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并且在此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上世纪30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几年间他们走遍了全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迹。他们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有关建筑方面的论文、序跋等20多篇。
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参与了三次重要的活动：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其中代表作为诗作《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
在林徽因堪称传奇的一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她生命里出现过三个最重要的男人：徐志摩、梁思成和金岳霖。从某种意义上，徐志摩可以看做是她的初恋，她心底的情人；梁思成是她合适的伴侣，现实的选择；而金岳霖的位置有些尴尬，可以看做是她的“闺蜜”，一生的蓝颜知己。
1920年，刚满16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在英国旅居一年，恰巧徐志摩也来到伦敦。诗人和父亲一见如故，两个男人甚至玩过互传情书的游戏，林长民扮演有室男子苣冬，徐志摩扮作已嫁少妇仲昭。在林长民去世后，徐志摩曾经公开一封苣冬致仲昭的信，还称学生时期的林徽因赞说，“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林长民和徐志摩互为知己，而林长民与女儿关系融洽，可为知音。所以由此推算，林徽因与徐志摩必定相见甚欢，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你的爱，那么我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只有爱才能让我匆匆行进的脚步停下，让我在你的身边停留一小会儿吧，你知道忧伤正像锯子锯着我的灵魂。
徐志摩饱含深情地为林徽因写下一首首这样的情诗。少女的心弦被拨动了，林徽因在一封回信中说：“我不是那种滥用感情的女子，你若真的能够爱我，就不能给我一个尴尬的位置，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选择。你不能对两个女人都不负责任。”当时的徐志摩，年仅24岁，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第三个孩子，正怀在妻子张幼仪的腹中。他在最初看到张幼仪照片的时候，就不屑地说了三个字“土包子”，后来张幼仪随他一起在英国生活。
此时的徐志摩对林徽因和张幼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对林徽因有多么热情似火，对张幼仪就有多么冷酷无情。接到林徽因的信，为了方便离婚，他甚至逼着妻子打胎，在妻子生产后不久，又逼迫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爱情本身就有令人疯狂的魔力，而当爱情降临在诗人的身上时就更添几分疯魔，而终生都在追求爱、自由和美的徐志摩更是如此。可是，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命运对他，正如同他对张幼仪一样无情、冷漠。
林徽因和父亲早徐志摩一年回国，一旦回到传统的现实社会，曾经在浪漫的国度发生的爱情故事仿佛也变得不真实。家族中人一致反对林徽因和徐志摩交往，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是无法容忍自己的女儿插足别人的家庭，使家族的名节受辱。林徽因只得回到现实当中去。
在之后短暂的时间里，林徽因毅然选择了梁思成而抛弃了徐志摩。这种少女身上少有的决断，也许和她的童年际遇分不开。她的朋友费慰梅曾经说：“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的确，她几乎没有别人那样天真烂漫的童年。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林长民的第一任夫人病逝，没有留下一个子女。何雪媛运气也不好，到林家8年之后才生下了林徽因，之后又生了一儿一女，都不幸夭折。到了第10年，林长民又娶了个妾，名叫程桂林，乖巧可人，还生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林长民的欢心就此被彻底夺走。
程桂林和四个儿女住在宽敞明亮的前院，而林徽因和母亲却被安置在狭小阴暗的后院。但如果将这一切完全归咎于林长民喜新厌旧也有失公正，何雪媛出生在浙江嘉兴小业主家庭，打小娇生惯养，不会女红，也不识字，脾气又暴躁，还爱管闲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少有家庭会欣赏这样的女子。
虽然林长民对大女儿林徽因一直是宠爱有加，可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林徽因，作为失去父亲宠爱的太太生下的女儿，对人情世故，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体验。
她心中终究不忍心别人因为她，而像自己母亲那般被遗弃。到1947年一度病危时，她以为自己不行了，特地央人请来张幼仪母子，虽然虚弱到不能说话，依然仔仔细细打量了眼前的两个人。她这样的举动是耐人寻味的。
失去林徽因，徐志摩几近崩溃，而林徽因却冷静下来，选择了梁思成，在关键时刻，她清楚谁才是真正适合陪她一生的伴侣。
林徽因不否认自己与徐志摩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也不隐瞒自己对他的真实情感，“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在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林徽因发表悼文寄托哀思，又让梁思成拣来一块飞机残骸悬挂在卧室，一直到死。但是林徽因到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冷静的女子，就在她的悼念文字里，她依然说“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
林徽因跟闺中密友费慰梅常常谈起一个话题，那就是徐志摩，每每提起这个名字，她的心头仿佛都被割了一刀。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就连异国友人泰戈尔都为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伴侣
林徽因对学业的选择也显示她卓尔不群的个人风格。她虽然热爱艺术，却选择了需要艺术底蕴、同时也需要科学知识的建筑学。她天性浪漫，后天经历却教会她：重要的选择，必须有坚强的理性做支撑。
对爱人的选择，也同样表现出她的聪明和冷静。林徽因决定舍弃浪漫却不实际的诗人，选择各方面都堪称优秀的梁思成。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他受林徽因影响，也决定学建筑学。夫妻俩不管顺境逆境，一辈子相互扶持，相互关爱，共同创业，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在民国时期，文人中流行着一句玩笑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的说法却是：“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别说梁思成自己引以为豪，一起在美国留学的同学也说：“思成能赢得她的芳心，连我们这些同学都为之自豪，要知道她的慕求者之多犹如过江之鲫，竞争可谓激烈异常。”林徽因知道自己的美，也懂得享受自己的美。据说，三十年代初期，林徽因在北京香山养病期间，有了闲暇，她便一卷书，一炷香，一袭白色睡袍，沐浴着溶溶月色，很小资、很自恋地对梁思成感慨：看到她这个样子，“任何一个男人进来都会晕倒”。憨厚的丈夫却说：“我就没有晕倒。”这话怎么听都像喝醉的人在为自己开脱：“我没醉、我没醉。”可是最美丽的人也要过最寻常的日子。林徽因曾经给沈从文写信说：“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林徽因专注于事业，不喜欢别人拿家务活干扰她，浪费有限的时间。可是不喜欢归不喜欢，真做起来也漂亮得无可挑剔。
她在梁家是长嫂，在林家是长姐，常有亲戚来往，单单安排好来客的衣食起居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据说她画过一张床铺图，共计安排了17张床铺，每张床铺标明谁要来睡。拿职业精神做家务事，家务自然也同她的工作一样漂亮。
