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父亲去世，从福建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从此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开始文学创作，创作风格直爽坦率，哀婉缠绵。早期与冰心齐名，她们是五四时期文坛上人所瞩目的明亮的双星座。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郭梦良）、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28年，她为亡夫写下祭文《雷峰塔下》，这篇文章后来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
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分娩死于上海大华医院。代表作品主要有：《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灵海潮汐》、《云鸥情书集》、《庐隐短篇小说选》、《玫瑰的刺》、《女人的心》、《庐隐自传》、《东京小品》、《火焰》等。
庐隐的父亲是晚清的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庐隐出生前，家中已经有3个男孩，在当时那个标准的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仅仅因为这样，母亲就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于是庐隐在初到人世那天就从未享受过正常的母爱，全家人都讨厌她。庐隐2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3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但心地善良的奶妈把她带到山清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当她的父亲被任命为湖南长沙的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可是她却终日闷闷不乐，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和乡下的生活。
父亲乘船赴任，在去长沙的途中，幼小的庐隐根本未意识到这是要随父亲去享受荣华富贵，整天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好心的差役搭救，才免了一死。6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舅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然后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
庐隐的舅舅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家中人丁兴旺，光是庐隐的表姐妹就有20多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庐隐到了上学的年纪，但是母亲讨厌她，不准她入学，但她在家中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妈为师，才算开始启蒙教育。但是，读书对于她是真正的惩罚。每天早晨，姨妈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在那间房子里，除了书桌和椅子再无其他什物，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在这种环境下，她对于读书没有一点兴趣。每天除了在那间比牢狱还可恶的书房里关半天外，她不愿见任何人，总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同鸟儿、虫儿、花儿默默相望。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舅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害怕她的出现给他们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面对这种不公正的非人待遇，庐隐麻木了，常年的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差，于是在她9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美国女校长在她入校时对姨妈说：“信道理（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这些话使她顿时感觉像进入了一个恐怖、凄苦的监牢。
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两种生活：一是穷人家的孩子，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一是有钱人的子女，进小厨房。庐隐家里虽然有钱，但她却和这个学校的穷孩子一起，吃那种最低劣的饭。上学期间，由于条件艰苦，她的脚长了疮，这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又曾肺管破裂，吐血不止。
病好了，她同大伙去做礼拜，但她心里并没有给上帝留一个位置，所以她东张西望，很不专心。这时美国人朱太太在她身边跪下，用颤抖的声音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她说。
“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时刻都不离开你的……主呵！你用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呵！你领导她……”朱太太虔诚地祈祷着，并哭起来。
这时，弱小的、心灵空虚的，没有母爱、被兄妹抛弃、又经病魔折磨的庐隐，因为朱太太的话，竟感动得一同哭了起来：“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庐隐就是这样皈依了宗教，她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冷血的家族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直到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才回到北京。这时的庐隐开始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出乎家人意料地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从此以后，曾经的丑小鸭居然时常被称赞“聪明”了。后来庐隐更加勤奋，不久后考进了师范预科，这使家里人更加惊奇不已。
庐隐13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因而处处都受到了同学们的关照，庐隐生平第一次发现人间似乎还有友情。但学校里的规矩太严，管制太多，在那个牢狱般的环境里，动辄就会受到处分，所以每逢星期六回家，她都像被囚禁的鸟儿飞回树林一样高兴。可是到了星期日，一吃过午饭，心情就重新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下午4点前，她必须回到学校。当时，她总希望自己生病，以便能暂时脱离恐怖的学校生活。尽管如此，她和同学们还是努力在苦中作乐。她和5位好友结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们调皮的主要形式很简单，那就是“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着上有所异样，便开始放声大笑，一声接一声，直到那人被笑得哭起来方才罢休。中学一二年级，就在这看似无休止的玩笑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独立
