过罗斯福的俏皮话，我们拿罗斯福寻过开心……但他毕竟是罗斯福，是领导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人……他不但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的一位老年黑人说：“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很多与罗斯福从未谋面的人都纷纷对作家约翰·根室说：“我从没有见过他，但感到好像丧失了一位挚友。”至于根室本人，他最初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举世同哀的事。“他与世长辞，似乎难以相信。他相信人的本性善良，他致力于改善各地贫贱之人的处境，他理想高尚，又有雄才大略，信任人民，而又有无比的能力去鼓动人民群众，使人尽其才——现在这一切都已成往事，实在一时令人难以接受。”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谈及罗斯福时真是如泣如诉：“他呀，对我一直就像亲爹一样。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管是在哪里，他是唯一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呀，上帝——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的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呀！”当然，也有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个战时英雄，也没有感到有如失去挚友，肯定更没有感到他亲如生父。这些人的情绪，往往是悲喜交集的。有一位曾经拼命反对他的人悲伤地说：“现在我们得自己做主了！”但是，有些人对今后可以自己做主，倒很高兴。当有关总统的第一则急电传出来的时候，有个著名华尔街律师的妻子，在公园大道一家旅馆的电梯里听到这个消息，神经质地把一只手套捏来捏去，急不可耐地想从收音机里听听消息。突然，后面有一个男人大声说：“他总算是死了！可不是也到了该死的时候了！”这位妇女转过身来，用手套打了那人一个嘴巴。
有些人感到罗斯福将永远是他们的总统。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词，也许最能反映他们的感情。他说：“人们想到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司机，烟嘴叼在嘴里，每次急转弯时都能听到后面惊叫之声。他们老是对他说这样开车不行。但他知道他装载的方式，在下一个急转弯时不会出问题。他知道后面人什么时候是真的惊叫，什么时候只是故意吵嚷。但他对乘客们是有感情的。他不在人间了，汽车也停了下来，离天堂之门还很远。现在乘客彼此争辩，相持不下：究竟下一个弯该怎么转法呢？”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那时正在康涅狄格大街4701号2楼的房间里，换衣服准备赴宴。电话铃响，她听到父亲的声音，据她后来回忆，“又紧张又特别”。但她想着当晚令人兴奋的晚会，就高兴地说：“晦，爸爸，您好！”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您回家吃晚饭吗？”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不过说句客气话嘛！”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好不好？”
她很委屈，几秒钟以后，她抬起头来，见妈妈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从玛格丽特看来，好像妈妈视而不见了，只是朝着她这方向望过来。
“妈妈，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贝丝·杜鲁门回答得很慢：“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死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去电话，这时，门铃响了，玛格丽特去开门，一位素未谋面的女人站在门外。
“杜鲁门小姐吗？”
“是的，什么事？”
“我是美联社的，我想……”
玛格丽特慌乱中砰地关上房门，她从窗子向下望去，下面聚集着一群人，有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朋友还有好奇围观的人。她意识到，今后再也不能过清静的日子了。
