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煐。出生于上海，现当代著名女作家。

    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生母黄逸梵上世纪20年代曾出国留洋，学过油画，跟徐悲鸿、蒋碧微等都熟识，又深受五四新潮的影响，是一个新派的女性。张爱玲生长的这种家庭，既给了她得天独厚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修养，又使她形成敏感而又冷漠、孤僻而又实际的性格。

    张爱玲的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年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由于1942年香港沦陷，所以没有等到毕业就回到上海，给《泰晤士报》写英文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约稿，写了散文《我的天才梦》并获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此后的三四年是她的创作高潮，作品多发表在《天地》、《万象》等杂志上。

    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但是抗战胜利后即告分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张爱玲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期间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在美过着“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自寓。

    张爱玲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这些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合于一体，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主要作品：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评论集《红楼梦魇》等，小说代表作有《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张爱玲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作家天赋。三四岁时，母亲就教她吟诵诗词。聪颖的她，一首诗词念不了几遍就会背诵。她读古典诗词有很好的悟性，读一首小诗往往能心有灵犀仿作一首。７岁左右张爱玲就能写小说了，看她那信手“涂鸦”之作，往往叫父母亲乐得手舞足蹈。

    张爱玲９岁那年，有一天她信手画了一幅漫画，母亲说好，父亲也说好。她把漫画投给了报社，几天以后，从报社寄来了５元钱稿费，她高兴得跳起来。爸爸妈妈说：“这些钱就随你支配吧。”她兴冲冲地跑到商场，买来了一支丹琪唇膏，令父母亲哭笑不得。

    张爱玲上中学时，文学天分已充分显露出来了。她所在的学校是上海玛利亚女校，当时的学校有一种文学校刊叫《国光》，张爱玲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书评和论文。其中有一篇《霸王别姬》写得悲壮豪迈、慷慨激昂，直令许多男儿叹赏，其文辞灿烂，也令许多文豪赞叹。

    13岁那年的一天，张爱玲在书摊上读了一本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以后她又专门找了几本读了。读了几本之后，张爱玲忽发奇想，觉得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通俗小说。有一天她真的开始动笔了，人物都是《红楼梦》中现成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还有贾政、王夫人、袭人、晴雯等，不过这些人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衣服，说现代人的话，做现代人的事：逛上海滩、徜徉十里洋场、乘人力车、到霓虹灯下谈情说爱……

    小说每写好一个章节，张爱玲都要拿给父亲看，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上回目。等小说写完了，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一个是“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传奇”。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但仍然顽强地打出了一片天地。胡兰成原本有个发妻叫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胡兰成后来回忆说：

    “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胡兰成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这样的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

    所以当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胡兰成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猎物。

    1944年初春的一个温暖的下午，在汪伪政府中任职的胡兰成，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张爱玲的《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了与作者相识的意愿。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这次杂志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马上去找苏青，要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向来不轻易见人的。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希望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他们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发现张爱玲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太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的样子不像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一次倾谈已让两人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却有种莫名的好感。

    次日，胡兰成便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间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不安。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很快，他们恋爱了。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为张爱玲惋惜。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做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所谓的“汪伪政府的汉奸”；她似乎也不在乎胡兰成有妻室的这个事实，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也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是由胡兰成所撰。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胡兰成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很多的灵感，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

    1944年，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觉得自己恐将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次国和家真的连在了一起。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这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但不久，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

    但胡兰成既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也是一个天性风流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如果娶她，就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自己不愿重蹈覆辙。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正式一次婚礼，似乎张爱玲根本不存在。张爱玲一无所知，仍写信给他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无比错愕，她以为自己和胡兰成的爱情是不可动摇的，但现在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只是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的“末日”也来了，他知道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叫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这一路，胡兰成就又搭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

    然而，此时张爱玲竟一路寻到了温州。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

    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天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她自己倒像个“第三者”。

    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目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张爱玲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没有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二人的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

    20世纪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与张爱玲复合的念头。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移民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寄望自己也可以翱翔在英文文学的天空中。

    1956年3月，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那里从事写作，同时寻找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的机会。在这个美国优秀作家聚集之地，她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

    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鲜明，知识张爱玲与赖雅渊博，谈吐洒脱不羁。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热爱自由的他并不适合婚姻，便与笃信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离婚后，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她们没有一人愿意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在他65岁的时候遇到张爱玲。

    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

    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5月的时候，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飞速进展。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第三天，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此时，赖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又觉得张爱玲厚道、可爱，是一个贤妻型的女人，于是，他向她求了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到了当年的8月18日，也就是他们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

    但是张爱玲似乎注定没有安稳的运命，新婚仅仅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中风发作，并接近死亡。为了试图转移她沮丧的情绪，他保证他不死，不会离她而去。

