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童年时代的萧红就懂得自立。她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社会，在民族危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以及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一生从不向命运低头，在与苦难挣扎、抗争的一生中，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导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他走进了她的生活，两人共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到上海，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极大重视。鲁迅为之作序，并给予热情鼓励。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后应李公朴之邀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1942年去世。
在她短暂的31年人生中，先后与萧军、端木蕻良产生过感情，然而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极高写作天赋的作家，在去世时仍旧孑然一身。
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还有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作品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篇小说：《麦场》（现名为《生死场》）、《马伯乐》。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王阿嫂的死》、《后花园、祖父和我》。散文：《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饿》、《回忆鲁迅先生》、《桥》。
萧红幼年丧母，父亲冷酷暴戾，再婚后基本上对她不闻不问。
萧红自小就缺乏父母的关爱。在寂寞的童年里，只有年迈的祖父给她疼爱和温暖，令萧红忘却了父亲的冷漠和母亲的刁难，让她感到一些人间的温情。她和祖父之间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她依恋祖父，跟他学习《千家诗》，以慰藉祖父失去祖母的悲苦。他们互相依恋，互相安慰，度过了很美好的一段时光。萧红能进学校读书，也得力祖父的支持。所以萧红对祖父身怀思念。
萧红的祖父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慈爱、宽容、仁厚，由于有了祖父的关爱，萧红童年虽然寂寞，却依然有温情有快乐，以至于萧红“觉得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所以她与祖父一天到晚寸步不离。祖父一天到晚都在后花园里边劳作，于是萧红也总跟着祖父在后花园里玩乐。家里的后花园给萧红的童年增添了无数欢乐，锄草，吃黄瓜，捉蜻蜓，采花，捉蚱蚂，浇菜，玩累了用草帽遮一遮，睡上一觉，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这些在她自己的文章中就能体现出来。
1927年秋，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在这里，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30年的春天，萧红唯一可以依赖的祖父去世。接着她的父亲听信了她继母的话，为她寻定了一门亲事。这人家姓汪，是当地的大地主兼富商。儿子是个浪荡公子，萧红对此很不满意，于1931年逃到北京，入女师大附属中学读书。她的未婚夫汪某竟也追至北京，汪也在北京入学，使尽手段讨好萧红，同时汪还答应供给萧红上学的学费，在汪百般纠缠和欺骗下，萧红同汪某回到哈尔滨，并在旅馆中同居。在欠下了600余元债务后，汪某托辞回家取钱，把萧红作为人质留在旅馆，结果他一去而不返。
1932年的夏季，流浪在哈尔滨的萧军正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一天报社的副刊主编老斐收到了萧红的来信，当然这是一封凄切动人的求助信。老斐立刻与萧军商量怎样去探看一下。于是，在一天的傍晚，萧军来到了萧红被困的旅馆。因为萧军是以报馆编辑的名义来的，旅馆方还不能不让萧军见萧红。
两次敲门后，打开的两扇门中间萧红怯生生地出现了，她整身只穿了一件褪了色的蓝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最让萧军惊讶的是萧红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接着就是萧红那怀有身孕的体形，好像不久就可能临产了……
经过一番坦率的谈话，他们开始放松了起初的拘谨，在萧军起身要走时，萧红要求萧军再坐下谈谈，迟疑中的萧军又坐了下来，萧红坦率、流畅而快速地向萧军述说了自己过去的人生历程及目前的处境，萧军静静地听着，在萧红述说的过程中，无意间萧军发现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便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这一眼却是成就他们爱情的关键一眼。那几张纸上面画有一些图案式的花纹和一些字迹，还有仿照魏碑体的几个较大的字，萧军问她画与字出自于什么人的手，萧红回答他是自己无聊时干的，并且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萧军看。接着萧军又指着那些诗句询问，萧红被问得不好意思起来，局促中承认也是自己写的。
那些美丽的图画、美丽的魏碑字体、美丽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萧军年轻的心，萧军似乎感到世界都变了，他认为出现在他面前的萧红是他此前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她最开始给他的印象全都消泯了，这是一个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萧军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去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就是萧军与萧红由于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结合的一段“偶然姻缘”。
萧军设法救出了萧红，并与她同居在哈尔滨。年终，萧红写出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这是她正式从事文学写作的开始。
1934年萧红与萧军赴青岛，萧军在青岛的一家报社任副刊主编以维持生活，萧红此间写完了《生死场》，萧军继续写他的《八月的乡村》，同年两人同去上海，见到鲁迅先生。并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得以先后出版。
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后，萧红与萧军去了武汉，和胡风、聂绀弩等共办《七月》文艺月刊。11月，萧红与萧军被国民党特务拘捕至当地公安分局。后经董必武营救被释。之后萧红、萧军、聂绀弩、艾青等一些热血青年应邀去山西临汾萧红与萧军“民族革命大学”任教。
1938年2月间，由于日军准备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这时候的萧红和萧军开始在前进的道路上公开发生了分歧，萧军决心留下和学校一同撤退，必要时准备和学生一道去打游击战；而萧红则主张继续从事写作。结果萧军留在了临汾，萧红随同当时丁玲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乘火车去了西安。这一别致使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从此结束。
萧红与萧军在临汾分手时，表面上都当做一种暂别。当时大家都想去运城玩玩，只有萧军的兴趣不高，独自留下来。在分别的当晚，萧军送萧红、聂绀弩、丁玲、塞克、端木蕻良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对聂绀弩说要到五台去打仗，但是让聂不要告诉萧红，他嘱咐聂绀弩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还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如果她不先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然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最终还是让萧军与萧红彻底分手了！这个人就是端木蕻良。
一天晚上，萧红与聂绀弩走在西安的小路上，萧红一边走一边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着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心神不宁地对聂绀弩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在谈了很多很多之后，萧红说有一件事要拜托聂绀弩，她举起了那个小竹棍，这个小竹棍是萧红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年了，她对聂绀弩说：“今天，端木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讲。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吗？”聂绀弩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在聂绀弩看来萧红是讨厌端木蕻良的，她常说端木蕻良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不过聂绀弩也发现了这几天，端木蕻良没有放过每一个接近萧红的机会，聂绀弩想起了萧军的嘱托，就说了一些暗示萧红的话。