罗斯福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跑道上空盘旋，准备着陆。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在亚特兰大市帕特森殡仪馆商购棺木。哈西特要一副黄铜衬里的结实红木棺材，但那里没有。黄铜是军用物资。哈里特又提出棺木要6英尺4英寸长，因为罗斯福个子较大。但看来也不好找。殡仪馆老板本来有个较长的红木棺材，但已答应卖给新泽西州一家殡仪馆。于是，他们争来扯去，相执不下，最后，哈西特由于精明机敏，又有总统的威望作后盾，把这所殡仪馆中最好的棺木买了回来。上午10时45分，这副棺木随同两部灵车到达温泉。40分钟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斯蒂芬·厄尔利也乘车赶到。
埃莉诺赶到佐治亚州温泉去接丈夫的灵枢。她来到“小白宫”，她不喜欢这里，也很少跟总统一起来这里度假。她走近富兰克林的遗体旁，这枯槁、灰暗、削瘦如柴、冷冰冰的是他吗？她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脸颊，那双曾闪烁着智慧机敏、微笑，有时也带着戏谑、嘲弄、讥讽光芒的眼睛，此刻闭上了，永远闭上了。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在场的亲友都进行了长谈。不知道是谁在这个最不适当的时刻把露西·拉瑟弗德当时也在温泉的事告诉了她，她显然不能自已，全身颤抖，然后镇定下来，走进寝室。5分钟后，她出来了，面色庄重肃穆，但没有泪痕。这时该要计划殡葬事宜，拟定灵车的路线，确定葬礼仪式，选定牧师，确定要唱的圣诗，并按照国家礼仪，确定谁将参加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因为那里只有200个座位。这个问题是无先例可援的。在职总统去世，上一次是沃伦·哈定，而国务院发现有关他殡葬的档案已经遗失，这时只好一切仓促作出决定，而总统的未亡人则是其主要决策人。
在总统专列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放上一座结实的佐治亚松木制成的灵台，上面铺着海军陆战队深绿色军毯。棺木中总统的遗体下半身覆盖着他那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同意后，棺外覆盖上一面国旗。他们在星光如画的夜晚，在丁香花花香之中忙碌了一个通宵。到了13日上午9时25分，送葬行列才出发。装在炮架车上的灵枢，由本宁堡乐队敲着带弱音装置的鼓为先导，从红泥道上慢步向火车站前进。在那透逸的道路两旁，肃立着头戴钢盔的伞兵部队。他们当中许多人脸色苍白，有些则满脸泪痕，有一个士兵在炮车经过身前时，身子一晃，昏厥在地，滚进道边沟中。总统生前很欣赏的一位黑人手风琴手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归途》乐曲。然后，士兵们把棺木抬上等候着的车厢，火车司机利用车轨倾斜的坡度，静悄悄地让火车滑行出站。
这是罗斯福总统专用列车第400次的旅程，也是最后的一次。专列最后两节的次序颠倒过来。罗斯福夫人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车厢里，现在是倒数第二节。而最后一节是以前用来办公的车厢，棺木安放在并不精致的框架上。军人在两旁肃立守灵。各节车厢的窗帘大多寂然垂闭，但这节车厢的帘子却是拉开的，在国旗覆盖着的棺木上面，亮着灯光，彻夜不灭，以供车外的人瞻仰。
铁路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柩的人，谁也不曾估计有多少。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火车在第9号轨道隆隆前进时，两旁戴着白手套的士兵，举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致敬。但是，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还是来了，多少个街区，交通为之阻塞。车库、栈房、工厂、公寓各处屋顶上都站满了男男女女，居高眺望，一些私人飞机则在上空盘旋。那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以后，沿途每个交叉路口，都站着默默的人群。此情此景，令人们蓦然回想起沃尔特·惠特曼为80年前的几乎同一天的另一位美国总统逝世所写的挽歌：
灵柩经过大街小巷，
经过白天和黑夜，经过鸟云低垂的大地卷起的旌旗排列成行，城市全蒙着黑纱，
这里，你缓缓走过的灵柩啊，我献给你我的紫丁香花枝。
快到盖恩斯维尔时，在记者车厢里的梅里曼·史密斯喊道：“你们看！”原来一群头戴印花方巾的黑人女佃农，站在一块棉田里，双手紧握，伸向火车致哀。