到了中学三年级，庐隐16岁了。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莫名惶恐，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口味，从此她的兴趣一天天转向文学，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
在这期间，她在舅舅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名叫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庐隐从他手里借了徐枕亚的《玉梨魂》，那是一本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说，情节凄切哀婉。林鸿俊由此发现庐隐是一个多情的人，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为他流了眼泪，这样渐渐地，两人开始亲密起来。不久林鸿俊向庐隐提出了结婚的请求，但是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林鸿俊没什么大出息，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当时庐隐正莫名其妙地憎恶和恐惧结婚，并想过一生独身的生活。但母亲和哥哥的行为激起了她的反抗情绪，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和哥哥，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了她，却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
1916年，18岁的庐隐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这意味着庐隐暂时不能继续升学。这时，母亲希望她找工作，以帮助分担家庭的压力。不久，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庐隐竟被北京公立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她虽然耍棍棒、操哑铃球杆还是可以的，但是家事园艺于她根本一窍不通。这个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都是爱慕虚荣之人，教学上她努力去做，并精心组织了一次颇令校长满意、又为学校出风头的运动会。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甚至比她还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这种挑剔正中了她的心愿，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短暂的教学生活。
辞职后，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庐隐决定离开那个令她窒息的家和带给她太多不愉快记忆的北京城，到外地执教。回忆起赴安庆任教时的心情，庐隐这样写道：“……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泄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在安庆这所小学里，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程的教学，在工作中她极其敬业，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这时她与同在那所小学兼课的苏雪林相识。在安庆的一年里，虽然得到了肯定，但她觉得生活无趣，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在怕被挤掉饭碗的其他教员的怂恿下，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同她作对，故意给她难堪。庐隐当然不会受这样的气，熬到了暑假，她就像逃出了牢笼一样，返回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姐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一学期先生”。
在漂流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庐隐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就在这时，“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暗流涌动，仿佛在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庐隐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学习，不能再教书了。可是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只好再到安庆教半年书，积攒学费和保证金。当她再次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但最终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庐隐于1919年秋考进了该校国文部，做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再升为正班生。
蜕变
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希望，进入女高师。但旁听生的身份却让她有了自卑的情绪，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面前，她自惭形秽，觉得处处不如人。
第一次在大学里作文，老师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庐隐不懂，却不敢问人，怕被取笑，只好独自钻进图书馆，翻阅大量相关资料，才总算是明白了一些，然后用了一天的工夫写出了一千多字的文章，惴惴不安地交了卷。但没想到的是，这篇作文竟被选入学校的刊物《文艺观摩录》，老师给出的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那些从前态度傲慢的学生也对她另眼看待了。年假大考以后，她和旧相识，此时同样在做旁听生的苏雪林的成绩最为突出，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却并未因此变好。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经常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暗自流泪。这时正值“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支持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