此后，聂绀弩与丁玲忙于办理去延安的事宜，没有时间接触萧红，临别时在路上遇到萧红，萧红坚决要请聂绀弩吃饭。在吃饭的时候，聂绀弩又一次邀请萧红去延安，他告诉萧红在延安或许可以见到萧军，萧红肯定地说：“不会的，他的性格不会去，我猜他到别的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出了饭馆之后，萧红突然对聂绀弩说：“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吗？”“那个小竹棍，刚才我已经送给端木了。”聂绀弩感到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就说：“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吗？”“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聂绀弩听出了她那声音在发颤，分手时聂绀弩提醒她：“萧红姐，你是《生死场》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半个月后，萧军在去五台山的中途折到延安，碰到聂绀弩、丁玲，他们一同回到西安，一到住处，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同从丁玲的房里出来，一看见萧军，两个人都愣住了一下。接着端木蕻良就过来和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惧与惭愧。接着又好像掩饰什么似的拿起刷子给聂绀弩刷衣服上的尘土，不敢抬头地说着“辛苦了！”聂绀弩好像感觉到他是在向自己求救。聂绀弩在他回忆萧红的文章里写道：“我知道，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正当萧军洗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时，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好。”萧军一面擦洗着头和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接着萧红很快地就走了出去……屋子里还有另外几个人，气氛很宁静，谁也不说一句话。萧红与萧军的爱情就在这样没有任何废话和纠纷的情况下永远“诀别”了。
与萧军分手后，萧红随端木蕻良去了武汉，在武汉只住了几个月便又只身去重庆，那时她已怀了身孕。当时她曾经十分感伤地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1940年的春天，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香港。她想寻求一个安静的环境写长篇作品，于是开始写《马伯乐》和《呼兰河传》。两部作品都反映出她内心的苦闷和情绪的灰颓，前者看不到希望，后者充满了怀旧的情调，失去了她早期创作的光彩。
1941年春天，萧红与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在香港重逢。当年她们是在上海经鲁迅介绍认识的。用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萧红、端木蕻良那只有一间屋子的居室当然很狭小，加之看到被疾病折磨得瘦弱的萧红，史沫特莱感到很不安，她劝萧红赶快去玛丽医院疗养。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把萧红的一篇散文译成英语，介绍给当时美国《亚细亚》月刊的主编，得以发表，之后她又及时将稿酬200元港币寄至香港大通银行，交萧红领取，可是收到通知单的萧红已经卧病在床。领取外汇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此事只能由端木蕻良代为奔走。不巧第二天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手续尚未办完就中止了，萧红永远也没有拿到这笔救命的款子。
1933年3月，萧红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4月，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弃儿》。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士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通过与他们接触，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作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许多作品。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两人到达青岛后，靠了舒群等朋友的帮助，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里地处海边，环境优美，左右两边都可以看到大海。那碧蓝的海水，起伏的群山，翠绿的树林，飘荡的船帆……都强烈地吸引着这两位渴望自由的青年，使他们常常暂时地忘却生活的贫困和烦恼，陶醉在美好的想象之中。
青岛美丽的风光，并未减少他们心头的忧伤，更不能削弱他们的战斗意志。这时，萧军被朋友介绍到《青岛晨报》文艺副刊当编辑，工作之余便创作长篇小说；萧红则一面创作，一面在家操持家务。此时他们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据他们的朋友回忆说，这时萧红身穿旧布旗袍，脚穿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头发用一根天蓝色的粗糙绸带束着，每天要到街上买菜，再回到家中劈柴烧饭，做俄式大菜汤和烙葱油饼吃。后来穷得连大菜汤、葱油饼也吃不成了，就到马路上去卖家具……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他们仍勤勉不辍地潜心创作。在近半年的时间内，萧军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这两部作品，是他们奉献给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最好礼品，也是奠定他俩文学史地位的成功之作。
这两部作品写成后，他们寄给了远在上海的鲁迅。鲁迅对这两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多方设法介绍出版，并亲自为这两本书写序。在序言中，他赞扬《八月的乡村》是描写东北被占领小说的“很好的一部”；“‘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与‘心的征服’有碍。
”而对《生死场》，鲁迅则赞扬它“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东北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正当二萧想继续留在青岛生活和写作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随着省会济南以及山东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青岛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高菘以及舒群等地下党员被捕，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青岛晨报》也被迫停刊。这种政治气候的突变，迫使二萧不能再在青岛待下去了。1934年的11月1日，他们躲开了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了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轮船逃离青岛去了上海，开始在鲁迅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投身于更加艰辛复杂的文学事业。
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在上海终于见到了文坛大师鲁迅。萧红眼中的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出奇的平和并充满善意，他面色苍白，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须，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鲁迅喜欢萧红、萧军的纯朴爽直，而且萧红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一见如故，甚至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这次见面后，鲁迅为了给二萧在上海铺展一条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庆祝胡风的儿子满月为名，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二萧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紫作为二萧的向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后来又支持他们三人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