林徽因心高气傲，不愿意和她认为平庸的人多说话，觉得无谓的废话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但不说话不等于不愿意帮助人，有两件情节相似的事情：沈从文一度经济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怕他碍于面子不肯接受，于是就让表弟林宣向沈从文借书，还书时悄悄夹进一些票子；后来她拿自家的钱资助来北京求学的同乡林洙，也是善意地欺骗，“是营造学社的钱借给你用”。
梁思成、林徽因的婚姻生活很有情趣，除了专注于事业。闲暇时，夫妇俩比记忆，互相考测，哪座雕塑原处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清逸幽香的家庭文化氛围使夫妻俩犹如李清照、赵明诚重返人间。
但是这对接近完美的夫妻间也并非没有口角，林徽因心直口快，好使性子。好在梁思成善于隐忍，被亲戚称作“烟囱”，但是烟囱偶尔也会堵塞。
两人都好面子，如果碰到佣人在旁边，就改用英语交锋。
在他们新婚之时，梁启超曾经写信嘱托：“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是一番慈爱之心，也是出于对儿子、儿媳秉性的了解。
事实上，林徽因、梁思成夫妻的确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事后梁思成乘火车去上海出差。林徽因竟痛哭了整整一天，中间只睡了三四个小时。而梁思成在火车上连发了两封电报和一封信，两人便重归于好。
当时沈从文恰恰正高调爱慕高青子，跟张兆和闹得很不愉快，写信向他的“教母”林徽因诉苦、讨教。刚刚痛哭了24个小时的林徽因，说起来特别有感触，“在夫妇之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她认为夫妻争吵，是因为彼此在乎，“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林徽因虽然浪漫，骨子里却是冷静而清醒的。她能够理智地面对婚姻，就如同她能够理性地面对爱情。
1931年，林徽因因病在北平休养。当时梁思成还在东北大学执教，徐志摩经常去探望林徽因，为了避嫌，就经常叫上国外留学时的好友金岳霖，这位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于这个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同样没有抵抗的力量。
同林徽因芥蒂颇深的冰心，虽然写下《太太的客厅》来讽刺林徽因，却也不得不承认“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这两位加上凌叔华、韩湘眉，也曾被称作文界“四大美人”。由此便可想象林徽因魅力如何。
金岳霖到底是哲学家，他的爱比诗人来得冷静和节制。他是单身汉，在徐志摩去世时，就住在梁家的后院。那段时间徐志摩几乎是大家唯一的话题，对于诗人共同的思念和哀悼，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那时林徽因正怀着身孕，梁思成又经常外出考察，金岳霖对她悉心照顾，好言相劝。林徽因对他萌生了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与其说是男女相悦，还不如说，是理解的需要和精神上的渴求。
于是，当梁思成考察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大约是对丈夫彻底的信任和依赖，林徽因这次的做法并不像她本人的一贯做派。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
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这一场风波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情，林徽因身上诗人的气质，让她渴望极端的感情，可是本性善良，加上清醒的理智，又让她不可能做伤害梁思成的事情，也不可能玩弄纯洁的感情。梁思成更是坦荡君子，相信妻子和朋友，因此表现出难得的气量和风度。而金岳霖没有辜负这种信任，他发乎情止乎礼，终身未娶，他爱着林徽因，也爱着林徽因的全家，他后来几乎一直和梁家住在一起。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曾经一度离散，金岳霖说：“我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一样。”以后他们几乎没再分开过，而后来的林徽因在病魔的蹂躏下，经常不得不卧病在床，已经不复是当年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子。金岳霖依然在每天下午三点半时，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林徽因的病榻前，或者端上一杯热茶，或者送去一块蛋糕，或者念上一金岳霖段文字，然后带两个孩子去玩耍。
林徽因一家跟金岳霖相处融洽，临死前，金岳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们称他“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
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其中有个这样的细节：
林徽因去世多年，金岳霖忽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
直到开席前，他才郑重地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他为了她终生未娶，因为在他心中，世界上已无人可取代她。
即使多年后，当金岳霖已是80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时，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请他辨别拍照的时间地点，金岳霖对着照片凝视良久，他的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言未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
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林徽因的追悼会上，金岳霖为她写的挽联格外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喻义丰盛与富饶。她在他心中，始终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跟人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仿佛一本书，慢慢翻到最后一页。
有人央求金岳霖给再版的《林徽因诗集》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很多神色，仿佛一时间想起许多事情。但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说完，他闭上眼睛，垂下头，沉默了。
梁思成、林徽因从欧洲考察建筑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就启程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地安门内米粮库2号居住。当时米粮库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教授、学者，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库胡同1号，胡适住在4号等。后来，梁、林觉得米粮库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同米粮库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舒适，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单层的平房，灰瓦铺成的屋顶，房屋之间铺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边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窗棂。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家：“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背面的院子中踱步，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妈妈喜爱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自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渊博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当时的学者和文化界精英围聚而来，这其中便包括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此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谈天，坐论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没过多少时间，梁家的交际圈子在北京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逐渐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渐成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如萧乾、沈从文等当时的小字辈人物，就曾因前来请教而得到林徽因的欣赏和提携。