“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亢奋的状态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从事社会工作。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就在这个时候，她开始觉得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的想法不一样，走的道路亦不相同，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他们的志愿不同，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起初，她同几个年龄相仿、志趣不凡、都爱嬉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后来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每星期活动一次。这时，她时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讨论。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飞跃，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她“下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在“社会改良派”这个团体中，她和郭梦良特别亲密。郭梦良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的古文根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是一位作家。他曾同庐隐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他俩是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在女高师的文学教师中，有很多人的崇尚古文，痛恨白话文，在郭梦良的指导下，很快庐隐也能写出通顺的文言，做出不错的诗词。那时她曾写过一首名为《云端一白鹤》的五言古诗：
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
我欲借据缴，笑向云端搏。
长吁语白鹤，但去勿复忘。
世路苦崎岖，何处容楚狂？
这首诗，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境、志趣和抱负。
做完了毕业论文，拿到了文凭，庐隐就此告别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在大学期间，庐隐虽然已经成了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但以往短暂的教学经历还不足以让她认识纷纭的社会，于是，她怀着恐惧的心情，真正地踏进了社会。
庐隐大学毕业时才22岁，她又到了安徽，在一个中学任教。在那里，她尝到了社会上的种种酸楚，她说虽然只有半年的工作，却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总是怀着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却是轻蔑和敌意。
1923年夏，她不顾家庭、朋友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与有妻室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庐隐的行为虽然受到许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评，但苏雪林倒着实为她辩护了一场，说批评者“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庐隐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但她和郭梦良的爱情摧毁了她的理智，她认为：只要有了爱情，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了婚，一方面她满足了，同时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庐隐又重新开始了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之后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袭来：郭梦良因肠胃病竟一病而逝。这时，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忍着痛苦，带着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到郭的家乡福州。她在郭家居住时，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对她迫害，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实在无法忍受，她便带着孩子，从福建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记载着一些暗淡生活里的暗淡日子。
在上海，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课余，夜以继日地继续着她的写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满面愁容，向朋友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责骂男人和爱情害了她。
北京是庐隐自幼生长的地方，她对于这里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不久，她又回到了北京，一个朋友推荐她担任了使她头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第二年，她便辞了职，又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去了。
在北京，她还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编的是“平民千字课”，每日笔不离手，用那一千个基本生字，编成各种常识和歌谣。她这样死板、机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辞了职，准备动手试写中篇或长篇小说。
这时，她与几个朋友每人出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华严”，取文章之彩饰、态度之庄严之意。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并亲自撰写文章。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曰《曼丽》。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思想浸透在《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个集子里。
这时期，庐隐遭到了人间最不幸的死别，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她死了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哥哥。他们的相继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哀伤紧紧捆绑着她，折磨着她。丈夫死后，她常同石评梅散步、谈心，跑到陶然亭对着荒冢放声痛哭，登上中央公园的高峰酣歌狂舞。石评梅死后，她成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长途旅人。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她哥哥的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有转变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传里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漂泊了。’”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9岁，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乐天派青年诗人李唯建。他们相识不久便由友谊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爱情将庐隐从悲哀的深渊中挽救出来！