从此，在鲁迅的关怀引导下，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萧红与鲁迅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这对其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1935年12月，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在鲁迅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鲁迅还亲自为《生死场》一书写了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死场》的出版，不仅为萧红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而且使她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之林。
在鲁迅的帮助与鼓励下，萧红很快步入了上海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这期间萧红写的作品大多经过鲁迅的审阅并介绍发表。
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出版方面鼓励、支持萧红，而且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特别予以关怀和帮助。鲁迅时刻关心着萧红的成长，还经常把萧红介绍给一些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萧红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相识，就是鲁迅介绍的。而鲁迅的人格风范、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乃至为人处世等方面都给萧红极其深远的影响。
1936年夏，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鲁迅爱怜地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一次相聚，竟成了萧红与鲁迅的永诀。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她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
回国后，萧红怀着巨大的悲痛，拜谒了鲁迅墓，写下了令人泪下的《拜墓》一诗。她用很多时间负责《鲁迅纪念集》中新闻报纸部分的剪贴、校对工作，以寄托她对鲁迅的哀思。同时也写了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深深怀念、崇敬与感激之情。她用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的形象。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在萧红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意深重的长者。
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萧红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她对鲁迅一直怀着深深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鲁迅。1942年1月22日，弥留之际的萧红一再拜托守候在她床前的挚友骆宾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我的一点骨灰埋葬在鲁迅先生的墓旁……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以便在天国里也能聆听到先生的教诲。”《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萧红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好看吧！多漂亮！”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许先生有点窘了。我也安静下来。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什么时候看的……”“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买的书吗？”“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看了有趣味吗？”“随便看看……”“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在鲁迅先生家里作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的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的起劲，一会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的起劲。
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的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的又不好，可是鲁迅还是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因为鲁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一二粒。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我是去过兆丰公园的，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鲁迅先生笑而不答。“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
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
1957年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将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公墓，重新安葬。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作者在现实生活陷入极度困惑和迷茫时，企图以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唤回一缕情感和精神上的希冀与慰藉。所以作者刻意采用一种回忆性的温馨浪漫的语调，童稚化的烂漫天真的视角，展开了故乡呼兰河城充满诗情画意的风土人情。因为作者感情的强力贯注，这其中的人和事与《生死场》中判若两样。虽然作者对故土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仍不乏批判的意识，但都显得漫不经心和微不足道。同时，孤僻“自闭”的影子也映在了童年的自我身上，却远没有所曾享有的生活的温馨安稳来得沁人肺腑。
萧红的《呼兰河传》乃至她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这在左翼阵营中招致批评和非议就不足为怪的。但正如茅盾所说，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当然，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这就说明，政治理想的贯注和技巧性的锤炼之外，真正艺术的成功在于生命的投入与付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其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文”（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鲁迅说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对于《生死场》，鲁迅赞之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鲜艳……”。
胡风给《生死场》做的后记中也对该书提出了批评，可是全文中也有极高的赞扬：“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在女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1981年，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的除夕，晚年的胡风写了《悼萧红》一文。提及当年的批评，他说：“当时这样写，并不是苛求，因为她有能力克服这些弱点和短处的。”茅盾评价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柳亚子评价萧红是“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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