    他俩饱一顿饥一顿，住处也没有保障，为了糊口，张爱玲也像赖雅一样，不得不写一些“烂”剧本之类的东西，从而分散了真正的文学创作的精力。

    张爱玲38岁生日的那一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来核查赖雅欠款一案。而赖雅最忧心的却是不要为此破坏了生日的喜气。好不容易将探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又一同看了一场喜剧电影，笑出了眼泪。散场后，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步行回家。到家后，又把剩饭吃了。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生日。

    之后，他们搬到了加州，张爱玲开始对美国越来越熟，对赖雅的依赖却似乎越来越少；相反，年老多病、有点江郎才尽的赖雅却越来越依赖她，甚至根本无法离开她。

    张爱玲为了谋生和发展，在婚后的第五年，不得不决定到港台找机会时，赖雅忧心忡忡，觉得她将离他而去，也就等于她将抛弃他而远走高飞。在台湾时，张爱玲又得到赖雅再一次中风昏迷的消息，但她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机票回美国，况且还要筹一些钱为他进一步治疗。于是，她决定先到香港，赶写《红楼梦》等剧本赚一些钱，然后才回美国。此时的她，也受到疾病的折磨，眼睛因溃疡而出血，而写作又要靠眼睛，每日的熬夜，使眼睛的状况更加恶化。

    病情好转的赖雅来信催她回去，说是在纽约找了一个公寓小套间，她一定会喜欢。此时心力交瘁的她，归心似箭，再也不能待下去。在3月16日那天，赖雅写道：“爱玲离港之日”。张爱玲写信告诉他，3月18日到达。他迫不及待，3月17日就到机场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又和女儿菲丝在机场，看到久别的爱妻，赖雅欢喜万分。

    这时，赖雅比以前更依恋张爱玲，有一天下午，他从图书馆回家，发现她不在家，觉得很寂寞。到了掌灯时分，她还不回来，他便焦虑不安，打电话给牙医，甚至要警察局搜寻。一天，赖雅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活动更加不便，在这期间又中风了几次。后来，赖雅瘫痪了两年，大小便失禁，全由张爱玲照料。她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对她而言，写作是最高的追求，而此时却只能放弃写作，把时间全都浪费在充当护士和保姆的平凡生活中。

    张爱玲带着垂死的赖雅为生计到处奔波。那时的赖雅已经只剩下一把骨头，也不能怎么动弹了。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有亲友看他，他将头扭向墙壁，并让其离去。过去，赖雅总是要让别人在生活里因为有了他而欢乐，如今他受不了别人因他而难过。1967年，赖雅在张爱玲的身边走完了最后一段人生。

    作为作家的张爱玲与电影有着一段延续至今的“不了情”。

    《不了情》（1947年）是张氏小说《多少恨》的电影版本，讲述了女家庭教师虞家茵与有妇之夫夏宗豫的一段辛酸爱情。虽然情节上未见新意，但有张爱玲奇才异女的盛名护驾，又有大导演桑弧联手，加上主演刘琼和陈燕燕的人缘，仍然有许多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去享受这段归来泪满巾的悸动。

    《太太万岁》（1947年）是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作品。张爱玲继续与桑弧合作，在电影中增添了些许酸溜溜的讽刺味道。老戏骨张伐、石挥、上官云珠配合得天衣无缝，新秀蒋天流也借此走红。

    《哀乐中年》（1949年）张爱玲与桑弧的三度合作，默契和灵感的火花使编和导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但这部电影却成了这对创作绝配的最后灿烂。

    《金锁记》是一个搁浅的计划，也预示着张爱玲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分号。在风云突变的历史中，影迷们唯一可以做的只是寻一处幽静所在，想象一下张瑞芳扮成曹七巧的模样，顺便留意小说中欣赏月亮时的苍凉快感，对人生中“不彻底的现实，永不完满的情愫”发一番感叹。

    此后将近十年，张爱玲才有机会重续电影不了情。1956年起，她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陆续编写了10个剧本：1956年《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1960年《六月新娘》、《温柔乡》，1962年《南北一家亲》，1963年《小儿女》，1964年《南北喜相逢》，还有《一曲难忘》（又名《魂归离恨天》）。

    此后，张爱玲再没创作过电影剧本。

    如今，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许多电影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片。主要有：《倾城之恋》（1984年，许鞍华导演）；《滚滚红尘》（1990年，严浩导演）；《红玫瑰白玫瑰》（1994年，关锦鹏导演）；《半生缘》（1997年，许鞍华导演）；《色戒》（2007年，李安导演）。