1930年秋，她不顾世俗的阻力，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拓他们爱情生活和创作生活的前程。
关于恋爱，庐隐自己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庐隐所说的条件就是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她说：“在我的生命中，庐隐与丈夫李唯建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最坚不可破的基础。这时期，他们合写的那本《云鸥情书集》里收集了他们之间一年中的几十封书信，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爱情带给他们的甜蜜。庐隐自己不再固执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转换生活的方向。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他们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20题，但只写了11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维系，他们决定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压迫已久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庐隐说：“我们当然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写了一部10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是一个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个长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其余一部分因国难遭焚。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庐隐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进入工部局女子中学，为生计再一次开始了教书生涯。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庐隐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她后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绪较以前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
这时期，庐隐也认为自己已经跳出了苦海，进入她的开拓时期。她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她的世界观、文艺观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变。
庐隐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正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转向的时候，1934年5月，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14号病室，年仅36岁。据苏雪林回忆，庐隐生活拮据，“为节省费用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士来家伺候，以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于不救。”对庐隐的早逝，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庐隐去世后，留下大女儿郭薇萱（郭梦良之女）和李瀛仙（李唯建之女），而贫穷、年轻的李唯建却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这时，舒新城约集庐隐生前好友和她的哥哥黄勤（当时任天津上海银行经理）到上海，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共商薇萱的抚养问题，大家一致赞同由其舅父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属薇萱所有。不久，李唯建带着瀛仙回到四川，从此便与郭薇萱失掉联系，音信杳无。
程俊英和庐隐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了好朋友，以下是程俊英所写的《回忆录一二三事》中有关庐隐的片断。
一我校原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国文专修科。我于一九一七年考入该科肄业。当时北大、北高师、清华、燕京等校都不招女生。一九一九年教育部将我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将我级国文专修科改为国文部，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女子高等学府。“五四”运动把这座学府搅得天翻地覆。从五月开始，学校罢课，我们整天开会、游行、演讲、印传单、办刊物、宣传罢市罢工、驱逐阻挠运动的校长，忙得不亦乐乎。长期禁锢在红楼铁门里出入不能自由的女学生，才初步接触社会，过着“人”的生活。
红楼共有四排房，第一排是校长、教务长、各部门职员的办公室。第二排是教室。国文部的教室在楼上左边的第一间。开学那天，当我们走进教室，同学都坐齐了。铛、铛、铛，九时大钟响了，班长走上讲台，大声喊“别讲话了，欢迎三位新来的同学。”教室顿时鸦雀无声。三位新同学中舒畹荪、苏梅（雪林）首先作了简要的自我介绍，接着，庐隐也站起来了，微笑地说：“我叫黄英，福州人，二十一岁。我是新生，也是老生，原是本校前身初级师范毕业的。教了两年书，增加了一些见识。没什么可说，完了。”她的发言，立刻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她身材短小，面容黄瘦，使我不禁产生一种莫名的“身世飘零”之感。
几天住下来，经过同学们的互相介绍，比前更加熟悉了。她特别喜欢接近我，拉着我的手说：“你最小，最天真！我最喜欢天真。天真，最可贵啊！哈、哈！上帝！”我欣赏她为人爽朗，对友诚恳。作文一气呵成，不加藻饰，字迹遒劲，确有才华。古人以才力超人训“英”，她可能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是我的良师益友，从此，我也主动地找她请教或闲谈。她好代同学抱不平，自名“亚洲侠少”，特别对同学中有恋爱婚姻问题者，必挺身相助，故被同学所敬重。
我级同学约四十人，年龄相距甚远，长者已四十余岁，次者三十余岁，有的已经抱孙。庐隐、世瑛、定秀和我四人年龄相仿，她们三人都是一八九九年生，二十一岁，我十九岁。陈定秀是苏州人，我们三人都是福州同乡。有抱负，有志气，有毅力，这是四人相同的，所以很快就成了好友。庐隐说：“我们四人不但志同道合，而且都懂得人生真谛。我们四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他有狡兔三窟。我的三窟是教师、作家、主妇。
”从此，我们四人无论是上课、自修、寝食、外出，都形影不离。又自制一套衣裙，上面是浅灰布的罩衫，下面是黑绸裙，裙的中间横镶一道二寸宽的彩色缎花边。每逢假日便穿它到中央公园或北海、陶然亭等地去玩。不仅班上的同学叫我们为“四公子”，就连他校的人也这样称呼我们。后来庐隐写的短篇小说《海滨故人》，其中的故人，主要是四公子。