火车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停下来加油，换了乘务员，新上车的司机又在机车前横挂上一面国旗。铁路两旁至少有五个区段，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睁着眼睛望着。突然，一队童子军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开始唱得有点参差不齐，然后唱得人多起来，歌声也渐趋洪亮。不一会儿，七八千人就高声齐唱，声如洪钟了。”火车继续北驰，夜幕降临，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写道：“我彻夜躺在铺上，窗帘拉开，瞭望着他过去热爱的田园，观察着那些在车站上甚至是交叉路口上聚集的人群的面孔。他们都是彻夜不眠，特地来向他告别的……沿途不但在车站上而且在各个交叉路口都有人群，使我感到确实惊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因为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林肯总统去世时，米勒德·兰佩尔写过一首诗，她一向都很喜欢，现在，当她凝视着黑夜，小狗法拉伏在脚边，这四句话就一再在她心里萦回不止：
凄寂的列车走在凄寂的轨道上，
七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返回家乡
埃莉诺彻夜未眠，隔着车窗，望着眼前络绎不绝的人群、人流……从这爱戴、尊崇、怀念的感情中，她才理解、看到富兰克林的全部价值。过去，为什么竟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记得，有一次他开玩笑说：“埃莉诺是一个爱冒险的女人！”我回答他：埃莉诺最大的冒险是嫁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唉，那也不仅仅是玩笑。我俩性格有很大差异，兴趣也不尽相同。只有一点共同的东西：我们都热衷政治！“政治”维系了我们的家庭感情——经历了整整40年……我只接触了半个富兰克林，那个献身公务的政治家。对另一半那个轻松、风趣、幽默、谈笑风生的富兰克林，我是陌生的、疏远的，不理解也不欣赏的。从没有与他长期和谐地相契无间地生活在感情世界，共饮一杯他亲手调配的马提尼酒，说说开心的玩笑话……我厌恶酒，我就那么生硬地拒绝沾沾他的酒杯。
假如我能更温顺一些，他会幸福得多！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可挽回地逝去了！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她凝视着黑夜……小狗法拉伏在她的脚边。
这黑夜是美国的一个哭泣的黑夜……
星期六上午6时20分，火车经过弗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明媚之春的一天。山茱萸遍布在森林里，像是一层淡红色的薄雾。杜鹃花和丁香花也到处盛开。不到四个小时之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火车，于是护送遗体的队伍，沿着特拉华大道直行，然后转向西面宪法大街。罗斯福生前曾多次沿着这条路线去白宫，每次都是笑容满面，向着欢呼着的人群挥动他竞选时那顶旧呢帽。今天这里也有人群，而且人空前的多，但是寂静沉默，异乎寻常，只有24架“解放”式轰炸机从上空飞过时才把这静默打破。
这样全副武装的行列，在首都还从未见过。头戴钢盔的士兵在两旁人行道上整队肃立，一队警察驾着闪闪发亮的摩托车导引着队伍缓慢行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前进，基督的战士》和圣乐《撒尔》中的《哀乐》。然后是一营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队列。还有坦克队伍、运兵车队、载着步兵的货车、陆军妇女服务队、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式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然后，覆垂着黑丝绒、载着棺木的炮车突然出现在眼前。它由6匹白马牵引，车后还有一匹乘马。马的眼睛都戴上眼罩，马蹬倒悬，指挥刀和马靴从马蹬倒垂挂着：这是阵亡战士的象征，自从成吉思汗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阿瑟·戈弗雷用无线电向全国进行实况广播。炮车经过时，他抑制不住，泣不成声。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这样突然，它悄悄地到了你的面前。看上去那么小，只是一部轮子很大的车子，把那覆盖着国旗的长形的棺木，徐徐地拖过来。不知怎的，人们总想象它应该是庞然大物，但完全不是。它很小，像一般人的灵柩一样。”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西法尼亚大街，经过一群哭声阵阵的妇女——“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是多么热爱他呀！但是，我永远再见不到他了！”“上帝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了。”——然后队伍进入白宫的西北门，来到北面门廊。海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一位很矫健的人侧身离开队伍，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就是杜鲁门，已经开始视事。但几乎没有人注意他。人们的眼睛都盯着门口，看仪仗队抬进灵柩，走向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的未亡人。