林徽因在这个名流云集的文化沙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当时也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的美国学者、梁林夫妇的好友费正清所言：“她交际起来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部围着她转。”费正清还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
而梁再冰对“太太客厅”也有着朦胧的记忆：“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谈到“太太客厅”的常客，不能不提到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诗人才子徐志摩，一位是被称作“老金”的金岳霖。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为了工作奔波在京沪两地，于是经常有机会参加梁家的聚会，梁思成家成为他在北京最为重要的落脚点，自然，他也成为“太太客厅”最活跃的参加者。有人担心，多情的徐志摩会不会因此抛弃陆小曼，转而再次追求林徽因。
一次，梁家为来华参加太平洋会议的柏雷博士举办主题欢迎茶会，而柏雷是徐志摩最爱慕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姐夫。茶会结束后，徐志摩要赶着坐飞机离京，他留给林徽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附近遇难。噩耗传来，林徽因痛哭失声，昏倒在地，而梁思成则和张奚若与沈从文等人前往济南料理后事。柏雷博士的主题欢迎茶会，成了徐志摩在“太太客厅”的最后一个活动。
不一样的是，金岳霖一生都在围着“太太客厅”转，从未远离过。老金之所以和梁家结缘，正是由于徐志摩生前“搭桥”。费慰梅曾说过：“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金岳霖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商科。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最终成为了逻辑学家，曾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老金和梁林夫妇一见如故，很快就融入了“太太客厅”的体系里。1932年，金岳霖为了更方便参加沙龙，把自己的家也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梁家紧挨着，并在自家与梁家客厅相邻的墙上开了一小扇门。从此，三人终身为友，金岳霖则终身未娶。每逢林徽因和梁思成吵了架，金岳霖总会第一时间赶来调停。
金岳霖曾回忆说：“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是咖啡冰激凌，喝的是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但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太太客厅”不仅吸引了金岳霖这样的鸿儒，还让很多当时鲜为人知的年轻人得以在此与各路前辈面对面沟通。上世纪30年代是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她非常关注文艺界的动态，对于刚刚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有上升潜力的年轻人，林徽因一般会主动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家中做客。当时，萧乾是燕京大学一个低调的文艺青年，他曾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座《蚕》，林徽因对这篇小说很欣赏，当听说作者是个在校大学生时，便主动联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沈从文，让其“搭线”邀请萧乾到梁家喝茶。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有幸来到这样一个沙龙平台，自然会获得一些从未有过的感觉。在萧乾的《才女林徽因》中，我们看到了他当时特别的心情，也看到了客厅主人常有的状态：“我怯怯地随着沈从文先生，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了话。她的健谈，绝不是那种结了婚的妇人的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地批评。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有一次，沈从文在熊希龄家偶然遇到一个叫高青子的美丽女孩，双方相互交谈中，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个月后，他们又见面了，高青子不仅读了沈从文的小说，而且还相当熟悉小说中的细节，特意穿了小说里写到的“绿地小黄花浅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以着装传情，令沈从文不能不动心。
后来，沈从文将自己的婚外恋告诉了妻子张兆和。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把他丢在北平。焦急万分又束手无策的沈从文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找到善解人意的兄嫂，当起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而对梁思成与林徽因来说，义务给朋友当调解员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说：“沈从文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情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后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感情之路虽然磕磕碰碰，但两人再也没有产生过抛弃对方的念头。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青涩的文学青年。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接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她的做派加以嘲讽挖苦。当年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为人作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关于林徽因与冰心之间的关系，“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李健吾提出冰心是林徽因的“仇敌”，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冰心确实写过一篇具有讽刺意味、叫做《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文章。