    孤芳自赏、行为隐秘、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世人对张爱玲的普遍印象。那么张爱玲的真实面目究竟又是如何呢？通过以下三个张爱玲与友人、前辈、师长交往的故事，也许可以还原其冰山一角。

    张爱玲的《小团圆》里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头秃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

    ”这里的“汤孤鹜”被认为是张爱玲用替代的名字来记述她与周瘦鹃的交往，那时她写了小说投稿给主编《紫罗兰》杂志的周瘦鹃，得到周回信说稿子被采用了，于是，小说中的盛九莉“只得写了张便条去，他随即打电话来约定时间来吃茶点。”张与周的交往只有这些。《小团圆》可以看做是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基本上为自身生活经历的回忆，记人记事皆有现实人物可与之比对，所谓对号入座在这部作品里最可确认，小说里的汤孤鹜便是现实中的周瘦鹃已为大家所知晓。张爱玲年少时听人讲曾孟朴的小说《孽海花》里有她祖辈的原型，长大后自己写小说，也多依靠原有人物来塑造。

    读到这段文字时，很多人不免会认为张爱玲刻薄寡情，对为她发表作品的编辑不留好语，毕竟周瘦鹃为她刊载在《紫罗兰》上的《沉香屑》使她名声大振，因而周氏有为她做嫁衣之劳，结果时过境迁竟得不到半句好话。其实张爱玲对周瘦鹃的描述为写实之举，魏绍昌的《我看鸳鸯蝴蝶派》里载周瘦鹃事甚详细：“周瘦鹃在中学毕业的前一年，得过一场大病，病愈后头发眉毛全部脱光。头上可以戴假发冒充，眉毛则不便效女子画眉。于是他戴上一顶宽大的黑色帽子，再架上一副特大的墨晶眼镜，帽子与眼镜上下相挤，他的无发无眉，也就不易惹人注意了。”可见张爱玲描绘的是真实的情形，而并非刻意丑化讽刺周瘦鹃。

    周瘦鹃早有文字谈及张爱玲来访一事，与张爱玲寥寥几笔所记稍有不同，他的叙述详细：“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我正懒洋洋地待在紫罗兰庵里，不想出门，眼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袅起的一缕青烟在出神。我的小女儿瑛忽然急匆匆地赶上楼来，拿一个挺大的信封递给我，说有一位张女士来访问。我拆开信一瞧，原来是黄园主人岳渊老人（辟园于沪西高安路，著有《花经》一书行世）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我忙不迭赶下楼去，却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我答过了礼，招呼她坐下。接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长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学读书……”这里记载的是张爱玲持黄岳渊信函登门拜访，礼仪周到，与张爱玲《小团圆》里冰冷的态度差距甚大。当时的周瘦鹃已名满文坛，为张爱玲前辈文人，而张则刚起步，对周瘦鹃持恭敬谦卑的态度应在情理之中，再加上据说“她的母亲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和《紫罗兰片》的读者，她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曾写信劝我不要再写，可惜这一回事，我已经记不得了。”以此对照张爱玲《小团圆》的记载，似乎别有用心。

    后来的情形也与张爱玲记述有差异：“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某名作家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的了。一星期后，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我把这些话向她一说，她表示心悦诚服，因为她正是该作家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也是她所喜读的。我问她愿不愿将《沉香屑》发表在《紫罗兰》里，她一口应允，我便约定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之后，拿了样本去瞧她，她称谢而去。当晚她又赶来，热忱地预约我们夫妇俩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紫罗兰》出版的那天，凤君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我便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到那公寓去，乘了电梯直上六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室里，见过了她的姑母，又指着两张照片中一位太太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她的母亲。”看来周瘦鹃所言比较诚恳，沉稳温和，很有些仁厚长者的风范。

    然而在好友邝文美的眼里，张爱玲却是一个风趣可爱、韵味无穷的女子，当然也有刻薄之处。

    邝文美是香港的作家、翻译家。20世纪50年代，张爱玲暂居香港，常与邝文美聊天，邝文美事后把张爱玲的妙语记录在纸条上，后来集结成为《张爱玲私语录》。

    《张爱玲私语录》开篇第一部分就是邝文美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遇到知己时，她就恍如变成另外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张爱玲在读完邝文美的文章后，书信回复邝文美：“你写的那一篇，使我看了通体舒泰。忍不住又要说你是任何大人物也请不到的官方代言人。”张爱玲的爷爷是清朝末期知名的官员张佩纶，考中进士后成为皇家教师，思想接近洋务派。正当其地位蒸蒸日上之际，年过四十还只是一名秀才的胡适父亲——胡传找到他，请他写了一份推荐函，去吉林、黑龙江边境找钦差大臣吴大澂，想得到吴大澂的关照。没想到胡传被吴大澂一眼相中，留作幕僚，从此走上仕途。