那也许是战争开始以来最肃穆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伯纳和贝利兄弟马戏团把日场取消。光在纽约就有700家电影院停止营业，报纸那天不登广告。甚至食品杂货店从2时到5时都关门停业。下午4时，丧仪在东厅开始，这时整个美国简直停息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缓慢地发出“肃静”字样。公共汽车和汽车都就地在路旁停驶。电车静止不动。空中的飞机只是盘旋，着了陆的飞机在路道上就地停下来，并不驶向停机坪。无线电静然无声，电话服务也停了，连拨号声也听不见。在纽约市地下，505辆地铁就地停驶。到处都可以看到男人脱帽，妇女跪下来。一时全美国都肃静下来，就像在总统府邸大厅内参加仪式的200人一样。
罗斯福的灵柩安放在祭坛前面一块小的东方地毯上，上面覆盖着美国国旗。大厅四面都摆满百合花，足有3米高，使墙壁都遮盖不见，芬香扑鼻。罗斯福生前用过的轮椅，赫然摆放在祭坛的旁边，使人民看见就想起他克服困难的一生。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忘记了起立。礼仪上这点疏忽，谁都没有注意到，连杜鲁门自己也没有觉察，或者即使他觉察到了，他也能理解在场的人还不能把他同他的崇高职位联系在一起，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是总统逝世了。当罗斯福夫人进来时，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罗斯福夫人建议来宾齐唱海军赞美诗。然后主教派教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罗斯福本人演说词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仪式完毕，主教为大家祝福时，已是下午4时23分。罗斯福夫人首先退场，接着在楼上总统卧室里，和女儿安娜吵了起来。
“安娜，老实告诉我，仆人们的议论，说总统咽最后一口气时，手挽着露西的手，眼睛望着露西，头倾倒在露西的怀里。这是事实吗？露西什么时候到小温泉的？她怎么会知道你爸爸在那里？安娜，到今天，你还不该告诉我吗？”
安娜伏在母亲的肩上痛哭起来……
“妈妈，我不知该怎么办，我不愿瞒住你却又不能告诉你。爸爸在米丝走后忍受的那种痛苦、寂寞——在繁重的工作后只是连声叹气，我在他旁边眼睁睁看着他精神沮丧……怎么办？妈妈你已经是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精神饱满地到处参加各种活动，一些朋友围住你。你从未考虑到爸爸的这种苦恼……
“我想我应该照顾爸爸的感情需要，我主动和露西联系，安排他们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譬如你到英国的太平洋战场后，我邀请露西来白宫陪爸爸，爸爸从德黑兰会议回来后到巴鲁克庄园去休息时，我也通知露西，她住在憩园，离得很近，她也去陪爸爸。这次从雅尔塔开会回来，爸爸的身体格外虚弱，到小温泉后，露西来陪他，并邀请画家为她作画，还有摄影家拍照，这都是露西安排的。妈妈，你说我说错了吗？”
母亲拍着女儿的肩膀，表示谅解女儿的心情：“帮助妈妈来处理善后的事情吧，我们要尽快迁出白宫！”
“妈妈，仆人们也在议论，说听到总统逝世的消息，第一夫人没流一滴眼泪！对人只说一句：‘我为国家比为我个人更感沉痛！’是这样吗？”
“是，是这样，这是老实话。当时，我只有这一个念头。没有流泪。确实，没有一滴泪。怪妈妈对爸爸无情吗？”
“不，我不理解你们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你跟爸爸都很可怜！我们不会如此。”
“当然，你们不会有我们这种经历。你们把结婚、离婚及孩子全然不当一回事。”
埃莉诺觉得两个人都对不起她。但她随后镇定下来，擦干眼泪，又下楼到东厅作最后的告别。一个军官把棺盖打开后离开了，只有埃莉诺一个人在那里，人们不知道她对丈夫讲了什么，她最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轻抚了一下丈夫的脸颊，最后把一束玫瑰花放在灵柩里，灵柩从此封盖起来。
九个月以前，罗斯福曾经说过他的心灵呼唤他回到哈德逊河畔的老家去。现在，他终于要回去了。有两列火车在联邦车站等候，准备把他运往海德公园罗斯福的老家。第一列车将乘载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法院和内阁成员以及罗斯福的生前好友。第二列车将乘载国会议员、外交官以及新闻人士。9点30分，送葬行列又按早上走过的路线开回去。两旁军队肃立，人行道上送葬的群众鸦雀无声。