二庐隐说的“人生真谛”，主要指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恋爱至上，婚姻自由。所谓抱负，现在看来也是非常狭隘，只想学得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不甘心寄人篱下，靠丈夫吃饭。但在当时来说，是知识界妇女共同追求的愿望。对于国家的命运如何挽狂澜于既倒，虽然也随着“五四”的新潮加以考虑；但在感情上，注意得很不够。总想靠自己奋斗努力，满足这些愿望。庐隐的写作动机、写作题材，多从这种思想散发出来的。
有一天饭后，我和庐隐到操场散步聊天，谈到冯淑兰（沅君）家已代她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订了婚，正在嗟叹不已的时候，庐隐忽然告诉我“我也订婚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停步不前，呆住了，不禁问：“你未婚夫是什么样的人？是你看中的吗？”“他名林鸿俊，我姨母的亲戚，和我们都住在舅舅家西斜街，现在北京工业专科学校读书。他喜欢看小说，我们是同好。我将我们恋爱的经过写成短篇小说——《隐娘小传》。”我更加惊讶地问：“你已经会写小说了，真佩服！我想拜读拜读。
”她点点头，说：“不必与外人道呀！”晚上，我们趁同学还没上楼就寝的时候，庐隐从她的床底下箱子里拿出《隐娘小传》的手稿。这部手稿，约半寸来厚，用直红格的毛边纸写成，我把它藏在枕头底下。第二天早上，下课铃响了，我悄悄地躲在资料室里，从头到尾细细地读了两遍。吃午饭时，庐隐对我耳语说：“这里面写的全是真事。”我从此才了解她初恋的经过。
原来庐隐自幼就不为父母所喜，因为她爱哭，性格倔强。父亲原在湖南长沙当知县，全家都住在那里。庐隐六岁那年，父亲因病死于长沙。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到北京，投奔自己的胞弟，同住在西斜街一个四合院里。那四合院是个杂院，庐隐的姨母和其他的亲戚也住在那里。姨母是一位喜欢读书的妇女，旧社会不要求女子读书，可她总是努力自学，读些《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书，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读书。庐隐的母亲身体虚弱，好静，讨厌庐隐哭闹，就托妹妹管教。庐隐得到读书的机会，加上聪敏警悟，比别的孩子读得多学得快，深为姨母所喜。庐隐的哥哥很欣赏妹妹的聪敏，帮她制订每日的课程表，照此学习，学业大进。到了暑假，考进女师范附小。毕业以后，又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当时的师范学校，学杂费、膳宿费均免，不累家了。初入学时，她虽然只有十四岁，但好阅读古今小说，为林黛玉、崔莺莺不知洒了多少眼泪。
当庐隐在女师范读书的时候，西斜街杂院里忽然住进了一位姨母的亲戚，名林鸿俊。《隐娘小传》中化名为凌君。庐隐描写他身材魁梧，体魄壮健，谈吐文雅，待人谦虚，已近二十岁，既无父母，又鲜兄弟，是一位无依无靠的青年。他上不起学，整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大家都叫他做“野孩子”。他闲得发慌，借姨母的书看，借亲戚的小说看，看书成了他的癖。有一天，庐隐从学校回家，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不禁问：“是什么书，借我看看，好吗？”“好，《玉梨魂》，你拿去吧。”说着就溜走了。从此，他们二人就以交换小说为名，在一起谈话。接触的机会渐渐多了，彼此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情。有时在跨院小花园的葡萄架下，互诉衷情；有时在宣纸的小笺上，交流仰慕。这些蛛丝马迹，早被表兄弟们所识破，一传二，二传三，传得西斜街满城风雨，不免传到庐隐的母亲和舅舅的耳朵里。
旧社会上层人物的门第观念非常严重，当官的女儿，一定要嫁给门当户对的子弟为妻，才算光彩。当隐母和舅舅听到隐娘和凌君恋爱的消息，不禁火冒三丈，认为丢脸。但如何处理此事，却束手无策。因为他们都了解隐娘的性格非常倔强，说一不二的。隐母只是整天板起面孔，默默无言，冷淡地对待他们，凌君和隐娘也觉察到了。有一天，凌君对隐娘说：
“这几天，妈妈和舅舅都不开心，不理我。的确，我无家无业，没有进学校，寄人篱下，是野孩子，西斜街有谁看得起我？我配不上你。”“别管这么多，我看得起你。等我毕业以后，到别省工作，我们就可远走高飞了。他们越反对，我越要这么干，谁也管不了。”第二天，庐隐就写了一封信给妈妈，表明心迹。
隐母接到女儿信后，双泪涟涟，对弟弟说：“实在没办法，我想对他们提出一个条件，等凌君大学毕业，才是我的女婿，你看怎样？”弟弟点点头，表示同意。过几天，他就将隐母的意见告诉了隐娘。凌君经过一番应考的准备，到了暑假，果然考取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开学前，隐母在西斜街自己的房子里办了几桌筵席，举行隐娘和凌君订婚的仪式，请西斜街所有的亲戚参加。席间，有一位亲戚站起来敬酒致贺，并自告奋勇地说：“凌君很有志气，努力自学，居然考取了大学，但你双亲去世，我愿意拿出两千大洋，作为你四年的学费和膳费。”他从身上掏出两千元的票据摆在桌上，笑嘻嘻地望着凌君，“请收下吧，自己亲戚，别客气，请收下吧！”凌君涨红了脸，站起来，向他鞠个九十度的躬，“谢谢！我一定好好读书。毕业以后，一定报您的大恩。”从此以后，他们心满意足，来往更加亲密了。常背着家人在跨院小花园里谈天，彼此都认为对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有朝一日能共同生活，那真是进入仙境。隐娘说：“愿作鸳鸯不羡仙，我们俩就是仙！”“我不但爱你，更感激的是你对我的提携，如果我不上大学，那现在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是庸人之见，我真不在乎什么大学不大学，只要谈得来，我就感到幸福了，上帝！”《隐娘小传》全文大约有七八千字，给我印象最深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这些。由于年老，有的记不清了。现在看起来，她的初恋确实不计门第、地位、金钱等条件，是纯洁的爱，这本小册子的可贵就在此。但它的笔调，不免受徐枕亚等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庐隐这部处女作，后来自己撕毁了，真可惜！
作为特立独行的女性，庐隐对于恋爱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她曾写《恋爱不是游戏》这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恋爱不是游戏》没有在浮沉的人海中，翻过筋斗的和尚，不能算善知识；没有受过恋爱洗礼的人生，不能算真人生。
和尚最大的努力，是否认现世而求未来的涅槃，但他若不曾了解现世，他又怎能勘破现世，而跳出三界外呢？而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孟子说：“食色，性也。”所谓恋爱正是天赋之本能；如一生不了解恋爱的人，他又何能了解整个人生？
所以凡事都从学习而知而能，只有恋爱用不着学习，只要到了相当的年龄，碰到合式（适）的机会，他和她便会莫名其妙地恋爱起来。
恋爱人人都会，可是不见得人人都懂，世俗大半以性欲伪充恋爱，以游戏的态度处置恋爱，于是我们时刻可看到因恋爱而不幸的记载。
实在的恋爱绝不是游戏，也绝不是堕落的人生所能体验出其价值的，它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它也具有伟大无私的至上情操，它更是美丽的象征。
在一双男女正纯洁热爱着的时候，他和她内心充实着惊人的力量；他们的灵魂是从万有的束缚中，得到了自由，不怕威胁，不为利诱，他们是超越了现实，而创造他们理想的乐园。
不幸物欲充塞的现世界，这种恋爱的光辉，有如萤火之微弱，而且“恋爱”有时适成为无知男女堕落之阶，使维纳斯不禁深深地叹息：“自从世界人群趋向灭亡之途，恋爱变成了游戏，哀哉！”苏雪林：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茅盾：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
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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