    张佩纶对胡传的提携，张家的后人几乎也都不知道，可胡传的儿子——胡适在1946年就很清楚地了解到了。胡适曾写过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文中称，1946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书店里看到过《涧于日记》，他随手翻看，发现里面记载有他父亲胡传的名字，并由此得知张胡两家上辈的交往。

    张爱玲一生中收到过多少读者评说她作品的信件，没有人统计过，可将来信抄一遍留存是不多见的，胡适的信便享受到了这个待遇。

    一天，张爱玲收到一封胡适关于她的作品《秧歌》的回信，这封回信表明，胡适对《秧歌》的阅读是十分细致的，对张爱玲是尊重和重视的。

    收到胡适的回信，张爱玲是很高兴的，她回信说：“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对于胡适提出的建议，她都一一作了回答。由此可见，张爱玲对来自胡适的意见是十分重视的，两人的书信交往也是十分坦诚的。

    1955年10月，张爱玲来到美国。11月，她和香港大学时的同学法蒂玛？摩希甸到胡适居住的地方拜访。

    随后，胡适对张爱玲作了回访。这一次，张爱玲想必交代了自己家世的情况，这使胡适发现：原来，眼前的才女竟是自己父亲恩人的孙女。张爱玲则感觉“如对神明”。即便这样，两人的关系还是进了一层。不久，张爱玲便独自一人去拜访胡适，在胡适的书房里，听胡适讲他父亲和自己爷爷的故事。显然，此前张爱玲不知道两家的渊源。对胡适讲述的故事，她或者“默然”，或者“笑非所以”。

    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胡适前往张爱玲居住的职业宿舍。结束时，张爱玲“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从张爱玲懂事起，就知道羡慕母亲在镜子前头往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并许下宏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爱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这好比现在美女作家们说：“八岁我就想要穿妈妈的胸衣，十岁我就有了第一个男朋友，十六岁就吃了第一次迷药。”张爱玲作品中对细节、对服装极详尽的描述，包含着一个上海“小资女人”的强烈的恋物情结，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如此大胆又老实地说出很多人敢想不敢说的话：“出名要趁早。”这简直可以和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相媲美。

    如同所有并非天生丽质的女人，张爱玲精于打扮，她的观点很特别，不喜欢被大众认同的美。她认为：“用粗浅的看法，对照就是红与绿，而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

    ”正像张爱玲的文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叙述的笔调冷静细碎，却有一股子不安分在里面。

    有一次，张爱玲这样评价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的短袜……乍看觉得好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趣闻

    在众多中国作家中，张爱玲无疑是极富个性的一位。这种个性不仅体现在她的作品中，也表现在她的为人处世上。

    有一次，她为小说《传奇》的出版去印刷厂校清样，穿了一身奇装异服，惹得全厂工人停工停产，争相观看。这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感到十分满意，她很自得地对身边的女工说：“要想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倾城之恋》有这样一段描述：范柳原回英国，白流苏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家，新粉刷过的，“客室里的门窗上的绿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的指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桃红柳绿金鱼黄，烟灰蜜荷青瓷色，在张爱玲的视觉系统中，这些都是所谓的复杂婉妙的调和色。在所有文章中，只此一处用到这个蒲公英黄。

    蒲公英的另一名字叫黄花地丁，花色是比较正的黄色。这段故事的背景在香港，香港人的忌讳比较多，一色的亮黄粉墙里住着，难怪白流苏心里嘀咕：“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从张爱玲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她心目中，理想的房子是这样的：“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金色，白色，红色，对比强烈，除了豆绿柔和以外。有人曾在文中记述过，张爱玲“戴嫩黄边的眼镜，满屋子明晃晃的，如有兵气般使人不安。”张爱玲近视，或也有色弱，最喜欢的是大红、大绿、大黄，她觉得凡？高的向日葵的黄色都不够强烈。她谈恋爱时，穿了一双桃红的布鞋，人说几乎闻得到香气。由此可见，张爱玲的感觉系统是色彩的，平面的。

    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

    王安忆（当代著名女作家）：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叶兆言（当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白先勇（当代著名作家）：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要做的事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总找得出借口。

    男人彻底懂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小小的忧愁与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你就会原谅现在的我。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气愤也无用，人生不是赌气的事。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回忆永远是惆怅。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替别人做点事，又有点怨，活着才有意思，否则太空虚了。一个女人蓦地想到恋人的任何一个小动作，使他显得异常稚气，可爱又可怜。她突然充满了宽容无限制地生长到自身之外去，荫蔽了他的过去与将来，眼睛里就许有这样苍茫的微笑。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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