到了布朗克斯，他们又停了下来。当他们在离开莫特港口调车场时，第二列车就调到前面，总统的列车则调往后面。这个变动立即用电报通知哈德逊河沿岸等候着向总统致哀的纽约市民。黎明时，《纽约人》的“街谈巷议”栏记者，驱车到西点军校对岸纽约州的加里森村车站。他问铁路岔口的看守人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到这里是7时半到8时，”那人回答说，“第一列车是国会议员，然后，大概25分钟后，总统专列就该通过这里！”人群已开始聚拢。其中有个男人带着一个直打哆嗦的小男孩：“你要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好好记在心上。”父亲说。“天气冷得很呀！”儿子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又开来了二三十部汽车，从“福特”到“卡迪拉克”都有。车里的人与其说是心里哀伤，不如说是感情激动。一批格伦克列夫寺院的长须教士也到了，穿着褐色法衣和僧鞋，排成一列，差不多和军队一样整齐。一位妇女紧张不安地说：“我看不见他就糟糕了。”一个男人要她放心。“他们看见我们，车子会放慢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列过去后，第二列车的机车慢慢进入车站，后面飘着一缕白烟。男人脱帽，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通过这里时一样。人们清楚地看到那覆盖着国旗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我看见他了！”一个小女孩喊道，“我看见他可真清楚呀！”
“不，你看不见他的，”她的母亲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是睡在美国国旗下面的！”但是那个小孩却一再说：“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似乎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当那位父亲和冷得发抖的儿子离开时，男孩说：“我全看见了。”那个人说：“那就好了！要把看到的一切永远记在心头！”马霍帕克、冷泉、霍普韦尔中转站、沃宾格尔瀑布、波基普西、阿林顿、欢乐谷——这些罗斯福本来愈走近愈熟悉的地名，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了。星期日早上8时40分，机车在罗斯福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专用侧轨。机车一停，礼炮就鸣放。15秒钟后，又是第二响，接着第三响、第四响，直到21响礼炮鸣放完毕。然后，西点军校的乐队为前导，领着载着灵柩的炮车沿着坡度较大的土路蜿蜒而上。1870年詹姆斯·罗斯福开了这一条路，而他的儿子富兰克林老爱称之为“河业路”。那时那个小孩就在这个河边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那阳光灿烂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而这时，一匹驮着空鞍、马具倒悬的马，正在缓步踏上河岸高地。在那玫瑰园里，3米高的藩篱后面，已经挖好了一穴新坟。准备在这里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他的亲属、高级官员、生前友好和邻居们都被护送到他的墓地上来。一队军校学员举枪致敬，六位战士把灵柩抬进玫瑰园里，罗斯福夫人跟在灵柩后面。在绿叶织成的棚架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海德公园村主教派教会的牧师来为吊唁的人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仪式简单，但非常感人。”
棺木慢慢降入墓穴，牧师举起手说：
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
战斗的时日已成往事
生命的航船靠拢彼岸，航海的人终于上岸，靠上帝您的仁慈托庇，我们在此和您的仆人告别。
一架飞机在天空中孤寂地盘旋，军校学员整齐地前跨一步，鸣枪三响，号手吹起入息号。埃莉诺·罗斯福迟缓地离开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戴上当年富兰克林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珍珠镶成的莺尾花形别针。她只用几个字就把围拢着她的记者打发开去：“一切都已成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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