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其后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这一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应该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冰心的这篇文章，的确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地区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女人，都被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二人在清华是同一寝室的室友，属于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是福建福州的同乡，两家是世交，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在美国相识并有过愉快的交往。只是他们之间的友情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由朋友变为仇敌，以后的岁月再也难以相处了。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在初期的住处相隔不远，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徽因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即可相见，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倒是围绕冰心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而且这种影响又延续数年，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
1950年，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并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夫妇二人对首都北京未来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曾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并合著《平郊建筑杂录》一书，其中有一段有趣的表述：“北平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巍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或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段表述不同于普通的理论研究书籍中的文字，而像是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唱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
他们想把北京城这“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作为当时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来，让它成为一个“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然而，他们一生志业所系的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规划，注定要在此时遭到最严重的挫败。
从1953年5月开始，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像瘟疫一样开始在北京这座古城蔓延。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的牌楼街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但更令梁思成难过的还在后面。当时的北京还有46公里长的明清城墙完整而巍然地环抱着，林徽因为其取了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名字：“世界的项链”。她有一个绝妙的构想，让城墙承担北京城的区间隔离物，同时变外城城墙和城门楼为人民公园，顶部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的城墙可砌花池，栽种花木；双层的门楼和角楼可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供市民休息娱乐、游戏纳凉。
林徽因为自己的设计画出了草图，幻想让北京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然而，城墙公园计划注定只能是一个纸上幻影。北京市的规划不仅仅拆毁了物质性的城墙、城楼这些“土石做成的史书”，也葬送了林徽因的杰作。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中对此有过一段记载：“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几乎是转瞬间，一条完整的明清城墙就从北京消失了，拆下来的大部分城砖被用作修房子、铺道路、砌厕所、建防空洞。对于林徽因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正好碰上也是清华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她竟在大庭广众下谴责他保城墙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古都北京终于在林徽因的美丽梦想中沉沦了。五百年来从改朝换代的兵变灾劫中得以完整幸存的北京古城墙，却在和平建设中被当做封建余孽彻底铲除了。此时，林徽因积郁成疾，住进了医院。为避免刺激，众人封锁了批判梁思成的种种消息，但她从细微处察觉出来了。忧愤交加，拒绝吃药，终于在1955年的冬天，离开了梁思成，也离开这个世界。
林徽因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由梁思成亲手设计，墓身没有一字遗文。然而就像北京的城墙没有幸免一样，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碎；她在病榻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画的图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时期的诗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毁失殆尽。
名言
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渴望占有愈多而愈脆弱。没有欲望只能说是麻木不仁。短暂的瞬间，漫长的永远。鸟的翅膀在空气里振动。那是一种喧嚣而凛冽的，充满了恐惧的声音。
一种不确定的归宿的流动。人的寂寞，有时候很难用语言表达。总是需要一些温暖。哪怕是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纪念。感情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和任何人无关。爱，或者不爱，只能自行了断。伤口是别人给与的耻辱，自己坚持的幻觉。我大概是一只鸟。充满了警觉，不容易停留。所以一直在飞。痛彻心扉的爱情是真的，只有幸福是假的。那曾经以为的花好月圆……
爱情只是宿命摆下的一个局。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容纳不下别人。像我这样的女人，总是以一个难题的形式出现在感情里。我们可以失望，但不能盲目。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情的人，想法总是与众不同。我总是以为自己是会对流失的时间和往事习惯的。不管在哪里，碰到谁。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
但是快乐太单纯，所以容易破碎。
我从来不自欺欺人。我只看真实。聪明的女子值得同情。一个女子的寂寞就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如果一个男人对我伸出手。如果他的手指是热的。她是谁对我其实已经并不重要。我会惧怕孤独吗？我只是偶尔会感觉寂寞。爱情是容易被怀疑的幻觉，一旦被识破就自动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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